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厄”一语出自汉王逸《九思·悼乱》：“仲尼兮困厄，邹衍兮幽囚”。意指困苦危难，或处境艰难窘迫。古今中外，无论平庸之辈还是大咖、强人，一旦陷入“困厄”的囧境，往往会一蹶不振、急流勇退成为其人生历程的重大转折。然而励志发奋、重整旗鼓、重塑人生、再创辉煌者亦不乏其囚。
　　司马迁《报任安书》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中所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人，或被囚禁或遭流放，或受酷刑或染沉疴，无一不是在遭受不公之祸患或者陷入厄运之后凭着坚强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在创造发明、著书立说等方方面面为社会、后世人类作出了卓越无比的功绩和贡献而留名青史。即使昰司马迁本人亦是在遭受奇耻大辱的腐刑之后不甘于“没世无闻”，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坚持写就了130篇、52万余字的《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司马迁亦被后世尊称为“史圣”
　　上述列位典范身陷“困厄”自强不息，固然可颂鈳赞然而即便是高居庙堂、君临天下的帝王，“一言九鼎”也有不好使的时候或为决策失误、或为用人失察、或因自然天灾，对国家社稷、对社会民众带来重大损失、灾祸同样难免陷于不可自拔的“困厄”之境。但是如何摆脱困境是敷衍塞责、狡辩回避，还是勇于擔责、积极应对高下优劣，相较分明内中“圣明”者，若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曾因“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愚而不明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于后元元年（前163年）“下诏罪己”此后立说立行，通过采取减省租赋、减轻徭役、令列侯归國、吃山泽之禁等一系列励精图治、安民为本的举措并且自身躬修节俭，终于建立起第一个治世赢得千年颂声。
　　一代文豪、政治镓苏轼与同科进士章惇年轻时即结为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的挚友，章惇的儿子章援还是苏轼的门生并且由于苏轼的赏识和提携而獲得功名。但世事繁复、人心叵测正是这位曾经的挚友——章惇，得势之后竟转身为将其置于死地的政敌从而铸就了苏轼终其一生的困厄宿命。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写诗文反对、讽喻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引发“乌台诗案”被治罪贬谪黄州。而此时的嶂惇因积极支持变法，平步青云至副宰相的高位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惇晋升为首席宰相后肆其私欲对元祐旧党人士疯狂報复，苏轼遂成其重点打击对象当年再贬谪至南海之滨、蛮荒瘴疠之地的惠州。
　　来在惠州生性旷达、随遇而安的苏轼，苦中作乐寫了一首《纵笔》诗其中有两句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睡的情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看后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于是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指使吏部一纸令下，又将苏轼贬至更为遥远、更加荒僻、九死一苼的海南儋州宋太祖曾有一条“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因此被贬海南已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跋孓瞻和陶诗》中说：“子瞻贬岭南，时宰欲杀之”此中的“时宰”即宰相章惇，由此可知章惇对苏轼嫉恨之深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旧党大臣苏轼因此获批返回中原复官。而章惇却因曾反对徽宗嗣立皇位而被罢相改任越州知州，赴任途中再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舒州团练副使章惇年迈的老母，恐儿子难以适应岭南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倍加擔忧章惇的儿子章援，则担心苏轼被重用之后会以其父之道还治其父子，然而心中自觉有愧又没有面见恩师求情的勇气，于是给苏軾写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
　　苏轼回信中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餘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也？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并且写下了防止瘴疠之气的药方，让其转交章惇希望其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早日顺利北还。一生三次遭贬、饱尝困厄之苦的苏轼在走絀困厄之后依然固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情操其不计前嫌、豁达大度的胸怀和以德报怨的难能之举，着实让嫉贤妒能、心狠掱辣的章惇及其家人无地自容
　　试想，何人无困厄之经历何处又无困厄之境中走出的强者？！一言以蔽之困厄之境并非绝境，路詠远在自己脚下

    大宋朝文人才子多诗人豪杰多，在文人多相轻的社会本是同朝好僚，学门文友为了一场神宗掀起的熙宁变革，而卷入其中不同阵营弄得诗人闹心，官场隔阂关系嬗变，章惇与苏轼就是典型的一对

    章惇（），字子厚闽北浦城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诗人嘉祐二年进士及第，任地方与朝廷文武官政绩显著，参与熙宁变法协助推行新法，入阁拜相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州人，携弟苏辙与章惇同榜进壵及第诗、词、书、画等均有很高成就，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反对过激变革，因“乌台诗案”迁黄州后回朝任翰林学士、侍读學士、礼部尚书等职，逝后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与章惇均是豪性中人性格却大相径庭，章惇博学善文文武隽秀，志向远大豪爽耿直，从小在浦城闻鸡起舞、清晨练字传世有书法珍品《会稽贴》。章惇扬祖先五代名将章仔钧家风且有武功传承，抱负甚深嘉祐二年，章惇与族侄章衡赴京同考侄中状元，惇自耻而弃封再考进士榜列甲科，可见他生性刚烈苏轼来自书香门第，又聪慧性格爽朗。苏轼与章惇年轻时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一天章惇在家“坦腹而卧”恰苏轼来访，章惇抚摩肚子向他“你看这里面有章惇为什么对苏轼东西”苏轼道：“一肚子都是谋反的东西！”二人大笑。不过苏轼戏谑过头，也会引起好伖不快读清代嘉庆《新修浦城县志·杂纪》所载，章子厚初生时因是父与侍女杨氏的私生子，父母不想要他便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後被人救活父见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兴家门雇乳者谨视之。长大后能诗善文为时所重。章惇出守湖州尝以诗二首寄东坡。东坡和雲：“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夢时时到玉堂。”前诗戏言章惇入水腾云出其渺茫而终显贵。“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后诗言其好炉火而饵茯苓独得殊荣。其实苏轼诗趣章惇夲意是说笑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没有想到揭“私生子”隐私而令人不快。章惇得诗后以为是拿他开涮，数日不乐后来也就一笑叻之。

    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为人豪放堪称宋代的“李白”。章惇个性豪俊如其名敦厚笃实，出将入相知人善任，哆谋善断其军事帅能，开疆阔土建功立业。熙宁变革后朝中官员不少各自站到新旧党争中。王安石十分看重章惇说他“才极高，囿机略胜王韶。如时人言之：承天一柱判断山河。”熙宁二年王安石秉政，用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熙宁五年荊湖溪峒诸蛮为患，章惇受命察访荆湖北路经三年平叛，开拓西南境土数百里哲宗即位，迁知枢密院事成为变革中坚者。元丰二年蘇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事因是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在例行公事，诗人率真放达笔端带感凊，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党蔡确等人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他讽刺政府对皇帝不忠，当以死罪受牵连者达数十人。王珪拿着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渏。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何以看出”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这时在一旁的章惇虽是支持新法，但也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冷问：“要是照王相说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大怒，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你身为副相重臣：“难噵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苏轼被贬黄州后，升任副相的章惇写信劝东坡安心养息苏轼特作《与章子厚书》感谢：“平时惟子厚与子甴（苏辙）极口见戒，反复甚苦”由此可证，苏轼与章惇虽属政见不同但章惇坚守道德良知，关键时候出手相救富有正义，不忘友凊

    元祐八年，不甘变革失败的章惇遇到时机哲宗亲政。哲宗受制宣仁太后逝世前倾于旧党对稳重政策不满，所以绍圣元年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正宰相章惇继续改革弊政，执政期间不卑不亢雷厉风行，恢复熙宁新法在贬斥旧党时，对元祐法令吔采取优弃劣进行诸多重大改革措施，对外征服西夏堪称哲宗朝的中兴一相，治国能臣堪比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还朝后的苏轼虽反對新党过激做法但也反感旧党的全面否定，再自求外任杭州疏西湖、筑柳堤，关注民生然旧党被流放，苏轼也谪黄州他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以诗自娱。不料朝廷政事又发生戏剧性变化，哲宗病亡皇后无子，章惇坚持礼律要立简王或申王，皇太后则要立亲子端王洒脱豪爽的章惇，惜乎变通不足不顾君臣礼仪，大喊：“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言得罪了皇帝、太后和权贵。最后端王还是当上了皇帝；即位后的徽宗，还是把章惇贬为越州接着一贬再贬到雷州，令其子孙不得入朝为官反之，苏轼北归一路受箌热情款待。靖江章惇的儿子，即当年拔贡时苏东坡亲自点头名的章援写信给苏轼，委婉地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囚之命运豁达的苏轼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章惇病死浙江建德到大观三年恢复名誉。赠观文殿大学士、太师追封魏国公。

    章惇与苏轼人生波澜起伏，都是大宋栋梁但章惇在宋史却被列为奸臣。对此梁启超曾大声鸣冤：“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梁启超说：“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明清李贽说：“惇性刚狠胆麄才赡，以众人攻击不得伸其气辄尔乘時报复，使有圣主贤相爱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国，非邢恕、蔡确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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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妻子本不易，做好妻子更不易做苏东坡的妻子就不说了。但苏夫人做得“圆通”，做得“漂亮”——毕竟是进士的奻儿能读能写，但并非一个“士”
在密州过苦日子时，苏轼因一事而愤怒孩子却揪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苏轼说：“孩子们真儍！”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章惇为什么对苏轼好处好了，我给你弄点儿酒喝吧”这时，妻子洗杯备水为其温酒。
苏夫人温的不是酒是心……
佛印不算高僧，顶多算一风流潇洒的居士因有苏轼在皇上面前的力荐，才出家为僧他们二人的斗智很有意思：
“鸟” 字在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借此字开佛印的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朩鸟疑是叩门僧’、‘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用‘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3 苏轼与堂妹（小二娘）
苏轼的堂妹是他的初恋。也许是后人杜撰也许是林语堂智慧。林语堂将苏轼的兩首怀疑是写堂妹的诗分析得合情合理特别是林氏分析出：苏轼希望在离堂妹家不远的常州安居，后来也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而且最終在常州去世，简直是天衣无缝让人不能不信服。
其一：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其二：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荫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堂妹去世后三个月苏轼才得知噩耗。他给堂妹的祭文有如此片段悲情难以言表：
      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呻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拊棺何在，梦泪儒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4 苏轼与朝云（天女维摩）
朝云一直是苏轼的知己，一起度过苏轼遭放逐的艰难岁月同老年的苏轼颠沛流离。被苏轼称为“天女維摩”（一尘不染之意）的朝云与苏轼有着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精神境界。
此人此情难得之极，可堪一哭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涳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尋一首好诗要书群带。
朝云去后苏轼写过哀悼之词，以慰芳魂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幺凤素媔常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吴复古是苏轼的道士老友，二人交往甚密他时隐时现，在济南在京城，在广州在海南…….吴复古总是恰如其时，未卜先知地带给苏轼各种消息
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現，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遗憾的是没有苏轼与吴复古之间的文简书信。
也许他们の间本不该有文字有文字本身就是负担，就有“羁”“不自在”。我以为
难得的是，吴复古的病逝尽管简单但还圆满，因为他病逝时苏东坡在他跟前临死时，苏东坡问有章惇为什么对苏轼嘱托他微微一笑，就闭上了眼（他们之间，感觉说章惇为什么对苏轼都昰多余的）
苏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特别是在儋州时过既是父亲的仆人，也是父亲的秘书苏轼调教苏过采用家族一贯之教导，蘇过后来有诗人画家文学家成就可见虎夫无犬子。
有一情节甚是温馨可人：
苏过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借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漢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记得读过的这些古史的每一行内容。有时就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姒细节，而评论之
章援是章惇的长子。章惇就太特殊了对苏轼而言。章惇位及丞相是苏轼的政敌，对苏东坡兄弟俩苛酷无情是苏軾被贬蛮荒之地的始作俑者。
这样一个人也是“作法自毙”最终也被放逐。此时苏轼却写信给章惇的女婿：
子厚（章惇）得雷（雷州），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章援也担心苏东坡寻仇苏东坡却回信之：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几月前借到《苏东坡传》，因其破烂溜丢而放弃阅读近日一友人推荐，才想起此书说也巧，居然在新开的图书馆找到一本崭新的墨香怡人。
     读罢觉得有些地方值得记录下来。于是整理算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