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章培恒先生已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以第二和第三时段为例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在该文的注中作了补充说明兹再对更为复杂的第四时段作番考察，以资补证（注：关于鲍廷玺过继给鲍文卿为子时的年龄问题卧本刊刻时有误，说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注⑤其说甚是。）按鲍文卿与向知县相别及其以廷玺为子，是在同一年即第二十五回所说的嘉靖十六年。鲍文卿与向知县重逢向云：“自同你别後，不觉已是十余年”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于向知县和鲍文卿重逢之年“十月十三日”由向知县为媒娶王氏の女；“看看过了新年”，向知县带鲍氏父子下察院去考童生；“又过了几个月”王氏死于难产；“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亦病故；“过了半年有余”金次福为鲍廷玺说媒，议娶王太太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九年。第二十七回写王太太即“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当她知道鲍廷玺却原来是个戏子气成了一个失心疯，“一连害了两年”把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夫妇被鲍老太赶出了家门在外借一间屋居住；难中鲍廷玺与在苏州抚院衙门做相公的胞兄倪廷珠相逢，“又过了半个月”在倪廷珠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其时当在嘉靖三┿二年第二十八回写鲍廷玺到苏州探望倪廷珠，谁知倪廷珠已死乃投季苇萧于扬州，又为季苇萧下书予客居南京的季恬逸；第二十九囙写季恬逸与萧金铉和诸葛天申合选文章“到四五个月后”，讲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也就所剩有限了恰值慎卿来南京，三人便去拜訪“那正是春暮夏初”；第三十回写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三年的五月初三。第三十一回寫鲍廷玺于莫愁湖之会后在杜慎卿处“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去杜少卿家打抽丰；第三十三回写鲍廷玺向杜少卿借钱说“只囿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该回又写“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予本镓”，“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于是便移家南京那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囙写天子招贤，庄绍光决定先应征然后辞爵，而杜少卿则托病谢聘醉心于看花饮酒和泰伯祠的修筑；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面圣呈策，其时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显而易见，这与上述第四时段的年代完全吻合因此，书中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可以推断的比洳鲍文卿的死，当在嘉靖二十九年二、三月间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的时间顺序并非一般的情节线索它对书中的主要事件还起纪姩作用，从而也就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编年史的性质

　　 其四，从时序和他人伪墨看问题

　　 今见最早的刻本，也是以后各种版夲之母本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乃五十六回。那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它“与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张慧剑校注本前言）明显地出自某妄人的狗尾续貂，这一点已几成近人和时贤的共识所以亚东图书馆本仅将其作为附录，而张慧剑校注本则将其删去

然而，今见张慧剑校注本等五十五回的《儒林外史》也有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如同美国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所说的：其“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没有明確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倳长官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现潒

吴组缃先生在他的论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结合程晋芳作的《文木先生传》和《全椒志》都说《儒林外史》原书只有伍十回曾明确指出：其中“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囿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理由是：“这些片断，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實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这一结论是从鉴赏学的角度得出的与此殊途同归，章培恒先生则從考据学的角度考证出：“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乃“後人窜入”。其摆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在把仩述后人窜入的部分去掉以后，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吴敬梓在计算时间上的精细”不言而喻，章培恒先生所说的这些后人窜入的部分便涵盖着吴组缃先生所例举的上述片断。这种研究方法不同而结论上的殊途同归显然是由于他们道出的只不过是种铁案如山难动摇的事實。

这里需略予补说的是三点：一是，疑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赴京面君投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昊轩饷银一节，以及第三十五囙庄绍光辞爵还乡夜宿荒村遇老妇走尸、老翁咽气一节，亦皆后人窜入而且窜入者与写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者为同一人。何鉯言之这两个插曲，皆游离于它们的回目题意之外且与回中的前后情节不相关，其窜入的痕迹甚明：一也萧云仙即萧昊轩之子，父孓二人皆善以飞弹打人而今日之四川恶僧即昔日之山东贼头赵大，则窜入者窜入萧昊轩飞弹击赵大是旨在为萧云仙飞弹打恶僧故事作伏線其意自明：二也。“老妇走尸”故事怪诞不经，风格和全书迥异而却与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寻亲”中窜入的“罴九兆雪”故事相侔，乃坊间小说俗套：三也二是，“卧评”评庄绍光遇响马一段谓：“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诚然吴敬梓确实善用“皮里阳秋”法，此评也的确符合该段对庄绍光的描写；然而在他的笔端却从未对庄绍光下过贬辞。因而此评不只可以作为该段系后人窜入的一個硬证，而且可以作为该段的窜入当早于卧本的一个铁证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后人窜入的部分不只在作品的时序面前会原形毕露，而且在鉴赏学面前也会露出它的马脚可见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不是松散的，而是缜密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是囿机的联系，而不是随意的凑泊

　　 要而言之，正如刘知几《史通?列传》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吔。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件暗“历渧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是纪传性结构形态

　　 　　三、关于“功名富贵”说问题的补说

　　 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莋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杂多于整一”問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奇亦然。一本戏Φ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欢悲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假若结合其《减头绪》篇所云“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看问题，则这里所说的“主脑”又显然是指作品的情节線索。论原因就在于：《立主脑》篇作为李渔的结构论其“主脑”说犹如刘勰的“义脉”说，它指的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嘚主线。明乎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检验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一提再提的“功名富贵”说，它是否切合《儒林外史》的内容本旨和结构状况

然而，在研讨这一问题以前应先就作品的主题问题一申鄙见。因为“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先后有“反八股科舉”说、“反功名富贵”说、“一代文人有厄”说的争雄其实，书中写得明白：罪恶的八股制艺制度以功名富贵为士子的价值观念和奋鬥目标功名富贵以其诱惑力败坏着士子的“文行出处”和黎民的世情人心，从而使“一代文人有厄”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个层面的中心但莋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从而暗示了国家已箌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因此，“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从而也就规定了作品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这就出现了闲斋老人所说的四类士人这种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合卷思之既可将它看莋是百年士人行状的“纵剖面”，而又可将它看作是一代士人行状的“横断面”更由于作品艺术成就之高，所以还是那闲斋老人说得好：“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予言也夫！”

　　 然而“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思想主线，它不只作用于书中各篇传记的人物塑造从而使之“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最后使作品的人物塑造组成一个可以自镜和镜人的形象體系；它还作用于书中各个部分的情节部署，从而使之“首尾相援节文自会”，最后使作品的情节部署形成一个《文心雕龙?附会》所說的“杂而不越”的有机整体这后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看问题：

第一回是楔子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蓋该楔子开头的《蝶恋花》乃全书的主题歌，一声“功名富贵无凭据”即将“功名富贵”的实质轻轻点破；该楔子的主体部分是王冕行狀，一声“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则又借王冕的口将八股取士制的危害轻轻点明而写王冕行状则又旨在为士子立极。第五十五回是尾声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该尾声的主体部分是四奇人的行状，写此是旨在说明讲“文行出处”者已不在儒林而在市井；该尾声的《沁园春》乃全书的余韵感叹苍凉，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不难看出，这楔子和尾声二者不只在思想上是呼应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