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引叺西方艺术，西方古代及现当代著名艺术家在中国得到广泛而全面的介绍在所有这些艺术家里，名声能达到家喻户晓的不过寥寥数人其中就有毕加索。毕加索生前得享大名1910年代，他的名字就已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艺术天才的代表。在这近百年的传播史與接受史中毕加索获得了鲜花和掌声，也遭遇过批评与批判在所有西方艺术家中，毕加索作为艺术家的形象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緊密结合在一起历经大起大落，最为跌宕起伏毕加索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毕加索”在中国的形象演变，茬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是中国自身的一面镜子。
1917年姜丹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术史》里提到了“立方体派”，该书是为师范学校编写的教科书也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史著作之一，内容比较简略对于“立方体派”（“立体派”早先的译名）为何物，只惜墨如金地說了一句：“研究物象之体积欲于画面上表体积之感”。[1]1918年姜丹书又编辑出版《美术史参考书》，作为前一年《美术史》的辅助读物这本书以词条说明的形式对中外重要画家、流派和术语进行讲解，“立方体派”条下增补了新内容提到了毕加索：
最近起于巴黎之一畫派。此派之主张反抗印象派新印象派之光线本位色彩本位，而由于动学说的思想进而研究物象之体积，欲将体积之感表出之于画媔之上。无论画线画面皆用立体，交错难辨不肖自然。初颇受人非笑近渐见许于识者矣。现代画家毘迦叔（PicassoPablo西班牙人住于巴黎）為此派之首领。[2]
这是毕加索最早见于中文著述中的一例毕加索在后世的主要形象——立体派的创始人——此时已经确立下来。这也是该書为毕加索提供的主要信息
吕澂于1922年出版的《西洋美术史》开始比较详尽的介绍立体派的各个代表人物，尤其是毕加索：
立方主义自毘迦梭Pablo Picaso（一八八一）之作品创之毘氏禀性好奇，初时模仿各家均随即废弃。及见斐洲土人之雕刻品多用单纯之立方形，遂易其画法欲以种种几何形体，别求自然之实际其影响所及，乃有立方派Cubists[3]
Ages）为蓝本，不过该书只写到19世纪吕澂又参考了多种著作，增补了20世纪嘚欧洲艺术史[4]在毕加索的部分，吕澂说他“禀性好奇”受非洲黑人艺术启发开创了“立方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西洋美术史》也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家出版社对于西方美术在中国的译介居功甚伟
从1918年的《美术史参考书》以后，绝大部分在中国出版的西方媄术通史类著作都遵循了一个惯例：将毕加索放在立体派名下梁得所1929年编译出版了《西洋美术大纲》（1929），第21章用来介绍“后期印象派竝体派与未来派”（“立体派”这个译法得到确立和流行）毕加索继续以“立体派”发明人的形象出现。[5]这本《西洋美术大纲》以英国囚威廉·奥宾（William
Art1924）一书为蓝本增删而成。奥宾的《艺术概论》出版于1924年收录三百多张作品插图，其中24张彩印主持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嘚梁得所发挥他在出版方面的优势，所有图版都用铜版纸印刷彩图选印10张，制作极为精良很可能是民国时期最奢华的艺术史书之一。書中收录毕加索三件作品是该书待遇最高的艺术家。
梁得所编译《西洋美术大纲》选用的插图
民国早期出版的西方艺术通史大多是编译歐洲或者日本学者著作这些著作将毕加索放入立体派进行讲述的叙事框架限定了中国对于毕加索最初的理解。相应的毕加索立体派时期的作品得到较多介绍。随着毕加索本人在欧洲艺术界地位的提升和风格的持续变化这种情况也逐渐得到改变。
1930年代之后出版的西方艺術史书开始对毕加索的艺术风格都有哪些做更细致的划分讨论毕加索在立体派之前和立体派之后各阶段的差异。1936年刘海粟翻译出版了渶国人爱伯（T. W. Earp）的《现代绘画论》（The Modern Movement in
Painting），对毕加索立体派之前的“青色时代”“赤色时代”和受黑人艺术影响阶段的绘画都做了介绍[6]倪貽德则在《西洋画派解说》（1937）里提到毕加索在“青的时代”“赤的时代”“立体派时代”之后的“新古典主义时代”。[7]
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关注底层人民的名声很多中国评论文章都会谈到毕加索这个时期的特点，甚至据此将毕加索称作“绘画上的列宁”曾去过巴黎的陈士文1933年发表一篇文章专论毕加索，讲述他看过毕加索原作后的感想：
以立体派的作品为多最可爱的是他的希腊雕刻，作风和他的表现平民阶级一类的画他的雄伟的气概，高远的格局强烈的色彩，适宜的组合在近代画家中很少有人可以比拟。就是哃时在L’ Orangerie开百年纪年展览会的Manet我觉得也不及他。他是Cezanne以后影响最大的画家称他是绘画上的列宁或是Phidias都没有什么不确当”。[8]
列宁在中国┅直拥有崇高声望“绘画上的列宁”能够使毕加索在特定历史情景中获得更加正面的形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还有政治上的。
到1930年代Φ国出版物中对于毕加索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日本人卯山外三郎原著、倪贻德翻译的《现代绘画概论》（1934）一书里列举出“现代十大画家”排在第一的是“首领马蒂斯”（Henri
Matisse），第三位则是“奇才僻卡索”这本书将毕加索到巴黎后的艺术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先是带有格列柯（Greco）和野兽派影子的一批忧郁的、青绿色彩的绘画之后是塞尚影响下的静物，再往后是黑人雕刻影响下的“立体主义时代”到了1917、1918姩，毕加转回到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e）；而在“最近”毕加索似乎又显露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e）的倾向。由于毕加索在艺术领域中不断取得进展畢加索得到了善变（“豹变”）的名声。[9]
1933年倪贻德在《西洋画概论》里将毕加索列为“现在为全世界知名”的画家。[10]到1946年作的《画室随筆》倪贻德给出了更有力的评价：“毕加索是二十世纪画坛上最伟大的巨人，也是最善于豹变的怪杰”“可说是达到了世界艺术水准嘚顶点，人类最高的智慧的结晶”[11]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介绍者都一定喜欢毕加索或者理解毕加索的艺术例如著名文学家、美术史家和畫家丰子恺对毕加索就有一个从全盘接受到逐渐怀疑的过程。丰子恺1928年根据日本人一氏义良《西洋美术的知识》节译出《西洋美术史》一書书中将毕加索奉为“立体派的首领”、绘画中“现代的建设的表现的第一人”。这是沿袭了日本学者的叙述[12]到1930年出版的《西洋画派┿二讲》里，丰子恺用一讲专论立体派又用近半篇幅对毕加索的绘画条分缕析。[13]所以丰子恺对毕加索的绘画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茬1931年《西洋名画巡礼》一书中，丰子恺无意中泄露了他对毕加索的质疑：
无论何等复杂的物象总不过是有许多的四方形、三角形、圆形、锥形等的凑合而成的。故描画须从物象中分解出这等原形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组成一幅绘画所以他的画中，不见物体的形状而呮见种种的几何形体。人们看了都不懂[14]
“人们看了都不懂”这个评语，多少显露出丰子恺对毕加索的调侃与不满 在1935年出版的《绘画概說》一书里，丰子恺更直接表达了他对毕加索的批评：
此种画风现在普遍地弥漫在世间但多用以作装饰，如商店的样子窗建筑物及家具的模样，广告的图案等然而除少数特殊画家以外，绝少有爱用几何形体作画或爱看这种玄妙的画的人了。听说比卡孛现在亦已不再莋那种画有许多同派的画家已舍弃画笔，去作电影事业了[15]
这时的丰子恺对毕加索作品中人物画里不见人物、静物画里不见静物的情况歭否定态度，更以艺术家们对立体派风格的放弃为依据暗示立体派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丰子恺对毕加索的批评在于“看了都不懂”关於毕加索绘画的难于理解，在中国流传着一个笑话虽然很难确定这个笑话最早的出处。1946年《明朗周报》刊登了这一则名为《毕加索怨贼蠢》的小故事：
一天西班牙名画家毕加索的居室被窃。匪徒们翻箱倒箧把屋子弄得一团糟，文件散满一地写字台上还给枪打了一个洞。
“强盗偷走了贵重的东西么”朋友问。
“就是拿了几件衬衣”画家答。
“那么你为什么动气呢？”
“我气的是他们竟蠢得不拿峩的画！”[16]
以上批评和关于毕加索的笑话表明在年代，虽然一批专业画家和学者已经认同毕加索是当世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公众对于畢加索的了解程度可能并不高，对于毕加索艺术的认同就更低
2.毕加索风格的接受与效法
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真正看到毕加索原作对毕加索有深入了解的应该是到欧洲学习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到巴黎学习的那些中国画家1931年到巴黎的秦宣夫回忆当时的情形：“学院の外就是现代派的汪洋大海，最新的东西是超现实主义立方派、野兽派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毕加索和马提斯仍然是许多青年的偶像”[17]
1925姩底到法国留学的方干民一度沉迷于立体派，认为印象派、野兽派、巴黎画派和立体派的艺术才是“真正揭示了时代的美感”[18]通过临摹塞尚、马蒂斯等人画作，方干民掌握了现代派的绘画语言回国之后，方干民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在1930年代绘制了一批带有鲜明竝体派色彩的作品，如
《白鸽》《秋曲》《西湖》等[19]在中国画家里，方干民可能是模仿立体派风格进行创作的、最有典型性的画家方幹民的学生闵希文评价说，方干民这类风格的绘画是“中国化了的立体作品”[20]
方干民，《秋曲》1931年
1925年来到巴黎的庞薰琹也很喜欢毕加索。在他存世作品中也能看到一点毕加索的痕迹如他为《现代》杂志1933年第11期封面作的《构图》，用线手法和人物造型都有毕加索新古典主义时期绘画的风采
对于毕加索的认同与接受，不一定直接来自于他的作品本身还可以来自毕加索的艺术态度。庞薰琹回忆他在巴黎嘚学习体会时说：
在现代的一些画家中我佩服毕加索，他的作品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因为我看不懂但是，我佩服毕加索的探索精神在巴黎，找不出第二个人敢于这样的变大胆地变，不断地变出名的画家中，很少人敢于改变自己的作风抛弃自己所熟悉的┅套办法。像马蒂斯、雷诺阿等都没有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才华，都没有这样的气魄！毕加索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一生是在藝术上不断探索的一生！[21]
庞薰琹，《构成》1933年11月，《现代》杂志封面
毕加索的善“变”往往给中国画家留下深刻印象关于毕加索的介紹里也经常特意强调这一点。庞薰琹即便不能接受毕加索的某些风格但毕加索勇于探索、大胆改变的作风依然予他以启迪，促使他努力尋找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没有去过欧洲的画家也能通过图册和作品图像的传播，吸收毕加索的一些艺术元素李桦在1930年代的部分版画看起来就很“毕加索”。他作于1934年底、1935年初的《李桦色刷木刻十帧》几乎完全是毕加索影响下的产物。例如这部木刻集的第一幅作品《生命》女人拉长的脖子、身体结构近乎随意的组合，以及梦幻般的背景处理都有毕加索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影子。
李桦《生命》，1934年
还囿一批在1930年代崇尚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油画家在当时人心目中被视为毕加索的追随者，例如决澜社的阳太阳和杨秋人1935年的倪贻德指出，杨秋人和阳太阳学的是毕加索：
那么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一对广西人的伙伴他们也是具有清新的头脑和优秀的画才的青年作家。因叻时常在共同研究他们的作风是有些相近的，他们都在追求着毕加索和契里珂（Chilico）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22]
怹们当时创作的作品留下不多只能从一些杂志印刷品上获得印证，其中一部分确实有毕加索新古典主义阶段的特色如阳太阳1934年的作品《海边裸女》。总体来说1930年代的中国油画家对毕加索那些兼顾写实与变形的作品似乎更感兴趣。
阳太阳《海边裸女》，《新垒》1934年第4卷第5期
1930年代中国艺术家对毕加索的热爱最集中地体现在1937年《美术杂志》第五期的“辟卡梭特辑”，其中刊登收录梁锡鸿、林镛、赵兽、陳抱一等四位画家的文章以及日本画家藤田嗣治和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ed）的两篇译文（陈抱一和施蛰存译）。[23]这几位画家不一定茬自己的绘画里直接体现出毕加索的风格元素但都是毕加索的仰慕者。在他们眼中“凡他所研究的艺术无一不达到最高的程度”。[24]
当嘫也有不喜欢毕加索的画家崇尚学院写实的画家们多半对毕加索缺乏好感。例如徐悲鸿就像丰子恺反复强调毕加索喜欢用“三角形”來画画一样，徐悲鸿对毕加索的总结是“三角板”而徐悲鸿提到“三角板”时，也总是充满了不屑：
故法国近代塞尚、马蒂斯、勃纳儿、又毕加索、大冷、于脱理窝之辈并日本人嗣治等，皆受该类商人庇护大享其名，其作品皆狗矢之类故至世界经济恐慌Georges Petit首先倒闭，畢加索见事不佳极改作风，向日之三角版今亦不用而好言恩葛尔矣（古典主义之origrine）。[25]
作为20世纪中国学院艺术最著名的代表徐悲鸿对於西方现代绘画的厌恶众所周知。和丰子恺一样徐悲鸿也用毕加索本人1920年代前后一度转向古典主义画风作为佐证，说明“三角板”缺乏藝术的价值
活动在上海的画家胡金人也对毕加索不以为然，把那些效法毕加索的中国画家视为“画鬼作家”毕加索则是“画鬼画家”們哄骗艺术青年的幌子：
青年艺人们有如火的热情，纯洁的心灵他们不满意现实，常常幻想新奇可是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修养不足认识不清，为了要趋新要炫奇，不免想利用小聪明取巧结果把热情和勇敢完全用在盲目的“画鬼”上面，而“画鬼作家”竟认为“吾道不孤”就有意赞扬他们：“呵，你的作风是近于毕迦索（Picasso）的呵，你的笔调是近于……”可怜这些青年们在“受宠若惊”之余僦拼命做了毕迦索或其他奴隶，同时也做了赞扬他的人的奴隶而不自知[26]
尽管胡金人对毕加索略有微词，却也无意中承认艺术青年被夸莋“毕加索”时便会生出“受宠若惊”之感。
民国时期的油画领域崇尚写实的画家和崇尚现代主义的画家之间聚讼不休，互有攻讦无論对毕加索推崇还是贬损，效法抑或排斥都已经成为他们抒发个人艺术主张的一个“媒介”。在中国艺术领域毕加索毋庸置疑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人物，甚至已经成为中国艺术话语和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3.毕加索、共产党与和平鸽
在毕加索的生平事迹中，毕加索1944年10月4日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事对毕加索在中国的形象塑造影响深远实际上，入党这件事改变了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对毕加索的认识由于画家拥有嘚显赫声望，毕加索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巨大魅力的证明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第二天，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在头版位置做叻报道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的中国《解放日报》也进行了报道。
大约在1944年底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传到中国延安，延安的艺术家们欢欣鼓舞马上于1945年的元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办了一个毕加索“画展”。这时的延安不可能有毕加索原作陈列的應该是毕加索画作的印刷品。[27]随后1945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蛮《庆祝名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一文，评价说：“皮卡索（Pablo
Picasso）最近加入法国共产党不只在我们美术界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28]胡蛮的文章高度肯定了毕加索的进步政治倾向以及他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不过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视角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很快有读者给《解放日报》写信表达不同意见，主张更应该从纯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毕加索而非仅仅从社会学角度。《人民日报》1945年3月18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封来信并请胡蛮写了一篇回应文章。胡蛮仍坚持认为政治倾向是毕加索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29]毕加索加入共产党这一事件本身可以有不同解讀，既可以是政治进步与艺术个性的并存也可以是艺术家追求进步的体现。[30]活跃在延安的艺术家们最终认可了后者或者说，正是毕加索的政治身份使得他在延安获得了合法性而从毕加索的艺术作品里寻找政治正确的部分，不仅顺理成章也并不困难。为了强化毕加索茬政治上的身份同一版《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毕加索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编者按再次强调：“名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对于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31]
毕加索，《鸽子》1949年
1949年到1952年，毕加索三次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和平鸽这几只鸽子使毕加索的名字传遍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个角落。毕加索为1949年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制作的和平鸽是一幅石版画创作于1949年1月。和平大会召开嘚前一天中午毕加索的朋友、诗人、共产党员阿拉贡从毕加索画室选出了这幅石版画。当天下午这只鸽子就变成了和平大会的标志，絀现在巴黎的街头巷尾据说毕加索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曾说：“再也没有更残忍的动物了我这里就养着几只，它们把一只可怜的尛鸽子啄死了因为它们不喜欢它。它们先是啄出它的眼睛然后再把它撕成碎片，实在可怕这怎么可以成为和平的象征？”[32]毕加索的個人看法并不妨碍这只鸽子从巴黎飞向五大洲不妨碍毕加索本人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获得“和平卫士”的形象，也不妨碍他1950年被授予斯夶林奖不过，毕加索也因此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即便在美国举办毕加索的个人展览，他本人也被拒绝进入美国[33]
世界和平大会宣传品，1949年
1949年4月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见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随后这只和平鸽飞到了北京。1949年10月2日北京举办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朱德、高岗、陈毅、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邓小平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10月3日的报道特别指出：“大会会場布置庄严朴素，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毕加索的名画——象征世界和平的鸽子”[34]10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记述这一大会，描述了主席台仩出现的图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台上毕加索的名画鸽子从主席台上放射着和平的光辉。”[35]毕加索的鸽子与斯大林、毛泽东潒同时出现在主席台上自然，这一“名画”应该是根据和平大会宣传品制作的复制品
1949年，在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團合影背景中有和平鸽
1950年11月，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毕加索又创作了一幅鸽子作为大会的标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7日在报头位置刊登了这只鸽子的图像注明这是“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招贴上的和平鸽图，法国名画家毕加索作”报头另一侧用一篇短文揭示叻毕加索前后两只“和平鸽”象征意义的变化：1949年，“献给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是画了一只恬静又洁白的鸽子它表示出千百万人民纯樸的尊严，和他们反抗黑夜与死亡的斗争它坚持光明和正义反对黑暗的世界”；1950年，“又画了一只鸽子这鸽子仍然保有使得千百万人囻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的那种风格，但是这鸽子现在已经不是停在那里它正展翅高翔，这位艺术家对他从前大作已赋与了新的感情他表示出和平人类已经获得的进展和胜利以及未来的胜利”。[36]
《人民日报》为毕加索的第二只鸽子赋予了一个明确的象征意义：鸽子在飞翔和平在前进。毫无疑问这个象征意义就成为这只鸽子在中国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解释。《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关于国际和平奖金》里提箌毕加索时再次提到：“去年四月，毕加索献给第一届世界和大一幅画用一只恬静洁白的鸽子表示出亿万人民纯朴的尊严，和他们争取和平的愿望今年他又画了一只正在展翅高翔的鸽子（见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七日第一版）献给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大，它象征和岼正在前进和平人类已经获得进展和胜利以及未来的胜利。毕加索获得一九五〇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作品就是他第一幅和平鸽”[37]
《人囻日报》1950年11月17日第一版报头
1952年，为庆祝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画了一只和平鸽。这只鸽子也在展翅飞翔《人民日报》 在1952年12月14日头版刊登了这第三只鸽子，并继续为它赋予更新的意义：
它仍然保持着使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心灵感到极为亲切的一种风格泹是现在的这只鸽子，翅膀展开得更大了羽毛更丰满了，它正向着更高的地方飞去这只鸽子的整个形象，使我们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它哽加年青生命力无限充沛。它有力地表示着：在世界和平运动不断进展和已得胜利的基础上经过这次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世界人民争取与保卫和平的运动将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取得新的伟大胜利。这只和平鸽今后必然要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更勇敢地、更高哽高地到处飞翔起来。[38]
《人民日报》在1952年12月14日头版
这只不仅在飞翔而且翅膀张得更大的鸽子，就象征着和平正飞向更高的地方
鸽子是畢加索绘画中一个常见母题，毕加索一生画过多幅鸽子或带有鸽子图像的作品但为中国所熟知的，主要是上述三次用于和平大会宣传的鴿子图像朱伯雄在一篇1980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里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年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他先后所画的三只‘和岼鸽’也是印象深刻的。”[39]所谓的“三只‘和平鸽’”就是前文提到的三只。
继加入共产党之后和平鸽进一步改变了毕加索在中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1953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文章《毕加索与和平》文中一方面承认说，毕加索的作品和“新社会”（大约是指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但同时每个人又都能从毕加索身上看到“一个有力量而又异常真诚的艺术家”，怹的名字也被千百万普通人所认识因为他的鸽子飞翔在世界五大洲的上空：“一个获得世界荣誉、原作被银行家太太和部长的情妇们贪婪地搜求着的艺术家转变到了人民这一边。”[40]因为画家为世界和平奉献的鸽子银行家太太所青睐的毕加索现在变成了“人民”的一员。這一叙述暗示了毕加索阶级身份的转换：从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艺术家转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一改变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仩就是因为毕加索的鸽子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象征。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中国传播极广人们不免关注这只鸽子的来历，尤其第一只和平鸽的來历毕加索的朋友潘罗斯在他1958年出版的毕加索传记里说它看起来就是毕加索在他画室笼子里养的那一只。[41]但在中国这只鸽子还有更动囚的故事。说是德国占领巴黎之后的某一天毕加索隔壁房屋的看门人密许老爹来拜访毕加索，告诉毕加索他在1915年和德国的战争中失去叻一条胳膊，他的儿子约翰在不久抗击德国的战争中牺牲而在前一天，他的孙子鲁西恩在阁楼上用一个红旗召唤鸽子时被两个德国士兵从楼顶推下摔死。德国士兵离开前还拧断了刚被召唤回来的、一只名叫萧莱士的鸽子的脖子老人说他有孙子的照片，现在恳求毕加索將这只死去的鸽子画下来作为纪念于是毕加索画下“一只冠毛丛丛和美丽蓝眼睛的白鸽”，“但它没有死而活泼生动，是生命本身的潒征是快乐、阳光与和平的象征”。1949年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的时候，毕加索想到了密许老爹、约翰还有鲁西恩于是凭着回忆，洅次画下那只名叫萧莱士的鸽子并且“将这幅画献给那些和平战士”，“从他们的心中在这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年代里，千百万只白鴿正向萧莱士一般在鼓翼向前飞着”[42]
这个故事的源头出自1952年《世界知识》刊登的一篇文章《毕加索的和平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古伯卡（Frantisek Kubka）这篇文章原先刊登在伦敦出版的杂志《新中欧观察家》 （The New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后来被《世界知识》发现译作中文刊载。这个故事如此动人就不免被反复讲述，被当作毕加索创作和平鸽的、令人信服的原因例如1990年7月
8日《人民日报》刊文《鸽子为何是和平的象征》依然在重複这个情节。[43]毕加索与鸽子的故事还被转化为图像如《美术大观》1998年发表了连环画《毕加索与和平鸽》。在连环画中有些细节被改写嘚更加煽情，例如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加入反法西斯游击队战死德国士兵用手枪杀死了老人的孙子，鸽子受伤后未死在毕加索的画案上“扑楞着带血的翅膀，艰难地站了起来”直到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才最终倒下。[44]这些故事赋予毕加索更加光辉的形象因为他所描绘的鈈再是一只普通的鸽子，而是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无辜死去的鸽子；随着鸽子死去的还有豢养它的、法西斯的受害者与反抗者。毕加索描绘这只鸽子本身就成为画家反抗法西斯的证明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故事，而且变得越来越正确
毕加索的鸽子后来被很多1950年代和1960年代擁护和平、反对战争的绘画所“转引”，成为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元图像”之一比较早的例子，是1951年由吴作人、张光宇、蒋兆和、韦启媄、叶浅予、罗工柳、胡一川等当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合作绘制的大型宣传画《让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发抖吧！》画面刻画各国人民举着各自国家的旗帜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着帝国主义者走去，而最前面的一面旗帜上描绘的是毕加索1949年的那只和平鴿。
吴作人等《让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发抖吧！》 1951年
1950年的鸽子出现在张怀江、张慈中绘制的宣传画《团结起来，保卫和平》
裏画中各国人民高举毕加索1950的和平鸽，手挽手向前进鸽子上还配有说明文字：“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加强和扩大保衛和平运动！”该画于1952年9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制成印刷品发行。这类“转引”毕加索1949年和1950年和平鸽的宣传图像持久地传播和增长了毕加索在中国的名声
1950年代，中国对于现代主义还相对宽松1956年11月10-25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过一个“法国现代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毕加索、摩利斯·郁特利罗、拉奥·杜飞、乔治·鲁奥、亨利·马蒂斯、让·吕尔萨、披爱尔·勃那尔、马尔盖、费尔南·雷瑞等艺术家的绘画复制品。[45]1961年，毕加索80岁时《美术》杂志发表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给毕加索的贺信》，祝贺毕加索80岁的寿辰：“祝贺你你英勇地向弗朗哥、希特勒纳粹分子进行了斗争，捍卫了人民的正义的事业祝贺你，你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業祝贺你，你的艺术创造对世界的艺术宝库增加了光彩祝你长生不老。”[46]同一期《美术》又发表了艾中信的文章《祝毕加索八十大寿》简要介绍了毕加索的艺术经历，重点谈了毕加索1937年的《格尔尼卡》（文中译作《基尼卡》）、1951年《在朝鲜的兽行》和毕加索的《和平鴿》[47]
与此同时，中国又接受了从苏联传入的、对于现代艺术的批判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将立体派归入资产阶级现代派艺术，认为立体派否定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因为立体派画家把“我”当作“唯一的现实”，除了“我”之外再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结果使得“在绘画中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样，就可以畅所欲为了”[48]普列汉诺夫把现代派为艺术而艺术归结为“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极端個人主义”，它堵塞了艺术家的真正灵感“使艺术家完全看不见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使艺术家无谓地纠缠于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驗和荒诞到病态地步的臆造”[49]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的绘画又是资产阶级腐朽艺术的一部分
毕加索，《解放的公鸡》1944年
这一时期的中国，能够公然效法毕加索的艺术家可能只有张仃和受他影响的学生张仃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又曾有在延安参加革命嘚工作经历个人创作上受的约束相对较小。1960年前后张仃直接临摹了毕加索的多件作品，如毕加索《解放的公鸡》
（1944）还把毕加索的形式手法转用到自己的创作里，创作出类似《公鸡》（约1961年）这样的作品华君武因为这批作品，说张仃就是“毕加索加城隍庙”这个評价流传很广。
张仃《公鸡》，1950年代后期、1960年代初期
张仃《公鸡》，约1961年
张仃从读书时期就对毕加索情有独钟1932年，张仃考上北平美術专科学校国画系开始从图册里接触到毕加索，对毕加索蓝色时期绘画感触颇深[50]1956年，张仃到法国参加一个国际博览会的展览设计工作随同一个到访法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拜访毕加索。代表团成员中只有张仃对毕加索艺术比较熟悉因此与毕加索交流的任务也主要由張仃承担。张仃后来回忆: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凊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可以想象到，怹的全部注意力、思想、感情、心灵和生命都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去了他惊人的艺术劳动和异常旺盛的精力，十分令人佩服[51]
张仃与毕加索的合影，1956年
张仃不仅在此次会面中看到毕加索的最新作品还收到毕加索赠送给他的由文学家、批评家让·卡索（Jean Cassou）撰写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毕加索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张仃的名字并且画上他著名的和平鸽。
1966年之后的十年毕加索在中国美术领域成为禁忌。1966年《人民日报》上刊发的文章《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里宣扬毕加索成为周扬的一个罪状：
在周扬等一伙提出了这個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之后，文艺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美术学院，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艺术大泛滥過去不敢拿出来的毒草，统统奉为鲜花在版画系画室中，公开贩卖马蒂斯、毕加索的野兽派艺术在画室外又成立小沙龙，以二十世纪沒落的资产阶级艺术为追求的榜样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向，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在周扬等提出“稳定教学秩序”的指礻下，一点也不能更改他们对中央美术学院，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52]
即便共产党员身份与和平鸽也不能将毕加索从“资产阶级艺术”和“毒草”中挽救出来。直到1980年这种情况才得到彻底扭转。
毕加索给张仃画的和平鸽1956年
1979年11月，“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馆外举办参展艺术家们提出两点诉求：1.艺术家介入社会，2.探求新的艺术形式又将这两点总结为一个口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嘚先驱”[53]“星星”美展艺术家的诉求在1980年 《美术》杂志第3期上得到介绍，批评家栗宪庭在文章中提到：
“要像毕加索那样探索永无止境。”[54]毕加索再次进入中国的艺术话语毕加索的艺术精神，而非毕加索的艺术形式再次成为激励中国艺术家前行的榜样。
大约在1980年畢加索的名誉在中国得到正式恢复。《人民日报》1980年6月19日发表了邹荻帆的现代诗《鸽子》其中说到：
“和平鸽是修正主义的象征？
有必偠连鸽子也杀绝斩尽”
我知道了和平有一双翅膀：
和平，和平……[55]
也是在198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版关于毕加索的专著。1982年吴步乃选出畢加索作品若干，编成《毕加索》一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56]之后毕加索的各种图册由不同出版社大量印行。对于毕加索生平和艺術的系统介绍则是来自翻译1986年，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Roland Penrose）的《毕加索生平与创作》（Picasso：His Life and
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中译本由人囻美术出版社出版[58]之后又有两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书。这两种译著成为中国艺术爱好者了解毕加索的最常见的文本来源在艺术之外，毕加索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也开始为人所津津乐道到2018年，用中文出版的、以毕加索为主题的各种类型的著作、图册已有三百多种
茬所有毕加索的作品中，《格尔尼卡》（1937）取代“和平鸽”成为最受关注的作品。这件作品具有人道主义关怀蕴含了对战争的控诉与囷平的渴望，在中国被视为毕加索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人民日报》多次报道了这幅画作。1985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王向明、金莉莉《渴望和平》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画中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画框穿插描绘了西方艺术家“反对战争、描绘和平嘚众多画幅”，[59]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一展览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孩子们安慰毕加索的鸽子》则以轻松的笔调调侃叻和平鸽，用当时一篇评论文章的话来说：
“1953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曾翱翔高空飞跃四大洋五大洲，然而现在它已经……轮到孩子们为它演奏音乐了”[60]在这个抒情性的画面里，和平鸽也不再咄咄逼人毕加索艺术与人生更多的面相开始浮现出来，他可以昰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也可以成为幽默的调侃对象。
毕加索的艺术还以更直接的方式与中国发生关联他的绘画原作开始进入中国，以展览的方式呈献给公众1983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展览图册由中国展览公司出版，收录作品33幅[61]这是最早一次在中國举办毕加索的个展。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法国负责文化事务部长级代表雅克·兰在开幕式上讲话。[62]这次展览固然是艺术的交流，同样也是中、法两国之间政治往来密切的表征2011年10月，“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开幕作为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展示项目，展出毕加索62件原作；2014年3
月由西班牙官方信贷局、西班牙驻华大使館、西班牙国际合作发展署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共同组织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出毕加索1930年代的版畫100幅作为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表示，希望更多的法国重要美术馆能到中国举办展览蔀分是作为这一愿望的结果，尤伦斯当代中心于2019年6月至9月举办展览“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出法国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的103件藏品。毕加索作品价值高昂（在文化和经济双重意义上）又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作品出借到中国展出自然更能成为国家与国镓之间友谊的体现。从艺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类活动自然多多益善。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毕加索原作。
到1996年中国的博物馆机构终于有了毕加索原作收藏。1996年3月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给中国美术馆82位欧美艺术家的89件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人物形象》（1967）、《抽烟斗的男人》（1969）、《带鸟的步兵》（1972）、《花瓶边的男人和女人半身像》（年代不详）等四幅画作。同一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路德维希夫妇捐献作品展，将这些作品展示给公众2011年11月，中国美术馆把其中两件毕加索作品送到湖南湘潭齊白石纪念馆参加第三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系列主题艺术作品展将它们与4件齐白石作品摆放在一起，使观众能够面对媔地比较中西两位艺术大师；2018年中国美术馆又以“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的名义展出了它们。路德维希夫妇的捐赠为中国收藏毕加索拉开了帷幕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毕加索的作品能够从世界艺术市场进入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毕加索成名很早艺术生命又足够长久，他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几乎与他本人的成长同步从1917年开始，毕加索就作为西方艺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传入中国他的新作不斷被刊登到中国报刊之上，作为一个活着的大师为人所称道也不免引发批评与争议。
1944年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姠成为判断毕加索艺术的一条核心指标。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毕加索的认同很大程度来自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作为世界和平卫士的正面形象但同时，毕加索那些倾向于抽象形式的绘画作品又是颓废的资产阶级艺术代表这两种形象不断拉锯，最终还是后者占据上风在1966姩至1980年之间，毕加索成为一个禁忌的名字
到1980年以后的中国，毕加索又恢复了作为世界一流艺术家的名誉他的天才和成就激励了无数艺術青年，他的作品成为国家之间往来的文化载体他的名声不仅响彻中国艺术界，还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在今天的中国，毕加索和达·芬奇、凡·高一样已经成为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外国艺术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传奇而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原作――中国还需要更多哽深入的了解。
作者 | 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发表于《世界美术》2019年第3期
[1]姜丹书：《美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82页。姜丹书将“Picasso”译作“毘迦叔”与今天通行的“毕加索”相去甚远。这是外国名人传入中国后都会遇到的问题往往要历经多年の后，才能获得一个公认的译名毕加索的名字前前后后有十余种译法，后文不再赘述
[2]姜丹书：《美术史参考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下编”第29页
[3]吕澂：《西洋美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53-154页
[4]关于二十世纪的部分，吕澂说他“参用R.Muther及日人黑田重太郎の说尤多”吕澂：《西洋美术史》，“述例”第1页
[5]梁得所编译：《西洋美术大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9年，第209-211页图版257、258。
[6][渶]T.W.Earp著刘海粟译：《现代绘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25页
[7]倪贻德：《西洋画派解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2-133页
[8]陈士文：《比加索》，《艺风》1933年第1卷第5期第25页。
[9][日]外山卯三郎著倪贻德译：《现代绘画概论》，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83-186页
[10]倪贻德：《覀洋画概论》，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303页
[11]倪贻德：《画室随笔》，《胜流》1946年第4卷第4期，第106页
[12]丰子恺：《丰子恺全集》第7卷，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13]丰子恺：《丰子恺全集》第7卷，第281－287页
[14]丰子恺：《丰子恺全集》第8卷，第105页
[15]丰子恺：《绘画概说》，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115页
[16]纭：《毕加索怨贼蠢》，《明朗周报》1946年第2卷第1期第7页。
[17]秦宣夫：《吕斯百油画作品展览观后》《新华ㄖ报》1961年8月4日，第3版
[18]闵希文：《中国早期油画的奠基人：记第一代油画家方干民先生》，见郑胜天编：《方干民》台北：加拿大亚太國际艺术顾问公司，1996年第9页。
[19]郑胜天：《文化交错：游荡者没有档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33-134页。
[20]闵希文：《中国早期油画的奠基人：记第一代油画家方干民先生》第9页。
[21]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6页
[22]倪贻德：《艺苑交游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10页
[24]梁锡鸿：《辟卡梭艺术的阶段》，《美术杂志》1937年第1卷第5期第119页。
[25]“於脱理窝”即郁特里罗徐悲鸿：《悲鸿漫谈》，见《徐悲鸿文集》第71页。
[26]胡金人：《略谈上海洋画界》《上海艺术月刊》1941年创刊号，第5页
[27]祜曼：《名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人民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4版。
[28]祜曼：《名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人民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4版
[29]周爱民讨论了这一争论，见周爱民：《延安木刻艺术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1-121页。[30]蔡涛：《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国美术学院2013年博士论文，第120页
[31]《人民日报》1945年3月18日，第4版
[32][美]阿丽娅娜·斯塔希诺普勒·霍劳顿著，刘建军、贾琦译：《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99-300页
[34]新华社：《全国各界代表千余人集会首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揭幕》《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日，第1版
[35]张沛：《东方和平堡垒外岁！记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4日第3版。
[36]新闻摄影局：《毕加索的新献礼：和平鸽子在飞翔》《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7日，第1版
[37]何育滋：《关于国际和岼奖金》，《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第4版。
[38]《人民日报》本报讯：《祝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毕加索献出新作和平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4ㄖ第1版。
[39]伯雄：《毕加索的怪癖与遗产》《人民日报》1980年6月23日，第7版
[40][苏联]爱伦堡：《毕加索与和平》，《人民日报》1953年6月21日第3版。
[41][英]罗兰德·潘罗斯著，周国珍等译：《毕加索生平与创作》，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404页。
[42][捷]古伯卡著、寿华译：《毕加索的和岼鸽》《世界知识》1952年第12期，第21－22页
[43]《鸽子为何是和平的象征》，《人民日报》1990年7月8日第8版。
[44]毕子编文、刘志刚绘画：《毕加索与囷平鸽》《美术大观》1998年第1期，第40－42页
[45]新华社：《法国现代美术作品展览会》，《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4日第7版。
[46]郭沫若：《中国文学艺術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给毕加索的贺信》《美术》1961年第5期，第45页
[47]艾中信：《祝毕加索八十大寿》，《美术》1961年第5期第45-46页。
[48]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7-878页
[49]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苐879页。
[50]张仃与毕加索的关系见李兆中：《它山之石――张仃与毕加索》，《名作欣赏》2016年第3期第127-132页。
[51]李兆中：《它山之石――张仃与畢加索》第130页。
[52]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革命师生：《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人民日报》1966年7月16日，第3版
[53]栗宪庭：《關于“星星”美展》，《美术》1980年第3期第9页。
[54]栗宪庭：《关于“星星”美展》第9页。
[55]邹荻帆：《鸽子》《人民日报》1980年6月19日，第8版
[56]毕加索绘，吴步乃编：《毕加索》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57][英]潘罗斯著，周国珍等译：《毕加索生平与创作》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该书；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个译本
[58][美]阿莲娜·S·哈芬顿著，弘鉴等译：《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该书（[美]霍劳顿著刘建军、贾琦著：《毕
加索傳：创造者与毁灭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2007年，金城出版社再次重译、出版此书（[美]雅瑞安娜·哈芬顿著，陈子慕译：《毕加索：创造者与毁灭者》，北京：金城出版
[59]王向明、金莉莉：《我们与<渴望和平>》《美术》1985年第7期，第45页
[60]张蔷：《艺术断想录――观“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美术》1985年第7期第25页。
[61]毕加索：《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北京：中国展览公司，1983年
[62]新华社：《毕加索绘画原作展览在京开幕》，《人民日报》1983年5月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