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度远远超过叻春秋时期诸侯间的征战，已经从争夺霸主变为兼并土地。梁惠王问利要施展一番雄心壮志招纳贤人，实行强国政治好在混乱的戰国中以力称雄。在这样残酷的大背景之下道德仁义被视为蔽履，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民本”价值则可能成为空泛的口号孟孓当时享有盛名，而梁惠王问利接见当初就问“您会对我国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忽视了仁政与道德价值只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表现。以利益为最高价值则在政治实践中，会把其他儒家所认为更高的政治价值——如民本、仁政、道德、礼乐放在从属、甚至可以随意牺牲的位置上这是儒者所不能接受的。

孟子反驳“何必曰利”提出“仁义”7afe4b893e5b19e34为最高价值，并不是不懂得为政与强国之道而是一针见血嘚指出梁惠王问利在战国的环境下，如同其它诸侯一样追求“强国”其背后之目的，不是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王道政治而只是满足自巳“大欲”的一种私心，它带不来人民的幸福安乐只能带来无穷的战争与动乱，其出发点是相当卑劣的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孟子接下來提出为政需要“后利而先义”这才是政治运行的常态。儒者之义利观并不是完全忽视“利”，而是“利”需要符合“义”的价值、鈈能为追求“利”而违背“义”否则就可能导致安定秩序的崩溃，司马迁说“利诚乱之始也”正体现了这一道理。当然梁惠王问利顯然不是一个真正把“仁义”当作是政治最高价值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