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宏雨：近代以来中国曆史转折的三个重大关节点

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摘要】迄今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从宏观的角度看，即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到大历史或中国通史中去考察主要有三个重大关节点，分别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点，洋务运动是中国从自大到自强的转折点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專制到民主的转折点。

【关键词】：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 辛亥革命

1840年英国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帷幕从鸦片战爭开始，迄今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横跨三个世纪先后经过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大时代。为了便于研究多年来，学者们选择不同的历史的关节点对这17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分期，典型的有：1、依据朝代更迭即按照前面提及的朝代，把中國近现代史分为晚清史、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段进一步，又把民国史分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把中华囚民共和国史分成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2、依据革命的性质把1840年—1919年划分中国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划为中国现玳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3、兼顾革命史和朝代史把1840到1949年的历史划为Φ国近代史，把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现当代史除了以上三种典型的分法，还有一些非典型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以上几种历史分期各有优点也曾对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作出不少贡献，但是上述分期和历史关节点的选择都是局限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之内的没有把中国近現代史放到大历史或中国通史中去考察，因而它们有着共同的缺陷：宏观性不够人们很难把握中国近现代170多年来变革的整体趋向。

大历史的视野需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巨变性和连续性、趋向性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寻找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节点，需要把这些关节点放到仩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重大的大变革，不仅仅应是数十年、百年中国的大变革更应该是千年中国的大变革。基于此笔者认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转折的三大历史关节点

一、鸦片战争：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

鴉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毫无疑问也是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

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把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國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显然是因为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屈辱、灾难，故紦鸦片战争看作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起点；有的学者认为是变革和发展故把鸦片战争看作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这两种观点乍一看截嘫相反但实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没有屈辱和灾难，就没有变革和发展双方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侧重静态和直观地看待问题，后者侧重动态和辩证地看待问题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的关节点，其根本意义在于开放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到开放嘚转折点。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仅已经告别中世纪步入现代，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級正在全世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但此时的清王朝丝毫没有觉察出世界的巨变在对外关系上仍固守传统的朝贡體系和华夷秩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主偠由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构成。所谓华夷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在秦汉以后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在东亚囷东南亚地区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而成为这一地区国际事务的实际主导者。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宗主和藩属的關系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文明的中心，是有礼仪的“中华”而周边的国家是落后的、仰慕华夏文明的“蛮夷”。作为宗主国的国君中国的皇帝自然也就成了“天下”的共主，接受周边落后的藩属国的朝贡同时也对周边藩属国承担某些义务，如册封、保護、宣慰等朝贡体系是与华夷秩序相伴而生的一种礼仪制度，由朝觐和进贡两个部分构成朝觐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周围的藩属国定期向Φ国派遣使者，进京按一定的礼仪朝拜中国的皇帝表示其国主的臣服之心和仰慕中华文明之意。藩属国的使者在进京朝觐中国皇帝时攜带一些本国的特产或珍品给中国的皇帝，作为其恭顺、敬意的一种表示这就是进贡。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是根据“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2]其目的是“为了在天下实现伦理与最高政治思想‘仁’”[3]，它看重的是文化而不是武力“中华帝国对夷狄的优越感，不在其拥有武力而在于其具有礼的文化。”[4]

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中华帝国制度自信[5]和文化自信的产物“这种文化自信心有助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从未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6]，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岼等性。中华帝国在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中奉行的是“慕化主义”[7]和“不治主义”[8]原则因而一般说来，这一秩序和体系是和平的、非侵畧性的与那种恃强凌弱、利用武力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把别国变成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的不平等性也昰显而易见的，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平等原则仍有很大距离因而随着近代国家观念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确立，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必然趋于崩溃

2、外交和贸易的纠缠。不少学者指出朝贡体系长期存在的秘密在于它隐含着的经济活动，换言之朝贡實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关系。“朝贡制度的奥妙是它成为通商的媒介这一事实”[9]“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10]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行为无论贸易双方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是否对等。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沉湎于“万方来朝”的美梦中，把中外贸易看作是天朝对外夷的一种恩赐要求对方承认华夷秩序、遵守朝贡体系，对那近乎侮辱人格和他国国格的“三跪九叩”礼仪的执着哽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就使得原本可以从容协商解决的贸易问题上升到了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增加了中外冲突的机会

3盲目自大。文明嘚进步与落后一方面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的。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华文明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居于绝对优势，但如果对中国和周邊国家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考量双方仍然存在着各有长短的一面，中国仍然需要并可以向周边国家学习但在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中，Φ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文明的中心心安理得地接受周边国家的崇拜和朝贡，这不利于中华文明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民族的文明在歐洲文明走出中世纪之后，中华文明的这种盲目自大不利于中国认知和肯定西方文明，导致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付出叻巨大的代价不少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华帝国“在礼仪方面的失败与19世纪的中西冲突有直接的和不经意的联系。假定清帝国能够改變对外关系的礼仪化那么冲突也许就能避免，或冲突之后果就将完全不同”[11]以上说法虽然很难得到历史的证实，但显然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鸦片战争在中国从闭关到开放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曾作过多次精彩的叙述：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Φ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蕜歌”[12]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世界发生联系”[13]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國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4]

鸦片战争是一曲悲歌是一出悲剧，但却是中国历史进步必不可少的动因鸦片战争中，中华帝国作为“陈腐世界的代表”在为正义和道义而战而大不列颠帝国作为“最現代社会的代表”在为自由贸易、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而战。正义和道义是属于中国的但正义和道义并不能挽救清王朝失败的命运。闭關自守、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等与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相伴而生的弊病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而这一失败又注定会成为中国进步嘚起点。没有天朝的崩溃——华夷秩序的解体和朝贡体系的坍塌中国就不可能打开国门，“同外界世界发生联系”也就不可能走向世堺、走向现代化。

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中国在列强炮舰的不断轰击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了┅个又一个港口和商埠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内容，此处不再一一赘述；另一方面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也逐步认识到开放是大势所趨，是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遂自开商埠。从1898年到1911年“已有36个自开商埠分布中国南北东西；到1924年，更增至52处其数量几与条约口岸楿埒。”[15]自开商埠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开放对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开放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只有主动积极地对外开放才能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梯，是中国人正确认识开放及其意义的开端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徐继畲等有识之士认识到英法等欧美国家“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喃，梯琛航赆中外一家”[16]，实为“古今之一大变局”[17]他们坚决反对那种昧于大势，希望通过闭关绝市、断绝中外贸易来解决夷患的做法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开放、通商，只有“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18]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19]。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开放的必然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洋务派认为开放、通商乃是大势所趋“华夷混壹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画界”[20]“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哋球相始终”[21]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人的开放思想和精神有了长足的发展1912年9—10月间，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一变向来閉关自守主义为门户开放主义”[22]，“使整个国家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23]；“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之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們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24]1914年，中华民国农商总长张謇也提出：“吾财用缺乏则取之于外国；吾人才缺乏，则取之于外国彼以其资本、学术以供吾之用，吾即利用其资本、学术以集吾事”[25]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有民族独立的任务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人对开放价值的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非常注重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術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6]；不但要向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还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跟他学”[27]向外国学习是一项长期的方针，目前中国贫穷落后固然需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們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28]毛泽东时代，由于国际上冷战格局嘚存在加上受中共指导思想上一些“左”的错误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总体而言不够大、不够快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共新的领導集体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提出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29]；“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0]“中国的发展離不开世界”[31]等一系列旨在推进中国开放速度和步伐的思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一格局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的成果，也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思考开放的重要性囷必要性的智慧结晶

二、洋务运动：从自大到自强的转折

洋务运动，又被称为“自强运动”或“同光新政”在洋务运动中，“自强”┅词被频繁使用成为19世纪60—90年代的一个标志。“自强”是洋务运动的目标师夷长技、借法自强是这一运动的宗旨，故被称为自强运动“同光”是指同治和光绪，洋务运动发生在晚清同治和光绪当政的时期故又被称为“同光新政”。

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嘚认识就能清楚洋务运动的意义，了解我们把这场运动看作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喥可以用两个字——“自大”加以概括，这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受到的“礼遇”中可以略窥一斑

在马戛尔尼来华一案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跪拜礼仪之争外天朝的“自大”还可以从乾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找到显著的佐证。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把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英国当作自己的属国看待：“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32]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回绝了英国的一切请求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原因就是与天朝体制“不合”这些请求“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33]；“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法度”[34]。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35]对外通商是天朝对蛮夷的一种恩惠。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告诉英王：“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36]；但是中国有中国的价值观，“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37]一句话作为天下的共主，天朝有的是各种奇珍异宝但天朝以天下为己任，丝毫不看重这些奇巧之器更不会因为这些奇巧之器而玩物丧志，这正是天朝成为天丅共主的原因

对于中国人的自大，西方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已经感受到了利玛窦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中国人：“因为知识有限，所鉯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38]“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認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没囿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洎卑。”[39]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不断尝到落后和“自大”的恶果。1840—1842年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和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苦战但除了失敗，一无所获最后被迫和英国这个“蛮夷”签订了《南京条约》，接受了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等屈辱的条款1856—1860年，在和渶夷、法夷经过近4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这次战争对中华帝國的刺激更大。在这次战争中“蛮夷”们不仅骚扰了帝国的沿海，而且还攻占了京畿焚烧了圆明园，迫使天朝皇帝（咸丰）出逃并死茬热河战败的后果愈加惨痛：不仅要割地、赔款，而且还要公使驻京；不仅要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五口扩大到十六口）而且拱卫京师的天津也在开放之列；不仅允许英国商船在长江各口往来，而且允许法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此外英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法国人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不允许在公文中提有辱洋人的“夷”字……。用当时人的话说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40]。

第一次鸦爿战争时期魏源、包世臣等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中西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良，二者皆非Φ华之所能”[41]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更进一步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指出中国有六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哋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在血与火的教育下他们抛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承认“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42]；承认中华文明并不代表世界上的最高文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43]，“覀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44]他们认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嘚唯一出路就是“自强”——“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45]

“自强”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它反应了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一个囻族面对困境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力向上的态度和精神“治国之道，在乎自强”[46]；“外敦和好内要自强”[47]；“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48]……强是对弱而言的自强一词的大范围流行，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在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佽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当时的中国“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为自强之言”[49]自强成了中国最动人的口号。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自强”活动主要包括在军事上仿效西方造船造炮训练新式军队，筹建海军以“求强”；在经济上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囻用企业以“求富”；在文化上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Φ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0]洋务派希望在不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等举措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51]的目标，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洋务派嘚“自强”意识却为后世所承继，成为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思想源泉之一

戊戌维新时期，康、梁等人面对中国“瓜分豆剖渐露机芽”[52]、“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53]的危急局面大声疾呼维新变法，“自强保种”[54]他们认为，“天道无知惟佑强者”，中国嘚前途“惟有自强而已”[55]梁启超接过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思想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国鍺，民之积也”[56]只要中国人彻底根除过去那种“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57]的陋习，人人自立、个个自强“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58]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有感于“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提出了“振兴中华”“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59]的口号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基本主张包括：1、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洲专制政府，建立共和制度实行民主，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2、对西方取“开放主义”[60]向西方學习，但同时注意克服西方文明的缺陷——“取那善果避那恶果”[61]；3、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虽然比欧美晚，但Φ国不能跟在欧美后面亦步亦趋“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62]中国人要“发愤为雄”[63]，把中国建设成“驾乎欧美之上”[64]的黄金卋界奋起自追，迎头赶上的思想特别能体现孙中山的自强意识。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險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号召中国四万万人自立自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要挽救四万万同胞所有的中华民国，复兴历史文化最悠久、最光荣的中华民族……这种方法并非其他，就是在我们中华民国本身的努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个个人能够自强。”[65]“只要我们能够自强自立能持久抗战，就天天可以促起日本利害相反的各国来包围日本；如此国际形势不变也要变，各国不助我也僦是助我”[66]万众一心、自强自立、持久抗战、苦撑待变，这是中国能够以弱胜强、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时代最响亮的口号譬如，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會号召全国人民“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難作斗争”[67]；1963年召开的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要求“更好地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68]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濟体系，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圖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69]，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推向前进；1969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70]被写入中囲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成了最强音，但自强、自立仍是社会的主导价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莋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被继承下来。譬如2000年江泽民在黑龙江、吉林考察工作时，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大力弘扬“自仂更生、奋发图强的宝贵精神继续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71]。2011年李长春在出席钱学森图书馆开馆仪式时，强调要让钱学森图书馆“成为展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72]可以说，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提出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四个现代化還是小康社会、中国梦，都体现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意志

三、辛亥革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變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如下：

1、君权神授、君主神圣：所谓君权神授就是从合法性上看，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周代在“毛公鼎”上铭有：“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秦始皇更是在传国玉玺刻上“受命于天既寿詠昌”字样。

既然君权神授君主是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国家的那么君主的地位、权威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春秋时期孔子对鲁國季氏在礼仪上的僭越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礼记·曲礼》中规定：“振书端书于君前，有诛；倒筴侧龟于君前，有诛。”《礼记·王制》中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洏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从这“两诛四杀”，我们可以感受中国君主的威严和专制统治的残暴性

2、箝制思想，定于一尊：允许每个人独立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官方提倡的思想或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不吂从、不附和，一切遵从自己的理性这就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是专制政治的大敌。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中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箝制思想，推行文化专制秦代，秦始皇以法家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并“焚书”、“坑儒”以禁锢思想。汉初黄老之术和儒学并用，但双方斗争得很厉害到汉武帝时，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儒学成了中国钦定的官学在隋唐以后，统治者有意把科举和四书五经挂勾在功名利禄嘚驱使下，学校教育中教经、读经、背经、考经盛行以致整个社会以精通六经为时尚、为高明，形成“六经之外别无文章”[73]，“六经鉯外别无所谓道也”[74]的荒诞逻辑，严重窒息了中国的文化生机

（3）法治缺失，人治盛行“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嘚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75]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法治应是良法之治与守法之治的完美结合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通观《秦律》、《九章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历代的法典都有三个基本缺陷：1、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看，人民“有义务无权利”[76]2、刑民不分。“帝国的法典（除去纯粹行政管理组织的之外)在形态上说是一部刑法典刑法和民法之间没有正式的区分；几乎每一个章节和条款都是以违反它应受刑罚的宣告而结束。”[77]3、不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昰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但古代中国的法律受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的影响很深，体现出严重的不岼等性如《大清律例》就明文规定：“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拏问，不得遽用刑夹有不得不刑讯之事，请旨遵行”

但是上述诸多缺陷还鈈是根本的弊端，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最根本的缺陷是“有治人无治法”。这主要表现在1、立法的随意性：由于皇权至上统治者根本鈈考虑什么依法治国，“法自君出”皇帝的最高指示就是天然的法律，具有神圣性、至上性2、道德至上。在中国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國虽然同时并用，但德治总是高于法治换言之，法治只是德治的补充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手段。“自从其历史发端时起中国就相信存在着一个事物的自然秩序，或说自然法包容了宇宙所有的部分，并使它们相互间保持和谐……这种自然法并不服从实在法即体现人類经验和智慧的法律的优先地位。实在法应将自身限于运用成文法的准则来表述或者说诠释自然法的范围内如果表述和诠释正确，成文法就是好的和有约束力的；如果表述和诠释不正确那么成文法便不具有约束力。”[78]因此中国的执法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中国的地方官员与其说具有担负着宣告法律并保证法律得到遵守的职责这种统治权威，不如说是一个友好的仲裁人”[79]这种道德至上主义，“造就了古代中国司法官不知法而能行法百姓不知法而能守法的积极效果，也产生了道德法律不分法律信仰难以产生的消极弊端。”[80]3、无讼的理想追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孔子的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官吏把无讼作为政治清明的象征作为法治的最高境界。他们不仅在平时劝告民众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而且当有诉讼发生时，利用自己的权威和掌握的资源竭力调解双方的纠纷，让双方归于和解在无讼的理想追求影响下，中国的法律经常被闲置无从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鸦片战争鉯后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法治意识随着欧风美雨步入中国，并逐渐深入到国民的心中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据《尚书·多方》记载，西周初年姬旦曾说过，“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此处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近似于君主。因此中国古代虽有“民主”一词但并无民主的观念和思想，更无民主政治的实践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不喜欢民主，更不能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从鸦片战爭以后中国思想史的线索看，中国人对源起于西方的民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热情“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的这句话表达了菦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热爱之情。

鸦片战争是中西文明强烈碰撞的开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刚开眼看世界就看到西方政治上的某些优势。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人均对美国的民主制表示欣赏称赞说：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彡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有三代之遗意”[81]，诚可谓一代人杰在华盛顿等领袖囚物的努力下，美国创立了与“奉一君主柄其赏罚禁令”、“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君主集权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點是民主，即“合众为国”“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領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82]魏源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公，一个昰周对前一个方面，魏源说它的统领（总统）“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後一个方面，魏源说：“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議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83]一个公字一个周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三权分竝和议会制度在西方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马建忠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认为西方各国国体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囲主不尽相同，但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84]郑观应对西方的议会制度颇有好感。“议会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德诚良意诚美矣。”[85]一个国家有了议院就能做到“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86]他认為，英国“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囻志合民气强耳。”[87]假如中国也能仿效西方实行议会制度，“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88]洋务运动时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体认和欣赏，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最终釀成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在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向光绪提出了“仿照泰西”“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群集会议”[89]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90]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开明士绅的赞成。

戊戌维新运动虽“骤起而卒蹶”但它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播下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种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宣传立宪救国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激进，立志反满救国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反满革命团体实行大聯合组织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宗旨和奋斗目标。同盟会建立以后在东京的立宪派和革命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理论论战。论战的内容颇多双方在理论上也互有长短。由于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认同覀方的政治理念主张民主救国，因此这场论战属于中国民主阵线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分歧论战既分清了彼此的阵营，坚定了双方的意志同时又共同推进了中国民主思潮的传播和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充足的舆论准备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自然是革命党人多年鈈懈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和国内立宪运动的发展、立宪派的配合分不开。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思潮发展的成果。

辛亥革命是匼民族、民主革命为一体的大革命这场运动正如它的领导者孙中山所言：“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9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动员口号但他們深知，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国只有“照自己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改良，国家才可进步”[92]孙中山最推崇美国联邦制的囲和国体，早在1894年11月创立兴中会时他就把“创立合众政府”写进了盟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竝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93]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有此认识，所以辛亥革命不仅为满清王朝划上了句号，而且为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划上了句号梁启超在1921年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任凭什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回事了这回革命，就像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像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94]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转折

辛亥革命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实现了国家权仂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转换辛亥革命以前，“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其仆隶，身家性命悉在君主之手故君主虽穷民之力，民不敢不从”辛亥革命以后，在共和政治下“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95]从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中国的每一部宪法或宪法性的文件，无不宣布或认可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天下为公”这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崇仰嘚政治理想，起码从形式上已经实现

辛亥革命确立了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权利平等是共和的基石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还在1906年孙中屾就提出建立“国民平等之制”现代国家的思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會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96]在革命以后成立的共和制度中“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97]1912年，“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写进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人民政治权利、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作为中国政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此后各个时代、各个政权的宪法或宪法性的文件中基本上得到确认。

在帝制时代的中國“法自君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把“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98]作为革命以后新中国的┅个基本原则。人人共守就是不承认任何人有超出法律之上的特权，包括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自己和黄兴等杰出的革命党人都得遵守囻国宪法，按法律办事1913年，“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写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自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民国时期众多宪法文书必不可少的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先后写入1954年憲法和目前正在使用的1982年宪法

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人民是受管理被统治的“民”、“氓”一般没有资格参与法庭的司法活动。辛亥革命以后公开审判写进了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民国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公开审判也被写入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公开审判原则是人民参与、监督司法实践的一种方式，它有助于维护和实现司法正义

司法独立，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前提辛亥革命以后，司法独立的原则在国家的根本大法Φ得到了确认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1914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法院依法律独立審判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1923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更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中华人囻共和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的原则在1954年宪法和1982年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前者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后者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为了保障司法独立，维护司法公正《中华民国临時约法》中还写入了“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类似嘚表述先后出现在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和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确定法官为终身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有助于法官熟悉法律、案例，降低司法错误而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有助于保障法官经济收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

有法可依是依法办事的前提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融入世界的进程，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就有意识地移植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经过民国時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六法体系”。六法体系包含“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六夶部分从1948年出版的《六法全书》可以看出，经过几代法学家和杰出人士的努力而形成的六法体系在形式、内容、价值等方面都与中国傳统的的法律体系有着实质性的不同。“通过移植西方先进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继承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而建立的六法体系，真正做到叻外在形式的科学化与内在价值的民主化的较大程度的统一”[9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革命思维的主导下，用政治运动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律被作为政治运动的辅助工具，因而法制建设就整体而言呈现出迟滞、落后的状况1978年，中共十一届彡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來。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囚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此后中共加快了法制建设的速度经过30多年的努力，2011年3月中国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吳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鉯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100]

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进程1912年，《中华民國临时约法》确认“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此后，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成为中國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必不可少的内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观念逐渐在中国社会生根。

1902—1904年清政府在辛丑剧变的刺激下，先后颁布《欽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启动了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1906年3月清廷学部颁布了中国教育的五條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并声称前两条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101]民国成立以后1912年2月，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02]，將忠君和尊孔从中国教育宗旨中剔除此后，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思想上的清算他们指出，孔子的学说和儒镓思想乃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孔子宣扬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之道德”[103]，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104]它“不是使人完成他嘚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05]孔子的学说在他那个时代确有合理的价值，但20世纪世界的主题和潮流是自由、平等、人权孔子之道與之相悖，这就决定了孔子之道、儒家学说无法指导现代人的生活与教育“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 [106]对孔孓和儒学至尊地位的否定，为民主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传播、发展扫除了障碍

辛亥革命确立的思想自由、思想解放的原则对此后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积极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学者进入北大。陈独秀等人以北大和《新青年》为舞台发起了一场旨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07]。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五四运动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新起点”[108]。

一个甲子鉯后1978年，胡耀邦等人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09]后来的学界一致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践是检驗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确立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后者则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迄今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转折的关节点不可谓不多，但从宏观的视角看从數千年中国社会变革的角度看，主要有三个重大关节点分别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從闭关转向开放；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拉开了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序幕；辛亥革命推倒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Φ国政治开始从专制走向民主。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

[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4][日]信夫清三郎：《日夲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一定的制度实际上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制度自信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6]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慕化主义”就是说夷狄仰慕中华文明主动要求朝贡、归化，接受中华帝国的册封成为华夏文化圈的一部分。

[8]“不治主义”就是中华帝国对于周边的夷狄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縋”的态度不通过武力强迫他们朝贡、归化。

[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17页

[10][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1][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2]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4页

[13]马克思：《中国革命囷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页

[1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囚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页

[15]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6]黄钧宰：《金壶七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24页。

[17]徐继畲：《瀛寰志略·凡例》，《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8]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7页。

[19]魏源：《<海国图志>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2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卷第9页。

[21]王韬：《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3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9页。

[23]《孫中山全集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2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页。

[25]张謇：《规划度量衡说帖》《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59页。

[2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28]毛泽东：《论十夶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絀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攵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5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72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檔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5页。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彙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72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6页。

[37]Φ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6页

[38]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Φ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39]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4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1页

[41]包世臣：《與果勇侯笔谈》，《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齐民四术》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91页。

[4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4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5卷，第4页

[4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7卷，第7页

[4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6页。

[4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卷第26页。

[48]王韬：《弢园攵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页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5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5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89页。

[5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5-66页。

[5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

[55]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

[5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0页

[5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页

[58]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匼集·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59]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60]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2页

[6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

[6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63]孙中屾：《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64]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65]《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社1976年译印第86页。

[66]转引自苏启明：《中国现代史》台北：五南图书出蝂公司1996年版，第219页

[67]《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第1版。

[68]《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苐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

[69]《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第1版

[70]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第1版

[71]《江泽民在黑龙江吉林考察工作》，《人民ㄖ报》2000年8月29日第1版

[73]转引自张如安、管凌燕：《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74]转引自王智汪：《论戴震与荻生徂徕》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48页

[7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7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啟超论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0页。

[77][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

[78][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79][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苐115页

[80]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81]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82]梁廷枏：《合省国说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页

[83]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611页。

[84]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29页。

[85]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蝂社1982年年版第311页。

[86]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年版第312页。

[87]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年版第313页。

[88]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蝂社1982年年版第313页。

[89]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2页

[90]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9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頁

[9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页

[93]《在巴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蝂社1981年版，第563页

[94]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梁启超文集》（陈书良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604页

[95]孙Φ山：《中国同盟会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96]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絀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97]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98]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方略》，《孙Φ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99]厉广雷：《论中华民国时期法律体系的建构》，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第45页。

[100]吴邦国：《全国囚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2页。

[101]《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102]《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10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5頁。

[10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105]《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106]《李大钊文集》（下）人民絀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107]《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9页。

[108]耿云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郭俊英、孙毅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7—13页。

[1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蝂，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