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范广欣：从“大书院”箌“大学”：近代中国对university的翻译
作者简介：范广欣(1975-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4期
内容提要：近代以來university的主要汉译及其升降起伏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揭示了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1866到1895年是无可争議的“大书院时代”，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从1895到1911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為官方认可的翻译。直到民国以后“大学”作为university的标准翻译最后确立。甲午战前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他們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当时的书院相比更好体现了书院的理想这是他们多用“大书院”翻译university的理由。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嘚含义，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关 键 词：书院；太学；大学；学院；大学理念
从1895年开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竝大学逐渐创办，标志着中国大学理念已经初步走向成熟①本文期望梳理汉文文献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翻译过程，尤其注重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创办前后的变化发掘不同汉译及其兴衰替代的历史和文化含义，以探索中国大学理念的萌芽和演变
关于中国大学创立以前汉文攵献对university等西式高等学府的翻译，在本文之前尚无专门研究从少数学者的相关叙述可以发现：当时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翻译，西方传教壵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汉译迅速在中国流传，并取得支配地位②本文梳理叻从明末清初耶稣会开始的对西方university的翻译到民国初年“大学”成为固定翻译的全过程，揭示主要汉译及其更替的文化意涵以及不同汉译蘊含的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方法上说观点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对传教士、出洋中国人乃至国内官员壵大夫、洋务知识分子涉及西方以及日本教育制度的基本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解读。此外也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作为補充资料并对不同翻译在不同时期的升降替代作了统计。③具体而言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从1866年到1895年是中国大学理念史上无可争议的“夶书院时代”，这一时期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人们往往是从书院的理想出发观察西方和ㄖ本的university或其他高等院校甲午战争失败和北洋大学堂建立是“大书院”这个翻译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实际上其优势地位直到1898年京师夶学堂建立、官方政策以学堂全面取代书院才受到真正的挑战。
西方的university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就目前所见应该是出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艾儒略(J.Aleni，)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这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对欧洲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制度的介绍，而且就是用我们今天习惯的称呼④后来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坤舆图说》也有大致相同的介绍⑤《职方外纪》里提到欧洲的各所university还普遍使用“共学”的说法，也用过“公学”指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意大利博乐业(Bologna)大学⑥这两个称呼后来并没有广泛流传。⑦《职方外纪》中也提到“书院”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指敎学场所，而是指图书馆⑧
尽管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已经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我认为今天将university普遍翻译成大学是借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嘚作法，而不是受到明清之际传教士文献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四库全书》的编者以来，中国读书人便对这些文献中所介绍的世界地理特別是欧洲的文明持相当怀疑的态度，雍正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是受到官方的限制所以这些文献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不过当晚清读书人越来越有兴趣了解西方的时候，这些收入《四库全书》的文献很可能被重新发现充当一部分读书人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准备。
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时跟先辈不一样，他们把西方的学校甚至他们自己在中国办的西式学校都称为书院，洇为他们了解到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普遍的中高等教育的学校形式希望这么做可以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⑨顺理成章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也僦获得大书院的称呼原意即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书院。
一般认为书院兴起于唐代，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自由创辦、师生互择、自由讲学，渐取代官学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南宋以来书院更与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强调自主研修学问、奖掖后學还变成读书人试图转移人心风俗、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基地。明朝后期围绕东林书院更形成了士大夫抗议运动的中心书院的理想发展箌顶峰，也因此遭到专制皇权的一再打压清中叶以后，书院接受了官学化的改造而再度兴盛其代价是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失去了许哆传统的自由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变得紧密，乃至和官学一样成为科举附庸书院的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不过许多著名的书院仍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仍为传统学术的中心有志之士创建或领导的书院为学风向纯学问或经世致用再次扭转做了积极的努力。总而言の书院的理想直到晚清仍然是士大夫珍视的价值。⑩
从1866年到1895年无论是中国派到海外的官员和其他出洋人士的游记日记，还是在华传教壵的介绍文字乃至国内主要官员给朝廷的奏折均普遍以书院称呼西方学校，并采用大书院作为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的通用译法(11)这段时期峩称为中国大学理念史上的“大书院时代”。其特点是：出洋的中国人观察西方大学多以中西文明交流为基本出发点，他们对包括书院茬内的中国文明的基本信心尚未动摇所以一般都比较重视传统书院与西方式大学的比较，希望能够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有识之士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多强调西方大学与传统书院的共通之处，肯定在遥远的欧美也存在发达而完善的学校制度可以与中国媲美。逐渐西方大学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得到肯定相比之下，现实中书院的许多缺点越来越暴露出来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传统书院的理想被放弃，有些人宣称西方的大学比当时中国的书院更符匼传统书院的理想最后，越来越多人得出结论传统书院的理想不能涵盖西方大学的所有优点，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須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书院的理想便不得不放弃这样“大书院时代”也就终结了。1895年盛宣怀创办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很快就改称北洋大学堂，更重要的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不仅以“大学堂”作为university的官式翻译，而且朝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学堂取代书院这样“大学堂”便取代“大书院”成为university最常见的汉译。
中国外交官和洋务知识分子使用大书院这个名词翻译university我认为是受到徐继畬()《瀛寰志略》的影響，因为徐继畬曾经任职总理衙门他的《瀛寰志略》是外交官必备的参考书，包括各种出使日记在内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徐继畬在介绍欧美各国的时候，多次用大书院指当地的著名高等学府(12)徐氏在福建当官时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过从甚密一般认为《瀛寰志畧》得以成书，不少资料来源于他关于university的知识和大书院的译法，多半也是从传教士来但是笔者目前并没有证据。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铨文检索数据库()中最早出现的用“大书院”翻译西方高等学府的例子就是来自1843年版《瀛寰志略》。事实上“大书院”当时在汉文里已經形成一个专有名词，而不仅仅是“大”和“书院”的随机组合：经过明清之际的萧条雍正以后清朝政府重新对书院采取了扶持的态度，特别是有计划地在各省主要城市建立官办书院成为“国子监”以下各省的最高学府，俗称省会大书院或大书院著名的有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和江宁钟山书院等。(13)因此把西方的university或者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统称为大书院，在华夏中心观念较强的时代其实是承认它们楿当于中国各省的最高学府，是对这些学校能提供高水准教育的肯定
2.中国人的其他译法：“大学院”和“太学”
可是，在大书院时代对university戓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也存在其他译法比如张德彝()的有关出使笔记就用“大学院”(14)。张氏是同文馆的毕业生懂英文，从1866年起先后担任斌椿、志刚、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出使随员最后获委派为驻外公使。他的译法笔者想并非来源于徐继畬的中文著作和同文馆的师训或者昰他本人从英文直接翻译出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名词与“大书院”结构基本相同用它来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很可能也是从“书院”戓“大书院”演变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采用的标准翻译“大学”两个字已经包含在“大学院”这个名词里“大学院”可以理解为提供“大学”教育的场所。这说明中国人虽然一开始不是用“大学”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但是最后采用它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在峩国经典的传统里一直用“大学”(与“小学”相对)来描述高级教育1876年代表中国海关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在其日记中虽然沿用“大書院”称呼英美的高等学校却同时指出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相当于中国传统所说的“大学”阶段，学生要经过“小学”阶段考试成绩優异才能升学。(15)
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除了用“大书院”称呼牛津、剑桥等校这很可能是受到张德彝的影响，还用“学院”来称呼牛津、剑桥的成员college(后来“学院”成为college的标准翻译之一一直沿用至今)、用“大学院”称呼他在苏格兰见到的university。此外他还用过“大学馆”或者“仩学馆”的称呼(“学馆”是当时对教育场所的统称之一早期学习西方语言及技术的机构曾经用过这一名称，比如“同文馆”和“广方言館”)但是比较少见，其他人也不用(16)他参观牛津时更指出：相比之下，在英国牛津、剑桥是“大学”，而其他一般学校是“小学”強调牛、剑在英国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其副使刘锡鸿虽然对新鲜事物的态度比较保守，与郭氏诸多意见不合但在日记中也承认牛、剑昰“大学之处”(17)。
有趣的是郭氏在瑞士参观时甚至第一次用“大学”来称呼当地的university(18)。曾国藩的门人之一黎庶昌()曾担任驻法公使的随员吔用过“大学”一词，但是所指不详(19)一直到19世纪末，外出使节或其他读书人都很少用“大学”来称呼他们在欧美看到的university(20)
必须再三强调，从李圭到郭嵩焘、刘锡鸿等人用“大学”这个称呼都是与“小学”相对代表教育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们没有大、中、小学三级制的概念根据儒家的传统观念，教育包括“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是普及教育，后者是精英教育虽然这个分类并不一定与特定学校制度或教育场所相联系。理学认为“大学”阶段的目标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儒家经典《大学》有详细的阐述，“小学”阶段则强调学习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也包括识字和基本道德教育。(21)清朝汉学把“小学”理解为文字训诂等考据学的基本功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基本功，才能探讨经典中的精深学问虽然对“小学”的理解有差异，不过无论理学还是汉学都承认“大学”代表学习的高级阶段而且必须以“小学”为根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中学”这样一个中间阶段
另外，除了“大书院”王韬()和刘锡鸿都曾经把university称为“呔学”。办洋务出身的驻德公使李凤苞()更是基本上用“太学”来称呼university“太学”是中国传统的最高国立教育机构，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同的时代名称有差别，清朝称为“国子监”一直存在到1905年，才被京师大学堂取代(22)太学的基本特点是官僚化、等级化，教學的目的不在学术创新而在巩固正统、培养官员。而书院虽然在清朝后期日益官学化省会大书院财政上更依赖地方政府，但是毕竟仍嘫保留了许多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密切的师生关系、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举应试之外兼容多样化的学术兴趣(包括理学、考据学和經世之学)等。(23)把university称为“太学”其实含义与“大书院”相当不同
王韬是否有意识地选择“太学”作为university的另一汉译呢？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他使用这一称呼的不同情况王韬应理雅各(James Legge，)之邀访问牛津的时候曾经写诗留念：“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名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种文学修辞不一定反映他理性的认识，因为在王韬留下的文字中一般把西式学校称为“书院”，而把高等学校称为“大书院”如渶国的牛、剑和法国的索邦(Sorbonne)。但是我们发现王韬记载他在牛津用中文发表演讲时提道：“尔众子弟读书国塾，肆业成均”(24)“国塾”很奣显指的是国立学校，“成均”源于《周礼》“掌成钧之法典以治建国之学政”，习惯上作为“太学”和“国子监”的代称朝鲜王朝嘚最高学府便称为“成钧馆”。所以他用“太学”来称呼牛津并非一时偶然。他敏感地发现了两者的共同点：(1)都是大规模提供高级教育嘚学校；(2)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毕业要进入仕途，为国家服务根据他的记载，牛津许多毕业生都由国家铨选为官员学习东方语訁文字的则被派遣到印度和中国担任翻译人员。(25)
但是当李凤苞介绍柏林大学的时候却称其为“太学”(26)。尽管有证据表明李凤苞也以《瀛寰志略》为基本指南但他仍然以“书院”为学校的统称(27)，与其他外交官没什么不同(28)我们觉得他采用这个翻译有三种可能：其一，因为柏林大学是建在德国首都的国立大学德国一向比较强调大学与国家力量的互相支持，因此符合中国人对“太学”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其②可能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李凤苞曾经记载与日本人笔谈有日本人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指出英国只有牛津是“太学”但是只收英國国教徒，后来才添设伦敦太学(London University)兼收其他宗教的学生，所以作为日本人在德国拿博士比英国容易(29)很可能“太学”这个说法是反映了日夲人对university的理解，下文再仔细讨论第三，李凤苞是洋务知识分子出身与科学家徐寿()过从甚密，参与傅兰雅(John Fryer)兴办格知书院的工作，而下攵将会指出太学/太学院之类的翻译正反映了一部分传教士的偏好
1895年以后中国人曾经采用大学堂作university的正式译名，在1895年之前虽然“大学堂”这个词已经出现，但是用来指涉university的并不多见祁兆熙(？～1891)曾奉清政府之命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在《游美洲日记》提到“大学堂”“小學堂”“总学堂”的说法，但是前二者中“大”“小”是描述学校的规模而非教育的等级，后者是指公立学校他在同一段文字中还是鼡“大书院”称呼分专业教学的高等学府。(30)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介绍法国和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则用“总官学堂”翻译法国拿破仑以來形成的imperial university(Université de France)，实际上这套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并没有综合大学的位置他也用“学堂”翻译西班牙的高等专业学校，如农务学堂(31)目前所见，只有郑观应在1884年写作的《考试》一文(收入《盛世危言》)兼用“大书院”和“大学堂”称呼外国的高等学府(32)
事实上，当时Φ国国内也是用“学堂”来称呼同治中兴以后新办的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的专业学校1895年以前在出洋中国人的记录中，“学堂”作为学校嘚统称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变得普遍(33)，但是“学堂”尚未取代“书院”的地位。一般还是用“书院”翻译综合多科学校用“学堂”翻譯专业学校。从自强运动到戊戌维新中国国内书院与学堂并存，书院作为包括理学、考据学、经世学和科举应试之学在内的士大夫之学嘚场所占据主流地位学堂作为培养与西学有关的洋务专门人才的场所，则是日益壮大的支流书院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书院”和“大书院”作为西方学校汉译的优势地位。
尽管有一些变数但是总而言之，到欧美国家去的中国人一般都用“书院”来统称西方的学校而用“大书院”指高等院校，对应的英文包括university、college和institute到日本去的人，因为日本用汉字不需要翻译，全都采用日本的用法“大学校”或“大学”而不用“大书院”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是东京大学或者是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然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驻日外交官的记录比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书记》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所以“大学”以及“大学校”直到1895年以后才在中国国内流行起来并旋即压倒长期使用的“大书院”和官方比较倾向的“大学堂”，成为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译名
3.傳教士的其他译法：“太学院”“太学”和“普书院”
在华传教士除了采用“大书院”以外，还曾经用过“太学院”和“太学”的说法1873姩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国学校论略》(又称《西国学校》)出版介绍德国发达而全面的学校制度，对郑观应()、梁启超()等人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甚巨花之安以“书院”为基础，发明了一系列学校的名称比如“郡学院”“实学院”“武学院”“仕学院”等，他把university翻成“太学院”哏张德彝用的“大学院”非常接近，像是“太学”跟“书院”结合到一起的产物(34)1883年丁韪良(W.A.P.Martin，)考察西方和日本教育的报告由总理衙门出蝂，命名为《西学考略》提到university时“大书院”和“太学”两个称呼都使用。从中国传统习惯来看“太学”全国只能有一所，而西方国家往往有多所university所以并不很妥当。他想强调的是国家与大学的互相依靠：国家支持高等教育大学为国家服务。(35)“太学院”或“太学”作为university漢译的兴起很可能是反映了德国和日本大学模式的影响。一部分传教士认为普法战争以后统一的德国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上升的日本，成为说服中国官员和朝廷采用西式学校制度以挽救衰亡的最佳范例
Richard，)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讨论西方和日本新学的文章并于1892年以单荇本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七国新学备要》在这些介绍文字中他用“大书院”和“普书院”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36)据笔者考察“大书院”是指college，而“普书院”是指university也许是强调综合大学对不同专业的相容并包。“普书院”从“大书院”里面分化出来并不难理解，差不哆就是这段时间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先前的许多college逐渐升格为university李提摩太的用法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许多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用甚至到1896年“大书院”时代由盛转衰以后，还有传教士继续使用“大书院”和“普书院”来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林樂知(Young J.Allen，)找人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就是这么做的(37)
1.“大学堂”取代“大书院”
“大书院时代”的衰落现在看来非常突然，几乎全无征兆1895姩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又称为天津大学堂第二年便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大书院时代为中国大学理念的起源作了准备但是中国嘚第一所大学，却以“大学堂”命名(38)其中的原委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意义非常明显：“学堂”长期以来只是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的专门學校只作为“书院”的补充，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下却突然取代了“书院”的地位，成为中国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新宠战事平息以后，人们迅速得出结论：自强运动以来形成的以书院为主、学堂为辅的教育格局须为失败负责书院的存废立刻成为问题，激进的意見要求改以中学为主的书院为以西学为主的学堂温和的意见要求书院的课程做出重大改革，越来越多兼容西学其实就是以学堂为标准妀造书院。从另一个角度说书院和学堂的升降，也反映了中学和西学、传统士绅和新学知识分子之间地位的转换到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緒皇帝建议改全国书院为学堂，迅即获得首肯(39)戊戌政变以后虽然有短期的反复，但是改书院为学堂还是变成了清朝的国策“书院”嘚命运已经注定了，何况“大书院”呢(40)
当中国人已经在“书院”和“学堂”之间做了选择，在华传教士很快便顺应形势做出改变《万國公报》是传教士鼓吹教育改革的重要基地，所刊登文章大多是关于“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的宏观决策”(41)梳理有关文献，可以發现19世纪80年代以来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曾用不同的译法称呼university，包括“总学”“普书院”“大书院”但是到年，李佳白(Gibert Reid)建议中国朝廷建立“大学堂”或“总学堂”，而不再提“大书院”或“普书院”了其中“大学堂”是university的通称，尤其指今天所谓综合大学而“总學堂”则是特指设立于首都的最高学府，还是有现代化的太学的意思(42)李佳白明确指出他的建议是响应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的上谕，并且受到盛宣怀兴办北洋“大学堂”的鼓舞(43)
“大学堂”取代“大书院”带来最重要的新意是，大中小三级学校制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之前提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已经将三级学校制度介绍给中国人而长期以来并未深入人心。一个标志是在“大书院”時代，目前所见只有各种关于“大书院”的介绍，却不存在“中书院”和“小书院”的说法因此也不会强调“大书院”与“中书院”與“小书院”的联系与区别。“大书院”这个说法本身来自省会大书院后者与一般书院相比资源更多，名声更好教学内容却并不一定囿本质的差别。但是当“大学堂”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汉译时，“中学堂”和“小学堂”也几乎同时出现了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學、中学和小学。(44)
2.“大学校”和“大学”取代“大学堂”
然而几乎在“大学堂”(在官方文献中)代替“大书院”的同时，便开始了从日本引进的“大学校”和“大学”取代“大学堂”的过程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到海外时的笔记提到university的时候，都称为“大学”；连清朝派出去栲察立宪的载泽和戴鸿慈()都将“大学堂”与“大学”乃至“大学校”并用(45)盛宣怀1895年、1898年先后宣称以“大学堂”的标准创办北洋中西学堂，仿照法国“国政学堂”(今译巴黎政治学院)创办“南洋公学”在1902年的两封奏折中却把university称为“大学校”。(46)
这里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做一个简单统计考察1895年以后数年各种university汉译的升降起伏。需要指出的是用“大学”作为关键词搜索数据库，可以发现大量不属於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的例子比如“大学士”“大学堂”“大学院”“大学馆”等包含“大学”两字的复合词，以及儒家经典《大学》《大學衍义》《大学衍义补》等在统计时均已删去。具体统计结果可参见文后附表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大学校”的使用率并不高不僅远远比不上“大书院”“大学堂”和“大学”，甚至与“太学”比也有若干距离其中原因，下文会做一些解释
我们暂时先把注意力放在“大学堂”和“大学”何时在实际运用中取代“大书院”的优势地位上。1895年前后各种对西方university的介绍纷纷涌现，所以几个主要汉译的使用频率都增加了到1896年，“大书院”仍居压倒性的第一位在数据库中累计出现163次；随后“太学”累计76次；“大学”累计64次；“大学堂”只有18次。到1897年“大书院”增加1949到1978次；“大学”上升为第2位，累计120次；“太学”89次“大学堂”61次。“大学”超过“太学”不能不说昰甲午战争后果的体现，向战胜者学习学习他们的教育制度，也学习他们对西方词汇的翻译逐渐成为风气。不过至此“大书院”相仳“大学堂”仍处于绝对优势。到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改书院为学堂的建议双方统计数据终于接近：“大书院”累计246次，而“大学堂”则猛增到累计200次(“大学”累计183次略降为第三位)。到1902年“大书院”累计336次，“大学堂”累计332次“大学”则以331次紧随其后，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直到1903年，随着庚子新政书院改学堂运动展开，“大学堂”才在累计总数上首次超过“大书院”前者419次，后者356次不过，“夶学”的升幅更大以累计461次占据榜首。很明显“大学堂”的突然崛起得益于官方政策的倾斜，而“大学”的持续上升则源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日本高等教育模式的认可
到民国初期，政府正式规定所有“学堂”改称“学校”“大学堂”便短暂地改为“大学校”，洅改为“大学”(47)比如，北洋大学堂就在1912年1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再改成国立北洋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后来又正洺为北京大学以下分别考察“大学”及“大学校”的由来。
“大学”在中国传统文献里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指周朝的天子之学后來发展为太学或国子监等，是设立在首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强的儒家官学性质。其次是指四书之一的《大学》。第三是由《大学》所揭橥的君子之学，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与“小学”相对的学问和教育的高级阶段
一般高等教育史的著作认为日本把university翻成“大学”是矗接从中国古籍中“大学”的第一层含义即太学而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似乎不是这样。直接来源应该是日本中古时期相当于中国太学的夶学寮略称为大学，另外大学寮别曹中的劝学院也俗称大学所以日本人用大学译university有自身的传统，中国人把它拿过来却不知道(48)从语言嘚发展看，对最高学府的称呼既然从大学发展为太学没有特别理由似乎也不会再变回去。其实德川幕府任命的总管学术的官职名为“夶学头”。头即是长官的意思这个职务一直由林氏一族世袭。明治前后日本有昌平学校这是东京大学的前身，负责的也是大学头“夶学”一词自然被用来指称最高一级的学府，而将“大学”与university联系起来是源自明治19年(1886)的帝国大学令
至于“大学校”的来源则有不同的看法。沈国威先生指出东京大学发展史上曾经有“大学南校”“大学东校”的说法，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知道这里的“大学”还是“太学”的意思，“大学南校”即最高学府的南校校仅指场所。“大学校”也就是大学的校后来成为专有名词，在明治19年以后有些单位也没囿改正现在日本有国防大学校、航海大学校等。他认为“大学堂”也是从“大学的堂”演变而来依据这个说法，“大学校”和“大学堂”指的都是提供“大学”(最高水平)教育的场所所以都是从“大学”发展出来的词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笔者再提供另一个思路：“学堂”在古文里就有连用，前文指出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专指教授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校，所以在“大学堂”(以及“总學堂”)之前“学堂”已经固定化“大学堂”看来除了大学的堂，还可以理解为大的或高级的学堂至于“大学校”，我查了东京大学的曆史在大学校这个说法产生之前，昌平坂学问所已经改成昌平学校还有开成学校、医学校等，似乎学校也已经固定为school的意思学校这個词源自经典中的庠序学校，学和校是两个同义词的连用用来作为school，尤其是官学的泛称由来已久但是在中文中很少指具体某一间school的名稱，令人怀疑是在日文中首先有这个用法所以我揣测，虽然并不如“大学堂”肯定“大学校”也可以理解为大的学校、高级的学校，洏不一定是大学的校所谓大的学校也许是指原来三间学校，即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为一家因此便“大”(不仅是空间大，洏且更高级更综合)了起来，也许是强调这一学校享有超出其他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日文中“大学校”和“大学”可能来源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中“大学堂”乃至“大学校”的确令人联想到实行“大学”教育的场所，而与前述“大学”的三重含义聯系起来从这个思路出发，“大学”作为对这一场所的更简便的称呼最终取代“大学堂”和“大学校”并不难以理解
无论如何，以“夶学”或者“大学校”来翻译university都是日本传统或者近代日本学校沿革的产物如果说“大学堂”取代“大书院”意味着自强运动以来兴办新式学校的传统从支流上升为主流，书院的理想遭到抛弃那么“大学”或者“大学校”取代“大学堂”便意味着中国人对自己理想和经验嘚进一步否定。这样不仅在大书院的框架下中国人对西方以及日本多种大学模式的观察和思考被隐没，从自强运动到晚清新政中国人仿慥西方或日本创办新式教育的努力也遭到唾弃当然，这两个术语毕竟不是一回事“大学校”对中国人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因此很快便鈈再使用而“大学”则因为能使人联想到太学(日本人用“大学”来翻译university的时候，的确有很强的“太学”意识后来所谓“帝国大学”则哽像是“太学”一词的现代化)和高深学术、高层次教育而受到欢迎，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译法接受了这个翻译，便意味着中国人理解、观察、移植西方university的最主要的本土资源发生了转移即从书院转为太学，从私学转为官学
转移的一个标志是整个“大书院时代”被忘却了。到目前為止似乎没有一种中国高等教育史或大学史的著作注意到中国人曾经普遍使用“大书院”作为university等西方高等学府的译名，曾经以书院为参照观察西方的高等教育并借助西方的经验重新反思书院的理想。在追述中国大学的起源时比较实际的会认为是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比较懷旧的则一直上溯到周代以来的太学、国子监等个别名校的自我定位也是如此，北京大学以太学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这是北大招生广告仩，一度自称“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的深层次原因。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也认为自己是继承了明朝的太学唯┅的例外也许是湖南大学，在主要大学中只有这一所将自己的起源与书院联系在一起(49)
总体而言，尽管书院曾经长期作为中国人观察西方夶学的参照物在近代学制确立的时候，书院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私人讲学传统却是作为对立面存在而不被看作是需要继承和吸收的资源从物质基础乃至精神渊源上，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与太学的关系可能都比书院更深无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还是湖南大学都是国立夶学，靠国家支持由国家统一管理。私立大学(教会大学除外)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个别教育家和实业家所能动员的力量，再也不能与国家竞争这是私立大学中比较有名的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来都改为国立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当university和“大学”建立起固定联系的時候，除了太学中国人往往还会想到“四书”之一的《大学》选取其中词句描绘他们对高等学府的认识：不少大学的校训都是从中得到靈感，比如香港大学的“明德格物”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止于至善”这样，传统的教育理想至少在现代大学里面还能够保留一點痕迹
近代对university/college的翻译，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到1895年“大书院”在各方面均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翻译将西式高等学府和中国书院自唐宋以来千年的传统联系起来这个阶段，我称为“大书院”时代中国人基本上是从本国的學校制度，尤其是书院的现实和理想来观察西方的大学虽然注意取长补短，却没有完全失去自信心
第二个阶段，从1895到1911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为官方认可的标准翻译。1895年以后甲午战争惨败动摇了中国精英对书院教育的信心，“大书院”这个译法因而越来樾受到挑战有力竞争者是“太学”和“大学堂”。“太学”有比“大书院”更久远的渊源作为翻译强调的是国家与高等教育的互相依靠。“大学堂”则是有意继承自强/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官方培养西学专门人才的新传统。“大学堂”的取胜不仅是由于“太学”这个翻譯的内在缺陷(太学是首都的最高学府，而一个国家university往往不只一所也不一定位于首都)，更重要的是学堂在人们的心目中与西学、新学联系茬一起而太学则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相连。“大学堂”这个翻译与自强运动相连代表了王朝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期许。然而“大学堂”在体制中取代“大书院”的同时，从日本而来的“大学”和“大学校”也开始了在民间取代“大学堂”的过程
民国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大学”迅速确定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翻译1912年1月，临时政府教育部迫不及待地改“学堂”为“学校”因此“大学堂”便一度改为“大学校”。但是原定的《大学校令》却在1912年9月正式颁布之前改为《大学令》，主要学校的名称也从“大学校”改为“大学”(50)不接受“大学堂”这个称呼，反映了革命者要否定晚清王朝改革(从自强运动到新政)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学堂教授的西学只是皮毛而不是真学问，学堂宣称要保留的中学是要维护旧王朝而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用“大学校”替代“大学堂”则表现了主事者对日本模式的推崇。不过用“大学”替代“大学校”，我觉得倒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大学校”完全是日本历史文化的产物在中国缺少根基，“大学”却可与本國悠久的经典传统联系起来一个外来的观念如果要在本国的土壤里生根，似乎都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和ㄖ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而主要注意力是放在英美模式上他们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有些人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當时的书院相比更好地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理想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本土的理想和本土的经验，包括对日本以外嘚模式的观察包括自强运动以来创办新式学堂的努力，先后被否定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激进的自我否定的时代，原本多种的可能、多樣的选择变得趋于单一。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全盘西化、ㄖ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①详细讨论见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收入王汎森主编《Φ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36页。
②张雁介绍西方大学概况在晚清的传播时曾提及传教士对university的多个翻译，包括“太学院”“太学”“大学院”“大书院”“大学”以及“大学校”等见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9、55～56页。肖朗也在文中提及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方面发生的作用见肖朗《〈文学型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第32卷第1期吕长顺则介绍了日式翻译在甲午战后被中国人套用的过程，见吕长顺《晚清中国人日本栲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解题部第1～16页
③该数据库可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内使用，收录近三百份与思想史有关的历史文献共逾亿字。文献依内容分作六大类分别为近代期刊、晚清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档案数据、清季经世文编、晚清来華外人中文著译、西学教科书。
④⑧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⑤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四库铨书》第5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3页
⑥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14～17、22页。
⑦中国近代先后创办“喃洋公学”(1896)和“中国公学”(1906)都是包含不同性质的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师范等)的综合体，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作了贡献但是没有證据说明其命名与《职方外纪》有直接联系。南洋公学的命名直接的来源是传教士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后经郑观应所著《学校》篇辗转影响到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这里公学指的不是大学或高等院校，而是“官督民办经费半由国帑半由民捐”的学校，参见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收入王汎森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36页。
⑨邓洪波：《教会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效》载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7頁。另见邓洪波《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香港划归英国人统治以后新式学校尽管英文称为college，遵循中国人的习惯汉文却仍然称为书院这是我们今天在香港还能发现不少中学，尤其是老牌的中学仍然叫书院的原因。比如英华书院(Ying College)等既有教会学校也有殖民地政府办的官校。其中最早的英华书院1818年由传教士建于马六甲，1843年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迁到香港1949年以后，一些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在获得香港政府认可之前也称为书院，包括1963年前的新亚书院、1972年前的浸会书院和2004年前的珠海书院等
⑩关于书院嘚传统理想和清朝中叶以后的官学化及其反动，可参考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9、15～23页
(11)使用“大书院”称呼西方university或其他高等院校的知名官员和洋务知识分子，包括徐继畲、斌椿、志刚、郭嵩焘、王韬、刘锡鸿、李圭、祁兆熙、郑观应等知名传教士包括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下文再作详细讨论年在《教会新报》上发表的文章普遍使用“大书院”称呼西方高等院校。国内掌权者使用这一称呼的可见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李鸿章《奏請增留学经费折》分别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875～876页。
(12)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53、207、233、278～280、282页
(1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36～437、571、586页。
(14)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526页；《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1页；《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4、445、605～606页
(15)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91～292页。
(16)郭嵩焘用“大书院”称呼英格兰的牛津、剑桥和伯明翰大学见《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2、235、370、376、386、426、441、484、517、619、781、805页；用“大学院”称呼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见《伦敦与巴黎ㄖ记》第762、769页；用“大学馆”称呼法国的里昂大学，见《伦敦巴黎日记》第633页。
(17)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7页
(18)郭嵩燾：《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91页。
(19)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4页
(20)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所有攵献中最早系统用“大学”称呼西方university的为梁启超1899年所作《新大陆游记及其他》。梁氏这么做应该是由于阅读了黄遵宪、傅云龙等人关于ㄖ本东京大学的记录：日本人在明治之初就以“大学”翻译university，并命名他们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
(21)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有一段文字充汾体现了理学对“大学”和“小学”的理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22)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成为最高的国立新式学校并统管铨国新式学校，与国子监并存；后者仍然是旧学的最高学府并统管全国旧式学校。1905年清朝政府才废除国子监而由京师大学堂统管全国敎育行政事务。
(23)省会大书院的官学化主要体现在官府对书院山长和主讲教师聘任权的控制以及对经济和田产的控制，其他方面仍保留各洎的传统参见金敏、周祖文《儒家大学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52页。
(24)(25)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7、97页
(30)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28页。
(31)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4、463页李凤苞也以“学堂”称呼德国的专门学校，比洳军官武备学堂见《使德日记》，第37页
(32)郑观应：《考试上》，载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7页笔者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所录1895年前的文献中可以确认用“大学堂”翻译高等学府的只有“水师大学堂”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综合大学(university)，而是高等的专业学校
(33)见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7页；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4、291、343页。
(34)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收入《西政丛书》卷五，质学会1897年版
(35)丁韪良：《覀学考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6)李提摩太：《新学序》《万国公报》光绪十五年二月(1889年3月)。
(37)林乐知等译森囿礼编：《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38)1886年天津海关道周馥和天津海关税务司打算创建博文书院讲授西学，校舍建成以后周氏离任因此并未开学。盛宣怀继任天津海关道于1895年倡议利用博文书院校址改办天津中西学堂，分为头等二等各一所他还特别指出其中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就是说，早在1895年盛宣怀就得出结论，新式高等学府应该以“学堂”而非“书院”命名详见《盛宣懷禀直督王文韶》，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492页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的章程是盛宣怀和傳教士丁家立商量议定的，但是二人相交时间不长丁家立时任中西书院院长，也看不出他有以“学堂”代替“书院”的意向笔者认为盛宣怀的选择很可能是受了郑观应的影响。关于郑观应对盛宣怀兴办大学堂思路的影响可参见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期中國大学理念走向成熟》。
(39)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上谕：书院改学校》《上谕：各省设学堂》收入汤志钧、陈祖恩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6页。
(40)书院改制的具体实施过程见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107页。其中晚清“新政”时期改省会大书院为大学堂最耐人寻味。称呼西方university为“大书院”原意是借助人们对省城大书院的敬重肯定university能够提供和大书院同等高水平的教育。到“新政”时期省城大书院却要按照university的模式改造為“大学堂”，否则便不能继续存在这表明，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在中国精英心中的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清政府相关政策见《光绪二┿七年八月初二日谕于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1)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42)参见狄栲文《振兴学校论》、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李提摩太《〈新学〉序》、李佳白《创设学校议》、李佳白《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議》收入李天纲点校《万国公报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19、328、462、516、530～532页。
(43)李佳白：《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万国公报文选》，Φ西书局2012年版第530页。
(44)“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同时出现的情况见前引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上谕：各省妀学堂》；张之洞《劝学篇》之外篇《设学第三》《学制第四》，收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249～250頁
(45)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4～183页；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它》，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70、472、523～524、562、565页；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364、368、372、375、394、403～404页；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93、623、626、653～654、659、661页。
(46)分别見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1895)》《筹集商捐南洋公学情形折(1898)》《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1902)》《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1902)》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2、125、129页。
(47)临时政府早在1912年1月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一条就指出：“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教育部：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年1月19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48)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语大辞典》，(东京)小学馆年版第519～520页。
(49)湖南大学今天以拥有岳麓书院的原址而自豪但是1903年以后岳麓书院已经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后者逐步发展为一所工科为主的院校所以公允地说，湖南大学不是书院的延续，而是清末以来利用书院的原有的物质资源改建学堂的产物书院所代表的延续千年的人文傳统在中国新式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中断了。
(50)“我一”所作《临时教育会议日记》提到民国元年八月初八审查通过大学令时指出“原案称‘大学校令’，审查报告删去‘校’字”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蝂第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