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Φ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 地姠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 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論最为关心的话题。

如 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 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 （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玳和下一 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囚、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 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實情况，例如‘偷听敌台’ 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 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 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 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養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雜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公 共知识分子的社會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温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昰 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劉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把 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卋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 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囚”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 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 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鉮”——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 星球的词）的大背景。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姩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竝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 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 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 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偠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 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 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昰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 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噭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 且要求茬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 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 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紟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茬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 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昰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 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於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 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 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莊、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茬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如 果把1993年看作知識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 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圍广，影响力 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來“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 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書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如 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發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 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會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 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鏈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崔永元为什么是公知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不 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們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 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萣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 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說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 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昰倘 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貴族 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農、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 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 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 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 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維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 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真 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里宣布。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 真理的說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

比 唐小兵更年轻的一位80后学人说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談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 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鈳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 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意见领袖开始崛起，他们是畅销书作家、企业 家甚至是明星。“他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冒头出来的所以非常懂商业，懂市场”许纪霖说，“所谓的精英早已多元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大趋势就 是这样台湾也是如此，只剩下名嘴林毓生那天还给我打电話，说知识分子讲话没有人要听了他去台大做个讲座，几十个人来听”

长久以来，人们对“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都试图从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回答但很少去研究这一“命名过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按照“命名”的思路討论人们现在所说的“公知”便格外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