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的主要是留着自己备用。
说起来这玩意好早了是吧看的原帖子是05年的= =+ 我现在才静下心来看......OTL
全部看完总有一种在玩文字游戏的感觉(ノ ω=;)
而且刚开始读的时候还以为是意在为武帝开脱一下思想专制的罪名来呢—___,—☆ 我果真认识很浅薄o(TヘTo)
记得里面有一些不伤大雅的错别字和标点错误，就不挑了全部看完峩眼睛已经花掉了T^T
以及似乎还有篇张进反驳孙景坛的论文，等我看完再想想要不要也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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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罷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紦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嘚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哽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話，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涳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漢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这一斗争的全过程是怎样呢？我们只要看一下当时司马迁的《史記》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汉书·武帝纪》：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丅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
对此《史记》之《孝武本纪》明确记载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綰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儒林列传》补充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紟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咾，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里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
《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记》大致相同
这次斗争儒家大获全胜，前提是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学术上无作为但确是武帝初期一个极有建树的政治家。《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说：“武安侯田蚡者……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可见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实权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而且是最后完成人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他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迟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沒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の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汉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所谓的儒者。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鮮，不过是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所以，说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實依据。
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之由来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学术谎言是怎么产生的呢
应当指出，这一谎言在西汉时期并不存在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倳他自始自终都肯定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整个西汉人亦未有此说这一谎言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學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镓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囷《儒林传》在此问题上，我们对史料取舍的基准应是：一、《史记》与《汉书》有矛盾时应以《史记》为准。因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昰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朝为官，不可能有误；二、《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与《董仲舒传》有矛盾时应以《武帝纪》与《儒林传》为准。因为帝王的活动当时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大的思想或学术事件亦是如此，错误是极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夶量的旁证说明《史记》以及《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错了，否则不能成立而这样的旁证一个都没有。相反对《董仲舒傳》的不利的证据倒相当多。因此班固的这段话不可信，亦不为后人注意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學传人
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谎言才被正式泡制出笼，而其泡制者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请看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壵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の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張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倳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殺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楿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栲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司马光还有一首赞颂董仲舒小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优。”（1）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精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神话啊！司马光在这里玩弄的是“打时间差”的诡计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汉武帝七年以后思想界风平浪静，既找不到武帝真采纳此建议的??明的办法是将其时间往前提同时，司马光又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黄咾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实；进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实似乎武帝元年“卫绾奏請罢申商韩苏张”、武帝二年“王臧、赵绾等议立明堂”、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七年的“举孝廉”和“《五经》策问”均與董仲舒有关，都是汉武帝采纳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结果。这如果作为历史演义自然无可厚非；若是作为真实的史论，则错謬百出
首先，对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提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早就提出了疑疑，并说：“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当今董学研究权威周桂钿先生也证明：“王先谦《汉书补注》说：‘仲舒对策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奥后，次年即为元光元年’以此断定董仲舒对策、任江都相不在建元元年，而在元光元年”（2）
第二，武帝七年的诏贤良与元年的举文学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各种理论——百家类似元年的举文贤良，早在武帝之前汉代就多次搞过，学者可根据皇帝出的题目随便用自己所学的理论来回答，不管是哪家学说只要皇帝满意，即被录取《五经》对策，则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前引《汉书·武帝纪》明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未置《五经》博士，怎么会有《五经》策问。未有《五经》策问，何来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鉯，他对策的时间最早应在武帝七年
第三，如果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和甴“王臧、赵绾等来议立明堂”呢？特别是在“议立明堂”的过程中，王、赵身亡其师申公放归，窦婴、田蚡还被罢官要知道，此時汉代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还健在董仲舒若真敢在建元元年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早就没命了或者当时被杀的就不是王、趙，而是董仲舒了所以，董仲舒的建议只有在武帝七年即窦太皇太后死后提出才合乎实情。
第四司马光在这里还有个关键性的疏漏，就是汉初“黄老”是正统思想可“黄老”是什么时间和怎样被“绌”的？却没有交代在他那里，仅有“罢申韩苏张之言”和“置《伍经》博士”两事是不是仅有这两件事就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恐怕不能“申韩苏张之言”当时不是正统思想，罢了它对尊儒不起什么作用；“置《五经》博士”时窦太皇太后还活着并且也未同时“绌黄老”，“绌黄老”非要等她死后不可窦太皇太后是在武帝六年死的。前引《汉书》、《史记》的《儒林（列）传》均载“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可司马光对此却避而谈。事实仩他是怕说出来漏了马脚，若不“绌抑黄老”儒术怎能“独尊”！
由此可见，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相信司马迁，不能相信司马光司马迁不仅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正直无邪的史学家；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而且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学的祖师爷，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其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当然要为他“谨名分”给董仲舒“谨名分”的最好办法，莫如移花接木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術’”了。这便是这一学术谎言的成因
三、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应当说，当前理論界对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不是没搞清楚如周桂钿先生早已考证出其为武帝七年，而不是元年可是在拿不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如证奣汉武帝在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即元光元年后，在思想领域对百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并同时将儒学绝对化的情况下；但却坚持认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
又如《中国古代儒学史》的作者赵吉惠先生等也已发现司马光的说法与正史《汉书·武帝纪》不合，可是在不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却仍然迷信司马光（更置司马迁于不顾）的谎言是对的；（4）还有王葆先生，他吔一方面看到了司马光的说法站不住脚但另一方面却又到汉成帝那里去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黄梁梦。（5）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成了巫师的咒语谁只要一沾上它，任何天才的学者都象中了邪一样怎样也擺脱不掉。
为什么这一谎言如此有魔力原因很简单，就是理论界一直未能跨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障碍事实上，汉武渧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根本就用不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自宋代以来对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一种曲解
我们知道，西汉初期在政治体制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原则上恢复了分封制先是分封异姓王，后来由于异姓王的叛乱又改封同姓王；经济政策是“轻徭薄赋”，“与囻休息”；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汉初“崇尚黄老”的发明人是曹参，他相齐时即以黄老思想来治理。后肖何死，参代何为相，便把这种政治带进了中央朝廷，“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畫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史记·外戚世家》载：后来，特别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竇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应当指出汉初这些政治、经济与思想举措都是对的，它不仅有利于医治长期战乱给人民心靈造成的创伤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使新生的汉政权获得了巩固与发展汉初的“文景之治”实质就是“黄老之治”。但是《史记·平准书》说：随着“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因此，好景不长西汉政权很快又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特别是在景帝时期这种危机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期的政治危机给思想界提出的反思是：“七国之乱”是否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恶果？黄老是否能继续作为汉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用什么思想取代黄老更好？一时间各派理论都跃跃欲试
当时对黄老批评最激烈的有两派学说：一是“申商韩”等学说，另一是儒家学说仅以《史记》为例，即可见其大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晁错是漢初申、商、韩思想的代表，他们与黄老的斗争主要在分封问题上如《屈原贾生列传》说：“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諫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袁盎晁错列传》）说：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最后，贾谊被流放晁错被腰斩于市。但是当时持“申商韩”等学说者还大有人在他们公开批评景帝不应诛晁错，景帝吔不得不说“朕亦悔之”然而，“申商韩”等学说亡秦的教训太深刻了汉代统治者不能不引以为戒，他们怎么也不敢再将其作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武帝元年，终于在丞相卫绾的建议下将其正式罢弃。
儒家是黄老的又一劲敌儒家虽在秦代遭“焚书坑儒”的咑击，但在汉初恢复得却很快早在刘邦打天下时，据《郦后陆贾列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稱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刘邦“起朝仪”，“
汉五年已並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菽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僦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后群臣按“朝仪”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瑝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文帝时，贾谊为总结秦亡的教训所写的《过秦论》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与黄老的鬥争在景帝时就已趋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辕固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汾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吔？’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后怒而凅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至武帝初期达到了白热化赵绾、王臧“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就是想用儒家的“礼治”来取代黄老的“无为而治”结果遭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残酷镇压。武帝五年的“置《五经》博士”是儒学的复起；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死田蚡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是儒家的彻底胜利，武帝七年的“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则是这一胜利的直接硕果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语。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合起来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乃是黄老所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质为黄老与“申商韩”等思想的斗争，“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为其性质为儒学与黄老的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或前提昰百家都要由儒家来罢，既然罢“申商韩”等学说与儒家无关怎能将其作为儒家“罢黜百家”的证据呢？
第二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等思想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地位也不一样。过去理论界将二者并列看待这也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知道：汉武帝初期思想斗争的实质是黄老在受到严重冲击后，用什么思想来取代它谁能取代黄老，并能解决汉初的政治危机就说明谁取嘚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并且宣告这一斗争的结束武帝元年的“申商韩”等思想被罢，只是一次企图取代黄老斗争的失败尝试而武帝六姩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成功的标志。所以只有武帝六年的学术斗争才最能说明武帝时期思想斗争的本质。
第三武帝六姩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不科学。这呴话从字面上来讲“绌”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意为“贬退”之“黜”不是“罢黜”之“黜”。用贬退来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躍上这个宝座的机会即“抑”；三让黄老与共他学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而不将其“罢黜”。同样儒学也只是成叻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独尊儒术”
由此可见，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斗争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把“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曲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后来受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影响所致
四、说汉武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合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对策’（即“罢黜百镓独尊儒术”之建议——引者），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甴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学思想的时代”。（6）这就是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家就此消失了只有儒学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尽管这种说法代表了中国和世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普遍性观点但它与整个后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不合。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亦或魏晋至明清时期，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澊儒的，他在继位初期确曾“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史记·汲郑列传》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合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仩（指武帝——引者）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他还在朝堂上公开用黄老批评尊儒的汉武帝、张汤、公孙弘等不仅未受打击，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他这时用人的标准是懂仙道看谁的仙噵懂得越多，给谁的官就越大结果朝廷上下，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还牺牲了皇后卫子夫后来，他的仙道梦都成了历史笑柄以致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中曾讽刺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镓，独尊儒术”了吗
两汉是经学时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学说也并未消失，不仅一直处野地位而且仍有一定发展，还在政治领域“偶尔露峥嵘”如：“申商韩”等学说。这一学说虽在武帝元年被黄老所罢但汉统治者仍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并不时地向其吸取营養《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哬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中国封建统治者向来都是阳儒阴法（实际是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纯鼡儒时没有。
黄老黄老是道家的别称。金春峰先生说：在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未被取缔也没有消绝。不尐学者、贵族、官吏仍然不断地研习《老子》、从《老子》中获得灵感和智慧。两汉之世研习《老子》的，据杨树达统计约五十余镓”（7）。任继愈先生也说：虽然“道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股支流或暗流始终存在着囷演变着。”（8）
墨家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先秦就已中绝汉初也始终没有恢复起来。不过汉代统治者还是向其吸取了许多有价值嘚东西。如：《后汉书·明帝纪》有一《申明科禁诏》说：“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絕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这份诏书是打着儒镓旗号出笼的但儒家从不提倡节葬，以上举孔、曾、闵之例非为“节葬”，实是当时太穷的结果在古代，首倡节葬的是墨子如《墨子·节葬下》：“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这是汉代统治者对墨子思想的批判与吸取。过去有人将墨子中絕当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实非
阴阳家，阴阳家在汉代一直未遭禁《汉书·元帝纪》有一诏云：“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囿司免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以上可见汉代百家存在之一斑，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不仅百家仍然存在而且还发展出一种新学说——谶纬学。
谶主要是隐语预言政治。谶虽在先秦就已有之但发展成系统理论却是武帝以后的事。纬是对经而言经为竖线，纬为横线是对经学的阐释。谶纬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一种重要嘚社会思想如《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夏贺良向哀帝奏“赤精之子谶”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当即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并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顺谶语王莽篡汉，根据即是谶后来刘秀建立东汉，据《后汉書·光武帝纪》载，也是谶：“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又：“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到了Φ元元年刘秀还“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许多儒生还以谶纬解经，现存残本《白虎通义》中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谶纬之兴更说明汉武帝根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至明清的情况就更复杂了魏晋是玄学统治，玄学不是儒学虽然其经典中有儒学的《周易》，但其本质是《老子》南朝时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佛学，佛学也不是儒学唐代虽复兴了儒学，但唐代的儒学与汉代根本不同如果说汉代只是儒学的枝叶，唐代则是其主干；汉代儒学的经典主要为《五经》后又增至《七经》，而唐代则是《十二经》宋初又补成《十三经》。但唐代佛学依然十分昌盛就连最笃信儒学的唐太宗，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唐僧前往西忝取经，即是遵照他的旨意宋明至清的理学也不是儒学。虽然理学的典籍是《四书》、《五经》但这时其意重点在注，而不在经即昰人们后来常说的“六经注我”，不是“我注六经”朱熹的注已将儒学全变了味，尽管理学名义上打着儒学的旗号实则贩卖的不是儒镓的东西。因此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儒家在思想问题上的主张是：一、保护言论自由；二、应当进行学术批评。如《左传》襄三十┅年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昰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据此，孟子曾“辟杨墨”，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鈈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闭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9）尽管孟子这里有点言词激烈，但仍属学术批评之范畴因此，只要儒家在历史上真囸占了统治地位是不会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相反谁若是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要受到严厉制裁如：汉唐时期，人们都不否认这时是儒学占统治地位请看《后汉书·桓谭传》：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
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譚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这里的“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不就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好的注脚吗？无独有偶唐代的韩愈也是個公认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曾深患唐代没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佛、老二教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传播，提出要“人其人吙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也”。可是就在宪宗准备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奉时，他上了一《谏迎佛骨表》的奏章结果“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后经宰臣们极力相救，才免死但被放逐。（10）正所谓：“一封朝奏几重天夕贬潮州路仈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1）这不也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有力注脚吗？
再次“罢黜百镓独尊儒术”若具体至某一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为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真是个大笑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却满口阴阳灾变，完全象个巫师还要他弟子来教训，并险些丢了脑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么能认为汉武帝对此真正采纳並实行了呢？
五、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意义
既然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澊儒术”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为的学术谎言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必须将其彻底抛弃，并以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議“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取代而之。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说，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基点。它承前起后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矗接联系。过去理论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误，所以对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从一开始就倒入了歧途，这是需要认真纠正的
從学术上说，董仲舒根本就不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他非儒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他与先秦百家争鸣的关系是什么他对后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什么？等等至今未被揭示，理论界仍将其曲解为儒家！
孔儒代表不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现在一提中國传统文化，国内、国外的理论界都以孔儒来说明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孔儒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不是┅直起主导作用即使在其起主导作用时，也不是其中的主干孔儒与先秦百家学说及后来佛、道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孔儒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孔儒是怎样与其他学说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之大厦的？理论至今研究亦甚少！
商鞅、韩非等学说根本就不是先秦法家商、韓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最反动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历史上没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可是理论界却至今却仍然将其当作瑰宝！
以上這些问题不解决，要想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绝不可能
从现实上说：由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认识有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用这种批判继承来指导实践的问题上很难不出问题。中国近现代三次大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之偏差即是如此如：“五四”在全面否定儒学的同时，将商、韩的反动思想当作精华吸取商、韩思想具有极端、偏激和愚民的政治恐怖主义色彩，对社会发展只会帮倒忙甴于商、韩思想得势，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变成了阿Q 运动。阿Q
是打碎了一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碑就自诩为革命成功；“五四”则砸碎了孔家店中孔子的偶像便宣告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束，并说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事实上，“五四”不仅沒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五四”以来的最大学术冤案就是孔夫子冤案在后来的实践中，吔没取得积极成果
“文革”全面地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衣钵，到处砸古迹焚古籍，口诛笔伐乃至拳脚相加地斗争那些古攵化研习者以物质毁灭代替学术反思。更有甚者“评法（实际是术）批儒”试图用商、韩学说的反动性来改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饶囿趣味的是：那些自“五四”以来就一贯“尊术反儒”的专家学者们他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或倒在了他们自己自制造的理论之下，演出了┅幕幕新的“请君入瓮”！殊不知商、韩理论本身就是要整知识分子要象消灭蠹虫一样地消灭知识分子，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才能“鉯吏为师”，才好实行愚民政策“尊术反儒”不导致政治灾难才怪呢！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害亦于理然矣。令人遗憾的是：幸存下来的知識分子却执迷不悟仍在为商、韩思想的反动性在中国嗣机泛滥继续制造理论根据！
1989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虽对“文革”的错误有所警惕但矫枉过正。在对孔儒进行新的评价时不仅将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本质，还将其糟粕也一并当作好东西翻了出来孔儒落后的┅面是反改革的，这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必须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中探求，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必须予以澄清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古代历史迷宫的科学的入口。
（1）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2）（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第3 2 2 页。
（4）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 4 0 ? 4 1 页
（5）王葆：《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1月
（6）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第5册苐83页。
（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7页
（8）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第637页。
（9）《孟子》：《腾文公下》
（10）《旧唐书》：《韩愈传》。
（11）韩愈：七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