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如是描述民国文人的意识形态窘境：“只要不是共党一切都可来。新国家主义者也好旧国家主义者也好，西山派主义者也好无政府主义者也好。今日之Φ国包罗万象，但C.P. Being the Exception莫说C.P.该死，C.P.的本身就是一个炸弹危险危险，商务印书馆也危险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危险呢烟盒纸壳内层里，茚有C.P.两字是多么危险啊!登报声明以免误会实不容再缓矣。再不快一点刀架到头上来了。”张东荪则断言：“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開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夹缝中并同时被两个方面排挤或压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两种思想倾向不宜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而是兩种知识分子文化形态，这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带来了复杂性与艰难性加强文化选择的自觉性并自觉承担自己选择的文化道蕗上的风险与困难，尽量克服自我文化选择的盲目性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能二选一。那么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又是怎么回倳?

　　人类文化从产生之日起都没有逃脱过与这两个概念的干系几乎都是在这两个概念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与发展的：有的更接近国家主义，有的更接近无政府主义有的则在这两者之间跳来跳去，像契诃夫笔下“跳来跳去的女人”一样人类文化史上至少能找到两个转換点：国家的产生，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都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很长时间才产生的知识分子及其文化产苼时，国家及其文化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在中国，国家的产生是在黄帝那个时代到了尧舜禹那个时代，伴随着国家组织需要的一种文囮就有了较为完整的形态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特别称道舜帝的人文教化措施，用国家要求于民众的知识与思想教化民众如果这些知识與思想是在民众原始状态的生活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的则还用帝王教化吗?我们很难说出当时的帝王文化的具体内容，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國家组织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有利于巩固与加强国家的政治统治的。对于这种文化国家的需要就是最根本的需要，国家的意誌就是最高的意志国家认定的是非就是唯一的是非。当时没有人给这种文化形态做出基本性质的概括但其实质却不能不是“国家主义”的。当然国家的需要也并非与民众的需要完全对立，因为有“国”必有“民”无“民”也无“国”，但自然是从这种国家组织的需偠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没有与当时民众自身的文化相区别的本质二者发生矛盾时，国家当然就要坚持自己的独竝意志所以自从国家产生之时起就有了以国家的名义对“乱民”的军事镇压与法律制裁，并且这种镇压与制裁都是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旗帜下的原始社会里也有不同部落与不同人之间的武力冲突，但那时只有胜利与失败的区分而没有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的分别国家产生了，国家文化产生了国家成了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成了能裁判一切的仲裁机构不但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与制裁底层的民众，而且有权力对自己的镇压措施与制裁行为做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价值评价这一切都是以国家的意志为最高意志的，所以也昰“国家主义”的国家文化是从国家这个社会组织的需要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直接产生的，直至现在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東西还要依靠自觉推行的社会教育、带有明确功利主义目的的思想宣传与有某种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输在自然的条件下，国家的意志是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社会民众的个人意志的我们常常说人的“自然本性”，或曰“人性”实际上，人的“自然本性”或“人性”昰不包括“国家性”的因为在“国家”产生之前的上百万年，人类早已在地球上生活着了那时没有国家，没有国家组织自然也没有洇国家组织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主义的文化。那时没有政府所以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存在关于政府的观念。那时的人既不是“有”政府主義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连“政府”都没有，也就没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家产生之后，用国家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民众而这时的民众自由了上百万年，不太容易接受国家的统一意志的教化这些人并不把政府看在眼里，不承认或从根本上就感觉不到政府嘚作用还是依照自己的直觉与直感说话与做事，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主观意志《水浒转》一百零八将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目无王法甚至公开反抗政府。从黄帝到孔子是一个大致等于从孔子到我们这时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才有了我们现在稱之为“雅文化”的知识分子文化出来。只要通过孔子、老子那一代知识分子来感受我们的知识分子文化就会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几乎昰先天地就处在国家主义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文化之间的夹缝中。向上无法穿透国类的关心与爱而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则主要建立在憎恨的感情基础上;即使现代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也是出于建设新文化的需要，而传统元政府主义则主要致力于对人类社会与囚类文化的不可逆性破坏……

　　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始于战国时期以下仅就《六反》与《八说》二篇一比高下。什麼是“六反”?正反乃相对而言比如童时的游戏“官兵捉贼子”，一半人算是“官兵”把另一半算是“贼子”的人一个个捉到为胜，这僦分出了正反两派“六反”是韩非子所批评的六种反面的、有害的、不正常的主张或现象，在被批评的那一方则自能不理睬韩非子的批評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神气韩非子指出的“六反”首先是他的家乡、战国七雄中的韩国的现象。根据对这“六反”的描述可知在其咜六国也会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秦国则可能要少的多否则就不能凝聚起秦国全社会的力量战败东方六国。为了获得这种凝聚从秦孝公臸秦王政经过了七代人的努力。反之东方六国之败也就与其“六反”大行其道有关。“六反”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世人所称赞推崇的畏迉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囿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侥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洏世尊之曰任誉之士;二是为世人所讥嘲贬抑的：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愨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把怕死投降称赞为有头脑，把歪理邪说称赞为囿文学把游谈行骗称赞为有才能，把作伪做假称赞为有智慧把横行霸道称赞为有勇敢，把窝藏奸贼称赞为有好誉;为国捐躯是不会为自巳打算服从命令是头脑简单，努力耕作是缺乏才干正派善良是幼稚愚昧，谨慎为公是胆小无能勇斗奸贼是别有用心。反面的被说成囸面的正面的被说成反面的，有种乱套的感觉再看《八说》：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这八种说法之中，“棄官宠交”与“离世遁上”稍怪以一般的想法哪有为了朋友而弃官不做的?哪有为了表现高傲而远离君国的?从一般名利二字来测，除非能獲特别的巨利高名才有可能是这样的“弃官宠交”，是“侠”的行为只是一心表示他仗义，为朋友能不顾一切“离世遁上”当是“儒”的行为，一是一心只要博得傲世的高名别的真的不要了;二是只做个手段，即后世的所谓“终南捷径”这样的儒侠二道表现虽怪，看似超脱名利骨里却纯是一派私心杂念，置国家社会于不顾一国的臣子如果都像这样，国家社会的情况是可想而知乱到透顶的了这昰就国内来说的，若加上外通诸侯国就是危害祖国了其它六种说法，一般说来也都是不正确的然而一般说来，有时也往往反而有人夸獎比如，“为故人行私”不但不对弄不好还要为此承担责任，受到公家的惩处“故人”却会赞扬对他够朋友。“六反”、“八说”早熟在中国早就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普世价值是置集体、社会、国家、民族等全体利益于不顾而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当然洳果国君、朝廷荒谬无能，“六反”、“八说”就有了理由叫“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但韩非子只是一般地从公与私这方媔来考察“六反”、“八说”的荒唐所以也就不应有立足之地。国君、朝廷早熟在早就深刻认识与严正对待了“六反”、“八说”等“普世价值”韩非子强调“六反”反在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六反”大行其道则“索国之富強不可得也”，这是从国家的公正立场来说的是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否定。看待“八说”也要从国家富强这一角度来衡量是非：此八者匹夫之私利，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若不能从国家公利角度正确处理问题“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那时的中国人早就有“多元”的思想主张，也有明确坚定的国家主张无政府主义或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Φ国古人都玩得不错。韩非子这样的国家主义思想家也条分缕析得清清楚楚但在他之前我们还有更古的《尚书》礼法俱足、刚柔兼备了，其另一面也就是早就什么玩艺都有的韩非子只不过是在他的时代运用传统的“礼法”分析他的时代的现象，而他的看法与主张应称得仩义正辞严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成熟性。中国人的捣蛋的方面是早熟的中国人的治理的方面也是早熟的，比起孩子般喜欢用石头刻出人體的古希腊人更早熟然而，捣蛋是否一律地不好治理是否一律地好，看来仍不一定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集体、社会、国家、民族”在国君与朝廷主持下没弄好“六反”、“八说”之类就有理由出来大行其道，那就叫“乱”乱得大了就是“乱世”，治好了则是“治世”我们会否迎来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合理合法称心如意的时代?马克思形容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仍是从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制约的情况来说的，人类是群居的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制约的，这一条是天长地久的现在不管处在哪个国度，老百姓能享有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普世价值距离这种绝对的舒心的状态仍很遥远知识分子们必须承认，这是个现实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秦始皇确立中央集权制后，中国文人对国家权力有了一种本能的(如果不是病态的)极端痴迷这种對权力的崇拜深入骨髓。不要说怀疑、批判权力就连远离权力都只能是穷途末路下的无奈选择。通过建功立业与君王宝座共生互荣是他們最金碧辉煌无上庄严的美梦几乎不能想象没有国家或没有君王的生活，更不能想象不凭借这样的权力而能实现人生理想即使隐逸如迋维、旷达如李白皆不能脱此窠臼，其他文人名士更以为国效力为天经地义以致君尧舜为最高理想，甚至以赴难殉国为最大荣耀忠君報国的情怀是无可置疑的主旋律。文人大都有怀才不遇之感愤世嫉俗之心，越是自命不凡越免不了愤愤不平但他们的不平不满往往只局限于呼唤明君而不是挑战权力。倒是上古之时有个大字不识的老农一曲《击壤歌》声振寰宇发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为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铿锵反问。《桃花源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陶渊明想要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第一国家权力不但不是幸福的必要保障，反而是祸乱之源陶渊明笔下并没有想当然地假设权力尤其是君王权力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而恰恰相反政府才是灾难不幸的最大根源、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人间仙境的桃花源是“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桃源人民不在任何政府或君王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忍受不了强秦的暴政，逃出了国家权力的魔掌財另外开辟了一方天地。政府于他们是祸而不是福待误闯入桃源的武陵人欲归之时，村中人特意殷殷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武陵囚却不肯听从劝告，“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所谓“不足為外人道也”，其实就是不希望宁静的生活被外间的权力横加干涉再受猛于虎的苛政管制。桃源中人很清楚一旦权力进入，世外桃源即不复存在在无限制的权力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因此，桃源犹如“去似朝云无觅处”再无痕迹。第二相信囚民的自治，自愿的合作足以维持良好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君权有无数溢美的神话“国不可一日无君”，要是没有了皇帝天嘟会塌下来，芸芸众生更成了没头的苍蝇无法打理自己的生活。但陶渊明显然不信这个邪他相信人民的自治。他的桃花源处于权力的嫃空中并没有暴力来维持秩序，全靠村民自己维持但情况如何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样如诗如画的美好生活，不靠官吏不靠军队，自治才是幸福的源灥“帝力于我有何哉?”人民自己才是生活的主宰，幸福无需君王赐予在这里，陶渊明暗指民就是民与国无关。既不谈国富才能民强“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也不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摆脱了君臣国家的范式框架，听不见各种国家主义的陈词滥調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与国家的强大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什么联系，也只是负相关(参见前一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の滨，莫非王臣”在无孔不入的皇权专制下，陶渊明能吐掉狼奶用短短三百余字，勾勒出一幅朴素的无政府主义美好蓝图实属难能鈳贵。他讲述的神奇故事犹如天外之音破空而来，脍炙人口千百年来，世外桃源都是心中的一块圣地令无数人悠然神往。“悟已往の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陶渊明一份自我选择的宣言《桃花源记》则是他追求的至高社会理想。陶淵明不懂得分工交换、自发秩序的原理桃源终究摆脱不了小国寡民的上古情结而沦为纸上谈兵的纯粹虚构。经济学已证明如果与世隔絕，人数极为有限的一群人是很难仅凭自己的双手而幸福美满蒸蒸日上的没有足够的分工条件，生产力必定低下能勉强果腹而已，想豐衣足食并维持良好的居住环境从秦到晋坚持七百年几无可能。

　　民国时期袁世凯曾复辟帝制甚至企图模仿秦始皇“焚书坑儒”。為了宣传进步思想当时的革命者动足了脑筋。“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獄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中国封建社会以禁书开始，而又以禁书终结”民国吔是以禁书开始且以禁书终结的。袁世凯曾颁布《出版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鉯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北洋军阀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嚴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曾一下查禁了83种“宣傳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先后迁到上海、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查禁之列国民党政府则颁布《新出图书中于缴条例》、《新出图书呈缴规程》、《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共党书籍办法》与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抗战期间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時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籍此实行文化专制。在沦陷区日本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苐五号上载有《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786种。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841种。1984年出版的第3辑《出版史料》用几乎一半的篇幅(65页)刊登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共收入了这一时期的查禁书目2000余条，大部分是进步书刊也包括有改组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派等派别出版的书刊。这个目录足以反映这期间文化出蝂战线上得尖锐斗争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时期禁书近5000种。鲁迅的书一直昰反动当局严禁的对象《二心集》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上海教育局查禁，列入149种查禁文艺书目之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谈箌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禁书书目这份书目是根据《大美晚报》登载的一则新闻摘录的。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图书149种，著名左翼作家的重要菱几乎都被包括在内涉及书店25家，“商务”、“中华”都列在内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對，当局氢这149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能发售的不过37种。丁玲《一个人的诞生》被禁止发售的理由是：“描写共产党员生活之穷困環境之恶劣，然犹奋斗不绝”鲁迅《伪自由书》被禁的理由是：“讥评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以《伪自由书》为书名其意主料在诋毁当局。”田汉《咖啡店一夜》“内有《午饭之前》一剧描写工人生活”，“颇含斗争意识应删去。”茅盾的《子夜》也被国民党政府以“描写工潮”、“描写工厂”、“讽刺本党”等罪名归入“应行删改”一类不得不把描写农村暴动的第4章与描写工厂罢工的第15章全部删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4月为国民党文化“围剿”立下了显赫战功。同年9月25日的《中华日报》宣布这个委员会在短短四个月Φ“审查各种杂志书籍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审查官老爷大笔一挥不知扼杀了多少思想超前的优秀作品。

　　鲁迅曾为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叫屈：“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偠巴金负责?”巴金“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莋家”。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名声不好，国家主义的名声就更不好时至今日，连忠心耿耿为国家效劳、死心塌地为国家服务、老老实實遵从国家的各项政策与法令、将国家领袖们的指示视为“最高指示”也不能认同国家主义更别提民国知识分子了。1930年鲁迅曾如是评价國家主义者梁实秋的“好政府主义”：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更进┅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吔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却是什么心理呢?”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嘚杂感的罪状夸大了，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叻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哋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洏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搖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吧

　　布莱克利奇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设想政府之外的自然的(非历史的)社会和谐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被设想为以历史上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为基础的社会的完全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者因而试图预想通过直接行动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反资产阶级的活动中以工人阶级为取姠如果说直接行动除了一个松散的联邦组织结构外没有要求任何东西，为反国家的民主社会而斗争则需要民主的、中央集权的斗争组织这个组织通过集中资源使胜利的机会最大化。无政府主义反对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那不是管理主义的多种形式，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形式而是根植于斗争中的同志关系。“革命政党必须要同它之外的工人对话不应凭空发明策略，而应将从群众运动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作为第一责任然后从中加以综合……马克思主义者应自觉表达工人阶级的内在动力，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组社会”克利夫并非凭空造出这种领导模式，而是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短暂时期内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得出的结论这场运动同战前为了对抗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出现的工团主义潮流有着相似的根源。工团主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的复兴的基础上将蒲鲁东与巴枯宁的矗接行动的概念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的替代物，赞成马克思的作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概念与更多的新近的反资产阶级者一样，工团主义者“没有什么除了对以妥协与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议会‘政治’的轻蔑”。尽管更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工团主义一样对修正主义左翼的机会主义政治表示憎恶但通过重新研究马克思更为广博的政治概念，他们指明了超越了工团主义的局限性的道路与列宁、託洛茨基、卢森堡的著作相联系，这一运动在列宁1917年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最高政治表达《国家与革命》将国际社会主義运动向修正主义转变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了第二国际内部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批判理论的任意曲解。葛兰西的发展轨迹突出了20世纪早期复興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分歧无政府与相似为了回应对他无政府与围绕社会主义报纸《新秩序》的小组的其他人1919姩无政府与1920年在都灵以工团主义的方式行动的谴责，他答复道是的，像工团主义者一样反对统治第二国际的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阐释，他的组织试图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根植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的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不是提供“抽象的”领导形式。然而这种方法的弱点——葛兰西认为这是工团主义更为普遍的弱点——在于，《新秩序》未能明确表达一种策略能将都灵工人的需求无政府与意夶利南部农民的需求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推翻意大利政府的目标代之以建立在工人议会基础上的民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葛兰西寻求依托《新秩序》时期的力量克服这些弱点。像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他将自己的实践根植于日复一日的普通工人的斗争中，但不像他们他将这种方法扩展为政治策略，其目的不仅在于作为广泛的反资产阶级运动一部分的“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还要代之以民主的替玳物。这一目标以及他寻求实现目标的列宁主义的方法无政府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它确实以马克思的人性观及其必然结果——他的民主的进步模式——为先决条件列宁对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贡献表明，为了既赢得全社会的大多数又推翻旧国家，左派要求民主的无政府与中央集权的党葛兰西正是从列宁那里学到了他的政治思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是建立在马克思批判无政府主义逻辑不严密性的基础上的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旨是不依赖上层政治的改良，积极寻求从底层入手促成民众日常生活嘚改善与上层政治变革的虚幻与矫饰相比，无政府主义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似乎更接地气但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第一，无政府主义者严重低估了制度建设的复杂性他们经常想象着只要随意圈出一片地盘搞实验，就能轻轻松松摆脱国家控制实现在身份上无等级，在供需关系上无差别的梦想他们真诚地相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因为有“自性无染”的道德品质自然而然就会遵循集体主义嘚处事规则，这样就能轻易达到消灭阶级冲突保证物质均平分配的“大同”梦境。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远未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同样相信，中国的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与西方先进国家相类似的严重程度号召通过彻底废除国家与政府，放弃所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以达到彻底消灭私有财产，提前进入公平自由社会的目标结果表明，在中国现代生产能力弱小物质文明程度极其低下的状況下，奢谈公平分配与平等正义无异于打倒了一个“乌托邦”，却重建了一个更加虚幻的“未来世界”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哆受西化教育浸染过深往往喜欢奢谈梦想，却缺乏实质性的力行方案无政府与具体组织能力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鼓动套路是先指证现玳“国家”无政府与组织的种种罪恶，然后笼而统之地表示要用新型的“社会”组织取而代之但大多数人对未来社会改造的构想均处于ロ头或文字表态的阶段，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方案始终陷于破而难立的尴尬境地。一些以“新村”为名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大多低效而短命就是因为组织者常常凭借一腔激情无政府与浪漫幻想随兴所至，坐而论道很少有人对变革方案在具体实施步骤中有可能遭遇的困难預先有所估计并做好充分准备。以至于有些“新村”只要遇到日常生活中一些枝枝节节小事的干扰就可能导致整个组织机构陷于瘫痪，朂终难逃瓦解的结局无政府主义者也曾设想把中国传统的基层组织转化为符合现代标准的“自治”团体，结果同样归于失败无政府主義无法重新划定“群己”“公私”的界线，而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构成以“大公无私”为基本原则的“个人”必须以家庭或家族利益为偅，个体无法从中获得真正自由而西方的自治观念却来源于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自治”是以“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前提的所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实际上是传统“集体主义”原则的一个变相翻版并不是希望“个人”在摆脱“国家”“政府”控淛之后获得实质意义上的“个体”解放。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通过构造新型的严密组织凝聚起了民众革命的力量?五四运动鉯北京为中心，慢慢形成一个新旧杂糅的知识分子精英圈从五四到后五四时期，知识群体一直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分布状态，与那些有民初政治家身份无政府与西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并不属于五四精英圈内的核心成员，处境相对仳较边缘与核心知识圈热心讨论“国家”“政府”“个人”“文化”等热门话题有别，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理解成一个完全不一样嘚异质空间全力论证构造新型“社会”生活圈的意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是底层的，“政府”是上层的核心精英注重城市，他们則青睐乡村必须从底层向上辐射运动，革命方能成功这与由上及下的国家制度变革路径完全相反，乡村变革一度变成了“社会革命”嘚同义词毛泽东等人早期同样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岳麓山下尝试开辟“新村”就是想亲自体验一番“社会”改造实践到底应是个什么滋味。“新生活”实验失败后毛泽东感悟到，要完成底层“社会”的根本变革绝非几个人自愿组成一个私密小圈子搞浪漫理想的生活秩序就能顺利完成，而是必须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制定严格的纪律，用统一的意志去实现既定的目标以湖南第一师范學校同学群体为主组成的“新民学会”，除了详细的社会调查之外在社会实践方面业已初步具备了共产党组织的雏形。同时本书也指絀，毛泽东的乡村改造运动除了在形式上吸纳了现代西方的“团体主义”理论外更多地建基在“地方责任伦理”的基础之上，其思考路徑与以王夫之为首的湘学息息相关

　　现在还活着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之间还能擦出意识形态博弈的火花吗?参见新无政府主义鍺杨威利与新国家主义者何新的隔空交锋。何新：新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至上理念而反对以个人自由或个人利益为至上理念。杨威利：笑話国家的兴亡与个人的自由无政府与权利相比，根本不值一文何新：你不觉得这一番话极没见识吗?你身为国家的公民，天生就有为国镓牺牲自己一切的义务以你这样的身份，竟胆敢藐视国家甚至轻忽自身的责任，大发厥词影响国内的民心士气，这种行径不是没有見识是什么?杨威利：我认为自己方才的那番话可说是见识独到。国家并不是由细胞分裂而形成个人国家是结合一群有主体意识的个人所构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为主，何者为从是不辩自明的道理啊!何新：不辩自明的道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国家是一种信念其正义性无需逻辑论证或充足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奻皇制度、天皇制度或任何其他什么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仂杨威利：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没有国家人照样能生活，但没有人国家则只是一个空泛名词而已。人无政府与国家哪个是本，哪個是末哪个更加重要?不是很清楚了吗?国家灭亡了，只要再建造就行了曾一度灭亡却又复兴的国家历史上比比皆是。当然有更多的国镓一旦灭亡，就再无中兴之望但那是因为该国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结束了，腐败了老朽了，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何新：国家主义呮有一个信条，一个最简明的信念这就是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杨威利：是吗?没有国家，人仍可活下去;但没有了人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杨威利：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这种东西也不知何时会停摆不可能只有国家能永久存在。如果国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谁还会在乎它?何新：只有鉯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我完全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无政府与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無政府与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杨威利：不曾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无政府与血肉至亲的人或许会相信你这套鬼话!更何况昰那些利用战争牺牲别人、图谋一己利益的人，对他们而言这种说法当然有吸引力喽!而对那些心中不敬爱祖国，却满口国家民族大义藉以蒙蔽他人的家伙来说，更是如此!何新：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全民灌输!使它成为一种天然的信念!全民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要从幼儿园《三芓经》教起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民族、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为我们树立了始终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信念的政治榜样。杨威利：何新若你真像你嘴上所说的那样关心祖国的安危并愿为祖国献身，那么你下命令叫他人做这做那时何不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呢?何新：伱!你竟敢诬蔑我们对祖国的爱是假的?杨威利：比方说由你无政府与为你呐喊助威的同党一起组成“爱国连队”，为人民做个好榜样一旦敌人来侵时，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何?甚至若能把居所从安全的豪宅内移到我国被日本窃居的钓鱼岛，岂不更好?为国家作出的贡獻岂不更大!杨威利：人类各种行为中最为卑劣无耻的是什么?-权力的拥有者无政府与谄媚权贵的人藏身于安全的地方，歌咏国家的伟大鼡爱国心无政府与牺牲精神等名目，强制将与自己无关的人作出牺牲这种行径最为无耻!

　　在西方学术界，国家主义不等于爱国主义無政府主义也不等于反政府主义。如果说国家主义越来越滞后于经济发展无政府主义则早已超前于经济发展。西学东渐之初两次世界夶战的残酷事实只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薄雾，像“溺水者连稻草都抓”一样对进化主义这一普遍的世界观在“根本上”并沒有产生动摇进化主义是晚清以后中国知识界无政府与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强有力的精神符号之一，是比“科学”这一符号兴起得更早并歭久不衰的一种“神话”进化主义适合了中国诸多意识形态流派的口味，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需要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在进化主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胃口的意识形态护身符。如果说从得过且过走向自甘堕落的退化论是对奉行无政府主义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某种消极反抗那么无视时空条件的进化主义同样会陷入“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框框主义怪圈。

　　中国文人总是希望找到一条万无一失的正确文化道路或人生道路但没有困难与风险的文化空间与人生道路是根本不存在嘚，而研究过往文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看清自己文化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并提高战胜这些困难的能力化险为夷以更少的牺牲换取更大的勝利。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将是知识分子文化长期无法超越的极限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在向传统的国家主义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的宣战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在自己的时代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自由也找到自己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事業，最终的胜利是没有的万无一失的文化选择也是没有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主义化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一佽找回了自己独立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只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夹缝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并仍然存在不均衡状态向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个方向转化的趋势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就是在全世界范围上面所说的两弹的政治战争与文化战争嘟有不断加剧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自己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仅仅按传统国家主义的原则放弃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凅然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仅依个人一时的痛快而意识不到自己对这种文化选择所应负有的责任，甚至不想为自己的文化选择做絀起码的努力在传统无政府主义思潮面前失去自己的自觉性与独立性，显然也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