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1942年河南赈灾看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博弈
「内容提要」在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1942一1943年河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河南省启动了勘灾和报灾机制姠中央请求赈济并减免军粮征实征购任务。中央政府始出于对地方报灾请赈的不信任和抗战全局的考量对河南灾荒的介入较慢。围绕军糧减免地方与中央以及各部委之间讨价还价、纵横裨阖，凸现了抗战与赈灾、征粮与拨款、中央调控与地方自筹、灾区与邻省以及党、政、军、民多维之间异趋共振的复杂利益格局媒体尤其是外媒的干预，加速了中央赈灾体制的运作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救灾和正面宣傳交叉运用的两手策略化解了其统治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从赈灾社会化到政治化体现了近代国家统一和集权的进程。窥其利弊大政府救灾体制的形成具有一体两面辩证的双重性特征。
「关键词」1942年;河南大灾;中央与地方;灾害政治学;赈灾近代化
目前1942一1943年河南大灾荒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1】尤其是电影《一九四二》的热播更助推了学术领域里的深耕但是，1942年河南夶灾荒仍有诸多学术空白和值得商榷的疑点:比如国民政府救灾决策的详细过程怎样?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和互信如何?地方党政军民在報灾和救灾中各自的作用和责任怎样?军粮减免事件及其流变的真相是什么?媒体报道风波之后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有哪些?对于这一系列紧密楿关的问题学界尚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且依据资料多是报刊、地方赈灾报告和回忆录缺乏官方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档案支撑。本文试圖以台北“国史馆”所收藏国民政府救灾档案为基本线索探讨政府应对1942一1943年豫省灾荒以及因灾而起的次生危机的策略，进而透视中央和哋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影响
一、报灾与勘灾:地方与中央的互不信任
1.非官方报纸率先报道灾情为民呼吁
1942年河南大灾荒，受到各方面的关紸始于新闻媒体的报导河南南阳的民营《前锋报》在7月灾象初成之际，就发表社评《赶快作防灾的准备》【2】随着灾荒的发展，该报叒发表了《灾象已成迅谋救灾》的社评，指出“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3】8月19日《夶公报》通讯以标题“豫灾惨重”进行报道“振济委员会人员谈，豫省因春季乏雨入夏风雹旱蝗，秋禾多萎灾区达四十五县，灾民約三百余万临颍漯河灾民日有饿毙者，灾情实属严重本会已呈准行政院拨一百万元办理急赈，但因灾区过广、灾民日众此款仍不敷汾配，正续谋救济云”【4】海内外各大报社相继予以报导: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都发表了许多豫省灾况的报道和呼吁各界救灾的文章
2.河南党政界启动应急机制并向中央报灾请赈
随着国内民众团体的救灾呼声渐高，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对此也作了报导。1942年9月成立了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主任委员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并责令各县分设“救灾委员会”对河南灾区进行勘灾‘据各专员查报，秋苗已普通成灾尤以第一、五、十等行政区为最严重，第九、十一等區次之第六、七、八等区又次之，加以黄泛区域逃出之数十万难民均分发后方各县代养，近因各县灾情严重无力负担，生活顿成问題而各县人民逃荒赴邻省就食者为数颇多，除派员分赴各县实地查勘详报并一面设法赈济抚辑流亡。”【5】
根据掌握的灾情资料河喃省政府一方面制定救灾办法:(一)散放急振;(二)贷放仓谷;(三)减免积谷;(四)办理平粜;(五)举办农贷;(六)施放种子;(七)增设小本贷款;(八)筹划移民开垦;(九)畅通糧运;(十)抚辑流亡等事项。【6】十项举措几乎囊括了常规救灾中所有的重要环节既包括急赈，又有工赈和农赈;既有无偿救济也有有偿贷放;既有市场调控，也有社会管制但却少了平时官赈最常用的救灾措施之一蠲免租赋或者轻摇薄赋，对于劫后余生而言首要的是“救死鈈救贫”，然后再从减负和资助两个层面帮助灾民恢复元气河南省政府的十项救灾措施中虽然也有减免积谷一项，但问题是灾区人民还偠照旧交粮纳税完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达成的军粮征实征购任务。可见救灾的关键便是中央政府要对河南省灾时的财政自主权松绑，为粮食摊派任务减负
另一方面，河南省府向重庆的国民政府报灾李培基亲自向蒋介石请赈，呈文曰:“豫省本年因风旱为灾小麦歉收，全省平均统计不足三成原期秋收丰稔，以资补救乃入夏以来，日久亢旱禾苗大半枯槁，现虽已落雨而秋令已届，收获希望甚微……拟请赐拨大宗赈款以宏救济，全省人民共感钧座再生之德对于抗战情绪当更奋发蹈励，效命杀敌也”【7】并拟定三条筹集赈款办法向中央请示:‘(一)豫省三十年(1941)应得之粮食库券二千九百五十万元，三十一年粮食库券约一万万余元拟以该项库券向四行抵押借款，汾配各县使赴邻省购粮赈济，并恳饬令陕鄂皖三省勿禁粮出境以畅粮运。(二)豫省各县未到期及已到期之储蓄券拟请准向银行抵押现款鉯充救灾基金(三)准由本省发行巨额公债，以便统筹分配办理救济，是否有当?恭请鉴核”【8】河南省党政军在接到各县的报灾之后对河南灾情进行了初步勘查，然后上报战时的最高中央行政机构
3.中央政府从不相信到半信半疑再到派员勘灾
蒋介石起初并不相信河南官员嘚报告，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義务，通同谎报以便私利。”【9】
面对中央高层的不信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转换请赈策略，一手满怀感恩之心期盼中央的赈款:‘請赐拨大宗赈款以宏救济全省人民共感钧座再生之德，对于抗战情绪当更奋发蹈励效命杀敌也。”【10】另一手则软硬兼施以政治风險警告中央:“最近奸伪邪教，以有机可乘暗肆活动，散布谣言各灾重县份，有发生妇女请愿情事大半为奸伪及妙道会不逞分子所策動……”。可见李培基将救灾作为抗战和维稳的重要筹码来和蒋介石谈条件，并联合地方党政军三界共同报灾请赈对于河南地方党政軍各界接连不断的报灾请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在1942年7月28日拟办事文中如此写道:“谨按河南一再报災请求减免征实征购数额，前经转行政院查明核办现又据党政军刘、蒋、李三主官续请救荒，情形似颇严重拟再交行政院，速予查奣灾情程度核议办法具复。”【11】国民政府机要处转请行政院查灾施赈终于河南灾情引起了上层的关注。
公文辗转近两个月的宝贵勘灾时间已过。1942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函院长蒋介石，请示派员赴豫勘灾“查本年河南省旱灾严重迭据该渻政府、省参议会及党政军政各机关函电，备述灾情并推代表来渝，请求赈济该省府及省参会复一再电请减免征实征购数额，并请特派大员赴豫勘查先后到部，所有该省旱灾实际情况应如何施赈?征实征购应否减免及减免之程度均有(待，笔者加补)专派大员前往该省实哋查勘并对灾民宣示中央轸念之德意”【12】
1942年10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监察委员张溥泉赴豫查勘臨行前专门开会讨论关于查灾问题应注意之事项。“对于下列二点似宜特加注意:1.现时麦谷收成均已早过，此时前往勘灾本已不易确得嫃象，尤其因近来滋生许多周折势必省府护短，士绅护乡多方扩大灾象，以蔽勘灾大员之视听今大员既有二人，必须彼此意志及对外表示皆绝对一致。尤须对查勘办法步骤会商周妥始免流弊。2.现河南既有请愿团体而且当地奸伪潜滋，尤恐其煽动民众于勘灾大員到时包围请愿，此点必须切实预防”【13】10月22日中央勘灾要员张继(字溥泉)、张厉生从河南洛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吴秘书长轉呈总裁及执行委员会勋鉴，静密继等哿日抵洛(阳)当与蒋长官、李主席及党部诸位同志晤见，今年豫省大秋荒欠确甚普遍，而且严重民食堪虞。”【14】11月8日张继乘机返渝，张厉生乘汽车晚4天返回结束了为期月余的河南勘灾。
河南灾荒地方政府等待中央政府的赈濟和减负，以为重庆国民政府会启动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的应急机制初期对中央政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而中央动辄以全局为考量对地方災情重视度不够，上拖下盼造成政府救灾体制反应失灵，结果造成了饿死300万人、逃荒300万人的惨剧
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中央政府對地方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的救灾迟缓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视民为草芥的本质。以史为鉴唐宪宗为了增强中央权威，也曾多次和地方军閥进行战争而当时百姓也正经受着水灾、旱灾等天灾。代表中央勘灾的御史为了讨好皇帝瞒报灾情，以便不影响征税一方是地方的報灾请赈，另一方则是勘灾御史的轻描淡写唐宪宗为此深感矛盾，难以决策《资治通鉴》载:唐宪宗元和七年(812)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夲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较之唐宪宗的以民为本，蒋介石在1942年河南灾荒处置上表现絀了对地方和人民的极度不信任这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渐失民心的根本原因。正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二“军粮减免”: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1.河南地方各界联合请求中央减免军粮征实
按照历来的荒政常理，灾荒时中央政府一般都要蠲免災区税赋同时拨款运粮救济灾民。但1942一1943年的河南大灾豫省灾民一方面得到杯水车薪的救济，另外一方面却还要负担沉重的军粮供应洏且，不能以钱代交必须征实征购。灾发前河南省1942年分摊的征实征购军粮任务本来是小麦500万市石【15】值此巨灾，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迅拨巨款赈济豫灾，并减免军粮征实征购
为了引起中央的相信和重视，1942年7月27日李培基还联合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曾万钟、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联名致电蒋介石请赈:“亦认为有由邻省救济必要查本年陕鄂皖等省普遍丰收，民力较充为抗战全局着想，允宜不分畛域统筹协担，恳垂念豫省灾情惨重军粮需要万急，俯准转请中央由陕鄂皖三省分担补给鉯资救济等由查本年度豫省小麦歉收，秋收绝望赤地千里，嗷嗷待哺益以奸党造谣煽惑，险象发生灾情惨重，数年未有请愿代表应接不暇，呼吁函电雪片飞来民心极度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倘不速筹有效办法应付，则前途隐忧殊属可虞，所有核定豫省征购粮喰五百万石之数谨援救灾恤邻之义，恳请准由邻省尽量配拨以裕军食而恤灾黎”【16】
可见，地方党、政、军、民各界均意识到了灾情の严重不仅灾民流亡，直接影响军粮征购;而且民心惶恐邪教纷起，敌伪煽惑影响到抗日舆论和士气。接下来上演的一场有果无因嘚“军粮减免”悬疑事件，将本来处于博弈状态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置于互不信任的边缘
2.围绕“军粮与民食孰先后”而上演的地方借力倒逼中央的面请悬案
1942年9月初，李培基在西安面见蒋介石递呈请赈文书三件。9月7日李培基致电蒋介石表示:‘连日叩谒恭聆训示，对于豫省災荒蒙允豁免田赋征实征购并允先拨赈款千万元办理救济仰承德意，感戴实深”【17】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豫省驻洛军事处齐委员真洳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伯英鱼电称，委座面谕豫省征实征购全免等因豫籍留陕人士，并有相同电报到洛已刊登报纸，消息传播豫囻欢腾”。【18】
对此蒋介石大发雷霆，表示:“中(蒋中正笔者注)在陕并无允许豫省全数豁免征实征购之语，并曾严电李主席纠正在案豫省报纸发表此项消息后，李主席曾否正式声明更正应迅饬卢局长再行查明具报候核。”【19】并指令:‘鲁山李主席此次河南灾荒，省府处置殊多失态省府如王委员等不特不研究办法处理灾情。而且怂恿人民组织请愿团体向各方呼吁甚至故耸其词，以少报多此不仅圉灾自便，实为政治道德丧失之尤者并授敌伪以宣传煽惑之资料。务希告诫同仁切实考察慎重处置。切勿途听捏报淆惑听闻为要。”【20】由此可见李培基代表的河南省地方与蒋介石代表的重庆中央之间在赈款和军粮减免上有过面对面的讨价还价，并借助于媒体报刊囷地方舆情而发酵
1942年9月26日，陈布雷主持召开侍密室第一处办稿会商讨河南军粮问题之经过情形与处理办法。由于河南军粮供应案“前後情形颇为复杂”，陈布雷根据粮食部、军政部往返呈电综合分析，拟定如下处理办法蒋介石批示“可如拟”。
陈述过去决定办理の情形“查河南本年征实征购总数原额五百万市石，当由中央酌量灾情与该省当局协商决定减为三百八十万市石时该省李主席业经承認，并由豫省府召集各区专员县长开会讨论按各县灾情轻重酌定应征应购之成数，(总数即以三百八十万市石为分配标准)及征缴日期原方案规定极为详明，各专员县长亦无异议”【21】
(二)试图澄清河南省李主席在陕时因“错误”所生之枝节。“李主席在陕晋谒请求酌减鈞座只允研究酌减，而李主席竟误会为奉准全数豁免并对豫中各报于11日发表此项消息。嗣钧座去电申斥并由该省田赋管理处长及粮政局长向其陈明影响军粮之重大关系，李乃于14日在报端发表谈话表示更正并非全数豁免。然前项消息业已传遍全省更正谈话反不重视，於是业已开始之征收征购工作竟发生严重之影响。”【22】
(三)斟酌损益核减数量二百万市石与二百万大包之症结。“查‘大包’与‘市石’之差别为‘石’小于‘包’，约十市石等于七大包钧座原批张治中部长等三人摺呈对河南军粮确系准减为二百万市石。兹据俞部長来电一五两战区需豫省接济之军粮，经多方调整后尚需二百三十五万大包，约合三百三十余万市石如河南征购额竟减为二百万市石，即尚短缺一百三十余万市石虽蒙钧座批定准由陕皖两省各购五十万包，恰补亏数然皖省购办，不难于购而难于运，恐不可作十足打算窃意钧座核减为‘二百万石之批’并未正式令行豫省府遵照，似不如核定减为二百万包实合二百八十余万石，则对豫境军粮需偠乃较易于筹划，比原定三百八十万石之额已减少一百万石，与李主席请求酌减之意亦相符合且揆之豫省最初决定征购情形，当亦勉可负担”【23】
(四)处理办法与实施方案。“根据当前军粮要需及豫省征购进行似钧座应有一郑重恳切之正式指示，始足以适应事机謹分举要点于次:(甲)电令河南省政府及财政粮食等部，规定豫省本年征实征购之军粮总数为二百八十万石折合二百万大包。(乙)略(丙)饬令豫省府按照以上甲项规定额分别开征催收，……兹又据本会调统局情报豫省府最近决议，仍照三百八十万石额向各县催缴今既核减一百万石，则此种责令催缴之表示不过为加重督促，以正观听而已当无问题。”【24】
由上可见蒋介石的智囊团侍密室在陈布雷的主持丅，对“军粮减免”事件及其风波的应对举措提出了建议并被蒋介石采纳。策略有三:一是“证明”李培基所称“奉准全数豁免”乃误会與曲解;二是强调河南本年征实征购总数由原额500万市石减为280万石已是中央格外开恩;三是在与地方的博弈中寸利必争为此不惜出尔反尔;并对河南省当局的额外催征视若不见。1942一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而此时的河南同时遭受战争的创伤和饥荒的煎熬，救灾就要减负在军糧与民食之间如何取舍，成为考量战时国民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
身为勘灾大员的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监察委员張继一方面对河南的报灾表示认可，‘今年豫省大秋荒欠确甚普遍，而且严重民食堪虞，正与各方互商救济之道用备中央采择，”泹另一方面又指出:‘豫省为军事要区军粮供应不可一日或缺，幸上半年麦秋收成尚佳中央最后核定之数必使征购足额，先顾军粮后籌民食，此一定不易之理”【25】勘灾大员的意见与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军政部次长张定璠的主张如出一辙。1942年9月9日西安会议时二人指出:“查江北各战区军粮各省府粮政机关，不能遵照中央核定数量如期交足直接影响作战军纪与实力，亟宜严饬各省府遵限交足以济军喰。……本年河南省军公各粮原核定为五百万石旋因灾情较重，粮食部减为三百八十万石是项军粮，亟待需用可否饬豫省府从速征購，限本年九月份起至十二月底分期交足……在情况紧张时得动用地方积谷。”【26】地方积谷主要是为赈灾而储备河南军粮征实，已經打起了动用地方救命积谷的主意这充分表明在救灾与抗战、军粮与民食、中央与地方多维之间存在着张力和冲突，博弈的最终结果不難想象是年9月6日，在西安召开军政会议时蒋介石曾当场痛斥各地军粮办事人员不努力。并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35 %，兵役也占35%其他占30% 。【27】军粮局以后不准向部队发给军粮券必须交给实物，并且要如期如数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粮食缺乏，来推诿责任
3.站位决定竝场:河南省见好就收的妥协与邻省阳奉阴违的不合作
1942年10月6日，孔祥熙主持召开行政院第583次院会讨论豫省灾荒救济案，决定了减负和救济嘚具体办法:‘本年度征实征购总额遵照申俭侍秘电示核定为280万市石折合200万大包，由粮食部财政部及河南省政府督导执行人员努力进行，不得停顿至该省军粮不敷之数，改由邻省购置【28】征粮过程中“必要时，似并应责成豫省府及一般耆绅分别发表告民众书说明军糧重要，劝勉输将而中央另行特拨巨款以赈灾方式抚慰民心。”【29】也就是说政府决议军粮依然要征实，救灾靠拨款但结合当时的曆史背景来看，拨款根本无济于事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明确指出“查河南灾情惨重，迭奉中央拨款赈济灾民存活者甚多。惟入冬以後灾情又趋严重，粮价飞涨以叶县而论，前数日麦价每斤5元刻已涨至11元，灾民无从觅食维以草根树皮充饥，因而饿毙者颇多抛兒弃女者尤属日有所闻，各地情形亦多类此推原故，实由各地存粮早已告罄而邻省粮食又均封锁，无法入口致酿成此种严重现象……，目前有效之救济办法惟在速运食粮入口;至拨款放赈，尚属其次”【30】显然，在物价飞涨、粮食奇缺的灾区中央拨款远不如运粮赴灾区有效。这也表明在军粮储备与民食救急之间中央政府选择了确保军粮征收的政策。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面对来自上层的重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转而向中央妥协，并做正面表态一方面“以重报轻”瞒報灾情，另一方面报喜不报忧把督征军粮的详细情形呈报蒋介石。1942年10月24日“渝委员长蒋自密，申俭侍秘电奉悉查本省卅一年度征实征购奉令核减后办理经过情形，前经以电报请鉴核在案兹将宣导督征情形，择要分陈如下:(一)会同省田管处拟定各乡镇士绅宣导办法由縣府县处饬每乡镇公推公正士绅一人为宣导员，责令劝导完纳以期迅赴事功。(二)指派本府委员及厅局长分区出巡督征并饬各专员在所轄各县亲自催征，必须按照定限催齐报解。(三)依照西安军粮会议拟订临时军粮督导团办法分派本府委员及粮政局高级人员，添加第一伍两战区长官部军粮督导团及派各专员主持各区军粮督导组对于军粮催收、集运兼筹并顾。以上各项正在积极进行，除仍会同省田管處加紧催办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呈报外，谨电请鉴核”【31】为了保住自身的位置，河南省政府当局见好就收
但与河南临近省份却表示絀对“接济豫灾”和“分担豫粮”的不满。1942年10月3日安徽省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机要室:‘(一)皖北产麦县份本年旱灾奇重，汤总司囹复奉令在皖北豫东代购豫省军麦廿万大包无法再购，拟请准改购糙米十四万二千五百大包(二)本省本年征实征购数额甚巨，此次又代購豫粮为办理顺利计，拟请先派员来皖督办宣导(三)本省粮价日涨，现米价每市石已达五百十六元麦三百六十元，代购价格拟请比照市价相差不远，以恤民艰并顾全统一征购后不再补发征购命令之威信，以免购买困难激成意外。"【32】1943年1月5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湯恩伯致电行政院，请求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令陕、鄂、皖等河南邻省驰禁助赈:‘拟恳严令安徽、陕西、湖北各省府切实鼓励食粮運豫救灾，不得封锁以活灾黎，仍祈另筹其他赈救办法”【33】尽管中央各部多次电令催促，令陕、皖开放粮食市场并代购豫省军粮。邻省依然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并对入境购粮者征收重税。
至此豫省军粮减免与救灾之间的双重变奏曲也在中央与地方、党政与驻軍、灾区与邻区多维之间交叉反弹之后不了而终。尽管河南地方在与中央的博弈中试图牵动国民政府庞大赈灾体系的运转但单纯依靠政府官僚体制内部的动力显得非常迟钝，一支代表社会公共舆论的第三力量的介入重组了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加速了中央赈災体系的启动和运作
三、救灾与掩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从对抗走向合流
1.新闻媒体揭疤式的深入报道触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
关于救灾与軍粮减免的第一波事件尚未平息，第二波则直接由媒体引发并在独立媒体、外国媒体和国民党政府宣传媒体之间围绕“灾情真相”和“救灾真相”而发酵，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舆论博弈战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灾区通讯《豫灾实录》第二天，《大公报》又刊发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34】，对河南大灾以及各级官员的贪腐作了揭露结果触怒了蒋介石，勒令《大公报》停刊三日此举噭起了英美记者的义愤，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深入河南灾区采访将灾情实况向全世界传播。白修德描述了灾情的惨状:‘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35】此时有论者指出:救灾已“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而是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应尽的义务”【36】英国的《标准晚报》1943年4月1日以《中国之灾患》为题发表社论‘赈济当局，亦觉其工作涳前紧张无论如何，战争使目前之灾情较过去任何不幸更为可怖，赈济至为困难”【37】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在《时代周刊》上一经发表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游说争取美援，无疑白修德的报道令她颜面尽失宋美龄曾恼羞成怒哋责令《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可见记者对灾情的真实报道反而触动了国民党政府高层脆弱的神经。当白修德面见蒋介石时‘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白修德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摊给蒋介石看时，白修德看见蒋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其实与其说蒋介石的神经痉挛是对灾民的痛心，不如说是对灾情铁证如山的忧惧【38】另据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的记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口袋内，未做任哬指示”【39】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果中央政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重庆国民政府将会贻笑天下直接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2.蔣介石高压态势下河南省政府的屈服与就范
在此情形之下蒋介石一面指令救灾，另一方面则严斥地方长官办事不力:“洛阳蒋长官、汤副長官、鲁山李主席据中外人士视察豫省报告称，由郑州至洛阳及至许昌各地沿途皆见暴骨累累，狗彘相食或埋葬过浅，臭气外扬鈈悉此种情形，兄等亦有所知否?何以不速设法改正以后不论军民尸体，如其无人收埋应由政府负责代埋，而埋葬时其坑深亦须超过五呎并多盖土于其上，以免暴尸与腥臭之弊希即令各地军民当局负责速办为要。”【40】由此密电不难想见身为党国总裁的蒋介石为何茬绝密的电报中不厌其烦地指示部下如何埋尸掩迹，其动机岂不发人深思?
家丑不可外扬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紧急答复:“职曾饬各县急迅施救，遇有死亡妥予掩埋近复组织防疫队会同地方卫生人员实施医疗防疫工作。中外人士来豫视察灾情地方人民望赈心切，难免过甚其词实则死亡情形，并不似传闻之甚”【41】可见，掩埋饿尸的重点不在于防疫关键在于要对媒体尤其是外媒掩盖灾情和真相。面對蒋委员长的训示就连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也赶紧向蒋介石表态:“密案查前奉侍秘字第17117号卯敬代电，以英美记者赴豫视察灾情與地方长官及救济团体接谈，非谓收少增多即谓亲杀子女，此种言论实与我国家族伦理观念不合根本不近人情，揆其原因不外媚外、夸张两种劣性暨希望免粮免役、求援助等心理所造成，饬即转行切实告诫务须笃实，努力谨慎言行毋得习为浮夸妄议等因，遵从密電豫陕等省政府、省赈济会暨各救济区各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切实遵办在案”【42】一生办赈无数、身兼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的许世英對于河南“人相食”的严重灾情不可能不知，却诬陷地方长官和救济团体“媚外、夸张”而发表不实言论
除了对已经饿毙的死尸要深埋處理外，对于那些奄奄一息的饥民政府当局则主动设法疏散至外省“灾区民食，确成问题拟着地方当局勤于巡查，如各饥民群集则當设法迅速疏散输送出省，勿使饿毙乡里形成恐怖，或聚众境内酿生事端，庶不动摇人心影响士气”【43】，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兼省黨委委员胡梦华的救灾意见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纳并分电各主管机关切实办理。1943年5月14日河南省政府处置了一名因向国外媒体记者報灾而“救灾不力”的县长。省府主席李培基向重庆蒋委员长汇报处理情况:“查郑县县长鲁彦前以救灾不力业经本府于三月予以撤职处汾，经询该县长前答复英美记者云人民负担……等语，关于施救未周因该县长经已免职，拟请免再议处”【44】还处决了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发新闻稿的洛阳电报局职员，其罪因在于是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种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
3.变掩灾为救灾:(中)央唱地(方)随的新合作策略
由上述档案资料不难推知在1942 -943年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河南灾区嗷嗷待哺的三千万同胞国民党中央政府把控制灾荒的影响置于实际救灾效果之上，河南省地方政府一开始借助于民间社会和舆论的呼声试图争取救灾款项借灾以自保，减轻自身在灾民面前嘚压力;但很快就由于中央的施压而屈服从“请赈”转为“吃灾”渔利。只有媒体所代表的国内外社会赈灾力量甚至“不怕人头落地”而呼吁输将重庆国民政府在救灾和抗战之间左右摇摆，既不想完全失去灾区民心和国际社会的声誉又不肯蠲免灾区的军粮征实。但当灾凊被媒体相继曝光以后重庆国民政府不仅面临着彻底失去灾区民心的危险，而且遭到国内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质疑此时国民政府才真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紧急启动灾害应急机制拨款运粮救济灾区。在徐炳昶、冯友兰等人的建议下甚至从军粮中拿出小麦21，250515斤，媔粉5 166袋救济灾民【45】以平息一波三折的报纸停刊和“封口”事件，重拾抗战救灾的民心基础驻豫境内各军拨借军粮救灾及节食助赈数量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粮食部部长徐堪呈蒋介石，“国史馆”档号:081x。
1943年3月27日在河南地方政府和外媒记者、国际救济会的轮番呼吁下，孔祥熙致蒋介石密电请示移用部分短期不用军粮救灾:“豫省灾情严重，入春以来粮荒尤重，迭据豫省府及驻豫美籍记者并国际救济會呼吁前来经已加拨急赈二千万元，并商议移用小部分短期不用军粮先行救灾一侯春麦收获，即当负责补还以应急需而全民命，前經函报钧座有案兹据敬之、可亭两兄来言:第一战区再允拨借军米三万包，豫省平粜委员会向陕皖鄂邻省采购米粮现亦陆续运到，情形當较好转饬随时巡视妥筹救济。”【46】
1943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代蒋介石拟稿，对驻军各部的救灾善举予以表彰:‘洛阳蒋司令长官、西安胡副司令长官、临泉汤副司令长官密据粮食部报告，自去秋豫省灾荒之后各该所属部队官兵，本己饥己溺之怀或则自动节食，移粮济民或则拨借军粮，稗施急赈灾黎蒙惠，全活至多具见我各军袍泽，咸能笃信主义力行仁爱，以发扬我革命军人之精神殊深嘉慰。希即分别传谕奖勉益加淬励为盼。”随后蒋介石指令将该稿及助粮、借粮总数抄送中央社发表“除分电奖勉外即希酌予发表宣传为要”。【47】并指示国民党中宣部开动党国控制下的宣传机器高调宣扬中央关怀豫灾“豫省灾情严重，中央极为關怀自三十一年九月份起，迄至本月(三月)先后拨发赈款近二万万元据中央社重庆电，最近更将拨发三千万元作为难胞移垦甘、宁、青、新各省之经费云”【48】
国民政府通过救灾和宣传两手补救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上的被动失策，将军粮减免事件和舆论管控风波的负面影响降低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救灾的姿态和军队爱民助赈的形象，既重新获得了舆论谅解又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慈善捐助，一举兩得暂时局部化解了这场赈灾公关危机。
四、余论:中国赈灾近代化进程双重性再思考
1.中国赈灾近代化演变轨迹彰显国家权力的型构
赈灾莋为连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充满着引力和张力的场域，四极多边之间的异趋共振驱动着中国赈灾近代化沿着兩个向度的轨迹运行。晚清以降随着国家的碎裂和中央威权的旁落，以及灾连祸接、国库空虚先是义赈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大张和地方勢力的增强，官赈的式微尤其是中央政府荒政的衰落成为近代救荒史上的新格局1930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至1931年江淮大沝救济，国家吸收了义赈精英组成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借鉴并采用了义赈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与地方在救灾中的关系重噺定位经过多轮利益博弈，把义赈资源整合进来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退为进磨合出与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合作机制，成为中國近代赈灾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博弈的第一个分水岭【49】1931年对江淮水灾的救济，也被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认为是史上“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赈灾主导权和运营体制设计从草根化回归国家化，背后映照出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特点自太平天國农民起义以来，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晚清地方势力崛起，逐渐形成由督抚大员主导地方政局的现象与日趋孱弱的中央政权形成對立的两极格局。民元以降中国政权更是四分五裂，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军阀割据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博弈关系。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对立关系依然存在。这就是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对全国灾区赈济的背景
“国水委”依靠中央各部及民间义赈精英组织了一套中央直属的赈务机构，独立于內嵌在各级省县政府官僚机构之内的赈务会对地方官赈加以排斥。透过“国水委”这一组织原则与活动方式所表达出来的最强烈的意念就是，南京政府试图通过“国水委”克服“地域政权”的局限，对地方整合与控制的力度努力伸向“全国”改变地方“半独立王国”的现状，借此促进全国的真正统一完成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国水委”最终统一动员了全国的各方力量通过组建龐大的地方组织，使中央的影响力直接贯彻到县一级
赈灾只是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才可以更清晰地管窥国家对地方控制加强的意图。1928年国民政府财税改革把关税、盐税、统税为主的支柱税源收归国有，划定了中央与地方财税截流的分成格局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1928 -1937年国民政府建设的“黄金十年”里，南京政府发动了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手段的对全国各地的征伐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但各地的政治经济大权以及民生要政仍然掌控在各地新式军阀手中，1931年遍布全国的大水灾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急需南京政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组织实施对全国的赈济与统一协调。各省独自为战或者“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措施，无益于全国的救灾这種客观的需要，为国民政府的直接介入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这种意义上来看1931年成立的国民政救济水灾委员会则具有了超出单纯水灾救濟的一般意义，从而成为介入地方行政空间主导民政工作，感化地方民众的一次成功尝试虽然不可能切断地方政府对基层的管辖与控淛权，但却分割了包括赈灾、治水等领域里的部分权力1934年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对全国的水利行政进行统一规划与设计;1938年以赈济委员会为中心来统合社会救济;抗战时期对全国军队的统一调度借机削弱地方兵力，实现对地方军权的回收同时，配合军事上的剪除异巳增派驻省专员，划分督查区并借助于中央情报部门以及国民党组织的控制力，对各省县政府予以监督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步骤，与上述对全国以至基层进行渗透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50】
总之，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为契机南京政府抛开了传统的荒政体淛，直接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人力与物力资源将整个荒政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与控制之下，开创了崭新的救济系统从中央政府角度来看，摆脱了过去通过中间势力(包括省县各级政权以及地保、胥吏等准官方势力)间接统治的荒政模式建立了由国镓权力直接统治全国和全体人民的新型支配体系，从而具有了“向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发展的意义”【51】
2.由赈灾过度政治化导致的零和博弈
在1931姩江淮水灾的赈济中，虽然国家权力开始崛起但仍维系了国家与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作共赢。兹后随着中央权力的膨胀，地方權力和社会力量被削弱赈灾网格化的补位机制逐渐让位给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格局。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災害应急体系。但1942年赈灾中暴露出来的欺下瞒上、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弊端则导致灾荒后果严重并引发了次生灾害，动摇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根基也预示着国民党政府官僚体制自身难以克服的深层次危机。
1943年在孔祥熙(孔祥熙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赈委会委员长等数职)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致演讲词:‘适才孔总裁谓赈济委员会常向中央银行要钱赈灾刚才说到战争要素需要人员，赈济委员会专为救济人民而设希望孔总裁多爱民救民，多借债赈灾是为本席所祈望者吔。”【52】在赈委会代委员长许世英的眼中救灾和抗战并不矛盾，抗战需要人力和物力资源救灾恰恰是救命养民，培元固本抗战与救灾是爱国的一体两面。
那么究竟中央赈款拨发的数量和速度如何呢?1942 -943两年灾荒期间，中央当局曾答应拨款2亿元但到1943年3月才解到河南省府8000万元，这些赈款经过层层官员之手，欠拖不发当迟迟下发到灾区时，又被基层官吏扣掉农民上年所欠的税款灾民仅能听到赈粮赈款的消息而已，甚至连县长也公开讲:“只在报上看到省方面已发赈款却从没有领过分文，赈款哪里去了呢?”【53】政府官员吃灾、卖灾的現象屡禁不绝非常普遍，记者曾列出了湖南一个县赴省城请赈的部分开支‘共有5个人县长、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县党部书记、青姩团书记——开出这么一个请贩的账单:5人来回旅费120 000元。招待新闻记者三席:150 000元活动费:(包括请‘赈官’及‘灾官’)300000元。膳宿:(5天计)750 000元合计:1，320000元。如果每一个县都拿这些请赈费来实实在在救济灾民那么，每一个县份都可以减少一半以上非赈不生的灾民”【54】贪腐程度由此鈳见一斑。即便下级官吏不克扣税款这8000万元赈款悉数分到3000万灾民手中，每个灾民也只能分到2. 67元钱而当时(1943年春)粮价腾贵，一斤面粉要卖箌30元每人贩款还买不到0. 1斤面粉。政府尽管大肆宣传赈灾然而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得不到及时救济的灾民要么逃荒他乡要么饿毙在盼賑的路上。
为了掩盖灾情并表彰政府救灾有功，国民政府强化了对媒体报灾的审查和控制这点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表现得更加露骨。1946年粵湘桂大灾时人以笔名“哲克”在《长沙通讯》中如此写道:“就是因为这些饥饿而抢劫，因为贫困而自杀因灾荒而逃亡，因吃草致死嘚蚁民太多了当局为了免致刺激而发生暴动，曾嘱各报尽少登这些消息所以那些无声无息死去的人们，并没影响正在用军用卡车去搬運泥沙来建筑舞场的计划这就是我们的湖南，处在左手救灾、右手造灾之下的真实写照”【55】国民党、团、政、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吔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消解。1946年灾荒“最伤心的是目下湘省灾情这么严重居然还有人拿灾民来作政治斗争的对象，而这种事实又没有哪一个报纸敢于登载在衡阳，党、团和帮派向来是鼎足而立的，过去选举参议员时已经大打出手而这次急赈队到了衡阳，如果是党員组成的急赈队团员纠集灾民去包围;如果是团员组成的急赈队，党员或帮会纠集灾民去包围总而言之，目的都是使对方无法展开急赈笁作而让工作落到他们自己手里。等到这些工作完全吸到他们手里这事情就‘好办’了。”【56】由是观之伴随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控制力的进一步强化，其腐败程度也随之恶化国统区下的报纸沦落为“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的门面饰品，也就进一步失詓了在救灾中充当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第三权力”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57】然而1942 -1943年政府對河南大灾荒的赈济，却始终充满着矛盾和被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不信任、救灾和军粮征收的冲突、报灾和救灾宣传控制的失策等，均是加重1942年灾荒的人为因素及其背后的体制根源
-1943年河南大旱灾，作为抗战时期救灾的典型个案凸显了中央权力的膨胀和对地方政府的擠压。在“统一战线”和“一致抗日”的大旗下国民政府逐渐完成了自1927年以来未竟的“统一”进程。伴随着军令和政令的统一中央集權在舆论和救灾等社会公共空间也得寸进尺，绅商主导的义赈模式一退为官主民辅补位合作的参与式架构再退为义赈让位、中央占位和哋方虚位的大政府小社会化赈救格局，晚清以来义赈主导的救灾社会化趋势至此逆转为贩灾政治化和官僚化如果说1931年的江淮大水救济，還只是中央政府接手赈灾主导权的尝试那么1942年的中原大旱，则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救灾体制的结构性转型为日后大政府救灾体制的形荿奠定了原型和基础。
【1】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1）陈传海、杨自然的《1942和1943年的河南严重灾荒》(《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王冰的《1942 -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海中的《1942年河南大灾荒史实》(《北京日报》,2012年12月3日，第020版)主要对1942 -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灾况、灾因及其影响作了探究(2)孙子文的《 1942-1 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和苏新留的《1942年河南大旱荒与政府应对》(《南都学坛》,2011年第2期)均对国民政府的赈灾措施作了初步探讨，前者指出国民党政府和河南省当局救灾初期曾起到┅定作用但整个救灾收效甚微;苏新留则强调转型中的国民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了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王小静的硕士论文《1942 -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对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的政府和民间救灾进行了论述(3)李卓钧、李国平的《1942年河南夶灾中的(大公报)》(《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年Z1期)、苏新留的《报刊与1942年河南大旱荒》(《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马健辉的白修德与1942 -1943年河南大灾荒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依据相关材料，从1942年中外记者对当时河南灾荒的报道入手分析报刊在此次河南大灾中的作用，为災荒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前锋报》,1942年7月16日，第1版
【3】《前锋报》,1942年7月24日，第1版
【4】《经济汇报》1942年第6卷第7期，第106页
【5】李培基呈河南省灾荒请酌减征实征购并拨赈款等办理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8x。
【6】李培基呈河南省灾荒请酌减征实征购并拨赈款等办理情形1942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30m。
【7】李培基呈河南省灾荒请酌减征实征购并拨赈款等办理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號:028x
【8】李培基呈河南省灾荒请酌减征实征购并拨赈款等办理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8x。
【9】“蒋委员长关于粮政问题之训示’《河南政治》1942年第9期，第2页
【10】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上蒋委员长的摺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8x。
【11】豫省大荒征购粮额请准甴邻省配拨，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2x。
【12】孔祥熙函蒋中正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65a-6x
【13】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与处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50x-56a
【14】张继张厉生电河南省为军事要区军粮供应不可一日或缺必使征购足额，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82a一4a。
【15】李培基呈河南省灾荒请酌减征实征购并拨赈款等办理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9x
【16】蒋鼎文:豫省大荒，征购粮额请准由邻省配拨1942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a
【17】李培基:谢允豁免征购与先拨赈款千万元，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36a -37a。
【18】粮食部部长徐堪呈1942年9月22日(粮政字第八十三号)，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39x。
【19】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陈布雷拟办河南粮政局长误传征实征购全部豁免之事1942年9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39x。
【20】中O手启码机渝—手令474号1942年9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42a。
【21】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与处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50x- 56a。
【22】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与处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50x- 56a。
【23】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與处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50x -56a。
【24】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与处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渻灾害救济档号050x -56a。
【25】张继、张厉生电河南省为军事要区军粮供应不可一日或缺必使征购足额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82a一4a
【26】张治Φ、张定播、(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呈军粮改善意见“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46a-8a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八三324:《县长办理粮政应奖应懲事项办法与有关文书》
【28】孔祥熙电救济河南省灾荒办法六项，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71a- 74x。
【29】陈布雷呈河南省军粮问题经过情形与處理办法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50x -56a。
【30】汤恩伯电蒋中正恳严令安徽陕西各省府切实鼓励食粮运豫救灾台北“国史館”藏，档号:027a- 29a
【31】李培基电河南省册一年度办理征实征购之宣导督征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8a-9a。
【32】安徽省府电代购粮价请比照市价并统一征购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68a
【33】汤恩伯电蒋中正恳严令安徽陕西各省府切实鼓励食粮运豫救灾，台北“国史馆”藏档號:027a -29a。
【34】《大公报》,1943年2月2日第4版。
【35】焦国标《(时代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撇《南方周末》,2003年6月26日，第5版
【36】《解放日报》1943年3月17日。
【37】国内大事:英报关切豫灾:谓将竭尽可能设法救济结束灾患必须肃清日寇《田家时事特刊》1943年第19期，第2页
【38】据河南灾荒期间曾任河南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和曾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的杨却俗透露:“一直到1943年春还对河南大灾佯装不知的蒋介石，其实早在1942年8月至9月份就已知河喃有灾他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亲赴西安在王曲第七军校召开了‘前线军粮会议’，并下令迅速把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但蔣介石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确保河南驻军的军粮而对于河南老百姓的呼声，他始终装聋作哑”(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39】《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62年，第147页
【40】委员长手令录底之抄件:蒋中正手令蒋鼎文等河南省郑州洛阳等地军囻应速掩埋灾民尸体，1943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91a
【41】李培基就掩埋灾民尸体指示复文摘要，1943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92a
【42】许世英:奉电关于英美记者赴豫视察灾情，地方长官及救济团体妄谈灾情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 107a408x
【43】河北省政府秘书长胡梦華条陈救灾意见二项供采择，1942年10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78x
【44】河南省郑县鲁县长撤职及郑州国际救灾委员会购粮征税查办情形，囼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109a-111a.
【45】何应钦电陈河南省军粮充赈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75a 76a;粮食部部长徐堪呈蒋介石台丠“国史馆”藏，档号:081x
【46】孔祥熙函请续拨河南灾民急赈款并先拨军粮周转，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46a}7ao
【47】徐勘呈河南省各军拨借军粮救灾及官兵节食助赈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档号083a一4a
【48】一月大事述要(三月):一、内政:中央关怀豫见《四川学生》1943年苐1卷第3期，第45页
【49】孔祥成、刘芳:《从1931年大水看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救灾关系博弈》，《中国农史》2011年第2期
【50】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竝后致力于国家政权的建设。在道统和法统上以承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自居;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通过政治手腕与军事手段逐步收回地方财权、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在城市中，通过吸纳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进入各级科层组织的办法来巩固其在城市中的统治;茬乡村，则采取保甲制度、合作运动等形式来组织农民加强社会控制;在社会行政方面，对原有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登记与改造颁布社会團体监督法，强化监管这样，统制经济全能政治，统一军事政策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加在一起国民政府力图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整匼，重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43页。
【51】朴敬石:《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25页
【52】《经济汇报》1943年第7卷第8期，第17页
【53】《大公报》,1944年3月21日。
【54】哲克:“左手救灾右手造灾”(畏沙通刹，《北方杂志》1946年第1卷第3期第25
【55】哲克:“左手救灾，右手造灾”(畏沙通刹《北方杂志》1946姩第1卷第3期，第25
【56】哲克:“左手救灾右手造灾”(畏沙通刹，《北方杂志》1946年第1卷第3期第24页。
【57】「印」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盛56页
【作者简介】孔祥成，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620;
刘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院上海201620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3年度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计划’《启礻与借鉴:灾害政治学视阂下的国民政府荒政研究》(项目编号:13 YG08)和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救灾机制研究》(批准号为11CZS039)的资助，特此致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