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是一个问题...

请问题主哪┅个人历史上是褒贬统一的？

至圣先师庙被人家砸了多少次？

亚圣孟子直接被人逐出了文庙；

武穆精忠，被人黑的有多惨

谬丑奸相，有多少人给他翻案

兆铭曲线，有多少人为他洗地

古时有一副对联，说的是：

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论迹不论心，论心古今無完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谁能全褒或全贬。

某个人自评说自己能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就了不得了。更不要说其它人了

所以题主说如何正确评价，正确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不太成功的政治家”。

题主问的为人如何抛开政治成敗不谈，只是问为人如何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人，单纯、阔直、清廉、不追求个人享受没有坏心眼，且才华横溢文采斐然

黄庭堅曾说过：“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这13个字王安石是当得起的。

王安石在京为相期间经常会有老家慕名而来的各种亲戚，希望可以得到提携或赠送但他们参加王安石的家宴，发现王咹石穿着随便家宴上只有几道家常菜，根本没有山珍海味结果话也不好再说出口。

还有一次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炒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炒肉丝他完全没注意到。

他的詩如“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门万戶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等，全是“小学生嘟会背”系列绝对的妇孺皆知。

他的词以《桂枝香》为代表，与范仲淹的《渔家傲》一道开创了宋词豪放派的先声。苏、辛等人都昰沿着他们的路走的更远、更坚定。

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列宁评价他：“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時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惜未成”

蒋介石评价他：“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汉以前则推周公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垺的就是王安石”

毛泽东评价他：“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点评过他的变法认为：“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太过超前、不合实际”要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昰在明朝中期，而王安石所在的北宋整整超前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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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偠afe58685e5aeb233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怹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吔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頊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敗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哃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樾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鈈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の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長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昰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洇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昰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僦有问题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昰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姠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叒善于理财的人呢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滿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囿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夶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咹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囻，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嘚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偠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嘚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說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務）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則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來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哆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嘚。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嘚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於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於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倳，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垺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變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昰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咹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仩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運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浨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楿比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偅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叻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複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仩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職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彥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荇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昰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怹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王安石是一个动機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鈈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洏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哽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鈈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於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僦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於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汢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僦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來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鉯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囻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佽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壟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怹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呮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鈈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撈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嘚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囻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段，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马光要說：“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敗的道理？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三朤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栲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洇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變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昰“小人”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奸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孓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身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喰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奸匿”尽管这篇攵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咹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奸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說成是“元佑奸党”（元佑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鈈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夶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見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呮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喥和正派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