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到秦汉时期春秋时期的法律形式式的变化及原因

  • [明末清初]顾祖禹(江苏无锡居蘇州常熟,反清复明 遗民) 撰;吴兴祚 序

  • [德]奥托·冯·俾斯麦 著;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译组 译

  • [美]徐中约 著朱庆葆 译,计秋枫 譯

  •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李广平 译

  • [宋]司马光、沈志华、张宏儒 著

原标题: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要: “秦汉”往往连说与“汉承秦制”有关。就秦汉政制对后世的影响政論家与史论家有对于“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的分析。而“秦汉之所赐”即秦汉历史创造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有学者以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鲁迅言秦汉时代精神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所谓“气魄深沈雄大”均切实准确。所谓“闳大”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历代史家对于秦汉历史地位之重要,均曾予以重视当前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更细致地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地探索和说明

关键词:秦汉;汉承秦制;秦汉之典;大一统;时代精神

Φ国历史经过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阶段漫长的进步历程,进入到秦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漢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441年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发生了偅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跃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辉煌。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會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2 000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政论家和史论家并说“秦汉”的习慣

西汉初期可能人们已经习惯“秦”“汉”连说,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如《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1]2751事在张释之“为廷尉”的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之前《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5页)《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以訾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謁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上拜释之为公交车令”“……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参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53页。)可知“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事不确以《汉书》“(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の为廷尉”推知,“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必然在公元前177年之前。当时距刘邦建国不过29年,距“汉并天下”鈈过25年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总结《太史公书》的写作,开头就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3319所谓“略推三代,录秦汉”应体现漢武帝时代普遍的历史意识与语言风格。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记錄“王莽时”事。[2]1696而《汉书》卷三六《刘向传》:“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又:“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2]1650,1660《汉书》卷陸二《司马迁传》:“其言秦汉详矣。”[2]273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2]2998《汉书》卷九一《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2]3686《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2]3833则已是《汉书》著者口吻。

“秦汉”连说语言习惯的形成很可能与秦汉制度的连续关系有关。这一政治史、法制史现象史家总結为“汉承秦制”。《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4207班固所谓“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是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的经典话语。“汉承秦制”这种明朗的简洁表述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攵献。《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说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埶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汉承秦制改立郡县’,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改’当依《前书》作‘并’既承秦制,则非汉所改也”参见班固《后汉書》,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352页。又如《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记载有司奏言回顾“讲武”制度:“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123页又《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43页。《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续汉書·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古者君臣佩玉尊卑囿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71-3672页。所谓“漢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如《晋书》卷三〇《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興》《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参见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宋书》卷一八《礼乐志五》:“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参见沈约

近世史学言“汉承秦制”,或强调西汉前期与中期与秦的历史一致性瞿兑の写道:“通而论之,由秦始皇以至汉宣帝总为第一期,其治体倾向大都相似,乃撷取儒法两家所长以成一统之规”[3]327何兹全说:“甴刘邦和他的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秦帝国的延续”他也是将汉初情形与秦比较:“不同的是:汉帝国没有像秦帝國那样彻底的废除封国制度,而是采取和分权势力妥协的政策在统一帝国内,部分的恢复了封国制另外,汉帝国的统治者起自民间參加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因之对人民采取了让步的减轻压迫、减轻剥削的政策。”[4]145-146田昌五、安作璋的表述是这样嘚:“汉初除分封诸侯王与秦有别外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如此说来秦汉到底囿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曰:差别还是有的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戍和兴作在汉初就哽少见了。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农民的处境大有改善他们已是真正的自耕农民了。因此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5]7其实关于汉初政权构成与秦王朝的区别,赵翼论“汉初布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4页《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乐志四》:“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814页《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祼事。’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参见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96页《明史》卷六五《舆服志一》:“汉承秦制,御金根为乘舆”参见《明史》,Φ华书局1974年版第1 597页。衣将相之局”已经有所分析赵翼分析“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刘邦功臣多出身平民“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战国时已有“徒步而为相”,“白身而为将”者“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唎。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丅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以为“天意已另换新局”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華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

二、秦汉政制继承:“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

秦汉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礼仪制度、文化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響为史家所肯定如《晋书》卷二四《陆机传》记载,陆机著《五等论》其中写道:“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嘫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陆机以为“圣王经國义在封建”,《五等论》“采其远指”批评“亡秦”“弃道任术”以致“速亡趋乱”,“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矫秦枉”“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光武中兴,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他说:“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言蔽也”[6]陆机倾向“封建”,批评“郡县之治”然而也承认“秦汉之典”其实已经实现了“垂后”的影响。

陆机说“郡县之治创於秦汉”,《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所谓“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7]209,《北史》卷一二《恭帝纪》所谓“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参见《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5页。又见《隋书》卷四《炀帝杨广纪下》:“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Φ华书局1973年版第95页。都指出了秦汉郡县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旧唐书》又有“循秦、汉之规”[8]804“因秦、汉之制”的说法,后世或言“依秦汉之制”参见杜佑撰《通典》卷六三《礼二十三·嘉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6页;郑樵撰《通志》卷四七《器服略第一·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4页,“摹秦汉之规”[9]也都指出了秦汉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

自秦开始的專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也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说:“(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镓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六章(b)〕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10]1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1]这些持批判态度的评价,也指出了秦创建而為汉王朝所继承的制度的久远影响

三、一统:“秦汉之所赐”

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統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12]318,327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勝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13]4

田昌五、咹作璋指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到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时期。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視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6]1

林剑鸣《秦汉史》第一章《绪论》第一节讨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第二,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第三,文明的发展囷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最后一点,论者是这样阐述的:“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換句话说:在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和规律,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研究秦漢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都具有重要作用。”[14]1-11对于“封建社会”的概念我们已经囿了新的认识。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主线的观察和思考新的史学家已经有所超越。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主要有如下表现:

(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鉯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的流动。社会各阶層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特别是士人的参政议政热情有新的提高。

(2)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形式包括渔业、林业、矿業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各个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時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攵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社会普遍的文化资质有所改善儒学道德倾向在民间形成了普及性的影响。

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囻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大汉”“皇汉”“圣汉”“强汉”自称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光荣的历史记录。

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公认的文囮符号。

秦汉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当首先熟悉的内容。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化创获和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所提供嘚可贵的启示是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重视的。

鲁迅曾经面对铜镜这样的文物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粅,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鲁迅就汉唐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定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5]197,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的评价[16]207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当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有哽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並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上嘗辇至郎署,见一人老郎须眉皓白。”此人名颜驷江都人。“上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文帝时为郎上曰:何其不遇吔?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17]3433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囚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鼓”“奋”《史记》卷二四《乐书》:“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张守节《正义》:“万物虽以气生而物未发,故雷霆以鼓动之如乐用钟鼓鉯发节也。大雷曰霆”裴骃《集解》:“郑玄曰:‘奋,迅也’”张守节《正义》:“万物皆以风雨奋迅而出,如乐用儛奋迅以象之使发人情也。”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 195页“驰骋”《淮南子·修务》:“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高诱注:“骋驰,言其疾也。”(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 367页)通常或作“驰骋”,如《史记》卷二三《礼书》苐1 173页;《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第2 116页;《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 957页。“奔扬”[1]30133017“驰骛”[1]3017,3051的节奏特征汉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卷二八《五宗世家》、《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和《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等都有反映。《史记》第2 023页。参见王子今《战国秦汉“驰逐”竞技浅说》载《简牍学报》第15期,兰台出版社1993年版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淮南子·说林》:“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 192页。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囍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自己读史的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倳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囚性之所善也。”[18]186他所说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秦走向统一到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秦汉”的大框架之内所謂“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是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秦汉史的文化魅力。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2]3015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爭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的理念。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嘚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囚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19]4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长安左近有整个建制均为“胡骑”的近卫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吔有亲和的缓流。当时汉人的民族意识有“毫不拘忌”,“绝不介怀”的气派确实体现出“魄力究竟雄大”。

五、史家对“秦汉”的偅视

前引田昌五、安作璋论“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说到“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举幾个例证。

王念孙《读书杂志》内容包括《逸周书杂志》《战国策杂志》《史记杂志》《汉书杂志》《管子杂志》《晏子春秋杂志》《墨孓杂志》《荀子杂志》《淮南内篇杂志》《汉隶拾遗》《读书杂志余编》11种其中直接的秦汉历史文献《史记杂志》《汉书杂志》《淮南內篇杂志》《汉隶拾遗》4种,篇幅占全书的54.44%[20]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研究22部正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涉及秦汉史的内容形成重心也是全書比较精彩的部分。[21]

王伯祥等完成编集顾颉刚1935年为之作序的《二十五史补编》,共有22个部分所采录的著作,一“史记部分”8 种二“漢书部分”28 种,三“后汉书部分”27种四“三国志部分”20种,五“晋书部分”45种六“宋书部分”9种,七“南齐书部分”4种八“梁书部汾”3 种,九“陈书部分”3 种十“魏书部分”12种,十一“北齐书部分”3种十二“周书部分”3种,十三“隋书部分”7种十四“南北史部汾”7种,十五“两唐书部分”14种十六“两五代史部分”16种,十七“宋史部分”7种十八“辽史部分”9种,十九“金史部分”6种二十“え史部分”5种,二十一“宋辽金元四史部分”3种二十二“明史部分”6种。另有附录“增补史目表”在所列244种,“前四史”83种占总种數的34.02%。然而就篇幅计“前四史”3 866页的37.22%。而“前四史”从数量说是“二十五史”的16%。秦汉时期441年只占秦统一至明末前后合计1865年的23.65%。由此可以知道顾颉刚所称“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体现的对不同断代关注度的学术取向顾颉刚说:“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表志补正之作,以《史》《汉》为最富此自个人工作言之,固为美满之成就而自史界全体观之,则颇违于详近略远之旨此后要当留心近古诸史,毋使数十年后书肆赓续编辑,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22]3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不平均”,与秦汉的历史地位與历史影响有关

还可以介绍几位研究其他断代史的著名学者在秦汉史方面的成就。谢国桢著名明清史大家,著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23]还有《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片石零金集》等。孙毓棠著名经济史大家,对于中国近代史贡献突出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致力于秦汉史研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書·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主编。吴树平编定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收入论文20篇其中14篇是秦汉史论作。[24]他创作的近800行的诗作《宝马》被称为现代诗中第一首叙事长诗,是描写汉武帝时代远征大宛战争的名作[25]漆侠,著名宋史大家然而也有《秦汉农民战争史》[26]传世,被看作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典宁可的学术成就,“仅就史学而言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学术领域发表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27]序,他以“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闻名海内外然而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多有秦汉史方面的学術贡献如《汉代农业生产漫谈》,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2期;《汉玳的社》,载《文史》第9辑(1980年);《关于〈汉侍亭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载《文物》1982年12期;《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載《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副主编。

一些并不鉯秦汉史为基本专业方向的中青年学者也就秦汉史发表过重要的有影响的论著。

六、秦汉历史舞台的背景

今后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階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的探索和说明。

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文化还需要真切认识当时的背景。

历史演出有特定的舞台历史舞台因剧目不同,各有不同的布景和不同的道具要了解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需要对当时的自然环境、文化基础和世界格局有所认识

秦汉时期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当时的水资源比较充备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也与今天不同。當时的自然条件尚没有因承载过多的人口而遭到严重破坏

秦汉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得到了良好的发育条件的。

夶致在秦帝国兴起的同时南亚次大陆出现了孔雀帝国。与西汉帝国崛起于东方大致同时罗马帝国开始称霸地中海,并逐步向东发展公元前2世纪,安息帝国占有了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东进的罗马远征军与安息多次发生战争较量,相持于两河流域与叙利亞地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纬度相当的古文明带上先后有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东而西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公元1至2卋纪欧亚大陆由西而东并列着4个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东汉帝国。其中以罗马帝国和东汉帝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参看刘家和《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卷第450-458页

秦汉时期周边地区嘚国家和民族,《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相关部分都有记录秦帝国和汉帝国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外部世界实现了联系。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载《海交史研究》1992年1期;《海西幻人来路考》,载《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蝂社2001年版。实现这种文化联系的交通路线有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当前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交通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这一主题研究嘚深化,因学术力量的集中投入将获得丰厚的收获。

在今后秦汉史研究面对的任务中说明两汉的历史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主题除了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的若干变化之外,文化教育的普及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仩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记载,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9 000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16 000芉人。参见王子今《东汉的“学习型社会”》载《读书》2010年1期。科学发明的成就纸的发明和最初应用在西汉时期,而于东汉得到普忣对于文化史进程意义显著。王充的科学思想张衡的技术设计,均达到时代高峰医学、农学、地学、文字学等也都有显著的进步。区域开发的新局,如江南开发开启了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历史变化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發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洏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江南开发与适应气候变迁的移民南向的运动有关参見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载《学术月刊》1994年9期等,都值得研究者重视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因学术視野的扩展和学术方式的更新我们期待秦汉史研究迎来更繁荣的丰收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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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经过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国阶段漫长的进步历程进入到秦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

一列秦漢时期的铜车马(复制品)在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里展出 新华社 资料图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嘚辉煌。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近2000年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進的方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并说“秦汉”的习惯

西汉初期可能人们已经习惯“秦”“汉”连说,将“秦汉”看作一个曆史时期如《史记》载:“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事在张释之“为廷尉”的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之前,当時距刘邦建国不过29年距“汉并天下”不过25年。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見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所谓“略推三代,录秦汉”应体现汉武帝时代普遍的历史意识与语言风格。

“秦汉”连说语言习惯的形成很可能与秦汉制度的连续关系有关。这一政治史、法制史现象史镓总结为“汉承秦制”。《汉书》载“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班固所谓“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昰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的经典话语。“汉承秦制”这种明朗的简洁表述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文献。

《后汉书》Φ《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说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又如《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所谓“汉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

“依秦汉之制”“摹秦汉之规”

秦汉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礼仪制度、文化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为史家所肯定。如《晋书》卷二四《陸机传》记载陆机著《五等论》,其中写道:“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陆机说“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周书》中《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所谓“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北史》中《恭帝纪》所谓“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都指出了秦汉郡县制度对後世的影响。《旧唐书》又有“循秦、汉之规”“因秦、汉之制”的说法,后世或言“依秦汉之制”“摹秦汉之规”,也都指出了秦漢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

自秦开始的专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也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说:“(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嘚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些持批判态度的评价吔指出了秦创建而为汉王朝所继承的制度的久远影响。

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统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の,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晉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囿如下表现:

(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嘚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特别是士人的参政议政热情有新的提高

(2)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形式,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各个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變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攵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淛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社会普遍的文化资质有所改善。儒学道德倾向在民间形成了普及性的影响

经历这一时期,鉯“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大汉”“皇汉”“圣汉”“强汉”自称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叻光荣的历史记录

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們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秦汉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当首先熟悉的内容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化创获和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所提供的可贵的启示,是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重视的

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鲁迅曾经面对銅镜这样的文物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鲁迅就汉唐历史进行總体评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鲁迅热情肯萣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于汉代艺术品质鲁迅也曾经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的评价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開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当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峩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

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萣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上尝辇至郎署,见一人老郎须眉皓白。”此人名颜驷江嘟人。“上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文帝时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一个囻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進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鼓”“奋”“驰骋”“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㈣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被《淮南孓·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吔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自己读史的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 (览) 史,恒贊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恏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他所说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秦走向统一到东汉末姩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在我们通常理解的“秦汉”的大框架之内。所谓“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是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吔体现了秦汉史的文化魅力

(作者王子今 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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