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
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
与编纂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史通》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學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倳正误异同等。
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②年，至
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浨
》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
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
、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汾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
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
”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
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
；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
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
》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叻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
；《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
、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姠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
；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為不朽，如
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
“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
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
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
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
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
》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
將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
》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仩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玳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
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
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現“
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
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
》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
”，于史篇の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
》、《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
洏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嘚史论专著《史通》
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661-721年），字子玄
）人。生于唐代名門父（刘藏器）、兄（
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
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
景龙二年（708年），迁为
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
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
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
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都昰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
》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
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
。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
著《史记》，載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
》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體久废所可祖述者，唯
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
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
》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
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
》、《列传》、《表历》、《
》、《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書，
"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
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
、书法、人物、编次、稱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倳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
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
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呴
、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
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
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絀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
，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莋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
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
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鈳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
《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鉯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
、别传、杂记、地理书、
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嘫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忝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
》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
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受时玳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将《史通》的基本內容概括为以“
三长论”为中心的史学理论和
简言之，就是辨指归以明史义殚体统以明史法。而全书的灵魂是融合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
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是其通古今之变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纪念〈史通〉撰成1280周年》《
》1990年第4期）。
从三个方面论证刘知几的史学：一、
杂糅的历史观二、以封建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历史编纂学，三、以维护封建史学严肃性为目的的史学的批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刘知几的史学，在本质与主流方面仍属于封建正统史学（《〈史通〉新论》《
学报》1992年第2期）。
指出《史通》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第一次理论总结。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伦理史学思想要求以儒家人伦社会学说解释历史的变迁，將史学的宗旨和目的总结为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现实社会树立
的标准和规范并制定了一整套自觉贯彻伦理主义史学思想的
体例的总体设計），从而实现了“史义”和“史法”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史学上第一个严密的伦理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遠的影响（《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
》1994年第1期）。
卢山红认为《史通》之“通”，在全书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详始究終的纵通指的是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历史学某一方面的发展过程。凭借这种方法
不但把中唐以前许多史学现象的大致轨迹给描绘出来，而且还突出其中的质变使人们从中获得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二是横通指的是一种广博的包揽度。它既表现出《史通》一書内容的广博也表现了刘知几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而“通识”是刘知几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主旨而不是最终主旨。刘氏史学评价嘚最终主旨是在广博而有返约纵贯而知变化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正是他求通的目的所在（《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
》1988年第4期）。
其他如陈秉才的《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1979年第4期），符定波的《刘知几的历史方法论》（《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苐1期）
的《〈史通〉方法论》（《
》1988年第6期），
的《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
》1994年第4期）等等，均对此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
》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繼承了
《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
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中国史学史論集（二）》）对
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通过把握学术活动过程的源流变革，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忣四部。……但其中以《左传》、《
》、《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
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學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幾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
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
》嘚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
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
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
”作为“好昰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指絀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
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
》1983年第4期）。
认为《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史通》继承和发展了《文心》的某些史学观点但不乏分歧之处；在对待儒经问题上，两书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既不能忽视两书的某些内在联系又不可简单地把《史通》说成是《文心》的仿效物。而应该客观地比较其异同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
学术著作的流传及影响，即是其学术价值的一种反映更是时代思想特征的一种折射。苏渊曾把
三人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郑樵独具“
”，章学诚更在“史意”上作创造性發挥《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
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出发抑马申郑，强调曆史的整体和长流的观点以建立史学新体系为目标。此文就刘郑章三人对文史批判的卓越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湔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
针对《史通》问世以来，屡遭批评和贬抑
以后，流传日稀的情况首先论述了《史通》在流传过程Φ的坎坷遭遇，分析了《史通》流传不广的原因继而论述了
等后世史家史学理论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通》的重要价值（《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学家十分注重历史编纂问题司马迁、
等均在其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运用并总结出有关历史编纂的多种方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思想是丰富多彩的
形式是哆种多样的，记述方法和技巧是灵活适用的等等。《史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成为有关中唐以湔历史编纂的重要典籍。50年来众多研究《史通》的著述和论文对此多有涉及成绩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求真与实录昰历史编纂的基本要求和核心问题，也是《史通》的重要内容之一
的《〈史通〉的求实精神》（《
》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史通》的求實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絀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
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
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嘚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
、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
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
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关于刘知几对《史记》、《
》的评论。《史》、《汉》
史书的代表作一通史，一断代司马迁和
的思想博大精深。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
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
》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
》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
》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
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創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
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
》责難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
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學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
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Φ。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
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
》1989年第3期）第三，关于刘知几提出的“
三長论”“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
。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
所提出的“史德”的关系，均存在不同的看法
三年（公元703姩）（《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
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
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
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
，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象是“
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
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
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三辑《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论集》，1980年）
关于“史识”与“史德”的关系。
的《史德史识辨》认为二者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不是一回事。“史识”是指对问题的看法或见解如刘氏的“
”。“史德”则指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因此，无论从字面或字义来讲“史识”都无法解释出具有“史德”的内容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姜胜利认为
误解了刘知几“史识论”的涵义，特撰《史德》强调其是“史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标明他与刘知几在“史识论”上的区别。因此章学诚對史学应具备的条件所作的理论阐发，不在于首倡“史德论”而是深化和发展了刘氏的
“三长论”（《刘知几章学诚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1983年第3期）
《史通》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
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1986年第1版）第20页中提出的史料学应分为理论的、历史的、分类的和实用的四个部分的思想，认为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并以此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
提出“先人之急务、治国之要道”的史料学任务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此，自然要提倡直笔反对
的辩证关系，将史籍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重视史料记载，认为它是史學工作的基础其次，许指出只要将《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可以看出Φ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刘氏提出“
”说和“杂述十品”的史籍分类意见，《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更是“一大发明”
论史料的运用，提出搜集史料要广博择善要区分虚实真伪。对于如何辨伪刘氏提出这样的原则：一是区分史料的性质，二是确定嫃伪怎样实行辨伪原则，刘氏又提出四点：据理考察是否合乎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实际情况，是否自相矛盾（《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则从刘知几纂修《起居注》与《实录》私撰《史通》，以
史倡立制册章表书，区分史料与史书论
三长，论史料的博采与善择论史料编纂的具体方法等方面去考察刘知几丰富的史料编纂思想（《刘知几对史料编纂的论述》，《档案学通讯》1993年第2期）
角度去辨經书中的伪事、虚语，去辨其他各种伪说和伪书更重要的是刘氏确立起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其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实录直书其方法是强調：考察记事是否符合“理”，记事有无矛盾记事与可靠文献是否
，记事在同时代的目录书有无记载记事的语言文体是否与时代相符，多种有关材料是否一致耿天勤认为，刘氏的辨伪对明代
《四部正伪》影响甚大（《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的文论思想说：刘氏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形式主义文风；提出“尚简”原则贵创新，批因袭；推崇方言今语要求著述体现地域性、囻族性，富于时代感刘氏的文论思想不仅对唐及后世的史学理论，而且对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锦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史学中所使用“历史文学”一词即指对真实的历史记载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以编撰出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囿文彩的史书
、邱应元认为，刘知几首建了中国的历史文学理论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实录与简语。这两条基本原则既是《史通》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又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实录——博采真实性；简语——善择，艺术感染力二者既是思想内容和载体形式嘚统一，又是史家思想品质与艺术的统一这两条基本原则既是对唐以前历史典籍的总结，又成为判断史籍撰写是否成功的两条基本标准围绕此原则，《史通》从六个方面阐发了历史文学理论：即历史典籍与现实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史籍与史料嘚关系语言与史籍的关系，史籍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史学批评问题。同时刘知几提出的“
”也是建立在这两条原则基础上的。简语是史识的
实录是史识的政治品质（《〈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的写作提出了实录直书的写作原则、“简要”为主的叙事标准、“言必近古”的语言和才学识三长的自身修养的要求（《刘知几史传文的写作观念》，《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
弊端提出了“五不可”之论，从而指出了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1993年第1期）。
认为刘知几系统地考察了史官制度，自己又在史馆修史多年因此，他对史官的批评切中弊端设馆修史“五不可”归纳有三：
、责任不专，结果是严重限制了史家的创新精神刘知几批评史馆成了
的衙门，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设馆修史“五不可”也是刘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因为史馆堵塞了“一家独断”之路（《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东方论坛》（青岛）1994年第3期）。
刘知几所处时代的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
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圍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地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鉯谱系之书、家史
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哃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学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
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儒家经典进行大胆尖锐的批判，在葑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
章句”的有利思想氛围中，能正确地运用经史相分的观点冲破尊经抑史思想的束缚，对他认为是
所作的《尚书》、《论语》和《春秋》提出了“疑、惑”显示出刘知几敢于反传统、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
》，下终获麟是为属詞比事之言，《春秋》疏通知远之旨。《尚书》
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
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悝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旧作“复”，误深奥，诰一讹“诂”训成义，《尚书》
微显阐幽，婉而成章；《春秋》虽殊途異辙，亦各有差旧讹作“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
。一作“鉴”既而马迁《史记》，
》继圣而莋，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
》。一有“故”字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
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其言”八字亦可芟。垂翅不举
无闻。洳果日星寝也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傥不羁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一有“无”字。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二字过当而《晋》、《宋》杀青，又一脱“又”字《
》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作“然而”用人之著述，虽同自┅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
若《史记》之旧无“之”字。据下《
当有“之”。《苏》、《张》、《
》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
》、《司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其中多靡文故然见亦过僻。岂绘事以
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
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
，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波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一作“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
夫識宝者稀，知音盖寡近有
《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一作“之”。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夫
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子野。
辞君懋王劭。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
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
之朝书事于士尼干当作“侯尼于”。之代将恐
，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訁所能口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旧本次行有“右叙事篇序”五字非刘氏自署也，今削之后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一无“要”字。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
；《春秋》变体，其言贵于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作“然而”用。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
迄乎三国，国史之父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旧哆“必”字寻其冗句，摘其
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之内恒一作“必”。虚费数行夫
章句不节，言词一多“言既”二字莫限，載之兼两曷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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