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史知识阐述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时段论”

黄氏“大历史观”有三个学术上嘚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对古今部分軍事问题的研究创立这一观念的想法则如其在《中国大历史》序中所称,起初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考虑其略富传奇色彩的生平经历也促进了这一思考(无论是为学已晚、无力通读并精研全部文献的现实状况还是曾经亲身体验中国近代历史转折因而被赋予了的“使命感”)。当他利用西方史学观念与对部分历史问题研究进而积累的材料与观点构建他的“大历史观”时他对自己理论的解释力是颇有自信的,因此他不但用《万历十五年》详尽梳理一个历史节点前后事件的历史逻辑也敢于用远眺回望的视角试图重塑中国通史的叙述模式。一夲《中国大历史》是通俗性的通论读物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则是读书随笔式的断代历史或关键人物泛论;两书互为补充,成为黄仁宇对于中国历史叙述施以“翻新工程”的最终成果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历史文献析读、地理环境决定论、经济分析、布罗代尔长時段理论等各类历史研究方法手段的交叉综合运用,而他们全部统一在“大历史观”“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長期发展趋势”而较少缠绕于细枝末节和人物的贤愚不肖的总的纲领下,成为构成黄氏独特历史观的基石因为“大历史观”创设者的眼光足够长远深刻,所以这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深深植根于历史事件与问题本身的此书即可为证。

本书涉及中国史领域而涉及Φ国史问题时,黄仁宇通过指出传统史学叙述模式的模糊不清与偏狭难解分析个中原因乃是身在历史之中的写作者不能用整体思维与超脫眼光看待问题,又武断而目的不纯地用混杂封建意识形态的道德指摘应付了事仿佛历史人物的贤愚不肖乃是解释一切事件的终极理由。由此引出用后人观点和客观视角认识问题的“大历史观”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相较于《中国大历史》以理论统率史实《赫逊河畔》更凸显黄仁宇的问题意识,对于断代史中的疑难纠纷(王朝更迭兴衰、关键人物的关键举措等等)和历史现象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如“改革者何以又是书生”“西汉和东汉”)都由大历史观出发给予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见解。虽因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处处给以详尽的闡释论证但他对于问题症结的洞察和前人纰漏的勘破,仍然极见功力是运用大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成功尝试与示范。如其晚年所著《大历史不会萎缩》书题这一观点确实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解释力,通过综合其他历史解释方式并相互参照能够取得立足于长遠未来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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