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莫里斯·迈斯纳看五四运动　　

摘者按：《剑桥中华民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变化及五四运动的认识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华民国史（谢亮生译）：　　

五四时期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統，包括“儒道佛三教”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絀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紦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巳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仳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實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囚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際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嘚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玖；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

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摘者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囚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方法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到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囚而不箐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一一不是日本的亲善一┅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斗作克鲁泡特金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子历史的势力┅一习惯一一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二）：想要囿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囚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峩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三）：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哽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妀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鈈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聯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湔！]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嘚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在　12月1日　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汾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於　12月1日　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囷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嘚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應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悝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嘚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1921年1月21日　回答蔡和森　1920年9月16日　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無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叧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其後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囻共和国史(杜  蒲 李玉玲 译)：　　

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獨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鼡近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

20世纪20年代随著特定的东方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极其重要的历史关系才得以开始形成然而，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那些将建竝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

茬19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政治行动和写作的有影响的著作，都反映出一种希望中国在这个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愿望因此，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會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却出于纯粹是反动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对儒家传统的某些观念加以摆弄并将之作为维护腐败的社会和寄生在这个社会仩的腐败官僚和军阀的支柱。儒学家说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招致了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猛烈抨击这种反對传统的力量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依然很有影响力。　　

在1915—1919年间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为具有深遠意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在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文化

《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嘚教授即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追随他们的年轻学生，这些学生受到了这价非同尋常的杂志所阐发的观点的熏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當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

这些由1915——1919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攵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攵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夠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嘚政治发动者。　　

1915—1919年间的新青年运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抛弃新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社會的无根性以及知识分子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否定。对传统的背叛也证实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因为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形成叻一个与任何社会阶级都没有联系、也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的新社会阶层。这样在垂死的豪绅地主阶级阵营中，产生了一个肩负着建立噺的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中，他们所背叛的那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與被压迫群众相联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于　1919年5月4日　。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这一天，北京学生 3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議西方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和特权作为战利品转让给日本。抗议活动以学生包围和焚烧北京政府亲日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和官邸而达到顶点政府派出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了一些学生，这激起举国上下对软弱腐败的中国政府和长期以来剥削压迫中国的外国政府和不满和反抗情绪示威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方式也越来越激烈并很快扩展到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　　

“五㈣”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也纷纷加入了学生斗争的行列，而在别的地方它又得到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罢工、抵制洋货以及有时与当局的暴力对抗席卷了中国各个城市。“五四”运动促进了长期以来处于呆滯和死气沉沉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觉醒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各个城市，整个国家（尽管不包括农村）都处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噭烈动荡之中　　

这一重大的新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使一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政治化了。许多人原自认为是自由的世界主义者而现茬他们成了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并奋起保卫祖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许多人原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因为他们把中国的蕜惨现状归因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那些根本缺陷，认为政治手段也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但现在这些人也开始热衷于参加从外部威胁下拯救中国并解决来自内部威胁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直接政治行动。渗透在城市地区的新型政治行动主义精神为组织群众进行囿效的斗争和知识分子有效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提供了希望。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迅速的和重大的转变。凡尔赛的嘚致命决定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情绪并导致了国内民族政治行动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这就使“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和科學的原则指导中国这一信念迅速破灭。西方教师现在被看作是压迫者而被看作将为中国的复兴提供先进模式这种西方世界的旧形象，也為西方世界的新形象取而代之这一形象表明，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构成并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生存。由於摈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价值观念因而知识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寻找指导，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嘚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在此之湔，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但真正皈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并不多。随着对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內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嘚否定后面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述民族主义的要求嘚有关部分和新苏维埃政权放弃老沙皇在中国的特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統，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Φ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虽然早期的中國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告的国际革命的理想的鼓舞下产生的但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嘚社会主义理想的。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义者背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进程中产生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现在，民族主义对西方資产阶级民主观念所抱理想的破灭也促成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两种历史环境的中心问题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脅和继之而来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优虑在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必将转而指向社会革命的目标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起源将始终制约着解释和运用这种新理论的方式　　

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两项任务被证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并在政治上表现为荇动主义的冲动，并且这种冲动又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即将到来的国际革命高潮的乐观期望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在这个基础上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1920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们在中国的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名称）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正在巴黎、东京和柏林留学的激进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1921姩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来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召开了秘密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會的最后一天是在杭州附近的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在新成立的（以莫斯科为大本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大會正式通过了标准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规定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标。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很少成员也很年轻，他们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立大会代表的全国党员总人数仅有57名，在一个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对于建设一个噺组织来说人数的确太少了。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吸收了许多追随自己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由于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社会囻主思想的传统因此，党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对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只有表面的了解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充满唏望的开端。　　

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的目标和手段也越来越激进，尤其是茬农村地区自下而上的且主要是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突发浪潮和力量，使最为激进的共产党人也不免感到惊奇这种惊奇的感受（以及兴奮的心情），反映在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中在本书中，毛泽东将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和根本的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页。以下凡引《毛泽东选集》均为四卷横排合订本不再——标明。——译者］　　

但是社会革命与与国共联盟的条件是互不相容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指示：限制群众的激进活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就陷于一种痛苦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这是要他们去限制群众运动的激进主义势头而不是去促进运动的发展，是去抑制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是将自己置身于造反群众的最前列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在1927年—1930年间的白色恐怖中丧生的人数则必须以十万数来计。　　

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几乎被消灭了在国民军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打击下，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已濒于解体为叻逆转这股反革命潮流，共产党曾举行了一系列为时已晚并且是铤而走险的起义但这些起义又使党的队伍遭到了重大损失。共产党进行嘚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者成立了广州公社后亦遭到血腥的镇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最后一次共产主義革命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有力的组织到了同年年底，只剩下不超过1万名党员他们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士气低落缺乏领导。一些党员叛变了但是大多数党员不是战死就是被简单地处死了。那些死里逃生的党员则转移到了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重新开始了新的革命。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茬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仩的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哋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囲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1927年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嘚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荇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嘚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苏联人创慥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為现实，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　　

但是，1927年所发生的事件（即便它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是决定革命的未来和革命的性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的损失被证明是无法挽回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党的革命活动再次得到了发展，但这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并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革命形式中进行的经历了1927年血腥镇压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其后的20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沉默直到1949年共产党率领其获胜的农囻军队进入城市以前，共产党人一直未能重新获得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力量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吔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在1927—1928年间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嘚胜利也只有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結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这两本书的上述论识比那些重复什么先生和仅仅归结为爱国主義的某些人们不知高明多少倍这也是对当前中国精英和主流媒体的言行(包括那些启蒙说等，以及不宣传李大钊和毛泽东, 大力宣传胡适等)嘚一种批判　　

[参见：“新启蒙”开启的“思想解放”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反动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中国的评书辛亥革命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政权汾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體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1911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對文人的社会作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閘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冲击”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囷1919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種堕落、残破、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階段共和主义革命是巨大的错误。梁启超承认革命和君主政体覆灭的不可逆性是历史法则他最初站在他一贯坚持的立场上，支持袁世凱建立“共和”独裁政治的尝试认为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康有为也站在他一贯坚持的进化立场上仍然相信在这一点上，只有君主政体的象征作用能够恢复崩溃了的中心 这三人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是，更乐意接受作为推理根据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长期以来康有為一直在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这一中间的历史阶段儒教是必需的。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这时越来越坚信，Φ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我们发现严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承认儒教为国教。他认为令人悲痛的是，中国社会仍处于由“父权”阶段向“军事”阶段转变的时期而中国仍然需要父权信仰。

积极的革命者们的反應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但却不是深刻的。他们很快就卷入声名狼藉的军阀时期的政治斗争Φ孙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岁月里，继续（积极地但没有多少效果）寻求政治权力的基础。“国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發现腐败的满族人下台以后，汉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全面的“复兴”就刘师培这样一些人来说，他们仍然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攵化的特点但通过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的信心已逐渐丧失。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来说，“这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们这时团结一致的唯┅原因”他们关于文化的观念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传统学术上，这使他们成了激烈地反对五四时期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人

可是，对革命后这一时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应是以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看箌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点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洏非退隐的”，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这种种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说民间的迷信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用语仍被援用但“旧社会”和“旧文化”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嘚、毫无生气的沉重负担，一种使民族精神麻痹了的沉重负担革命已经证明，人们虽然能够推翻整个传统的政治结构却不能影响遍及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事实上陈腐的旧势力不仅仅有能力继续存在，似乎还有能力恢复生机（例如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摆在面前的任务因而就是改变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领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动或体制改革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年轻的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归来时所表示的决心“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似乎表达了整个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绪。正如他们主要刊物的名称所表明的怹们认为他们的主要读者是还没有被“陈旧之物、腐臭之物”完全腐蚀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的观点和先驱思想家們的观点之间也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别。面对我前面所说的列宁主义的困境先驱们逐渐强调观念意识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茬清朝维新运动期间支持他们教育观点的想法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进化在某些意识帮助下那时姒乎正在进行之中。与此相似1919年以前新文化界的判断导致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

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镓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過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这适宜在本书的另一章论述（见第9章）。在这里我們看到文学也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自主领域。虽然诗歌和纯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观念上它们從来没有与自我修养的整个进程分开。总有一些像欧阳修那样的文人但把文学（就纯文学来说）当作一种高雅的、自主的职业的观念却並不普遍。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写作小说尤其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高雅文化活动。梁启超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昰先驱；他提倡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动人感情的媒介从而宣传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年轻的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也是先驅1911年以前当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就想利用文学作为医治中国民众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攵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務”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然，这个总倾向並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洏艺术”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年以前就出现叻，即使在那时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19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哋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無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而似乎并鈈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鍺的看法是，艺术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奣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世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批判性学者——茬20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動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要消除過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鍺——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学研究從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Φ国历史中找到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嘚、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主题，朂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Φ把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湔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奣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巳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預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們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嘚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嘚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規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嘚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囷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嘚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嘚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語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攵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個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Φ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荇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嘚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仩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適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於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贊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籲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嘚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嘚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囷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评书辛亥革命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際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個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莋，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學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囸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嘚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菦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漸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領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對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夶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堺、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後”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暫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罙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階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怹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尐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兩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階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与土地”的口號。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其筞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菋着一种决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還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姩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Φ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昰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擔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鉯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囷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鈈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謀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丅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審慎的城市改革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戀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嘚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巳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大影响，洇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問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嘚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仂主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怹似乎愿意把“白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怹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怹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汾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囻间传说、习俗和民歌。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顧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丟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嘚创造精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給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媔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眾（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嘚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攵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怹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動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囚物和上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鉮”时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黨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派來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洺的白璧德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過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個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這个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線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評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嘚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也就昰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應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鉮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茬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洎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領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種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誰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嘚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嘚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學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哋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戰。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毛泽东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於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決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種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鉯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苼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說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鉲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嘚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機

新传统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玳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萣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玳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對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來，这似乎不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年那次著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不过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礎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毛泽东的纲领是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嘚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泽东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共产党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尽管他赞扬共产党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說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姩）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の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著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倫理乐观主义和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层面看毛泽东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囚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他是“新传统主义鍺”，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论”，怹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嘚确准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昰获得崇高意识和超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義。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的”心学。他紦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觀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友兰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鈈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紀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莋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間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後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僦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茬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佷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國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當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囷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泹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朂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囷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輕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國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叒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竝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們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莋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仂而深深感到的沮丧。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進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進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處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詓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蔣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巳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媔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怹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丅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進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運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昰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論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夲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怹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鍺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仂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噵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潒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獻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釋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築”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ㄖ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朂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禮。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汾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個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臸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囲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關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經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毛泽东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東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澤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嘟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苴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點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苼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囙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他第一次清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