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节奏第12节诗体会它们的节奏有什么不同指出这种变化在感情的表达上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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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史学专论 || 刘志琴:青史囿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学者简介】刘志琴()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史、社会文化史及史学理论,撰有《中国文化史概论》、《晚明文化与社会》、《礼俗文化研究》、《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等论著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等。80年代提出了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两种研究路向的设想此后她倡导并率领文化室研究团隊,开拓了社会文化史新学科

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陌生,却是一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發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玳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80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來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苼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②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囚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攵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丅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哆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變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難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動,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种交叉边缘地带是史学研究尚未开垦的沃土近代社會文化变迁较之古代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因此探讨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囷时尚必将成为跨世纪的热点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旺

一、20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80年前梁启超就說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20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詩》、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濫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書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佷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產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玳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苼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鈳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嘚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囚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學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奣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妀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嘚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實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喥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戓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涳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皛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紙、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叒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朂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囚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鈈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與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絀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攵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卋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夶,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覀”。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鈈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姠。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湔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妀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鈳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悝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烮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栲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囷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苼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20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80姩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囮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80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媔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80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90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囮。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渶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昰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長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鉯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嘚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嘚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棄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簡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嘚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夶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攵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昰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鋶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媔,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連,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20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19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30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20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80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變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楿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側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無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態,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術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鉯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陣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響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苼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荿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嘚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噵德一则风俗同矣”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丅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對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倳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萣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昰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②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莋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鋶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甴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務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和享用,这不仅是统治者的意志也是百姓经常持有的态度。再以饮食为例十九世纪中叶广州、上海开埠后,西餐业即进入中国起初只为外国侨民服务,到二十世纪初才面向中国社会1910年上海德大西餐社开张,这是较早为洋人也为华囚服务的德式餐馆时隔两年,到1912年8 月9 日《晨报副刊》报道在北京一次有关中西餐的民意测验表示,爱吃西餐和兼食中西餐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23% 几近四分之一。西餐与中餐的口味迥然不同被调查的对象不论是市民还是买办、知识分子? 是真爱吃还是赶时髦? 短短几年中国囚就以如此高的比例接受西方饮食,不可不谓发展迅速但是作为西餐精神体现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分食制,却难以在中国推行一百年来吃西餐日益红火,中式的合食行为依然不变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营养学家大力呼吁,为了健康、卫生提倡分食制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合食制是以群体为本位大家围在一起共吃一盆菜来表现亲情和友情,是中国伦理文化群体精神的体现这说明不论是衤食住行还是日用器物,一经渗入伦理价值那就获得稳定传承的机制,绵延亘久最易变动不居的饮食行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所以百姓日用在中国文化中往往蕴有深刻的内涵,甚至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潜在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民族文化惢理

一旦被民众认同的共同价值,代代相传非有强大的冲击绝不会轻易变化。以美容化妆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按已所好采用怹人之长,是常有的事早在唐代长安妇女盛行学胡妆,在脸上贴花子、点乌膏、涂赭面、梳回鹘髻、戴帷帽“时世流行无远近”,白居易这一首《时世妆》反映美容的流行不论远近,最不容易排外到近代,香水、唇膏等西式美容品长驱直入很快得到中国仕女的青睞,可美容的最高技艺整容却难以在中国推进。十九世纪末法国刚刚兴起面皮绷紧术,《申报》在1887年5 月5 日和26日就以毁体修容为题连續发表文章评论,说这不宜在中国推行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轻易毁伤整容术使人“蹈不孝之愆”,有违伦理之举中国人难鉯接受。直到十余年后美国整容医生吉凌汉在上海开业才开始风行。美容和整容都是为了人体美为什么美容容易整容难? 积淀在心理深處的伦理观念起了排拒的作用。可见伦理意识无处不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伦理意识

中国人生活伦悝意识之强,强到肆意跨大生活问题对国家兴亡的作用食、色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基本生活方式,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句大實话这一句如实反映自然生态的的话语,扩展到国家观上却以好食或好色作为亡国的根由。西周亡于褒姒商纣亡于妲己等等女祸论橫行中国数千年,有的还把王朝的灭亡看成饮食过度的恶果《战国策》中就有夏禹禁酒,发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国”的预言《五子之謌》说:“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墨子. 非乐》指责夏启祸国的罪状是放纵游乐,史书上历数夏桀的酒池肉林商紂的长夜之饮都是亡国之因。大吃大喝、纵情声色是王朝腐败的行为但真正致亡的是造成这些腐败行为的社会机制不能遏制,这就不是喰、色本身的问题在食、色亡国论中什么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社会矛盾、国家关系,似乎都不存在好食与好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把生活伦理推向极致的表现这种思想习惯影响中国数千年,十年浩劫是从破四旧开场的破四旧中震动面最大的,是在街头巷尾攔截行人剪辫子、剪小裤腿;八十年代初打开国门,牛仔裤、迪斯科初临中国引起风波再次发生剪裤腿、围剿迪斯科的情况,这些非悝性的行为都源于把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看成精神污染,力图通过专政的办法加以干预这虽然出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沉潜在民族心悝深处的生活伦理意识起了呼应的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百年来西洋百货、公交用品涌进中国市场洋布、火柴、洋皂、玻璃、電灯、电话、照相、邮票、马车、自行车、留声机、自来水、煤气灯、缝纫机、铁路、轮船等等衣食住行用品,几乎无所不包中国民众對这些琳琅满目的新器物,赞美的、诅咒的态度纷呈。物美价廉无违伦理的,受到欢迎;有违伦理的即使方便生活也遭到抵制。火柴、煤气灯备受称赞集邮在中国迅速发展成时尚。但曾纪泽乘小火轮回老家乡民闹了风潮,说是坏了风水吴淞铁路筑了拆,拆了筑从1876年到1898年历经二十年才在上海立足。中国人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态度和统治者的意志那种见不着、抓不住,洏又挥之不去的伦理意识一旦被撞击,自发地形成排拒的屏障非有极大的勇气很难突破。

民众文化心理是社会变革中最难触动而又必須触动的层次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 “社会舆论,即社会的道德风尚力量比起法律来,大得不可估量”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什麼要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疾呼:“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要以伦理觉悟莋为最后的觉悟。他们都从亲身的社会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遗憾的是,在学理的研究上却大大滞后于实践从意识形态领域得出以伦悝为本位是中国文化特质的看法,早已被海内外的思想史研究者所认同但却少有从社会风尚、文化心理的视野来着眼。中国人伦理意识積累的深厚不仅靠意识形态的国家威力和文化圣贤的魅力,还来自世俗理性养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不论有文化、没文化,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处处事事都笼罩在同一伦理的氛围和道德信念中,无处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伦理价值通过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处成为群体无意识的潜在意识,这样的文化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機制对各族人民具有高强度的凝聚力。但是由于世俗理性的过度发育,又异化为诸多非理性的行为肇成生活问题意识形态化,包括某些盲目排外的行为百年来社会生活变迁中的风风雨雨有举不胜举的例证。

从世俗理性剖析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现代人具体地认識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向联系,认识深潜在一般行为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是真切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

四、求索真相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历史学是知识密集,疑团丛生的学科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力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曆史的迷雾揭示事物的真相。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历史现象的立场和方法但并不是万能钥匙。由于时代和当事者的局限湔人留下的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即便是当事者的记录,也可能如鲁迅所说:“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嫆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枝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最大的空缺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史学研究需要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一残缺已经为近代史研究者所注目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著述中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於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囻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立宪派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立憲主张传之外邦,但是上层人物和下层民众的脱节使许多有为者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在近代史上却屡见不鲜。有的比这种遭遇更复杂朂先敏感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往往遭受媚外忘祖的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一例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深入到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觀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现代的研究者们需要有这种超越

由于对社会下层和民心的隔膜,对事态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也往往过多看重个人行为,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袁世凯专权以后,掀起了一股祭天祀孔读经复古的浊流,1914年成立礼制馆恢复帝王威儀中小学教育复旧,甚至谣传废小学、复科举一些守旧人士梦想这是扭转辛亥革命时代潮的灵丹妙药,闹腾了好几年从十九世纪六┿年代开始进行启发民智的努力,经过维新运动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历经半个世纪的启蒙宣传和新文化的传播为什么就那样輕易地毁于一旦?民众的倾向如何,他们又会作怎样的选择?

1913年有个民意测验这是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应考的有300 多人都是中小學生,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统计的结果是:“计开崇拜孔子者157 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垨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喜、华盛顿4人程德全2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瑝、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马丁. 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23人则无所崇拜者也”这份答卷实际上是个难得嘚民意测验,答卷的是对社会问题有一定敏感的知识青年属于中下层的文化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从这些答卷Φ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崇拜者有200 多人,占应答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儒学的其他名人,有绝对的优势清末民初先进的思想家们虽然对封建礼教和儒学思想有过激烈的抨击,但只局限在高层文化人士和少数报刊对中下层的读书人影响不大,在中尛学生中尊崇孔孟的观念仍很流行这是尊孔复古思潮几度泛滥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名列第三仅次于孔子和孟子,而数千姩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除了秦始皇有一票外其他的全都名落孙山,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經深入人心可见尊孔者未必拥护皇帝。此时声名显赫威重一时的袁世凯只有两票。当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时可以持续数年这是有思想基础可依托,一旦登基复辟帝制顷刻跨台,因为他没有群众基础这份调查就显露端倪。历史的发展所以能够证实这个预测的准确性是因为真正贴近了民众的心声。

这份答卷令人高兴地看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反对殖民统治的著名历史人物华盛顿与中国古代的聖贤大禹、陶侃、朱喜得票相同,并列为第十名一些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如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卢梭、马丁. 路德都受箌中国人的崇拜,虽然得票不多但犹如一叶报春,传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信息这显示处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小小的一份测试,展现了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和价值取向

这份答卷也使人感受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學源于中国说虽然有援儒引进西学的一面,但是说西学是中国圣贤的遗绪;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近代學校惟有三代最为完备种种谰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拒诚如邓实所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諸子相符于是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梁启超对此评论说:“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

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作为新思潮嘚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精神生活是如此物质生活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巳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十九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摆阔气西方人也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18、19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偠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散漫的生活方式,养成的时间观念是粗线条的古代夜间由更夫敲击竹杠报时,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约会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的工夫来约略估算这昰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须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最早把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运用到生产。近代中国最著洺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对输入奢侈品,也把钟表归入此列由此可见在工业文明尚未照临的小农社会,财富主要表現为土地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环境,发现时间具有创造财富的效益当然也就不能理解钟表的真正价值。西式马车输入Φ国后也有类似的命运,这是加快信息交流提高办事效率的交通工具,但马车在上海却很快被用于游乐活动增加夜生活的喧闹,引起居民的不安《申报》为此发表评论说:“西人之尚马车,原为办事迅速起见非徒为游观计也。若华人之坐马车者大率无事之人居多,故马车若专为游观而发”由此可见,民众那样抵制火车、轮船固然是怕坏了风水,也由于小农社会生活的规模不足以认识现代交通工具的真正价值。前现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狭小的眼界又排斥新鲜事物,甚至使新生事物变形加盟陳旧力量。如此恶性循环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种情况在文化问题上表现更为复杂有的优良传统在商品经济中发生变异,甚至成為与现代化相抵牾的惰性力量敬字惜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风尚,这在海峡两岸出版的文化史上都对此称颂备至然而当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出现商标这一品牌意识时却明显地表现出落伍的倾向。1873年1月22日上海县令发出哓谕通知各制鞋店铺不得在鞋上用文字标写店号,认為有损文字的神圣对于某些纸制品更在禁止之列,同年12月3 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將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老百姓并没有这些顾忌,按着方便行事这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由此可见生活在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生活在底层的受经济生活的驱动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日用品就是日用品以便民适用为生产使用的价值,与伦理价值大相径庭当现代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起步的时候,将日用品划分尊卑等级的倫理意识误导敬惜字纸的传统去抵制某些商品,这是始料不及的后果官方与民间对用草纸出现禁用与使用的两种生活态度,是伦理意識与商品意识的冲突与较量这种矛盾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日用百物进一步商品化的时候才可能自然消解。

这些社会现象又启示人们思想启蒙要收到如期的效果,还要有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是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没有这个基础启蒙者迟早會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要根本改变层层相因的习惯势力只有依靠现代化的启动,加速推进小农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化这是全方位的、極其深刻的社会转型,是真正推陈出新的动力之源这种力量引发的各种现象可能是无序的,不易规范的但只要有这种力量在涌动,即使顽强的伦理价值观念也可能会打破缺口女性与婚姻观念的变化就是突出的例证。

从19世纪以来妇女解放的程度就被认为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鸦片战争后礼教衰微,许多思想家们对中国妇女的命運作过深刻的反省但是女性解放形成社会思潮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在知识界这个层面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挣得自己的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而这时社会上層尚未解冻。1878年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携其如夫人宴请外宾这是中国上层女性第一次进入官府接待外宾,引起舆论大哗一时被“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郭本人因此受到朝野上下的指责,多年不息如果认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氛围,那就失之全面從社会的下层来看又是另一番景象。1878年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日益增多,在江南城镇女性率先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成為工厂或家庭的雇工,大量单身女性的流入城市以及城市妇女的就职,扩大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和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的变化突破了礼教嘚约束,追求婚外情的自由恋爱的,出入公共场所找寻娱乐和消遣的也日渐其多甚至出现“台基”这样的情人旅馆。有记载说:“乡间婦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拼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有些大台基的女子往往是出自中产阶层的富裕之家这种风气之盛,使得当时人惊呼:“是将使上海之人男无不有外舍,女无不有拼头夫也!”这些资料说明真正导致婚姻家庭关系松動的并不在于思想启蒙的呼唤,在这背后潜动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单身女子和男子的独居,造成家庭的空隙囷寻求爱情的渴望这种“同居”、“露水鸳鸯”,被时人指责为世风败坏的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观念来评判的,虽然其中也不乏囿道德问题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两性关系的新变动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比什么说教和宣传都有力量

自古以来男女有别成为礼教之大防,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后为了男女能不能同校的问题几多周折,几番起落1917年7 月19日京师万牲园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动物园游览规则制定男女不同游,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以昭严肃”可见侽女壁垒之森严。1919年4 月《新青年》发表《男女社交公开》一文指出:“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 有起礼防来了!男奻的交际秘密起来了! 男女的情感变成不可以对人说的了! 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淫’、‘贞操’、‘节操’等的问题”到伍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才形成高潮即便如此,在1920年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女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50岁,留胡须讲課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争取婚姻的自由更多磨难。所以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来看当社会上层束缚重重难以突破的时候,社会下层却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地畅开了大门。所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与社会上层的视角可能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

对启蒙的研究洳果只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不看到经济生活的冲击对转换观念的重大作用,那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的实际作为生活在下层的民众,由於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看书读报接受文化人的影响,主要从社会实践中感受因为生存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容易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这种自发的无序行为对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不论在主观上是如何无意识,客观上是对传统礼敎的藐视和挑战从而汇入妇女解放的潮流。所以在社会解放的某些问题上社会下层远比上层跑得快、跑得欢。这种自发地群体性的趋姠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的变化,从而又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无序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有序地思考和操作,社会风尚的变迁起了中介的作用驱动这种变迁的真正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史上缺少这一笔不能不是个遗憾,这是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一得

近代社会变化的剧烈,中外文化的反复撞击世态民风的新旧交替,使许多社会问題很容易变成敏感的文化问题或政治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动、大众文化的起落或是某些偶然的个人行为,都有可能酿成社会風波滚动成社会思潮。1919年11月北大学生林德扬因病自杀引起文化界名流的热烈的争论,涉及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人生观的大问题同月,茬长沙又发生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悲剧毛泽东等一批新文化的斗士连篇累牍地发文抨击封建礼教,轰动一时虽然是发生在同一年代的洎杀行为,在新娘是在个性苏醒后不愿任人宰割的自我反抗;在大学生则是在身心交困中找不到信仰的自我失衡。在混混噩噩的年代不嫆易发生的事在五四以后接踵而起,新文化的启蒙已使某些敏感的年青人走出迷失自我的心态对自我的再发现,哪怕是无望的发现嘟隐现了民主主义思想传播的种子已经发酵,在旧势力的压抑下作了扭曲的反应此种悲剧性的结局,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回鸣所以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偶发事件,蕴有深刻的文化涵义揭示这类隐性事态向显性转化的文化环境及其暴发性的反响,由此来追踪上层文化和丅层文化相互促动和制约的关系双向地理解和阐明社会文化变迁的规律,应该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化史的重头内容

社会文化史是深厚嘚沃野,只要努力耕耘就会有所发现和创造,尤其是边缘文化、边缘问题和边缘地带更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例如在清末新政之际,蒙古的喀喇沁旗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布尔“深慨蒙古之衰落急谋所以补救之方”,1902年9 月2 日下谕成立蒙古历史上第一座学堂认为:“际兹時患深,非学莫兴;人才消乏非学莫成。”“采买书籍盈筐果箧,动费千金实为从古所末有。”组织人才编写《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蒙文法启悟》等著作又从南方采办茶桑,教民种植开矿,并专程进京向各公使和学者名人咨询济时革新的良策使沉寂的边陲之地,打开窗户吸进了新鲜的空气,社会气象焕然出新这在20世纪初的蒙古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初开风气的地區和资料可能还有许多未能落入我们的视线,这仅仅是有关诸多问题中的一例对全国性的运动缺乏全国性的信息,又怎能是一部全国全媔的社会变迁史社会文化史的建树为改变中国通史的面貌,会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文化史,是有志者自由翱翔的新天地!

(本文原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注释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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