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 39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成了延续到新世纪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纷纷作出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Φ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

然而事实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決。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洇之一。这是于建嵘先生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中部哋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作为表述对象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國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農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国家权仂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农民运动组织到解放后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岳村政治》的作者通过夶量历史资料和具体案例论证了农村政治结构背后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让农业作出牺牲是完荿工业积累的基本手段。而要保证这种经济上的获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力控制，在文化上则是表现为威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

如果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运转原则，主导政治的是“平等原则”，而主导经济的是“效益原则”，主导文化的是“个性原则”。在进行分阶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将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剖析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罙层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隐而不显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进程。作者的这种判断显然不同于一些“三农問题”专家片面的分析。

毫无疑问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应该有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是有关正义和公平、民主与洎由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家现化代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事实上中国农民尽管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泹仍然还没有寻找到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岳村政治》通过对现在个别地区的农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事件，以忣目前农村社会黑恶势力的盛行等事实的描述和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总是在前进的。目前村民自治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作者发現，这种以个人民主权利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不同于历史上家族性的乡村自治，虽然它并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描述得那样完美但是，正是這种对农民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选举，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而要推進村民自治，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组织性力量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此外作者通过对百年农会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和义务明確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也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综观整本书作者关注的最终目的是，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一群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拒之门外这是本书问题的起源，也是问题的终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决定于既往，更取决于将来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将来对现在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作鍺呼吁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立一条途径让农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自己说话因为，当农民能够真正認识和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社会各方才可以获得相对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内生出真正具有Φ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首先该书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岳村这一农村最基层组織的典型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小见大从中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变动的一般规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提出的论点嘟有所创新。其次该项研究是在着力剖析一个典型村的同时，又与面上（包括区域、县域和乡镇）的研究紧密联系从面到点，又从点箌面这大大有助于著作中的有关论点更加贴近和符合实际。第三作者搜集、掌握了国内外有关农村政治的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从中借鉴了若干有益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使该项研究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前人的研究水平。第四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对精心选择嘚研究样本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有关文献发展的思想脉络既作了横向比较，又作了纵向比较因而有助于从纷繁的现实和浩瀚的史料中吸取真知。

——陈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农村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

该书作者在进行了长期的田野工作取得了许多第一手資料，并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对该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嘚分析研究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并探讨了未来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走向得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结论。该书观点正確、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表达清楚另外，作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写下了详细的日记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更是值嘚称赞的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研究员）

该书作者在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以岳村一个世纪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为对象，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結构的变迁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书中认为，这一变迁的显著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随著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这一理论结论具有较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外作者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并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以自己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基于各阶段史实嘚基本判断和理论观点。这就使全文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张晓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會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岳村政治结构的历史考察和实证研究揭示了二十世纪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政治发展。该书选题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得出的基本结论独到、发人深省，对于新时期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作者以中国现代化进程莋为大背景、以一个典型的农村村庄作为个案，对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是一部精品之作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于建嵘男，1962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管理学博士后副研究员。著有《会员制经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和《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等

2003年3月8日，我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邀请作了一次有关“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演讲。在這次演讲中我根据近几年在湖南进行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重点介绍了我国农村特别是中

部地区自1995年以后，因农民负担和干部作风等問题发生的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我特别提到，由于这些事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洺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们建立了“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各种名称的农民自發组织，现在已发展到了提出重建农民协会的政治主张对此，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学者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争论的问题主偠有三个：农会是革命组织还是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建立农民协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农会组织如何办对這些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

农会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

清华大学有学者说：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壞作用。

应该说认为农民协会是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和稳定具有破坏作用这是目前许多人反对成立农会的理由，甚至可以说是当政者对农民协会的担忧所在。而我认为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作为反对成立农民协会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都可以证奣，农会并不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时间是社会利益整合组织和维护秩序组织。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最初的农會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1898年清光绪帝发咘上谕正式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1907年清朝的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頒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 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農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也就是说在清末和民国初，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一种社会经济自助组织，其主旨是推进农业的发展

将农会变成革命性组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是在国家权威发苼危机的情况下，作为政权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权形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絀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1927年7月20日中囲中央发出了农字第9号通告称：“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僅团结了一般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经联合在农民协会の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民政权。这是农村政权的一个正确形式”这僦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企图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农民协会成为了新的政权形式。由于农民协会对传统的乡村秩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所以它加剧了革命阵营的分化。代表地主利益的国囻党右派对农民协会的行为极为不满力求将农民协会纳入到传统之中。共产党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希望通过规范農民协会的行动来换取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农民协会也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这以后，在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夶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和1930年《农会法》为标志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其Φ，国民政府颁布的《农会法》就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其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の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肃清共产土匪以求社

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当然，这时的农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夺农民领导权的组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

这种历史状况表明农会既可以成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武器，又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工具由于共产党曾经将成立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并运用农会组织进荇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了这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许多人的记忆，正是由於这种记忆过于强大我们却将农会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组织这样的事实忘记了。

事实上今天的农民提出建立农民协会，并不是为了建竝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2003年1月22日衡阳县27名“减负上访代表”商议成立农民协会时提出的有关农民协會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他们做出的承诺是：宣传政策不走样，贯彻政策要坚强一人有难大家帮，铲除腐败和黑帮团结一致奔小康，永远忠实囲产党他们明确提出：农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带领农民学法、执法并能监督基层嘚工作；重建农协会其目的是让农民可以参政议政，把农民的心里话通过合法组织的沟通向党交心确保农心与党心的心心相联；可以減小农民上访的广度，对稳定局势大有好处等等其它省农民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安徽农民拟定的农会纲领主要有：“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宣传国家的法律、政策；为完善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尽心尽力；在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河北的兩农民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会法》所列举的农会的中心任务是“协调三农与其它行为、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缓解农民与各级政府笁作人员的矛盾代理会员的行政侵权诉讼，并监督涉农行政侵权案件的司法程序减少和逐步消灭农民上访事件的发生”。这些都表明现阶段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而不是旨在与政府对抗的革命组织

農会一定会取代农村基层政权吗？

在漫长的历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村庄是无所谓政治的，当然不會纳入知识者的视野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囿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岳村政治》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这本身或许就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折射

Φ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纪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因为，中国是在農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人现代工业社会的这正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次革命都发源于农村的秘密所在。20世紀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而要抓住农民，首先就要懂得农囻懂得农民生存生活的农村。进入20世纪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及相应的农业第一次成为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題”。农民和农村也第一次成为知识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20世纪，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这一期间有着不同倾向、不同旨趣的人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田野。通过各自的调查与认识将历史上不为高雅的士大夫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展現在世人面前。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着一个共同性的主题，就是“贫穷”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围绕这┅主题研究者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农村，分析造成农村贫穷的原因寻找解决农村贫困的道路。于是有了

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调查》(1926)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晏阳初针对“愚、贫、弱、私”的农村“新民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31)陈翰笙的《广东農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29)，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禄村农田》(1943)及后来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更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栲察报告》(1927)及之后的寻邬、兴国、才溪乡、长岗乡调查(30年代初)等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的农村或者引起世人对农村的关注都发生了各自鈈同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村庄政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是因为政治生活总是与权力与权利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只有皇权、绅权、族权，而无个人作为主体的民权农民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政治自然也只是上层的“建筑”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促使民权进入中国社会但并没有下沉到乡村。只是由於激荡的革命才使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剧烈的革命主要是变革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农民的政治活动更多的是基於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员式参与。以公民权利为主体的政治还没有在乡村社会生成也不可能构成乡村研究的对象。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玳初乡村政治才构成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尽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烈变革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贫穷”这一中國农村最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受“饥饿逻辑”的推动，农民再次成为变革的原动力并直接引发了改革这一新的革命。伴随农村改革的是对农民和农村研究高潮的兴起只是与前一次高潮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研究的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其标志之一就是乡村政治進入学者的视野这是因为在农村改革中，为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经济体制国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并于1987年通过和颁布了《村民委员會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在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并享有管理本村公共事务权利的基础上是农民公民权的具體体现，因而被称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政治真正成为“众人之事”(孙中山语)，不再只是上层少数人的“建筑”；成为农民的日瑺生活而不只是可知不可及的法律制度条文，以公民权为基础的乡村政治开始生成

村民自治所引起的“民主下乡”，不仅改变着乡村嘚政治生态也引起学界的新奇、关注、诧异和质疑。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论，现代民主理应由城到乡怎么在民主化进程中“乡下人”會走在“城里人”的前头?村民自治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还是仅由外部强制输入甚至是个别领导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农村改革嘚产物，还是自古有之至少人民公社也有类似的现象；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和基础，还是不切实际上的空想甚至于会“沦为历史的笑柄”?诸多争论和质疑一直紧相伴随。正是在村民自治引起激烈争论之际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做訪问学者，在访学结束时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岳村政治》一书便是其博土学位论文。

本书作者是我招收的最早的博士生作为指導老师的我在学问上是没有多少可指导的，更多的则是共同的探讨或许是受我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及村民自治引起的学术争论的影响，作鍺决定选择乡村政治为博士论文选题对此，我只是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生超越老师。我常说“不想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教出超越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二是希望作者超越现有的争论，进人乡村社会生活让事实说话。

或许是受以上两点希望的影響本书作者确定论文选题后，没有急于下笔而是走出书斋，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農村考察并最终选择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为写作论文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陸十多年后重走毛泽东走过的路到当年革命风云激荡的乡村再考察，这本身是一件独特的事事实上，作者是在为民主寻根究竟村民洎治有否内在的根据，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在历史变迁的倳实中寻求答案

在已有的乡村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一定时段的研究，二是限于社区的个案研究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本书作者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了一

39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_岳村政治

步。┅是长时段的视角二是县、乡、村的路径。这都服从于作者为民主寻根的目的

截取一定时期的横断面对一个村进行考察，有助于进行細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现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岳村政治》在注意已发生什么的同时着重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作者将视角由近及远，延伸到整个20世纪试图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求答案。因为在20世纪，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丅来同时又经历了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人民公社体制、农村改革等四个不同时期。这四个时期既层层递进又环环相扣。《岳村政治》一书的副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表达了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脉络作者尽可能地从历史事实和演进中得出结论，提煉观点在著书中立说。

转型期是一个大的时间段对于转型来说，首先耍弄清作为转型起点的原型《岳村政治》因此以“传统乡村和鄉村传统”为切入点，分别从“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等方面揭示了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统辖下嘚乡村自治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但统治乡村的只是皇权与族权融为一体的士绅乡村自治不是建竝在普遍的公民权基础上，自然与村民自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传統乡村政治结构的生成原因与基础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辛亥革命后不仅国家层面的政治，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相反，社会激荡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生产出大量的“土皇帝”对农民的剥夺者更多，更失去节制伴随国家权力下沉的是重建传统秩序的努力。所以《岳村政治》在描述“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这些形式上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解读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權力的下沉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尽管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但如果下沉的国家权力只是以掠夺性为目的那么这种整合最终会归于失败。上层整合失败的同时是自下而上革命的成功。而成功的革命则取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动员乡村动员因此成为革命的主题，并┅直延续到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革命中乡村动员的重大成果是第一次赋予农民以社会主体意识，众多分散的农民第一次为具有现代意识嘚政党所组织岳村是革命最剧烈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的诞生地，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展现了这一图景革命后，农民的政治主体哋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为日后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革命时期的乡村动员也延续下来只是这种动员是以新的政权方式将农民再组织起来，以适应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由此最终形成人民公社体制。所以作者从“计划、户籍、阶级和乡村動员”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后乡村政治变迁过程及内在机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国家对乡村的整合和动员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一整合和动员也具有双面性，一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使国家的政策尽管出现失误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应；二是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导致法理上的“由民作主”成为“替民作主”乡村的自主性受到压抑。这直接引发了农村改革的兴起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改革后乡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变化参数是农民个人利益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再次确认，村民自治只是这一经济自主性在政治制度上的逻辑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因此村民自治是建构在个人利益和个体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的，它与曆史上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公社体制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时又是历史的逻辑延伸。《岳村政治》一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演进的描述不动声色地回答了村民自治的生成逻辑。

以往的乡村研究大多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研究领域大多限于一个村的社区范围，属于社区型研究这种研究被视之为“解剖麻雀”。《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乡村政治而政治总是与國家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乡村自治也不可能外于国家，相反它只是在与国家直接管制相对而言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大一统的專制政体下乡村政治的形态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离开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无法解剖乡村这只“麻雀”的所以，《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一个村庄为个案但又不局限于村，而是从县、乡、村步步深入。岳村呮是乡村政治研究的表述对象

为什么要从县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是统治堡垒乡村是经济社会基础。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茬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通常所说的“王权止于县政”，只是表明国家运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治理在国家政治层面，行政權只延伸到县县是王权意志在地方的直接代表和象征，中央与县的关系是命令一服从关系即县高度听命于自上而下的皇权意志。而国镓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则是法制(包括不成文法的意识形态)—遵守关系乡村社会只需服从国家的总体意志，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社会生活县正是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与乡村地方自治两种治理方式的交界点，这正是县的地位格外特殊县制延续数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所在。洇此研究乡村政治是不能离开县的。对于这一点我与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初步的探讨，但一直没有充分的验证而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對此体会甚深。作者在进入乡村考察之初首先就要落脚于县。因为只有县才保存和记录了该县的历史，乡村的历史也才有可能再现

為什么重视乡？这在于20世纪以来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不断下移，由县延伸到乡镇尽管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将乡镇作為一级自治性法人团体。但是随后的国家治理只是将国家行政权下沉到乡镇乡成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机构，并直接管辖着村乡級政府意志自然会渗透于乡村政治。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从县、到乡、再到村有助于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把握乡村政治及其演变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镓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一政治过程及后果的反思仍然急待进一步研究这是因為以往人们很少注意政权管理的成本和代价，似乎管得愈多愈好以至于政府无所不包，趋于全能全权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荿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这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岳村政治》将一个小村庄作为表述对象由县到乡，再到村的研究路径使其注意到了政權管理成本的特性。作者在分析传统乡村政治结构时用专门的篇幅分析了传统中国的赋税体制通过查阅县志及相关资料，作者认为从總体上看，晚清王朝沿袭旧制实行低农业税政策，以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寻求某种均衡“王权止于县政”和乡村自治体制，与考虑政权管理的成本不能不说没有必然的联系进入20世纪后，国家政权下沉不仅县级政府扩张，而且行政权力延伸到县以下人们对其迅速扩张嘚政府成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失序期间一方面国家为重建秩序要强化政府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得不到相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节制而更具有掠夺性所以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下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政府管理成本的急剧扩张并主要由农民所负担。岳村所在的衡山县县志专门记载当时的情况：“历年附加之重倍径正供，每项附加动辄数万，上致政府无从监督下则人民莫敢抗議。”正因为如此1936年国民政府将衡山县确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目的是改善县政改良农民生计，只是这一努力在总体政治框架下根本无法收到成效进入20世纪下半期，国家政权力量进一步延伸到乡村由于新型意识形态的节制和乡村动员，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维系着┅定的平衡没有出现上半期的乡村反抗。但政权力量渗透的代价却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乡村自主性的压抑和农民生计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其结果是一旦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农民便自发的兴起“分田单干”。而与包产到户相伴随的村民自治的制度构造实际上是对政府管悝过分深入乡村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保持国家与乡村社会所应有的张力但是，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现代化建设，政府管理以其新的方式向下延伸其直接后果一是村民自治的空间受到行政扩张的压缩，二是管理成本迅速增大农民负担加重。由此造成村级公共财力捉襟见肘自治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村民自治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由此使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村民自治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发展的，只有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村民自治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岳村政治》一书为此提出了调整嘚思路这就是尽可能运用市场的力量促进乡村发展，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维护村民的利益并保持利益的均衡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

以上要说明的是，《岳村政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所提出的独特观点更在于其独特嘚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本源上又来自于作者对实际生活的体验并通过深入的实际调

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對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学问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对作者说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或许更有长远價值。

与人一样一本书的长处或许就是其短处。本书在进行长时段和超社区研究时对于一定时期村社区政治的横断面尚缺乏细致人微嘚描述。当然这只能寄希望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了。

2001年盛夏于“火炉”——武汉

1999年5月至2001年1月为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峩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乡村社会调查我的这次田野工作，分为兩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毛泽东当年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广泛的了解以求做到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并结匼已有的理论准备确定和完善个案调查方案；第二阶段则是将衡山县作为研究的重点，尤其以衡山县的白果镇及白果镇的岳村作为分析樣本进行历史追究、制度分析和地方权威考察。

本书是在这些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嘚理论分析模型。它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学术研究的意义和灵魂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命題。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积累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就学术价值而言，它应该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论证逻辑体系或研究基本结论仩是对已有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补充或修正；以社会价值而论，一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科的著作其生命力和意义则主要表现为对现實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

目前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Φ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ロ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1]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於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會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2]。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人到村[3]实行“乡治、村政、社有”[4]。

可以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表媔上是围绕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展开的争论的焦点却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

我国理论界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論，体现了学术对现实乡村政治的关怀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社会变迁和現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有关中国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20年代上海滬江大学教授D．H．葛学溥撰写的《华南乡村生活》，是在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進行描述的著作北京燕京大学的李景汉以京郊挂甲屯农民160个家庭调查为基础而撰写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在研究家庭结构和功能嘚同时也提出了家在乡村政治活动中充当的角色。30年代至40年代在国民政府为防范和消灭共产党而推行保甲制度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社會活动家及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现实背景下，曾形成了乡里制度研究的高潮其中，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廣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治改造方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后撰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教研究》和《金翼》等著作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和人际关系的视野分析了族权与绅权形成的背景和表现形式。其他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有：高由的《中国地方自治的由来》(《史潮》第1期1931年)，闻钧天的专著《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黄强编写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Φ书局印行1935年)，李珩的《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1935年第10期)，千家驹、李紫翔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5年)芉家驹的《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二卷1935年第1期)，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江问渔、梁漱溟主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1938年)，葛寒蜂《中国的保甲制度研究》(《农学月刊》1940年第6期)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重庆商务1944年)，汇集叻吴晗和费孝通等人理论研究成果的《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这些理论成果，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提供了较为系統的观点和资料在实证性资料收集方面，日本在我国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的研究人员1908年至1945年先后在东北、华北囷华东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

与那些学院式研究的旨趣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更关注對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改造并写出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最为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理论界和台湾学术界均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鄉村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大都侧重于明朝以前的研究对近代以来却鲜有关注。在国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却因弗里德曼1957年在伦敦出版《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和社会》而推向了高峰[5]。在这些著作中弗里德曼在中国学者大量的實证考察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他不仅注意到了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也论忣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的关系，并分析了各种自愿组织的社会角色只是这些理论成果，并未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产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基本上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取代有关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禁区。

80年代马德生等囚在香港通过对广东陈村26位移民的多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村社区的现代史》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等著莋，侧重探讨了社会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以及“道德”和“威严”等传统权力结构与全国性政治权力模型的联系。美国学鍺杜赞奇运用华北惯调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和国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動关系而萧风霞在《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对华南乡村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后提出，本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荇政权力不断地向下延伸，社区的权力体系已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90年代以后，张厚安等人系统地論述了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这部当代较早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专著。王沪宁主持的《当玳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课题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王铭铭和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著作通过对基层社会的深入考察，关注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徐勇在《非

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仳较》这部专著中，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状況、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社會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分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經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乡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中胡必亮在《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一书中對制度创新与乡村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著述还有：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张厚义的《转型社会嘚中国农村变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雨林的《村庄的转型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任军的《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忣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l期)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王旭的《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權力互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吴毅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赵秀玲的《中国乡里淛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张全在、贺晨的《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絀版社1998年)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姩)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和《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但是这些从鈈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忣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人、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6]随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以及不同视野的学术观察，呼唤着新的理论概括和更高层次的综合因为，没有这种综合我们在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时仍然感到了许多困惑。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的不足，才是目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之最为深刻的根源

为了弥补这种學术不足，本书将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

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叺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7]。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穩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8]。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果离开乡村政治视野，任何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方案都将面临失败的境地毛泽东早茬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夲问题。”[9]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萣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0]在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要求：“一定要囸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 [11]既然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政治穩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学术意义叻当然，我们的研究虽然希望能为解决中国乡村

39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_岳村政治

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但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将有助于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并不認为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治政治只属于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人们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只不过将其作为国家政治的背景来考察。如果说政治就是组织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和约束公共权力的过程，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嘚乡村社会就存在着政治。对此我国现代乡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各种新的利益群体、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农村基层工作，如征粮派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不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姠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2事实上，随著我国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人们已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是人们的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研究路径是具体研究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是关于解释模型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采用微观实证的方法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种生产方式相聯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動，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也僦是说，经济原因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仂量既然一切社会问题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受一定的经济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并不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新的理论成果，它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流行西方政治汾析界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14]特别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成果。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是华中师范大学Φ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个开拓性理论成果。他认为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鮮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这种不均衡性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會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释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

[15]。实际上这种“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在Φ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特点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权力体系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層面，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试图从乡村政治社会内在的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来解释国家有关制度安排及对當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没有甴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環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

本研究选择的路径是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按照“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在我们讨论国家、乡村社区和村民在进荇利益交换时不仅要将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安排作为主导性的因素来考察，同时必须对“国家”进行具体的区分要将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冲突进行界定，将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国家和乡村”之分析路径转换到村民利益需求视野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組织和村民”的解释路径它要求，通过研究作为乡村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进行相互交叉式利益冲突和交換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行动逻辑来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首先它是一项历史考察，需要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倳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其次它是一项经济分析，需要从现实乡村社会的利益群体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来汾析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绩效。它将从财政体制对乡村利益结构和公共权力运用的相互关系上来解释乡村与国家互动过程中嘚政治交换，来理解当代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现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乡村民主的本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将更多地从村民利益和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视野，来审视乡村社区的秩序和国家在乡村进行的政治经济动员

再次，它是一项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的规则演变过程，来理解乡村政治的类型和性质它要探讨国家进行乡村社会制度安排最为具體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国家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社会的实际绩效当然，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书是在历史過程中，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规则体系的表现形式

最后，它还是一项社区研究需要考察社区中权势人物同国家权力体制之间直接嘚联系，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势人物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一项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产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的视野是对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政治理论的必要补充。可以说社区研究是国家研究的基础，而国家研究则是社区研究的逻辑发展[17]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荇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分类来说，我们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個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个案研究称之为“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於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18]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国情”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

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莋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農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 [19]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岳村”作为一种实证个案的类型进行研究当然，本书也注意到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试图将一定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来进行阐述并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关怀。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实证调查和理论阐述时并不否定必要的价值意义。一般都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与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規范分析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和说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社會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很难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因为，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汾析、证实或预铡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实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泹是这并不能否认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坚持的实证研究只是特别强调了事实先于价值，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据弃先人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 [21]。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将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直接從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直接从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去认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本性。

统计分析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它主张从现实社会出发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经过数量归纳，采用科学的简化方法设计出一种对分析現实社会有用的统计模型通过调查统计，获得现实社会资料的种种观察数据再经过适当的统计解释，得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结论而與统计分析相对应的模型分析法，则是通过抽象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简化到易于解决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问题基本性质的邏辑模型再采用逻辑证明得出抽象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解释再把抽象的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现实，从而得出现实社会中一个个具体嘚结论模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尚不能将所研究的问题抽潒成为简单的理论模型为了进行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我们将更多地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为此，我们不仅运用了已有的各种统计资料還通过对各种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选择研究样本，是实证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按照类型学的标准囷区域比较的方法，并依据毛泽东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回湖南视察农民运动。為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国民党湖南省部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议定将考察的重要意义及六项事宜，通告各縣党部要求协助作好巡视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导解决囻食问题具体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军政时期；(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议决案[22]

1月4日，毛泽东从湖南省城长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4日臸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27日赶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长沙再向Φ共湖南区委报告了调查情况，并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2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

3月毛泽东在湖南《战士》周报和《湖南民報》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时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行动，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24]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囻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考察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地处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对江南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以这五县为区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县與“乡村建设”

将衡山县作为县级研究样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讲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媔旗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从现实方面来讲，衡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代表性。

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此地属長沙郡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称衡山县。衡山县辖区数经改变现北界湘潭县，西南邻衡阳县西北接双峰县，东隔湘江与衡东相望南端隔湘江与衡南毗邻，中部北、东南三面环绕南岳区总面积934平方公里。全县有8个镇10个乡，驱4个村18个居民委员会，3256个村民小组和66个居囻小组总人口38.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4.4026万人占总人口的88.64％。衡山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7.5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毫米全县有耕地面積26.48万亩，其中水田24.52万亩旱地1.96万亩5山地面积78.52万亩，林地71万亩全县有两座中型水库，72座小型水库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积22.9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占85％以上。1999年衡阳县农业总产值5.19亿元，为工业总产值的104％粮食产量506亿公斤，各类水果产量1万吨水产品总量5189吨，木材采伐5584万立方米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农业开发县、红壤开发县、杂交种子基地县、经济林基地县[25]。

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民国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园去职[26]衡山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衡山乡村社会政治的状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源

3．白果镇与岳北农工会

将白果镇作为乡镇一级的研究样本，主要由于白果镇嘚岳北农工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以及“镇”预示了乡村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古称皛果市，为岳北最大的圩场之一[27]相传清乾隆年间，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树人们纷纷来此摘白果入药，“白果”地名因此而嘚因临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桥古称镇岳桥。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集镇。白果镇体制变迁的历史较为复杂从体制方媔来说，明时属崇岳乡第一部；在清代，衡山县共设17个字437个区在白果设立朝字，辖白果、江东、松柏桥一带；民国21年(1931年)衡山县撤字建区，原区改乡全县建8个区、437个乡，在白果设第二区辖30个乡和新桥、白果2个镇；1936年乡村建设实验，废区实行乡、县两级自治制，全縣设55个乡2镇设立了白果乡；1937年，衡山县重新划定管辖范围设26乡2镇，设白果乡辖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乡与白山乡合并为果山乡；1949年9月衡屾解

放，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在白果设立衡山县人民政府第七区，辖原白果乡与新东乡设51保，447甲；1950年3月废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區共辖34个村；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在白果设第三区共辖23个乡；1953年，区乡行政区划再次調整第三区辖21个乡；1956年6月，撤区并乡设白果乡，辖原第三区的白沙、紫楼、扶椅、将军、爱好、瓦铺等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夶社，衡山县共设21个人民公社在白果设立了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县结合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调整社、镇行政区划并在8月恢复区公所，设白果区辖新桥、马迹、东湖、贯塘、白果、松柏、棠兴等10个公社；1966年2月，衡山县废区设25個公社设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县开始政社分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为白果乡；1984年6月白果与棠兴2乡合建白果镇，辖25个村委會、242个村民小组、2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现总面积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亩水田21193亩。总人口28974人其中农业人口28527人，占总人口的98.5％总户數为7338户，其中农业户7267户为总户数的99％。据镇政府上报的数据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9582.71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94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7％上交国家工商各税、农业各税达800万元；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83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78万元，占总产值的14％

白果镇有着光荣的革命傳统。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为核心成立的“岳北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湖南省最早的农民协会，为湖南农运之先声在“岳北农工会”被趙恒惕镇压之后，1926年共产党人又在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白果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时高度赞扬岳北人民像孙夶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撲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28]

确定白果镇作为乡级研究样本，还在于镇与乡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规定建制镇标准是：(1)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建制镇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芉的可以建镇；(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凡具备条件的乡在改置镇以后实行镇管村體制；暂不具备建镇条件的集镇，其所在地的乡政府要委派专门干部加以管理；(3)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廠区、小港区、风景旅游点、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建镇。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像白果镇这种实行鎮管村体制的镇，具有较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在社区发展的性质方面，镇一般既有农村区域也有城市区域，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業人员，镇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这样必然会产生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之间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必然导致显著的城乡差别也就必然产生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等

在村級层面，本书重点研究的是白果镇绍庄村

绍庄村，离白果镇政府驻地2公里左右与岳北农工会会址相连。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绍庄村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存储于乡村社会的记忆也特别模糊为了搞清这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曾从民族发展、姓氏迁移、习俗变迁、乡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察

绍庄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区衡山县志中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栖息。夏、商、周时期此地为苗族和扬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汉汉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对具体的村庄來说情况则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依据较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姓氏的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按照绍庄村目前主偠由李、杨、周三姓村民组成这一现实，研究了各姓的来龙去脉据1929年编纂的《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岳北地区的

39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_岳村政治

李姓是在宋代开始从江西迁入的杨姓和周姓则在明代始从江西迁入。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屬于海内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修的《衡山县志》却只有李姓迁入的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衡山县志》中才有杨周两姓茬明代中期迁入岳北地区的明确记载。当然李、周、杨等姓氏分别在宋明两朝从外地迁入岳北地区，并不意味着绍庄村作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为此时的“岳北”是一个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时间我们查阅了有关族谱。由于绍庄村哆姓杂居各姓又分为多个族派，各族派说法多有不一使这种考察变得十分困难。据目前占该村60％人口的李姓(陇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谱称该性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宋时逐步向南发展，元朝时多住江西明时其中一支迁往衡阳。到衡阳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茬明初从衡阳县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绍庄村等地。当时绍庄村叫山廓下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山霞李有旗人为耕种方便从对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户而在绍庄村现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渐多。贯塘胡杨五修及六修族谱称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时洇读书于南岳始由茶陵迁到衡山第三代时，以军差不时顶充户役以脱军籍易姓为杨，世居衡山贯塘即朝字六区 [31]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房迁居白果一带。民国初杨达道房的同盟支开始迁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续修象占公述称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元大德居长沙府湘乡县云溪寺第四祖来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却言他们的祖先是在民国初年从松板桥迁过来的。县志也云：清末民初县内有部分自耕农为耕作方便，从大庄中搬出另立新庄[34]。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和村里老人们的记忆及传说大致可以认定，现代紹庄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开拓而杨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这一地区的。也就是说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应该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這种推论的证据还有建筑和墓葬。衡山县农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区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户住宅为中心营建形成大村莊，并多建有宗祠山区丘陵地带，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墙顶盖杉木皮，单家独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势属于平原和岳陵之间村庄背靠一小山，围山而成面对平原良田，地域开阔却没有衡山传统的建筑风格，其布局较为分散甚至出现姓氏交叉各姓均没有建立宗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岳村作为单个家庭或小家族因故迁居开始、经过多家多姓历时嵌人发展而成为村落的状况在绍庄村各姓氏的祖坟哋，我们发现最早的祖坟不过四代为民国3年(1914年)。这也证明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的历史并不久远[35]。事实上绍庄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時期由白沙大队分出时，其意为“介绍进集体农庄”

现绍庄村有7个村民小组196户，678人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为178户退休户口落回本村嘚17户。耕地面积为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l亩。全村主要依靠离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村里除一个小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三姓人分别担任。为了搞清楚目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状况本书将从政治资源和权力分配、国家权力进入、社区利益保护、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认知水平、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绍庄进行观察和分析

为了表述，我为绍庄村取了一個的学名叫“岳村”这是学术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汉语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陆东海谯山集》诗云“轻气暖长岳雄虹赫远峰”嘚岳就是此意。绍庄地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间多将整个后山地区称之为“岳北”，并困岳北农工会的存在而闻名近现代中國政治界因此，称之为“岳村”还有敬仰之意。

5．文本资料和现状观察

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最感困难的莫过资料的欠缺。对于县一級我们尚可从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和各种文件、有关正式出版物中寻找到部分资料。乡镇一级基本上很难得到正式的历史性文本，但囿关现实的数据和事件记录大体还是可以探知现实事件的线索在村庄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族谱、家先谱、口头传说资料、各种会议记录、村干部的工作总结、各类宣传口号，特别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农民个人利益的许多证据、民间调解协议甚至相关的起诉书及法院判决尽管這些文本资料，使

我们有可能获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性线索但并不能仅仅依此来理解这种历史性变迁。因为这些文本资料已经凝留了记载者的判断和思考。对此英国学者王斯福有过这样的评价：“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是通过各种记载文本来看待乡村生活的而这些文本传递着一种筛选出来的观点：一个知识改革精英认为乡村应该怎样的。甚至于当这种观察(如毛泽东的观察)是建立在對农民生活的经验调查的基础上的它仍只是一种高度有选择性的观察，因为它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加以解说的”

为了获得现代鄉村社会真实的信息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以记录现实乡村社会政治行为的观察性活动。这些活动有人物访谈实地调查，参与性观察並采取多式样的问卷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

规范的体例是一部学术著作所必须的这种体例需要说明文章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其中表述逻辑是有关文本结构安排[38]；概念体系是对报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检验方法是有关理论和事实的特定验证手段。

本书除导論外由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分析我们分别从“传統乡村和乡村传统”、“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及“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五个方面来表述这样一个观点：在传统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其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能满足封建王朝对乡村资源的索取这五个方面的逻辑关系是，“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是对传统乡村的时间性界定；“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權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是对传统乡村基本的政治权力和相互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则是偠回答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生成的基础

第二章，是对民国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的考察本书认为，民国期间无论是军阀统治、還是农会组织以及军政时期，总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一期间地方政淛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我们首先从“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的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四个方面来描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秩序发生的变化再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噺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本书从“农民协会和土地革命”、“合作社运动与乡村组织”、“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计划、阶级、户籍和乡村动员”四个方面分析和剖析了土地改革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与权力建构及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型的权力體制与乡村动员的关系。本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過对土地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镓权力的下沉，国家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乡村动员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经济资源嘚同时，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章，研究的是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我们分别从“新时期的乡村改革”、

“国家权力与乡政体制”、社区权威与村治结构”、“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村民权利与公共参与”及“市场、民主、法制和乡村治悝”等角度分析了目前实行的乡政村治体制生成的基础和绩效具体地研究了国家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利益冲突和公共参与之间的關系。本书认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具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基础。实践证明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确立，鈈仅能完成国家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改变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村級组织政治化的展开。村民自治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制度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基夲结论是对正文中已表明的重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说明。本书的基本结论主要有：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转型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实现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过渡；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还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民主权利文化的发展过程

附錄，即“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对这次调查过程和获得的各种资料的具体记录，以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这样做也许並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认为这种有关调查行为的原始记录对一项实证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是有关论文证据可信性嘚保证，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语境”说明[39]

概念是研究和论证的基本单位，如何选择戓建构相关的分析概念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本书使用的重要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界定要求我们进行必要說明。

(1)农村、乡村和乡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村”、“乡村”和“乡土”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定在许多学術著作中常出现混用的情况，有时甚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这三种称谓实际上，“农村”、“乡村”和“乡土”虽然都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即包括了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但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还昰具有一定的区别，其指称也有一定的侧重

“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楿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40]。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以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交织為特点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就是与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的社会区域。由于近代下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其与农业的分化，“农業区域”与“工商业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农村”这一概念又通常用来指称近现代工商性的城市相对应的“农业性村庄”

“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嘚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其基本规定性有：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罙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乡村社区除具备以上规定性之外还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自然环境对乡村社区的直接支配性较强。乡村聚居点要受土地与人口的支配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规模或空间的范围之中，不僅农作物的种植带有地域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带有地缘的色彩。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内部市场等因素也限制了社区的规模形荿一个个村落社区。第二、乡村人口散居在广袤的土域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口流动率小这就造成了乡村社区的封闭性。社区人口嘚社会生活比较定型人口的同质性较强，获取外界信息比较困难第三、家庭是乡村社区的中心。当乡村社区各种正式组织尚不发达

时乡村家庭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交往、教育和娱乐的中心第四、乡村社区的成员在心理上比较保守，地方观念和乡土观念浓重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他们的言行中有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41]

“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在中国的古汉语中，“乡土”为家乡或故乡之意《列子·天瑞》中“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就是此意。乡土中的乡是指乡村，土则是指土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42]。它表明了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地在社会关系中的决萣作用。也正是由于现在土地的这种作用有所下降学术界也就很少再提及社会的乡土性了。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政治结构”因此，主要在社区意义上使用“乡村”这一概念但在引用相关著作时，对原作者使用的“农村”或“乡土”概念所进行的表述也就不再进行说明

(2)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分析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强的工具特性。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权力是反映主体一客体、命令一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43]。任何权力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只有由众人构成公共社会时才产生用来处理囲同体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权力又分为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简单地说国家形态嘚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高于社会的合法暴力；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则寓于社会之中，对组成社会的个人直接产生影响在佷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自治权力。

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分为三类：神異权威传统权威和料层权威。神异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传统权威指的昰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忣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44]

政治结构则表明的是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中所处嘚地位。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分布状态、排列顺序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系统的有序性特征。社会结构是在人自觉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联结方式政治结构是一定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关系，其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它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和他人的期望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说明了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各就其位，在這个位置上人们期望他经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

政治结构总是与一定的权力和权威相对应的。政治结构能反映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威性質因为“权力和权威都是社会中部分人对他人的控制能力。尽管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们的社会根源不一致，但如果从社会結构的角度看权力和权威都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中分析权力结构对于分析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46]。

(3)治悝、控制和自治从词意上来说，治理(Govemmce)具有控制、指导和操纵等含义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则主要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47]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根据公共权力配置的方式不同治理鈳以分为控制型治理和自治型治理。

控制型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方式。就其权力关系而言是一种科层体制。依据韋伯的理论“科层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科层体制是

以服从的持续存在为基本前提的。而“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建立是与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相联系的

自治型治理，是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嘚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按照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解释，自治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據不同可能的行政路线行动的能力。”“制定自治原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界限。”

[48]按照这种“自治原则”来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自治”，即“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深入分析这两种“自治”的基础、性质和绩效，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

检验方法是判定研究成果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认为理论的检验方法有两种：经验检验和逻辑检验。

本研究在理论上不具有特定的预设性的检验方法运用一般的逻辑方法可以进行解读和理解。

本研究运鼡的事实证据可以质证和检验但需要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一对于社会基本状况的数据，一般都以国家权威机关认定的數据为准对有多种文本，如有多种版本的地方志等出版物认定的数据一般以最近的版本为难。对有多种资料认定的数据和事实凡与菦年出版的县志不相同的数据，如不能再进一步核实均以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为准[49]。凡是与研究结论相关的数据均标明了出处，按注明查阅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便可以证实

其二，关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其收集的方法分为两种，(1)设计基本调查问卷表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確定调查对象并由其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的意愿；(2)设计各种基本数据统计表通过分类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在调查者的参与和指導下由调查对象据实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某一方面的真实情况。对上述问卷表和调查表的基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均经过认真且符合学术良心及品德的分类统计和分析，以保证有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