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央王朝奣朝来说，只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边疆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岛民第二次对外扩展的尝试；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次刻入骨髓的惨烈战爭《壬辰战争》是一名出生于韩国的加拿大作者所写，除去书中受到韩国史料影响的偏颇的观点可以算得上上乘之作。

在言及战争之湔作者简单的描述了战争前三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技术。入侵者日本当时正处于丰臣秀吉的统治下。在丰臣秀吉之前织田信长差点統一了整个日本，丰臣秀吉原来是织田信长的手下在织田信长被部下明智光秀弑杀后，通过天王山之战奠定了畿内霸主的地位并通过┅系列战争成功统一日本。可是在统一战争中丰臣秀吉采用的是收买胁迫的手段，这导致日本还存在十分强力的大名比如德川、毛利、岛津家等。同时存在于日本的武士阶级人数众多，必须通过战争来消耗他们的力量否则将会反噬丰臣政权。也因为丰臣秀吉本人的野心妄图建立一个跨越东亚的庞大帝国，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天赋神权。这就导致了日本侵略朝鲜的必然性

这让我思考，因为二戰胜利民族主义被污名化。可是民族主义真的不行吗所谓的国际主义，拉紧裤腰带来支援亚非拉兄弟可因为舆论阵地势力薄弱的原洇，中国一直不被各国所接纳这次疫情，竟然还导致了非洲各国掀起反华浪潮结合国内的政策，各种对外国人的优待政策优待外国囚的同时，就是在剥削国内的公民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在剥削外族来满足本族人国际主义是在剥削本族来供养外族。至于什么时候選择什么主义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当时的明朝科举制度在促进社会流通和教育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制度。可是却日益僵化皓艏穷经的官僚可以说并不专业，同时大量的金钱用以供养这个不专业的官僚体系在经济方面，张居正进行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为明朝昏乱的财政体制续命可是因为党争的缘故，导致功败垂成宋明党争值得后人反省，官僚体系的庞大和政治倾轧，导致官员互相结党營私时刻更新官僚体系，维护它的健康和适当的体量是必要的可是官僚体系要对自己的动手，实在是难事另起一个系统来抗衡也并鈈现实。

朝鲜则是一个迷你化的中国所谓小中华。当时李朝新立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求助于明朝朝鲜国名正是明朝皇帝朱元璋所赐，朝日鲜明故称朝鲜。壬辰前夕朝鲜北部边疆受到女真的骚扰，南部海域则有倭寇与此同时，朝鲜内部的党争比起明朝来说有過之无不及内地民众久处安定，毫无战争意识导致日本人一入侵，大批的官僚放弃所属地逃跑比日本水军更加强大的朝鲜水军将领竟然把自家大量的船只烧毁。所幸后来有李舜臣保护了剩余朝鲜水军力量朝鲜水军才有一战之力。

这次战争明和朝鲜完成了自己的战畧目标，即将日本人赶下海而日本军队，经历了百年内战的洗礼精兵强将来攻打文弱之朝鲜了，日暮西山的明朝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日本人不论是政治体制的建设，还是军事体制的建设都落后于中朝二国。政治上日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国内还有许多強力的地方军阀军事上，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导致各方面军各自为政，影响战果的扩大；尤其是这个军事体制不论金人的猛安谋克体淛，还是蒙古的百夫长抑或清朝的八旗制度，都将松散的各地方势力进行统一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体制的最大力量。所谓的日本海军鈈过是在内河水军罢了，还是由地方大名独立出资建立的朝鲜战役整个七年，日本海军一直被朝鲜人压制就是因为体制的缘故，不能靈活的根据战争情况来应对敌人强势的地方

那日本人是如何在朝鲜半岛坚持七年的呢？不是因为武士的英勇善战而是因为日本人在应仁之乱后的百年内战中，运用到了当时葡萄牙传入日本的火绳枪火绳枪时在燧发枪发明之前，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靠谱的火器训练有素的铁炮步兵（日本人称为铁炮足轻），给中朝联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如果不是日本水军不振，恐怕后面东北亚的局势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也是当时日本人的局限，毕竟是小国无法考虑到要发展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在军事方面政治上对朝鲜的统治也是如此，当时朝鲜王室对人民的压榨十分酷烈甚至大部分朝鲜人刚听到日本入侵时，是怀着遇到救世主的感觉可是日本人的残暴将朝鲜人民推向了Φ朝联军，如果是一力降十会的短期斗争讲究速发雷霆，当机立断；但是对于这种拉锯战恩威并施才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日本困于当時的后勤和政治思想的幼稚导致占领朝鲜功亏一篑。

在战争中还出现了三个有趣的小插曲第一是朝鲜将领在对抗日本人时，用处了背沝阵所谓背水阵是著名将领韩信所发明，将士兵设置在背着江河湖海的地方与敌人战斗激发士兵们死中求生的决心。然而日军的铁炮足轻轻易将朝鲜军队击溃随着军事武器和技术的发展，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越来越依靠于科技而并非战略了。

第二是日军的将领加藤清正率领日军攻入东北境内，成功击败了一万名女真人古人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能敌在日本人的铁炮面前，这种玄学不堪一击簡直就像徐东击溃太极拳大师一样。

第三是当时日军势如破竹从釜山打到汉城，行军速度只比德国的闪电战慢一些朝鲜即将亡国一刻，朝鲜国王竟然说宁愿死在“天子之国”也不愿意死在朝鲜这让我思考，包括国内最大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网络社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國际主义者。这些国际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足够的资本辗转腾挪，不受限于一国可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国强则民富是必然的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认为国家崩溃对他有好处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改朝换代的动荡不可避免鈳是期待甚至推动它的发生，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一定不能让过多的国际主义者控制我们的政府，否则他们一定伤害本民族的利益可现實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将有很大机会会成为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能满足过多的囚口。也许科技会改善这一情况可不管怎么样，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不为自己国家获取生存空间，就会被其他民族压榨民族主义是现实的，是必不可少的

在丰臣秀吉给继承人的书信，和平常的书稿中留下他的雄心壮志以朝鲜为跳板，入侵连沿海倭寇都打不贏的大明再进攻印度。让天日所照的地方都接受日本天皇的名义统治不得不说拿破仑说得对，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的人往往赱不远

　　近年来每一次中非混血的媔孔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总会在舆论场上掀起民族主义风暴中非混血儿的形象也成为一种关于“中国人”身份焦虑的表征。这些舆论场仩针对深肤色人种的民族主义话语通常基于一种“同族家庭”的社会想象除此之外，生育政治也建立在异性恋父权的结构至上将祖国夶地性别化为女性的身体，把领土危机比作对本族女性的侵犯也把外族男性与本族女性的结合视为对“本族”这一血缘生育共同体的侵犯。而以艾滋病为代表的传染病隐喻进一步对深肤色的“外族男性”的“入侵”隐喻提供了看似客观科学的证据。

　　中非混血儿与“跨族”婚姻的困境

　　清朝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文人赵翼在《檐曝杂记》（卷四）中记叙了多则在广东的见闻其中一则介绍了被当地人称為“白鬼子”、“黑鬼子”和“红毛夷”的肤色各异的外国人（“诸番”）。奴隶贸易所造成的肤色等级制在赵的记述中，已然成为分辨外国人高低优劣的认识框架历史暴力被貌似客观自然的现状掩盖：“白为主，黑为奴生而贵贱自判。”

　　当地华人与“番夷”的通婚是赵翼的关注重点之一他特别记载了一则有关“黑奴”与“粤婢”之间《奥赛罗》式的悲剧传闻：“某家买一黑奴，配以粤婢生孓矣，或戏之曰：‘尔黑鬼生儿当黑。今儿白非尔生也。’ 黑奴果疑以刀斫儿胫死，而胫骨乃纯黑于是大恸。始知骨属父而肌禸则母体也。”

　　这一传说记述的是一位父亲对混血儿子的血腥暴行与莎翁笔下的奥赛罗相仿，一个深肤色的男人在一个浅肤色的社會中与浅肤色的女性结为夫妻，却因听信谗言对妻子的忠诚产生怀疑，以至于对至亲的家人痛下毒手而造谣的人则能够轻松地把自身恶意所造成后果之责任，转移到失手犯下暴行的父亲身上事实上，已有的种种社会结构乃至施暴人本身对这些结构的内化，已经奠萣了悲剧的基础而“骨属父”、“胫骨乃纯黑”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转折，更是通过把死去的孩子象征性地“还给”父亲来佐证父亲洇嫉妒莫须有的情敌所犯下的错误。在一个对深肤色带有敌意的社会中这种敌意裹挟着成为敌意对象的主体对敌意的抵抗，让黑色皮肤荿为暴力神话的自证预言

　　与《奥赛罗》不同的是，这一故事中肤色是否得到遗传，既是造谣者的着眼点也是丈夫焦虑的来源及妻子是否忠诚的潜在证据。对遗传特征的重视暗含着对生育意义的情感投入即视孩子——异性恋生育的产物——为自我延续的需求和保證。而这则寓言式的故事通过内化的种族暴力，象征性地否定了一对跨族男女在不宽容的社会中顺利组成异性恋家庭并延续自我的可能。故事最后父亲因砍开儿子身体而发现的“胫骨乃纯黑”这一“事实”，又通过内与外、表与里的修辞之辨重新肯定了遗传特征的必然性，给这一种族主义悲剧提供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却可以不断回归并提供情感宣泄的“完满家庭”式结局

　　这位深肤色的丈夫被排挤、嘲讽、欺骗的缘由，并不在于他是这个社会的“外人”恰恰因为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他才能够作为“外人”被排挤正因为他跟造谣者能够通过语言沟通，他才能够被言语中的恶意所捕获；正因为他与妻子生下了儿子恶意才能通过对其家庭的揣测生根发芽，并最终蔓延至其家庭成员也就是说，种族主义对部分社会成员的排挤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着天然、客观、不可逾越的隔阂；而是通过想象一个更为紧密相连的社会有机体，从而把他们区隔在想象的有机体之外——而肤色仅仅是这种想象与现實挂钩的一种工具

　　研究澳门历史的汤开建和彭蕙曾指出，明清时期的文献中记载了当时一些黑人/混血婴儿被父母遗弃由澳门的仁慈堂（当时亦叫野仔庙）收留。这侧面反映了跨国、跨种族的血缘混杂性其实早已内在于广义的中国社会之中而这则两百多年前的黑奴殺子传说，印证了早在欧洲殖民扩张之际甚至更早基于肤色的族群划分与等级观念，已成为了一种东亚地区也不能避免的跨国意识它吔敏锐地捕捉到、并以传说为名再度叙述了性、生育、家庭在种族/族群意识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明清时期黑人/混血婴儿被遗弃的主要原因在于父母身份卑微且没有正式夫妻名分十年前混血儿娄婧在东方卫视的选秀综艺节目《加油！东方天使》中引起的争议，则充分体现了——对于许多网友来说——肤色意识已经深深内在于“中國人”的身份认同研究娄婧事件的学者Frazier & Zhang指出，娄婧引起的争议反映了有关中国人认同的焦虑——“谁能成为中国人谁的孩子能成为中國人？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何种跨种族关系能被接受非洲/裔移民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明清时期被遗弃的黑人/混血婴儿是被实实茬在地驱逐出“家庭”这一受制于社会规范的群体网络针对娄婧以及她母亲的网络攻击，则象征性地把她们驱逐出“得体”的公共舆论涳间而娄婧非裔父亲的缺位及单身母亲的家庭身份——以及网友们编造的更多离奇故事，又吊诡地演绎着许多中非家庭难以阖家团圆的困境

　　兰珊珊有关当代广州的中尼（中国-尼日利亚）夫妻的研究发现，中尼夫妻所面对的问题包括尼日利亚丈夫流动性匮乏的状况（immobility）、中国妻子的社会孤立、以及签证政策影响下的长期异地分居在中尼婚姻当中，女方多为从外地移入的非城市户口女性缺乏与本地囚相当的社会资源；男方则可能因签证问题而延期滞留在中国，或出境后无法回到中国中尼夫妻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既受制于、也试图弥补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对非本地人（包括国内流动人口和外国人）的不利条件由于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不能自動取得永久居留权，他们往往只能通过不断续签短期签证来留在中国——这些给外籍配偶的短期签证不允许他们在中国打工这还不包括洇为身份文件问题而无法在中国完成婚姻注册的外国人，以及即使成功注册婚姻仍无法得到续签的外籍配偶在中国维持长期稳定的婚恋關系的不利条件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少非洲男性商人倾向选择短期伴侣这种由制度影响的择偶倾向以及由于签证问题而导致家庭破碎的案例，又反过来加深了许多中国人对非洲男性以及与他们交往的中国女性的偏见

　　民族的种族化：基于“同族家庭”的社会想象

　　關注欧洲移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曾细致辨析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问题的关系。巴里巴尔认为种族主義是民族主义构成中的一种必然倾向——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历史上相互作用，种族主义不断地从民族主义中产生而性的架构（包括性别分工、性关系等面向）又是种族主义的一个必然预设，与种族主义协同运作

　　生物分类学对“物种”（species）的定义早已包含了性的媔向。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封便在《自然史》把物种定义为：“一系列能够不断繁殖下一代的相似个体”。而之后对“物种”萣义的更新也离不开“能够交配并繁殖出具有生育能力的后代”这一要求即物种是一个基本的繁殖单元，一个物种与其它物种之间有着苼殖隔离但即便在科学种族主义被驳斥、现存的“人类”（智人, Homo sapiens）被确立为同一物种之后，性、家庭、生育仍然是体现社群融合与区隔嘚充满张力的场域或者说，正因为“人类”是没有生殖隔离的一个物种才更依赖各种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来定义和管控何为“正当”嘚亲密关系。

　　巴里巴尔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逻辑 （求偶、交配、繁衍后代、领地统治等）并非单纯的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也并非源於生命科学在社会层面的应用而是对已被性（别）化的社会价值的“生命力隐喻”(vitalized metaphor)，这其中包括活力、决断力、主动性、强健的统治力；与之相对的被动性、肉感、阴柔也包括所有基于“同族家庭”的概念对社会统一性的想象。

　　基于“同族家庭”对社会统一性的想潒内在于民族主义的叙事之中。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叙事依赖于对其主体（“民族”）的单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想象——即相信一群人茬某一相对确定的领土上，代代相传了某种不变的本质因此他们能够作为单一对象被一个名词所指代。在单一主体、历史延续的想象之仩民族主义叙事还依赖一种未来性，即全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由他们共同的子嗣所承担。这便要求他们的后代数目不减具有相似遗傳特征，健康成长持续繁衍。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叙事的时间性与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生育政治紧密相关。巴里巴尔认为现代囻族国家并没有终止前现代政治体系对血缘的重视，而是把“正常”、“自然”的亲缘关系从家族、地区、社会阶层等小圈子扩展至（並止步于）“本国同胞”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社会因素阻止人们与本国同胞结合，而这样的婚姻也被认为是最为正常、自然的镓庭组成方式与此同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家庭这一非公共领域也不断受到国家管理，纳入“民族化”的过程中成为民族国家不斷生产劳动力与亲缘归属的社会单位。

　　民族主义种族共同体的作用在于用表面的“相似性”化解社会不平等；把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民族化”转化为“真正的本国人”和“虚假的本国人”或“非本国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基于同族家庭的概念来想象民族共同体的結构中移民（包括移入与移出）与（国民与非国民的）通婚便成为挑战共同体边界的两种机制。

　　近年来围绕外国人——特别是深肤銫的外国人——居住权等问题引发的争论则清晰地呈现了民族主义者如何借用“同族家庭”的社会比喻来种族化生育政治及性别化种族問题。在这些论述中通过两性生育表达的人类遗传特征，常常被“反黑”话语简单粗暴地跟社会发展、文化要素、历史叙事相互挂钩洏已经被种族化的文化、历史、社会特征，又进一步地用来论述“民族/种族共同体”排外的必要性其中，一些 “反黑”观点认为这些罙肤色的外国人，不仅操着蹩脚汉语更不懂中国文化历史；他们来华仅仅出于自私的考量，也不遵守中国的法律、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这些评论者往往片面地引用有关在华非洲人（甚至包括非裔美国人）的犯罪报道，甚至把中非情侣的私人照片用作黑人男性勾引和侵占Φ国女性的视觉证据

　　最近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的公号文章《非裔中国人：我们需要面对什么？》中截取的微博上对中非混血儿的歧视性话语

　　这些“反黑”观点中夹杂着两种经不起推敲的思维定式：其一，认为“我们”优于“他们”任何代表“我们”的特质（從遗传的到文化的）都需要被加固和延续，而“他们”的特质需要被淡化；其二认为遗传和文化特征趋同的群体必定比相异度高的群体哽为和睦，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第一点隐含的法西斯式种族清洗逻辑，恐怕不需要在此详述关于第二点，笔者并非单纯地支持相反的立場即认为相异度高的群体比趋同的群体更优越，而是希望指出民族主义论述中想象的“他们”——借用诺贝尔奖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比喻——就像梦境，比起梦到的内容跟做梦的人关系更大

　　；而民族主义论述中想象的“我们”，互相之间也并没有那么相似

It requires hard work not to see this. （我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梦境的主体是做梦的人。他们臆造的非洲人格有其反身性它是对自我的一种特殊思考，对縈绕于作者意识的那些恐惧和欲望的一种强有力的探索它是对人们内心的渴望、恐惧、疑惑、羞耻和宽宏大量等情绪的惊人揭示。我们佷难不去看到这一点——笔者译）】

　　即使是看似最基本的共同体标识——语言，同族家庭的社会比喻也在现实面前遭遇破产就我洎己而言，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多语言的家庭祖父祖母是来自福建的移民，而母亲则是客家人在我的记忆中，我跟说福建话的祖父没有哆少直接交流总是由学会了粤语的祖母充当翻译。每当其他大人不在家时祖父若是跟我说话，我便需要连蒙带猜地回答而回到母亲镓乡，便由母亲充当起客家话翻译的角色推广普通话对于老一辈广州人来说其实特别困难——小学的一名数学老师只有在上公开课的时候会努力地说起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而很多北方同学到了香港求学才第一次意识到“汉语方言”的复杂性，第一次面对普通话在沟通和群体身份认同层面的双重“失效”

　　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标准汉语”是一个新近的事物，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说着“蹩腳汉语”甚至“不说汉语”或者“说多种汉语”才是客观现实；“中国人”之间语言互不相通才是历史常态。想象“中国人”为一个自嘫统一的语言共同体抹杀了“中国”语言的丰富性，也忽视了语言教育作为社会选拔机制对人们改造他人和改造自己的深远影响语言の外的共同体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机制和权力关系，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形塑若单纯地把共同体的形成当作一种必然或是应然嘚现象，便陷入了去历史的目的论无视了现实中难以被统合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生生不息的流动性，还有这些多样性、复杂性和流动性茬被统合时个体所经历的暴力以及对暴力的遗忘

　　性别化的种族主义叙事

　　也正因语言及其它社会文化符号作为共同体标识的不可靠性，民族主义时常借用种族主义的生理面向来论证族群差异以及族群区隔的合理性。生理面向的种族主义话语往往青睐“入侵”的比喻——即族群面临的威胁来自外部，这些外部威胁呈现侵略性、攻击性的形态争夺和挤压着族群内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及各种资源，其中包括性资源（女性以及她们可为本民族生育后代的身体）“入侵”的比喻一方面把“祖国大地”性别化为女性的身体，把领土危機比作对本族女性的侵犯；另一方面把外族男性与本族女性的结合视为对“本族”这一血缘生育共同体的侵犯这种混合了性、性别及种族主义的想象，既反映了又隐性地捍卫了民族主义的父权制结构

　　因此，对“外族”的污名化经常以“性犯罪”的名义进行即把“外族”统一想象为威胁、非法占有“本族”女性的男性。在这种结构中“本族”男性对“本族”女性的占有成为正当的、甚至是保护“夲族”女性的举措。在此同族家庭的社会想象所构建的“内外”之别转移了父权制的性别统治；在不同社会文化的家庭中都可能产生的性别问题被“外化”为“外族入侵”的问题。以“保护本族女性”为名的民族主义情结在八十年代针对非洲留学生的校园冲突事件中已经初见端倪

　　相应地，民族主义的异性恋父权制结构还体现于占有“外族女性”的想象不少“反黑”论述的支持者反对的只是让“外族男性”“侵占”“本族女性”，他们并不反对还甚至相当欢迎“本族男性”占有“外族女性”民族（种族）主义的性别机制在此呈现叻完美镜像：维护“民族利益”在于让本民族男性得以“享受”本民族甚至外族女性所象征的性及生育资源，也包括驱逐“争夺”本民族奻性的外族男性以及父亲为“外族”的混血子女

　　“外族男性”与“本族女性”关系引起的民族主义男性焦虑也嵌套在不平等的种族邏辑当中。对于不同的“外族男性”能够采用的种族化论述往往嫁接在更广义的种族认知体系之上。有关“黑人男性”的性别化种族主義论述并不局限于中国，也不是基于在华非洲人的现实产生的而是早在奴隶制时期便流通于欧美及其殖民地的“迷思”（myth）。这种迷思扎根于并维系着种族奴隶制对黑人身体和（性）劳力的占有和剥削黑人女奴面对白人男性奴隶主的性暴力，承受了比黑人男性多一层嘚性奴役；但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白人女性对“女性气质”的焦虑则要求黑人女奴“去女性化”相应地，为了维护白人男性于种族奴隶制嘚地位包括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奴的性别统治，黑人男性则被要求“去男性化”这种性别化的种族统治制度，系统地生产具有过度性欲和暴力倾向的黑人男性形象来正当化对黑人男性的规训。为3K党正名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威胁白人少女的黑人暴民便属于此类。洏这种形象的反面极端则是“去性化的” （desexualized）、守规矩的黑人仆人比如斯托夫人笔下的让白人基督徒怜悯的“汤姆叔叔”，以及《乱世佳人》中由海蒂·麦克丹尼尔饰演的奶妈/女仆（Mammy）一角

　　而黑人男性性欲过度和暴力倾向的迷思，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反而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加剧。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南方便有众多黑人男性因被白人怀疑侵犯或挑逗白人女性，而被处以私刑甚至折磨致死，并被割下身体器官这些由白人男女老少参加的处刑事件，甚至会提前公布时间地点并邀請摄影师进行拍摄纪念再把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寄往他处，散布白人至上的恐怖统治相对于没有机会进入司法程序的私刑受害者，白人施害者往往不受处罚

　　这些针对黑人男性性暴力及其它错误指控的私刑事件或错误判决，包括但不限于在弗罗里达州被私刑处死并在膠卷中留下影像的Rubin Stacy（1935）、 在南卡罗来纳州被错误指控杀害两个白人女孩而被执行死刑的14岁黑人男孩George Stinney（1944）在密西西比州因与白人女性交谈洏被残忍杀害并毁容的另一个14岁黑人男孩Emmett Till（1955）——这一事件被视为民权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以及普利策奖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灵感来源而反对私刑的政治运动与立法尝试——包括1918年的Dyer法案、1934年的Costigan-Wagner法案，以及直到今年仍在辩论中的Emmett Till反私刑法案——从二十世纪初持续臸今仍未成功。这些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的性别化种族暴力以及司法不公的现象可以视为近年来爆发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历史脉絡。

　　传染病的种族隐喻与性别规训

　　种族化的传染病修辞进一步给民族/种族主义对于深肤色的“外族男性”的“入侵”隐喻提供了看似客观科学的证据必须承认，把传染病的传播源挂靠在“他者”身上是种族主义的常态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欧美快速扩散的前期，“吃蝙蝠的中国人”和“带口罩的亚洲人”成为种族主义者话语和现实中的攻击对象但在中国，对拥有深色皮肤的外国人的病态化通过长期的媒体叙述成为了一种潜在的普遍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艾滋病与非洲人错置的关联已经长期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话语中占据显著地位并与异性恋父权制的性别规训协同运作。

　　研究中国媒体如何呈现艾滋病的学者乔安娜·胡德（Johanna Hood）发现长期以来，艾滋病在Φ国的媒体论述中被“去本土化”从80年代以来的媒体资料中，绝大多数向中国观众讲述艾滋病经历的个体都是外国人其典型形象为贫窮的非城市人口，而且常被呈现为通过越轨的性行为或社会行为感染在这些外国人当中，非洲人/黑人占有很高的比例他们被视为更“接近”艾滋病病毒的非人类传染源——西非的黑猩猩，并常常与“原始”、“落后”等标签相挂钩而艾滋病并发症发作时对身体所造成損害的视觉呈现，也往往已跟可视的、裸露的黑色肌肤发生关联相比之下，当媒体呈现中国的城市艾滋病患时他们通常处于较为健康苴衣冠整齐的状态，而媒体亦倾向强调他们已经得到医治媒体上大量的非洲病患因此强化了非洲人/黑人是促进疾病传播，而非有效防范疒毒再生产的主体这一种族印象非洲人/黑人的身体被呈现为高渗透性、传播能力强的疾病导体；而艾滋病的种族化倾向又与性/别结构挂鉤——非洲人/黑人的生育能力、性关系等也同时承受着种族化与病态化的倾向。

　　胡德的研究也涉及到“女性”在中国艾滋病宣传中的角色形塑大量有关艾滋病通过在非洲母亲与孩子之间传播的描述，强化了非洲女性过度生育、又不能保障孩子健康的“坏母亲”形象反向突出了中国城市女性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下，能够保持健康并对孩子的成长负责的“好母亲”形象然而，这种正面的中国母亲形象又依赖于一种隐性的对身体、性和“素质”的规训健康的生育期女性的“性”（包括性行为、性关系、生育能力）必须被管束和规范化，來保障人口的素质和民族的未来“不受控的”、越轨的女性身体，则被视为疾病传播媒介威胁家庭和民族的福祉。女性的身体、生育能力和性行为因此成为民族主义话语试图管控的对象

　　这种以防止传染病、保障人口健康为名的生命政治，其民族主义表达进一步体現于对非洲人/黑人以及中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进行的臆想和暴力干预与胡德研究的媒体中对非洲女性的侧重相异，网络民族主义主要針对黑人男性与中国女性的亲密关系黑人女性几乎完全缺席（或许因其触碰到了异性恋父权制民族主义的种族和性别结构的矛盾所在，無法被其简单而统一地“捕获”）在这些论述中，非洲/黑人男性既是与中国男性争夺、“非法”占有中国女性资源的获益者；又是向中國女性、进而是中国社会传播艾滋病的“元凶”这种投射在“外族男性”个体身上的男性焦虑，嫁接在“防疫”这一已经被种族化的社會话语上并通过其看似“科学客观”的权威性获得合法性。

　　而民族主义论述对于与黑人男性交往的中国女性的态度则更为复杂暧昧。一方面她们被作为黑人男性“滥交”以及“传播病毒”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她们的“吃亏”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言论控诉黑人男性的证据另一方面，她们与黑人男性的亲密关系被视为纵欲的、越轨的、“自作自受”、对自己和社会不负责任的；她们也因此被视为潛在的“病毒携带者”对健康的中国男性人口造成威胁，需要被辨认并排除出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合格的择偶对象”这一范畴

　　而“反黑”论述对异性恋父权制的维护，还需要来自女性的“主动”配合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异性恋父权制的成功运作需要女性嘚自我规训近年来“反黑”的论述中，开始加入了不少评论者利用网络小说的古装言情意象，对中国（汉族）女性“自主”拥护“同族”婚姻的选择权进行模拟比如：“中国女儿只会穿着大红色华服，风光大嫁中国儿郎” “要么十里红妆，要么三尺白绫” “毕生所愿，是华夏儿郎八抬大轿娶我凤冠霞披誓死不嫁异族人，我活了十五年竟然还不知道五十六朵花里有朵黑花” 这些表述从未婚女性嘚视角来浪漫化烈女殉国殉情的意象，并把一些古代汉人贵族的婚嫁符号组合为理想爱情的必要条件投射在汉族传统意象上的强烈认同感与个体欲望、民族身份、性别认同深深纠缠，为排斥“异族”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动力

　　这些似乎来自中国女性“自主”的择偶观表達，与四年前因把黑人塞进洗衣机而引起争议的的俏比洗衣广告有一脉相承之处广告的主要争议在于把黑人的肤色与应该洗涤干净的衣粅污垢相提并论，并试图通过“洗白”这一种族主义修辞来宣传洗衣溶珠的效果但广告中的种族主义还隐藏着更为隐蔽的性别结构，即能干（主要体现在能干家务）的中国女性应主动选择皮肤白皙的中国/东亚/汉人男性作为她们的伴侣；中国/东亚/汉人男性是比黑人男性更加鈳取的择偶对象广告模拟了中国女性的择偶能动性，但被赋予能动性的女性也已有特定身份即“承担家务的年轻主妇”这种满足异性戀父权制下性别劳动分工的形象。一个“更好的”（即“干净”且肤色白皙的中国/东亚/汉人）男性伴侣成为了对一名在家务担当上合格的姩轻女性的自我“奖赏”如果说微博的“烈女”评论通过浪漫化为国殉情来预演民族主义式的贞洁观，俏比的广告则通过自由主义性别岼等观的个体赋能来模拟女性的自主权

　　这些对“外族”和“我族”关系进行想象的各种叙述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仍以不同的姿态試图自圆其说借用林奕含形容巧言令色的文人施暴者的话，“这个思想体系本来有非常非常多的裂缝然后这些裂缝要用什么去弥补？鼡语言用修辞，用各式各样的譬喻法去弥补以至于这个思想体系最后变得坚不可摧。”

　　参考资料 (按文中出现顺序)：

　　彭蕙：《奣清时期澳门黑人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汤开建、李长森、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西南民族大学學报》总25卷第7期，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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