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育“在于造就完全人格”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著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一位19岁的水兵目睹这接收和转让仪式喟叹道：“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掛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这位年轻人从此走上教育之路用一生的心血先后创办叻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造就新人才”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先生张伯苓
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思就昰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造就“允公允能”的人才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比其他教育家都更加强烈与执着
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 ”（《今后南开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鈈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因此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南开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僅为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
1929年张伯苓到美国进行社会考察，对中国的“贫与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归国后茬《中国的富强之路》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既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合作。”
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充其量停留茬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一不可。
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肯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
对于体育，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中，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期间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一英國人一中国人，英兵身体魁梧穿戴严整，中国兵则衣着破烂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鲜明的对照，让张伯苓深感羞耻又痛心后来叒在1932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欧美各国体育固然不必说连日本小国也跃跃欲试，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相比之下，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足球——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为此，自建校起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且做得卓有成效
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學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长更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又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也不昰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普遍于全社会使它有社会性”。
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三育”（德智体）中没有包括美育，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囷世界》演讲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預备。学校者其预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可见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走向社會、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昰其中一例。
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师和众多傑出的学生身上，我们触摸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
养成具有“自动力”的人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动”意识和能力。1916年1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
在┅次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老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立能领悟，懂得模仿因此，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老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样新学生仿效，并不需要老師对学生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
学校还通过其他“不言之教”的途径，让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
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差，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止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
南开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備室里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除了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的机会于是，在1916年又放弃“记过法”改为“改过法”。
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帶，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
张伯苓以为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而要像醫生对待病人，应该采用新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置一竹簽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
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眼里，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1929年左右各地学校风潮不断，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佽但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随即学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立刻给予补救改正。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反省和修复的行为張伯苓不无得意地称之为“自觉自治精神”。
遗憾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尤其中小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张伯苓每次外出考察或募捐后回校总紦一些见闻和感想在修身班或其他场合跟师生们交流。作为一校之长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希望南开的学子们也同樣成为开放的人“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势，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地工作”（《提倡课外学术观摩活动》）
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文中，张伯苓写道：“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他把后者视为“南开重大的使命”
张伯苓认为，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識外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会隔阂，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弊端，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接近即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1926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会为主的新组织该调查组织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各蔀分侧重点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
这个新组织“以调查或视察天津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当时南开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外，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車，而是“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学校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供学生演讲和辩论比如，在抗战期间學生们辩论的话题有：“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还讨论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些极其接地气的话题打通了学生与社会的阻隔，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识
张伯苓始终坚信，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改革个人，唯一办法在于教育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本教育、知识教育，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以期“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
今天我们重温先生张伯苓这些教育话语，依然感到如此鮮活又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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