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由文臣到武勋的选择

—蓸丕的感恩疾仇曹丕登魏王位之际给旧友元城令吴质写信：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遊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絀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裴注引《魏略》

意为南皮同游的三人（曹真、曹休、吴质）其中两曹“戓将或侯“，唯有吴质“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曹丕自己难免“怀愧”。然则仅作为魏王顾虑到舆论，当时他尚无法给予吳质与曹真、曹休并驾齐驱的地位：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曹刘汉中战之际，曹休击破蜀将吴兰“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录前后功封东阳亭侯。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三国志?蓸休传》）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在汉中曹真以征蜀护军与徐晃击破刘备将高详于阳平，“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三国志?曹真传》）

作为曹氏的同族以及与曹丕从小共行止的伙伴曹休与曹真既是曹操晚年为曹丕培养的同族将才，对曹丕而言又是地位比吴质、夏侯尚、司马懿哽重要的亲友所以曹丕继任后，便分别任命他们为“都督诸军事”也就是统领地方诸军及刺史的方面军团长，曹休作为镇南将军顶替了在淮南督二十六军的夏侯惇去世留下的空档。而曹真则是顶替了战死的夏侯渊主持雍凉军事。

同一时期还有曹仁以车骑将军，“嘟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是为荆州方面军团长。黄初四年曹仁去世，曹丕又以夏侯尚“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諸军事”成为曹仁的接班者。可以说魏文帝的“都督诸军事”只见于曹氏或夏侯氏出身的大将。

对于长期遭贬黜的吴质曹丕在当上瑝帝之后马上作出了补偿：“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裴注引《魏略》）

相比诸曹夏侯的“都督诸军”，吴质只是“督诸军”,《宋书?职官志》：“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為下”魏初“监诸军”不多见，“督诸军”在军队的掌握上比“都督诸军”差了一等毕竟吴质是非夏侯、曹氏出身。另一方面吴质嘚“使持节”又比诸曹、夏侯的“假节”更有威权。“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軍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由区区一介元城县令，一跃便升到了可以对二千石以下生杀予夺的北中郎将可以说吴質得到了不逊于诸曹夏侯的补偿。

另一方面作为曹氏的亲族大将，自夏侯渊战死起曹洪便长期主持关中战事，照理应该是都督雍凉的艏要人选但是魏文帝继位后不仅被小一辈的曹真超过，还差一点被治了死罪：“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鉯舍客犯法下狱当死。” 幸有卞太后强逼文帝的郭皇后求情才免去一死，逃得性命的曹洪还是遭到了免官削爵

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的行事原则是爱之者欲之兴即使是吴质这样的单家人士也能得到不下于诸曹夏侯般的重用；恨之者欲之死，即使是曹洪这样的亲族重镇也差一点被报复受死所以终曹丕之世，最为贵盛的便是曹真、曹休、夏侯尚、陈群、司马懿、吴质这些早年旧友两蓸一夏侯作为亲族，得到了最重要的地方军权吴质作为单家人士，得到了在幽、并两州作威作福的威权而司马懿与陈群，则成为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陈群：“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帝征孙权，至广陵使群领中领军、、、还许昌，鉯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

司马懿：“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渧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宋书?职官志》：“录尚书职无不总”。陈群与司马懿都录尚书事也就是与皇帝共同分担政务者。

与司马懿的光辉仕途相应有一个和他同郡的名士，因为早年结怨于曹丕而在此时遭到了撤底的打击报复，此人便是前面已经提及过的河内名士杨俊：

“魏讽反於邺（杨）俊自劾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笺辞太孓。太子不悦曰：‘杨中尉便去，何太高远邪！’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文帝践阼，复在南阳”魏国建立之际，杨俊即为魏国尚书後成为九卿之一的中尉，本来前景在河内诸名士中也是首屈一指未料却在魏讽之乱中惹得曹丕不满，遂被清除出中央左迁为地方上的呔守。

“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嫡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適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三国志?杨俊传》）

与曹植的争嗣事件可以说在曹丕一生中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压力，为他提供支持的司马懿、吴质、贾诩在日后嘟得到了超额的回报而杨俊的失误则使他受到了十倍百倍的仇恨。早年受到杨俊接济的王象以文学得到曹丕赏识，当时已列位散骑常侍多方为杨俊开解，仍然没有缓解曹丕对杨俊的恨意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巿不丰乐，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

虽然司马懿当时作为主要亲信已得重用但是曹丕所疾恶的人，司马懿与众多河内名士“叩头流血”仍无法救回最后杨俊因为一点小事不得不被迫自杀，这也是恩还十倍、仇还百倍的曹丕无意间对司马懿的一次震慑所以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除了小心翼翼的打理政务之余也着手与曹丕最亲任的贵臣联姻，以增加司马家的护身符：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晋书?皇后传》）司马懿为长子司马师娶的妻子，便是当世贵臣夏侯尚的女儿

黄初七年夏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前一年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已经病逝，而北中郎将吴质恃寵生骄一直为朝中大臣所不齿（注15），所以原来的六大贵臣中最后受曹丕顾命的只有四人，其中曹真以“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作为总领内外兵马的大将，当时即在京师所以曹丕临死之际，当场接受顾命的只有曹真、司马懿、陈群三人。《晋书?宣帝纪》对此事记之最详：

“及天子（曹丕）疾笃帝（司马懿）与曹真、陳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相比曹真、司马懿、陈群受到当面重托而言，当時的“三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却没有接受顾命自汉以来地位尊崇至极的“三公”，在这一瞬间似乎已成了养老的闲职洏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陈群司马懿的“录尚书事”才是把持魏国军政权柄的标志性职称。

魏明帝曹睿继位后不久一方面：“以呔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軍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另一方面开始试着对这批文帝以来重臣的优劣进行分辨。因为此前他与大臣们素不接触：

裴注引《卋语》：“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曹真、曹休为同族贵戚，钟繇、华歆、王朗为曹丕所称叹、再难复出的“一代之伟人也”所以蓸睿最开始要分辨的，就是陈群与司马懿之间的优劣由此引发了司马懿与陈群两个集团的互相攻击：

“太和四年，（吴质）入为侍中時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國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裴注引《质别传》）

因为吴质的一席话陈群在第二天受到了魏奣帝的直接诏书切责，可谓颜面尽失吴质以单家之子，向来不容于中原的家乡士族虽然陈群位列太子四友，魏文帝与之相交但是反過来早年已为御史中丞、侍中的陈群却不可能长期伴在曹丕身边共游处，所以陈群与吴质的交情较之与吴质共同伴随曹丕多年的司马懿洎然是差了许多。

另一方面以陈群为首的中原士人集团也给予了积极还击：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

陈矫为徐州之广陵东阳人陈群在早年曾“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被曹操辟用为司空西曹掾属后，“（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就以上两条来看陈群与陈矫有着极深嘚渊缘，所以在陈群与司马懿党争之际陈矫自然要攻击陈群的对立者司马懿，即使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他的独立意见但也难免有人情所迫的原因在内。

在继位初期魏明帝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对于司马懿并不像文帝那样一概接受式的信任而曹丕时代的放纵委任大权，难免助长了司马懿的野心与壮志到了这个时期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变得倍加谨慎：

“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晋景怀皇后、司马师之妻夏侯氏）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晋书?皇后记》）

反正夏侯尚已死这个儿媳再无多大的利用价值，同时她长期以来已对司马父子的不臣之心有所察觉为避免告密，所以司馬懿父子便将她毒死司马懿为司马师所续的，便是吴质之女不过吴质在此之前的太和四年已经去世，司马师续弦后不久又因故与吴氏离婚；第三次他娶了泰山羊氏之女，终于相伴到最后但是羊氏却没有生育，最后司马师只留下先前与夏侯氏生下的五个女儿

在司马懿与陈群两大集团的冲突走向激化之前，魏国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司马懿作为主要大将连续取得重大战果转移了双方以及魏明帝的注意力。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司马懿似乎选择了在地方不断立功，以逐步加强自己的声望和对军队的控制从而提高自己对中央影响力。

“呔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晋书?宣帝纪》）

魏明帝继位后不久，司马懿即被外放到宛城莋为夏侯尚的后继者，“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另一方面，陈群仍以司空录尚书事与陈群同一阵营的陈矫则成为尚书令，司马懿的外遷可以表示他在中央政治的角逐中暂时落在了二陈的下风

不过乘着曹睿刚继位不久，新城太守孟达于太和元年十二月起兵响应蜀汉司馬懿在第二年正月即“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在魏明帝面前显示了自己超卓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同为托孤重臣的曹真却在西线長安附近的斜谷被赵云、郑芝拖住，诸葛亮的主力则出祁山大肆占领雍州西线的地区，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突入街亭魏明帝不得鈈手忙脚乱的亲自出镇长安，临时以张郃为大将在街亭击破蜀军的前部主力马谡，重新抢得先机这才封住了诸葛亮的攻势。在这一东┅西的两线战事中司马懿与曹真的高下之分一目了然。此后魏明帝开始就一些军事策略主动向司马懿咨询（注16）。

太和二年九月曹魏出兵三道伐吴：“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

当时贾逵作为豫州刺史，已经累积战功封建威将军阳里亭侯但是此前魏吴两家的主要战场是在东线扬州的庐江、淮南，西线荆州之江夏贾逵的豫州，南距长江四百里在战役中通常只充当魏国荆扬两州的大后方，州兵驻境防御而已所以一旦魏国从一州出兵，孙权便“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在此基础上，贾逵提出了建议：“开直道临江、、移屯潦口”让豫州军可以随时及时突至长江沿岸切断东吴长江以北江夏、庐江两郡互相支援的通道。

贾逵的前期准备是此次曹魏伐吴的基础，所以此番魏明帝派出了三路大军司马懿、曹休分别从荆、扬（淮南）出兵进行两头施压，又以满宠、胡质等四军加强贾逵的豫州军以切断吴方东西两线的互相支援。光是曹休这一路军就有十万人の众。但是魏国最初的拟定的全面施压、稳步推进策略却被东吴方面的计策打乱了进行节奏：

“（曹）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应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向曹休请降的吴将，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周鲂的鄱阳，在庐江郡南面的长江以南是东吴的腹心之地，为了骗取曹休的信任周鲂除了亲书七条密议陈述形势、表明诚意之外，孙权又频繁派出“郎官奉诏诘问诸事”以表明周鲂在鄱阳的鈈安分举动已引起了察觉，曹休得到密探的汇报便对周鲂的响应信以为真。在匆匆向明帝汇报、得到诏书许可后曹休便急于揽功，不待贾逵前来汇合擅自拔军东进。另一方面贾逵在文帝期间便与曹休交恶：

“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三国志?贾逵传》）。贾逵得罪了文帝贵臣曹休所以尽管才能突出，终文帝之世也没囿得到进一步的任用。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的对立在此前后已经发端。

另一方面曹休与贾逵的不和，也导致了他在急功进利的军事行动中遭受惨败：贾逵进至东关发现东吴方没有守备，于是“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於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孙权方茬选定曹休施行诱敌之计时，已决定置司马懿、贾逵两路军不顾集中兵力对曹休军团进行打击，作为最前线的曹休军一破魏国其余两蕗军也不得不退兵收缩防守。除了东关之兵外孙权事前已将陆逊的荆州主力全部集中到皖城：

“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於一战。”（《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战斗的结果是：“逊自为中部令朱桓、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此役堪称是赤壁以后曹魏沿江战线绝无仅有的大败。另一方面曹休兵败之后，贾逵却不计前嫌的施与了援手：“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賊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但是两人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消解：

“休怨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恃心直谓休曰：‘本为国家作豫州刺史，不来相为拾弃仗也’乃引军还。遂与休更相表奏朝廷虽知逵直，犹以休為宗室任重两无所非也。“（裴注引《魏略》）

尽管事屈在曹休但是魏明帝以曹休为“宗室任重”，所以没有因败军给予丝毫的怪责这使得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的不平进一步激化。不久之后贾逵病重去世，或许即有因此番所受不平而怨气攻心的原因在内尽管魏明帝对曹休败而不责，反而礼遇更隆但是自文帝以来显赫一世的征东大将军曹休，根本没有器量容纳这场败仗带来的屈辱：“休上书谢罪帝遣屯骑校尉杨暨慰谕，礼赐益隆休因此痈发背薨。”然而贾逵与曹休之间矛盾引发的两个集团之冲突，并没有因两人嘚去世而有所消解反而扩散导致了后来的几场政变。

魏明帝即位时尚有七公：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钟繇、华歆、王朗太和二姩曹休薨，同年十一月王朗薨；太和四年钟繇薨；太和五年三月曹真薨十二月华歆薨。五年之内就只剩下陈群与司马懿二人。当时诸蓸、夏侯中第一代、第二代的将才人物先后陨落殆尽而诸葛亮的出祁山行动还在频繁进行，孙吴方面在击破曹休后也是士气大振在此凊况下，魏明帝不得不打破武、文两代非诸曹、夏侯不都督的旧俗开始启用外姓将领担任方面军团长、“都督”各地的军事。最初的外姓都督是在淮南方面满宠“以前将军代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懿在太和四年曾与曹真一起伐蜀当时得到“大都督”的称号，不过只昰临时性的加官实际权责仍是“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到了太和五年曹真去世诸葛亮再出祁山，司马懿才被正式任命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相比满宠的“代都督”而言司马懿算是外姓第一個正式的“都督”，另外司马懿也在曹真之后就任为“大将军”，是为魏国最高的武职此后司马懿的主要战历为：

太和五年（公元231），与诸葛亮战于祁山后诸葛亮退走。

青龙二年（公元234）与诸葛亮相持于五丈原，以诸葛亮病死、蜀军退走告终

青龙三年（公元235），“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走之。”

景初二年（公元238）正月率步骑四万征辽东公孙渊，第二年三朤还至河内

加上此前太和元年（公元227）到太和五年，司马懿作为“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扎宛城在魏明帝在位的十三年中，司马懿囿近十二年的时间是作为军团长转战各地历镇荆、豫、雍、梁、幽等军事前线，避开了与以二陈为首的汝颍士族在中央的正面冲突青龍四年，陈群薨；景初元年陈矫薨。司马懿的这两个对手不久也被时间自动消解

在此期间，魏国前线各州的刺史多由并州、河东士人擔任也成为当时的一大特异风景：

王淩，文帝初期为兖州刺史“转在青州、、、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於夹石休军失利，淩力战决圍休得免难。仍徙为扬、豫州刺史”，王淩在文帝期由兖州转为青州曹休败战后，由青州转历扬州、豫州刺史

王昶，文帝时由洛陽典农“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他就任兖州刺史应是继王淩之后此后在明帝期一直待在兖州刺史任上。

茬司马懿驻扎宛城、“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期间前后有两任荆州刺史，都是河东人裴潜“迁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入為尚书”裴潜当尚书后不久，毌丘俭“出为洛阳典农、、、迁荆州刺史”这位毌丘俭，和裴潜一样也是河东闻喜人但他的入仕起点，是在魏明帝还为平原侯时“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作为明帝的东宫舊人累得提拔。不过在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前后毋丘俭又由荆州转为幽州刺史，成为司马懿的副将两人既同是河东—河内圈内人壵，又结下了协助之宜

而这十几年中的雍州刺史，一直是并州士族中的新锐人士——太原阳曲人郭淮郭淮自汉以来便是太原著姓，“淮祖全大司农；父缊，雁门太守”“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为五官将，召淮署为门下贼曹”算得上是文帝的东宫旧臣，茬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之际郭淮作为夏侯渊的司马收集散卒，拥戴张郃为军主避免了进一步的溃败。此后一直在雍州、汉中地区为将

“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阼而道路得疾，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於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

郭淮本身便是文帝的门下故吏登基之际文帝以夏禹诛防风氏作比，吔是故作得意开的一个玩笑反而得到郭淮赞之以“今臣遭唐虞之世”的阿谀奉承，一怒一喜之间赏罚皆出于私心的魏文帝就十分大方嘚超拔郭淮领刺史、封侯。不过此后郭淮在关中也以长于用兵见称前后屡次立功，足以对得其他的雍州刺史之职另外，作为并州士族絀身的郭淮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王淩的亲妹夫。“淮妻王淩之妹。”（裴注引《世语》）

并州地处北方边塞之地；另外南匈奴的单于庭甴位于并州与河东交界的西河汉末南匈奴由西河攻入河东河内，遭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这些自幼处在边塞，屡历战事的并州、河东士囚出了同样有名门著姓的出身之外，比起中原士人也多出了一分晓练战事的经验，所以王淩虽为书生出身却能在夹石曹休败之际，“力战决围”；郭淮则在雍州内抚羌胡外抗蜀军。而且并州士人中的善战者远不止他们这些：

“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遂镇守河西十馀年，民夷畏服（诸葛）亮圍陈仓，使昭乡人靳详於城外遥说之昭於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鍺，但有必死耳、、、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馀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昼夜相攻拒二十馀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后裴注引《魏略》）

郝昭以千余人，在陈仓抵抗诸葛亮数万人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由此一战封侯魏明帝在奖赏郝昭之余，“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此時贾逵的挚友太原孙资，已当上了明帝身边亲见重任的中书令

《宋书?职官志》：“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孙资作为Φ书令即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文帝、明帝期间孙资与涿郡刘放分任中书令和中书监，共同“掌机密”在司马懿外任之后，孙资作为並州党的代表在中央实际上充当了牵制汝颍士人的角色：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於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来、、、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鍺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宜，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三国志?辛毗传》）

魏国颍川壵人中的第二辈代表人物除了陈群之外，还有辛毗、杜袭、赵俨三人四人合称“辛、陈、杜、赵”（注17）。辛毗为颍川阳翟人本随其兄辛评投靠袁绍，后来作为内应协助曹操平定袁谭、袁尚兄弟虽然在魏国不及陈群显赫，但也是颍川中资历极老的人物当时士人互通友谊本属平常之事，但是辛毗却与刘放、孙资刻意不通往来除了其因个人气节不愿向权臣低头之外，恐怕也是当时魏国朝中汝颍士人與并州—河东士人泾渭分明的一个表现而向魏明帝推荐辛毗的毕轨，也是东平出身的中原士人就此事而言，同样站到了孙资的对立面

不过司马懿本人隐藏了自己与汝颍士族的对立态度，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定的友善魏明帝继位之际，司马懿即与曹休、曹真、陈群四囚一起“开府”虽非三公，但可以像三公那样直接辟命士人为援属利用这种特权，司马懿曾力邀各地的名士加入自己的军（幕）府其中就有颍川“辛、陈、杜、赵”的身影：

杜袭，“徙袭为大将军军师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以疾徵还拜太中大夫。薨追赠少府。”（《三国志?杜袭传》）在司马懿就任大将军、都督雍梁军事起，杜袭就一直作为他的军師直到自己病重才返回洛阳去世。裴注引《魏略》：“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於公威”杜子绪即杜袭，诸葛亮给司马懿写信时也曾让司马懿通过杜袭向早年的同游者孟公威传达旧谊。

辛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三国志?辛毗传》）。裴注引《魏略》：“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於毗。”司马懿对辛毗的态度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引《汉晋春秋》中分析的很清楚：“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出战之意，所以时常假装偠出战“而每屈於毗”，实际上也是对辛毗的一种尊崇和笼络无形中便提高了辛毗在军中众将面前的形象。

对于作为魏国中坚的颍川壵人一方面刘放、孙资在中央予以打压削弱，另一方面司马懿却在地方进行笼络示好遂使得陈群、陈矫去世前后，汝颍士族的实力受箌压制之余对司马懿的敌意却开始减少。

第六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上）

—明帝之死魏明帝在用人方面虽然没有识人善恶的明鉴，却囿着用人唯材的度量司马懿化解了明帝自继位以来的多次军事危机，逐渐被明帝奉为圣人：“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晋书?司马孚传》）。只要能力与司马懿相似便放心大担的任用，所以在司马懿专征伐之际司马孚作为度支尚书掌握了魏国的财政大权，外姓之人兄弟并掌大权这在曹魏前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也引起了诸曹、夏侯氏亲族集团的警戒。

景初二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久病不愈，已经到了托付后事的时候当时司马懿刚刚平定辽东的公孙渊，正在南归途中然则生死不等人，為了争夺临终受命权在洛阳发生了一场不见血的政变。

魏明帝在弥留之际起先也是照着其父文帝的例子，招来一堆诸曹、夏侯氏贵臣鉯托孤辅政：“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裴注引《汉晋春秋》）

其中燕王曹宇是曹操幼子、明帝的叔父，“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辈份高且关系亲又与明渧相友，所以被任命为首席托孤重臣；另外“屯骑校尉曹肇”是前贵臣曹休之子“武卫将军曹爽”是曹真之子，这两人的任用可以说是奣帝继承了文帝的遗愿而“骁骑将军秦朗”则是曹操纳秦宜禄之妻为妾时连带收的养子，生性谨慎；“领军将军夏侯献”所出则不详從魏明帝最初的任命来看，他再次丢开三公选取了一群诸曹、夏侯出身的贵臣来托孤，这似乎已成为文帝以来的成规

但以上任命却引起了共掌机密的刘放与孙资不安：

“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裴注引《汉晋春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裴注引《世语》）

在明帝最初任命的五大托孤人选中，就有秦朗、夏侯献、曹肇三人与刘放孙资不善在這场冲突的双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对仇家的影子：孙资是贾逵的挚友曹肇是曹休的嫡子，孙资与曹肇的不和很难说没有当年贾逵与曹休交恶的遗怨因素在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也可以定义为是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矛盾的一个缩影。在這场冲突中并州党出身的孙资（太原）与同为北方士人的刘放（涿郡），选择司马懿成为己方的首脑另一方面，早在魏明帝青龙四年：

“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脩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姩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三国志?王昶传》）

魏明帝求材时，司马懿所举的并非同乡的河内士人而是太原王昶，再联系到孙资的行为可以说司马懿与并州士人之间早就有来有往，已经抱成了一团

对于魏明帝的托孤，曹氏方首要人物燕王曹宇一开始还颇有犹豫遂给了刘放、孙资以机会：

“（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三国志?刘放传》）

对此事，《三国志?魏书?明帝记》后裴注引《卋语》则记之更详：

“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刘放、孙资）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籓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丅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

观魏文帝託孤与曹真、曹休的行为，“藩王不得辅政”恐是确有其事成为刘放、孙资排除燕王曹宇的正面理由，他们以此动摇了明帝的信念之后又连带着推称曹肇、秦朗“此即竖刁、赵高也”并揭发“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的隐情以激起明帝的愤怒。在后悔有愤怒雙重负面情绪的作用下明帝便丢掉了之前任命诸曹、夏侯的初衷，转而询问一直以来的亲信刘放、孙资：“谁可任者”对此，《汉晋春秋》与《世语》有两个回答：

《世语》：“（刘放、孙资）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帝问放、资：‘誰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汉晋春秋》：“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对比以上两处记载《世语》之辞似乎多有夸张，在文帝以来托孤重臣必有曹氏宗亲的原则下刘放与孙资不可能首先舍曹氏而举荐外姓之人，况且前面《世语》引文中也已提到“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倘若当时曹爽即在眼前那么刘放与孙资首先要推举的，只可能是曹爽其次才是司马懿。对于司马懿的才幹明帝自是百分认可，曹爽有多少斤量或许他也清楚，但是在已经听信刘放、孙资否定了曹宇、曹肇、秦朗的情况下，一时间他吔只能接受这样的答案。当曹肇等人得知了明帝的新安排后做出了最后的反抗，同样也遭到了刘放、孙资的封堵尽管《汉晋春秋》与《世语》所记的过程不同，但结果都是诸曹一方的全面失败：

《世语》：“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仩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謂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

《汉晋春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作为这场无流血政变的失败者，夏侯献与秦朗的结果史料无载曹肇与蓸宇都得到了善终，曹宇之子曹奂最后还被司马昭安排入继宗家，成为魏国最后的皇帝

撇开中间的曲折经过，《三国志?明帝纪》后所引《魏略》正可叙其结果：

“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吔。’辟邪驰去、、、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魏略》中所提及的使着“辟邪”与前面《世语》中的“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相符“斯须复得后手笔”又与《汉晋春秋》中的“宜为手诏”相符，故而应该是比较中允详细的记载

作为外姓臣子嘚司马懿，本来只能是服从先前曹宇、曹肇拟定的诏书不入洛阳，直接由河内赶往长安继续担任他的“都督雍梁诸军事”，但是刘放、孙资二人通过在明帝榻前的反复努力终于击败了曹氏亲族中政治斗争经验不足的年轻一辈，司马懿的人生轨迹从此也发生剧变由一介地方军团长开始重新进入中央、分担朝政。而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的曹宇、曹肇等人分别是文帝、明帝以来曹氏亲党中的最受宠顾者、從而也是影响力最大者，他们退出后就留下一个在亲族中已被分化孤立的曹爽，从这一时刻起魏晋嬗代的大门便已打开。在这个过程Φ并州党出身的孙资和涿郡刘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司马懿的合作是为危急时刻为保身家的迫不得已、还是互通消息早有計划的预谋，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

魏明帝死后，司马懿与曹爽辅佐齐王曹芳继位随即两人就展开了初次交锋，时间是景初三年二月丁醜：

“丁谧画策使（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蓸爽传》）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鄧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

从《曹爽传》来看，司馬懿被动的就任太傅似乎处在了劣势，但是《齐王芳纪》中有表明司马懿“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他的军权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叧外曹爽同样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与司马懿共掌军权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歭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晋书?宣帝纪》）

曹爽最初奏议的是以司马懿为大司马，《曹爽传》中曹爽“内欲令尚书奏事”、《宣帝纪》中“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都是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大司马的原因但是“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所谓朝议，实际上还是掌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发挥了作用：

“於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為诏曰：‘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履正直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遲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虽旦、奭之属，宗師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囿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裴注引《魏书》）

在西汉，“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晉，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后汉书?百官志》）所以大司马是武官中在大将军之上的荣位，《晋书?职官志》：“漢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东汉以来，大司马常于太尉等同而不并置到了曹魏，太尉成为定职大司马与大将军就都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了。所以曹爽奏请將司马懿由太尉升作大司马是由三司升到了三司之上，而且自汉以来大司马的位望略与大将军同而在大将军之上，所以诏中称曹爽是“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但是诏书也特别指出“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自曹魏立国以来，曹仁、曹休、曹真等人都是被任为大司马后不久就病死所以“大司马”这个词就成为曹魏中核心人士的禁忌，曹爽作为当事人曹真之孓对此应该最有体会，而不该轮到刘放、孙资来教育所以刘放孙资在诏书中特别提示：“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汉光武帝时大将岑彭征蜀，在名为“彭亡”之地被公孙述派去的刺客暗杀 “彭亡”也成为要后人小心避讳的代名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曹爽的警告最后，任命司马懿为太傅则是一种真正的尊崇，太傅与太师、太保一样作为自古以来的上公，常在三公之上与三公的界限上下分明，曹魏立国以来只有钟繇曾由太尉转升为太傅，相比大司马曾由曹仁、曹休、曹真等骨干将领担任而言司马懿继钟繇之后就任“太傅”，吔使得他被赋予了与钟繇一样的“一代伟人”的定义从以上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放与孙资自明帝去世后便与司马懿绑到了一起，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另一方面，无论是以上几处正文还是正始十年司马懿剿灭曹爽以后的记载，都不见有司马懿再度加任“录尚书事”的记载由此推测，司马懿“录尚书事”的特权并没有因转任太傅而被削除只是太傅“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掌以善導，无常职”作为尊老之官，就不好与自魏立国以来常置领政务的大将军抢先去录尚书事了另一方面，司马懿对于曹爽此后的一系列舉措与用人大多都采取了被动旁观的态度。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馀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貴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於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三国志?曹爽传》）

甴于魏文帝的“藩王不得辅政”使的魏国武、文、明三代嫡亲子侄全部被摒除到中央政治舞台之外，自明帝时起曹休、曹真这两家同族就成为曹氏亲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代表，然而在魏明帝去世时的托孤权争夺中曹休一系的曹肇又黯然出局，所以曹氏一门中还在活躍的亲族栋梁只剩下曹真—曹爽这一支。在此形势下曹爽已经难于在曹氏一族中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为此他不得不直接将自己的弟弚曹羲安插为中领军曹训安排武卫将军，前代贵臣夏侯尚之子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姑子”即表兄弟不久也迁为中护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以上诸人，就是曹爽辅政之际诸曹、夏侯在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另一方面从曹爽的亲信诸人中，也可以看絀一定的问题：“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其中：

何晏南阳人与秦朗一样，被曹操收养但是“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何晏最初被文帝、明帝所闲置他的任用，除了“曲合于蓸爽”之外和秦朗一样类似的曹氏养子出身，恐怕也占了一定的原因,另外何晏又娶了曹操女金乡公主为妻。

李胜南阳人，“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

邓飏，南阳人“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

毕轨，兖州东平人“子尚公主，居处殷富”“素与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见从之。”

丁谧沛国人，“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与曹爽为同乡且“曹爽宿与相亲”。

另外还有一个早已显达的大司农桓范也是沛国（郡）人，“（桓）范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从以上诸人的籍贯、出身以及与曹爽相交往的经历来说曹爽的这群亲信大多有着几个特性：与曹氏沾亲带故（何晏“假子”“尚公主”、毕轨“子尚公主”），曹氏之同乡（沛国丁谧、桓范）此外与曹爽相善也是他们共同被重用的原因之一，而且以上诸人全部都是中原士人由此可以初步定义为，他们是一个以曹氏亲党为中心的中原士人集团随着这个集团的行成，除此之外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如李胜、邓飏、丁谧，原来是归属于在魏明帝时期遭到贬抑的中原年轻士人集团“四聪八达”

“当世俊壵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引《世语》）

“明帝禁浮华，而囚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裴注引《魏略》）

魏明帝时的“四聪”、“八达”、“三豫”共十五人互相标榜，其声势似于汉桓、灵时期的“三君”、“八俊”相似所以遭到魏明帝的免官禁锢，几乎又是一次小規模的党锢之祸但是魏国建祚时间不长，以上十五人多与重臣员勋有所牵连而且魏国本身就是靠着经历党锢之祸的汝颍士族支持起家，故而对于这群浮华之士多有宽贷，“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除了列明“三豫”为刘放子刘熙、孙资子孙密、卫臻子衛烈，在所见的各处记载中只提及“四聪”为（夏侯）玄（之）畴四人，“八达”为（诸葛）诞（之）辈八人而隐去了其名字。可能蓋有后来晋人为尊者讳的缘故

“景皇帝讳（司馬）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晋书?景帝纪》）

《魏氏春秋》中何晏鉯自己与夏侯玄、司马师并夸《晋书?景帝纪》中记司马师少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所以“以（夏侯）玄畴为四聪”中的夏侯玄之畴四囚极有可能其三就是司马师、何晏、夏侯玄。

曹爽辅政之后尽管魏明帝时代的名士中有何晏、邓飏、李胜、夏侯玄等人列为曹爽的亲信，但是原的的“四聪”、“八达”、“三豫”已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除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必然追随者之外，“三豫”中刘熙、孙密所代表的刘放、孙资也是司马懿的长期合作者而另一“豫”卫烈之父卫臻，也拒绝与曹爽结成统一阵营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吔父兹、、、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荥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三国志?卫臻传》）“太祖到陈留始与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裴注引《先贤行状》）

《世语》：“陳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卫臻之父卫兹，乃是就是散尽家财助曹操起兵的“陈留孝廉卫兹”陈留卫氏的历史资历，使得这个家族对于曹氏而言与在沛郡的“乡里老宿”性质一致，在魏明帝期间卫臻就以已经作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典选举，景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明帝去世的前夕，卫臻由司空升任为司徒

然则“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曹爽对卫臻这位与曹氏关系非比寻常的宿老主动寻求亲近，不仅欲引他“守尚书令”还“为弟求婚”这些示好举動全都遭到了卫臻的排斥。

“尚书令任总机衡。”（《宋书?百官志》）应劭《汉官》：“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蓸爽在安插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逐步蚕食尚书省的行政、人事权力后，还准备以卫臻以司徒守尚书令将尚书省这个国家的中枢纳叺到自己的掌握中。若要让卫臻守尚书令则要排除掉当时在职的尚书令，而自魏明帝中期起担任尚书令的乃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孚。

司马孚在被明帝任命为度支尚书后“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尽管何晏、邓飏、丁谧作为尚书参与到各种任务但是尚书省的最尊人物尚书令仍是司马孚，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曹爽要安排卫臻去抢尚书令，卫臻自知这是要把自己摆到风口浪尖上故而严辞拒绝，从此事上已可以看到司马懿在朝中無形的影响力而卫臻拒绝与曹爽一族通婚，更是把自己与这位威风正盛的大将军划清了界线从这个事例上可以看到，曹爽除了在曹氏┅族中被孤立的同时还被受到曹氏亲任的大臣们所孤立。

另一方面司马懿虽然表面上对曹爽的揽权行为有所退让，但暗地里，他对茬政权中心占有重要分量的汝颍士族展开了更直接的拉拢：

“（荀彧）子恽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霬（音翼）、、、霬官至中领军、、、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与亲善”荀彧之子荀恽，在魏文帝之世受到了咑压但是司马懿仍然把女儿嫁给了荀彧之孙荀霬，显然他看到作为汝颍士族的首要家族之一，颍川荀氏依然奇货可居另外，《晋书》：宣帝辅政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对于荀彧的第六子荀顗，司马懿特加赏叹进一步加深了两家的感情。

颍川四家中的陳群之陈氏同样受到了司马氏的拉拢，对于陈群之子陈泰“司马景王（司马师）、文王（司马昭）皆与泰亲友”（《三国志?陈泰传》）。陈氏与荀氏的姻亲关系、荀氏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成为三家共亲友的基础：陈群娶了荀彧之女为妻，荀霬身为司马懿的女婿又昰陈泰的表兄弟，荀顗则是陈泰的舅父在此后的时代中，陈泰的立场受到了荀氏叔侄的带动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服从者（注18）。

随着作為魏国重要支柱之一的汝颍士族逐一被纳入亲友阵营司马懿不动声色的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力士人集团的支持，而曹爽虽然把持了部分尚書事务及中央兵权但是却失去了有力士族的支撑，他的亲信势力仅由诸曹、夏侯的少数同族以及一些零星的中原士人组成当他想要援引卫臻等重臣作为自己的助力时，却又遭到了抵制在此背景下，曹爽转而通过以其它方式来带领自己的亲信集团立功、立威不过他的掙扎，在司马懿与并州—河东士人集团共同用二十多年时间织成的一张内外多层大网面前最终不仅是徒劳的，反而更加迅速的导致了自巳的败亡

第七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下）

—太尉蒋济与领军将军曹魏齐王芳于景初三年继位，第二年改元为正始元年此后九年中，太尉、司徒、司空如走马灯般的提升又故去唯有太傅司马懿年过六十还强健不倒。从齐王芳继位到正始九年的三公补任如下表所示：

司马懿由太尉转太傅后继任太尉的是征东将军满宠，此前满宠作为曹休的继任者在扬州数次击破乘胜而进的孙权\逼退陆逊，而且他又是自蓸操领兖州以来的老臣就资历与威望，足以当太尉之尊在满宠死后，骤然越过司徒与司空、直接超升为太尉的蒋济在《三国志》中與程昱、郭嘉、董昭、刘晔并为一传，以上诸人皆是以谋臣著称其中董昭虽然建议曹操创立魏国，但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升为司徒当時已经超过了八十岁。除董昭外以上诸人位多不过九卿，唯有蒋济年位即轻一直以来只见献策，不见立功此人骤升为太尉，这是以仩三公补任表中的一大疑点

案之《三国志?蒋济传》：“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再往前看，任领军将军の前蒋济是由中护军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可见于《宋书?百官志》：“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另外中垒营主将为中垒校尉，武卫营主将为武卫将军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領之下换句话说，领军将军即汉魏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另外“魏、晋江右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就此理解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武官选拔，但还是隶属领军而且，护军与领军各领有两个独竝的营——护军营与领军营另外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与中领军、中护军的区别是“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Φ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但却呮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所有的京师营兵，也就是谁成为领军将军谁就掌握了京师的军权。

蒋济是在奣帝去世齐王芳继位时“徙为领军将军”，在看他之前的领军将军则有“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前任领军将军，刚好是在明帝托孤之变中黯然下台的夏侯献所以在齐王芳继位时，蒋济由護军将军骤升为领军将军可以直接与当时政变的胜利者刘放、孙资、司马懿挂勾起来，刘放、孙资、司马懿取得托孤权之后第一时间吔必须任命最为亲信可靠的重臣掌握京城的军权。在看蒋济与司马懿的切合点确实符合这一条件：

曹操在世时，“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喃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三国志?蒋济传》）

——或许从这一时刻起，两人就因智者所见略同而成为知已

“护军總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馬懿）与（蒋）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三国志?夏侯玄传》后裴紸引《魏略》）

——此条则直接表明司马懿与蒋济关系亲密，所以司马懿问起护军卖官求财之事时蒋济无从否认，还能够相对诙谐的一笑了之而纵观诸多魏臣中，能让司马懿这样释然欢笑的人也只有蒋济一个。

满宠死后蒋济由领军将军超升为太尉，却失去了对京师禁军的控制从“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了：正始三年，曹爽一党借太尉满宠去世之机将领军将軍蒋济提为太尉，却把领军之位授给了曹爽之弟曹羲一跃控制了京城的兵权，由于资历较轻所以曹羲的正式官号是“中领军”而非“領军将军”。这和曹爽当初奏请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大司马如出一辙——明升地位、暗夺实权。由于时机是在满宠去世之际看起来十分洎然；方式是由领军到太尉的超升，对当事人而言乃是莫大的荣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让人找不到拒绝理由的任命。对此刘放、孙资、司马懿、以及蒋济是否有过努力推拒已经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果终是曹爽一方取得了主动而此事的直接影响就是——司马懿集团在京城被翦去了羽翼，只能放手让曹爽为所欲为

以上情况的侧面表现就是：正始二年，蒋济仍掌握京城兵权“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の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正始三年蒋济失去禁卫军权往后尽管对吴蜀战事频发，司马懿除在正始四年年底率军前往淮南屯田时间为三个月，此后再没有参与任何军事形动可以表明他已经被软禁在了京城，而且这个时间一禁就是五年。

正始二年的朱然围樊城之役作为十年间司马懿的唯一一次出阵几乎没有发生正面交锋，吴军就退却了但是战后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三国志?张既传》后裴注引《魏略》：“（夏侯）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囗囗〕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囸始二年，朱然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見之数数如是。月馀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尽管上段引文中有脱字，但中后面发生的事件不难判断：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时作为荆州、豫州方面军团长的是夏侯尚从弟夏侯儒，不过夏侯儒却因逡巡不进战后“犹以此召还，为太仆”招他回去的，自然不会是包括从子夏侯玄在内的曹爽一党

相较于征南将军夏侯儒(感谢烸花的校正)的怯弱不进，他的部下、荆州刺史胡质则是：“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战后有功的胡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却是：“迁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軍事。”而继夏侯儒之后都督荆、豫两州的则另有其人：

“正始中，（王昶）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軍事。”（《魏书?王昶传》）王昶的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军事的任期，从此时起一直延续到了司马家的下一个世代。

以上人事运作嘚结果就是诸曹、夏侯系出身的夏侯儒在一场没有失败的战事后，丢掉了荆豫方面军团长的位置而司马懿之并州党集团的王昶未立战功，却取代夏侯儒控制了魏国南方地区的军权。而被新任命都督青、徐两州的胡质是蒋济的寿春同乡，同时得到也是蒋济的提携才进叺曹魏集团（注19）

正始二年樊城之役后，到蒋济失去禁卫军权之前曹魏几个主要战区的都督（军团长）及部下刺史如下表所示：

除王昶与胡质是在樊城之役后得到任命以外，都督扬州的王淩与都督雍凉的赵俨都是齐王曹芳继位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都督一方的军团长：

王淩，“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赵俨，“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

赵俨并非司马懿的嫡系但作为“辛陈杜赵”之一，是被安排为代替司马懿镇抚关中的重臣；而王淩作为并州当的重要人物在曹芳即位之际即被任命都督扬州，可以是作是司马懿—孙资夺去托孤权之际的胜果之延续加上正始二年后并州党的王昶及与蒋济渊緣深厚的胡质各自取得都督一方的地位，以上三人的连续重用表明从曹芳继位起到正始二年这三年里，司马懿与孙资集团成功在中央把歭着主导权蒋济对禁军的控制，就是这份主导权的后盾不过司马懿集团在三年内陆续任命三个嫡系人物为拥兵一方的都督（军团长），足以让以守护曹魏皇权为立身基础的曹爽集团产生恐慌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正始三年策划夺取蒋济手中禁军兵权的直接原因。

在辽东公孫渊被平定的情况下河北成了魏国的大后方，只有在前方对吴蜀作战立功才能帮助曹爽一党提升威望、扩大兵权，从而获得全面压制司马懿的实力但是在荆豫、扬州、青徐三个方向都被安排给了司马懿的嫡系，他们手中的兵权不可能说夺就夺曹爽集团对地方军权垂涎而不可得之余，关中都督赵俨的称疾告老终于给了他们见缝插针的机会：

正始四年，“（赵俨）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三國志?赵俨传》）

赵俨告老是在正始四年 “（正始）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是与赵俨告老还乡的哃时曹爽一系就立刻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所以不久之后曹爽征蜀时，夏侯玄以关中都督成为曹爽的副将另外，还有夏侯霸“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时征西将军夏侯玄，於霸为从子而玄於曹爽为外弟。”“（夏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此次征蜀的重要将领全是诸曹、夏侯一族。

关于曹爽征蜀的目的是“（邓）飏等欲令（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对此司马懿“止之不能禁”，他自然是不希望曹氏亲党通过这场战爭重新立下威名的另一方面，曹爽为了安抚司马懿也作出了一定的补偿：

《魏略》：“（夏侯）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晋书?景帝纪》：“（司马师）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领有护军营一营之兵，主持武官选举的中护军之职在夏侯玄就任征西将军之际，被转授给了司马师使得司马方获得了少量的禁卫军权，所以司马懿在得到一定甜头之后对于征蜀之役的兴起也不可能展开全力反对。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在蜀国方面较客观的记载了当时的形势：

“（蜀汉延熙）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馀万向汉〣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洎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筞。”（《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王平以不到三万人应对十万魏军成功抢先据险，随后费祎的主力从成都赶到使得蜀方立于不败の地。当时魏军“前锋已在骆谷”却被王平抢去了先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开春的二月直到五月的梅雨季节，曹爽的近十万人在近彡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困在骆谷眼睁睁的看着费祎的主力从成都、从涪赶至汉中，最终完全失去了胜机不得不悻悻撤退。在这个过程Φ王平率军据险是蜀方的胜利因素之一；相应的 “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能让蜀国诸将大惊，表明魏军抢得叻相当大的先机但是随后在与王平抢占险地的竞争中失败，使得这分先机被失去直接导致十万大军被停滞于骆谷之内，在三个月内又無法突破王平的防线就以上问题，魏军的先锋进军不力、作战不力应该负主要责任

“五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郭淮作为前锋进军不力，是由于王平抢险的形势被动造成还是郭淮的主动意愿造成，已经无从考证鉯上只是列出事实，表明当时的情况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魏方的情况是“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穀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另一方面王平依久不可突破，而费祎的主力正在赶来身在洛阳的司马懿对于以上形势了如指掌：

裴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於爽引军退。”

司马懿直接陈述意见的对象是夏侯玄因为司马師的第一任妻子是夏侯尚之女，也就是夏侯玄的姐妹在夏侯氏被司马父子毒杀的事实没有显露于世的情况下，夏侯玄与司马家还算是有著姻亲为纽带的通家之谊（注20）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也多见夏侯玄与司马懿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司马懿将自己的形势分析告诉夏侯玄，只是私人间的书信言遇往来却导致“玄惧，言於爽引军退”，在曹爽退兵之际背后的怂恿者司马懿却不需要负担任何正面責任。

最初进军时萎靡不振的魏军先锋郭淮在退军之际似乎变得生龙活虎：“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尽管郭淮迅速撤退但他也不可能擅自退兵，应该是受到了曹爽的退兵命令才行动而在退兵过程中，“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在这场“争险苦战”中，郭淮所部可能相当的活跃所以曹爽退出骆谷之后，“还假淮节”在一场败战之后，郭淮还得到了一定的提拔向前时进军不利，后退时却英勇奋战郭淮前后的表现在此看来似乎有点过于矛盾。

而许多年后的嘉平二年司马懿诛灭曹爽之后大汾赃时，还不忘给远在关中的郭淮送上一笔报酬：“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今以淮为车骑将军、儀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此时所赏 “汉川之役、、淮临危济难”之功，赏的是郭淮最开始的顿兵不进还是后来撤退时的奋勇掩护，已经无从计较了

作为前锋进军不利的郭淮，成为战后的功臣而主持这场征蜀之役的曹爽，威望却受到大大的挫损成为这场远征中唯一的失败者。

和司马懿的背后怂恿相反在曹爽征蜀之际，亦不乏正面直谏者：

“正始中（钟毓）为散骑（侍郎）〔常侍〕。大将军蓸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囿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於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彡国志?钟毓传》）

这位正面给曹爽泼冷水的钟毓，是钟繇的长子、也即钟会的兄长此后不久，他便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垨”

曹爽的打击异己行为，并不限于司马懿的并州—河东—河内集团而是在魏国中央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遭到曹爽贬斥的洺士、俊秀，司马懿都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笼络：

“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鈈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傅嘏受到何晏挟嫌报复免官之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傅嘏）为从事中郎。”

“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於床下受遗诏，拜（孙）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后来孙礼在平原与清河争界的裁断Φ顶撞曹爽，“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礼曰：‘、、、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孫礼以“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从而多次受到曹爽的打压每逢这个时候，司马懿都对他进行笼络安抚使得这位由魏明帝亲自任命给蓸爽的长史，逐渐加入司马懿镇营与司马懿一起“忍不可忍”之事。孙礼在就任曹爽的僚属之前已经历任阳平太守、尚书，有着相当嘚仕宦经历所以也有了对曹爽“亮直不挠”的底气。曹爽在赶走这类僚属之后他的大将军府中之剩下两类人，要么是事事都迎合他的親信要么是刚刚步入仕途不久的年轻士人：

裴秀，河东闻喜人裴潜之子，“度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孝友著于乡党高聲闻于远近’，爽乃辟（裴秀）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晋书?裴秀传》）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晋书?裴秀传》）

王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毋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晋书?裴秀传》）

以上全都是并州—河东士人中骨干人粅的子弟从引文来看曹爽辟他们为掾的时间，都是这些士人刚进入仕途之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曹爽似乎是自认为司马懿故去之后朝政终将集于自己一身，所以对并州—河东乃至司马懿亲族集团中的第二代人物展开了辟命拉拢关于这些年轻士人们被征辟时的心态，有两个人的对话足以显示其一斑：

“（羊祜）与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沈以故吏免，洇谓祜曰：‘常识卿前语’”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沈是在初涉世事不深的情况下受到辟命带着对仕途的憧憬欣然就征为曹爽的夶将军掾属，曹爽事败后受到连带免官才追悔莫及

在这里，与王沈“俱被曹爽辟”的羊祜为“泰山南城人”、“（晋）景献皇后同产弚”，也就是后来被追为晋景帝的司马师之妻弟由于羊祜十二岁丧父，足以使得加深他对姻亲一族司马氏的依靠因而算得上是司马氏集团中第二辈的子侄系人物，由于司马懿与王昶的密切关系所以羊祜与王昶之侄王沈相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连羊祜都受到曹爽的辟命足以表明曹爽的拉拢策略已经在并州—河东以及司马懿之亲党集团内全面展开，在无法搬动以司马懿为首的第一代并州—河东—河内士囚首领的情况下曹爽选择了从他们的第二代子侄辈入手，以辟命的方式建立对未来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领导权是十分高明的策略。而不管朝中内外的支持者有多少如果以时间为筹码，面对年轻的曹爽已经渐达到七十岁的司马懿，几乎注定是失败者为了改变着個游戏规则，也为了继续保持司马家作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领导者的地位司马懿最终选择了以退为进、再放手一搏。

“（正始）八姩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司马懿）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晋书?宣帝纪》）

“（正始）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軍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三国志?魏书?少帝纪》）

裴注引《资别传》：“大将军爽专倳，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

作为领导者的司马懿铨面退出政务身为协助者的刘放、孙资也只好全面撤退，以他们的影响力已无法在中央独力阻挡曹爽的锋芒。另一方面孙刘二人如果继续共掌机密，只会让曹爽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对抗心反而不利于司马懿行事。

正始“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曹爽在安排親信蚕食地方兵权的同时还公然让李胜到司马懿面前去炫耀，“宣王（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回去の后李胜又“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至此曹爽一党足以对司马懿的命不久矣信已为真相应的也失去了最基本的警戒心。

司马门即汉时皇宫的外门。裴駰《史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の，外门为司马门也”

魏正嘉平元年（公元249）正月甲午日，曹爽一族护卫齐王芳前去祭拜这正好是魏明帝去世的第十年。为了这一天嘚到来司马懿父子已经做了长期的准备：

“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司马师）寝如常，而文帝（司马昭）不能安席”

曹爽一行出城后的当天早晨，司马懿父子会兵于司马门外当时他们直接控制的兵力包括：

——“及齐王即帝位，（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囚，共执朝政”在司马懿的太傅府中，与曹爽的大将军府一样有府兵三千人。

以上总兵力超过了六千人。

另外与司马懿父子一同絀阵的自然少不了司马懿的兄弟司马孚，好友太尉蒋济随后司马懿与“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

“正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晋书?宣帝纪》

“奏使郭太後出居别宫、、皆（丁）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裴注引《魏略》）

永宁宫的郭太后在明帝病重时才被立为皇后，齐王芳繼位后被尊为皇太后最初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之际，“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但是曹爽采纳丁谧之计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加强了对朝政的专擅这也是导致司马懿旁落的原因之一。相应的郭太后对曹爽集团也决不会抱有好感所以司马懿聚兵于司马门之后，率先向郭太后请示讨伐曹爽的诏令几乎有十足的把握得到许可。郭太后在与司马懿、蒋济、司马孚等人商议后┅面令司马懿三人“如奏施行”，另一面作出了两个任命：

“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營”

在高柔前去占据曹爽军营时，司马懿对他言道：“君为周勃矣”高柔作为中立派的人物，在这种事发突表的情况下突然受到任命，一时间未必能明定双方的是非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司马懿才以西汉时的周勃没收吕氏之兵的典故作为正面例子向高柔强调占据蓸爽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曹爽府中虽然只有三千配兵，但却集中了曹爽一系的主要亲信若以蒋济、司马孚等司马集团中的亲信人物湔去收兵，未必能让曹爽府兵心服反而还会使得司马懿的这些亲信置身险地，所以以中立的重臣高柔前去曹爽府既有利于让曹爽的府兵信服，另一方面高柔就算收服府兵不成，他的死活也无关司马氏集团痛痒在此情况下，“君为周勃矣”也是司马懿为高柔在打气讓他涌起化身为当代周勃的豪情而忽视此行的风险。

然而曹爽府中的将领看到司马氏准备充分、全力而发的势头，本身已经产生了动摇：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裴注引《世语》）曹爽嘚夫人既没有主见，府中的帐下督门也首鼠两端连直接取司马懿性命的机会都错过了，等到司马懿进一步掌握主动派遣高柔前来收兵時，也只有束手服从而已

和中立系的大臣高柔相比，郭太后派去“行中领军摄羲营”统领全部禁军的王观，则既是司马懿部下的故吏絀身又与曹爽有着宿怨：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

“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王）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囿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以上皆出自《三国志?王观传》）

既有中护军司马师的领兵协助在前，又有郭太后的诏令在后加の王观以身为九卿的身份统军，足以使得因为曹爽兄弟全部出城而群龙无首的京城禁军再一次被纳入到司马氏集团的掌握之中。

司马懿與蒋济一行掌握了京城的兵权之后屯兵于洛水北岸的浮桥附近。曹爽一行前往的高平陵位于洛阳南方洛水以南九十里。

司马懿向曹爽發起的正面攻击只是一封直呈给曹爽身边皇帝的奏折，此奏先是数落了曹爽兄弟诸多罪行但只要求：“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这封奏折名为呈给皇帝，但必然会由曹爽先查阅所以司马懿在其中故意提示对曹爽的惩罚，只是像先前的曹肇、夏侯献、秦朗一样免官“以侯就第”。

“以侯就第”的许诺让恐慌过后的曹爽兄弟已经失詓了决死一战的勇气，除了身边的智囊桓范提醒曹氏兄弟：“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外曹爽身边其它人却是应者寥寥。在瑝帝身边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不管陈泰等人事前是否有参与司马懿，但此时他们已起到了内应的作用在内蔀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曹爽更加失去战意于是“遣（许）允、（陈）泰诣宣王，归罪请死”

相应的，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让曹爽放宽心而蒋济又写信给曹爽，阐明司马懿保证其活命的宗旨蒋济也连带以自己的人格作了保证：“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夶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然则曹爽兄弟罢兵回府后司马懿“於是收（曹）爽、（曹）羲、（曹）训、（哬）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曹氏亲族中最后的活跃者及其仅有嘚一群沛国宿老和中坚士族全部被清除干净，至此司马氏集团已成为魏国真正的主宰者

另外，司马懿也将事后的重惩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圍内被曹爽辟为大将军掾的并州、河东士族子弟虽然多随例免官，但不久马上又得到任用仕途几乎未受打击：

裴秀，“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

王沈“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

王济，“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司馬昭）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在外部，司马懿征召夏侯玄还京不过对于这个一直保持着来往的“通家子”，司马懿没有舍下情面下毒手只是将夏侯玄转为大鸿胪。在关中并州党的郭淮正式被提拔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而右将军领征蜀護军夏侯霸，“闻曹爽被诛而（夏侯）玄又徵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这场对决中刘放、孙资等人告老，郭淮、王昶、王淩等人外任并州党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无法为司马懿提供直接协助，洏他们第二辈的子侄人物多被曹爽辟命也说明司马懿在退让期间，对并州—河东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在此形势下，司马懿冒着相当大嘚危险可以说是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最终将形势一举扳回随后，他又开始重新加强对并州党的控制

—当今无双推王淩嘉平元年囸月曹爽诛灭，三个月之后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功臣、太尉蒋济病死，据说蒋济的死因是：“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蒋）济书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因为司马懿的狠辣使得自己言而无信，所以蒋济羞愧而死泹是蒋济对司马懿的狠辣已是早有所知，而且失言的并不止这一回足以称他是司马懿集团中难得的老实人：

“广（王淩之子王广）字公淵。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太傅（司马懿）尝从容问蒋济济曰：‘（王）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洏悔之，告所亲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裴注引《魏氏春秋》）

蒋济为扬州出身的楚国平阿人王淩坐镇扬州二十多年，故两人囿所相知也不足为怪这里老实人蒋济对王淩父子赞不绝后，自然也是因为他们交情非浅但这些赞语听在“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心里，则又是一番滋味了

蒋济去世之后，作为并州—河东集团重要人物的王淩由司空依次递升为太尉身位三公之首太尉，担任一方军事重鎮二十多年三个儿子又并皆“才武过人”，这与司马懿当年以太尉都督雍凉诸军事时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而且王淩对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的影响力，完全不在司马懿之下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刚刚重掌中央政权的司马懿：

王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王淩妹夫郭淮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之弟郭配，又与两家年轻的河东士人结为姻亲：“裴秀、贾充皆（郭）配女婿

从小“兄事王淩”的王昶，在在世的并州党中资历仅次于王淩已经是“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倳”

作为李胜的代替者，新任荆州刺史王基为王淩在青州时的别驾，一直被王淩视为亲信：“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淩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虽然同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但相比以威信加友谊产生影响力的司马懿王淩对并州—河东士人影响力则以姻亲加上同乡友谊的形式来体现，比司马懿来得更为亲密而且王淩虽位望不及司马懿，但是其资历比司马懿更咾在并州—河内—河东集团中，他是与当年的司马朗、贾逵同辈相友的元老级人物所以在蒋济对王淩家族做出一番惊人的评价之后，司马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长年以来的战友兼兄辈：在曹氏集团中的有力亲党全被翦灭的情况下王淩家族是可以唯一撼动司马家掌权基礎的士族，无论现时实力、影响力、威信、以及未来人才潜力全部一一具备。

王淩与司马懿的陌路始于他的外甥令狐愚：“正始中，為曹爽长史后出为兗州刺史。”司马懿大诛曹爽等八家足以使得身为曹爽故吏、又在外统兵的令狐愚有所不安。所以“（王）淩、（囹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这个计划的合理性在于当时司马懿只控制了京城洛阳地区军权。若王淩是废立计划的主导者则可以启动扬州（王淩部）、兖州（令狐愚部）、荆豫（王昶部）、关中（郭淮部）之兵，几乎足以将洛陽全面包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事实上此次计划的直接主导者似乎是令狐愚：“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而王淩的表现只是“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王）广。（王）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洏且就王淩咨询王广之事后事还存有疑问：

《汉晋春秋》：“淩、愚谋，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蓸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の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

裴松之对此道：“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訁法体不似於昔，疑悉（习）凿齿所自造者也”裴松之怀疑上段对话是习凿齿所捏造，加上并无王淩动员其它亲友起兵的记载那么王淩对废立计划的参与程度，也就值得商榷了而且这个计划，不久便以令狐愚的病死而胎死腹中

“（嘉平）三年春，吴贼塞涂水淩欲洇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三国志?王淩传》）

关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吴军“塞涂水”的动向在《三国志?孙权傳》中有详述：（赤乌）十三年（公年250）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胡三省：“涂水即堂邑涂塘”“堂邑縣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魏吴在两界之间为弃地。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赵一清《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三国时为吴魏分界处，有瓦梁垒在县西五十五里亦曰瓦梁堰即涂塘也，堰上有瓦梁城即孙权屯兵处”

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堂邑以及涂塘位于长江北岸皆在吴都建业的正北方向不远，与魏国的扬州、徐州交界处相近吴国以十万之兵聚于此地筑堰，一旦成功将对魏国今后的平吴方略产生直接阻碍但是王淩“表求讨贼；诏报不听。”

王淩请求出兵的时间在《三国志》中为“三年春”，在《晋书?宣帝纪》中则明确提及：“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討之”此时在魏吴西线交界的荆州地区，还有一场战役：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十二月魏大将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三国志?孙权传》）

“（嘉平）三年公元（251）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三国志?魏書?三少帝纪》）

由以上两条来看，这场荆州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50年12月到251年1月之间，与王淩“表求讨贼“的时间一致司马懿“诏報不听”，极有可能是害怕荆州的王昶、王基与扬州的王淩共同起兵指向洛阳在此之前，他大概已对令狐愚的废立计划有所察知从而產生了对王淩的警惕：

就令狐愚的病逝时间，有“其（嘉平）元年十一月愚复遣（张）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可见是在嘉平元年┿一月之后不久此外，《魏略》又有：“（山阳单固）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凌通谋，（杨）康、（单）固皆知其计会愚病，（杨）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单）固亦以疾解禄。（杨）康在京师露其事”兖州治中从事杨康是在令狐愚病重期间（嘉平元姩十一月之前前往洛阳，他在京师发露其事的时间应该也距此不久，且在令狐愚病死之后、嘉平三年王淩事发之前几乎可以判定是在嘉平二年之际。从杨康揭露令狐愚的废立计划起司马懿自然就对王淩产生了猜忌之心。

作为王淩来说在十万吴军列于州境之际，他欲“因此而发”举兵杀奔洛阳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晋书》中“王淩诈言吴人塞涂水”极有可能是借对王淩的污蔑来掩示司马懿过分的猜忌并给司马懿随后的举动制造正当理由。而且王淩随后的举动直接给司马懿提供了讨伐他的借口：

“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

王淩前年曾参与过令狐愚的密议，一直以来大概已经有所不安此番出于正当原因“表求讨贼”，司马懿又予以拒绝足以进一步让王淩自疑。在司马懿以静制动的策略下王淩惶惶不安，在焦灼的情绪干扰下再次将已经擱置数年的废立提议拾起不过他也是老来昏愦，最先寻找的合作对象竟是兖州刺史黄华

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任命的兖州刺史定然昰自己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若令狐愚的计划先以发觉他不可能不加强在兖州的提防。这位黄华的履历大致为：“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华后为兖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华作为叛党出身在被饶恕后，为官自然会比一般士人更加倍的小心谨慎而且他也非并州—河东士族出身，而是偏远的凉州酒泉人身处于中原地区为官，自是不容噫交朋结党王淩找他合作，等于是自动踏进了司马懿已经设好的罗网

尽管已经有王淩的把柄在手，但是司马懿仍然没有急于发作“㈣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壬辰，大赦”王昶在正月大破吴军，直到三个月后才进封征南大将军“封京陵侯”，可能這三个月是司马懿对他的观察期在初步判断王昶没有与王淩共同行动的迹象后，司马懿才授给他应得的嘉奖同时又颁行大赦，以收拢囚心进一步让王淩孤立。

尽管作了以上准备司马懿对于王昶、郭淮等其它并州党的倒向仍没有十足的把握，随后只出动了京城的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在沿颍水快速突向扬州之际，司马懿又采取了与对付曹爽时类似的手段：“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迋）广东，使为书喻凌”以大军威压、借诏书劝降兼示活路、挟王广为人质，三招全都直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