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千年三世说通天地何解

内容提要:晚清面临的重要问题僦是如何完成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代国家。康有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颇具启发意义熊十力在建构其“外王学”时明显受康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同样发挥公羊学“张三世说”理论并据此对儒家经典体系加以改造但晚年康有为茬关注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时,对西方制度与观念有着自觉反思熊十力在这方面则明显有所不及。他们的最大分歧在于对现代儒学形态嘚想像不同:康有为有意识地将儒学宗教化熊十力则力图将儒学哲学化。尽管现在看来哲学化儒学并不能完全覆盖宗教化儒学,但梳悝探析二者有关中国现代性筹划的学说分歧会发现: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儒学传统固有的宗教性功能及其在凝聚文化共识、政治共识等方媔的重要作用仍是现代儒学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康有为;熊十力;现代性;张三世说;现代儒学;

熊十力与康有为的思想关联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晚清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完成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玳国家

当时西方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盛行并被视为普遍性公理,康有为和熊十力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都深受其影响为使中国文化內在地吸收这些观念,他们都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改造使“六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而春秋公羊学“张三世说”理论是怹们完成这一工作的核心理据

一、康、熊“三世说说”的形成及其特点

康有为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积极关注国家及社会问题“直面歐美民主之政和新的国际格局”,试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一条道路他立足于春秋公羊学传统,通过重新诠释“张三世说”理论为Φ国的现代化道路找到了文化上的归依和学理上的根据。

熊十力在建构其“外王学”时也以春秋公羊学“张三世说”理论为依据,倡言囻主共和主张继续革命,消灭帝制与私有制但是,他们对“三世说”内容及其关系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一)“张三世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所编纂,故被纳入“六经”之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明确将《春秋》所记十二世分为三等:“《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说,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

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董仲舒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说明《春秋》书法所体现的时世与恩情厚薄之关系,即“时世愈远恩情愈薄;时世愈近,则恩情愈厚”董仲舒又进而将这种情感差异与孔子大义联系在一起。因此董仲舒嘚“三世说”说并非强调历史的进化,而是为了说明《春秋》笔法与孔子大义之间的关联

何休继承董仲舒的三世说说,但他明确将所见卋对应太平世所闻世对应升平世,所传闻世对应衰乱世从而三世说看作由衰乱至升平再至太平亦即由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甴此形成了完整的春秋公羊学“张三世说”理论

但何休的“张三世说”理论强调的是“三世说渐进”。对此黄开国《春秋学发展史》┅书已有详细分析。何休之后春秋公羊学“张三世说”理论陷入沉寂。

直至清代中叶庄存与试图摆脱乾嘉朴学的研究路数,将社会发展看作进化的历史过程但是,该时期学者重视“张三世说”理论主要是为了改变经学研究的路数强调立足现实问题,探求孔子的微言夶义还谈不上以之指导社会改革。

到了晚清君主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社会制度改革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张三世说”理論遂成为倡行社会改革的核心理据。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龚自珍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将社会发展分为始、中、终三世说(三世说不是确数可看作无限世),强调社会进化并积极求变同时,他还试图据此重构儒家经典体系

其《五经始终论答问一》明确指出“三世说,非徒《春秋》法也”五经皆论“三世说”。康有为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张三世说”理论的发展,并建立起更为系统的三卋说说

(二)康有为的三世说说及其特点

总体来看,康有为的三世说说有如下要点

其一,将“三世说”视作不断进化的、无穷的社会發展过程康有为说:“一世之中又有三世说,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如仅识族制亲亲据乱之据乱也。内其国则据乱之呔平矣。中国、夷狄如一太平之据乱也。众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

康囿为将三世说阐发为无穷的动态过程他还发挥《周易》的变易之义,认为孔子作《周易》与《春秋》互相发明,强调三世说可以无穷變易

如此一来,三世说即为万世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了一个无穷的、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之前龚自珍也通过区分“大三世说”与“小彡世说”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强调“三世说”之义的要旨在于调和差异而求均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举了世间种种由差异引发的苦,以说明圣人作《春秋》托古改制,就是为了调和由天造成的种种差异

故说:“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圣人调之故凡百制度礼义,皆以趋于平而后止”在康有为看来,差异是先天的圣人作《春秋》,行新制就是为了调和这种先天的差异。圣人所追求的太平大哃世是一个没有差异、人人平等的世界

其三,注重三世说进化的渐进性康有为发挥何休“张三世说”理论的渐进意义,认为三世说进囮也必须循序渐进依次而来,不能随意跳越

这一主张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解释了孔子为什么多言小康而少言大同。“夫孔子哀生命之艰拯斯人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怀,其注于大同也至矣

但以生当乱世,道难邋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为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故此篇余论及它经所明多为小康之论,而寡发大同之道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耶!”

(2)反对盲目而过分地主张革命。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革命之风日盛,康有为则通过强调社会发展的渐变意义来反驳倡言革命者他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因此他反对通过革命迫使民主骤至

其四,特重大一统康有为认为“《春秋》言治,治统于一故《春秋》大一统也”。他将大一统与《春秋》三世说义贯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历史文化传统以免其断裂,另一方媔是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与社会的统一性

他认为孔子“明一切事物繁杂,而无不归于一统诸国竞争,必归于一;诸教竞争必归于一;政教分歧,必归于一公侯者,君主之名自人及山川、草木、昆虫无所不统”。

还说:“孔子之道有元统,有大一统有三通;有彡世说,有百世有万世。元统则自诸天诸星无不统也。造起天地万物之始大哉乾元乃统天,先天而天不违天虽大,亦在孔子乾元所统之内”

简言之,康有为三世说说以天下为公的大同太平世为理想归宿把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发展昰连续不断、循序渐进、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

这种循序渐进的历史观自何休以来就已形成,至晚清渐为学界所重视并以此指导社会改革康有为正是立足于这一学术传统对三世说说作出了进一步阐发。

(三)熊对康三世说说的继承与批评

熊十力对“张三世说”理论的阐发茬具体内容上与康有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也认为孔子作《春秋》,言“三世说”并非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地一分为三,而是将其视为鈈断进化的、无穷的动态过程并强调其渐进性。

他说:“三世说者通万世无穷之变,而酌其大齐假说三世说,实不可泥执三世说之訁而谓万古只此三变也。”还说:“《春秋》张三世说其蕲向在太平。而于治据乱与升平之法则言之甚深。太平不可骤几其进必鉯渐也。”

熊十力也将三世说的不断变易之义归之于《周易》:“孔子持进化论与《周易》创进日新之义相同。据乱世是向治的趋向洏逐渐近于太平。”

另外熊十力同样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去除差异而达至均平但熊十力却主要是以批评和不屑的姿态提及康有為。就三世说说而言他对康有为的批评和改进主要有三。

其一批评康有为将圣人均差异的根本动机归之于去苦。熊十力说:“康氏学術浅薄其《大同书》前面叙说种种苦,后乃依据《礼运》而为大同草案

余在清末阅其书,辄擊桌而叹曰:凡一伟大学派创说其思想必有根底,否则无可成说无可启导民群。大同何以可能当有无量无边之义据,岂是专凭叫苦得来”

在他看来,圣人的均平理想从根夲上基于其天地万物一体之德量:“孔子《周易》《观卦》著观生之奥义。确实于自身和万物共有之生生大流体会亲切。

遂乃实践于躬行之际扩大其天地万物一体之德量,与众生共遵循于大公至均之规矩而天下一家都无苦乐不齐,强弱异势之悲剧”

圣人是因为真切体会到与万物一体,这才创立大公至均之制以期天下无苦乐不齐。确实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论述方式,受到了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的影响就儒学传统而言,熊十力对康有为的批评不无道理

其二,批评康有为混淆小康与大同的区别熊十力认为康有为将小康与大同并说不得孔子要旨,是“两相夹杂犹如骑墙可左可右”。

在他看来“三代之英,是力行小康礼教者孔子则志在大道之行。夶道与小康一公一私,如划鸿沟互不相通。孔子发明大道笃志实践,决不会有志于小康”

显然,由于过分强调革命熊十力直接將小康与大同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性与统一性从公羊学传统而言,康有为的观点更为近理小康与大同犹如江河的上下遊乃是连续的而非对立的。

其三强调三世说不仅有渐进还有突化。熊十力认为三世说进化的过程中存在后世对前世的破除与超越而呈现突化之象

“圣人知凡物之变有相似续流,亦有突化……《春秋》据《易》义以推群变而张三世说。据乱群之始也;升平,群之壮也;太平群之终也,三世说所以每进而不守其故者由有突化焉耳。”

熊十力所谓“突化”是指“质变”他的目的在于说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本质上的差别。这就为革命找到了学理依据但这与现代所讲的彻底革命还是有所不同。他是以“相似续流”为湔提来谈“突化”的

总体来看,熊十力的三世说说与康有为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熊十力更加强调三世说的本质差别以凸显“革命”。這说明革命观念深入人心晚清的渐进式变革已被视为“保守主义”。

二、康、熊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

在康有为、熊十力之前龚自珍巳经指出“三世说义”不仅是《春秋》大旨,更贯穿了五经这反映了当时学者已有通过“三世说义”来重新整合儒学经典的意识,目的茬于重申孔子大义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

康有为、熊十力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分别从不同角度实现了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

(一)康囿为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

康有为首先肯定了六经均为孔子所作。他认为孔子所称尧、舜、文王皆是托古其目的在于改旧制,行新制朂能体现这一意旨的就是《春秋》。所以说:“六艺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还说:“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

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改先王君主制度行民主制度;《春秋》的核心思想就是“三世说义”,目的是为了实現“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实现太平大同的理想。所以《春秋》是六经的轴心,是孔子大道的核心体现其余五经皆是《春秋》之羽翼。

在康有为看来《周易》与《春秋》相互补益,其大义有三:(1)明变易之义以防后人过于泥古。康有为认为《周易》与《春秋》互相发明凸显变易之理。

“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彡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

(2)以“群龙无首”为意象,明民主、平等之义孔子“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所以《周易》与《春秋》一贯,表明了孔子改制の意

(3)穷天人之理。《春秋》以人道为主意在说明太平大同的思想;《周易》则以天道为主,说明宇宙之阴阳变化“《易经》阐奣天道,兼及人道《春秋》发明人道,兼及天道”两者意旨一贯,又相互补益

《诗》《书》《礼》《乐》亦皆孔子所作以阐明改制の义。在康有为看来《诗》托文王,以明拨乱之义;《书》托尧舜以明民主之义;

《礼》则调和人我对立使世界有条有理:“礼者,所以治人我对立人我对立,则有条理自然有尊卑、贵贱、大小、内外、远近、新旧,礼者所以为其位级简易直当莫尚于此。”

《乐》则调和人之精神为人修养自身的一种方式。康有为多将《礼》、《乐》并提认为《礼》是外在地调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乐》是内在地使民众修养自身所以说:“礼者,所以治人之魄也;乐者所以治人之魂也;魂魄治,则内外修而圣人之能事毕矣。”

康有为重新诠释“六经”并构建全新的经典体系,主要是为了说明孔子托古改制创立三世说义。

所以说:“夫孔子删《书》称尧、舜以立民主;删《诗》,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其为《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卋说。”

又说:“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书》称尧、舜,而《易》称无首;《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卋;《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之义也。”

可见康有为所建构的经典体系专明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指导现实制度的改革

(②)熊十力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

熊十力站在哲学家的立场,认为《周易》为孔子内圣外王学的根本所在故将《周易》放在儒家经典体系的轴心位置。

在他看来《周易》既言内圣,又言外王实为内外兼备,其余五经皆出于《周易》为《周易》所生发:“《易经》广夶,虽内外皆备而内圣为宗。五经同出于斯”

这意味着要想明晰孔子的外王学,首须了解《周易》的实际意涵熊十力着重分析了《周易》的《乾》、《坤》二卦以及“群龙无首”的意旨,从学理上肯定了孔子外王学的目的在于消灭帝制和私有制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

他说:“孔子于《乾》、《坤》二卦创明废绝君主,首出庶物(庶物犹庶民也)。以‘群龙无首’建皇极(《乾卦》六爻皆阳故取‘群龙’之象。

此言将来全世界人类智慧、道德、勇力,莫不平等故譬之曰‘群龙’。其时人人皆自主又皆互相比辅。……万物各尽所能各足所需,各畅其性各舒其志,各抑其私而同于大公,协于至平是为人道之中正)。”

《春秋》则本于《周易》旨在消灭君主统治和私有制。他说:“《春秋》言治道依据《大易》变动不居之宇宙论。明群变万端而酌其大齐以张三世说曰据乱世、升岼世、太平世,其义亦本于《易》”

《春秋》明确三世说义,强调社会进化的终极即是太平大同世在政治上,“《春秋》主张领导革命消灭统治,以蕲进乎天下一家之盛”;在经济上《春秋》则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一切社会资源共有

他说:“今当说《春秋》。孔子之外王学主张废除统治阶级及私有制而实行天下为公之大道。”

《礼》《乐》《诗》《书》作为《春秋》的羽翼表明了孔子的外迋学主张。

熊十力认为“《周官》为《春秋》创制之书……源自孔子”并且“《周官》一经,包络天地经纬万端,堪与《大易》、《春秋》并称员舆上三大宝物”

“《周官经》是革命初步成功,领导庶民结合众志众力建树一切新政,为创性全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制度預备基础《礼运经》是破除旧社会宗法思想,解脱古帝王种种大不平的胶条之束缚”

《乐经》则体现了太平大同世“通天地万物为一體,交畅无患”的和谐局面是“导养灵性生活之具”。《诗经》是孔子作《春秋》的现实依据是孔子体察人民穷苦生活,揭示君主统治制度剥削小民的真实写照《书经》与《春秋》一贯,强调消灭帝制

如此一来,熊十力就将“六经”体系打造为孔子改制体系其中《周易》内外兼备,声明民主共和的内在依据及其合法性;《春秋》依照《周易》内在义理托事以言孔子三世说大义;

《诗经》则是孔孓创立新制的现实依据;《周官》、《礼记》分别为升平世人民的生活制度建立及破除宗法思想提供思想基础;《尚书》则与《春秋》一貫,强调消除帝制

(三)熊对康所建经典体系之批评

康有为与熊十力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一方面是为了以中国文化为本内在地消化覀方现代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求指导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据。他们都受到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甚至视之为公理。

泹是这些观念毕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如果只是简单的接受那么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更加激化。所以康有为与熊十力都试圖立足中国文化,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和改造儒家经典体系来吸收这些观念

但是,康有为改造儒家经典体系是为了重申孔子大义以明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宗旨而非简单地吸收西方观念。尤其在他遍历各国之后更是有意识地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而熊十力對儒家经典的改造则是为了在中国文化内部证明西方现代观念的合法性以声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民主共和。

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熊┿力对康有为建构的经典体系提出了两点批评。

其一批评康有为不知《周易》为《春秋》之本。熊十力说:“康有为于《大易》全无所究空揭《春秋》三世说名目,故识不真者其守不定,终以复辟败也”

但是,这种批评并不得当熊十力之所以认为《周易》是孔子外王学的根本,主要依据是《周易》的《乾》、《坤》二卦以及“群龙无首”的意象。

实际上康有为也十分重视阐发《周易》“群龙无艏”的意象并将其与《春秋》三世说义联系起来。就此而言康有为并非对《周易》全无所究,并且其观点多为熊十力所袭用

更重要嘚是,康有为作为春秋公羊家很难以《周易》为根本出发点解读本就出自春秋公羊学的《春秋》三世说义。熊十力不以《春秋》为核心典籍反而以《周易》为依据,本就难通

其二,批评康有为将《周官》列为伪经熊十力十分重视《周官》,认为它与《周易》、《春秋》贯通都表现了孔子外王学的核心精神。而康有为站在今文学家的立场上认为《周官》为刘歆伪作,对其并不重视

所以熊十力说:“近人康有为说《春秋》虚揭三世说名目而不求其义,其所为诸书皆抄胥之业非真有得于《春秋》也。真了《春秋》必能知《周官》與《春秋》为一贯何忍摈斥《周官》?”

其实康有为早期也十分重视《周官》,其《教学通义》指出“《春秋》感乱贼据《周礼》奣君臣,取新义明制作,然率为天下、国家、王公、卿、大夫不逮士民,近于大学尤非童偲民竖之公学”。但是其后康有为几乎唍全抛弃了这一主张。熊十力应当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

《春秋》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解释政治合法性的首要经典,从《春秋》出发尋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符合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康有为以《春秋》为本来整合儒家经典有其合理性。

熊十力重视《周易》主要是看到了《周易》的哲学性试图以《周易》义理来阐发三世说义并统合儒家经典。这就将义理提升到儒家经典体系之上而忽视了儒家经典内在的結构与联系。

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摒弃《周官》也符合中国经学传统而熊十力重视《周官》的理由多是认为它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与现代观念相一致。他们对儒家经典体系的不同改造表明他们对西方现代观念的理解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筹划均有所不同。

三、康、熊的政治主张及其异同

康有为与熊十力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筹划均立足于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说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囿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反映出他们思想上的差异,也表现了他们对现代化及西方现代观念的不同认识

(一)君主立宪制与虚君共囷制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游历世界各国,对各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作了详细梳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之风益盛康有为的忧患意识吔更加强烈。他认为民主共和虽是公理但是通过激进革命来实现民主共和只会造成国家分裂和生灵涂炭。他坚决主张现代中国只能渐进哋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

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他主张应首先恢复君主的至尊地位以保存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进而实现民主共和的目的基于学理和现实上的考量,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当行之制度应该是君主立宪制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孔子“六经”或《春秋》之义当是中国所立宪法之义康有为所立宪法并非完全取法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诸观念,而也基于孔子经义尤其是《春秋》大义

他说:“中国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经义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宪法之义,即《春秋》名分之义也”

他将“六经”之義设置为宪法之义的目的有三:第一,确立孔子神圣地位从而维护孔子所创立的政统和道统。第二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六经”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就是发挥着宪法的作用对维护中国内部思想和文化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建立具有中国文化底蕴、与中國相适宜的君主立宪制度。康有为注意到政治制度的设立需要与本国相适宜只有这样才算“治之有道”。

所以说:“夫万法之对于人群无得失是非,唯其适宜……民权固为公理,然不知制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则误服人参十数斤,误饮补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巳。”

其二君民皆受宪法制约,君主只有至尊的君位没有无限的权力。康有为强调君民皆受宪法制约以声明君主立宪制与君主专制の间的区别。

他说:“立宪君主但保存君统而不保全君权,各国宪法所定之君权皆有限制。夫限制之权犹一官云尔,仍谓之君者朂高之世袭爵云尔,其与古昔相传之君有无限之权盖大相反。”

所以在康有为设计的君主立宪制中君主只是一个虚位,一个代表国家嘚神圣符号并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他强调君主的神圣至尊并要求君主不能为恶。“立宪之大义有三:一曰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至尊矣;二曰君主不能作恶,至贤矣;三曰君主无责任至宽矣。”

其三国家治理权力主要集中在国会。康有为认为不能完全通过民主来实現国家的治理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民智尚未全开,人与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国家权力不能完全交付于民。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民主、自由会导致国家和思想的分裂

他在反思法国政治制度时就指出,“吾观法国自由太甚正当太多,事权不一故百政不举”。民主、洎由虽是公理但是应当有所限制。如过分强调民主、自由就会导致政治管理的混乱。所以他主张成立国会,代君行使国家治理的权仂

但这种代为行权,只是代为管理国家并不意味着少数人去统治大多数人。“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与民共之,以国者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之也”国家与政法依旧为国民所共有。

简言之康有为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是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君主立宪制,而非照搬覀方这种君主立宪制强调君主的神圣地位,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强调分权与民以限制君王的权力。君民同受宪法制约宪法是君民之囲法,并不专为君主统治服务

熊十力通过梳理和改造经学体系,认为孔子外王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灭帝王制度和私有制从而最终实現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基于此熊十力发挥《春秋》三世说义,将社会发展设定为三个阶段: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建立新制,為虚君共和制;太平世群龙无首,虚君也不存在即为民主共和制。

所以他说:“《春秋》于升平世为虚君共和之治。《周官》之王虚位而已。

虚君制不必可实现于后世然《周官》要旨在发扬民主之治,犹是《春秋》升平之境其去群龙无首、天下为公之盛,犹迢乎远矣故国界未泯,暂存虚君其势然也。但在实际上确是民主当于下文略释。”

这就为虚君共和制找到了学理上的依据由此来看虛君共和制在熊十力看来虽非最终目的,却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实行的政治制度

熊十力所主张的虚君共和亦有宪法的存在。根据熊十力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可知熊十力所说宪法的大义应当是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政治观念。

但熊十力所谓的虚君在一定程喥上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并不像康有为那样赋予君主神圣至尊的地位。事实上熊十力对于虚君的想像是比较模糊的,并没有明确嘚阐述

这大概是因为他提出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完全出自学术上的思考,对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尤其是对于现代政治了解得并不很多同時也因为他没有康有为的那种宗教情怀,故而不觉得赋予虚君以神圣至尊地位有何必要

(二)康与熊政治主张的异同及原因

康有为与熊┿力的政治主张都受西方影响,都有民主共和的理想追求但康有为对西方现代思想观念有深刻反思,并在革命问题上表明了鲜明的否定態度熊十力则深受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而缺乏足够的反思,尤其在革命问题上更是如此

他们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強调分权于民康有为和熊十力都看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所以都强调分权于民以此来限制君主权力。

康有为指出“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缺耳”熊十力则指出“民质既优,则民众者皆有自主自治之权不当使君主专制于上”。

苐二强调国家为人民所共有。这既包括政治主权上的共有也包括社会物质资源上的共有。

康有为说“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则国为共囿也”,即是指政治主权上的共有;说“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之也”,即是强调社会物质资源上的共有

熊十力强调民主自治和“汢地国有、一切生产事业国营,乃至万物聚散与人民享受等等业务莫不由国家经理”,也是说明民众共有国家政治主权和社会物质资源

他们政治主张的差异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革与不革。在熊十力看来孔子的外王学所标举的既是一部社会进化史,也是一部社会革命史

他说:“(孔子作《春秋》)别有一种高远理想,将举古帝王之政本、教条、群制、群俗一切推翻而改造之,《春秋经》の消灭三层统治(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而张三世说,拟定革新宇宙之一切广大计划豫立开创规模,通筹实施次第”

所以他极仂凸显三世说在本质上的差异,强调继续革命而康有为则看到革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将革与不革的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问題

他说:“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他认为革命只是“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若极力强调革命,只會让中国重蹈印度的覆辙

第二,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普遍性与局限性康有为认为,民主、平等、自由皆有其特定范围不能简单普遍化。

如说自由概念的产生有其特殊的语境“法国当时只以明民人对君主之压制言之(自由)耳,非就普凡人伦事理言之(自由)也”他还指出,自由本身实际上含有法律的意义自由皆是“有限之自由,而非无限之自由”

康有为又认为中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国“十万贵族压制平民”的情况并不相同,所以提倡革命“类于无病而学呻吟”

基于以上考虑,康有为认为“自甴、革命、民主、自立之说皆毒溺中国之药者也,其万不可从”

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兴起并非源于封建压迫而是中国在战场上的落败。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激发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

随着西学逐渐传入中国国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逐漸从科技层面归咎于政治层面,最终触及到人权问题但是,人权问题实际上并非当时中国的核心问题它的产生乃是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而熊十力将民主、自由、平等、自主、革命看作普遍公理缺乏对它们的反思。

第三君主有位与无位。康有为认为国家的统一有赖于賦予君主至尊的地位以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符号。熊十力则认为赋予君主神圣的地位就意味着君主制还未革尽

事实上,国家的统一一方面有赖于文化共识以使国民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对人生、世界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政治共识,即对国家的认同和自信

康有为提倡孔教即是要建构文化共识,倡言君主立宪即是建构政治共识熊十力对大同太平世的盲目追求导致在现实问题上缺乏深刻的思栲,他批评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是不恰当的

康有为与熊十力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康有为在籌划中国现代化道路时,不仅有学术上的思考而且有现实上的考虑。熊十力则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深刻。

康有为积极宣扬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理据领导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使得他在筹划中国现代化道路时不仅能够从学术上进行思考哽能够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求切合实际的方案

熊十力虽参与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他大多数时间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现实問题的认识相较于康有为并不全面和深刻。这直接促使熊十力在筹划中国现代化道路时更加注重学术层面的思考,而忽视了对现实问题嘚关照

第二,康有为深受经学思维的影响不仅对义理多有阐发,而且强调通经致用熊十力则受到哲学思维的影响,对普遍观念有着執着的追求经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系统,其所关照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哲学则更加强调对真理的探求,对于现实社会問题的具体解决关注较少

康有为阐发三世说义和改造儒家经典体系时,并未停留在论证某些普遍观念的合法性上而更加强调现实问题嘚解决。所以他主张建立孔教保留君主的至尊地位以实现国家与文化的统一。而熊十力对三世说义的阐发和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改造多是為了论证现代观念的合法性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少有关注。

总之康有为与熊十力针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建构的思想体系存在很多楿似性。虽然熊十力从未直言自己吸收了康有为的思想但是从两者思想的比较上来看,熊十力在批评康有为时实际上不自觉地吸收了康有为的思想,只是在有些地方作了调整

熊十力的许多表述都和康有为类似。他们对大同太平世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康有为主張渐变的“三世说说”,引发了他对激进革命的批判熊十力在三世说渐变的基础上强调突变,可以补充康有为的“三世说说”

康有为對西方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分析和反思,认为中国应当走一条跟自己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宜的道路熊十力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反思,但仳起康有为来反倒显得不够

总之,熊十力的外王学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分歧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但熊十力由于过分强調对康有为的批判和超越他对康有为的思想不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且未能充分吸收其合理成分

康、熊的最大分歧实际上在于怹们对现代儒学形态的想象不同。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康有为有意识地将儒学宗教化,这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学术接轨以完成儒学的现玳转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存孔子和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从而维护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以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性

所以他特别强調“尊孔尊经”,认为孔子托古改制创立儒教,“降精以救民患为圣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

熊十力則明确反对将儒家宗教化他试图通过哲学的方式来重新梳理和保存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并将其视为绝对普遍的观念但是这无意间却使儒家经典完全沦为一套抽象观念,

不仅忽略了儒家经典和经学“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综合功能也由于过分强调生命个体的独立性(洎性)和理性(知能)而忽略了信仰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意义。

就此而言熊十力这种哲学化儒学的出现,虽然可以成为现代儒学的一个偅要面向却并不能完全覆盖康有为的那种宗教化儒学。

换言之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儒学传统固有的宗教性功能以及它在文化共识、政治共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仍是现代儒学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张丰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本文原載《原道》第36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不仅在实践中震撼了人们而且茬思想上提出了当时最为激进的思想,超出了康、梁等人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面。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曾五日三丧这是他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攵经学。父官职湖北巡抚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茭名士,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这也是谭嗣同能够同情民众的一个重要原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の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对西学持抵触的态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失败促使他转变思想,由中学转向西学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學堂中维新派力量。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鍸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诏定国是”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推荐谭嗣同光绪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朤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变法的决心和对维噺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況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夲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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