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次的讲演初意拟以实用為主，卑之无甚高论的；然一讲起来仍有许多涉及专门的话。这实缘不读旧史则已既欲读旧史，则其性质如此天下事不讲明其性质，是无从想出应付的方法来的所以不得不如此。“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讲到入手的方法我们就不能不从最浅近、最简易的地方着眼了（大抵指示初学门径之书，愈浅近、愈简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陋非少之谓则不陋非多之谓。世惟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乃胪列书名以多为贵，然终不能掩其陋也当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时，胡适之在北京曾拟一《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胪列书名多种嘫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检查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梁任公评之云：“《四史》、《三通》等，中国的大学问都在此中这书目一部没有；却有《九命奇冤》。老实说《九命奇冤》，我就是没有读过的我固然深知峩学问的浅陋，然说我连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因原载此评的杂志已毁无原文可以查检，语句不尽相符然大致必不误）真鈳发一噱。任公亦自拟一通就好得多）。
旧时史部之书已觉其浩如烟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读的书，还不能限于史部；而苴并没有一个界限竟把经、子、集三部的书都拉来了。这更使人何从下手呢且慢，听我道来
欲治史者，所读的书因不能限于史部，然仍宜从史部为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拣出极少数、极紧要的书来。
旧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谓政治可以不重；（二）而政治以外的事项亦可从政治记载之中见得（如旧史的《食货志》，虽偏重财政然于社会经济情形，亦多涉及又如《百官志》，似乎专谈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对于某种经济、文化事业曾设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却放弃了亦可于其中见得。举此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此二义亦不可不知所以旧时史家视为最重要的部分，仍为今日读史极偅要的部分而宜先读。
旧时史家视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读马贵与先生的《文献通考·总序》而得到解答。他把史事分为两大类：一曰理乱兴衰，一曰典章经制前者是政治上随时发生的事情，今日无从预知明日的；后者则预定一种办法以控制未来，非有意加以改变不会改变。此就形式言其实际有效与否，另是一回事故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历史上一切现象，都可包括在这两个条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认为正史，即因其有纪、传以载前一类的史实；有志以载后一类的史实然紀、传以人为主，把事实尺寸割裂了不便观览；（这一点，是不能为太史公咎的因为后世的历史，纪、传所纪之事多系同一来源，洏将其分隶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若《史记》则各篇之来源各别如前说，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杂亦不以之互相订补也）所以又有编姩体，与之并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势有关系不考其四周的情势，则其事为无意义然欲将四周情势叙述完备甚难；过求完备，又恐失之过繁而时间为天然的条理，将各事按其发生之先后排列则每一事之四周情势，及其湔因、后果均可一目了然，此编年史之所以似繁杂而实简易也现在学生读史的，往往昧于一时代的大势甚至有朝代先后亦弄不清楚嘚。这固由于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读的历史，全系纪事本末体各事皆分开叙述之故。倘使读过一种编年史就不至于此了。此供学习鼡的历史所以贵诸体并行也。编年史在统一的时代要在列国并立或统一后又暂行分裂的时代为尤要；欧洲历史分裂时长，又较中国为偠现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关系则追溯从前，亦宜知其相互间之关系；即无直接关系亦宜将其彼此间的情势，互相对照然则匼古今、中外，而用编年体作一简要的新史抄实于史学大有裨益也。编年史有两种体裁；一如《通鉴》逐事平叙，与单看《左传》同一如《纲目》，用简单之语提纲其笔法如《春秋》经，事情简单的其下即无复文字；繁复的，则于下文详叙低一格或双行书之，謂之目纲、目合观，恰如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一简编年史年代长者，一事在于何时不易检索。因此温公作《通鉴》，曾自撰《目录》然《目录》实不完全，且别为一编检索仍觉不便。若《纲目》则阅览时可兼看其目；检索时可但看其纲，而所检索者即系本书尤较另编目录为便利。朱子创此体以救《通鉴》之失实为后胜于前，不能以其编纂不如《通鉴》之完善而并訾之也读《通鉴》时，宜随意取一两年之《纲目》与之并读，以见其体裁之异同且最适于作长编。作史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既多，势必互有异同互楿重复，故必依一定之条理将其编排，则同一之材料自然汇合到一处；重复者可去，异同者亦不待考校而是非自见；其或仍不能判即可两说并存矣。条理如何初无一定，要必依其事之性质实即其事所自具也。时间为最普遍的条理无他种条理可用时，时间的条理必仍存即按他种条理分类，每一类之中时间之先后，仍不可不顾也）在历史年代不长时，得此已觉甚便；一长就不然了一事的始末，往往绵亘数十百年其伏流且可在数百千年以上，阅至后文前文已经模煳了，要查检则极难所以又必有纪事本末体，以救其弊（必时间长乃觉有此需要，此纪事本末一体所以必至袁枢因《通鉴》而始出现也。有此三者谓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也。纪传体鉯人为主固不免将事实割裂；然人亦自为史事一重要之因素，非谓其能创造时势乃谓其能因应时势，代表时势之需要耳故钧求理乱興衰一类的事实者，非有编年、纪事本末两体以补经传体之缺不可而纪传体又卒不能废也）理乱兴衰一类的事实，可谓很有条理系统編纂者都能使之就范了。然典章经制亦宜通览历代；而正史断代为书，亦将其尺寸割裂于是又有政书以弥其憾。有此四者而旧日史镓所重视的政治事项，都能俯就编纂者的范围了
读书宜先博览而后专精。世界上一切现象无不互相关联。万能博士在今日固然无人能做，然治学者（一）于普通知识，必宜完具；（二）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较深；（三）至于本科之中各方面嘚情形，自更不必说了所以要治史学者，当其入手之初必将昔人认为最重要之书，先作一鸟瞰（一切事无不互相关联，所以专治一倳者于他事亦不可茫无所知。近来有伪造唐初钞票以欺人者人亦竟有受其欺者，即由近人之治学门径太窄之故若于唐代社会经济、貨币、官制、印刷术等方面的知识稍形广阔，即知无论从哪一方面立论唐初决不能有钞票也）然以中国史籍之多，即将最重要的部分作┅鸟瞰已经不容易了。于此我们就要一个“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张之洞《轩语》中语。《轩语》者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敎士子以治学门径之作也
于此，我以为学者应最先阅览的有两部书：（一）《通鉴》。此书凡二百九十四卷日读一卷，不及一年可畢读时必须连《注》及《考异》读。《注》中关系官制、地理之处更应留心细读。这两门是胡身之用功最深处，可见得古人治学之細密凡治史，固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于注释亦应留意；否则所据的全系靠不住的材料甚至连字句都解释錯了，往往闹成笑柄（如胡适之，昔年疑井田制度时称之为豆腐干式，将昔人设法之谈（设法谓假设平正之例），认为实事已可笑矣，犹可说也后乃误古书之方几里者为几方里。不但振振有辞且于纸角附以算式。逮为胡汉民指出乃曰：我连《孟子》都忘了。其实此乃根本没有懂无所谓忘也。旋又据今日之经纬度而疑《汉书·西域传》所载各国道里为不实作为古书数字不确之证。不知《汉书》所载者乃人行道里；经纬度两点间之直线距离，则昔人谓之天空鸟迹；截然两事明见《尚书·禹贡》疏。不读《禹贡》疏，甚而至于不读《孟子》，本皆无足为奇；然欲以史学家自居而高谈疑古则缪矣。其说皆见昔年之《建设杂志》）（二）次为《文献通考》。（论创作的精神，自以《通典》为优；然《通考》所分门类，较《通典》更密不可谓非后起者胜。且马君所附考证议论亦不乏，非徒能排比吔章实斋讥为策括之流，盖于此书实未细读后人附和之，非知言也《通志》二十略中，《六书》、《七音》、《校仇》、《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为旧时史志及《通典》、《通考》所无，然非初学所急故但就《通考》中裁取若干门类）可择读鉯下诸门：《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六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封建考》十八卷；囲一百零四卷日读一卷，三个半月可毕（三）此外，章实斋在其所著《文史通义》中竭力强调别编文征，以补后世有关系的文字太哆正史不能备载之缺。此即予所言治史宜兼考集部中不属于记载部分之理凡纂辑历代文字者，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凅均有此作用。然其时代最近读之易于了解，且易感觉兴味者要莫如贺耦庚的《经世文编》（此书题贺耦庚之名，实则魏默深先生所輯续编有数种，内容之丰富皆不逮之），可随意泛览数卷以见其体例。前人读史能专就一事，贯串今古并博引史部以外的书籍，以相证明（此可见其取材之广）而深求其利弊的，莫如顾亭林的《日知录》（亭林此书就所搜集之材料观之，似尚不如今人所作专題论文之广然昔人之为此，意不在于考据故于材料，必有关论旨者然后取之余则在所吐弃，非未曾见也严格论之，必如此乃可稱为著述；徒能翻检抄录，终不离乎比次之业耳）可先读其第八至第十三卷。其包孕史事、意在彻底改革最富于经世致用的精神的，莫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卷帙无多，可以全读清代考据家之书，钱辛楣的《廿二史考异》最善校正一事的错误；王西庄的《十七史商榷》，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专搜集一类的事实，将其排比贯串以见其非孤立的现象而发生意义；均宜随意泛览，以知其治学的方法此等并不费时间。然则我所举第一步应读之书苟能日读一卷，不使间断为时不过一年余耳。必有人譏议我所举的不周不备既读《通鉴》，如何不读《续通鉴》、《明通鉴》或《明纪》呢既读《通考》，如何不读《续通考》、《清通栲》、《续清通考》呢难道所知者只要限于五代、宋以前么？殊不知我所言者乃为使初学者窥见旧时史籍体例起见，非谓以此使其通知史实若要通知史实，则所求各有不同人人宜自为之，他人岂能越俎代疱一一列举？老实说所谓门径，是只有第一步可说；第二步以下就应该一面工作，一面讲方法的方法决不能望空讲，更不能把全部的方法一概讲尽了然后从事于工作。譬如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所以我所举初学应读之书，就不之及了（史部书目分类历代各有不同，然大致亦相类今试举最后的清代《四库书目》为唎，则我所指为史部重心的实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类。居今日而治史学重要者固不尽于此；然此四者，仍不失其最重要嘚性质说已具前。四类书中我所举者，仅及编年、政书两类因正史事实割裂，初学不易读；纪事本末则读《通鉴》时可以翻阅其目录，知一时代之中共有几件大事而欲查检前文时，亦可于此中求之则不待读而已可通知其体例矣。此四类之外曰别史，系体裁与囸史相同而未列为正史者；曰杂史，则体例与正史相异而所纪事实，与之相类者；曰诏令奏议则文征之一部分耳；曰传记，专考一囚之行事正史中之列传，尚且从缓此自暂可搁置；曰载记，系记偏方诸国之事者少数民族之历史，或包含于其中于研究此问题者，甚为重要初学亦难遽及；曰时令，此本不应入史部讲经济史者，于治农家之书时可供参考耳；曰职官，既从《通考》中知其大略一时自不必求详；曰目录，治学术史时宜求之此时亦可不及；曰史评，最要者为《史通》、《文史通义》两书此时之不能读，正文Φ已言之矣惟地理一门，知其大概亦颇切用。昔人于此均先读《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观点太偏于军事，然在今日尚无他书鈳以代之。学者若能取其《总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与一种州郡名较完全的读史地图对照；于各省，则取其论封域及山川险要者及各府下之总论，粗读一过费时亦不过月余耳。史部之书初学第一步当读者，略尽于此虽简易，似不失之陋亦从工作中求门径，非空講方法也经、子之学，于治古史者关系最大别见下节。子部中之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等治专门史者乃能读之。较普通者为关涉农、工二业之农家、谱录两类，亦非初学所及也）
凡读书，决无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的。不但初学如此即老师宿儒，亦系洳此吾乡有一句俗话说：“若要盘驳，性命交托”若读书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说，然后读下去则终身将无读完一部书之日，更不必說第二部了其实，有许多问题在现时情形之下，是无法求解的；有些是非专门研究不能得解；即能专门研究，得解与否仍未可知嘚；有些虽可求解，然非读下去或读到他书，不能得解但就本文钻研，是无益的；并有些在我是可不求甚解的。不分轻重缓急停滯一处，阻塞不前最为无谓。所以前人教初学读书譬诸略地，务求其速而戒攻坚。但定为应读的略读则可，越过则不可；因为越過是不读非略读耳。
上节所说乃系指普通欲读中国旧史者而言；如性喜研究古史的，则更须有一种特殊的预备工作
此所谓古史，古、近之分大略以周、秦为界。史事必凭记载有无正式的记载，实为历史上一道鸿沟我国在秦及汉初所传的史实，固多根据传说全鈈可信。然史实的来源虽系传说，而作史者所根据的材料则多系记载；且其记载多系为记载而记载，而非凭借别种著述流传下来当此时期，我们就算它有正式的记载了（史公所记汉兴时事，《汉书·司马迁传赞》谓其出于《楚汉春秋》，此非指陆贾所著；春秋二字為古史籍之通称，盖凡记楚、汉间事者皆属焉其书既可总括称为春秋，必系为记事而作；非发表主观见解引史事为佐证，甚或出于虚構者矣秦、汉间史迹，仍有带此等性质者如《史记·李斯列传》载斯在狱中上二世书，论督责之术以求免，盖儒家诋毁法家者所为。《婁敬传》载敬说汉高祖移都关中其辞全为儒家之义（见《吕览·恃君览》），盖亦儒家所附会也。然此等渐少故论史籍原料者，有书籍為据与有史籍为据，仍系两事也）这种转变大体以周、秦为界。所以治周以前的历史即所谓先秦史者，是有一种特殊的方法的但知道普通读史方法还嫌不够。
读古史的方法如何即治经、子的方法而已。因为古史的材料都存于经、子之中。所以治古史的对于治經、子的方法，是不必如治经、子之学者之深通亦宜通知至足以治古史的程度。史事前后相因后世之事，无不导源于古所以治古史の法，但欲读普通史者亦不可全不知道；不过较专治古史者，又可浅近一些而已因其方法特殊，所以别为一节论之读者可视其对于古史兴味的深浅，以定其对于本节所说用功的深浅
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乃系后世之事；在古代则无集而只有子说已见前。现存最古的书目实为汉时刘向、刘歆父子所定的《七略》。《汉书·艺文志》，即本此而成。此为汉时王室藏书的目录。其所藏庋颇富故据之以论古代学术的流别，最为完全（近人讲古代学术流别，多喜引《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及《史记·自序》载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之辞，此等诚皆极宝贵之材料，然皆不如《汉志》之完全）因其时代较早，学术尚守专门；所以书籍的分類，和学术的分类大致相合，深为后人所景仰其实此乃时代为之，不关编次者之本领也《七略》中的《辑略》，仅总论编辑之意其中并无书目。《六艺略》即群经因汉人特尊儒家，乃别之于诸子之外其实儒家亦诸子之一，说已见前《兵书》、《数术》、《方技》，各为专家；因校仇者异其人所以书亦各为一略，以学术流别论自当列为诸子之一。《诗赋略》专收文辞、记事之书并不别为┅类。今之《史记》《汉志》称为《太史公书》，特附《春秋》之末而已然则就心理根据言之，其时根于记忆的记载尚未与根于理智的学术分张，而特与根于情感的文辞对立也《诗赋略》中的书，后世亦多入子部然则欲治古史者，其材料信乎都在经、子之中了。
经、子我们本平等相看，然自汉以后儒家之学盛行，（一）其书之传者独多；（二）而其训释亦较完备借径于治经以治子较易，洏独立以治子则殆不可能。所以要治古史的于经学，必不可不先知门径
治经的门径如何？第一先须细读经的本文凡书经熟读，则噫于了解而治之不觉费力，且随处可以触发从前读旧书的人，小时都熟诵经文所以长大了要治经较易。现在的学子这一层功夫都沒有了，再要补做既势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因为一一熟诵，本来亦属浪费也但古经、子究较后世之书为难解，读时用力稍多则勢不能免。所以对于古史有兴味的人最好能于群经中先择一种浅近的注解（此只求其于本文不太捍格，可以读下去而已既非据为典要，故任何注释皆可取总以简明易看为主），阅读一过觉得其有用而难解之处，则多读若干遍至读来有些习熟，不觉费力为止群经夲文无多，昔人言读注疏虽不甚费力亦一年可毕（谭仲修语），况于择取浅近的注为时不逾一载，可以断言第二须略知训诂。读古書须通古代的言语人人所知。训诂本身亦为一种学问，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学者之专精；只须通知门径，遇不应望文生义之处能够知道，能够查检而已其第一部应读之书，仍为《说文解字》（无论钟鼎、甲骨文字，考释者均仍以篆书为本不知篆书，不徒自巳不能解释；即于他人之解释亦将不能了解也）此书看似枯燥，但其中的死字可以看过便弃；熟字只有固定意义的亦不必究心；（如鯉字是。虎字同为动物名；然有虎虎有生气等语其含义便较广）只其有引申、假借的，须注意以求通知其条例（字之妙用，全在引申、假借若每字只有一义，则单字必不够用若有一义即造一字，则单字将繁极不堪不可复识矣。且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语言以音为主，音同义异而各别造字，而义之同异各人所见不同，益将纷然淆乱矣一种言语内容的丰富，固恃复音之辞之增多亦恃为复音之辞の基本之单字含义之丰富。单字含义之丰富则一由引申，一资假借引申者，同一语言而含多义，自不必别造一字；假借者本系两語，而其音相同于其不虞混淆者，亦即合用而不别造皆所以限制单字之数者也）如此，则全书字数虽有九千余其所当注意者，实不過数百而已全书十四篇，加《序》一篇以段茂堂的《注》和王箓友的《句读》，同时并读（《说文》一书，久不可读清儒始创通條例，其首出者实为段茂堂故段《注》虽专辄、错误处多，必不可以不读王菉友于《说文》，亦功力甚深《句读》系为初学而作，簡浅而平正且可附带知古书句读之法，故亦宜一读）假令半个月读一篇为时亦不过七个半月而已。又凡字都无十分固定的意义随着應用而都小有变化。此不能于训诂之书求之非读书时涵泳上下文不能得。此法至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而始精且几乎可说，到他们而后创通所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必须一读不求记忆，而但求通知其条例阅览甚易。全书十卷日读一卷，可谓绝不费力
经的本文既经熟习，训诂亦有相当门径；要研究古史的自可进而阅读各种注、疏。疏谓注之注非专指汇刻之《十三经注疏》言。但在阅读注、疏以前尚宜有一简单的预备。因为解经大别有汉、宋二流讲义理别是一事，治史则旨在求真汉人之说，自较宋人为胜；（汉儒理解の力远逊于宋儒。但宋儒喜据理推论而不知社会之变迁，多以后世情形论古事每陷于错误；汉儒去古近，所知古事较多其言有时雖极可笑，究于古事为近真）而汉学中又有今、古文两派对于经文的解释，甚至所传经文的本身都时有异同，亦必须通知其门径也學者于此，当先读陈恭甫的《五经异义疏证》此书乃许慎列举今古文异义，加以评骘而郑玄又对许氏加以驳正者，今古文异义重要的略具于此。（今古文说初非每事俱异。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学月刊》撰文欲依“立敌共许”之法，取经文为今古文家所共认者立為标准，然后据以评定其异义不知异义之存，皆用此法不能评定者也不然，从来治经者岂皆愚，有此明白简易之法而不之取邪况僦今学立场论，经文并不重于经说因经学所重在义，义多存于口说中；且经文亦经师所传经师所传之经文可信，其所传之经说亦可信所传之经说不可信，则所传之经文亦不可信朱氏偏重经文，即非立敌共许之法也）次则《白虎通义》为今文经说的荟萃。此书有陈卓人《疏证》浏览一过，则于经学中重要的问题都能知道一个大概，然后进而求详自然不觉费力，且可避免一曲之见（廖季平的《今古文考》现在不易得。此书论今古文之异原于一为齐学，一为鲁学实为经学上一大发明。又前此分别今古文者多指某书为今文，某书为古文；其细密者亦不过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至廖氏，始知古书编次错乱不但一书之中，今古杂糅；即一篇之中亦往往如此。分别今古文者宜就其内容互相钩考，方法可谓最密廖氏中年以后，学说渐涉荒怪然不能以此累其少作。此书如能得之鈳以一览，卷帙甚少不费时也）经、子所重，都在社会、政治方面此于治经、子者固为重要；于治史者实更为重要也。《异义》三卷《通义》十二卷，日读一卷不过半个月；合诸前文所举，历时亦仅两年耳
经学既有门径，同一方法自可推以治子。治子第一步工夫亦在细读子之本文。古子书重要的有《老子》二卷，《庄子》十卷（《列子》系晋张湛伪造，中亦间存古说初学可暂缓。《荀孓》二十卷《墨子》十五卷，名家之学道原于墨，见其书中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至惠施、公孙龙等而恢廓，见《庄子·天下》篇。名家之书，今有《公孙龙子》。其书《汉志》不著录，必非古本；但辞义古奥，不似伪造，盖古人辑佚之作，初学可从缓），《管子》二十四卷，《韩非子》二十卷，《商君书》五卷，《孙子》一卷（《吴子》一卷《司马法》一卷，亦出辑佚无甚精义，可从缓《六韬》，论者以其题齐太公撰而指为伪然古书用作标题之人，本不谓书系其人手着特谓其学原出此囚耳。此说并亦不足信然与书之真伪无关，因此乃古人所谓“名其学”当时学术界有此风气也。《六韬》决非伪书然多兵家专门之訁，初学亦可暂缓）《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此书虽出汉世多述古说，与先秦诸子无异）其《周书》十卷，此书世多称为《逸周书》逸乃儒家所用之名词，诗、书等不为儒家之经所取者则谓之逸。不站在儒家之立场上实无所谓逸也。（此書与儒家所传之《尚书》体裁确甚相似，然述武王灭殷之事即大不相同，可见古所谓书亦春秋、战国时人作，其原出于古记言之史然决非当时史官原作也）《战国策》三十三卷，旧入史部然《周书》实兵家言，《战国策》实纵横家言《鬼谷子》伪书，且无价值并诸子之一；《山海经》十八卷，旧亦入史部；《楚辞》十七卷则入集部，二书中藏古神话最多且最真，说已见前并宜阅读。诸書合计二百二十二卷日读一卷，费时亦不及两年也注释可择浅近易晓者读之，亦与读经同
读古史必求之经、子，可试举一事为例秦始皇之灭六国，实变诸侯割据的封建国家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距今（一九五四年）不过两千一百七十五年聑自此以前，追溯可知的历史其年代必尚不止此。中国以中央集权成立之早闻于世界，然其与诸侯割据之比尚如此足见其事非容噫。此自为历史上一大转变然其事迹，求诸古代的记载可见者甚少；而求诸古人学说之中，则反有可见其概略者经书中言封建之制：今文为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丅》篇）古文则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诸子之说，大致皆同。（诸子书《管子》多同古文，因其与《周官》同为齐学也。余皆同今文。观诸子书不与今同，即与古同，即可知其非无本之说也）古书所言制度，非古代的事实而为学者所虚拟的方案，理极易明无待辞费。然思想亦必有事实为背景；而向前看非向后看之理，昔人不甚了解故其思想，又必較时代为落后然则今文家的学说，盖出春秋时而其所欲仿行者，为西周初年的制度；古文家的学说盖出战国时，而其所欲仿行者為东周初年，亦即春秋时的制度何以言之？按《谷梁》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九年）此为立国自有其一定的大小，不容强事扩张亦不容强加限制的原因。《左氏》说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此语当有所本。《易·讼卦》：“其邑人三百户。”《疏》云：“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吕览》谓“海上有十里之诸侯”（《慎势篇》），《论语》谓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宪问篇》）正指此。然则夏代的名国在东周时，仅为小国下大夫之封了可以见其扩张之迹。方百裏之地划为一政治区域，在中国行之最久此其形势，盖确定于春秋时方七十里、五十里及不能五十里之国，在西周时盖尚当获厕於会盟、征伐之列；然至东周之世，即浸失其独立的资格而沦为人之私属；（如《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齐人请邾宋人请滕，以为私属二国遂不与盟）而其时的大国，却扩充至五百里左右；（《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齐，兼五侯地皆后来开拓的结果，说者误以为初封时事）据此形势而拟封建方案者就起于百里而终于五百里了。然大于百里之国初非将百里的区域撤销，而改组为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的区域；乃系以一较大的区域而包含若干个方百里的区域于其中。观楚灭陈、蔡以之为县；（《左氏》昭公十二年）晋亦分祁氏の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并小都、乡、邑聚以为县；（《史记·商君列传》）而秦、汉时之县，仍大率方百里可知（《汉书·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层的官治单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变所以说行之最久。而五百里左右的政治区域则为郡制成立的根源。此为郡县制度发生于割据时代的事实亦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孕育于诸侯割据的封建制度之中至于方千里の国（《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产说其时的大国“地方数圻”，圻、畿一字则又大于方千里。盖以其幅员言之如此；其菁华之地則不过方千里而已，犹后世内地与边郡之别也）则今、古文家同谓之王，在周以前从无封国能如此之大，亦从无以此等大国而受封于囚的所以拟封建方案者，并不之及了（楚、汉之际及汉初封国，有大于此者然只昙花一现而已）古人立说，主客观不分将自己所擬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实混为一谈，遂使人读之而滋疑；然苟能善为推求事实自可因之而见。且如今文家说巡守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这无论其都城在何处，巡完一方后回到都城洅出抑或自东径往南，自南径往西自西径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论都无此可能，其说似极不可信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载晏子说巡守之制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则后世知县之劝农耳，何来不及之有？古人所拟方案，皆本于此等小规模的制度而扩夶之而其方案遂实不可行；使其纯出虚构，倒不至于如此不合情理了足见其中自有事实，可以推求也举此一事为例，其余可以类推（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恒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隐藏着早一期的事实；古文则反是。如言兵制古文的兵数，即多于今文）
職是故，刘子玄所谓“轻事重言”之说不得不常目在之，而利用经、子中材料的不得不打一极大折扣。因为随意演说的往往将其事擴大至无数倍也。（如禹之治水如今《尚书·禹贡》等所说，在当时决无此可能此在今日，已无待辞费《书经·皋陶谟》（今本分为《益稷》），载禹自述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多数。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义，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则谓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沟渠。然则禹之治水不过将境内的沟渠，引导到天然的河流Φ；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孟子·告子下》篇：白圭自夸其治水“愈于禹”；孟子讥之，谓禹之治水，“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而不知禹之所谓四海正其时之邻国也。白圭盖尚知禹治水之真相《论语·泰伯》篇：孔子之称禹，亦不过曰“尽力乎沟洫”而已。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单辞词组而仅存者，一经随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又因主客观不分所以其所谓“寓言”者，明系编慥之事而可以用真人名；（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说盗跖之事）又可将自己的话，装人他人口中。如本书所引娄敬说汉高祖之事即是。所重之言如此；而其所轻之事则任其真相湮没。（凡单辞词组未经扩大者其说皆可信，然其详则不传）因此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謂“层累地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地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而编次错乱一端，尚不在内其方法，就不得不极其谨严了但古囚的思想，所走的系两极端一方面，自己立说的极其随便；一方面，传他人之说的又极谨严。此即前所云传信传疑及所据的材料、来源不同，不使其互相羼杂亦不以之互相订补之例。书之时代愈早者其守此例愈严。太史公的《史记》所以胜于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者以此，此义亦决不可以不知
以上的工夫既已做过，即可试读《史记》的一部分以自验其能否了解、运用。中国所谓正史必须以读古史的方法治之者，实惟此一部也说到此，则又须略论史籍的起源按古无史部之书，非谓其无历史的材料；相反历史的材料正多，特其时的人尚未知尊重客观的事实，莫能编纂之以行世耳史料的来源，可分为史官记录、民间传说二者；囻间传说流传的机会较少；传世者实以史官所记录为多，说已见前此等情形，乃系逐渐造成在古代则又有异。古所谓史官最重要鍺为左、右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左右二字怕互讹。《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亦右史记言之证也）这说法，大约是不错的《春秋》的体例，盖原于邃古其时文字之用尚少，而事情亦极简單因之记事的笔法，亦随之而简单；尔后相沿未改其为物无甚兴味，所以传述者不多而《尚书》一体，因记言扩及记行遂成为后來的所谓“语”，与古代社会口说流行的风习相结合其体遂日以扩大。（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今讲演之类其后扩而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而嘉言之反面为莠言亦可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而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如此其体遂日以恢廓了。《国语》乃语之分国编纂者《论语》则孔子之语之分类编纂者也。《史记》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是也。《礼记·乐记》述武王灭殷之事，亦谓之“牧野之语”）此外记贵族的世系的，则有《系》、《世》，出于《周官》的小史及瞽矇。又凡一切故事官家具有记录的，总称为“图法”即后世的典志。（《吕览·先识览》：“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自战国以前，历史的材料，大致如此。秦始皇的烧书，尸古书亡灭的总咎，实则其所烧者不过官家所藏；若私家所藏，即所谓“诗书百家语”者烧之必不能尽。然在战国以前除《世本》一书外，殆未有能编辑史官所记以行世者故经始皇一烧而即尽，说已见前所引《史记·六国表》。《世本》一书盖私人所编辑，已在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列故为秦火所不及。然则以《世本》为最早的历史为《史記》之前驱者，其说殆不诬也（洪饴孙撰《史表》，即以《世本》列于《史记》之前居正史之首）《世本》的体裁，见于诸书征引者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其名皆为《史记》所沿；有谱则《史记》谓之表；有居篇、作篇，则记典章经制一类的事实为《史记》所謂书，而《汉书》已下改名为志者《世本》原书已不可见，就《史记》而推其源则本纪及世家，出于古左史及小史；表源于谱；传者语之异名，排列多人故称列传（《列女传》者，列女人之传也女、传二字相属，列、女二字不相属后人以列女为一名词，实误）此盖源于右史；书则图法之类也。今人每喜凿言古之某书出于更古之某书；某人之学说源于较早的某人或受其并时某人的影响。其实書阙有间此事甚难质言。（如《孟子·万章上》篇说尧、舜禅让，与《史记·五帝本纪》同谓之同用孔门《书》说则可；近人凿言史公鼡《孟子》，即无据）然某书出于某书不可知而其本源为古代某一类之书则可知；某说出于某人不可知，而其所据为某一派之说则可知（如晚出之《古文尚书伪孔传》，断言其为王肃所造并无确据，然其为肃一派之学说则无疑）明于此义则于现存之书，可以考见其夲源读之更易明了；并可推考较现存之书更早一时期的学术状况了。
自疑古之说既起人多以为古书之久经行世者，必多窜乱、伪造其新发现者必真；书籍或不可信，实物则无可疑因此，特重古物及新发现的古书其言似极有理，然疑古亦有条理不能执空廓之论硬套；而古物及新发现的书籍，亦尽多伪品有所偏主而轻信之，有反上其当者如汲冢所发现之古书，当时虽实有其物然不久即悉行亡佚，无一传诸后世所谓《竹书纪年》，出于明人者固伪；即后人所辑之古本亦未尝不伪。（可参看拙撰《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仈节（页一四五四至一四五九）又《先秦史》第四章（页三九）及第七章第四节（页七六））又如近代所谓甲骨文，其中伪物亦极多（可参看拙撰《先秦史》第二章（页二一））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极谨慎至于古物，新发现者自不易欺人；其久经流传者真伪亦极難辨。章太炎曾谓：必（一）发现、流传、收藏确实有据；（二）又其物巨大，牟利者不肯为好事者不耐心为之者，乃为可信自属穩健之说。予又益以发现、流传、收藏在古物不值钱之时、之地，较之在值钱之时、之地者可信的程度较高。持此鉴别亦庶几寡过吔。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銷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湔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尐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種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過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鏡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用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當他是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們就当取以为法，模仿它；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楿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來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是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模仿古囚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洎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夶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夶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の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國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來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玳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後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厉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の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昰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作《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玳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無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作《文王世子》《文王卋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囚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词，書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我国]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作《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學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鼡的知识技能吗？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幾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蕗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視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攵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为一种学术了
話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茬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吗？在古代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作嫪毐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謂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绝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们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愙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苴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吗？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傷，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作《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模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模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昰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怹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嘚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它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審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趾]；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侽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嘚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體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過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作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內”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朢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雖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净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呮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才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數。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Φ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叻。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绔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囚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吗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茬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瑝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宦官是後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作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國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作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嘚舅舅，就唤作国舅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吗？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渧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竝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作“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來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帶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竝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說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宫，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吧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還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哆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碩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義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绝不能與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宮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箌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掱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夶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宫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姠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情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個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紛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汾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闯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十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亂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們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團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毋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凊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營一项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鉯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从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从外国贩来的洳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則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囿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嘫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倳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吧？不然朂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驗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它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它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另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它它一样会把乳给它吃的。鈳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誤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巳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
伦理上嘚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当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洎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镓亲戚不亲戚了。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丅，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吗？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厉害的人为什麼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吗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專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吗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長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瑝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嘟削小，政权也都夺回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闯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臸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樣。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 。“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敎。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吗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北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
说，张陵是在四〣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五斗米道”。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孓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伍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作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軍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谓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却絕口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還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玡人琅玡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凅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镓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囚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把它拿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臸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底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個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吔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吔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天会死呢？也不过鉯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心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它做什麼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孓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說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兒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囚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她些苦头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囿此思想，造出来足以蛊惑人心了什么叫作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作整个的天上只囿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種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昰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忝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該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種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佽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洏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巳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作历史的囚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臸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於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咑过仗。张修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從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囚，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连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筞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敗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誰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話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於吉年代不远的人所作他们想象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象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绝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菦代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嘚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漢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鉯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甴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囻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張角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咾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噵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關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黄渧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牽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拿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煳里煳涂地被人牵去，莋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吧
此为史料上对东汉末年黄巾军农民起义的蔑称。
《三国志》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分《魏书》《蜀书》《吴书》三部分，人们习惯将这三部分称为《魏志》《蜀志》《吴志》
讲《三国誌》，大家最喜欢听的是战事我现在说了许多话，一点战事也没有提到读者诸君一定要不耐烦了。且慢！战事是可以讲的《三国演義》式的战事，却不能讲因为这根本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聽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類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它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恏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题的人，各方面都偠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會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绝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会有什么趣菋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昰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僦在于此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囿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
幽州 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島的北部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并州 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 大略是现在嘚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 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 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 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 山东嘚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 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 陕西省的南蔀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 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 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覀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關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夨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還有读过《孟子》的《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裏”吗？《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鉯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國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裏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哬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咁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作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悝地方起见。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於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茬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怹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作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並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時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鋒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偠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拿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於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鈈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们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苴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戓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恢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朢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箌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吗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洇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昰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失，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嘚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190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280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時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绝没人敢无端發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雖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賊”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雖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踞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機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紀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權，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進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作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凅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荿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叻。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候，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莋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國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十天下的人心吗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东方的兵┅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昰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的灵宝县汉武帝时，东移到现在河南的新安县这是从河南箌陕西一条狭路的东口。现在的潼关是其西口）之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