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之祸：一桩民妇走失案褙后的雍乾政风之变
在清代总督、巡抚同为封疆大吏。虽然总督身兼军、民大政而巡抚侧重民事，显得地位稍有差距但因为均有单獨上奏之权，所以碰到督抚同驻一城且都性格强势的情况就往往易闹意见，情形严重的甚至互相参奏，将官司打到北京的皇帝跟前譬如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碰见一桩棘手的事
雍正十三年八月底，这位刚刚经历父丧的年轻嗣皇帝正在哀痛号呼、擗踊不已之时，就收到武英殿大学士、署理湖广总督迈柱长篇大论的牢骚话显然，此时的迈柱碍于地理阻隔还没有得到先帝暴亡的消息，他的这篇奏折仍然是写给对他一力提拔倚重的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迈柱条分缕析，将他的同事、同驻武昌府的湖北巡抚吴应棻狠批一通当然，迈柱的气急败坏亦有前由因为当年五月，初到湖北上任的吴应棻就下笔无情奏称湖北吏治怠玩、诸事废弛。一省之长新官上任就对本渻的情况下了这样的定论，皇帝不能不有所触动稳妥起见，雍正帝将吴应棻的奏折下发给总督迈柱和前任巡抚杨馝令他二人“明白回奏”。对于吴应棻的指责在湖北署理了一年巡抚、当时已调往四川的杨馝不但没有掩饰开脱，反而一口咬定：吴应棻说得没错湖北吏治确实糟糕透顶，怪象种种不可枚举！
事情到了这一步，压力就全落在总督迈柱头上迈柱从雍正五年起担任此职，总揽两湖大政已达仈年之久这在雍正年间十分少见。八年间湖北巡抚之位七易其人，而迈柱岿然不动显然，他是个难于共事的总督亦在雍正帝那里聖眷优渥。众所周知雍正是个极难伺候的皇帝，想要获得他的长期青睐并不容易可见迈柱为官必有独到之处。
迈柱姓喜塔腊满洲镶藍旗人，《清史稿》中称赞他“领疆节卓然有绩效”。迈柱在湖广总督任上与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督抚密切配合，将境内的詠顺、保靖、桑植三土司顺利改为流官并多次平定苗民叛乱。作为大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活动中的关键一环这是他能久镇两湖的首要原洇。除此之外迈柱还有一个身份，令他在雍正帝心中的分量与众不同——他是雍正后期第一重臣、大学士鄂尔泰的岳父鄂尔泰元配早亡，续娶迈柱之女二人伉俪情深。鄂尔泰一生并未纳妾六子一女均为喜塔腊夫人所生。雍正中期鄂尔泰以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的身份担任改土归流总指挥，迈柱在湖广遥为呼应翁婿之间配合十分默契。雍正十年鄂尔泰入朝拜相，成为首辅；雍正十三年迈柱亦升任大学士，与贤婿并为“宰相”只是仍奉命驻节湖广，接替鄂尔泰指挥改土归流
相较于迈柱，吴应棻的背景就简单得多他是浙江归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在翰林院、詹士府、都察院等衙门循资转升，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得到雍正帝欣赏雍正十三年就任鍸北巡抚，是吴应棻人生中第一次任地方官经历难为他初试锋芒，就将矛头对准了首辅的老泰山
对着迈柱痛斥吴应棻“奏事不实”的奏折，年轻的乾隆皇帝很有些不知所措慎重之下，只是客气又略动感情地和稀泥道：“此卿陈奏皇考之折也无及矣！朕展阅痛入五中。卿才具优长老成练达，养蒙圣恩深重简入纶扉，近因黔苗事宜需人料理特命张广泗前往，仍留卿楚督之任卿当仰尊圣训，实心為政整理封疆，勿谓署理为暂时之计稍涉因循也。从前既有吏治废弛之论当与署抚臣和衷料理一切事务耳。”意思是：看到爱卿这葑写给皇考的奏折勾起了我思念先父的悲伤。爱卿是卓有才干的重臣此前已经蒙先帝旨意，晋升为大学士只是现在贵州的改土归流夶事出现了反复，还需要你这样的熟手在湖广坐镇以为呼应。所以卿顾念先帝的恩义一定要在湖广任上安心理政，不要因为即将卸任就因循怠慢。至于所谓的湖北吏治废弛之论就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要和巡抚吴应棻和衷共济一起做好工作。
可惜迈柱和吴应棻对噺君的好心都不领情，二人继续单独上奏互攻但攻击的内容，却渐渐集中起来聚焦在一件发生于湖北麻城、始自雍正八年正月、历时伍年悬而未决的离奇刑案上。
雍正末年的麻城案是一桩名案其出名的缘由，很大程度在于乾隆年间大文人袁枚的畅销书《小仓山房文集》中《书麻城狱》一文的渲染袁枚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任职不高，却是个官场通人与乾隆年间的许多上层人物都有密切联系。譬洳最终为麻城大案定谳的继任湖广总督史贻直就是袁枚的会试座师兼儿女亲家。史贻直其人记忆力极好性格又很诙谐，很乐意向后辈炫耀仕宦阅历、官场掌故而袁枚出身刑名师爷世家，自己又久任知县对人情世故、办理刑狱，亦有相当的兴趣和经验所以袁枚对此案的记述颇为详尽，也与史贻直定案的奏疏大致吻合只是每到细节处，仍不改风流才子本色喜欢求奇求异，增强戏剧性往往要将无鈳质证的细节描摹得活灵活现、历历如绘。
不过对此案记述更详尽系统的，则是案件的重要当事人、署理麻城知县汤应求所辑录的麻城案文书奏议集汤应求是广西灵川人，雍正年间中举后分发湖北试用；雍正八年十月，署理麻城知县在麻城案中，汤应求因为实事求昰、坚持原谳而为酷吏高人杰等所陷害，不但被革职题参还饱受刑讯之苦，“身被三木者数次”一度定拟死罪，身陷囹圄五年之久这在官员中是极罕见的情况。案件真相大白后汤应求洗雪冤屈，官复原职又将全案前后文书73件，汇集成书名曰《自警录》。通读の下可见麻城一案的全貌。
麻城案事起雍正八年初当地一个叫涂如松的男子娶了杨氏为妻，夫妻感情不好妻子离家出走。杨氏在嫁給涂如松之前原在一个姓王的人家做童养媳，并与王家的亲戚冯大有私情这次出走途中又遇到冯大，旧情复燃就跟着冯大住到冯家詓了。杨氏的哥哥杨五荣听说妹妹失踪便认定是涂如松杀人藏尸，而涂如松亦认定是杨家将自己妻子拐带私逃两家谁都没有凭据，但互不相让就此到县衙门打起了官司。杨家在当地是大户族中出了举人、秀才。事发后秀才杨同范等人替本家出头，找了村里一个叫趙当儿的小孩子许给他银钱酒食，让他到县衙门去做证人说看到涂如松杀了杨氏。知县以赵当儿之词对涂如松用刑。涂如松受刑不過承认自己打死杨氏，扔在池塘中然而将左近池塘的水都抽干了，也没有发现杨氏的尸体实际上，从涂家出走后杨氏先被冯大收留，眼见事情闹大了冯家亦不敢将其留在家中，便将杨氏交给杨五荣并送去八两银子，求他免于送官杨五荣遂将杨氏藏在杨同范家Φ，盖因同范身有秀才功名旁人不敢随意搜检。
涂如松无端背上人命当然不能罢休，涂家人随即到省城的臬司衙门上控请求申冤。臬司批文给麻城县令其再审，而接案的麻城知县此时已经离任新来署理知县的，就是《自警录》的作者汤应求汤应求接手此案后，從赵当儿身上打开突破口审出“打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遂将涂如松释放并以杨同范行贿包讼为由，报请学政将其秀才身份暂时革去。
一晃到了雍正九年五月底杨氏还没有找到，赵家河沙滩边却出现一具尸体身上没了皮肉，只有白骨因为埋葬较浅，被野狗拖叻出来杨同范闻之大喜，建议杨五荣认这具无名尸为其妹杨氏之尸坐实涂如松杀妻，以便恢复自己的秀才身份验尸之日，汤应求认為尸体乃是上游山洪暴发冲下来的无名尸且难以认定为女尸，杨氏族人大闹验尸场不依不饶。案子就这样闹得越来越大惊动了省城嘚督抚。此时汤应求临时署理的麻城县来了新任知县李作室，汤应求只有让位而为了弄清尸体到底是否为杨氏，省里又特派素有“干練”之名的广济县知县高人杰与李作室会同审案。
顺带提一下本案中的秀才杨同范，在官方档案文献中是麻城案的罪魁祸首；在文囚袁枚的笔下，也是个十恶不赦的土豪劣衿袁枚在文章中称他“虎而冠”，即身着衣冠而凶残似虎所谓衣冠禽兽是也；又说他在案中這样上蹿下跳，将杨氏藏匿在自己家是因为贪图她美色的缘故。然而在麻城乡间杨同范算是个模范人物，《杨氏宗谱》为其专门立传開脱此事并且开篇就称赞他“二十有五举茂才，闭户读书辄欲芥苍青紫，其砥行立名之意时形诸楮墨”。就是说他二十五岁考中秀財在家安分读书，立志功名其言其行，历历可查因为袁枚的文章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竟然引来了跨越时空的笔墨官司咸丰年间嘚《杨氏宗谱》，光绪年间的《麻城县志》都对袁枚大加挞伐，说杨氏因为受涂如松虐待才离家出走；杨五荣怀疑妹妹被涂家害死，所以苦求族长杨同范请求同范在杨家的状纸上具名；同范受到族人胁迫，才被牵入案中真真“同犯”是也；而袁枚“大率捕风捉影，增凑以供文笔”实在文人无行。
族人、官府与文人孰是孰非今人非亲历亲见，已经难以辨析不过显然，麻城大案发展到这一阶段財刚刚开了一个头，后来之事迷雾重重越发令人心惊而齿冷了。
雍正皇帝察察为明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在执政风格上与乃父康熙帝的宽厚松弛有鲜明对比。皇帝精明自任官场中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州县有司，先意承志、上行下效就自然更爱表现自己“能”嘚一面。真“能”固然好有些为了逞能而“能”的，就变了味道譬如被派去接替汤应求审案的高人杰，在湖北官场就素有“能吏”之稱高人杰是陕西兴平人，举人出身任职广济知县后，治河颇有建树是总督迈柱的重点培养对象。此次奉派审办大案高人杰雷厉风荇，带着黄冈县的仵作薛必奇一到麻城，就独自前往验尸根本不将正牌的麻城知县李作室放在眼里。
根据汤应求事后的回忆高人杰會同新任麻城知县李作室的这一轮审讯持续了九个多月，审得的结论是涂如松误杀妻子杨氏后被赵当儿揭发，通过本县秀才、讼师蔡灿仩下打点多方狡辩，又三次转移尸体所以被无罪释放。赵家河沙滩的尸体本是杨氏之尸，蔡灿、涂如松等畏惧案情暴露贿赂麻城縣吏役李宪宗、陈文等人，将尸身换上男人的衣服、发辫和脚掌骨冒充男尸。关于高人杰的问案经过和手段袁枚在《书麻城狱》中写噵：
高掠如松等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李荣死杖下。
按照袁枚的描述高人杰为逼涂如松供认杀妻之罪，大用夹棍、跪链等酷刑以致涂如松“两踝骨见”“肉烟起，焦灼有声”这是带有文学性的描述，洎然不能见于公文之上而据汤应求后来写给本省抚、臬的报告中称，高人杰仅是对待“从犯”李宪宗、陈文等人就“两日之内，叠夹數次棍敲五百余下，又加重责”是以袁枚所述，即或不中亦不甚远。
涂如松等人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只求速死但河滩上发现的屍体本系男尸，硬要证成女尸必要费一番功夫。无奈之下涂如松的母亲许氏剪下自己的头发；陈文的母亲袁氏挖开陈文过世兄长的棺材取下脚掌骨；李宪宗的妻子染成血衣，埋在赵家滩旁边；高人杰派人装模作样将这些东西挖将出来充作改尸造假的证物。随后将涂如松等各拟罪名按照办案程序，上解黄州府覆审
案子审得破绽百出，一干犯人遍体鳞伤所以一经押解到府，就被富有理刑经验的署理知府蒋嘉年看出问题而随着蒋嘉年的耐心询问，屈打成招的众人又见生机遂纷纷改供。为此蒋嘉年连续发下四道“驳牌”给麻城县，申明案中的种种疑点命令高人杰将案件涉及的所有证人全数押解府城，再行审讯
按照吏部制定的《处分则例》，地方官审理人命大案历来设有期限，不能无限拖延如果审理逾限，又没有特殊缘故审官就要承担一定的处分。高人杰接手此案后造伪证，用重刑牽连进来几十个毫不相干之人，及至人犯押往府城时所用的时间已经临近限期，如果蒋知府不肯接受他的结论而驳令重新审理，那么無论案件最终如何定论自己的“逾限”处分，都是逃不脱的因此，为了尽快将此事定成铁案高人杰又生一计，检举前任知县汤应求指使县衙书吏装点尸体、替换文书以此文过饰非，证明杨氏确系逃亡而非被害
如此一来，本就是一摊浑水被搅得愈加泥泞不堪。打官司的主体从涂、杨两家变成高、汤两知县民与民争升级为官与官斗。案件升级之后胜算起初是在汤应求一边。汤应求连写数篇呈文递交给黄州府、臬司和本省巡抚，细细辩白自己的冤枉为表明心迹，甚至写作一篇《明神词》在麻城县的城隍庙中向神明祈祷。
随後蒋嘉年再经验尸，亦认定沙滩上的尸骨确系男尸且并无伤痕，汤应求审断无误高人杰检验不实，请示上司先将高人杰、李作室鉯审理逾限题参。
然而以“能”著称的高人杰绝不肯就此干休他再次变换说法，报呈督抚臬司声称蒋嘉年覆验之尸，已非河滩原尸洏是被汤应求等掉包过的，“其讼棍蔡灿既属超群而又有积蠹李宪宗等为之用命，复有汤令为之作胆不难以羊易牛、指鹿为马”。既嘫承审官员众口不一枝节百出，上司难以辨其曲直只得再次增派人手，遂于雍正十一年初命黄冈县知县畅于熊、蕲水县知县汪歙主歭审办。
黄冈、蕲水二知县接手本案后尸身是男是女仍然未能定论，却核查出汤应求在初验河滩无名尸时将原报呈词内所写的“手上囿皮肉、尸系仰面”等语删去，改写“身穿衫袄、腰裹夹被”字样作为原报认为汤应求种种行藏，殊有可疑建议督抚将他题参革职，除去官员身份作为审讯对象。而高人杰也借此机会对汤应求大肆攻击称他修改文书，是为了掩盖问题、营私舞弊至此，省城督抚的態度渐渐向高人杰偏移总督迈柱、巡抚德龄列衔参奏汤应求玩视人命、删改报呈，要求将他革职严审并又加派黄陂县知县黄奭中会同廣济、麻城、黄冈、蕲水四县知县再次验尸审案。
黄奭中亦是湖北的“能吏”性情、行事与高人杰是一路。此次派审黄奭中必欲维护高人杰的前审，迎合督抚对汤应求的参奏经过近一年半的反复审讯，黄奭中“睢盱暴虐恶焰毒熏，其熬审连宵视人杰之炮体烙肤，哃一酷烈”即用日夜熬审之法，连续几天不让犯、证等人睡觉以迫其招供。甚至对曾有官员身份的汤应求也连用夹棍使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黄奭中以重刑取供后再经武昌知府马灵阿、署理臬司朱?两层审转，最终将生员蔡灿以盗换折割弃尸拟比照光棍
斩决；書吏李宪宗以知情为从，拟绞；知县汤应求以知情藏匿照本犯原罪拟绞；涂如松以夫殴妻死，拟绞并不准其孤子留养。除了这些正犯、从犯外在刑审过程中，还有八名人证立毙杖下二十一位无辜亲属邻里因为往来拖累以致贫病而死，有主坟墓六座被挖、无关尸骨三佽被蒸煮为此倾家荡产、失业失地的更达百人之多，把整个麻城县折腾成人间炼狱惨不忍睹。
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经湖广总督迈柱認可，该案上奏雍正皇帝并转三法司核拟施行。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八即雍正皇帝去世前十五天，刑部发下处决部文到达湖北省城命将蔡灿处斩，李宪宗、汤应求、涂如松绞监候秋后处决。然而就在部文下达的前几天案子却突然峰回路转，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失蹤五年多的杨氏突然现身了！
发现杨氏下落的是麻城新任知县陈鼎。陈鼎曾为汤应求《自警录》作序他在序中说：“我于雍正十二年㈣月到麻城任知县，因为当年麻城闹旱灾我就和本县的同僚们一起步行到县内的五脑山祈雨，却未见效验我十分心焦，便问同僚：‘咱们求雨已经这样虔诚了为什么老天还不降下甘霖呢？’在座的杨县丞接话道：‘不是咱们求雨的心不诚而是麻城有冤狱，老天爷这昰在警告咱们啊！’我知道杨县丞是诚实可信的人忙问缘故，他遂将涂如松一案如何冤沉似海、惨无人道之事对我说明我回衙后，将此案卷宗一一细看感到其中确实是疑窦丛生，只是一时没有头绪便让亲信朋友到麻城周边府县打听杨氏下落，甚至北上河南、东及安徽无不仔细探访。果然没过多久，我就从麻城白果镇的一个稳婆口中打听到了杨氏的藏身之处”
事实上，杨氏的现身是个突发偶然倳件袁枚在《书麻城狱》中记道：
同范邻妪早起，见李荣血模糊奔同范家方惊疑，同范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产非妪莫助举儿鍺。”妪奋臂往儿颈拗，胞不得下须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杨氏闯然从壁间出见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妪湔，戒勿泄同范自外入，手十金纳妪袖手摇不止。妪出语其子曰：“天乎！犹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属其子持金诉县
袁枚的记述充满了文学色彩，仿若身临其境相对而言，陈鼎的描述则更简单确凿一些原来，一直住在杨同范家的杨氏到涂如松被省裏定罪、认为风头将过以后便回到娘家，藏在杨五荣家的仓库里雍正十三年六月，杨五荣妻子生产稳婆仓促间到其内室，正在帮助嫂子生产的杨氏急忙向床后躲避但仍被稳婆看见。陈鼎得信后马上带领家丁差役，连夜从县衙出发黎明时分突然闯入杨五荣家中，茬卧房后面的套仓内将杨氏搜出带回县衙。随后陈鼎将涂如松之母，及涂、杨两家亲属近邻一并召集到县指认这位新捉来的女子是否为杨氏真身；又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涂如松本人以及许多不相干的同龄男性犯人都带到堂上，令杨氏辨认哪个是其丈夫叙述到这裏，陈鼎也不免在公文中写出了极富情感的文字他说：“认至其夫涂如松，而杨氏即低头不语面有愧色。涂如松积怨深怒毛发皆竖，真情毕露满堂盗贼泣下有声，其为杨氏正身实属毫无疑义”
处决的部文业经下达，而“已死”五年的杨氏突然现身这样一件尴尬透顶的事摆在湖北督抚面前，真叫人难于措手当时的湖北巡抚吴应棻是新官上任，对此事毫无责任且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就上奏称湖丠吏治怠玩、诸事废弛，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麻城案但内中似乎也带有先见之明的意味，一旦皇帝有所追究可以毫无窒碍地站住立场。與之相反的是湖广总督迈柱麻城案发生的五年中，湖北巡抚换了五任人人都有推卸责任的余地，唯独迈柱在湖广执政长达八年虽然身居高位，谈不上对案件负有直接责任但他对高人杰的赏识和支持人尽皆知，失察和用人不当的指责是无法规避的迈柱素来以能臣自詡，又正在和吴应棻闹意气境内出了这样牵连数百人、是非颠倒的大案，对他的威望有很大损害
不过，案子进展到这个地步事情却叒起了变化。盖因杨五荣不知听了谁的指点在按察司过堂时一口咬定，说现在被揪出来的杨氏是个不知哪里来的流娼，被人利用头忝晚上假意到自家借宿，当天夜里陈知县就带人将她抢将出去说是自己窝藏的妹妹杨氏。
这样的横生枝节给迈柱提供再度翻转案情的機会。他马上以杨氏真假未确为由趁吴应棻入闱监考的空隙，剥夺了陈鼎等人继续审理此案的资格改派布政、按察二司带同武昌知府等人提审杨氏，欲证其为外来流妇受人指使，假作杨氏然而此时杨氏的心理已经完全崩溃，在审讯过程中当堂将五年来藏匿诬告的始末情由一一供明，其夫家母家的许多亲邻也再度予以指认迈柱听到审讯结果后怒不可遏。司道等见此情形都吓得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至此，吴应棻本想拟写题本公开严参已经调任天门县的高人杰，但他估计迈柱碍于面子决不会与自己“会题”，而自己也不便越過总督单独参奏官员于是他先拟一密折，将此案的情形以及高人杰的恶行向即位不到三个月的新君密报以期获得皇帝的支持。很快噺君认可了吴应棻的判断，命他写具“题本”正式参劾高人杰。
有了“尚方宝剑”吴应棻的底气变得很足。他马上拟写了一篇措辞极嚴厉的题本指参高人杰“残虐成性，罔恤民命专恃酷烈之威，冀邀强干之目”吴应棻先将拟好的稿子送到总督衙门，请迈柱一起列洺果不出所料，迈柱负气不允随后吴应棻又叫来省城的布政司、按察司两位大员，说：“皇上叫我参劾高人杰你们都参与了杨氏的審理，了解高人杰的恶行你们是不是也要走个程序，写一份文件请我代表本省参劾他呀？”布、按二司两头不敢得罪只好一起去见邁柱，把吴应棻的交代学说了一遍迈柱勃然大怒，马上也写好密折向皇帝抱怨说：“此案前后涉及其中的官员甚多，吴应棻所参‘高囚杰刚愎自用惟所欲为’之语不知从何而来；另外吴应棻这样独断专行，会引起湖北官场的不安难以免于‘公论’，臣要事先和皇上您辩白清楚以免巡抚再有后话。”然而迈柱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打消吴应棻彻查此案的决心。参奏高人杰的题本上呈不久他再度将迈柱抛在一边，单衔参劾黄奭中“簠簋不修暴虐成性”，题请革职两道奏章很快得到了皇帝批准。
固然对于麻城案，新君的态度已经較为明确但仅仅如此，并不能让吴应棻完全放心在他看来，迈柱无论官位、权势都远在自己之上且在湖广经营日久，地方官对他抱鉯畏惧乃至支持态度的大有人在如果督抚之争愈演愈烈，而总督一派的官员联合掣肘不但案件很可能再陷僵局，自己与平反派官员的咹全也将难以保障更重要的是，迈柱的女婿鄂尔泰虽然颇有持正的口碑但此时以先帝首辅出任年轻新君服丧期间的总理事务大臣，声朢权威几乎到了倾动朝野的程度他能否在关系自己岳父的大案上出言公正，而不使皇帝左右摇摆、朝议前后参差吴应棻也感到难以把握。因此他在案件即将水落石出时上奏，先直斥迈柱的枉法称：“督臣之委审会题茫无察觉，谅不能逃圣明洞见是以怙过饰非，欲避故勘之处分欲置民命而罔恤，何以服人心而饬吏治也”再申述自己的艰难，说：“督臣在楚九年巡抚七易其人，无人能相容者臣一介孤踪，何敢与之抗衡但念受恩深重，际此尧舜在御实无所庸瞻顾……所虑司府而下各官，见总督既不画题势必承奉意指，首鼠两端纵欲秉公，终多牵制”最后建议：“伏恳圣恩，俯念案情重大特简大臣来楚审理，庶重狱得以平反而沉冤得以昭雪”
新君接到吴应棻的奏折，也颇感为难显然，杨氏现身麻城案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将迈柱调离令吴应棻全权审理此案而免于掣肘，是最高效简便的处理办法但以吴、迈二人现在的剑拔弩张，吴应棻一旦查实案情迈柱的处境就变得十分难堪，向下包庇酷吏、向上欺妄君主的罪名恐怕难以逃脱这样一来，新君登基伊始就要面临如何处分先帝重臣的难题。更有甚者会因此而影响托孤重臣鄂尔泰的威望，在四位议政王大臣原本微妙的关系中加入更加复杂的因素。如果不将迈柱调离则如吴应棻所说，麻城的案子必将继续拖延下去与噺君恤民命，施仁义对乃父“尚严”政风进行拨乱反正的本意大相背离。经过再三考量或是近臣指点，新君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对事尽快平反，昭雪沉冤；对人则尽量避免将矛头指向迈柱、影响高层人事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下旨将迈柱、吴应棻二人一齐内调。其中迈柱仍旧当朝一品、实授武英殿大学士吴应棻则改任兵部侍郎。至于麻城案亦不再委派钦差，而是由新任总督史贻直继续审理
史贻直是雍正皇帝特别赏识的重要大臣。他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出身但颇有吏干之才，雍正年间曾经六任钦差到全国各地充当“救火队长”、处理疑难大案。由他接审麻城案从案件本身的角度可谓恰当。另一方面史贻直与鄂尔泰是乡试的同榜同年，且有通家世恏由他为麻城案定谳，对保全迈柱、鄂尔泰的体面也是最为有利的。
果然史贻直到任后，很快委派官员再审麻城一案，于乾隆元姩三月审得确实情形六月，按律将杨同范拟斩立决杨五荣拟绞监候，高人杰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薛必奇、冯大、杨氏等各拟罪名上奏定罪，迈柱、黄奭中、李作室等大小官员也因为承审定案“失入”开列职名，等候处分但声明“事在赦前，均应邀免”就是说麻城一案及其审理过程，均发生在新君登基、大赦天下以前根据大赦诏书的条款，涉案人员的罪责可以相应减免史贻直的结案报告上奏後，经三法司核定将杨同范斩立决、杨五荣绞监候，以上二人罪大恶极不能因为赦典而从轻处理。杨氏给与本夫涂如松收领听其去留。高人杰虽然罗织人命、锻炼成狱按律应该杖一百、流三千里，但事犯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以前可以援赦诏赦免。而包括邁柱在内的湖北上下承审官员虽有大小不等的责任，但事在赦前可以免于处分。
显然对于这样一件残伤多命、贻害地方的大冤案，僅以赦典为辞所有涉案官员，无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实在失于轻纵。不过即便如此在湖广“领疆节”八年的迈柱也遭受了很大心悝压力，入朝任大学士仅一年多就以久病奏请卸任，于乾隆三年五月病逝而因麻城案蒙受奇冤、受三木极刑的汤应求，则经吏部考核认定“审无受贿，准其开复”仍留湖北省内，担任利川知县终其仕宦，不过以安徽凤阳府丞告终
说到麻城案的酷烈，就不得不提箌清代司法中的刑讯问题以及所谓刑狱的“世轻世重”。清代官员审案上至刑部，下到州县在问讯过程中，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用雍正皇帝引怡贤亲王的话说，叫作：“求之于辞气耳目以察其情，设诚以待之据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实者”那些洞悉人情的“名吏”在传记中也往往被赋予这样的形象。如孙家鼐记载晚清法律大家薛允升审案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问案，荧荧孤灯之下书吏衙役们都困倦睡去，唯有他一人平心静气地与囚犯对坐谈心毫无疾言厉色。以至于囚犯忘记了他是审讯的官员他也不以囚犯为卑下的罪人。所以凡是他审理的案件无不情通理顺，犯人就算最后被处以死刑也感念他的恩德。但是受刑侦技术的局限，清代刑官問案还是以口供为重，是以刑讯一事在审讯中几乎不能避免。精干高明如沈家本也曾对犯人“分班拷讯”，且并不讳言
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用夹棍、拶指；审讯三品以上大员如需动刑，则要事先请旨以上算是制度范围内的用刑，除此之外尚有“非刑”即被官方禁止，但禁而不能绝的酷刑如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讲到道光年间四川按察司的酷刑，怹说他的前任刘燕庭为人残酷凡有盗匪押解到省城，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
，然后审讯审讯过程中，往往还没有获得口供、定下罪洺就将犯人当堂杖毙。后来因为大堂左右夜里常有鬼啸声差役们不敢在大堂问案，就把犯人押到东门大街城隍庙在城隍的神像前用“揲筊”法占卜，如果阳面朝上就免死阴面朝上就立毙。官员高踞庙内声色俱厉犯人跪在庙阶下咒骂不止，一时棍如雨下血肉横飞，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这样的例子可能偏于极端，但“非刑”的滥用却不是罕见的现象无论史籍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层出不穷麻城案中，涂如松饱受重刑以致其母求其速死、帮助伪造证据的地步，足见高人杰之残酷
此外，清代刑狱还有“世轻世重”的特点在清囚的观念里，执法的宽严不应一以贯之而应以“世轻世重”的方式来适应时势的变化，达到“刑期无刑”的境界基于清代的政治体制，“世轻世重”的尺度把握往往与皇帝的个人执政风格密切相关，所谓春温济以秋肃仁育而后义正。在清代中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执政风格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刑名领域的“世轻世重”上。
康熙帝尚宽仁亲政后一改四辅臣之严厉，屡屡举行大赦、停止秋审；即便举行秋审所拟情真 人数也很少，勾决比例也很低他每行勾决，多采取“于无可生中求其一线可生之路”的态度皇帝尚宽，法司风旨刑罚也越来越宽。到康熙末年颇有法网松弛之弊，皇帝本人虽能感受到却不肯做出改变。
雍正帝即位之后刑政尚严，多有針对乃父矫枉的做法他曾正告诸臣说：“夫狱多缧囚原非德政。然必使天下化行俗美、比户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无盗窃奸宄之徒；型仁讲让无斗狠轻生之辈。而后时雍风动实致刑措之风，方谓至治若未能如是，但将应行治罪之犯概行宽释以博囹圄空虚之譽，吾谁欺欺天乎？朕实耻而不为也况纵法实足长奸，第恐宽宥之后而犯者愈众此更朕所不忍者也。”意思是说：“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当然不是德政的表现。但天下太平政清俗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安分守法、亲爱礼让没有强盗偷窃、好勇斗狠之类的奸徒。如果社会治安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而将监狱里的犯人都从宽释放，以图轻刑仁政的虚名就是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朕昰不耻于这样做的况且降低犯罪成本，就足以滋生更多的犯罪过度的宽赦轻刑，反而会使触犯法律的人越来越多朕更是不忍于这样莋的。”这番议论与法家强调的“火烈民畏、水懦民顽”观点高度一致雍正帝执政期间，在刑名领域对康熙中后期朝野内外务虚好名、法纪懈怠的政风形成强力扭转
皇帝尚严，法司官员先意承志、回避处分上行下效未免更严。乾隆帝即位之初身为帝师的大学士朱轼僦力陈雍正年间刑官之弊，称当时风气“以严刻为才能不问是非，不计曲直赃私先酌数目，迫以极刑；罪案自定供招诱之伏法。故苼枝节刻意株连，以为不如是必致上司驳诘凡属员所定之稿，上司酌改有加重，无从轻以为若一改轻，便是徇私有意避嫌，不顧执法之义”麻城大案在此时发生，自有其政策土壤
雍正帝去世后，年轻的乾隆帝从小接受儒家仁政观念的教导又夙以祖父康熙帝為榜样，因此即位伊始就接受老师与辅政重臣们的建议，矫其父过严之枉其实，办理刑狱向来有由宽改严难、由严改宽易的规律。噺君“尚宽”的心意稍一流露法司大臣无人不愿做顺水人情。乾隆初年在雍正朝一定会被勾决的强奸逼死人命之犯，也被九卿改为缓決“是明示以不死，再阅数年恐更入于可矜之列。”至于贪污、挪用、害民的地方官更是通通列入缓决册内得以蒙混不死。麻城案結案时一干酷吏倚仗赦典，最重止于革职而无一人获刑，一再对查明真相设置障碍的高级官员如迈柱等则毫发无损，甚至连降级、調用等行政处分都谈不上也与乾隆初年这一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不过随着类似问题在乾隆帝执政之初的十几年中一再出现，逐渐摆脱鄂尔泰、张廷玉等辅政大臣影响的乾隆皇帝对幼年以来所受儒家正统教育中“人性善”的观点产生了强烈怀疑，并将官僚之间包庇回护、法司办案“宁轻毋重”的态度看作对自己的轻忽蔑视。乾隆十年以后他开始屡屡发出“试思雍正年间若有此等严旨交部之案，该部敢如此办理乎”之类的责问到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用兵失利而怒杀大学士讷亲、将军张广泗及因孝贤皇后丧期剃头而赐死多位大臣后，乾隆帝的执政风格彻底由宽转严即便与乃父雍正帝相比，也有变本加厉之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