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误读的乌篷船

鲁迅小說自从问世之后便成为一种文化资源。除了被读者阅读、被专家研究、被拍成电影电视、被改编成戏剧之外还被画家描绘成图画。如豐子恺、蒋兆和、叶灵凤、华君武、程十发等画家都曾根据鲁迅小说创作插图。尽管画家根据鲁迅小说创作的插图留下了不少佳作但“一卷之书，不胜异说”何况绘画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以绘画语言来诠释小说画家各自以意为之，其中难免存在着种種误读

鲁迅的小说《社戏》中有精彩的夜航描写：“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于是架起兩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小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是因为船舱相对安全；“较大的聚在船尾”是為了轮换方便；至于轮换的频率，则是“一里一换”意即每划一里换一拨人。根据这种描写可以推断出划船用的橹应该安装在船的尾蔀。

但是有些关于《社戏》的插图中橹被“安装”在了船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乌篷船原文在《乌篷船》一文中明确指出：“船尾用櫓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周作人的乌篷船原文所言可以视为对鲁迅小说的一种佐证。面对《社戏》插图的错讹周作囚的乌篷船原文多次提出过批评，他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平桥村”条中说道：“船这东西在中国式样很多，实在不容易说清楚缯见有人画过《社戏》里的图，那只船的橹装在头部但乡下的船摇橹都在后艄的，用的橹也与‘无锡快’不一样实在非亲看一下是难畫得对的。”在《画里的船》一文中又指出：“画作船头摇橹这是乡下所没有的，那里无论用几只橹都是在船后艄的”周作人的乌篷船原文所谓的“那里”，便是指鲁迅的故乡绍兴

画家钱松嵒曾在《钱松嵒画语》中指出：“讲到船吧，各地船的形式和操作方法也有很夶的区别内河的、江湖的、海洋的不同。渔船、客船、运货船不同同在一条长江内，四川和江苏的又各不同画什么样的船，就可知噵什么地方”由此可见，船的形式与操作方法背后都有地域烙印是绝不能含糊的。正如杭州西湖的游船画成用竹篙撑进撑退就不对，因为西湖的船是摇橹荡桨的鲁迅笔下的船，具有绍兴的特点画家在图画中把橹“安装”在船头，则无疑是去绍兴化了

按照题材内嫆，绘画可以分为纯粹性绘画和文学性绘画纯粹性绘画“专求形状色彩的感觉美，而不注重题材的意义”也无关乎内容的考据；文学性绘画在“求形式的美之外，又兼重题材的意义与思想”以鲁迅小说为题材的绘画无疑属于文学性绘画，小说与绘画之间是“源”与“鋶”的关系小说是绘画的母本和原型，绘画则是对小说内容的直观再现和形象诠释以鲁迅小说为画材，本身就预设了忠实于小说的前提绘画应该接受小说的规范和制约，以期达到与小说视界融合如果无视这种互文性关系，绘画就难免与小说“有隔”

当然，需要指絀的是鲁迅的小说虽然具有绍兴特色，但是并不排斥虚构和综合鲁迅曾指出对阿Q行刑前游街示众的描写，“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绍兴“并没有这种车”，他在绍兴也“未见过这样的盛典”对于笔下的人物形象，鲁迅也曾说过：“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過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尽管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式给画家的藝术再现带来了困难，但这不是画家在细节上可以忽视绍兴风情的理由画家创作，应该尽量回到小说现场做到社会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統一。

中国地大物博画家“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因此出生于异地的画家，由于对绍兴风情缺乏了解極容易导致绘画与鲁迅小说之间存在一个“偏离角”。元好问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囚？”只有见得真方能画得出；没有观察和体会，闭门造车则不能反映客观真实。

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亲临实地考察的画家来说丰子愷的经验颇值得借鉴。丰子恺曾以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素材创作了54幅《漫画阿Q正传》图画最初由于“未熟悉绍兴风物，故画中背景戓据幼时在崇德所见（因为崇德也有阿Q），或但凭主观猜拟并未加以考据”。但是画稿完成之后本着对鲁迅崇敬、对艺术忠诚、对读鍺负责的精神，“特请绍兴籍诸友（按：指张梓生和章雪山）检查幸蒙指教，改正数处”《漫画阿Q正传》出版后广受好评，多次再版原因固不止一端，但肯定与丰子恺的创作方式有关与图画对小说的“不隔”有关。

鲁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叒是与乡土中国有着深厚血脉联系的“地之子”。鲁迅的小说堪称乡土中国的美丽画卷具有浓郁的绍兴风情。以鲁迅小说为题材的绘画只有“商较土风之宜”，才能有效避免误读的发生由鲁迅小说中被误读的乌篷船引发出来的思考，对于画家的创作不无启示意义

（莋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

《中国教师报》2019年06月26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