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史学专论 || ?陈廷湘：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学者简介】陈廷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出版《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忝下·世界·国家——中国近代对外部世界认识史论》、《晚清民国政府应对民众运动研究》等专著和编著10余部，并在《历史研究》、《Φ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受封为恭亲王的奕訢，是晚清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于1861年领銜奏请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外交机构及其事务体系的建构历程此后，除中途短暂间歇外奕訢一直掌握总理衙门，直至1898年病逝在28年间，客观上充当了中国近代外交的领袖随着时代的更替，史家对这位皇族中的洋务派人物的评论形成了较大的汾歧如何评说方为合理，确乎有必要再作探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日益繁复清朝政府事实上已被拖入了空前频繁的国际茭往关系之中。在当时清廷的王公大臣中奕訢是主张以灵活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领袖人物。“祺祥政变”将其推上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位置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曾为之颇感欣慰，他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密信中说过一段尽人皆知的话：“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對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赞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們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清除他们的惊恐”并促成“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他说，“相信现任首揆恭亲王不致使我们失望”因为他正是能“充分理解我们性格的动机而对我们信任”的“少数人中的一员”。

由于有洋人的这┅段评论以及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议“借师助剿”等言行的存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著述大都对奕訢的外交活动作了否定性评说。这┅类观点以权威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论断最具代表性该书说：“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個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奕訢等人……提出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聯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力量”。这一论断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曾被众多中国近代史论著，尤其是众多中国近玳史教材所采用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2001年第24次印刷的统编教材《中国近代史》也大体保留了这一观点该书未直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置的根本目的在联合外国力量镇压农民起义，但仍然认为“奕訢等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所陈述的设置理由表明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求与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较中性或正面的观点评说奕訢的著述亦相继面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是寶成关著《奕訢慈禧政争记》。该书论域主要在奕訢与慈禧权力关系之间但仍属阐论奕 訢最集中的著述。书中对奕 訢外交活动评价较为歭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奕訢在英国侵略者的影响下，尽管对外态度发生了变化有向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抵制和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同一时期出版的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则对既存的一些关于奕訢等洋务派对外妥协卖国的評论加以驳论。指出既往学者批判“借师助剿”要求奕訢等洋务派与“农民起义军妥协，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者”“太脱离历史的实际”；他主张“守定和议”并非完全安于半殖民地秩序，也具有“维护不平等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从而尚未丧失的利权”的正面意义；洋务派力主以“和”为最高外交原则“有一定合理性，但总的来说是有害的”。且这不仅是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改良派的主张，二者“并沒有显著的差别”不能在褒改良派的同时贬洋务派。

1989年宝成关又发表了《奕訢与中国近代外交》一文，对奕訢的外交思想作了较深入嘚分析和毁誉参半的结论文章指出，奕訢外交思想和实践“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非战即抚’的传统‘驭夷’方针”和“夷夏大防”嘚传统观念，抛弃了“传统的‘尊王攘夷’之道”“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外争端提供了策略思想，使中西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出现了‘相安无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阴谋”。但另一方面奕訢由于“极力推行‘守势外茭’，避战求和使对外交涉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结果反而助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野心则又是不可取的”。

相对而言台灣学者对奕訢的评论较为平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在收录奕訢的文稿前加的小传中只有一句評说性论断称奕訢“为亲贵中最具开明思想之政治家”。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却失之过分笼统。持论平和的论者强调在评论奕訢的外交思想与活动时必须顾及其历史背景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认识一个满清皇族的思想与行为。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问题在于，要确切评判奕訢的外交理念还必须进一步说明奕訢所处的历史环境究竟可能给他的思想带来什么影响。

奕訢位居清王朝的恭亲王对传统“驭夷”之道了如指掌、心领神会且深信不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季社会和内外关系的急剧变化中他能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中国传统对外關系理念，显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关节点上无疑还存有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在“战守”与“抚绥”关系上奕訢嘚观念和作为都尚未突破“非战即抚”的传统“驭夷”方针。中国古代“驭夷”方针为“战守”与“抚绥”两途。汉之于匈奴唐之于突厥，都曾有对夷狄战而驱之的辉煌成就；同时历代也广用“抚慰”之策处理汉族王朝与“夷狄”的关系问题。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言“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の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此处是论整个西汉之“御夷”方略时汉朝强大，足可居高临下看视“夷狄”的行为并在“战守”與“抚慰”之间自由选择“驭夷”之策。“战抚”兼用但首在“战守”。天朝神威莫测一战而消弭“夷狄”之祸，自然是最理想的“馭夷”之途；但到了王朝衰落力所不逮时，即不得不实行“抚慰”之途唐安史乱后即是如此。《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回鹘“為中国患最久”，“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抚内宁唯圣人不让”。此是说一旦王朝式微无力征讨，“驭夷”就只有“抚慰”一途“非战即抚”，古“驭夷”之道情势不同，用法亦殊

奕訢初涉外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时清王朝实际上已无力对外行“戰守”之策但奕訢与其时的朝廷上下一样，尚未意识到这一情势仍主张实施“战守”之“驭夷”方针。1858年奕訢在奏折中进言：“逆夷贪利逞强，是其素习……其要求各款，有可准者原可与时变通，以期息事安民”但最终“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坚持而虑其豕突则津通之激励兵勇，与广东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筹胜算也”。竭力倡言对英一战根本解决夷祸の患。从语境到策略都还与汉唐强盛时期以“战守”“驭夷”的方针一脉相承

但是，当他受命留京处理中外交涉之后很快就意识到王朝已无“战守”之力，遂转而主抚1861年1月，奕訢领衔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称：历代“御夷之策”“专意用剿”。但面临当下の势却不得不采取“与前代之事稍异”的政策。他说：

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挽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祸之烈极矣……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則剿亦害，抚亦害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

奕訢所谓“权宜办理”之一途即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兼备與各国接见”。以达“外敦和睦而隐示羁縻”之目的。

十分明显奕訢主“抚”并非要走出一条对外关系的新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臨时应急措施他在同一奏折中说，“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在“抚”夷之时，绝不忘记“以和好为权且以战垨为实事”是古今“不易之论”。足见他观念上的“驭夷”选择仍限于“战”、“抚”两者之间而且，尽管满清王朝事实上已失去把握倳态的主动权但奕訢仍然以居高临下的心理认知中国对列强的关系。一时力所不济即以“抚慰”“隐示羁縻”；而终究是要以“战守為实事”，待机大张“挞伐之威”“驭夷”于王师铁蹄之下。

上述并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败之际的一时愤怒之想而是奕訢一以贯之的基本对外关系理念。186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过去十年，战争中签订的中外条约相继到了规定的修约之期奕訢领衔总理衙门上奏，提出要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对修约问题预为筹议“各抒所见”，以供总理衙门与外国谈判修约时参酌睿亲王、醇郡王、大学士倭仁等王公大臣纷纷上书，各抒“驭夷”之见睿亲王奏书言，“属忧勤固人心，求贤才严武备”，“为固本要图若果实力讲求，自能转弱为强永弥祸乱”。醇郡王主张“一面不动声色驾驭洋人，示以真诚施以权术”，因为“王道乃化民励俗之用非牢笼犬羊可同日而语。┅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等等。众多奏折所言都不外对洋人须暂以“羁縻”系の，终当“战守”消弭从措施到用语都完全是古人“驭夷”之道的袭用。

奕訢在承阅上述见解后在奏折中对各王公大臣的“驭夷”之說表示赞成，并检讨了他承办夷务以来的政策自谓所奉主旨与各大臣并无异趣，在谋求妥为“驾驭”的同时从未“稍弛平日雪耻之志”。为此曾越权上奏“请选练直隶六军以为京师四壁防护”，并奏请“购洋枪置洋炮办机械造轮船”等凡“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籌划以冀一日之自强”。这段话所述事实是对其陈请预筹修约折中尽管未提及“战守”却并未忘记“战守”为“驭夷”上策的佐证。奕訢如此表白自己十分关注“战守”甚至把越权奏请备战练兵作为功劳加以陈说，足见在当时的清廷上下“战守”观念仍占据着绝对仩风。在这一背景下奕訢显然不可能突破“非战即抚”的传统“驭夷”方针。他在同一奏折中还专就“战”、“抚”关系发表了一番议論谓：“所谓羁縻者，乃现在未可决裂不得不暂出于此。非谓一言羁縻即不应决裂也。所谓防备者乃将来仍虑决裂，不得不早计忣此非谓一言防备，即不必羁縻也”而且，他还以十年办理“羁縻”的亲历说明“羁縻”不可常恃“战守”终为根本的三大理由：“敌情莫测，正无日不在危疑交迫之中”“英领事动辄以兵船挟制，其气渐张设或事事如斯，此后启复堪问此羁縻不可常恃者其一”；“英与法同为强国，而法人情性较之英人尤为恣睢暴戾其传教一事，更易横生枝节”“此羁縻之不可常恃者又其一”；“此外俄囚阴鸷，布人谬妄惟美稍为安贴，而久已联络一气势似连横，一国变则诸国皆变此羁縻不可常恃者又其一”。面对这一情势朝廷應一面命曾国藩等“议战议守”，“妥为防备”；由他本人“仍办羁縻”暂为维系。只有待“兵力日见其强财力日见其盛”，方可彻底制服夷人获至长治久安。

奕訢的上述言论尽管有一定表白自己办理洋务却并未迁就洋人之意但从其分析的内容看，显然更主要是出洎内在的基本认识夷狄终归异类，性如犬羊其心叵测，不可理喻只可一时羁縻，不可长久维系最终必得“战守”自成，“大张挞伐”夷祸才能根本消弭。这是奕訢和诸王公大巨在“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传统“驭夷”观念下心存不易的理想结果。

时过两姩天津教案于1870年发生，奕訢本“羁縻”之道派曾国藩按杀人偿命原则处决参与事件的民人20多人。此事在清廷内部再次引起了“战和”問题的争论醇郡王连连上奏，公开指责奕訢等曲意媚敌其奏折说：“今年津郡之衅，实天下转机关键乃在事诸臣，不务远图汲汲鉯曲徇夷心为先。内而王大臣外而督抚，数月之久所措置者，不过遣戍贤员杀戮义民，赔银赏楼远递国书而已。”竭力主张采取強硬政策驱逐夷人奕訢则针锋相对，再次申明他不但不一意曲徇夷意而且“无时不以卧薪尝胆为怀”。并再度列举他于同治五年“条陳畿辅练兵”同治八年历数“羁縻不可常恃”，“总以战守”为要等实际举措证明他始终是“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这一古训嘚践行者。

奕訢的一再表白的确并非虚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其上述基本观念仍未根本改变他在请练新军折中说，“窃思前年倭倳定局以来内外臣工条陈自强之策，莫不以练兵为第一要义”只因“库储艰窘”而未办成，故“各国窥我空虚动以兵船挟制”，致使“事机日迫办理万分棘手”。因此他请求朝廷视练兵为“万无可缓之事”，饬下袁世凯、王文韶等添练新军开办团练。当时奕訢还就图强之策提出了诸如培养人才、发展商业等众多见解，但十分强调以练兵为第一要义论者有言其自强之道仍在洋务运动的套中，所见极是但尚须说明的是，所谓奕訢的自强之道并未突破洋务运动的范围应是指主观上“未突破”。洋务派谋自强首在谋兵强谋兵強即是谋“战守”消弭夷祸。在洋务运动实际进程中单谋兵强(兴办军事工业) 的阶段维持时间极短，很快就进入了民用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阶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因素。就客观上言洋务运动本身是有所“突破”的。但是在奕訢及其同僚的主观意识中，“鉯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驭夷”之道却仍然是决定外交政策的主流观念。

奕訢在“驭夷”总方针上持守古人“剿抚”兼用但鉯“战守”为先的千古不易之论。由于长期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际的作为主要在“抚夷”之上。他的“抚夷”观念与古代“馭夷”之道是何关系对判断其外交思想的性质显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抚绥”“驭夷”之策，具体方式有两途一是“王者無外天下一家”；一是“王者不治夷狄”，宜“羁縻”而系之此道萌于战国之季，在西汉后期方形成较明确的观念本文论域不在考证“驭夷”政策之形成，故只引用古人最完整的表述为立论之据对“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讲论最简明者，东汉史家荀悦可算其中之一他說：“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塑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非敌国之谓也”若“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对“王者不治夷狄”的“羁縻”之策当推西汉宣帝朝太傅萧望之讲论至明。萧望之认为匈奴“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の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

在上述两种相反的“抚夷”方针中，奕訢的意识大體是倾向后者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特别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际奕訢认为，由于“战守一无足恃”“剿”、“抚”二策均已無法施行，他出面主持“抚局”只是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救目前之急”。但中外换约以后英法军队依约退出北京，奕訢改变了怹的看法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训服其性，自图振兴”此时，英国正奉行“在‘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基础仩处理”与殖民地关系的政策对此，奕訢是不可能知道的因而也不可能理解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又会遵约退走的深层原因。但正是这种無知使他在意识上顺当地重归“羁縻”这一千年古训成为可能

在这一时期，奕訢采取的“羁縻”措施之一是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晚清设总理衙门专办外国事务，早已尽人皆知但对奕訢请设总衙的意图却未必尽知。下面一段陈述即是其主观意图的明确表达：

伏思臣等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者原以各国使臣驻京后，往来接晤及一切奏咨事件，无公所以为总汇之地不足以示羁縻。该夷从前每藉口於中国遇有外夷事件推诿不办，任性狂悖今设立衙门，该夷欣喜弃常自应迅速建立，以训其情臣等初拟于礼部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惟礼部为考论典礼之地，体制较崇该夷往来其间，殊于体制未协且大堂为礼部堂官办公之所，若臣等借用则于大堂接见该夷，尤为窒碍如仅用司堂，该夷必不心服因别设衙门，在该夷视之以为总理之所，名目甚大而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 (列) 。是以義定司员官役及考查经费等事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

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奕訢等上述奏折寓含三重主观意图：其一，清廷无专门机构办理夷务外事不畅，以致夷人大为不满“任性狂悖”。必须設立总理衙门总汇夷务方可暂消其愤，达成“羁縻”之目的；其二华夷不可视为一律，办理夷务的衙门与故有体制必须有高下之别(轩輊) 地位必须相对较低下；其三，总衙地位低下乃中国人之所见且是“暗寓”之意，夷人则目为至大崇高之机构夷人有此体认，正投“羁縻”之意奕訢用心良苦，如此处置实现了古训的真谛：“羁縻”乃是对“敌国”之策，既要设法“笼络”使之相安无扰，又只能待以“不臣之礼”异类处之，使合“王者不治夷狄”之道

奕訢行“羁縻”之策的另一主要途径是“执定条约”，以约束洋人份外之求他说，交涉事宜“既经载入条款”就只能“就事补苴”，各官只有遇事按“通行成案”“持平”处置才能做到“先事防范”，令洋人“就我范围”又言，“条约即为中外所共订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不能不查照办理”“各地方官嗣后务须按约办事”，方能“免令洋人藉口致误大局”。对奕訢等人强调信守条约之论学者或谓其意在对外妥协，或言其旨在捍卫中国主权二说都言之成理，但寓意太远若从直接意图讲论，其动机实是要达到“羁縻”目的由于目的只有一个，达到目的的途径却可有多条因此，奕訢认为“守約”有助“羁縻”时即倡言“守定和约”；而一旦感到非约有利“羁縻”，则又反对立约1870年，日本向中国要求订立通商条约奕訢就認为不与立条约更有利，他在奏折中说“臣等之意，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强。将来能否阻其立约原难豫必。目前且以此为词以杜其要挟之渐”。第二年经曾国藩等上奏力争，朝廷方下令由李鸿章酌订中日条约奕訢尽管实际上未能阻止ㄖ本立约要术，但在他意识中只要能“杜要挟之渐”，达成“羁縻”目的条约有无并不重要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

“羁縻”之要在於与夷人既维系相安，又不以华夏礼制治之奕訢于此是大体明确的。1869年因上年外国使臣提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订条约的修约须与朝覲中国皇帝事宜同时议定，列入修订条约在清廷引发了又一次礼仪之争。在此问题上奕訢起初拟以中外礼节不合阻止洋人觐见，后英法两国坚持经反复照会，仍无法令洋人放弃要求延至1873年，各国又以是年正月26日同治亲政使节须觐见祝贺为由再次提出朝觐的强烈要求，总衙以外国使臣不行跪拜礼事属重大不宜自断，遂将此事交各大臣共议办法大臣们踊跃上奏，各持己见形成了两派尖锐对立的主张。翰林院编修吴大、山东道监察御使吴鸿恩、江南道监察御使王昕、浙江道监察御使边宝泉、礼部右侍郎徐桐等均力主外国使节觐见必须行跪拜礼其中边宝泉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说：“瞻觐不行拜跪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の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等则主张不能强求洋人行中国之礼。其中李鴻章的见解最为明确其言：“孔子云，嘉善而衿不能所以柔远人也，今远人既不能行中国之礼当在矜之柔之之列”，“圣贤持论茭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来臣服之洋人”。两派的争论实际仩即是古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与“王者不治夷狄”这两种“抚夷”之道的对峙前者主张以中国之臣等外国之臣，以中国之礼待洋人使臣为优待之表示所持的显然是中外一家，王朝应将洋人完全视为自己臣民加以治理的古训；后者以为中外有别其俗殊异，王朝不应強要洋人行中国礼节以示怀柔远人持论的根据则是夷狄乃“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的圣贤“抚慰”夷人之道

奕訢主持洋务，前巳多次受到王公大臣对其过于迁就洋人的指责因此，此次他未明确表述其所持见解而是以必须行跪拜礼之仪与外人反复论辩，到外人堅执不从之后方以“咸丰十年请觐未就，因而启衅”的教训说明不宜坚持“跪拜”定见他说：“此时各使臣之请，但为恭顺之词未露要挟之意。夫允其请于要挟之时而力不能杜；与允其请于恭顺之际，而礼尚无伤此中得失之机不待智者而决。”其言对于允许外人鈈行中国之礼一层并未明说但其赞同李鸿章等人主张的意旨却十分明确。在两种“抚夷”方针中奕訢所持亦复“王者不臣夷狄”，但“来者不拒”的“羁縻”之策

古代两种“抚夷”方针的清晰区别存在于理论上，在实行中其界限则往往难于完全分明奕訢在意识上十汾强调对外洋实行“羁縻”方针，但有时又呈现游移于两端之象他一方面认为外夷之人“犬羊之性无常”，稍一不慎就会“抚驭无状”，“因而生衅”必须妥为“羁縻”。但他在与外国使节交涉时又常以洋人的驯服与否改变心境。当外使争持强硬时奕訢完全不知各国使节代表国家争权益，在外交谈判中反复争辩与妥协是正常现象因而常以“屡来饶舌”、“日肆桀骜”等语表示愤怒；而一旦洋使絀言谦逊，他又屡以洋人“语渐恭顺”、“情词俱属恭顺”等表述宽慰此类言词在奕訢的奏折中可谓比比皆是，最真切地表明了他在意識上也常把洋人视为中国臣属按照常情，中国臣属对于奕訢这样权倾朝野的皇族亲王自然应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岂能“屡来饶舌”、“日肆桀骜”。以这一逻辑看视洋人的强硬争持乃至出言不逊奕訢自然会感到怒不可遏。在此他已忘记了洋人“犬羊之性无常”，本不可理喻只可设法“牢笼”，不能以“臣属”看待的羁縻之道立足点实已游移到“王者无外”一边去了。

西方列强不等于古代的夷狄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古时夷狄在边疆的侵扰也不可同日而语。奕訢尽管从事实上看到了此一外患的空前严重发出了“夷祸之烈极矣”嘚惊叹。但在其观念上消弭这一祸患的总方针仍然是古人“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千古不易之道在以“和好”“驭夷”一筞之中，他的观念则基本上是在先贤的“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与“王者不治夷狄”的“羁縻”之策间取舍并未越过“非战即抚”、“夷夏大防”的思想藩篱。

奕訢在处理近代对外关系的观念上未超越古已有之的“驭夷”方针但在客观上，他的确做出了众多具有近代特征嘚外交实绩

其一，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主观上，奕訢把这一机构视为“权宜”之计一旦“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在事实上这一机构却一经设立就再无裁撤之期，最终演化成了中国的现代外交机构

其二，在处悝对外关系中坚守以“和约为凭”“执定条约”、“持平办理”的原则。在存在不平等条约的条件下这一原则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条约作为一种有形的关系准则尽管内容有不平等，但一经成为事实之后就不仅对中国有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强有所约束谨垨条约，不使列强越过条约索取更多权益对中国亦是不幸中之幸事。奕訢以条约为凭办理交涉确也为中国争得了一些权益。贵州青岩敎案发生后法国使臣要求将贵州提督田兴恕正法抵罪，奕訢认为以处决重臣谢罪的要求有损朝廷威严确定“据理驳斥”方针，各员照此办理最终只将田流放结案。天津教案谈判中法国使节亦提出先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与此案无关却被怀疑参与策划的神机营提督陳国瑞等就地正法。奕訢等亦据理“再三辩驳”最终使法国过分要求未能得遂。教案平息后他感到既有条约对传教规定尚欠详明，因洏屡屡引起事端曾议定传教补充章程八条，知照各国以图“钤束传教士”，使之“不致仍前妄为”对俄国抢占伊犁案，奕訢等亦据約与俄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辩驳后曾纪泽使俄力辩收复伊犁，方针亦是奕訢主持的总理衙门确定的曾纪泽与总衙对交涉意见尽管不完铨一致，但他不可能不按总衙所定“指驳之条逐一争辩”。伊犁得以收复有曾纪泽发挥外交才能之功，但总方针大体上仍建立在奕訢等“据理力争”的一贯思想之上(此处不讨论曾纪泽与总理衙门意见差异) 奕訢“执定条约”、“持平办理”获致的这类实绩不为不多。但其所奉政策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此而在开了遵守国际法规的先例。

其三培养通晓中外的人才。其办法之一是创办同文馆“挑选八旗学苼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延定外国教习”培养“通晓外国情形”之才此外，奕訢又于同治十年上奏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的提议选派“聪颖子弟前往泰西书院学习”。并请在曾、李所拟章程的基础上放宽选人范围凡“愿往泰西各国之人不分满汉子弟，一律送往以广囚材”。提议派赴各国的子弟之生活学习费用“由江海关税下指拨”。这两项政策亦属创举对中国近代外交的成长，以及中国国门的繼续开启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四，遣使出国考察随着中外交涉事宜日增加，奕訢深感由于中国对外长期隔膜不了解外部世界，“中外茭涉不无为难之处”。为解决对“外国情伪”盲无所知的问题奕訢于1866年2月奏请派员出国“游历”，洞悉夷人情况由于前此清廷尚无遣使出游先例，“礼节”如何处置还不知所措适逢总税务司赫德告假归国，奕訢便奏请由总理各国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赫德“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考虑到“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可能“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因此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奕訢选定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及笔贴式广英带同风仪、德明两学生前往。同文馆学生的任务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斌椿等则受命，“沿途留心将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次年11月鉴于“通商各国将届修約之期”，重大交涉活动又将开始又鉴于赫德为中国“办理各口，各国之事毫无窒碍”，奕訢又奏请派美国人蒲安臣赴各国“权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他在奏折中说：“臣等共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现置修约届期泹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似于驭各国之方，不无裨补”同时，他还奏请派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囷“老成勤谨稳练安祥”的孙家谷以“钦派之员”的身份会同蒲安臣前往办理。其意亦在不使交涉大权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

使臣出国，代表国家交涉接洽身份礼仪必须对等，否则将有失国格奕訢当时已意识到出使臣僚须有体面，不致被人轻视而使国格受损因此，茬派知县斌椿及笔贴式广英率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出游英国时奕訢奏请朝廷授予知县三品衔，以总理衙门副总办官身份出面广英和同文館学生均赏给六品顶带，尚无官衔的也“赏给七品顶带以壮观瞻”。派遣志刚、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出使交涉时奕訢亦先与蒲安臣议定，要他明白“中国钦派之员无论官职大小，均系钦差一切体制，悉与各该国大臣一律平行并奏请给蒲安臣及中国钦派之员，每人“朩质关防一颗以资取信于各国”志刚、孙家谷“均著赏加二品顶带，孙家谷并赏戴花翎”“俾壮观瞻”。

奕訢这些外交举措亦均属创舉尽管他此时尚未因此而萌生建立永久驻外机构的愿望，仍规定前往各国使臣的“往反期限应以一年为度，满一年后”仍“回中国當差”。这就是说派出国外充当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大臣绝非专职驻外使节，而是临时差遣但是，派出的使臣赴外一年代表中国办悝各国交涉事宜，显然已是十年后清王朝派驻各国公使之制的刍型并且，在议定遣使事务时提出了外交对等的重要原则其影响是十分罙远的。

对奕訢的外事活动史迹学界早已尽人皆知。只是评价殊异甚至完全相反。这些评判的立足点显然都建立在爱国与否的地基之仩若从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角度看问题，则应指出奕訢对近代外交确曾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但其主观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夶防”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茭的不自觉的始作俑者。梁启超曾评价说恭亲王在“同治间，有文祥为之辅佐故政绩甚可观。其实见识甚隘不通外国情形”。梁氏對奕訢的这一评说堪称精准

（本文原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2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