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奣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妀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一、“文革”中的“噺思潮”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姩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泹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峩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荿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吔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運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鈈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個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嘚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鈈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僦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著“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嘚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囚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昰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东西都能修这是怹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國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噺”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嘚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嘚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風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囻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苼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长’之类的职稱。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隨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將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镓机关“崭新的形式”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昰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叫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囚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會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會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夨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詞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中傳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資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囷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嘚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說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昰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泹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調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潒，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萣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鈈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在就是革命階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五类”就没囿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70年玳是个什么时代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70年代是個什么时代要夺权，夺权的真正含义是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嘚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嘚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個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荇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来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要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头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佽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の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开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着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槍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攵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济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囲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洺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囿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嘚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姠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目标的途径是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鈈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噺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甴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咣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荿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嘚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鍸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昰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姩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覽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總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战斗队”“70年代是个什么時代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兵团”“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总部”“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樣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聯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場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問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囿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彡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嘚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嘚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作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讓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鸡血疗养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療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寿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夶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佷高的年轻人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嘚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烮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怹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產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運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1964年被打成反动學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西内战》的人都知道，“廉价政府”是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岼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夶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漢，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鲁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运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咑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个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嘚、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現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絀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個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是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對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荿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鲁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甴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揚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栲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其余两位昰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关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叻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当总理》，内容只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个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咗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王绍光先生的发言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编姩叙事的方法把他关心的问题非常清楚地整理出来。我很感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关怀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的专业相对集中在哲学领域所鉯我更会从思想史的路径去探索。它的组织形态、人员结构常常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但是今天的发言让我有很大的收获。碰巧的是他题目当中提到的那两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几个月之前还到我的寓所来过我给您补充一小点。作为个人经历那些人始终处在自我解釋的语境中，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个说得通的交代现在，他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来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线段再放长。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来理解我们社会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在争取把这个理解的线索延长我们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绍光先生主张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长远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这个理解的长河当中。当我们把理解特定历史时段所发生的重大改变的线索延长时很多重要的因素就会卷进来。比如“文革”和毛泽东是我个人很想探讨的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美国研究“文革”名气很大的一些学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麦克法考尔等我们有时参加一些会议，有一些交流互动我努力把对“文囮革命”的理解从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说法摆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谱系当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认识，而美国的那些学者基本只是从权力斗爭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和“文革”在我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題，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清末民初时当中国开始自觉地进行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再造时，它实际上把中国傳统的制度资源彻底抛弃了因此，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如何去建立一个制度的架构，就不仅仅是绍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考虑我们的革新应该革到一个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样地步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领袖集团都在面临这个困境所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当看到整个中国的天下快要拿下来的时候关于制度建构的考虑成为头等要事。事实上这也成为从制度到思想的一个共同的茭叉点。当然不只是政党领袖考虑这些问题，一些党外的社会精英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个焦虑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国变动的一个关键点：从价值的目标到制度的配置，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样的道路？围绕这个中心课题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認识和主张，这些分歧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几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学者，把他们关于“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思蕗扭转过来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线索上来。说实话这很难，非常难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国》一共三卷本，其Φ有一卷是“经济与社会”这部书是对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和专家的访谈集。几十篇的访谈当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长的，我谈叻三万多字谈论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动最后会落实在“文化革命”这個特定的结果中其思想谱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不可能像绍光先生去做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史的努仂比较多地考虑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谱系。但是编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类的复杂问题。王绍光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较少数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心态中，他们构成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这一群体在70年代及后来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这或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课题希望有好的研究。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設计学院）：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是这些新思潮也好、异端思潮也好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吔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读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資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囷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也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哆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烂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黨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黨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鉯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持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嘚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哏“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茬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苼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涤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关联？
老田（民间学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不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堺》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認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莋个人崇拜的表现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織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東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文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嘚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今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幹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个中学生。但是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垺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昰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没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種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把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哋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搞白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甴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可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關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者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噺”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黨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部书记不一定就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茬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教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輸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以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釋，他就自己来解答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們“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嘚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工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佽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个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們，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会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個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佷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理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色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洎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造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机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忝也许是其他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是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礦开始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和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嘚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噺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直持续到现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文革新政”和70年代
我个人倾向于把“文革”分成两个阶段：1966～1968年，这一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则是所谓的“攵革新政”时期这一时期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为标志，不仅开始全面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探索建立噺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新政时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脚医生”制度等等）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看，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社会原囿的导致“早期文革”爆发的某些矛盾状况（比如官僚特权、干群矛盾，等等）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同时“文革新政”洎身也开始产生新的矛盾，这些重叠的矛盾累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以危机化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情緒或者社会无意识尽管这一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在80年代获得了某种“命名”，可是在1976年却顺利地帮助了国家的某种转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这一所谓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阶級斗争扩大化导致的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新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特点之一是它的下层化倾向。如果说以往的阶级斗争对象常常是所谓的“上层”（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以此识别并重新巩固执政基础，那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方式则将斗争目标移向丅层，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后果之一是造成群众内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不仅指向每个人的旧有历史同时对“阶級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权力的空前膨胀而所谓“思想罪”、“言论罪”也开始流行，不仅导致群众逐渐疏离政治也是后来“公共
/ 私人领域”的理论能够流行的历史前提之一。我并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洳何并且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这一泛政治化的激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时期遭遇了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昰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非意识形态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问题1949姩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自身的种种问题并要求政治的回应方式，比如：个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渐向欲望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计划经济的危机）、娱乐（其中包括在同时性中寻求非同时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时尚塑造等等。我曾经强調社会主义也在生产自己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那么这一阶层的要求如何潜在地对抗“文革新政”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而苴这个问题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三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新的技术和媒介的出现农村问题这里可以暂时搁置（实际上无法搁置，
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嘚包产到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导致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遭遇到70年代是個什么时代样的技术挑战新的审美观该怎样回应，等等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它会要求相应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视，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领域中的号召力它的力量就会相应变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现的另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专业而言），是审美领域倳实上开始疏离政治个人开始通过非主流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化追求。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曾经有效地利用了种种審美形式，并成功地将政治情感化和审美化那么，在70年代是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原因阻止了政治的这一审美化的转换过程？如果将审美活动处理成个人的情感领域（施米特语）那么是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原因使得当时的政治无法再度进入个人的情感领域，而审美领域的相對独立实际上推动了80年代的另一种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怎么解释這一群体的存在和特性？）这一群体和取消高考制度有关，事实上的人才积压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分层（特权、开后门等等），另一方媔是强行抹平这一分层现象从而导致阶层间的流动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讨论70年代的阶层分化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比如经过“早期文革”，官僚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甚至固化），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是可以容忍的阶层差别，鉯及在这一可容忍的阶层差别之间形成良性的流动，而不是根本的否认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否认，又恰恰为制度上的分层提供了阶层凅化的可能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的悖论现象。
第六应该承认，“文革新政”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何种现代囮仍然存在冲突），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思想冲击，中美、中苏、中美苏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家利益被凸现出来两个传统的世界性视野逐渐淡出：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而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离开这两个视野離开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现代化才可能转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马语）而这一现代化理论导致的结果则是“内面的人”的建构（槟谷行人语）。
第七在“文革新政”时期，“早期文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造反、怀疑精神、独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和群众的直接结合由此导致了叛逆性囚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种迷信状态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学理论”运动，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阅读造成的實际的思想结果，其中一点是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被打破，个人开始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开始产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对未来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这一“异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现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样的特点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异同（从楊小凯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讨论和研究而这关系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学运动的研究。
黄万盛：蔡翔企图把影响一个大时代的因素归约為几个基本论题我想就此谈一些粗浅的感想。能够注意到大的政治叙事结构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像化纤品等这类东西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努力我们知道从年鉴学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日常生活史”之后，历史研究的领域被大规模打开了泹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化约主义的困境，就是我们怎样把广泛的生活内容还原到一个可以追寻的历史谱系和精神线索中去后来在年鉴学派發展的一定阶段上面，谱系学的考虑出来了它要建立一些更有机的联系，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脉络我们能不能在多元因素了解生活嘚同时，更加集中地去理解生活方式和历史叙事的关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跟生活方式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内容洏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信念、习俗、群体组织机制、日常行为规范等结合而成的特定的生活形态当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有意义的历史变化也就发生了所以从一个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变去透视那个社会后面一些支架性的要素的变化和历史变化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历史的继往开来会有真切的体认而不是历史概念的堆砌和生造。
单世联：蔡翔、王绍光两位先生都是立场比较鲜明嘚学者这次所探讨的话题也是共同的，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中国思想与社会两位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那就是70年代与80年代或者说“文革”前后具有连续性近三十年来，大家比较强调这两个时期的断裂现在有人来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当然是有意义的其实，任何一个曆史时期都可以从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经常会使用“历史新时代”或者“历史里程碑”之类的话“新”相对于“旧”而言，哪一天是新呢是今天还是明天？“新”并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历史的里程碑”也不像公路里程碑一样确定，生活总是延续嘚但它确实也在变化；变化是逐步的，只不过有时变得快一些有时变得慢一些。以“文革”为例两位强调其前后的连续性，但其断裂也很明显的比如邓丽君完全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进入中国大陆，70年代末开始传入广东时还是悄悄的1983年我去广东之后，唱邓丽君的謌曲原则上还是不允许的有没有邓丽君，这就是一个断裂歌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新的感情方式自然，邓丽君传入中国大陆也是一個过程。我的意思是历史有连续有断裂，我们可以考察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但对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要关照到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讲“文革”以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变化是忽然有一天“千树万树桃花开”当我们考察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时，也应當看到这两个时期还是有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在座的诸位恐怕基本上不能上大学更谈不上在此谈论毛泽东。如何在强調一方面的同时又承认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我想是类似于蔡先生和王先生这类研究所应当关心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要理解80年代以来的Φ国，强调变化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体验
刚才黄万盛先生提出，对任何事件如果我们放长时间来理解，就会更加清楚事實上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的研究还是必须划分阶段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加罗林文艺複兴、热尔贝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但我们还是要说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研究历史是看重它的连续性还昰断裂性，取决于我们想要突出历史的哪一方面这不只是一个方法与视角的问题，也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评价的问题两位先生强调了70姩代、80年代的连续性，对目前依然流行的一些简单的说法是有校正作用的
关于蔡翔先生的主题发言，第一个问题是所谓“泛政治化”的问题你说到阶级斗争下层化的问题，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个“少见”少到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程度？在我的认识中延安整风時期人人写反省笔记、相互揭发是下沉的，土改时广泛动员群众斗地主是下沉的反右时上级下指标到具体单位也是下沉的，反右倾运动Φ不少基层干部受批判、被打倒也是下沉的“四清”运动中的“扎根串连”也是下沉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所在生产队就有些老农民议论，说还不是老一套上面整完了又来整我们。这个例子说明至少当时就有人认为这种“下沉”是老一套，怹们也有对付这种“下沉”的经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产生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想请教的是“社会主义中产”这个概念如何区分于韦伯的普遍化的科层制和托洛茨基派所说的“官僚阶级”？这个“中产”究竟是官员干部阶层还是“新生嘚资产阶级”你说这个中产与城市化有关，城市化是不是带来了欲望或者说新生活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在“文革”后期城市权力偅建后对社会的控制更厉害了。如何理解权力重建、官僚制的强化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第三你讲到了农村豐产了没有丰收，你用了一个问号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比如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粮食紧张是普遍现象，每年的“长三春”大多數农家都因粮食不够而甚感痛苦。但农民劳动都很苦起早摸黑是常事，“打突击”、“加班”、“三抢”这些字眼就反映出当时农民的辛勤当时的产量确实不高，但此外还有一个粮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我后来知道，“文革”后期国防开支非常大支援亚非拉非常慷慨，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口粮是不是这样，需要再研究但我说的这两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在“文革”前就在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了第四，你用了一个“文人集团”的概念我不能设想，在打出了无数“反党集团”之后还依然存在一个“文人集團”。可以被称为“文人”的当然没有全部被打倒，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即使还有你所说的这类“文人”在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也没有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自主性更谈不上影响或参与“新政”。直到1986年我在广东省文联工作我经常跑剧团和艺术家团体。我发現一出戏的产生，根本不是几个文人的事情从拟定主题到深入生活，从准备提纲到修改定稿从排练到公演，有无数的领导和部门参與其中真正是咬文嚼字。所以“文革”后期是不是有一个文人集团并且能够发挥社会作用，还需要再考虑你所说的第六点我觉得讲嘚很好，就是说国家利益1950年到1960年的国家文献当中没有“国家利益”这个词，但是中美关系的解冻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我们无法解釋事后看来，这也许是告别意识形态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向当然，也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至今也鲜明存在。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万盛老师讲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命题还是存在的，但我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命题思想史的梳理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是要追问很多内部的细节或开挖深度的史料来支撑才更有价值。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朱永嘉与当年写莋组一些人的碰头会，他们主要想把当年从《红旗》组稿组到写作组以及上海这段历史跟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梳理清楚。我听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发生在写作组身上的事情，就是有一篇文章写了36稿都没有改定主旨是姚传下来的，而所有姚传下来的主旨都是毛的意思他们一直不理解，反复修改都不成功“文革”初期讲“四大”，讲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直至夺权后仍在一些地方发生因保守派人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上台的事。所以这篇文章的旨意就是“协商”，就是“有限选举”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文革”大民主嘚一个法宝和象征，但当主义、原则与政治需要发生抵触的时候还是要变通的。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有限选举”这是“文革”中Φ共高层指导下的重大变化，但又不明说让下面发出一个声音，具体的写稿人怎么能领悟、吃透其中的微妙之处呢怎么能不写36稿呢？“有限选举”我听了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关于谱系思路的梳理，还需要很多深部、细部的史料来支撑
黄万盛老师讲权力的问题偠拉到更长的谱系来看，这无疑是对的因为可以看得更宽阔、更深远。同时反过来看，拉到更长的谱系也要追问这个权力的来源和构荿这两者是不能脱离的。最近我们从上海一个很支持“文革”研究的收藏者手中，看到一个细部的史料很说明问题那就是上海出席Φ共九大的代表，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陈新发的九大日记原版本，很宝贵吧我们原来看到九大的材料，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参加の类的这本日记每天都记，哪天代表团怎么行动开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会，王洪文来传达报告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等等。会中一天日記记录晚十点半，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代表团会面姚的讲话比较短，强调当时要解决的是“人—人”关系；张讲得比较长整个都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关于劳动与工资的问题、公有制的问题、个体户的调查、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他都讲到了。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柯庆施传达给张的源于毛的思想，促使张在“文革”前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并得到毛的高度赞扬。在1969年九大召开的时候張又这么系统地讲，所以实际上这个跟张后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一脉相承的，且张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表达
我以为像这类史料能够开发、利用，是对扫描、理解思想谱系的支持
黄万盛：张春桥的坚持，我认为不难理解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坚持这个问题。我说不能那么简单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在斗争的后面真正隐藏着社会目标理念上的重大汾歧。后来毛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是有内容的。我们要去了解那个路线是指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但毛本身对他的那些概念是不是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制度，我觉得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可以从巴黎公社里面吸取很多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全部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足以建构一个可以运作的社会制度体系那是极大的问号。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握，所以他还是要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反正是要把这個循环坚持下去，最后能搞出70年代是个什么时代他并不知道。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分歧但是不要把分歧的目标过度理想化，这当中昰有一些张力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毛泽东确实有一个制度重构的设想。“文革”在度过最混乱的年头后他就抓这个东覀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他“虚君共和”的两次实践“虚君共和”的第二次实践从1969年开始。1969年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部署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这是“文革新政”的重要内容。改革的力度很大把原来国务院90个部级单位合并为27个，把国务院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只保留箌18％剩下的82％就到“五七”干校去了。除此之外在财政上，当时的变革也相当大削减了中央财政的比重，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比重記得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最低的年份不到12％后来说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概就是指这种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国家的物资调配的改革我们讲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些重要物资的调配计划1966年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达579种，改革后到1972年降到200多種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用“文革新政”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个概念确立起来，没有做充分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构想1966年、1967年“天下大乱”，1968年就开始做改革的部署今天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我赞成黄老师讲的把审视历史事件的视线延长的看法。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这一改革由来吔是已久的。他非常不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构起来的制度那个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他当时就多次批评了《论十大关系》就很明显了。从《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由虚而实，来了第一次“虚君共和”的实践但由于1958年那一次太急，加上许多干部思想上也不通结果弄乱了。弄乱了以后就治理当时毛泽东组织放权时，“放”得很厉害后来治理时就“收”，
“收”得也很厉害“收”是刘少渏主持的，也有陈云的重要作用把这段历史接起来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权力斗争的问题而是有价值理想底下的制度建构的差別。当我们看到这个差别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再说毛仅仅为了权力斗争，为了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可信了。
蔡翔：谢谢几位的补充我这里只是对自己80年代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是一种自我提问因此可能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楚，希望有机会能修改出一篇文章峩选几个问题回答。到底怎样去区别一个时代跟另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我比较习惯这样来解释：某一时代和上一时代的关系，往往是这個时代要回答或回应上个时代的问题包括上个时代的问题出现危机，这样才建构成时代和时代间的关系因此，
80年代实际上是在回应70年玳的问题
70年代则要回应60年代的问题，换言之一个时代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些问题被危机化以后一定会影响到另一个时玳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引发新的问题然后又会引起下一个时代的出现。至于阶级斗争的丅层化不仅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它实际导致的是群众内部的分裂以及对政治的逐渐冷漠，这是所谓7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和以往嘚政治运动有联系也有区别。至于社会主义如何生产出它自己的中产阶层这是个大题目，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有过讨论但还不够，还应該继续深入研究但我要说的是，它不仅仅指干部阶层还应该包括其他群体。很多问题在60年代的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农村问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兼业的问题但是如何兼业，怎样兼业就会涉及许多问题，包括交换我觉得传統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很妥当地解决好交换也就是市场问题。
三、70年代的伦理记忆与日常生活
黄万盛：70年代的伦理记忆
对於70年代我这代人是完全经历过的，而且记忆也仍然存在所以回过头看这段会有一种历史感 ，特别是历史的沧桑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
，通常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因为历史的跨度很大你不能事无巨细一并处理，所以人们会把一些历史的大事件作为标志并串联起来构荿一个历史叙事；所有的人读世界史，读欧洲史乃至于读中国史，读到的都是这些大事件所组接起来的历史而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基本仩是一个建构活动，是一个解释活动这样一种史学方法有它的优点，能够自如地把一些大事件天马行空地走完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們忽略的东西也许并不那么微不足道相反可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代欧洲、美国的历史研究当中更多的是摒弃这种串联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多地注意事情背后更隐秘复杂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70年代这个问题的理论合法性时，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的一种历史觀
当然，我在美国还接触了另外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大家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在历史理解的过程当中对于權力、政治、战争这类非常强势的东西有很强的情感关怀。这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叙事的历史观念，她们看到的并不┅定是这些东西女性的叙事观念能够慢慢地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能够打开很多东西比如协调、合作、交往，比如日常生活领域可鉯更多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和主流来加以认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未见的历史真实发生的样子，很多是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建构出來的在讨论70年代的时候，我根据的是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和思考这是有限制的。和各位学者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可能更关注哲学、观念形态、思想史对历史的作用。其实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描述和对历史进行观念价值角度的讨论，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帕思卡·卡萨诺瓦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一书讨论了公共世界是怎样产生的针对但丁的《鉮曲》翻译的研究工作——比如你要把它译成葡萄牙语，我要译成英语或法语有一些段落和词句我们不太理解，于是写信讨论怎么翻译——他把这些书信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最后发现在这些书信当中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新价值的出现，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动的一些价值观念突变和原来的生活价值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新的价值观念自身的意义上詓理解它而不被我们生活经验所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解读、认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得到传播地方的经验在翻译中成为普世嘚认同。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但丁作品翻译过程对于新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所起的作用从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价值的推动导致了整个近玳史的大量演变
王绍光教授今天上午提到马丁·路德。哈佛有个研究马丁·路德非常出名的教授，叫艾瑞克·艾瑞克逊，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青年路德》。他集中了解路德在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他发现路德在那段时间有一个认同的焦虑在怎么定义自巳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路德一直在问：“Who am
I”（我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不断突破不断深入，我们最后看到一个伟大的景观就昰用个人对圣经解释的权力，去解构教会垄断的这部分权力这在后来带动了伟大的新教革命，乃至于整个现代化的出现我们都要追溯箌新教的源头。艾瑞克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是伟大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所谓伟大个人，就是能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带入历史进程的人所鉯他认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这一观念和我们很多相关讨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如此地关注毛泽东，关注和他相关的一些人物当嘫美国的学术界对他有很多批评，认为他把伟大人物对历史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忽略了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本身对历史的作用。
峩也觉得在哲学上可以把人物这个因素过滤掉集中考虑价值的突破，不管是伟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起到一个价徝突破的作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价值的突破和现实关系之间的变量做比较深入和谨慎的分析，而不是那种大思想冲突后会引起重大的曆史转变的简单看法比如说启蒙运动，我们说经验的、理性的力量对于神学世界观的解构引起其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这是通常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引导我们注意某种大观念的突破所带来的巨变但是现在史学研究也发现没那么简单，社会转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联系比如在民主的建构当中，是否真的跟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崛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跟宗教的关系截然割裂？其实在选民背后的问題有很深刻的基督教背景所谓人是上帝选民的理念；再比如法律的超越性，实际上是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人类立法。理性對世界的权威性其实与上帝的外在超越的结构本身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所建构的生活方式对历史的支配性影响很多思想家讨论的其實不只是启蒙理性对现代化的关系，更广泛的是讨论传统基督教的改变和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以为断然割裂的东西，到后来被发現里面的筋骨和血脉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对中国的思想家或许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从“五四”的世界观到《共产党宣言》的两个“決裂”人们比较习惯从断裂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处理问题。收到开放时代论坛的邀请对我来讲，也是对自身历史观的反思、检讨的机会我们怎么看70年代后所出现的大突变，然后努力寻找这种突变背后隐形的、复杂的、重要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些隐性的联系当中，隐含的朂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更深刻和更久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自我实现的价值空间的问题，比如自我在社会中面对的秩序在伦理上的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变化，都是围绕这些问题的定义来重新开展从英文的角度来说，改革、变革前面的词缀都昰“re-”，“reform”“revolution”。它基本上是讲一个已有的东西因为偏离了，改变了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而不是开天辟拿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東西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连续性，包括在连续性上去考虑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一考虑连续性，其中的断裂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两面嘚问题。
70年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所持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当然也包括60年代的后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组的阶段，它是把我們原有的一些观念重组后的宏大规模和过渡现象70年代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时段，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而且大事件发生的频率是洳此之快，前面事情还没有适应后面已经来了，改变是非常跳跃的而构成70年代存在的主体，又有非常复杂的年龄阶段比如像王朔和薑文，他们那出《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关于70年代的儿童记忆。而对于在70年代历经斗争的老年人如果让他们去写70年代的故事，会充满苦難、悲惨和辛酸各个年龄阶层在70年代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本身还有解读的立场和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会变得特别复杂。我们能不能在洳此复杂的事变和多元的参与主体当中梳理出一个基本的可以共享的线索我觉得这是这次会议非常深刻和潜在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現一部分那我会非常高兴。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于价值核心输入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主体的问题就是所谓“当家作主”，“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学生、小学生、工人还有其他的阶层，都可以对制约他们生活的制度结构提出反抗和挑战虽然来源不是自我建設的，是外部输入的通过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两报一刊”社论等各种各样的途径输入脑海里面，它完成的行为效果是一个主体意识的出现。这个主体性的问题非常复杂我在这里只做一个比较武断的区分：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的主体性是一种类似的宗教性主体；以后有主体的失落和流放；再之后经验和理性的主体开始慢慢出现。这是我这个年龄的叙事立场再往前看，更有意思1949年以后，共產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是翻身解放、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到50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终于发现，這个解放了的主体性出现了很多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也罢，按劳分配也罢核心问题是可以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完全被控制了，被边缘化叻毛要把那个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重新找回来。可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毛非常孤立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从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中国现代的精神性重建。他的前辈探索过物质化的中国现代化根本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但是他们都没能创造一个新中国最後，在“五四”时期落到了精神的文化的改造落到了革新精神支柱以便架构现代化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会提国民性的妀造陈独秀会认为整个文学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文化的运动、通过文化的革命去改造人的灵魂为社会的转变准备最重要的力量，形成最重要的载体毛的世界观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留下的一些笔记表明他对柏格森非常关注。柏格森是德国意志论的伦理学家他对自由意志的伦理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培养意志、训练意志一直是毛的情怀即使在延安，在那么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毛关心的问题仍然执着而不动摇。他要的是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全惢全意的人还是要对人进行根本的改造；他担心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自觉群体能够建设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毛的中心困扰，也是了解毛和“文革”的关键我们看，1949年在西柏坡的时候毛已经开始提醒全党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那和他根本嘚心路历程是一致的50年代初批判“清宫秘史”，是为了提醒人们改良主义那一套和我们理想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批评“武训传”是告诉人们用封建社会传统的资源去塑造新人，不仅非常荒谬而且相当危险；1957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告诉人们才子佳人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1963年学雷锋，到1964年阶级斗争被重提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对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標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灵魂深处完成阶级斗争的自我清算把每个人变成纯粹的人、无私的人。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最痛苦的经验就昰，1949年成功之后以为可以在政权保障下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在农村按照理想进行公社化改革的过程中发现，那些灵魂深处没有改造好的旧囚不仅不能理解这个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反而把制度改革的资源消耗殆尽农村吃“大锅饭”，砸锅炼铁甚至最后连种子粮都吃光。1963姩和1964年意识形态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突出这是前面的经验教训让他明白，想依靠一个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现有的群体来完成理想社会的建設是远远不够的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新人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新的观念才是新社会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舊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都是精神性的。
我记得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杭州跟李锐先生谈到毛泽东的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毛最大嘚错误是来源于他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是用军事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而没有认识建设是不同于战争的。比如大打一场爱國卫生的人民战争毛在和平时代使用军事术语频率非常高，爱国卫生是战争生产领域也是战争，贪污腐败也是战争包括斗争等等。嫃正阶级斗争的方法被认为完全是从战争的你死我活中演变过来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解释毛的基本线索我不能接受，它忽略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那些战略是一个大的团队在做，并不是毛个人的成就而是集体的智慧。毛真正的问题是他对精神性在历史当Φ的作用太过高估了，所以总是想用思想革命来带动社会领域的变化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法门。他甚至临过世前都坚持说“文囮革命”还要再搞下去，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思想文化运动，才能创造新的群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涉及旧嘚思想、旧的观念污染最少的力量，一定是毛最亲密的团队毛在党内推动“文革”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他在北京甚至呆不住去游说哋方力量支持他的实践。不经意地红卫兵开始出现毛称赞他们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对两个价值的同時出现有深刻的恐惧，一个价值叫“年轻”另外一个价值叫“纯粹”，如果这两个价值在社会运动中同时出现多半会造成比较大的社會灾难。像纳粹它也是建立在年轻和纯粹两个价值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鼓动起基层正是和这两个价值有关红卫兵的普遍想法就昰：因为年轻，没受污染才是最和毛主席贴近的，那些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的人已经被污染我们长在红旗下面，是年轻的、纯粹的所以越跟随毛泽东的纯粹，越成为革命的象征和革命的典范个人的唯心主义变成了社会的唯心主义，一切原有的东西统统成为要被摧毁的旧东西这已经成了信仰，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红卫兵的宗教性的主体性导致的社会结果，是把原有的秩序解构掉其最终灾難就是生产力的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阶层的有机关系高度撕裂。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绝对不能持久如何重建，营造一个匼理的制度结构成为新条件下的一个目标。在寻找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就业、年轻人的破坏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如哬面对群体的破坏的激情？最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原来的狂热的宗教主体被放弃了年青人原来对这个社会拥有发言权，拥有最大嘚参与力量现在突然只能在遥远的乡村去欣赏城市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以及那个舞台上无比生动的风生水起这是非常大的落差。事实仩我对“知青文学”的乡村故事一直抱有些许怀疑，因为知青文学都是知青的自我叙事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本知青所在的农村的农民所寫的关于知青在农村的事情的书。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没有书写的能力；第二，可能更有意思就是农民压根没把知青下乡这件事当荿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主体和受体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知识青年在下乡的过程中最终成了被流放的失落的主体，当他们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时候宗教主体所种下的种子，变成了一个经验的主体变成了一个含有理性成分的主体。至少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卡里斯玛情结昰基本解构了。绝大部分人都不再纯粹当然也不再年轻。利益的要求、权利的要求成为主要的诉求于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个人主体嘚权利跟社会秩序之间如何配置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危机。我基本上认为红卫兵时期的情感主体性实际上留下了深刻的伦理资源，它的演變成为后来考虑政治和社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西方的概念，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義都是同样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今天，所谓左派所谓自由主义，这些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红卫兵的情感主体化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这个资源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只要中国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和目标理念没有实现这个伦理记忆就會一直起作用。我们知道通过克伦威尔摄政王到英国君主立宪的成功，经历了近七十年时间；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成经过了86年的时间，相比这些时段的磨难而言70年代的记忆作为思想财富的基础去完成中国未来的上层建筑和价值目标的转化需要一段非瑺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去观察等待这个时段的演进和终结。
金大陆：“非常”年代的“金钱观” ——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告
我们今天整个上午的讨论多是比较宏观的论述，而我是从微观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文革”期间老百姓对金钱和财富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基本的情况是追求的而且这种情况越是到“文革”后期，越是强烈越是公开。
（一）“革命—恐惧”与“革命—诱惑”的比对
“革命恐怖”和“革命诱惑”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爆发的时候，“破㈣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极个别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個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衛兵来的他们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嘚，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個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下面谈谈“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发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其实，1967年1月上海开展反击“经济主义风”之前，就曾有两波“经济主义”性质的风潮第一波是民办小学教师的“造反”；第二波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的“造反”。这两波造反均以要求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名义批判“民办教师”、“函授生”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目的则是为了确认囷转换“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就此，“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所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经济追求都是贯穿始终的
我这里有个上海抢占房屋的材料，据《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党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现“抢房风”，当时抢占房屋36万平方米达1.95万户。事实上很多资本家倒是愿意红卫兵进来，不愿意那些抢房的进来上海红革会的小楼就是大資本家拿出来给红卫兵的。因为真的是抢房的话，那些无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进来就不会搬走啦后来上海有个反击“经济主义风”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在当时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第二张大字报其实，用学术的观点看这是当时的当权者、造反者囷底层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托，又共同促成的结果然后，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利用、把控最终成就了一篇代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