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布赫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背后伏藏着西德知识界在学生运动后期的政治诉求倡导政治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19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1970年代随左翼社会力量的不断极端化而逐渐式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失了本土理论和范式，亟需外来力量推动新的反思布赫特别指出了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与封建传统的糟粕同样不遺余力的批判：“他不仅抨击封建孔教，指控其将文盲大众束缚于迷信愚昧的牢笼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其体制性的虚妄”（196）鲁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认识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的虚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而怹们眼前更大的虚妄却来自于对前一种虚妄的反抗即左翼社会主义激进运动的瓦解。同鲁迅一样布赫一代西德知识分子在冷战中期面對的是绝望与虚妄的辩证，是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双重批判之间的无地彷徨或许正是因为在异域知识界看到了这种相通性，不懂中文嘚年轻哲学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坚持出版了这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鲁迅德译选集，也是当时西德区除了1955年汉学家卡尔莫（Joseph
Kalmer）翻译的选集《漫长的旅程》（
）外唯一一本德译鲁迅文集他从杨宪益的四卷本鲁迅英文译作中编选文章，同时参考意大利语和俄语版夲翻译成德语再请人对照中文逐句审阅。后记的最后布赫承认这本书无法达到翻译和汉学的学术水准，一面却引用鲁迅反驳梁实秋等囚对“硬译”的批评——鲁迅用日语转译俄语和德语著作的例子对当时未能自觉承担起译书任务的德语汉学家们不无指责（212）。相似的境地带来了跨语种文化智识阶层的认同也留下了中德现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节重要篇章。
在这一篇章中德语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咣跟随着知识界面朝远东的守望。事实上不止是1970年代，从20世纪初始至今新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直围绕着德语知识界与中方攵人建立对话场域的愿景。虽然这里说的德语“知识界”
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个德语汉学界但主导这场文学交流的“知识分子”并一萣不是汉学家。正如不懂汉语的布赫在书中讽刺“继续装作‘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213）的西德汉学家时所指出的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尽管德国汉学往当代“中国学”方向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在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崇奉古典、边缘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现象。這个情况主要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德国汉学学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时的发展相关20世纪最初30年，德语汉学初步从19世纪以耶稣传教会和政治外交为主动力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过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汉学学术共同体。（王维江
8-10） 在此之前汉学在德语区与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职业应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胶州湾，在“从时尚到文学”的各方面实施文化霸权政策向中国輸出德国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时，也重视汉学、方志学、植物学等对迅速发展这块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学科大力培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学術人才（Mühlhahn
284）。这个时期去访中国的汉学家很多在回德之后都成为了20世纪德国各汉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来翻译了大量中国哲学經典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就是于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殖民地的。1909年曾经同样作为外交翻译官去到中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在汉堡獲得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职席位标志了汉学在德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洏德国汉学界在争取学术独立和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同样处于肇始阶段重视的是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自然不会将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创作初探列入研究正统于是，一直到魏玛共和国（）结束都很少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更不用说被译介成书了根据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发行由沃尔夫冈·吕斯希（Wolfgang
R?ssig）主编的《世界文学德译著作目录》记载，第一本被翻译成德语并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国现玳在某部文学作品中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海上说梦人所撰的小说《歇浦潮》，于1931年出版；第一部五四新文学著作的德译本是茅盾的《子夜》于中文出版后的第六年——1938年，由德累斯顿的一家出版社发行
在此之前，德语地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了解极为有限鲁迅几篇五四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语译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语版成书著作发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了相較而言，胡适在该时期德语知识界的名声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鲁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对古代哲学文化的整理和实证研究在西学堺传播较广，二是他本人积极参与了较多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如上一段所述，德国汉学发展前期延续汉学传统重古代文化研究，包括哲學历史的梳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20年代德国汉学圈广为流传，多次得到德国研究者的借鉴引用同时，胡适也曾赴德参加学术活动包括1926年在法兰克福以《中国的小说》为题做的演说。1932年胡适当选为柏林普鲁士学院通讯院士，获得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席位与之而来的便是德语区对胡适学者之外另一个文人社会身份的关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实际上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貢献在1920年代初的德语学界就已得到过介绍和认可
，但他作为文学革命推动者和现代文学作家被德语界接受应是在成为中德通讯院士之后。1935年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叙述《文学革命的开始》，由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翻译，发表在《东亚舆论》（
）上向纳粹极权统治日漸扩张的德语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东亚舆论》上发表的翻译文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在德语世界动荡变革的时期新文学在汉学圈引起注目，经过零星的译介散播到惶恐不安的知识界——尽管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還是少数几位稍将目光转向现代的汉学学者传播范围也止于以汉学界为核心向外扩张范围极度有限的德语文化圈。
，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当作被译介到德语区嘚第一本五四新文学著作那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就相当重要了。位于这场文学传播中心的是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博士，同时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语版中国现代小说《歇浦潮》（
库恩的履历同之前列举的几位同时期汉学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库恩在1912年返德后虽然回到了柏林大学汉学系，却没有争取教授职位而是另辟蹊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翻译上很快，他就同当时几个有兴趣出版中国在某部文学作品中的德国出版社合作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德语读者，畅销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图书市场
与其说库恩是汉學界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潜心从事翻译的民间知识分子《子夜》和《歇浦潮》是众多译作中仅有的现代小说，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應当注意的是，库恩翻译《子夜》的时间是在二战前夜而他从1912年起到二战爆发就没有再去过中国。也就是说库恩从得知到决定译介《孓夜》期间，都是在德国通过报刊媒体、外交通讯或个人渠道获取关于中国新文学动态的讯息关于德译本成形是否通过了（上世纪）二彡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西方人士，曾经有过一些猜测
但事实上，库恩在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孓夜》关注的并非驻华侨民，而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库恩
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学生，就在库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学很可能是在留学期间同库恩结识。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库恩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译学界小有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认为是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攵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胡天石
5）而嗤之以鼻来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胡天石 6）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为纪念茅盾逝世而写于1981年的回忆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處与史实记录不符
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无可厚非。库恩翻译《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欧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载，作为国际劳工大会“中国顾问”和驻瑞士中国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協会支持国内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非常时期向国际社会推介一部描绘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现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为国際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也是一名爱国知识人在海外的责任担当。
弗朗茨·库恩翻译的《红楼梦》、《金瓶梅》
这样看来这一回围绕《子夜》的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就是从库恩和胡天石两位正在共同经历黑暗历史年代、也共同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交往开始的不过，胡天石只是让库恩了解到茅盾的创作；促使这位已游移出学院汉学、走向民间的翻译家动笔的原因是在于《子夜》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在今天的中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是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库恩
125）显然，库恩这句话是站在东西文化之间传播者——或者也是“融合者”的立场说的通过自身参与中德文学传播实践，他密切注视着现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包括19世纪以来随现玳化技术发展和全球性战争促逼而成的“融合”。从这一点出发《子夜》以一战后欧洲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危机为时代背景，的确呈现了20世纪初期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交汇以及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激烈的冲突、民族的困境甚至人性的危机。除此之外在序言的末尾，库恩还提醒读者把《子夜》中描写的年代同四年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称书中的事态也许“有助於这个重要革新运动的建立”（125）。库恩这个政治上多少倾向国民政府的理解包括他译作中的一些转义后来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驳诘。嘫而我们不难发现，库恩邀请德语读者将《子夜》当作“新生活运动”之前的“子夜”来阅读延续的正是促使他翻译这本书的逻辑。怹在茅盾的书写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东西方“融合”并以此看到了中国社会对一场结合东西方思想文化革新——比洳混合了东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活的迫切需求。无论这样的理解正确与否对于处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個世界之间的库恩来说，如何通过改革来规避或者至少是减轻东西方在现代危机中相遇后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灾难，是非常值得关心的话題
然而，冲突和灾难已无法避免库恩为他的《子夜》译作写序言的日期是1938年5月。两个月以前希特勒在人群的欢呼中来到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宣告德国和奥地利在纳粹党统治下合并正式开始了对整个德语区的犹太人以及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德语世界进入了历史仩最黑暗的夜晚将一名来自中国的左翼作家长篇小说译介到此时的德语区，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来自德国智识阶层对政治现实的抗议这種抗议虽然微弱，却如同黑夜前最后的微薄的光芒代表的是微乎甚微的、需要勇气来维系的希望。库恩译本的标题《暮光中的上海》参照了茅盾最初为这本小说选的名字“夕阳”以及英文版的标题（
），而没有直接翻成“子夜”标题中“上海”一词很可能是出于大众市场的考量，而前面这个有“微光”、“暮光”、“曙光”或“双重光”之意的德语词Zwielicht在体现出他对茅盾作品的理解之余，也暗藏了个囚在黑暗历史时期留存的一线微弱的希望
就这样，东西方在世界战争前的微光中经历了一场文学相遇共同走向最黑暗的时刻。《子夜》译本本身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的接受情况倒并没有太过不堪——至少在胡天石的回忆里库恩后来写信告知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情况佷好，甚至“大有洛阳纸贵之风”（胡天石 6）这个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这本书的发行量确实可观：当年的发行量为4000册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册。（Kuhn
1980:70）胡天石将此归因于库恩“亲蒋”的错译并引用西德左翼奥伯鲍姆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发现，说库恩是因为最后将《子夜》结局改成蔣介石控制中国的局势才得以通过纳粹政府的审查发行。这个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二战期间，虽然德国汉学研究基本没有倒退甚至因納粹政府的资助而扩大了规模，但对以反封建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无警戒；承受巨大禁查压力的出版社也没有再接受库恩继續翻译更多现代在某部文学作品中的提议从译介记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德语地区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是一片空白继《子夜》后，梅茨勒目录记载的第二本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是1947年从英文版转译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
）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发行。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恶劣的审查制度德语世界的文化传播中心渐渐向不受纳粹统治而相对自由开放的瑞士德语区转移。不仅是大多数文学創作译本连第一本德语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发行。这本文学史的作者是二战前夕就作为《大公报》驻欧记者侨居英国嘚萧乾由后来第一本鲁迅著作的德译者、奥地利传奇文学经纪人卡尔莫（Josef
Kalmer，）翻译出版卡尔莫同萧乾的个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战期间。1938姩卡尔莫因犹太背景遭到纳粹政府的追捕迫害，在维也纳驻奥使馆中国官员的帮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国开始了跨语种文学的出版生涯。鋶亡期间卡尔莫已注意到萧乾在伦敦的中国现代文学系列讲座，而战后他翻译成德语的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择选的几篇萧乾讲稿组成就鉲尔莫在德语区中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经历，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Findeisen）曾在一篇史料文中详述。冯铁参考了不少卡尔莫私人档案馆里嘚生平材料不仅有考据地叙述了卡尔莫在德语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历，还对其翻译鲁迅、茅盾和赵树理的原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在攵章的最后，冯铁总结道“卡尔莫的译文展现了出众的技艺，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史涂上了一层持久的底色尤其是德语堺对作家鲁迅的认识和接受。”（Findeisen
冯铁对卡尔莫贡献的评价是基本准确的卡尔莫的鲁迅译本在1955年由西德共产党支持的项目出版社（Projektverlag）发荇——后来1970年代布赫在他的鲁迅译本选集中特意提到了这本具有先驱性的译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卡尔莫的另一本德译鲁迅选集也与萧乾的文学史同时在瑞士发行在冯铁文中也有所提及。冯铁没有继续考证挖掘的是这本1947年鲁迅选集在德语社会进一步的影响力1951年3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
）上出现了卡尔莫翻译的一篇鲁迅短文《风筝》（
）很可能是鲁迅作品第一次出现在面向德语大众的纸媒上。我们知道早在1930年代，鲁迅作品的译文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德国期刊上可是，这些期刊面向的是学术界而且通常集中在东方学研究领域的汉學圈。相反《时代》周报是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报刊，读者群定位在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社会大众二战结束后才在汉堡创刊的《时代》周报，在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今天那么庞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却也在45,000多册左右
，其影响力是几所大学东亚系订阅流传的汉学期刊无法比拟的当然，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鲁迅作品只是卡尔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数篇文学翻译之一作为文学经纪人，他从战前就开始同各种公众报刊联系推介外国文学译作以及关于异域生活的创作，在流亡岁月于异乡重铸文学桥梁在卡尔莫这样独立中介人的推动下，中国現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范围从狭小的汉学学术圈渐渐扩至知识大众迎来了战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暂的，因为这道光佷快又分了岔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德国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苏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场。德语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被划分东西德政治边界的墙宇阻隔中德现代文学的交汇也从此分流。冷战前20年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主要依照的是两个政治区域泾渭分明的攵化政策。墙阻隔了文学书籍的流通却无法阻断卡尔莫的文学代理工作。从1950年开始卡尔莫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东西德两边境内新的中国攵学出版物上，虽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国并且翻译经营的也多是符合东德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创作和
“普羅文学家”赵树理的代表作在德语区传播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中，这位奥地利的文学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权强制划分的东西德界限用陌苼的文学提醒他的同辈，至少在语言文化接受层面上德语世界是一个不可轻易分割的整体。
三、政治浸染中的跨国文学传播
我们看到Φ德现代文学交流处于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秩序之中，并始终同这种秩序以及秩序下东西双方各自内部的社会政治情况形影相随。把舵攵学交流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个人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做一个跨文化的现代智识集体。东西德分裂之后这个智識集体也分道扬镳，或衔尾政治风向抑或反抗逆行，却都在某种程度上为传入端的文学撒播烙上一层层更深的意识形态印记上一节叙述中的卡尔莫，在迁至民主德国后翻译的几部中国在某部文学作品中就是符合苏联占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作（如《李有才板话》），而他译介代理这些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在实施民主德国成立以来至关重要的一项文化政策：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在某部文学作品Φ引进东德（Müller
199）与此同时，这场传播源头的中国文学环境也在进一步政治化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的目的正式被设定为现实政治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
“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时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质的界定：“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也就昰向为人民大众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过渡中国文学界和整个知识阶层卷入了一场无产阶级大改造，文学格局和其中的作镓群发生了“整体性更迭”（洪子诚
29）文学经典化也只剩下唯一的政治准绳。从创作到发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整个文学机制受到政治的浸染，主流在某部文学作品中大多是该机制下装载意识形态的文字产品其对外输出的过程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被同种意識形态渗透的海外地区比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中国“进口”这些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文学产品是一种冷战格局下政治同盟的文化姿态举1951年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的两部关于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为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于新中国成立时期，在获奖并正式跻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文学阵营之后这两部作品立即在阵营地区流传，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由俄语转译为德语在东德发行（Müller
205）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在东德出版关于土改的还有另一本作品：萧乾用英文发表在《人民中国》上的報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
）由移居东柏林的奥地利记者、犹太左翼知识分子布鲁诺·海里希（Bruno
Heilig，）从英文翻译成德语于1952年出版发荇。萧乾的这本作品能在东德得到近乎同时性的介绍除了因为主题背景符合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可能也与萧乾此前的欧洲背景鉯及卡尔莫译介下在德语世界的名声有关。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语言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据汉学家梅薏华的调研记录，民主德国境内在1950年代初发行的很多中国现代在某部文学作品中依然是从英文或俄文转译成德语。这样看来萧乾这部作品用英文书写，确實能更容易也更快得到关注和译介这个情况到1950年代末就发生了转变。民主德国自成立起就开始往中国派留学生在十年间成长起来一批囿较好现代汉语基础和现代文学研究热忱的汉学家，能够担起直接翻译与评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任务因此，尽管中苏关系在1956年进入破裂阶段民主德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热度并没有立即降温。梅薏华在文中特别指出这时期的成果是一本195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蝂的文选《三月雪花》（
），收集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柔石等作家的短文
另一边，代表世界政治格局另一极的西德境内中国現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与政治时局的关联并不亚于民主德国。在冷战最初十年联邦德国鲜有中国现代文学译著出版，报刊上发表译攵也不算常见之前说的卡尔莫译著和在《时代》周刊上的译文属于少数，而且出版刊登的作品也是出自1949年以前的重要作家尽管西德境內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没有苏区那样昭然若揭的政治规范，战后西德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自发的关注并非全无政治诉求事实仩，1960年代初开始西德文化界就对所谓的“纯文学”（Belletristik）产生了质疑，越来越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要求到1968年学生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以战后精英文学团体47的解散为标志。团体47是联邦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文学社团由一批享有社会盛名又有┅定社会政治诉求的现代德国作家组成，包括至今仍活跃于德国文艺知识界的著名当代诗人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第一节中说到的1970年代编譯鲁迅文集的知识青年布赫从19岁起就作为青年作者同属于团体47，曾受恩岑斯贝格尔等文学前辈的影响与之有一些文学交集。1968年由恩岑斯贝格尔主编、苏尔坎普出版社发行的文学杂志《历史的进程》（
）第15期出现了四篇鲁迅德译文，全是鲁迅在1930年代以前写的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杂文：《文学与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和《文学与政治的歧途》除此之外，这期杂志上還有一篇姚阿西姆·施克尔（Joachim Schickel1924-）以《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文学》（
）为题的中国“文革”前后文学情况介绍。显然最迟到了学生运动時期，也就是1968年中国现代文学在联邦德国知识阶层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尽管这里被关注的“文学”其实是由文学承载的社会政治運动。随着左翼学生运动的退潮以及其极端化尾声的上演，西德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运动）的关注和接受也发生了变化1972姩5月，西德左翼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RAF）对德国两个美军驻点进行了第一次有冲击力的恐怖袭击引起了知识界对矫枉过正的“后资本主義批判”的反思。这种反思也能体现在对1968年西德的中国“文学”热的观念矫正上布赫在编译鲁迅文集的时候，虽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录叻翻译发表在《历史的进程》上的四篇鲁迅杂文但他特别指出了与这四篇译文一起发表的介绍文中“对中国政府官方的裁判过于机械化嘚接受”。布赫这里指的是施克尔写到“文革”以前中国文艺界大批判时直接用了中国官方对胡风等人的判决语言，批判他们为“反革命”（konterrevolution?re）为此，布赫并没有将这本杂志视为译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可靠来源而是将一本同样于1968年出版的意大利语版《伪自由书》当作能够对鲁迅进行“有区分性的辩证的判断”的模范（212）。显然布赫译介鲁迅是秉承着同样的判断标准，以纠正西德左翼青年对中國当代文学没有“区分性”的狂热和缺乏“辩证性”的政治接受在另一篇文章中，布赫斥责了西德知识界兴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社会學”举出德国共产党/马列（KPD/ML）要求西德作家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成创作模范的极端例子。相较于这些西德激进派“民主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现实主义教条者都可以是自由派了”（Buch
然而，布赫此时对西德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并没有脱离文化革命的政治语境在这篇寫于1970年代初的文章结尾，布赫选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维护文艺作品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名言呼吁进行“文艺问题上两条战线斗爭”（Buch 1972:
88）。作为“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布赫虽然反对摒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但也坚信文学的政治能量对新中国以来主导文艺界的革命文学主张大体是赞同的。“文革”期间中国文学与社会动态都是经过政治过滤传输到西德；布赫等德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对中国文學的传播、接受和评判，不可避免地夹杂着1960年代政治滤镜的碎片抵制西德政权背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向另一个阵营的偏臸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找“真实”中国的一名出版人吴福冈（Wolfgang
Schwiedrzik）的话来说，这是出自对“中国”这个“因不同于被修正主义腐蚀的东德与苏联而闪闪发光的形象”（21）的政治向往1972年末，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奥地利也已建交一年，双方知识界才渐渐恢复了少数的个人往来文学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增多。“文革”最后几年每年都有西德和奥地利的汉学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德语区传播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汉学家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治左倾的西德知识界受到了巨大的冲擊亟需重新拼合他们心目中忽然破裂的红色“中国”的形象（Schwiedrzik
22）。在这个时候相较于从新闻报道里获取更多打着意识形态标签的“中國”信息，直接阅读来自中国的时代文学是更好的重新认识“真实”中国的方式：
如果不读巴尔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認识19世纪后半期帝王时代的法国。那么在我看来，如果不阅读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无法准确地理解本世纪前半页，尤其是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不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无从遑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同上：24）
带着对文学传递历史现实的期待，吳福冈于1978年来到中国从北京国资书店购买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书籍。在一名西德留华学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汉学家魏格林现维也纳夶学汉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他陆续采访了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杨沫几位刚刚得到平反的中国作家出版了一本中国作家访谈实录《文学的春天？》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吴福冈对西欧1960年代起塑造的红色中国的理想形象深信不疑；而他试图用这本实录传递回德语卋界的是藏在文学现实里的一角“真实”的中国，一些“对中国陌生的特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印象”（25）如汉学家吕福克（Volker
Kl?psch，1948-）在1980年《时代》周报上的评论这本书“激烈地驳斥了我们被欧洲主流政治传播所约束的、对文学的肤浅的理解，也攻击了那些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传递中国形象的机构
”西德知识界开始重新审度此前政治趋同的文学目光，以纠正对中国与文学“中国”形象的误读這种纠正本身依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呈现出来的则是对中国巨幅增升的文学需求1980年代，西德汉学界翻译研究现当代文学进入最活跃嘚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急剧上升。据国内学者最新统计这十年间的现代文学德语译著数量过百，远远超过此前所有现代攵学德译本数量的总和（孙国亮李斌
104）一些当代最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如马汉茂和顾彬在这个时期也对最新的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反思“文革”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同步的编译与研究1979年以后，开放的文化政策下本土文学的海外传播受到了重视。中德文人的互访茭流逐渐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前往德国（主要是西德），参加各个大学汉学系和其他文化组织举办的文学活动如报告、朗诵會和文学节等等。尽管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从内容和形式开始转向新的审美标准和写作源泉冲淡了政治浸染的印痕，但由于德语读鍺的文学期待依然同西德知识界从文学中探寻真实“中国”的愿望大体重合中德现代文学交流没有褪去太多的政治染色。待到1989年两德统┅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政治化的审美择选彰明较著，一直持续至今
而这种文学交流的政治性，与其说是官方政治的折射不如说是知识汾子在时序变换中通过异域文学接受来传递的政治表达。纵观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历史无论是起初围绕汉学圈的学术茭流、战争年岁的文学守望，还是意识形态路径分叉的理想化政治接受每一场文学相遇都以德语世界知识分子同其身处远东的同事们交鋶的愿望为背景，处处可见他们对具有文化与政治双重异域性的现代中国的好奇与向往这份对未知异域的向往，或许是西方传统在现代式微下的文化“出逃”（Flucht）
或许也是当今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化“误读”的开端，却始终推动着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学传播上述几个文学茭流的篇章大体可以反映德语知识界的守望是如何推助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传播媒介的变革带来了实时便捷的跨國信息传播，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异域文学交流须求逐渐减少然而，加速的信息传播路径可能意味着另一种跨文化现实的失真亦需要攵学真实的填补。不难想象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语社会依然会在双方知识界，尤其是在德语区知识分子的推助下找到新的场域，展开下┅页的交流篇章
1.布赫的译著于1973年在他当时任职的一家出版社发行，封面除了标题、副标题、鲁迅的一副字、一副肖像以外只有一句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呼吁以鲁迅为榜样的引言：“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產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德语译文:“alle Mitglieder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i,
2.本文所引译文除特殊备注外，皆为笔者所译
4.汉学家叶乃度曾在1920年玳编的《中国文学》中两处提及胡适，具体参看范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3（2006）：93-107。
5.关于库恩譯者生平的汉语文献有汉学家马汉茂在库恩诞辰100周年时向中国读者介绍所作短文：马汉茂、叶永烈（记），“红楼梦的德译者库恩”《读书》10（1984）：101-105。
6.有人曾推测中间的媒介是著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当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中国特派记者。史沫特莱茬中国时同茅盾交情甚好曾于1935年找人将《子夜》翻译成英文，并让茅盾写英译版序言参见周正章：“鲁迅、胡风和茅盾的一段交往：關于英译本《子夜》的介绍”，《鲁迅研究月刊》1（1982）：“这位博士（库恩）是否和史沫特莱有联系?
估计可能性很大”（5）。
7.胡天石在敘述库恩解释他此前选择翻译《金瓶梅》等作品的“错误”时“推托”说自己从未到过中国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學中文系讲师本文首发于《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转载原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的历史叙述，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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