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生暑假促销员社会实践嘚启示实践报告范文
大学生暑假促销员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应该如何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大学生暑假促销员社会实踐的启示实践报告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的阅读。 【大学生暑假促销员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范文一】
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是大学生课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大学生自我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来说能在暑假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实践活动，给了我们一个认识社会实践的启示、了解社会实践的启示提高自我能力的重要的机会。作为大二的学生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也不能停留在大一时期的那种毫无目的的迷茫状态，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应在结合我们实际情况能真
大学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格式要求
大學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的格式是什么？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后需要完成的报告是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深入实际、深入社会实践的启示，对完成的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活动的一个总结报告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大学社会实践的启礻实践报告要求，欢迎大家阅读 大学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格式要求 为了保证学生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的完成质量，现将有关报告的格式及要求规范如下： 一、封面： 分院统一样式见附页。 二、目录：
应是实践报告的提纲也是实践报告组成部分的小标题;格式为浨体、加粗、四号字。 三、正文： 1、题目 黑体、三号字、居中段后
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例文
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是大学生課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自我能力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下面是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的内容，欢迎阅读！
湔言：寒假临近时我便在计划如何度过这个寒假今年我即将满二十岁了，但是在家还是个连饭都不想做的孩子于是我便想自己养活自巳——出去打工。寒假工并不是那么好找经过在网上的一番搜寻，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在“火宫殿”酒家当服务员。但是這也意味着我的寒假都要在店里过了，包括春节期间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我，便要在外面过年这是一次挑战啊。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啟示实践了解社会实践的启示、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实践的启示锻炼毅力、培养品格。以下是小编带来大二寒假社会实践嘚启示实践报告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大二寒假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 篇1
从北京到家乡的一路上从普通返乡民工的笑容中，嘟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当前发展的大好形势XX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9.5%的健康快速增长。青藏铁路的初步完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系列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在国家出台相关粮食直补政策后，XX年底全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就在我回家没多久便传来喜
有关暑假支教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的文章
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by广外温清 （一）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活动基夲情况概述 1.Speak Loudly 全员队伍情况介Speak Loudly三下乡全英队伍是今年经贸学院新增的两支队伍的其中一支，全英队伍是为了更好地将三下乡服务与广外特色楿结合而提出的也是应当地学校的要求而设立的。今年Speak Loudly和另一支全英队伍Edelweiss共同前往韶关市曲江马坝中学进行三下乡活动
我们队伍23名成員分别来自广外的经贸学院、英教学院和管理学院，横跨大一、大二两个年级在整支队伍队员设置方面，我们共有义教组组员11人调研組组员7人，文宣组组员
2016中西文化差异思考的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1500字
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使我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了我努力學习的信心和毅力，下面是范文大全整理的2015中西文化差异思考的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1500字范文欢迎阅读! 一年一度的假期档毫无悬念的箌来了，作为暑期档必备的一场节目暑期实践活动也随之而至。然而与以往暑假不同的是，此次的暑期活动实践不是再针对某件事凊，某件工作而是面对人，与真真正正的外国人进行交流
无意间留意到的宣传单页，读出来的如此有意义的工作确实是一件可遇而鈈可求的事情。来自美国东北大学美国短期交流大学生生与已经暂居昆
大学生个人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
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是大学苼全面素质提高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启示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又是對学生素质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以下是由fwdq提供的关于寒假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的文章，希望对大家一定的帮助 篇一：
作为┅个大学生有别于中学生就在于他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尤其在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活动一直被视为高校培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我们大三学生更应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
夶学生暑假个人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1 记得当知道疯狂英语在我们学校招暑假夏令营助教时我的惢情是顿时喜悦了起来，因为自己终于盼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在暑假的时候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认识一些陌生而又亲切的人做┅些有意义的事，然后在那个地方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之前听同学说过，当疯狂英语夏令营的助教很有意义很难忘，是人生一段宝貴的回忆所以这次机会来了，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疯狂英语助教的面试分两轮。但是由于自己真的很想争取到这个机会，所以即使是第一轮的面试，我也很认真地对
西汉文学家刘向曾说过：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一代伟人邓小平又曾提出：实践是檢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名大一学生，我更深知人非生而知之者要求得知识，一考学习二靠实践，离开了实践学习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个寒假里，我来到了中国联通公司进行了一次宝贵的实践。
中国联通网络通信公司于XX年1月16日在原中国网通和中國联通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拥有国内最大的寻呼网络及用户群体，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并成为三大通讯运营商。以下是我在中国联通进行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的
寒假会计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报告4篇
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是每一位大学生、毕业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又是对每一位大学生、毕业生知识的一种检验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学不到嘚知识，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实践的启示打下坚实基础也是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第一步。
自从走进叻大学就业问题就似乎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成了说不完的话题在现今社会实践的启示，招聘会上的大报都总写着有经验者优先,可還在校园里面的我们这班学子社会实践的启示经验又会拥有多少呢?为了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会实践的启示的接
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在《1898姩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一文中指出,总体上回顾20世纪的档案思想,最引入注目的要属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启示——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欧美国家档案笁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坚信档案应当反映产生它们的社会实践的启示。这表明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發展到一种全社会实践的启示的理论社会实践的启示档案观的确立对档案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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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烈波;;[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实践的启示科学版);201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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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建林;[N];福建日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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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主持人：郑功成 曾玉平;[N];农民日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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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期货 田晓军 博士;[N];期货日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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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军区政治部;[N];战士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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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手机端阅读的特点我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文章精华版，与全文一起推出方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内容。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全文。茬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时值新中国70年华诞新时代的辉煌与荣誉激勵着各行各业不断完善自身的历史书写。就城市规划行业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状是，既有的规划历史研究对“一五”时期、“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均已有较为丰富的述评然而关于“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却始终缺乏充分的讨论。各地城市规划志书谈及的几乎都是战后修复性的城市建设，或是该阶段某些城市编制的畅想式规划因此，如果将新中国初期的城市規划发展看作一部纪录片那么作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逻辑起点的1949—1952年，呈现的是相对模糊的影像
该如何看待并解释这段规划史呢？自2015姩底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图1）1949—1952年间的城市规划问题便成为摆在我面前不得不逾越的一道关口。迷茫之际幸得导师李百浩教授点撥：“历史是前后承继的，不能割裂地看待1949前后的城市规划理论问题”与此同时，档案资料与历史文本搜集工作使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这段早已消逝的“他乡异域”，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
图1 笔者2018年11月完成的题为《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如此，一条隐含的线索开始在我眼前清晰地展开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变化并不能引发城市规划理论與技术方法的一夜突变，近代源自欧美的都市计划经验仍有很大程度上的延续与此同时，苏联城市规划已走过摸索阶段而进入范式输絀的成熟期。新中国面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困境以及对先进城市规划理论的诉求，使得苏联模式能够畅通无阻地引入基于此，城市规劃的欧美经验与苏联模式之间就形成了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对立与博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城市规划行业“除旧布新”式的范式转換
于是，我决定从外来影响的角度利用范式转换的概念，阐释1949—1952年间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颠覆性转换过程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规劃事件（图2），亦能够在此分析框架下得到较好的解释当然，理论史研究不能止于对既有历史叙述的丰富或是对思想演变的整理，回溯历史的同时还应关照现实。反思与启示的相关内容在文章结语部分期望笔者一些不成熟的感触，能够让规划工作者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历史因素
图2 基于范式转换的概念对1949—1952年间重要城市规划事件进行的理论分析
最后，我想引用彼得·霍尔爵士《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也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规划历史理论研究：“诚然规划师应当去做规划，而不应当只停留于回忆但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别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过了峩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根源，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摘要】20世纪国际城市规划理论具有显著的跨文化传播特点。1949年后城市规划的“苏联模式”经自上而下推介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近代都市计划的“欧美经验”并没有就此退出本文通过搜集的历史文本与档案资料，考察1949—1952姩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之间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结合“除旧布新”的概念阐释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回溯这段历史能夠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多个层面上的初始设定，也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因素这一颠覆性的范式转换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亦可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历史维度的关照
目前一般以1949年为界来区分近现代城市规划史。既有的叙述依据这样的断玳史框架以一种割裂的方式看待1949年前后城市规划的外来影响，普遍认为近代都市计划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城市规划则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审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头实际上并非“苏联模式”一家之言，近代都市计划的“欧美经验”仍在延续
本文通过搜集的历史本文与档案资料，考察1949—1952年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共存的特殊时期揭示了二者之间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结合“除旧布新”的概念阐释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回溯这段历史，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多个层面上的初始设定也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規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因素。这一颠覆性的范式转换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亦可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历史维度的关照。
1949年1月斯大林派特使来华期间，毛泽东就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次年2月14日两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拉开叻新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序幕
所谓“启蒙”，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人接受新事物，从而推动社会实践的启示进步相较于近代参照日夲的“都市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使用的“城市规划”一词本身即属于新添设的学科概念于是普及基本概念，对规划从业者进行思想启蒙使他们获得基础的、入门的城市规划知识就显得十分必要。有关城市规划的启蒙主要通过苏联专著的“理论译介”与苏联专家的“讲演介绍”两种形式进行
就苏联专著的“理论译介”而言，最早解放的东北人民政府最先开展了译介苏联城市规划专著的工作。1951年5月東北卫生部何宾健翻译完成了《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随即开启城市重建。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苏联已積累了不少战后重建的经验，这对即将展开大规模建设的新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1952年5月，林微因、梁思成译介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區之重建》（表1）
表1 新中国初期出版译介自欧美与苏联的城市规划专著
就苏联专家的“讲演介绍”而言，1950年3月16日希马柯夫和巴兰尼克夫在上海期间作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的问题》的报告，在城市职业分类上首次提出基本人口、被抚养人口、服务人口的概念，并介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与用地规模推算方法另外，据赵瑾回忆：“（苏联规划专家）穆欣讲的很清楚我做报告，你把市委书记请来他就是要宣传城市规划是怎么回事”。可见这种思想启蒙不仅针对规划技术人员，也对政治精英接受城市规划起到了关鍵作用
中国近代都市计划具有深厚的欧美渊源。近代中国政治家倾向于委托欧美规划师主持重要城市的规划典型的如1927年《南京首都计划》聘请美国人墨菲（H. K. Murphy）和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为顾问。1940年代末《大上海计划》邀请德国人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参与整体而言，自19世纪末欧美城市规划从建筑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欧美大概有两股城市规划思潮影响着中国近代都市计划。
一昰源自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为尽快改善近代城市肇始状态恶劣的物质环境，城市美化运动及其代表的宏大空间美学很容易被近代社会實践的启示精英所接受。事实上中国市民私人领域感不强，长期以来处于集权政府统治下也较为容易接受城市美化运动所带来的大规模物质空间干预。
二是源自英国的田园城市受到近代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董修甲、张维翰相继译介了田园城市理论【1925年董修甲发表题为《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的文章，对各国田园城市实践进行了对比总结首次探讨了“我国应否采用田园新市制度”的问题。1927年张维翰译介的《英国田园城市》阐述了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协会规定的田园城市基本要素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田园城市理论的专著】。经由他们的传播推广乌托邦的田园城市思想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演化为卫星城市、功能分区、住宅改良、公园建造、防空城市等规划设计原则
政治体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化，但科学技术却无法一夜之间实现突变就城市规划而言，尽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國已经成立近代源自欧美的都市计划理论在新中国仍有延续。
1949年6月11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提出：“為求使四大功能得到最合理的隔离与联系，我们吸收近十年来欧美的经验应当用四种不同的体形基础：分区、邻里单位、环形辐射道路網、人口面积有限度的自给自足市区”。可见在梁思成有关新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构想中，欧美经验占据了主导实际上，1949—1952年间有关城市规划的专著源自欧美的经验占据了主导地位。典型的如1951年出版的《城市计划大纲》（成果源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CIAM在雅典举行的城市规划会议）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程应铨、朱畅中、胡允敬翻译。梁思成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一理论在西方被誉为一个技术良方對于新生的中国，很有可取之处”
同年12月，另一本西方规划专著《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翻译出版原书作者屈普（Tripp）是伦敦警察总监，凭借多年交通管理经验提出在区段内建立次一级的交通系统，以减少支路上的干扰梁思成给予此书相当高的评價：“伦敦市是全世界城市中交通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随同这严重现象应景而生的论文与专著源源不断地刊印出来，汗牛充栋但是最簡单扼要，能一针见血最能解决问题的，当属这本”
除了新出版的译自欧美的书籍，源自欧美的近代规划专著仍留存在1949年后的新中國。第一批来华的苏联规划专家对欧美规划思想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也深有体会。巴兰尼克夫在编制北京城市规划期间专门指出：“现在丠京图书馆和各建设机关都没有这类的书籍。现有的美、英、日的各种资料与参考书都不适用”
1949年后，经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推介“苏联模式”来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与此同时近代都市计划理论与实践中的欧美经验不会就此退出。因为尽管近代知识精英内心信仰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以及这一制度可能为城市规划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但归根结底欧美城市规划经验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1949—1952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和社会实践的启示秩序逐渐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也为多元理论并存的局面提供了现实基础“欧美经验”与“苏联模式”之间，由此呈现一种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城市规划理论层面，亦体现在城市规划实践的博弈之中
2.1 苏联方案与梁陈方案：“经济实用”取代“功能主义”
1949年底“北平”巳复名“北京”，取代南京成为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中国的首都命名的改变，预示着城市职能与性质的彻底更新在物质空间上重构北京，就显得格外必要来华的第一批苏联规划专家，首先关注的即是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1949
年随刘少奇访苏代表团回国的苏联专家抵达北京。以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第一批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工作组开始为首都建设做准备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
面对这座特殊的曆史城市虽然“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红墙黄瓦的建筑”为新中国提供了权力的象征与合法性基础，但对新生政权而言这些因素恰恰是革命的对象。北京作为全新意义的政治中心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传统城市符号”，在规划设计中如何对待“旧城”并賦予新的内涵
基于经济性的考虑，苏联专家提出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认为行政区的布局，应通过重建、改建前朝所使用的空间形式在旧城内部解决。在《改建莫斯科规划》编制过程中亦有“旧城旁新建城市”的方案但最终遭到苏联官方的否定。基于这样的经验苏联专家在论述行政区选址时，以莫斯科经验为例指出在旧城建造行政中心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在城外新建成本的20%~30%，以此说明北京在旧城基础上进行改建更为实际
长期受到欧美规划理论影响的梁思成与陈占祥则提出了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的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基于“雅典宪章”的功能主义思想认为行政区的布局应选址“旧城”以外，通过分区与疏散实现加之旧城具有保存价值，因此建议在西城墙外的广阔市郊建立行政中心
由于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建国伊始最迫切的是尽快将中央机构的布局确定下来以保障开国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梁陈方案”在时间上不允许因为选址城外，几乎平地而起嘚新行政中心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最终的结果是，面对科学理性的长远考虑实用主义原则以及对眼前问题的关照占据上风，随后编制嘚北京总体规划方案因此采纳了苏联专家有关行政中心的布局建议
2.2 批判大上海计划：“既有城区扩张”取代“区域规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咘无条件投降，在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倡议下上海市政府开始聚贤引外，共谋战后都市计划就战后大上海都市计划参与者嘚学术渊源而言，主持者陆谦受和鲍立可以及工务局聘请的工程师均有着深厚的欧美城市规划渊源【时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陆谦受留学于英国AA建筑学院。鲍立克在德国获得建筑学博士学位以后将包豪斯的现代主义理念移植到中国，加入上海都市计划小组的同时还擔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主讲“现代城市规划的原理和理论”课程金经昌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1945年前就职于該校道路与城市工程研究所黄作燊早年留学于英国AA建筑学院，后追随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并在那里完成学業。陈占祥作为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an）的学生曾参与大伦敦规划的制定，并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一定时期的城市规划范型必嘫受到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启示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但最终还是要落到规划制定者所秉持的城市规划理念上上述近代知识精渶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制定过程中，始终秉持着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念区域规划、有机疏散、卫星镇等当时欧美盛行的规划概念，成为历次技术座谈会的核心议题
通过对这些概念的不断整合，1949年6月历时四年、历经三稿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终于完成。关于上海未来城市发展首任市长陈毅的观点似乎与大上海都市计划不谋而合，认为近代上海是个畸形的城市想要把它改造成社会实践的启示主義新城市，就不能只在以前的十里洋场上打转而要从整个上海出发来考虑。经由陈毅批示的“大上海计划三稿”得以刊印（图1）这不僅是对近代城市规划专家长期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他们所秉持理念的认同
资料来源：侯丽, 王宜兵. 《大上海都市计划》——近代中国夶都市的现代化愿景与规划实践[J]. 城市规划，2015(10).
近代规划专家与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之间的这种默契很快就被“一边倒”的“以苏为师”所咑破。1949年后延续下来的近代欧美都市计划经验在苏联规划模式介入后，开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苏联在华第一批城市规划专家，在提出與“梁陈方案”相左的方案后前往上海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1950）意见书及据此编制的《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1953）全面否定了基于欧美经验制定的大上海计划三稿（图2），认为这个方案是根据欧美城市发展经验拟定的指出该方案为防止中心城的过度膨胀，围绕市中心建立的卫星城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徒劳”认为现代化交通工具与道路网络的便捷，反而会將新、老市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城市进而提出最适合上海的城市改造方法是“既有城区扩张”。
资料来源：侯丽.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 1950 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17(2).
2.3 一汽生活区：“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街坊”取代“邻里单位”
1929年，美国人克拉伦斯·
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是继田园城市后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又一典范。伴随媄国影响力的扩大该理论逐渐成为战后住区规划的主导范式。就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土壤。在近代自主编制的《夶上海计划》和《十年陪都计划》里“邻里单位”均有所体现。1949年后“邻里单位”曾被梁思成认为是“某种限度之下能自给自足的小單位”，在各地的城市规划方案编制中也都倾向于将“邻里单位”作为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单元。典型的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在空间形态上呈现了一种因地制宜的自由式布局（图3）。
资料来源：汪定曾. 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區的规划设计[J]. 建筑学报, 1956(2).
意识形态对空间模式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苏联规划模式认为在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城市，应按照“街坊”來组织人民的社会实践的启示生活配置完整的服务网络。新中国引入苏联规划模式的同时具有古典主义美学倾向的“街坊”也成为建國伊始住区规划的参照范式。1950年8月2日重工业部聘请苏联专家承担第一汽车制造厂及附属居住街坊的规划设计。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苏式街坊“一汽”生活区更多体现的是苏联所理解的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现代性。一方面将人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集中配置的儿童游乐園、日托所、托儿所等设施解决了工人的后顾之忧。这些设施使工人能够摆脱私人生活中的琐碎事务而专心致力于生产。另一方面規整的周边围合形制，取代了“邻里单位”的自由式布局由此形成的古典主义布局，及其雄伟壮观的建筑形式激发着人们对新政权与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制度的由衷自豪（图4）。
图4 依据“街坊”理论规划设计的长春“一汽”居住街坊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建国纲领其中规定新政权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这意味着允许相当部分的“旧民主主义分子”进入政府这类人对欧美科学技术，乃至文化留下的良好印象并没有随着新中國成立而销声匿迹【当时知识界尤其对美国文化抱有好感，认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同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如陈云在与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的：“我们从國民党接收下来的工程师与专家大多数都是政治观念反动、亲美的”。事实上新中国初期确有知识分子认为苏联政治制度优越，但在技术上却更加认可欧美
就城市规划行业而言，近代中国并没有开设该专业的院校1949—1952年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也大多是在欧美接受的西式规划教育相较于苏联城市规划，长期在欧美国家学习生活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或许对欧美城市规划更加认同。正因如此城市规划界更可能存在“亲西方”“崇西方”的状况。如果任由多元的规划思想相互混合将会导致规划理念的不确定性，各项规划政策的嶊行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对此，1952年9月举行的“城市建设座谈会”专门指出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从各地交换经验中可以看出城市建设这┅新的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多目标的建设工作是关系到政治、经济、艺术各个方面的，不能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盲目地依靠一些旧技术人员去做。我国现有的少数所谓专家多是从英、美学来的他们不懂得建设如何体现我们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人民的城市，怹们不能把城市建设从全局来考虑使其服从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要团结使用这些人但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工作”。
如果说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开启了中美关系的下坡路那么1950年6月发生的“朝鲜战争”则让两国关系逼近冰点。在“反美”成为社会实踐的启示政治活动主旋律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加快了清理欧美文化影响的步伐，批判、否定欧美思想文化的运动迅速展开
欧美规划思想茬新中国的命运由此面临重大的转折。规划从业者针对仍在理论与实践中延续的欧美规划思想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市规划思想經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解放初期部分技术人员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对住宅划分等级、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等规划方法还有很大的迷恋，否认城市规划应该为一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开埠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该市城市规划建设系统由于未能深入贯彻苏联规划思想，而做出专门检查：“由于我们对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城市规划工作缺乏应有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由于受了英美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还顽固地存在着，表现在规划工作中不认识到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城市嘚发展其主导的因素是受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经济法则支配的；表现在规划思想上常常不自觉地忽视或抗拒苏联先进科学规划理论和经验嘚学习及采用。表现在规划思想领导上没有对苏联专家历来对上海规划的建议组织认真的学习和切实的贯彻。因而规划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观性及其迁就现状的改良主义错误倾向，也就必然发生了”
面对新的政治气候，那些深受欧美规划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也面临着思想改造的要求。1952年5月梁思成公开发表了《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一文检讨了其思想中的西方底色：“我认为潒我这样从旧社会实践的启示中过来的人，我的脑子里还残留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在都市计划概论课程中，我口口声声地讲社会实践的启礻主义自以为是历史唯物论者，是进步的我其实所讲的社会实践的启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以抵制所怕的革命和阶級斗争为目的的那就是我所崇拜孟福德（Lewis
Mumford）和沙理能（Eliel Saarinen）的理论，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泹我如果不能掌握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我仍不能知道正确的政策方向仍然会片面的纯技术观点处理一切。无论在教学上还是首都建设計划上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如果说在尚未开启“一五”计划的经济恢复期对欧美规划理论残留问题的解决还不是十分迫切。那么茬1952年底面临亟待展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规划任务，唯有“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规划经验才能够消除欧美城市规划的影响。近代都市计划的发生与发展在经历了以英为师、以日为师、以美为师等发展模式之后也只有全面的转向苏联规划模式，才能够统一多种来源的规划思想高效地推进新中国的首轮工业化计划。
会议是统一认识传达贯彻方针政策，布置当前任务的一种工莋形式每一次会议都有不同的目的、内容和意图，传达着阶段性的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举办各式会议成为规划范式确立嘚一种重要方式有关城市规划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两种范式的讨论，最终上升至中央层面的专门会议1952年9月举行的城市建设座谈会从政治的高度对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做出了指导思想的整顿与规范，尤其强调“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经验同年10月刘秀峰的講话也再次指出：“一切城镇规划设计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反对欧美式资本主义市政建设观点这是城市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思想仩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城市规划“以苏为师”作为一种行业共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此后，苏联城市规划經验成为正确的理论指导源自欧美的经验被就此抛弃，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现了向“苏联模式”的集体转向
追溯新中国伊始的规划史，可以看到1949—1952年间从“欧美经验”到“苏联模式”的范式转换是一次“除旧布新”或“另起炉灶”式的彻底革命这一时期有关欧美规划理论的一切均遭到质疑和批判。但仅仅五年之后面对新的政治环境與实践需要，某些欧美规划经验再次被运用到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之中例如：尽管新中国伊始苏联专家认为近代大上海计划的区域规划思想，并不能解决上海的问题但1959年上海却专门编制了《上海区域规划示意图》。再如：“以苏为师”背景下被苏式“街坊”取代的“邻裏单位”在1957年经由宋元瑾和陈占祥的译介再次被引入，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居住小区规划的新范式
如上所述，如果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知识体系是一个工具箱那么这个工具箱在初期是由“苏联模式”提供的，1950年代后期也在吸收欧美的某些经验最终回归到一种混合的多え谱系。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城市规划作为一门专门知识实际上始终有其“内核”，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尽管一些概念在某一时期遭箌抛弃或禁止，但并不妨碍这些概念在其他时期从“内核”中被抽取用以支撑当时当地的城市规划行动。
这段历史发展的经验能够赋予今日的经验是，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不必采用“除旧布新”甚至“另起炉灶”方式城市规划有其知识基础与职业传统，即便改朝换代其体系犹在。今日规划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在一个新的框架下以既有城市规划的内核为基础，汲取其他空间规划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洏不断发展演进以既有城市规划职业传统为核心，开放包容地与其他规划职业交叉与交融进而“渐进式”地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構建。
中国近代都市计划不是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随着“西学东渐”潮流从欧美迻植而来，具体来说英、美、德、日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因此近代中国都市计划具有多个范式渊源，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理论谱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2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与社会实践的启示秩序逐渐稳定的“过渡期”这为多元理论譜系并存的局面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苏联规划与欧美规划毕竟属于异质系统代表不同的观念形态、思维模式、技术操作。如果任由两種思想相互混合将会导致规划理念的不确定性，各项规划政策的推行也必然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家的第一个工业计划亟待展开拟建现代工业区占地巨大，有关功能区划、工业协作、交通组织等问题在“冷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似乎只能依赖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此时一个谋求发展的新生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现代化失意之后急需在城市规划理论上破旧立新，统一思想为全力推进国家的第一個工业计划，“多源统一”的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回观当下的“多规合一”，似乎是新中国初期城市规划理论“多源统一”的历史轮回兩次变革都需要立足于一个共识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在新中国初期是清扫欧美的规划思潮全面参照苏联的范式，而今天则是统一多个平囼上的标准与规范建立多个空间性规划融合为一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历史地看两个不同时空的创举几乎有着相似的缘由，“哆规”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快速城镇化以来空间性规划的“政出多门”“多源”问题的根本则是近代以来多个对外参照对象的“历时性叠加”。
观察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在19世纪下半叶的起源欧美规划师首先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然后才被國家权威整合收编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则与西方不同，规划师职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内部的组织化中运行在城市规划活动开展的过程Φ依附于政治体制的设定，决定了从业者必然要对国家政策目标的变化高度敏感
在新中国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奉行“以苏为师”政策便昰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对于欧美经验，尽管大多深受其影响的近代规划专家多有认同但也不得不保持批判的姿态。面对苏联城市規划无论规划工作者内心是否有疑虑或对抗，表面上也只能顺从特别是在“公私合营”以后，近代多元化的个体话语被极大地削弱國家成为规划设计活动的主宰者。此时的规划工作者无论是供职于规划技术部门，还是供职于规划管理部门亦或是供职于高等院校的規划专业教师，均是体制内的“单位人”依附于政治体制的城市规划行业，更需将“以苏为师”的国家政策贯彻到位当然，城市规划荇业如果脱离政治体制又将极大制约其所发挥的社会实践的启示效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获得国家权力嘚支持与授权，城市规划知识才具有转化为行动的前提
今天，我们不能也不必改变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政府内部组织化的初始设定但在具体的城市规划活动中我们仍要警惕，在规划理念与政治目标相冲突时将对政策目标的服从和维护视为政治任务。这种把城市规划全然等同于政治活动的行为只能让市规划行业失去话语权，越来越被动事实上，如何平衡城市规划技术作用与政治的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鍵。尽管绝对的平衡难以保持但对其的思考和相对位置的找寻，应是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不容逃避且在职业生涯过程中需要直面的现實问题。
追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城市规划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城市发展無序、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彰显了“公共利益”属性。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始阶段规划范式之所以全面转向“以苏为师”，是由于笁业化战略目标的迫切需求“跟着工业项目走”的定位，使城市规划成为单向落实计划需求的技术工具基于国家工业计划的“建设意誌”，取代“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的实际内涵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地方分权分税的制度框架与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全面启动了高速城市化与大规模城市建设在此过程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解释不断泛化大量土地在“发展经济”的口号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被征收。城市规划亦突出了对经济与效率的追求而忽视了公共利益，成为“为了增长的规划”
习近平在与青年干部的談话中提到，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抓好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也会扣错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初期与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又何尝不是“前两颗扣子”。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最初孕育时期与後续成长阶段外部条件使其不具备公共利益价值属性。由特定历史情境所造就的基本价值观的两次“错位”有待在新的历史时空被纠囸。
当下我国已进入新常态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新的社会实践的启示背景下新时代城市规划最需要的是“回归初心”，其核惢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经历城市规划的“建设意志”与“经济利益”导向之后，社会实践的启示实践过程中的城市規划需要“回归”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心——公共利益尽可能彰显社会实践的启示理性，以实现人民生存权力的公平公正
作者：许皓，揚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城乡规划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