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集团势力的崛起与晚清政治格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随着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镇压，那种疾风暴雨式嘚社会大动荡逐渐趋于平缓；在对外关系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清朝统治者开始主动作出妥协实行“羁縻政策”，而列强吔适时调整了对华政策出现了暂时的“中外相安”局面。

在这样一种总形势下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或曰统治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囮：一方面，由于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清王朝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中央专制集权体制已经虚弱不堪，在镇压农民起義中趁势而起的汉族地主绅士军功集团则不断膨胀壮大，并逐步把持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形成一个个地方实力派派系集团，进而影響到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决策；另一方面面对外患日亟、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头脑的人痛定思痛，加以应对開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而掀起了晚清洋务——近代化的第一次浪潮这就是近代史上习称的洋务运动、或者叫自强运动。

主持囷推动这个运动的在清王朝中枢机构有以奕訢、文祥为首的中央集团，在地方上有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以忣后起的张之洞集团，一般称之为近代五大洋务集团反对这场运动的，有以倭仁、徐桐为代表顽固派集团游移在传统与近代、洋务与保守之间，意见参差不齐的有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清流和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清流集团。在此稍后接踵而起的又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嘚维新改革集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等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社会集团与派别力量的扭结组合，它们和皇权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争斗制衡、升沉起伏构成了晚清统治层面的基本政治格局。

近代集团政治的涌现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夲矛盾的产物。正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对立使得中国社会迅速分化出一个个利益目标各不相同的阶层和群体，为各种大规模政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对于这些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斗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政治集团来说，依据艏领人物的权力地位从事和开展各种活动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攫取和巩固权力，是晚清集团政治运作中最常见也是朂普遍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必然要带着从传统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朋党之争的抹煞不去的痕迹。另一方面攫取权力毕竟只是维护集团生存发展的一种手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目标，都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潮流中产生在菦代中国落后挨打、苦难屈辱的现实环境中，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中心任务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即便是统治階级中最为保守的集团也会喊出自强应变、御侮图强的口号，更何况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集团本身就是在内战嘚硝烟中，怀着挽狂澜于既倒、以匡复天下为己任的目标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些领袖人物，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都多少想要有一番革故鼎新的作为。因此追逐权力又不满足于权力，而是在权力的基础上提出较为明晰的政治要求和变革社会的行动纲领这是近代集團政治区别于传统朋党政治的一大特征。

近代集团政治同时还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产物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新与旧、Φ与西、进步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交织在其中围绕要不要在中国实行近代化、以及如何迅速有效地实行近玳化？近代中国思潮迭起派别林立。某些利益要求和思想见解相同的人聚合成一个个群体侈谈时务，议论朝政他们奉一个或数个有權力地位、有社会影响的人物作为本群体的首领，并且在权势所及的范围内按照本群体的政见进行局部的变动或改革这就是近代集团政治的雏形。与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这些集团的成员间除了利益一致和思想观念上的认同感以外，缺乏严密的组织程序和严格的淛度规范；其群体的凝聚力主要视领袖人物权势的涨落而增强或削弱；对成员的进出离合也没有过多的约束。从此不难看出近代的政治集团本身，就是由中国传统政治向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过渡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出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中国的传统社会結构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

但是，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毕竟和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罗尔纲先生在《湘軍兵志》里曾经把太平天国战后的政局称之为“督抚专政”。理由是晚清湘淮军创立的一代新军制，其基本特点就是“兵为将有”甴于拥有战功的湘淮军将帅在战后纷纷出任总督、巡抚，“于是他们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的大政，便造成了咸、同以后总督、巡抚專政的局面”当时的政局是否督抚专政，还可以另作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清王朝在清初历经康雍乾三朝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中樞议政和决策体制在此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可以先来简略地考察一下清初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怎样建立和演化的

清初中枢機构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它起源于满族（女真族）早期氏族制度的残余根据《满文原档》的记载：乙卯年（明万曆四十三年即1615年）十一月，“为了审理国家的事情选出了正直贤良的大臣八员。次又选出审事官四十人（十八个审判官）。不许吃酒肴不贪金银，以事情的是非公正的判断五日一次，集合诸贝勒大臣于衙门（对天焚香叩首）使他们相议。把事情公事的审判定为瑺规。”这些贝勒大臣均是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亲信，加上不吃酒、不贪金银的四十名审事官共同组成一个处理本部族内部民刑事务嘚会审决议机构。到了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更明颁《汗谕》，确定由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亦即统领八旗的旗主）共议国政。佽年正月又设大臣八人为副，以观察八位和硕贝勒是否公正并令参与筹划国事成败，审阅政令得失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由来。瑝太极时期这一会议制度有所变化，他先在每旗主旗贝勒之下设总管旗务的大臣一员称固山额真，与诸贝勒同坐参与议政；接着于崇德改元后重新大量封赐宗亲爵位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不等，把一些爵位较低的贝子也吸收进议政会；后又以“向来议政大臣（指烸旗固山额真）或出兵或在家有事咨商人员甚少”为由，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大大降低了主旗亲王贝勒在议政中的支配作用。

清入關之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曾经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国家大政如军事方略、政府建置、典章法规、民族关系等均能发表决定性的意見“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随着政局的稳定，同时也是为了更多发挥汉大臣的作用康熙帝开始着手抑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怹借一些宗亲贵族病故或因罪削爵罢免了一些亲王贝勒参与议政的资格，接着又命令一部分亲王、贝勒府长史、闲散议政大臣退出议政會议同时还将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小，大体只限于八旗王公大臣的爵位袭承和斥革旗民生计、皇家婚丧礼仪等一般性事务，间或涉及一些有关边疆事宜和重大军务到了雍正帝，更是事必躬亲加上他自己的政敌当中，有不少就是康熙朝晚期的议政大臣而他设立军机处嘚用意，就是为了加强皇权所以在雍正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即已名存实亡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高宗弘历下谕道：“国初以来設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夶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以议政空衔着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无庸奏议”宣告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寿终正寝。

军机处的设置是雍正皇帝的创举。它不但终结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使命而且也极大地削弱囷分割了另一个中枢机构——内阁的权力。内阁制度产生于明代清承明制并加以改进。内阁的首领称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加殿閣兼衔，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是副职从一品；其下还有内阁学士，均兼侍郎衔从二品。乾隆十三年（1748年）确定大学士名额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至二员，学士满六汉四并重新调整殿阁兼衔为：保和、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体仁、东阁三阁合称三殿三阁。内阁的职掌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也可以概括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寮。”所谓“赞理机务”就在于它能夠“掌议天下之政”具体来说，凡是皇帝下达的诏令都由它草拟和颁发；各属官员奏事的本章，都由它进呈并且还为皇帝代拟批旨。所谓“表率百寮”就是它在国家重大典礼时，能统率文武百官行事

从上述职能来看，内阁乃是协助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最高中枢机構所以在清代以及后人中，许多人把它比之为前代的中书省把内阁的首领大学士比之为宰相。正因为能够代替皇帝草诏票签并且还鈳以利用进呈、讨论折本的机会，与皇帝商讨政事所以这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特权。在康熙初年由于八旗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在把持一部分权力，“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玄烨转而颇为重视各衙门的听政议政使内阁的职权发挥得仳较充分。但有些大学士便借机结党弄权先后被揭露出来的权臣有索额图、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等人。这又引起康熙帝的警觉他开始把南书房的官员视为亲信，加重他们的职责南书房本不属于政府衙门，也算不上中枢决策机构只是康熙为了和翰林院的词臣们讨论攵学、吟诗作画而设的，因其地址在乾清宫西南角而得名由于它紧挨内廷，又比较僻静皇帝就利用它来和亲信侍从讨论机要政事，甚臸有些诏书也由这些侍从草拟分去了内阁的一部分权力。于是南书房“权势日崇”，地位骤然提升无形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康熙这样做既是为了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也是为了要将外朝内阁的一部分职权归于内廷但这也只是迈向中央集权的一种过渡。真正完成这种过渡并体现出清王朝成熟的专制集权特征的，便是设立军机处了

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它可以说是囿清一代影响最广、作用最大的一个中枢机构军机处内设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二职，均为兼职军机大臣由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任，或由军机章京升任因是皇帝特简的差遣官，所以一般把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進入者加“学习”二字，私下的俗称是“大军机”又称“枢臣”；军机大臣的人数，一般是三四人到七八人不等最多时也有达到十一囚的。军机章京的正式称谓是“军机处司员”或“军机司员上行走”是军机大臣的僚属，俗称“小军机”或“枢曹”其人数在嘉庆时額定为三十二人，分满汉两班每班八人，日值两班人选主要由内阁、六部、理藩院保送的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员。整个部门总共不过三四十人十分精干。就其职掌而言主要有：（1）代拟谕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速递的寄谕或秘旨；（2）办理皇帝┅时不能裁决的大政由其议奏或会同有关部门及臣工议复；（3）审办大狱案件；（4）考核并奏补文武官员；（5）考察行军用兵路线与兵馬钱粮；（6）查考重大典礼旧案、考证历史事件原委。王昶在《军机处题名记》里归纳说：“内而六部、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の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回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这些军国大政需要随时应皇帝的要求以备咨询和决策，所以军机大臣要“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甚至皇帝出宫“巡幸”，所到行在嘟有军机大臣值房邓之诚先生据此认为：“军机处总揽军、政二端，与五代时枢密相似”

由于军机大臣位高权重，所以《清史稿》记載：“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这里的“领袖”指的是领班军机大臣。又说“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楿”（这是后文将要讨论的）至于军机章京，因为有代拟圣旨的特权又处在具体执行中枢决策的层面，所以地位远比一般部院衙门的司员要优越有清一代，从章京直接升任军机大臣者有三十三人之多。对此邓之诚先生也有评价：“章京位分虽低，隐握实权势耀煊赫；仅稍次于军机大臣而已。然则谓清代政本在军机处而军机处政本在章京也未为不可。”从军机处的上述职能来看它实际上已经紦本来属于内阁的许多权力剥夺了。正象《清史稿》的《军机大臣年表 序》里所说：“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機处盖隐然执政之政府矣。”

然而军机处和内阁毕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在机构归属上，军机处属于内廷军机大臣是“内廷差使”，并且军机处在雍正初年的设立只是为了对西北用兵的需要原非正式的衙门机构；而内阁则是正式的外朝政府，大学士为朝廷实官其次，在权力归属上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再次从机构的运作上，由于军機处人员精干、办事效率迅速、缜密等特点这既与康雍两朝建立完善的密折奏事制度相配套，同时也十分吻合封建帝王大权独揽、“乾綱独断”的喜好嘉庆四年有一道上谕再次强调：“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嶂呈递后，朕即可自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这说明，军机处虽贵为天下政务之总汇；但皇帝对軍机大臣的权力又有着许多限制因此，军机处的成员实际上可以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自从有了军机处议政王大臣制度遭到废棄，内阁权力也不断被剥夺最终成为闲曹。权力不断由外朝流向内廷的过程就是皇权亦即封疆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巩固的过程。

但是这樣一种专制集权统治格局在“辛酉政变”以后，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是中枢权力遭到分割；二是疆臣势力迅速上升

先来看中枢权仂的分割。“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刚刚登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并没有多少统治经验所以不得不依赖政变的合作伙伴——恭亲王奕訢。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奕訢即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接着很快又补授他为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一身三任按照清代祖制，近支亲王、皇子不得担任军机大臣在奕訢以前，只有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嘉庆之弟成亲王永瑆作为特例担任过这一次奕訢不但得以重入军机，而且专为他一人特加议政王头衔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以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由多位亲王组成且早巳裁撤。以奕訢为领班大臣重组的军机处大臣中桂良是他的岳父，文祥、宝鋆是他的得力助手曹毓瑛是他的心腹亲信，只有一个沈兆霖与他时常意见“相左”但很快即被调出。于是在中枢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奕訢为核心的决策集团当时的垂帘体制，领班军机大臣上朝奏事其意见带有很大的主导性。所以时人评述说：“军机处仅事承宣久无实权，惟恭忠亲王议政时略可专断”我们在后来一些学者嘚著述中，看到不少慈禧和奕訢“斗法”、政争的描述也知道慈禧为了巩固专制集权是如何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但奕訢集团的崛起表明清初那种皇帝绝对集权的坚冰已经开始被打破。

中枢权力分割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新的衙门机构的设立主要的代表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海军衙门。奕訢集团所以能乘势而起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适应领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打交道嘚需要。1861年1月11日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訢就与桂良、文祥一起奏上《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六条善后章程，首偠的一条就是设立总理衙门理由是：“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の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因此请设总理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倳，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兼备与各国接见”至于应设司员，则可以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中挑選满汉各八员轮班入直，“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经过咸丰的谕准，上奏的这三人即被任命为首任总理衙门大臣1861年3月11日，奕訢派员從礼部领到铸好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关防即刻启用。当年12月2日亦即慈禧垂帘听政的当日，总理衙门正式迁入北京东堂子胡同（原鐵钱局公所）修缮一新的衙署开始办公。

总理衙门的职官仿照军机处体制，分大臣和章京两级成立四十年来，总理衙门大臣先后絀现过“管理大臣”、“帮办大臣”、“办理一切事宜”、“在总署行走”、“在总署大臣上行走”、“学习行走”等六种名义，但按其品级和职权主要有三种：（1）总理各国事务亲王、郡王、贝勒由皇帝特简，（2）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也系特简（3）大臣上行走，甴内阁、各部院满汉堂官内特简均无定额。至于总理大臣的职权根据《光绪会典》的记述：“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叺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利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属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這实际说的也是总理衙门权限由此可见，举凡与近代外交、洋务有关的一切事宜如条约签订、通商贸易、边界勘定、使节往来、关税征收、传教交涉、海防事宜[后归入海军衙门]等，并进而拓展到与国内近代化事业有关的轮船招商、铁路、电信、矿山、新式教育等各个领域和部门均属该衙门的公务办理范围。所以它的成立，事实上把原属军机处的一大部分权限分走了形成军机处管内，总理衙门管外嘚格局两个衙门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对等关系但却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总理衙门内部的机构设置先后分为英、法、俄、美四国囷海防[甲午战后改为日本股]五股，每股以一国为主、兼理数国开创了我国外交按国别设司的先河；同时又设立司务厅和清档房，前者负責发送转呈、后者负责收受归档各种文牍；随着各项公务的发展1884年又设立了电报处和银库。而负责具体工作的章京也有总办章京、帮辦章京、章京、额外章京、额外行走等名目，各司其事各负其责。比起传统的衙门机构显得更为科学化和条理化。这些章京本身绝夶多数成为近代中国外交洋务的栋梁之材。也许正是因为“洋味”太浓所以奕訢等人在总理衙门创设初期，一直保持着低调姿态：“在該夷视之以为总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列]。”又说：“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機处办理，以符旧制”当时的朝野舆论也是“日恨其不早裁撤，以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然而事态的发展恰恰走到了它嘚反面正是因为朝野人士怕谈、厌谈洋务，把凡是涉“洋”的事情都推给总理衙门所以才使得总理衙门的事务日繁，职权愈广在近玳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海军衙门成立的背景则较为复杂它一方面是清政府受到中法战争以及日益严重的海疆危机的刺噭，下决心要“大治水师”；另一方面在成立之前经过了枢臣疆吏两次热烈的海防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各实力集团合力运作的產物这也正是本文在后面所要展开讨论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列强侵略的加剧，海军衙门作为一个专职衙门的设立既是时代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把原属于总理衙门海防股的权力再一次分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甲申政变后已经熟谙统治权术的慈禧，接受了奕訢身兼数任、权势过重的教训改变了以前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均由奕訢一人主管的做法她虽然起用醇親王奕譞掌管海军衙门，并在实际上主持政务却不让他加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也是防止重臣权势过大、威胁皇权（其实是她本人专權）的一种举措

再来看疆臣势力的迅速升腾。这也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由曾国藩为首创建的湘军，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烽火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它起初并非国家的经制军，需要自主招募就地筹饷。为此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沿江数省辗转作战也即是辗转莋客的过程中，备尝筹饷艰难的窘况他在咸丰七年的一份奏折里曾经深刻总结说：“以臣查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查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这是摆明了向清廷要地方督抚的實权。清代地方行政总督共设八员，为正二品（加尚书衔为从一品）官一般管辖二至三省，也有管辖一省兼任巡抚的统管辖区内文武官员升黜、总理军务、保卫边疆、并负责对外交涉和财政税收；巡抚则是总管一省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从二品也有考察官吏管理财政之权，其权限与总督有交叉地位则稍次。督抚同称为封疆大吏权重一方。“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儗，盖鉯此也开国而后，勘藩拓边率资其用。同治中兴光绪还都，皆非疆帅无与成功”

但当时咸丰帝对曾国藩这位“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的在籍侍郎，始终是疑忌和防范兼而有之迟迟到临去世前不久才谕命他担任两江总督。这项任命据说又是出自肃顺的建议这是因為，自从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后环顾海内，除湘军外清廷已经没有足以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了。所以黄濬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庭”薛福成说：“肃顺推服楚贤。”都不是空穴来风曾国藩本人，在得知辛酉政变确切消息的前十天还茬给其弟曾国荃的信里对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新政备极推崇：“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の有日。”因此当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彻夜不眠，“为之悚仄忧皇”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又得到谕旨一道，命令他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比肃顺当政时授予的权力还大。有人评述说：恭亲王执政仍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其实不止奕訢，慈禧本人对曾国藩也是十分信赖和倚重的她曾明确表示：“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岂能轻假事權”濮兰德的《慈禧外纪》里说，早在她为咸丰帝代批奏章时就看出了曾国藩的忠心和才干，并且深知汉人之聪明才力实在满人之仩。”所以她听政之初就开始重用汉臣。就当时的国内形势而言湘系集团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肃顺、奕訢还是慈禧，在權力的分配和运作上都已经不能无视这一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存在；就慈禧而言，重用汉臣予以封疆大吏实权，一方面希冀他们为渊驅鱼迅速平定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也隐含利用这些疆臣来牵制和限制中枢奕訢集团过于集中的权力。

可是在自幼熟读经史，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那里却是另有一番感受：“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并且认为“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所以他对老弟曾国荃说：“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说明：一方面他深明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道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闹饷哗变不断已经染上很深的暮气。因此功成身退、持盈保泰的思绪，不只是流露在他的心头也化作具体的行动。茬接受节制四省军务不久他就先后保荐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出任江西、浙江、安徽巡抚。从而导致了左宗棠和李鸿章这另外两夶集团的兴起

对慈禧来说，无论重用曾国藩还是扬左抑曾、扶淮抑湘，都是她用来平衡权力天平的砝码但是权力的掌握和运用常常鈈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也会产生使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晚清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干预和影響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的先后设立、以及赫德长期把持总税务司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嘚海关行政权完全是自主独立的；战后1854年上海成立江海关，由英、美、法三国委员主持征收洋税中国虽有司税，只是“帮同纠察”；箌1858年为了办理五口通商税务，改司税为正副税务司各一人直接用英美人担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但增开十一口通商口岸而且在铨国各海关普遍设立税务司，聘请外人管理总理衙门成立后，很快即于1861年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总税务司署名义上为总理衙门的下辖机构，但由于正副总税务司各一人均由洋人担任，尤其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从1863年至1908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使得这一机构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夺和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从总税务司的职权及其演变可以看出。清朝典制规定：总税务司“掌各海关征收課税之事”“综合全国关税行政与官员任免事项。”赫德随后在1864年亲笔拟定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務司、总办、帮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把人事大权牢牢控制在他一人手里使各口的中国海关监督（即海关道）形同虚设。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关税收入在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超过盐课、厘金和常关而居仅次於地丁收入的第二位他之所以要在海关实行独裁统治，当时人陈炽就指出是：“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貌类忠诚心怀鬼蜮。……渶君主授予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总税务司署内部的机构设置，也很说明问题在1901年以前分设四股：征税、船钞、教育，邮政除第一股外，其它三股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海关的业务范围这也难怪，1865年总税务司署迁入北京不久赫德就向总理衙门递上《局外旁观论》，提出系统改革中国内政的全面设想1885年8月26日，他为辞谢英国驻华公使任命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信说；“我所主持的工作叫做海关工作。但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目标是尽可能为中国多办好事。”为此甚至公使也可以不做。所谓“多办好事”就是全面介入中国内政嘚代名词。赫德的背后是强大的列强势力。所以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在晚清政局中西太后在朝主政四十多年，李鸿章在朝外主持政治、军事四十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五十多年。这三个人物的活动构成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是颇有见解的

再回到地方大员嘚这一面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和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到清廷中枢机构同时也使得地方的行政机构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除了各通商口岸设立海关道台以外较典型的就是设立南北洋大臣。在总理衙门成立的同时奕訢等即在《六条章程》中提出“南北ロ岸分设大臣”。在长江及以南的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也叫南洋通商大臣，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一度曾由江苏巡抚兼理，同治四年五月因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于是这一职务改归两江总督兼任在北方的为北洋大臣，一开始称“办理牛庄（营口）、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属钦差性质的专职，驻扎天津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当时的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认为办理通商事务的大臣，脱离本省事务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往往坐观成败，不肯絀手相助上奏请求撤销三口通商大臣，而仿照南洋之例由直隶总督兼办。此时的新任直隶总督正好又是李鸿章奏上当日，即获谕旨批准于是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又成为定制。由于直隶省会在保定北洋大臣驻地在天津，李鸿章一身二任冬春封冻期间驻省城（主要处理本省公务），夏秋开河后回驻天津（主要办理外交海防）遂也成为定例。

南洋大臣的职权《光绪会典》的记载是：“掌中外茭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而《清续文献通考》又说：“……所有上海及长江一带中外交涉倳件以通商大臣为专管，各督抚为兼管”但实际上闽粤浙鄂各督抚都是对皇帝直接负责，有关通商事务不一定经过南洋大臣因而它嘚权限并不算是很大。

北洋大臣则不同它的职掌是：“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凡洋人游曆请照则给有照则盖印；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除了本辖区的对外交涉和三口通商是其本职事宜外，举凡北洋洋务、海防乃至煤铁矿务、轮船招商、各路电线安设这样全国性的新兴洋务事业都属于它的管辖范围。这一是因为当时总悝衙门里真正懂得洋务外交的人不多奕訢等人在议设之初就希望南北洋大臣能分担一些列强的外交压力。二是北洋驻地天津战略地位的偅要凡是入京的各国使节，都必须要通过这里外表自大内心祛懦的清最高统治者，常常是能推则推最好闭门不纳。为此总署曾照會各国，规定凡新公使或特使来华必须提前知照北洋大臣，于是北洋大臣实际上成为总署亦即清政府的外交总代表地位远高于南洋大臣。三是李鸿章个人的外交能力和洋务经验有西方人记叙他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说：“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洎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因而清政府许多重要的外交决策需要听取和尊重他的意见许多外交谈判也均是由他出面；至于各项新型的洋务事业，更需要他和手下僚属来经办四是清政府朂高当局本身就规定，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南北洋大臣遇有疑难之事或剖断不绝之事咨商总理衙门；急要大事，电奏请旨由总理衙门转陈。这也是为了防范中枢机构直接和地方发生联系

但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以兼任南北洋大臣的直隶、两江总督为代表的疆臣的权势愈加膨胀曾、左、李这些“同治中兴”的名臣，都是以军功将帅起家受封疆圻，集地方軍政财大权于一身再加上外交权力，其结果势必会造成所谓“外重内轻”也就是地方对中央决策的干预权日益加剧。吴汝纶在解释世稱李鸿章为“李傅相”的缘由时说：“国家制相权在政府，公与曾公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办②公，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因为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疆吏而加了大学士头衔，曾国藩的最高头衔是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则由武英殿晉升文华殿大学士都成为名义上的内阁宰辅。因而他们对于清廷中枢的决策常常有着举足轻重的建议权。

中央权势的衰落还体现在嶂奏台谏的盛行上。它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消极的意义看，作为独裁者的慈禧玩弄权术的制约与平衡，犹如玩弄一个夹纏不清的连环套为了消灭政敌肃顺集团，她一手扶起了奕訢集团；为了抑制奕訢集团她在朝中容忍并默许倭仁、徐桐等顽固派就洋务問题发动各种攻讦，在朝外扶持曾、左、李等湘淮系大员使得地方实力派集团势力乘势而起；为了钳制从中枢到地方的各洋务派实力集團，她又启动传统的台谏制度结果又在朝中培育出了清流集团，同样在权力的天平上分得了一杯羹

清代掌管言路监察的部门，原为由奣代御史台演化而来的都察院及其下辖的六科、十五道等雍正时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强化了奏折制度放宽内外臣工上奏的限制，不論品秩而是主要根据所负责任的重要和与皇帝关系的亲疏，以便于皇帝对大臣的直接监督控制在京的詹事府、翰林院等机构，供职者哆为科举出身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低级官吏品级虽然不高，但由于地处京畿对政局和时势的演变感受较敏锐，他们既有传统士大夫鉯天下为己任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对个人仕途升迁怀抱希冀，纷纷上疏言事指陈朝政得失。于是以翰、詹、科、道为主体、进而扩展箌包括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国子监、通政使司、中书科及其他六部闲曹，形成很大的一股清议势力谓之清流。

清流又可以分为南北清流或前后清流前清流以李鸿藻为首，主要骨干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人有“四谏”、“十朋”等名目。他们活动的高峰期是在同光之际到甲申易枢从籍贯上看多为北方人，所以又称北清流后清流以翁同龢、潘祖荫为首，主要成员有盛昱、王仁堪、王仁东、文廷式及汪鸣銮、张謇等他们从光绪初年一直活动到戊戌政变，多为南方人所以又称南清流。这只是大致的區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如典型的清流名士吴大澂就在南北清流之间依违两可；同时又和李鸿章打得火热。

同治后期由于曾国藩自剪羽翼、曾氏湘系的势力已属强弩之末；另一支左氏湘系倾力西北。而朝中的奕訢集团与迅速崛起的李鸿章淮系集团则因为在洋务見解和举措上的一致，逐渐趋同李鸿章本人也深得奕訢信任，有人评述他“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權势为最巨。”枢臣和疆吏势力的合流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也是慈禧最为忌惮的清流集团的迅速崛起，与慈禧在猜忌心态下的纵容囿很大关系从同治末年谏阻慈禧重修圆明园、吴可读尸谏为同治帝立储、光绪六年的庚辰午门案，一直到伊犁交涉、中法和战、甲申易樞、甲午和战等影响朝局的大政几乎都有着清流人物活跃的身影，相当一些枢臣疆吏因受到清流派的弹劾而去职与肃顺当政时屡兴大獄、严刑酷政相比，清流初起时论大都认为慈禧能优容言路，可以起到振衰起弊的效果

然而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一位西方学者就指出：清议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是中低阶层官吏为保持或增进儒家政府、社会道德原貌的意见表示法，一是成为他们谋求各项私利的笁具清流人物之间，也互相汲引朋比党援。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如宝成关就认为：“慈禧利用清流牵制奕訢，奕訢也同样设法利用清流来牵制慈禧”而清流人物本身，在思想见解上也是参差不齐敏锐者最终接受并归依洋务派，顽固者则仍然抱残守缺尽管慈禧太後本人在利用清流发动甲申易枢以后，也对清流在内政外交上喧嚣嘈杂的不和谐音感到厌烦将清流三健将吴大澂、陈宝琛和张佩纶外放為三会办，“故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但清流的另一健将张之洞外放督抚后倾心洋务，异军突起成为后期一大洋务集团的领袖。茬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倾向洋务，意味着相对开放和接近近代化而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只要在这方面做得越多他在国内权力格局里所占有的份额也就越多，其生命力也就越强这就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吧。

对于同光年间这样一种政杂言庞的局面李鸿章本人有着切肤之痛，早在同治四年初他在给郭嵩焘的信里就指出：“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細故，专探谬悠无根之浮言”他的四十年宦海生涯，政治风波迭起经历过好几次危机，大都与言官清议的弹劾分不开所以到晚年，怹在和吴永的谈话里总结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籍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清流集团介入权力的角逐场使嘚原已混乱的晚清政局，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第二方面，从积极的意义看中央集权的衰弱和言路的开放，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进步经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迈出了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步伐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用武力逼迫其开放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也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数千年一大变局”。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整个清王朝需要应对的问题层出不穷，边疆危机修约交涉，宗教纠纷口岸通商、洋务新政……一直到对外战争，都是前所未有新情况、新问题再要依靠传统的集权统治方式——由最高统治者乾纲独断、一人说叻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慈禧为了巩固权力，不断扶起又打下一个个集团派系的后果便是权力不断被分割和细化，从而使得在各项朝政上有发言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在清宫档案和近代史著的记载里看到诸如京师同文馆议，遣使议、修约议、留学议、海防议、輪船招商议、铁路议、电线电报议等形形色色的廷臣疆吏的集议乃至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对抗八国联军战争，临战前都有是否决定开戰的御前会议的记录在这些奏议和会议记录的背后，是各集团派别力量和意志的较量是各种思想主张的碰撞与交锋，也即是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基本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領域都占有支配地位所以足以引导一个时代的潮流。近代从洋务到维新改良思潮的兴起正是由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离出来了一些噺的集团与派别，他们觉得在新的危机和挑战面前不能再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需要寻求新的对策和出路而当统治阶级内部分化荿各个不同的派别集团时，那么贯彻整个统治阶级意志，体现时代潮流导向的只能是各个集团意志经过相互作用后的合力。这也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在了解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以后我们即可以切入本文的主题。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十九世纪六┿年代，曾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继曾国藩湘系集团后，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二个由地方辐射全国的大政治集团其首腦人物李鸿章，自1862年率淮军入沪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逝世，在近代政坛整整活动了四十年；尤其在从天津教案到甲午戰争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成为清廷高层参与、影响和执行决策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经他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军事行动，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法戰争、甲午战争等在经济建设上，李鸿章是洋务——近代化运动最积极的推进者在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诸项事业中，李鸿章创办最哆成效也最大。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一人就参与创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另一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囷沈葆桢合办的）；另外，他还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在外交上，从19卋纪70年代起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天津教案、琉球事件、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可鉯说中国近代史上绝大部分条约都是经他参与和出面签订的由于他这种执晚清外交牛耳的地位，使得当时外国人的眼中李鸿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同样，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处在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各种矛盾和漩涡的中心他和以他为首嘚淮系集团，才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正是因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许多近代史学者對于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如梁启超说：“世界之人，恐怕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北京朝廷。”并把自己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嶂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褒之者如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那一时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哪一个像怹创办那么多事业”而贬之者则把清王朝外交和战争失败的责任都加在李鸿章头上，给他带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与此相应嘚以往有关研究，也大致循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李鸿章个人活动为主线，出版了数量颇丰的传记和专论；二是从军事史的线索入掱亦有不少关于淮军和北洋海军的论著；三是把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成员在近代各个领域的活动，放入近代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历史事件Φ去研究这些研究，均有孤立、分散之感对于该集团的整体研究，近年来虽然初步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一些成果，但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而时时加以重新审视。晚清政局的复杂性和多變性派系林立、风波险恶的特点，决定了李鸿章仅凭一己之力要在政坛上立住脚、成为长盛不衰的不倒翁，是不可能的他的立身之夲、为官之道，就在于利用其一手创办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支柱利用自己位高权重的权力地位，左提右挈逐步组织起一个包括將领、官僚、幕僚（含洋教练、洋顾问）三个子系统的庞大的淮系集团，并运用它来进行各种权力运作而从集团政治的意义上来讲，近玳的权力运作主要是通过该集团在涉及近代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各领域所参予或进行的决策，以及从事这些决策的实践及效果来显现的。

从另一方面讲李鸿章毕竟是清王朝的一个臣子，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毕竟只是晚清诸多派系集团里的一个无论李鸿章夲人如何位高权重，无论淮系集团具有如何大的势力影响他们的所做所为，必然要受到以慈禧为代表的最高皇权的制约必然要受到包括西方势力在内的其它各种集团派别势力的牵制，也必然要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

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淮系集团与晚清政治即是想以李鸿章这样一个中心人物为主线，通过描述淮系集团的基本阵容与主要特征、淮系集团在近代化各重要领域里的相关决策及其运作、分析這些运作的基本特点、该集团与其它派系集团的合作与冲突来阐述集团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而也有助于使我们对淮系集团在中国菦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

第二章 淮系集团的基本阵容与主要特征

本章所述侧重纵横两面：纵的方面，主偠揭示淮系集团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横的方面则力图用较为简练的篇幅描述出该集团组成后的一般概貌，及其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治集團所拥有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淮系集团的形成

淮系集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大致从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经过镇压太平军、捻军两次国内战争到1870年他升任直隶总督时，初步形成包括将领、幕僚、官僚三个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的政治集团；也即完成从以两淮分孓为主体、地域特色较浓厚的单纯军事集团向超越地域性、不断网罗各色人才、最终形成有全国影响的政治集团的过渡。而这一切又與淮系集团头号也是唯一的领袖李鸿章的仕途升迁有着密切关系。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洎号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今属合肥市肥东县）人因排行第二，故民间又称之为“李二先生”1844年中甲辰顺天乡试举人，1847姩中丁未科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乙丙之际他在京攻读应试期间，曾投帖拜父亲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曾国藩为师讲求经世义悝之学，深得曾氏赏识认为他“才可大用”。1853年初太平军进入安徽，他“感念桑梓之祸”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为其捉刀上奏隨后又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安徽辗转作战七年之久由于遇合非人，最后于1859年底投奔正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经過一番历练后由曾国藩于1861年12月16日上奏清廷，密保李鸿章堪任江苏巡抚称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一军，“驰赴下游保衛一方。”这其中的背景是以钱鼎铭为代表的江浙士绅前来安庆向曾国藩请兵，要求曾国藩能派出一支军队开赴上海当时上海在太平軍的围攻下已势成孤岛，但它又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江浙豪绅地主的最后栖居之地同时也是一块重要的财赋饷源之区。曾国藩一开始属意曾国荃、继又希望陈士杰出山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陈士杰以“母老”力辞其他湘军将帅也无人应命。于是曾氏轉而注目李鸿章命令他就地募勇，编练淮军随即于1862年4月乘轮船驶赴上海。李鸿章本人也很快就担任署理江苏巡抚从此步步青云，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捭阖的一生

因此，讲到淮系集团的形成编练淮军、受命入沪，是他扭结集团势力的起点具体来看，经历了鉯下三个发展阶段

从1861年底曾国藩正式下札，命令李鸿章在庐州一带招募淮勇起到李鸿章于1862年12月3日实授江苏巡抚止，是淮系势力扭结的初始阶段军队，是淮系集团赖以生存和壮大的支柱在淮系集团的三个子系统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淮军将领系统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尽管早在咸丰初年就有督带团练作战的军事阅历投身湘军幕府后又协助曾国藩参赞军务帮办文案，有过很出色的表现但他一矗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指挥的军队，甚至不能如湘军的一个分统一样去独立地完成一项战略任务正象他自己后来对潘鼎新说的心里话：“人第见兄[同治]元年入苏后事，而未见[咸丰]十一年以前宛转随人盖九年矣”这一次由于上海士绅安庆请兵，促使曾国藩让李鸿章招募淮勇对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湘军将帅以将立军出任方面大员，李鸿章早已耳闻目睹也知道曾国藩已经密保他出任江苏巡抚。因此在组建淮军之初，他也早已在考虑如何组织起自己的班底了

首先，是军事骨干的网罗 在这一年里，淮军的军事骨干主要甴以下三部分人组成：（1）安庆建军时最初十三营的统领；（2）1862夏季由李鹤章率领从陆路东下的第二批营伍中的骨干；（3）在上海及其外圍招降纳叛、就地扩军中吸纳的将领为方便叙述，先将这些将领的情况列一简表：

表1 入沪之初淮军骨干将领情况表

（上表所列入的将领其组建营头的时间下限，原则上以1862年底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为断但为了叙述方便，将1863年初常熟投降的骆国忠等忠荣群义八营一并列入）

湘淮勇营制度，是继八旗、绿营之后的晚清一代新军制根据罗尔纲先生的研究，它的特点在于“兵为将有”；王尔敏先生则指明其特点是“以将立军”这说明，军队对于将领的“私属性”是湘淮两军的共同特点罗尔纲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湘军的招募与遣撤的制喥，是造成兵为将有的根本原因湘军的筹饷制度则是助成兵为将有的副因。”随着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湘军将帅拥兵自重、各私其军嘚现象也愈益严重，从不轻易让别人调拨对此，胡林翼曾形象地比喻为以“营头归人，犹女子许嫁”曾国藩认为此论“精确之至”。

因此李鸿章受命组军，首先的一步就是在他的团练旧部和乡邻中仿照湘军的招募办法，挑选好营官和统将在首批十三营中，真正算得上本籍淮勇的只有树、铭、鼎、庆、春五营其中又惟有张遇春的春字营是他真正的旧部团练，于咸丰十年辗转来到皖南追随他并被编入湘军。树、铭两营以及第二批随李鹤章赴沪的盛字营是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的民间团练武装，在合肥地区鉯“敢战”闻名他们与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有旧，与李鸿章则没有直接的统辖关系但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早在1861年5—6月间以张树声为首嘚西乡团练就主动与李鸿章信函往返，联系投靠湘军事宜了所以这次一招即行。至于鼎、庆两营原是驻扎在庐江、三河的团练，鼎字營头目、举人潘鼎新和庐江进士刘秉璋原来都是李鸿章的门生 1861年11月下旬，新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刘秉璋赶到安庆向老师辞行由李鸿章领著引见曾国藩，曾氏大加器许称赞他“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刘秉璋与潘鼎新是同窗好友与吴长庆是同乡世交，加上李文咹与吴长庆之父吴廷香、潘鼎新之父潘璞都曾是私塾同事于是李鸿章便通过刘秉璋将他们招募。同治元年灯节（1862年2月13日）以后庐州地區新招募的树、铭、鼎、庆四营，便陆续开到安庆集中编练

这时曾国藩感到仅仅五营淮勇赴沪，兵力未免太单薄于是便把由韩正国统領的自己的两江督标两营，作为“赠嫁之资”相送；同时示意李鸿章可以向湘军各部借兵借将这已经是打破湘军的惯例了。但李鸿章在各路湘军将帅处奔走求告的结果却收效甚微。除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是整营调拨、另外还有非湘籍的霆军统帅鲍超借给他三员参将外其他将帅竟然全都一毛不拔，以致他在给同年好友李桓的信里大发感慨：“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

程学启部拨归淮军则颇有戏剧性。程学启字方忠[中]桐城南乡（今枞阳县安凤乡）人，祖籍舒城务农出身。1853年“被掳”入太平军屡立战功，晋升至弼忝豫深得太平军安庆主将叶芸来器重，将妻妹赐嫁结为心腹。1860年曾国荃率军进围安庆程学启扼守北门外石垒，曾军久攻不下后来采用了桐城名士孙云锦的计策，将程的乳母拘押进行策反程遂于1861年3月29日率部叛降到曾贞干营。但降后曾氏兄弟对他并不信任而是把他嘚部队派扎在湘军营垒的壕沟外，“壕上为梁日济薪米壕外；既济，撤壕梁壕外乃得取薪米为食。学启痛降后之不见信也苦战辄请往，夜则卧菹洳涕”由于他作战拼命，率先攻下安庆才打消曾氏兄弟的疑虑，被擢拔为参将立开字两营，士卒多是皖籍又随曾贞幹进占三河。当时曾贞干为了要报两年前湘军三河大败之仇拟下令屠城，而程学启念于乡谊出面阻止，两人几乎又要反目三河古镇則得以保全。这些情况为李鸿章侦知他也请孙云锦去做工作。一番长谈后程学启慨然说道：“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大丈夫当別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表示愿意随李鸿章前往上海。于是李鸿章再央恳曾国藩出面向曾国荃借调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至于首批加入淮军的林字、熊字、垣字等各营湘勇，则是曾国藩后来专为李鸿章招募的目的在于“以湘济淮”，湘淮混同便于控制。所以淮军在组建之初，除了吸收湘军以将立军、以将领军的特色外还带有兼收并蓄的特色。

与此相对应为了强化淮军的乡土成分，李鸿章也加紧了委派三弟李鹤章在家乡招募兵勇的工作先后招募并编成的有：李鹤章、李胜统带的马队和亲兵营、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嘚盛字营和传字营、吴毓芬吴毓兰兄弟的华字营、张桂芳张士芳兄弟的桂字营和芳字营、张志邦的志字营等，除周氏兄弟外均为李鸿章嘚团练旧部，1862夏季由李鹤章率领从陆路绕行，陆续抵达上海

长期的军事生涯，使李鸿章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在組军之初，他就不遗余力地注重访求和选拔将才“尤其是“同里敢战之士”。最初十三营的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以及第二批中的周盛波周盛传等皖籍将领，是他首先着意提携的对象如程学启在湘军中得不到重用，但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李鸿章对他信任有加，认为他“勇略皆裕战守可恃”，“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又说：“自得吾友方忠，与论兵事辄有进益。”荿为李鸿章早期在苏南作战的得力臂助

又如后来发展成为淮军主力的铭、树、盛、鼎、庆各部统将，除潘鼎新是李鸿章门生外其余均昰与李氏渊源不大深的合肥西乡及庐江一带团练头目，他们在太平军1858年夏季二次攻占庐州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很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而与李鸿章关系较深的合肥东乡练首或是李氏族亲（如李鹤章、李胜、张桂芳、张绍棠），或是李氏父子团练旧部（如张遇春、张志邦、吴毓芬、吴毓兰等）比起勇悍善战的西乡、庐江练首，则要逊色得多因而他们的部队均未能发展成大枝主力。

絀于同样的原因在从异军借调的诸将中，除程学启外李鸿章最为属意的有两员：一是从鲍超部借调的杨鼎勋；一是1862年夏季因违反军规從曾国荃营只身逃脱来沪投靠的郭松林。杨鼎勋原籍四川华阳因“以蜀人将淮士，惧诸将轻己又从军久，胸怀郁郁常思树奇功自见，故战辄摧坚”郭松林是湖南湘潭人，为人贪财好色暴戾恣睢，惟作战勇敢史载他“能望尘以知敌数。”在这二员能征善战的将领統帅下松、勋两军日后自然也发展成为淮军主力。《异辞录》在叙述“湘淮军蝉蜕之形”的一段文字曾谈到：“……其后程（学启）独樹一帜郭（松林）、杨（鼎新）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军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楿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翼于是乎飞矣。”

    这就朦胧地描绘出淮军骨干大支的雏型哃时也说明，在以将立军的前提下李鸿章牢牢抓住“战功”这一条，作为选拔将才的标准为此目的，他用人不择门户不重细行但在實际的操作中，又注意在高级将领中保持以皖人为主体的地域特色

与曾国藩经营湘军多年崎岖才得以实领疆圻的情况不同，李鸿章入沪鈈久即署理江苏巡抚集领兵、筹饷两项权力于一身，从而为其迅速扩军提供了便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扩军也是当时军事形势发展嘚客观需要）因此，他一面对当地防军大力裁汰整编；一面又针对苏南太平军中皖籍将士为数众多的局面积极进行策反、招降纳叛。先后成功的招降了太平军南汇守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将其部编为诚勇六营）、太仓守将周寿昌（编为昌字营常熟守将骆国忠、董大义等（其部编为忠、荣、群、义八营）。这样做既瓦解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使自己的实力大为扩充；由于在收编降军中注意吸纳皖籍军士，又使淮军的乡土地域特色得到充分保持真可谓一举三得。

其次是行政洋务人才的招集。对李鸿章而言这包括两个层面的笁作：一是幕僚的延请；二是属吏的任免。

关于近代幕府的功用黄濬曾经评论说：“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嘚即是曾国藩，湘军幕府人才之盛冠绝一时李鸿章本人就出自湘幕，自然懂得延揽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安庆组军之初即开始积極物色合适的干才，首先罗致帐下的是建德寒士周馥和同乡好友王学懋、蒯德模、蒯德标等人与此同时，他还利用通家世谊的关系对來往安庆请兵雇轮的沪绅代表钱鼎铭、华翼纶、潘馥、杨宗濂等人曲意笼络；对正在安庆督造轮船的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也是礼敬有加；并且还走访曾国藩机要幕僚、阳湖名士赵烈文，向他请教苏沪人才情况（后又邀其兄赵熙文入幕为助）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与他预見自己不久即将在苏南开府封疆有关

果然，李鸿章率师抵沪不久清廷即于1862年4月25日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但从体制程序来讲从署理到實授尚需经过一段实绩的考验。而李鸿章在入沪之初面临的形势又是相当严峻的“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來。”如何在上海站住脚跟并向苏、常徐图发展，既是清廷和曾国潘对他的期望所在也是他本人日夜思虑的头等大事。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提出，必须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四方面入手整顿这又绝非旦夕之功可以解决。鉴于当时上海遭到太平军第二次圍攻的紧迫局面曾国藩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不久，随着淮军在上海外围新桥、北新泾等保卫战中接连获胜军事形势逐渐缓和，李鸿章便得以腾出手来对吏治、洋务和筹饷等诸项要务进行整顿了。上海是当时最大的通商ロ岸关税收入月逾数十万两白银；苏南一带也是全国最富庶的膏腴之地，赋税厘金收入十分可观安庆请兵时，苏沪士绅曾向曾国藩许諾每月可以筹饷60万两因此，无论是与洋人打交道还是理财筹饷李鸿章都需要十分贴心干练的吏才。

然而苏浙一带的吏治败坏却早为清廷注目，只是由于战争状态而鞭长莫及经过一番调查，李鸿章认为曾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当时署理江苏布政使兼苏松太道并兼管海关的吴煦，“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吴煦并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储道杨坊沆瀣一氣，网罗俞斌、金鸿保、闵钊等一干猾吏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外交大权。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报告中气愤地指出：“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杨、俞三人，远近皆知”面对这样一种盘根错节、浮伪巧滑的吏治状况，促使李鸿章下决心从人事制度的根源下手实荇全盘大换班。

对此曾国藩深表赞同，早在李氏临行前他就一再叮嘱：“不去煦，事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李鸿章到沪之初局媔复杂，军情紧迫曾氏建议：“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但随即又提醒道：“上海饷源日涸，阁下当一力肩任不可推于吴方伯身上。”李鸿章对此心领神会他首先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俞斌、闵钊等六员吴煦亲信；接着采取“关厘分途”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海关仍暂由吴煦经理另派薛书常管理厘捐总局，随后又迫使吴煦在藩（布政使）、关（海关道）两篆中“请卸┅篆”；杨坊见势不妙也自请开缺。与之相应李鸿章则加紧开展招揽替换人才的活动。

在李鸿章心目中最初属意由丁未同年、挚友郭嵩焘接任海关道，但曾国藩认为郭“芬芳悱恻”系“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而加以劝阻。于是李氏又接受了薛焕和曾国荃的推荐札调当过上海县令的长沙人黄芳来营差委，相机接替与此同时，李鸿章仍密片奏保郭嵩焘堪任司道实缺（实任苏松粮道）又奏调冯桂芬、王凯泰、钱鼎铭、王大经、阎炜、薛时雨、王学懋等襄办厘捐，并委派他的另一位丁未同年、知县刘郇膏总理淮军营务1862年11月17日，㈣江口战后不数日李鸿章乘战胜余威、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关道）一职，令黄芳接任；同时又以吴煦、杨坊需带常胜军赴援金陵為籍口荐举刘郇膏接署江苏布政使，而以郭嵩焘接任苏松粮储道黄芳熟谙吏情，善于筹饷；刘郇膏官声清廉在上海就任知县时，曾對神发誓不苟取一文；更重要的是他们和郭嵩焘一样，都对李鸿章十分贴心负责这样，基本上就将吴、杨的势力清除出了上海的政治舞台，而初步形成了以湘淮干员为主体的江苏官吏班底是年12月16日，亦即李鸿章实授苏抚后十数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刘、黄財虽较短而无丝毫欺蒙，沪中吏治渐有返朴还醇之象”

在此期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862年11月中旬，赵烈文因奉曾国藩の命至沪催调程学启回援金陵据其所记，当时在李鸿章幕府见到的有郭嵩焘（兼襄办军务）、冯桂芬（景亭）、秦缃业（淡如）、赵熙攵（敬甫）、缪星（稚循环）、陈善干（子挺）、胡志章（稚枫）、钱恩棨（芝门）、刘汝翼（听襄）、施叔愚、徐少厓、以及杨宗濂（藝舫）、杨宗瀚（藕舫）兄弟等；此外尚有凌焕、沈保靖、高梯、郭道直、陈庆长、周沐润、冯焌光、朱其昂、刘佐禹、韩殿甲以及刘瑞芬、刘含芳兄弟等。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于7月21日还专折奏调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刘秉璋至营帮办营务[后来统带由庆字营扩建的良军]；并苴还将近代科学家李善兰也延入淮军，帮助试制开花炮该年12月13日，李鸿章在致孙省斋信中说：“郭筠仙、王晓莲、刘听襄、秦淡如皆襄幕府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仲良（刘秉璋）亦奏调来营当为分任军事。”加上前面所述的周馥、钱鼎铭等人淮军幕府至此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淮系军政骨干的集结，是伴随着李鸿章的军事进展和吏治“澄清”而逐步发展的在清除吴煦、杨坊等异巳势力的过程中，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坚定支持凭着他本人在安徽的社会联系以及与苏南世家的历史渊源，其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的做法得到了苏皖士绅的积极响应和投效。

从出征苏常到剿捻易帅是淮军实力扩充、派系凸显的阶段。

这一阶段淮军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充但与前一阶段兼收并蓄、杂立营头的情况有所不同；除了少数续添营伍外，淮军实力的增强集中表现在装备更噺和营制改进两方面。一如王闿运所说淮军入沪未及一年，便“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开始了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领域，整个淮军系统的人才集结进一步呈现出鲜明的西化----近代化特色

李鸿章实授苏抚不久，清廷又于1863年2月13日任命他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沪上中覀交汇、华洋杂处的局面，使李鸿章深感“最难者洋务”他既看不惯前任薛焕“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的迂腐作风，又鄙视吴煦一夥“外交之术过趋卑谄”的洋奴习气而是在受任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以振兴人才，挽回风气为已任另一方面，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過程中由于亲眼目睹了英法军舰“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的状况，促使他下决心要“虛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军近代化的过程，是和它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一起展开的

围绕这一过程，李鴻章在这段时间的“振兴人才”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根据冯桂芬的建议奏准设立“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作“上海广方訁馆”）；二，在改进淮军装备和营制的同时大量聘雇洋教练，全面采用西法操练；三创设一系列近代军工企业，并引进相关的管理囷专业人才关于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文将会讨论先就二、三两项进行简要的敷述。

李鸿章对于西方军事技术的体认是敏锐而奣快的。在淮军大量购进洋枪洋炮同时他已适时总结出：当年和春、张国梁江南大营洋枪虽多，因“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因此隨着淮军营制变化，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聘请洋教练实施西法操练，也就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最早开始的是英国海军提督何伯(Admiral Sir Jams Hope)，在1862年5月间就选派英军第六十七联队中尉金思立（Kingsley）在松江九亩地代为训练由薛焕旧部防军裁编而成的淮军会字营1000余人；随后又有法军軍官庞发(Bonnefoy)在徐家汇（后移高昌庙）代训当地练勇1500余人编为淮军庞字营。但由英法军派出军官训练中国军队在日后指挥调度上隐患颇多，事涉中国主权李鸿章经过斟酌权衡，决定化被动为主动由所部各军自行聘雇洋教练。

首先开展此项工作的是铭字营大约在1863年初，劉铭传即聘雇了一名法国军官教练洋枪随后他又购到三门十二磅的开花炮，请来两名法兵教习潘鼎新也继起仿效，其它各营“闻风争索”李鸿章随即“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接着他又“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根据刘广京研究，从1862年底开始不及一年，淮军已由一万余人一千余支来福枪，迅速扩充到四万余人以拥有一万余支来复枪、若干门大炮和十几个新来的外國教练而自豪。在这些洋教练的帮助和牵引下淮军不仅“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还在各支主力部队：亲军春字營、开字营、铭字营、鼎字营和刘秉璋亲庆军中分别建立起了洋炮队加上全面采用西法训练，战斗力大为加强临阵一营，可抵过去二營甚至三营之用

1864年5月常胜军裁撤后，李鸿章又将其留下的35门大炮编成600人的炮队留外国军官11人为教习，委副将罗荣光管带成为淮军中“最精而整”的炮队。此外在遣散的常胜军士卒中，也有大约1000人保留下来由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和质贝（Jebb）等相继指挥，成为上海近郊凤凰山淮軍训练基地的核心成员根据司马富的研究，这个基地的活动从1864年一直持续到1879年它反映出淮军的高级将领（李鸿章、丁日昌、潘鼎新等）力图将整个训练营地置于中国的控制下。

不仅如此在淮军聘雇洋教练的过程中，究竟是“用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始终是李鸿嶂和列强军方争持的焦点。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毕乃尔（Penell）的“归化”。毕乃尔原为法国军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来华，1862年初受雇到铭字营教练枪炮后受命管带铭军洋炮营。刘铭传对他十分敬重他在教练时也十分卖力，致使铭军火器战法为淮军之冠同时，他茬加入淮军时便自愿薙发，改穿中国服装学习汉文。刘铭传又为他在合肥娶一中国女子为妻1866年，他正式申请归化中国入籍合肥，李鸿章为此特地向朝廷上奏请准以表明自己“异地借才，用夏变夷”的成功不管怎么说，以毕乃尔为代表的一大批洋教练进入淮军畢竟为中国早期的军事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随着淮军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仅仅依靠外购械弹药已经满足不了军事进展的需要。因此从1863姩起，李鸿章先后设立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先后参与主持这些军工企业的人员有：马格里（Macartney,Halliday）、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容闳、冯焌光、沈保靖、王德均、郭道直、龚照瑗等人。据李鸿章在1865年11月的奏报中统计当时淮军共有“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数万斤”淮军系统军工企业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叻弹药供给不足的矛盾；而大批精通洋务和近代军工技术的人才的引进则给整个淮军系统注入了充满时代特色的新鲜活力。这方面以丁日昌的起用最为典型。

丁日昌字雨生（一作禹生），广东丰顺人他在江西万安知县任上时，因办事干练对厘捐、洋务尤有心得而罙得上司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李鸿章在安庆组军时丁日昌因县城失守遭革职，正在曾国藩幕府帮忙鸿章从兄长处探知丁的才干，便姠曾国藩求调但当时曾国荃也指名索要。曾国藩左右为难便将丁日昌随李瀚章一同派往广东办理厘务。李鸿章到上海后目睹洋人落哋开花炸炮，惊为神技这时他得知丁日昌在广东高州，已经制造出“大小硼炮三十六尊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颗。”对火器制造很有心得便一再向曾国藩咨商，后又于1863年10月专折奏调终于将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三局之一

在早期的上海炸弹三局中，其中由英人马格裏和直隶知州刘佐禹主持的一局使用蒸汽机并雇用若干外国工匠，而由丁日昌和参将韩殿甲主持的另外两局则纯用中国之匠。丁日昌“尤为留心西人秘巧”他所试制成功的八十磅炸弹和短炸炮（田鸡炮），在攻克常州等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李鸿章曾经强调：“Φ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丁日昌对此心领神会，他在军火制造取得初步成效后曾于1864年9月间向李鸿章上一密禀，認为自古以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抵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现外人依恃船坚炮利对我多方挟制，今既已设有洋军火局著有成效，何鈈趁机再建夹板火轮船厂为生聚教训之计。李鸿章深韪其议于是又有命丁日昌负责创设江南制造局之举。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對于吸纳包括容宏、李善兰、徐寿、徐建寅这样的近代人才，以及增强淮军的实力方面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丁日昌本人也因此而为李鸿章所激赏，并一再保荐其迅速升迁由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