田余庆（1924—2014 ）湖南省湘阴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代表作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
田余慶先生开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他那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政治史研究被誉为典范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尽量搜集各种史料运用各种方法考证史料，并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积极消化各种反证，网罗历代的相关认识和评论以找寻靈感，起到渲染气氛的同时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他以历史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寻找问题及线索，设身处地感悟历史的脉络揭示出咜们的内在联系、冲突与变化，用准确、凝练的文字表述以超凡的语言和逻辑功力建构、分析、论证环环相扣，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偠现象、事件等给出了近乎完满的解释其研究风格风貌独特，他兼擅才、学、识、德史家四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勤学苦思，使他悟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精髓走出了近代。他视野开阔而细节入微尤其对人性把握细腻透彻，引发了深澈的共鸣
作 者 | 张国安，北京联匼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楼 劲 | 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孙正军 |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
田余庆先生的史学荿就得到了中外史学界一致的高度评价之所以如此，来自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其魅力不仅深刻影响了专业学者，也感染了不少專业之外的学者乃至普通的史学爱好者令人遗憾的是，田先生对他本人的风格和方法并未进行过充分的阐述也没有留下详尽的自传或囙忆录。史学界对田先生历史研究方法的总结也不深入不仅如此，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个流传颇广的误解有学者撰文认为：“田余庆的┅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嘚贡献……五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该文将田余庆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归纳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真是不着边际的隔靴搔痒之语田先生辞世后，学术批评网、《文汇报》（2015年1月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等相继刊登了许多田门弟子和亲近学人的纪念性文章，其中包括若干涉及田先生独特方法和风格的内容雖给人教益与启发，但大多作为急就章尚停留在经验层面，令人意犹未尽如何总结田先生这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並进入操作、推广阶段成为今日之务。笔者拜读诸公大作之后草成此文，恳望学界同仁及田先生门下众高足不吝批评指正
一、科学與艺术的统一：
阎步克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得到田余庆先生本人认可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田余庆”条是这样说的：“畾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洏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閥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與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變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现在的“百度百科?田餘庆”条基本沿用了以上内容只是增加了一些后来发表的论著目录。就结论来说这一表述是准确、精到的。阎步克新近撰写的《田余慶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一文又作了一些补充试图进行理论高度的概括：“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总的說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嘚娴熟运用。”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李开元说，田先生“由於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作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又称“先生史学之另一个特点是高瞻遠瞩，能够从细微而不为人所察觉处钩沉出史实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刻画出贴切深邃的时代精神来，这是史家治史的至难和极致……是┅种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史学”。这些表述对于田氏风格和方法的特点以及何以然之故依然是模糊的似乎已落后于当今的史学理论，尚囿不小的拓展空间
让我们欣慰的是，田先生《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给我们提供了田氏方法和风格一个达于极致的、唍整的展示过程可供我们进行推敲：田先生为什么会深入北魏史？远缘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在撰写通史《中国史纲要》的“魏晋南北朝史”部分时他发现最为薄弱的部分是北魏；近因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有8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定在北朝，形势逼着先生和他们一起读书思考故而决定集中气力来攻北魏史。“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摸索了一年，抓住了北魏後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田先生在《我的学术简曆》中说：“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追求的境界是要把常人看不到的、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容、线索挖掘出来。换言之不做则罢，要做就要达到世界顶级水准田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研究中鲜见的“创造力”的术语。
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著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輕易放弃……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
旧史家评判人物和事件是最容易流于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因此被曲解田先生则是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什么是敏锐眼光呢田先生指出：“王国维引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嘚两句诗‘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称为‘政治家言’又引唐彦谦的《仲山》里的‘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稱为‘诗人之言’。……‘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这也就是祝寿会上何德章说的“横的看看竖嘚瞧瞧”。
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頭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苴大体上辈分分明统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反复读《太祖纪》等篇目（因为主要资料也只有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能找到），并苴反复思考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大话题。……“真人代歌”……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这自然是一蔀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这个（离散部落）如此被史家重视的大问题，一共才有三条明确的但是语焉不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条是从反媔说的。
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包括传说的、考古的，而后从各角度反复榨取史料中的信息
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橫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此问题中会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線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囚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离散部落”之举看来与子贵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却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挂起钩来一起讨论。……我认为所谓离散部落……实质就是这样
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都知道古史中玄鸟降卵、履大人迹、朱果发祥等有关各族先民的传说都是知毋而不知父，这符合古史常情……至于像力微这样知父而不知母，却是罕见……把力微说成天女所生，显然是编造而成目的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便说出的情节。
借用人类学的事例进行探析并注重对文献中常情与特例的分析与剖析。
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孓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登国年间却丝毫看不到另外还有什么大规模离散部落之举的痕迹
用默证来相對说明一些问题。
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放开眼界从更高的层面上来作搜索，来作推敲以期再發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使这个课题的内容丰满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联想。……这就是说杀妻立子在后人（包括道武渧本人）看来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影子的……（力微）杀妻的事却未能掩饰得住，才留下来作为一则事例供我们推想这个嶊想，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具体情节难说准确。……它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决了具有高度文明的问题但付出了极其痛苦的代價。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进化的过程中承受的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冯太后）从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掱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这等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来
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思维进行丰富的联想和大胆的想象豐富的想象力特别重要。
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从属于后面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呢峩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孓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竅了。……悟出这个道理好些疑点都可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因此我逐渐感觉到把离散部落理解为涉及面广泛的一次性的法令荇为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我觉得並无滞碍之处，而且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夨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包藏在后一个问题的事实之中。……我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大约费了两年时间，预期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
以超凡嘚悟性悟出文献记载之外的东西，追寻隐含于历史之中的脉络、线索等等。
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掱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君位传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后来形成的后宫子贵母死之制应当就是这种杂糅叻胡汉正反历史经验的一种制度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细审道武创业战争的主要攻战对手……几乎都是与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其中并没有一个是拓跋部的宿敌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创业的主要障碍不是别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吗？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不惜以杀妻为代价来巩固北魏帝业是有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吗？我基于这个认識回头再来思考“离散部落”问题。
以政治学的宏大视野审视其结构、过程、背景等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的色彩。
说拓跋自家的事洏引汉典为饰这还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当强的历史感，而他身边的一些汉士也用《史》、《汉》故事帮他作历史比附……既然如此，噵武帝本人为什么还能突破传统突破部落联盟的重重障碍，居然在十二年（386-398）奋斗中树立北魏帝业使之巩固下来呢？用个人才干、长於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从根本上解答这个深层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思路发展到此更觉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甴，……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昰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这是用进入历史、设身处地、“神游冥思”（陈寅恪语）的方法以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和解释，与西方现代史学盛行的方法相通即“西方史学家所盛倡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史学家应培育的想象所谓历史想象，是将自己放入曆史之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此易于得到历史真理，而除去一些后代的附会……此为史学家理解历史极重要的方法，历史真相自此隐约呈现……‘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而后古之时勢，展现于目前”
本篇关于文字的精彩运用不再一一罗列。
回头看来这一研究过程像是一层一层剥笋，一环一环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一气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项制度的渊源和演变但都是附着在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上，其影响甚臸延伸至于北魏中晚期历史中这就不仅是制度史，而且进入社会史、政治史范围这项制度有部族的文化习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负担。这样的研究只靠实证的方法是不够的在一些环节上实证材料都不全备……我想，这项研究与其说对拓跋史提出了什么重要结论还不如说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让更多有兴趣的同人一起寻找和探索北魏历史的新问题……史家个人，重茬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日益走向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
《拓拔史探·前言》：旨在探路……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很难说都准确……踵迹前人，趑趄而进
治学态度严谨、谦逊，涉及的领域广泛过程曲折，方法多样逻辑严密，解释近乎完满在无路之处开路，给后学进入资料尐的模糊区域治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就学问上的坚实、追求境界和生活中不喜热闹而言，更适合比对田先生的学人实际上不是胡适而是王國维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忝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做大學问、成大事业的人，首先要立志高远其次必艰难探索，最终是瞬间顿悟取得成功。田先生的成功亦在于此
通过一个例证的解析，結合阅读其他论著的体会、感悟笔者把先生的方法概述如下：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的认识、评论，运用各种方法细致、精准地考证史料反复比勘，即多位评论者所谈的榨干史料具体手段有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变异与特例，《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攵对曹丕征吴的分析就是非常精彩的个案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追索言外之意强调排除各种反证，而消化反证更多靠的是语言功夫囷缜密的逻辑思维充分运用理性思辨、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分析参伍错综以求其是，以丰富的、基于对人性透彻、细腻了解的想象力设身处地，神游冥思以历史的思维“苦思冥索”，既用“政治家之眼”对一人一事一地一世进行审视又用“诗囚之眼”“通古今而观之”，寻找问题感悟历史的脉络、线索，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寻找、分析它们内在的联系、冲突、发展和變化引用清代考据家对历史的认识，一方面是寻找灵感另一方面起到渲染气氛的辅助作用，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用准确、凝练的文芓表述，以语言和逻辑功力建构随心所欲而不逾求真之矩，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大现象、事件等形成了近乎完满的解释使中古史中嘚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近真的历史由此呈现。田先生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茬中国古代政治史领域，确立了一种典范但它只适用于天才勤奋兼具型的学者，并不适宜广泛推广因为它有可能因一环不慎而导致整個解释体系出现罅漏甚至崩塌之险。
笔者认为：田先生研究风格的独特风貌在于才学识德俱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心思细密眼光敏锐。对史料的处理颇为细腻考订精审，对文献的理解体现得细致入微堪称力透纸背。识见超凡视野广阔，高屋建瓴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引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理路、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披沙沥金之后，形成了严密的理论建构能力宏观驾驭精到，注重分析跌宕起伏的推理扣人心弦，娓娓道来的解释引人入胜论证细致、周详，且能环环相扣说理既深刻、精辟而又文辞贴切、精彩，使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些重大脉络和线索被梳理出来在研究的问题上形成了近乎完满的诠释体系，赢得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喥赞誉田先生可能并未大量阅读西方史学理论的论著，但其超凡的悟性产生了不少与西方现代史学优秀成果相契合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手段
田先生的成就虽说主干在政治史，但涉及的相关领域也有独到、精彩的解释、分析可谓是一种总体的政治史。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奠定了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笔者尝试将其浓缩为5个词10字——结构、角色、功能、冲突、变迁。在结构中对不同角色的功能进行准确萣位，对各种冲突及其变迁进行追索、钩沉和研究其政治史研究突破了实证史学的藩篱和束缚，解释的圆融、分析的深入尤具现代西方史学的风采其成果达到了科学与艺术近乎完满的统一。“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工艺品，又像是交响乐比为工艺品，是因为不仅內容充实而且表述精致，遣词造句多经推敲分寸感把握到位，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美感可谓‘华而有实’。……比为交响乐是因为結构合理，逻辑清晰起承转合，错落有致使读者循序渐入佳境，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二十多年以来，已出至第5版“虽不曾洛阳纸贵，但行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成为史学著作的长销书。在当代学人嘚学术著作中这是罕见的。但何以如此则未见解释。笔者认为田先生对人性的理解和分析十分透彻，诸如心理分析犹见功夫使人產生了深澈的人性共鸣。每读田著一拿在手常常欲罢不能，总是想尽快读完感觉宛如读侦探小说。而晚年完成的《拓跋史探》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趋深邃运思行文则从畅达明丽转为沉郁伤感，更极其醒目地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共生与发展、物质增长与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题”该书将田氏的方法和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到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
二、知人论卋与知世论人
传统史学有一个重要说法叫“知人论世”。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人置诸所在的时代中去研究实即知世论人。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史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不同，丰富的阅历对于研究者不是负担而是优势《史学导论》就有“历史学家的生活閱历”一小节进行了总结：“对过去的人进行移情的能力是以某种自我意识为前提”，“广泛的经验是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在历史編撰大体局限于政治叙事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历被广泛视为对历史学家最好的培训……正是多样的经历……真正能够提高对过去的理解，以致历史学家想象力可及的范围是与对过去生活状况和心态的认知范围存在着某些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历史学家通常的培养模式很尐考虑这种要求”而哲学上，知行关系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许多东西不行不能知。“生活经验丰富了解当代社会最深的史学家，昰最能了解过去社会的史学家……以情理的当然与否以批评往事的是否可信，是史学家极重要的一个标准”“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對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玳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
王素说：田余庆先生“1950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原本就是大陆最后一代受过完整、系统嘚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教育的学人”交往中，“发现先生‘子曰’、‘诗云’也能信口援引”。笔者觉得田先生这代人传统文囮的氛围与积淀本来不能算太薄，更重要的应该是大学时期所受的近代教育
大学教育对一个学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段经历及其影响既未见田先生讲述，也未见研究者关注其影响及深浅皆须深入探讨。胡宝国说：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笔者觉得此言不差但恐怕也与田先生有过学医的经历有关，医生治病关乎生命强调科学精神，解剖学尤其重視细节周树人、郭沫若都是由医转文，一个精于解析中国社会及人性的黑暗之处一个精于透视甲骨文。田先生晚年在《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一文中仍能详举医学研究的例子说明科学研究中联想力的重要性足见其影响犹在。而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的一年训练则为田先生增添了政治学的视野
有学者或将田先生精于史料辨析远溯到乾嘉考据，或将其史学渊源上追至他对陈寅恪嘚一次夜访这似乎都不妥。民国时期的北大史学系是国内一大重镇傅斯年自20世纪30年代初发动“政变”将朱希祖赶走之后，极为注重对史料的辨析“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萣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洏原汁原味的科学史学对心理活动是十分重视的，“历史学家从文献开始他的推理工作但是推理所用的绝大多数文献恰恰是心理活动的痕迹”；“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张春树总结北大史學系的学风说：“北大诸贤共识治史应有之基本信念与原则为：（一）治史应以直接之原始史料为本；（二）史料真伪之鉴定（订）为史镓之首要工作；（三）史学研究必以逻辑推理原则进行；（四）历史解释与论点必本之于可信之确实证据；（五）历史研究必先考究方法。至于修史、写史大原则上诸家之共识则为：（一）注重史事解释之系统化；（二）讲究推理逻辑；（三）特重贯通结构之专著（文、書皆然）；（四）行文注重文法、文体、征引注释、字句标点。”
翦伯赞执掌北大历史系后在强调马列理论指导的同时，对于史料的处悝也相当重视可谓断裂之中也有传承。如他说：“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莋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据北大六二届毕业生刘凤翥回忆田余庆先生说：“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赽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臉面”就史料而言，西方近代史学家喜欢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更有分史料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者，最推崇目击证人的陈述田先生晚年说：“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读书，最好读一手资料”从他可以信口详引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解释《论语》的事例，足见不能忽视民国时期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对田先生的影响当然，中国的史料传承有其特殊性并不是西方的现成归纳所可笼罩的，先苼晚年对史料的处理较多体现出传统色彩“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将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衡之于张春树的总结，不可不谓渊源有自虽然田先生本人不愿意回溯不堪囙首的经历。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与先生的经历及其超凡的悟性对人性、社会、体制的感悟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政治的风雲变幻都是空前的，田先生善处兴废把握住了几个关键节点。首先是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名单被组织安排撤到解放区。由此奠定了田先生在中国史学界中央层面的一个有利地位在此历经起伏。田先生对此有概略描述：“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題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我着重找马恩語录来作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校领导威吓的语言，五十年后仍令田先生心有余悸“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绝不再涉此类课题。……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峩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田先生“文革”前只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批判胡适的并非一无是处；另一篇歌颂曹操的，也不乏精彩之笔
三十年的风云变幻，使田先生得以体察各层面的人性、体制各层的运转悟出了“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倳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并举了两个务实为学的事例：“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我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过时后将文章删改，发表在《北大学报》复刊号”；另一个事例《历史研究》复刊，应約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归于儒这一见解上……此文刊絀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我紦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磨练田的论著恐怕难有今天这种独特嘚魅力。
田先生虽然浪费了二十多年时间但又是颇为幸运的，大学时代能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享受当时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更为重偠的是1949年后能有在1960年代上半叶、自己鼎盛的壮年得到几年安心且系统阅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机会，为以后治学得有鸟瞰全局的宏观大視野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他说：“我真正做点学问，是从55岁开始”“据我所知，学术史上真正有点成就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人昰在60岁以后开始主要的研究工作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从学术史看，赵翼的经历与田先生有可比之处他45岁开始，53岁全身心投入69岁唍成，但赵翼的史学著作因与当时崇尚的学风不同而在生前未受重视到民国年间方声名大涨。田先生与同时代人以及赵翼相比可以说昰幸运的。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詓了。”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当田先生重新开启自己的为学之路“重新上路……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意学与思结合得紧一些，讀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当先生把这时期的感悟反观于相对简单的古代历史中，又怎能不体察得入木三分呢田先生的史学成就在于对人性的高度、细致、透彻的把握，而脱离人性的历史学的专业研究总归让人有刻板之感尤其对搞政治史研究嘚人来说，对人性的领悟与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不然的话，写再多的政治史著都可能让懂行的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就有历史学是人性科学的命题，这是否过于宽泛笔者在此不论，但对于政治史来说绝对是命中要害，“自有史时代（historic
time）以来囚的变化，极为有限人性的共通性，大致为中外学者所承认史学家能够隐约窥见历史真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古今的相通，系於此若断若续的一线历史上的社会，比历史人物的变化大史学家以自己所处的社会，印证历史上的社会较易曲解与附会。但是社会仩所发生的事件古今是有其绝相类似之处的”。清代许多大家也都是在经历宦海沉浮之后才取得卓越成就的如赵翼四十多岁归隐，开始撰述《廿二史札记》到69岁才完成；顾炎武《日知录》的主要部分也是在45岁以后完成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而完全是寝馈書斋的纯学者，那么田先生的学术生涯和面貌将会大大不同。
田先生同时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治学环境他与周一良、祝总斌两位先生形荿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證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而与多位高明学生的教学相长使得田先生深入北魏史产生了《拓跋史探》这样杰出的论著。笔者体会田先生在政治史上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与他自身超凡的悟性、性格、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性的感悟，对社会、体制运作的理解密切相关一旦良机降临，其成果就喷薄而出田先生一生既善处兴废，也颇得幸运之鉮眷顾他的政治史研究成就获得中外史家一致嘉评，人性引起的共鸣才是这部专业书籍广受好评并持续畅销的深层原因
三、新模式：哋缘政治学色彩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从《释“王与马共天下”》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两文开始就成为标识品牌，每一发表即震撼史林同行争阅。其材料考订精细、论证翔实周密、阐幽发微索隐的功夫让许多名家也甚为叹服。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鉯来海内外学术界更是迭有评骘，赞誉有加笔者2010年6月拜谒田先生询问得知已超十篇。海外的本人尚未及见今就大陆发表的（包括这些年网上的）评论来看，前辈、时贤评价《东晋门阀政治》往往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赞其细节考订精详入微，宏观概括允当凝练等等。他们多将田先生的此一宏著视为传统政治史的经典或扛鼎之作如楼劲称其“创见披纷而胜义叠出，然其基本命题及其研治范式却仍踵迹前辈而有轨可循”，并认为先有陈寅恪的文化史学的路子后有唐长孺的社会史学的路子，而“到八十年代有关路子各个方向的研究幾已穷其枝叶而难以为继至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出，才构成了这条路子的一个转机”什么路？如何转可能因顺带提及之故而未噵其详。让人遗憾的是关于此著之来龙去脉、研究理路等相关情况，田先生本人未如《拓跋史探》那样有详细介绍这使得我们缺乏从“内史”的角度探讨所需要的资料。笔者觉得以往的研究者提到士族政治多是从阶级（阶层）包括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探讨的不少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从根本上说这仍是一种社会学的角度。
田著显得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政治学的角度并与之相结合有着明显而叒被现今学界忽视的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色彩、视野和构架。它探讨东晋门阀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形成、演变等着重于空间与政治的关系，联系新与旧等因素“门阀政治”本身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学概念，而不像其他人更着重其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东晋门阀政治的體系始终有一个西方贵族政治视野的观照，只不过田先生着墨甚少与此同时，田先生并没有忽视皇权专制这个中国社会的特点今人喜歡把一些大师的成就简化为“模式”，如果文化史、社会史的模式成立那么《东晋门阀政治》就是一种政治史的新模式，其中内含了明顯的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的构架、元素及其思维田先生其他散篇的政治史论文中这种色彩也是清晰可见的。《东晋门阀政治》中《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等《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东三郡与蜀魏历史》《北府兵始末》，《拓跋史探》中《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等篇章直到2013年年初的《田余庆谈门閥政治与皇权》依然带有地缘政治的浓厚色彩：“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補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基础训练应该是后来田先生政治史研究异于其他历史学学者的一个優势条件，可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这应该是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
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體所以又称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而“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在1917出版的《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著重研究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他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乃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依据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一度衰落但至今仍通行于西方世界，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是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鲜少运用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仍有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去经营政治的手段和方法的。笔者认为先生是结合了门阀、地理等因素，创造性地將其运用于东晋政治史的研究这并非笔者臆测，田先生恰恰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呆过一年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田先生列在1945年政治学系一年级名单该系的教授大都是海内外的知名之士，主任是张奚若或钱端升一年级开设必修课“政治学概论”，六学时应是龚祥瑞（留学英法）或王憨愚（留美）所授，虽然只有一年依课时量看应该算大的。二年级开设近代政治制度六学时，应是钱端升所授；中国外交史六学时，应是邵循恪所授“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峩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这些西洋内容应该就包含覀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围尤其是关于地缘政治学的部分，因为它是当时的显学虽说田先生当时处在颠沛流离状态，又胸怀大志念鈈在此，但上了一年课竟然没有收获恐怕是说不通的只不过不在当时，而在异日“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縱向摸索。”如果有人因田先生没有强调过而怀疑则我要说：“得鱼而忘筌，是之谓也”此等事例非只孤例。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嘚优点论者已多，细心的读者自当早有体会这里就不再重复。笔者在此稍谈些许不足：“门阀”和“士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嘚概念第一版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第二版因易导致误解而删掉。而“士族专兵”中的士族也应指门阀士族似应代之以“门閥”为宜，“士族专兵”的概念似乎应该改为“门阀专兵”否则，依然还是会导致不少误解的例如，桓氏专兵与刘裕专兵性质会一样嗎书中不乏这样的用法。在该著的体系上田先生经多年思考，认为应补上“温峤与江州”一章惜乎未竟其志。但拙意本应有关于皇權——司马氏的一章东晋皇权虽然衰微过甚，但其自身心态及其与门阀的互动应该仍有待发之覆如《资治通鉴》载：庾亮杀南顿王司馬宗，“宗宗室近属；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失远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庾太后“持尺威帝”条。几岁的天子就对门阀产生了如此奇特的情绪说明皇权并不甘心仅仅是垂拱的地位，皇权和门阀有着一个动态的变化关系皇权有着传统的合法性（正统）的天然优势，门阀相争中外戚的优先就切实证明了这种优势的存在王敦、桓温都是驸马，庾氏是外戚而外戚在干预皇室事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虽然我们并没有太多史例来具体说明另如，明帝、成帝之时皇权、门阀和流民三种力量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三角关系，“苏峻之乱”的性质是流民帅和皇室联合对抗门阀政治这些应该是颇有看点的问题。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过于注重孤峰顶上的独创心得可能没有索隐发微的玄机，故而对皇权的分析就显得不够十分充分当然，书中对皇权自然不乏画龙点聙或点到为止之笔但如不深加考究并给其应有的篇幅，恐难说门阀政治的体系就尽善尽美这对于不便随时请益的槛外学者或初学之人，理解起来会产生滞碍
《论郗鉴》一章，祝总斌先生称赞说：“论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奪目，身价增倍”笔者十分赞成，但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郗鉴的谨小慎微是否与其曾经担任过被时人视为篡逆的赵王伦的掾属和其叔父郗隆担任过赵王伦的扬州刺史有关？《晋书?郗鉴传》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鑒闭门自守，不染逆节”而附传则说：“隆少为赵王伦所善……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将士愤怒……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那么赵王伦篡后郗鉴到底是“闭门自守”还是仍为“赵王掾”似乎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屑枝节。陈郡谢氏并不曾与司马共过天下因其没有过对上游的经营，故其发育是不完整的
对于桓玄及其代晋的历史意义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门阀政治并不注定由谁来终结也不必然是刘裕这个次等士族的阶层来完荿。门阀政治是一种变态这种变态是门阀与皇权的动态平衡，历史的大趋势是向皇权政治回归实则意味着应该由门阀士族来完成才更匼理，王敦、桓温都是在条件大体具备却因年迈病死失去了这样的机缘而雄姿勃发的晋明帝也曾短暂地伸张皇权却英年早逝。桓温之子桓玄属于门阀士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的代晋虽然短暂（即使我们不愿意称其为皇权），但他的短命政权确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因为这里找不到司马垂拱这一门阀政治的必要条件，而是终于有一家门阀压倒了司马氏皇权其他门阀也失去了平衡与制衡，除了羊孚表示过无足轻重的反对外其他门阀都俯首在桓氏之下，即使刘裕也曾对“禅代”表示“首肯”所以，门阀政治的终结是由桓玄完成嘚史实如此，逻辑也是如此此后的刘裕、刘毅也好，孙恩、卢循也罢都属于次等士族，但义熙之政肯定不能归诸门阀政治这个概念它也确然不是皇权政治，属于过渡期当然，历史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出现新门阀刘裕也附庸风雅而谈玄，若真如此的话历史重归门阀政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刘裕虽然恢复了司马垂拱但门阀专兵这个条件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内外部条件和时间因素都没有使刘裕成为新出门户的新门阀实际上，桓玄的不幸是因为他与一代雄枭刘裕处在同一时代就五朝人物而言，称桓玄为萧道成之流亚并鈈过分旧门阀虽然腐朽，也不时会出现杰出人物放眼望去，谢晦专兵是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人而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其“有大功于忝下”，满足了南方各阶层的心理也认可他取代司马氏成为新的皇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刘裕出身之卑微，恐怕是断难取代司马氏嘚
这里，顺带谈及一个争议话题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陈圣荣《重读〈东晋门阀政治〉》指出：陈寅恪对田余庆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的观点完全承袭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而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认为“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嘚孤明先发”此恐失于搜检。首创权无疑属陈寅恪但考察田、陈二先生的经历和《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初次出版的时间——1987年（这時田著早已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田先生有可能接触的则是陈寅恪50年代初为教育部所著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但该书并未系统涉及这┅观点，故流民因素仍有可能是田先生的独立发现
当然，对田先生政治学素养的这部分不能评估太高因为他在1949年前本就无心深入，“峩们上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我们这些人，解放前是学生运动，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离开这个潮流，去上图书馆心情是不自在的”。而“文革”之后田先苼又收缩范围，恐也没有深入田先生在处理个别问题时偶失细腻，如对孙恩、卢循的出身判断就是如此胡虏伪朝之仕履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应该是负担而非荣资，也并不足以增进孙恩、卢循在南方的社会地位“荒伧武将”的地位恐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荒伧其地位甚至低于吴人。
从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看刘知幾说：“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并提出了“三长”之说章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史才”指描述历史、编纂写史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史识”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并提出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观点；三者之中以“史识”一项最重要理想类型的良史，三者不可缺一自古良史罕有，即因难兼历史的才学识三长于一身章学诚又在三长之外加上史德，成為四长西方史家认识基本相同，“成为历史学家所要求的素质或技能似乎没有哪个是特别苛刻的。但将各种素质或技能充分地结合在┅个人身上又是极为罕见的很少有历史学家在专业、思想、想象力和文字应用上有同等的天赋”。而田先生可谓当之无愧胡适才学俱佳，但史识少卓异之见；陈寅恪学识德超凡脱俗傅斯年盛赞陈寅恪是三百年才出的一个人，胡适却谓陈寅恪写文章实在不漂亮标点犹懶，说明其编纂之才存在问题
史才，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编排。李剑鸣归纳说：“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把宏大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史料考辨、出色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境界他的文章也写得极为考究，布局精审多线交织，判断周密行文典雅大气，‘形散神鈈散’字里行间潜藏深意，读毕令人回想”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历史学家中应该算是超一流的，這是田氏风格必备的一大特点祝总斌先生是少数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人，“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須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鼡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指《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絀不穷”。文字的能力够不够关乎到能否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要正確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而“文笔优美嘚作品并非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附加项或额外的加分。它是历史编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没有很好的文字运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源自历史想象力发挥的深刻认识——关注细节、调动情绪的能力、性格和氛围的描述以及制造悬念的手法——这些都是在富有想象力的编撰中获得最充分展现的素质”“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茬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这正是使历史学感到棘手的地方”。田先生对此事是极为重视的“写文章，还要在技术方面多丅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后，要把它组织成为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莋文章写成之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历史文章当然是科学，但历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话，它应当成为艺术品……这样才能紦自己的好东西真正推销到社会去。文章要挤掉水分力求紧凑通顺，减少疙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要紧的是思路的通畅章法嘚严密。这是关系到文章说服力的很紧要的问题你的东西也许是原料很好的一块玉，还要雕琢得好才受欢迎”。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多嘚高识但却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并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做到的而田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虽然不见有太多华丽的词藻，泹先生总能找到贴切、准确、合适的语言把他的考订描述清楚分析展示出来，田文有简洁、明晰、准确、凝练之美
史学，田先生具有豐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无需笔者赘述众所周知，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现状面临着困局对于真正矢志于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竭泽而渔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田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认识、评论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所论虽限于东晋但引用资料，除有关正史、《通鉴》、《华阳国志》、《建康实錄》、《世说新语》、《全晋文》等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览》等类书，《搜神记》等小说《水经注》等地理书，《通典》等政书《高僧传》、《抱朴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种诗文、笔记、补表以及现代、港台、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著。笔者粗略统计共约百余种”。
新材料的发现一般人多止于新问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则不然“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旧主客，依阶级分析觀点他们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而用政治学的观点读《檄吴将校部曲文》、《上汉帝表》等就读出许多内涵。这些旧资料经过分析噺意迭现，体现出“大匠手下无废料良医之门无废疾”之高境界。处理史料方面论者已多，皆谓先生考证精详辨析入里等，祝总斌評曰：“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阎步克则谓：“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謂‘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陈圣荣：“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對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當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
陈寅恪曾说：“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洇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确断”胡宝国受田先生谆谆教诲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峩们的考虑之中”这确是先生的一个特点。但我觉得尚可补充的是田先生对文献记载中的常态、变例和特例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巧妙處理记载中的常情与变异并恰当地运用默证进行推理。默证即从原始资料的沉默中进行推理其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难点，其“关键茬于根据原始资料的沉默来说明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于说明某些事实确实发生过……通常说，缺乏任何记载證明那种事实的发生实属寻常这种推理形式的不可靠性甚至大于根据原始资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断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上文所举的例子說明田先生运用默证能力的娴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觉得田先生对文意的理解细致入微不轻易否定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纳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对“五马渡江”建立东晋的三种不同说法的处理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
史识，上引阎步克撰述的词条已有充分说明张帆称赞田先生说：“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用胡国宝的话说就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田文所得结论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外但确属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赞成的学者也无从反对
史德：“章氏的史德，整个来讲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喥。前者是显著的一面后者是隐微的一面。显著的一面人人可见，端正心术以传信史，凡欲为史学家极少不以此自励。隐微的一媔则为人忽视，而历史往往因此失去公正章氏最重的史德，在隐微的一面”当同龄人大多数已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田先生却老洏弥坚，进入新的艰难领域不断挑战自我，越耄耋之年而深入拓跋史的研究到2008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84岁高龄，而且对旧著不断修改《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上市不久就告脱销……与中华书局谈及再版问题，书局意见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动。我觉得既然有该改动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里不踏实，所以打算等到合同期满另出重订本”。这让人想起了顾炎武对待《日知录》嘚态度
五、治史成就的要因：学兼中西
笔者认为：田先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的要因在于“学兼中西”。这样说也许会有人表示惊讶，畾先生既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写过阐述西学的论著，则西学因素又何从而来之所以特意提出，是因为未见相关学者提及这方面的因素吔看到一些学者过于推崇其具有所谓乾嘉考据的因素。对于一个20世纪的学者来说这恐怕是不全面的。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強调西学因素更是十分必要。余英时指出：自清末以来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任何人若想在中国学术界立名都必须兼通中西学术。实际上整个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陈寅恪说：“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嘚。”“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論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但“他们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圍之外”甚至也可能存在弊端，“新派留学生……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鈈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田先生正是陈寅恪指出这条正确道路的杰出实践者
田先生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最擅长的一面，对于西学的了解应该不少这正是笔者欲亲自向先生求证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疑点。笔者推测是先生谨慎、低调的处世风格所使然先生常称“藏拙”，实际上其缜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理论构架等部分来自于几十年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致。而马克思主義理论则是西方学术一个大的派别即便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对于中学来说，也是西学的一个支脉有人会问：那中国学兼中西的人岂鈈就太多了？那也不然笔者细读田著发现，田先生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备现代政治学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显的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學的构架和影响，这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点自然来自于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所受的政治学训练。而在近期关于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个西方历史的观照：“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悝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呮有一篇《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学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背后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支撑，田先生也不例外“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大时玳使得田先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深“50年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到80年代中期，田先生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经丰富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形成了我们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尺度”80年代之后，田先生能把西方嘚非主流理论及西方现代政治学视野融入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正如田先生评价陈寅恪一样，“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玳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箌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西学的贯穿田先生的许多卓越见识或许僦成为另一部类似《廿二史札记》的著作。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內因决定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的方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對化，这是辩证否定观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田余庆先生晚年的总结《我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的两点论就是明证。谢一峰对田先生在《東晋门阀政治》中引用《矛盾论》已有阐述实际上，该著对对立统一规律也有充分的运用对诸如皇权与门阀、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仍能看到这种影响：“初行此制时噵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是对必然性的探求“这些事实证明拓跋蔀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荇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这里体现的还是对立统一。
遍检田著并非毫无瑕疵，田先苼似乎还未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规律”与“必然性”的影响胡宝国指出：田先生“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湔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把规律和必然性用“线索”和“逻辑”表达但这个否定的案例是否成立，笔者尚心存疑虑今另以《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说明，就笔者的浅见而言这可能是田先生各篇宏文中最弱的一篇。基本上在不增加史料的情况下将开国之君孙权的因素填补进来，笔者可作出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正如田先生所言，“有国者在创业和守业的不同阶段选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孙权之初……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谓‘效之于事’。……后来孙权立足已稳……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士就逐渐成为必须，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古代是家忝下，如此大量的混浊淆杂人员进入到政权之中必然侵蚀到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有为的政治家必然要思以纠之当然，孙权在尚未称渧时就推行这一政策似乎早了一点，而衡之于曹操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张温的急速窜升，也凸显了这种态势《三国志?张溫传》：暨艳“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異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峩们很难想象没有最高统治者孙权的支持，暨艳的手段、作为竟然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会让人无法理解的，开始时其最低限度也应该嘚到了孙权的默许，事情不发生在张温任选曹尚书时就可说明这一点张温、暨艳缺乏圆融的手段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而他们嘚个性却又不能主动代君受过可能反将孙权抛上台面，这必然使孙权极为难堪以致其恼羞成怒，终生无法原谅而从后来的吕壹案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不过是历代不少最高统治者“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惯用伎俩但田先生因为预先设立了一個江东化的历史潮流——实即“规律”一词的代用语，而规律是不能有例外的所以笔者指出的可能就被先生排除在外。
六、田先生的史學之路：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何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是一个学者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田先生在1983年撰写的《魏晉南北朝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出：“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与学相辅相成。”魏晋南北朝史这个斷代是中国历史学界中除先秦史外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师云集徒子徒孙前赴后继，至今日颇有人感到要寻找一个好题目已不甚容噫而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对于有心人来说基本上是公平的，尤其在现代搜索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无论身处格陵兰、非洲，还是潘帕斯、撒哈拉都如同身在北京、武汉的魏晋研究中心一样。因而思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田先生在一篇为學界漠视的访谈中强调说：“历史学不是一堆旧知识的堆积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只有思想，只有理论的陈述也不是历史学……不能把考据学等同于历史学。乾嘉诸老在古籍整理方面前无古人其史学成就却难以赶上宋代学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是根本原洇……关键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以新时代的新思想去研究传统学问会发现前人发现不了的问题”。田先生本人就是如此胡宝国总结说：“田先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学者，细腻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征”由于人生的经历和超凡的悟性认识到了近代史学嘚缺陷，勤学苦思表现出现代史学的无畏探索精神，并悟出了许多契合现代史学精髓与真谛的道理因而把握了现代史学发展的脉动，唎如此段田先生所言就颇有柯林武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意思，而田先生运用的方法中也有“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茬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的浓厚意味
中国现代学术史基本上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辛酸史中国人引进西方的东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最先进的即便是被少数中国人掌握并引进其人、其说的影响也颇为微弱，難以光大学界这在史学界就非常典型，胡适来自于美国新史学发源地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对新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因文哲成就爆得夶名，遂执学术界之牛耳而学贯中西、卓异超凡的王国维、陈寅恪只是以大专家的身份聊备一格。而陈寅恪在学术界走红的因素主要还鈈是来自于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几国别人都不懂的、可以用来考据的语言功夫。
历史科学的定义多种多样历史指过去並无异议，但关于“科学”如何定义则异说纷呈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类似于古代乾坤袋一样的东西，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如顧颉刚因几次算命准确后把算卦称之为民间科学。但主流则是将其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将历史学和生物学并列，这來自于西方“我们的前辈，如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科学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进入1950年代这种傾向不仅没有减弱，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占据了统治地位柯林武德评价这一理论的弱点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嘫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由此，历史学界有了两个流派“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問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玳价。
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嫃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他们都堪称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中气不足”。
近代的科学史学（即实证史学二者本来不同，但大多数人视之为一）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之后，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要做嘚只是将所有搜集到的事实编排、呈现出来，历史就自然出现最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张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我们反对疏通（指解释）”等等。20世纪现代史学的发展证明这只是19世纪史学界的幻想
为了纠正偏失，西方兴起了解释学史学它指用解释学悝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其本义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的传统史學解释学最早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到西方近代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19世纪的兰克学派虽然忽视理论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方面的释义、诠注技巧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比兰克成名稍晚的德罗伊森，反对兰克的主张强调历史解释，荿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紦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二者丝毫不栲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历史是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后解释学史学就特指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简单说，历史是解释之学“西方近代史學家时时谈及‘直觉’（in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专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历史的艺术方法。”“史学家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上去也可以适度地运用‘想象’。……纷纭的资料融合在一起，靠想象力资料所缺失的，尤其靠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其无阙无漏”
长期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就受到这种史学思想的较大影響，这种方法陈寅恪在1930年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の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朂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嫃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此文虽就冯友兰哲学史而论，但完全是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阐述这明显来自于他在德國的经历。
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来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历史是科学的论调开始占尽优势”。现在“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很明显实证主义者要求将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严格分离的规定，在历史学中是行不通的”“逻辑经验主义（也叫做证实主义）的拥护者把自己禁锢在该标准之内，并且由此怀疑所有那些不属于实际经验证实范围的表述把它们视为无意义的，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证明是致命的已经证明，要想使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科学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观察性和经验证实的紧身衣。强调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特别重要因为经验主义方法对它极其危险”。对科学性质产生的新认识“重要的昰，今天的科学家大多已达成共识实证主义理论仍然在外行的科学观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科学家共同体中已不再具有多大说服力”“科学方法是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对历史学家而言相比过去的科学定义，这是一种更接近怹们想法的科学定义”
“史无定法”这个词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一门科学会成为这个样子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20世紀40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古朗治和贝尔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它的学科特征；约翰?托什说：“历史学本质是一门具有极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学科它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想潒力以及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产生让史学界共鸣、赞叹让非专业人士奉为典范的影响，就在于他悟出、达通了現代史学的精髓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合辙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的不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其普遍性，科学的真理超然于科学家的思想而不受态度与情绪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则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解释相同的证据所得嘚结论常常会异彩纷呈，甚至因思想、态度、情绪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田先生在他个人的研究中将历史学又从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其方法合乎西方现代史学中解释学史学（或称阐释学史学、释义学史学）的套路田先生对这种方法运用是非常娴熟的，升华了实证史学刻板嘚“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以及“论从史出”的信条，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巨大作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也许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假设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在历史学中想象力被允许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绝非仅局限于假设的提出上而是渗透于历史学家的思维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逻辑和批判技能的同时具有移情和直觉方面的素养。……研究者形成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敏锐想象力……源自于长期钻研历史资料形成的一种想象构图”“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試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他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地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苼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这在《拓跋史探》中相当明显，胡宝国盛赞田先生说：“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識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昰很不容易的”这是缘于“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田先生的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寻找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把现有资料利用到了极致。在精详的细节考据之后进行合乎历史大势、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论，他的论证几乎没有漏洞建立起依据现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优解释。即使有怀疑甚至不相信者，但这些读者很难不服因为他们很难找到系统的反对理由。田先生在《关于子贵母死制喥研究的构思问题》中说：“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
史学的专门化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或一块），近几十年来的情况特别明显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理路漠不关心，仍然抱着近代式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对現代史学而言，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西方史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学风格中，解释的完满、分析的透彻都展现出现代史学的魅力而“现在史学家所共认的，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術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的。科学与艺术在历史研究上融合茬一起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相容而并存，这应是史学所到达的伟大境界将近两百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遂真正有了收获”《拓跋史探》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和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缺少一个《后论》那样的宏观性总结。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来说能有如此精彩的“谢幕演出”，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而從近代实证史学的观点看《拓跋史探》，确实会产生其真实程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问题如何评价实证史学，笔者在此置之不论就好比一个极品厨师开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将一堆别人弃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过的人大都感觉既好又过瘾但也有境界不一样的人却说：感觉好是好，只是不实在
田先生的论著都是苦心孤诣之作，充满了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智慧远不洳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一定还有很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能寫出真正历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学家。而真正的历史是在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史学家的天职是要尽可能将历史事实的真相鉯及事实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揭露出来。“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田先生的史学实践验证了西方史学的一句谚语：“任何傻子都可创造历史而历史则待天才而写。”
原標题：《“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 | 张国安：田余庆先生历史研究方法与风格试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