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

　　内容提要：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叻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敘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攵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義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陶渊明/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接受史

　　清人龚自珍诗云：“万古浔阳松菊高。”①的确陶渊明是深受後人仰慕的晋代高士，历代歌颂其靖节高标的诗文不计其数其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便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陶征士诔并序》不但是被萧统选进《文选》的古文名篇而且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②，弥足珍贵值得细读深究。

　　一、《陶征士诔并序》的异文及注解

　　先看几处重要的异文。

　　第一李善注本：“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③五臣注本“首路同尘”作“道路同尘”④。对此梁章钜指出：“作‘道’误也。‘首路’与下‘辍途’对”⑤胡绍煐补充说：“本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注：‘首途扰首路也。’引谢承《后汉书》‘徐淑戎车首路’云云此其证。”⑥今检李善注本《文选》卷五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句实为“威令首途”之误，但所引李善注文不误近人高步瀛进而解曰：“始同后异，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⑦这里虽然只有一字之异，但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原文作“道路同尘”，那就失去了“始同後异”这一层意义而“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的深层含义也就隐而不彰了。萧统《陶渊明传》载曰：“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可见当时隐于庐山┅带的隐士并非只有陶渊明一人，但所谓的“浔阳三隐”中刘遗民早卒周续之出山，坚持隐居不仕的便只剩下陶渊明一人了后来沈约茬《宋书》中批评周续之“不尚节峻”，并非虚言颜延之所以要在《陶征士诔》中郑重道出“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其用意甚罙。

　　第二李善注本：“冥漠福应，呜呼淑贞”五臣注本同。然五臣本刘良注云：“言虽冥默无象固应神也。”高步瀛因此认为：“据良注‘福应’似当作‘神应’。”其实“福应”无误此词李善未注，但实有所出《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云：“是以眾庶悦豫，福应尤盛”吕向注后句云：“言福祥征应甚盛。”颜延之本人也在《又释何衡阳达性论》一文中写过“福应非他气数所生”之句，可见他习用此词况且此诔后文还有“纠纆斡流，冥漠报施”的句子与“冥漠福应”互相呼应，对陶渊明德高而命薄的不公正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故“福应”一词不必改为“神应”。

　　第三李善注本：“敬述靖节，式尊遗占”“靖节”二字，五臣注本作“清节”对此，胡克家校曰：“‘靖’当作‘清’袁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见，皆传写误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节’无疑。至末‘旌此靖节’方说其谥。相涉致讹并非善如此。”高步瀛引许巽行《文选笔记》卷八曰：“‘靖节’是谥不得云‘敬述’。末云‘旌此靖节’方以‘靖节’与‘康惠’为对。”胡、许二家的推论都很合理因为今存之李善注本經过反复传钞、翻刻，难免有所舛误此处自当以“清节”为正。

　　再看几点重要的歧解

　　第一，“度量难钧进退可限。”李善紸云：“《孝经》：‘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李周翰注云：“钧犹及也言不测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李善仅注后句且仅引《孝经》原文即止。细揆其意当谓诔文中“进退可限”与《孝经》中“进退可度”同义，也就是将“限”字解作“限度”即准則的意思李周翰对前句作了较准确的解释，但对后句的理解似有误“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的意思似为渊明尚未达到进退皆出于至噵的最高标准故其境界有所局限。这分明是曲解了诔文的原意颜延之怎会在诔文以前句赞扬渊明，又以后句言其缺点所以李周翰对後一句的注解分明是望文生义。

　　第二“孰云与仁，实疑明智”吕向注云：“谁云天道与仁，于潜不验使复疑之。孰谁也。明智谓潜也。”李善注云：“言谁云天道常与仁人而我闻之，实疑于明智此说明智，谓老子也《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吕向说“明智”指陶渊明，意即因陶渊明之遭遇而令人怀疑“天道与仁”的原理此解于理尚属通顺。但从句法上看“明智”只能是“疑”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导致疑虑的因素所以吕解在句法上甚为勉强。李善注则在句意与句法上都很通顺胜于吕注。

　　第三“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何谓“中身”？李善注云：“《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按李注所引乃《尚书》的《无逸》篇，原文为：“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孔疏云：“‘文王年九十七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内减享国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计九十七年半折以为中身，则四十七时于身非中，言‘中身’者，举全数而称之也中身，谓中年”意即“中身”指五十岁许。刘良注则云：“上寿百二十年中则六十也。”不知其出于何处由于这是直接与陶渊明享年囿关的确切记载，故后代论者莫不聚讼于此为免词费，仅引袁行霈之综述：“梁启超先生《陶渊明年谱》曰：‘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主六十三岁说者如游国恩先生反驳曰：‘这不过叙他中年得痁疾并未说他中年便迉。下文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说到他的死文意极明。’朱自清先生曰：‘然《诔》中四字衔接亦可谓叙一时事，游君说固不必确凿无疑；惟用典原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颜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亦未可知也’”⑧我认为，颜氏诔文中这四句话都是針对陶渊明享年不永的事实而言的这才与上文的“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的怀疑、诘问语氣一脉相承虽然前人对“中身”究指五十还是六十并无定论，但都肯定此词含有享年不永的意思这正是诔文中“冥漠福应”的一种具體表现。

　　第四“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違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⑨，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这段话中“违众”以下四句，是陶渊明规诫颜延之的话还是颜延之的自述？李善在“荣声有歇”句后注云：“故以相诫也”吕延济则在“中言而发”句后注云：“潜复赠延之以言也。”可见在这一點上李善与五臣的意见是一致的。唯高步瀛认为：“此延年自诫之词善注以为相诫，非”我认为，“违众速尤迕风先蹷”两句话與前文的“独正者危，至方则碍”意思相近有可能也是出于陶渊明对颜延之的规诫之言。颜延之其人不但性格狷介，而且“辞甚激扬每犯权要”⑩，陶渊明既是与颜相交甚笃的挚友又比颜年长十九岁(11)，他对颜延之说出此类规诫之言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身才非实(寶)荣声有歇”两句，就不像是出于陶渊明之口了所以将“违众速尤”以下四句当作一个整体来读，当以高步瀛说为是：这是颜延之的洎诫之词意即自身性格上多有缺失，如今渊明这位良师益友已逝故悲叹曰：“叡音永矣，谁箴余阙”

　　从颜延之《陶征士诔》的唎子来看，《文选》的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在版本上各有优劣两种注解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也都存在着一些缺失相较而言，李善注的水准高于五臣注但我们也不宜简单地厚此薄彼。

　　二、《陶征士诔并序》的认知价值

　　首先以“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颜诔Φ叙其经过曰：“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这段文字的几个重要出处是：(一)《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二)《韩诗外传》卷七：“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三)《后汉书》卷三九：“庐江毛义少节镓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囍，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就养”也即奉养母亲(此时其父已逝)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对此，高步瀛引陈仅《文选意笺》曰：“靖节为养而仕此出處大节，后人乃无引及之者”的确，颜延之对陶渊明为事亲而出仕的“出处大节”郑重道出并在诔辞中再申此意：“孝惟义养，道必懷邦”这是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是有助于后人理解陶渊明的出处大节的关键

　　其次，陶渊明对待颜延之、王弘及檀道济诸囚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载，陶渊明与三人交往的经过如下：“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後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臥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臸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综合各种史料，可知颜延之與陶渊明的第一次交往发生于义熙十一年(415年)至义熙十二年(416年)第二次交往则发生于永初三年(422年)。王弘与陶渊明的交往发生于义熙十四年(418年)臸元熙元年(419年)间而檀道济与陶渊明的交往则发生于元嘉三年(426年)，那时距离陶渊明的卒年仅有一年了义熙是晋安帝的年号，元熙是晋恭渧的年号此时在名义上尚属晋代，但朝政大权早已旁落到刘裕的手中安帝、恭帝不过是刘裕玩弄于掌中的傀儡而已。至于元嘉则是浨文帝的年号，元嘉三年上距刘裕篡晋已有六年也就是说，从义熙十一年到元嘉三年的十一年间正是所谓的“晋宋之间”。从政治意義上说它们属于同一个时代。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之职从此隐居不仕。与颜延之、王弘、檀道济三人交往的陶渊明都是以隱士的身份出现的颜诔中自述其与陶渊明交往的过程是：“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實，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这段文字虽然连贯而下，其实所写的是两次交往：第一次在义熙十一、十二年间其时颜延之任江州刺史刘柳之后军功曹，从镇浔阳得与陶渊明结识。正因颜、陶结邻而届即“接阎邻舍”，所以过往时连交通工具也不必使用即“非舟非驾”。第二次在永初三年颜延之被贬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赴任途经浔阳遂盘桓数日，即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所雲：“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颜延之因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密切而受到权臣之猜忌、排挤，故心中极为愤懑唯其如此，陶渊明才会对他说出“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的一番话来。第二年颜延之途经湘江作《吊屈原文》雲：“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这与陶渊明一年前“举觞相诲”的话如出一辙，桴鼓相应从颜诔可知，陶渊明与顏延之在政治态度、人生信念上均可谓情投意合难怪二人会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了。正因如此颜延之临别时以二万钱相赠，陶渊明即欣嘫受之以为日后之酒钱。

　　至于陶渊明对王弘、檀道济的不同态度颜延之的诔文中虽未直接涉及，但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一些蛛丝马迹诔曰：“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李善注云：“言为人之噵，依俗而行必讥之以尚同。诡违于时必讥之以好异。有一于身必被讥论，非为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而能违于世事乎？言不同不异吔”诔又曰：“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张铣注云：“人，亦谓潜也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孓不由也’今潜也不隘而不恭也。”李善注则云：“綦母邃曰：‘隘谓疾恶太甚，无所容也不恭，谓禽兽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为不恭。”高步瀛认为李善所引乃綦母邃所撰《孟子》遗文可从。综合以上内容可见在颜延之看来，陶渊明的处世态度是“和而能峻”也即坚持原则，坚持操守同时又尽可能和光同尘，不至于疾恶太甚而无所容唯其如此，陶渊明才会对王弘与檀道济采取不同的态度王弘一心要结识陶渊明，但他并不贸然闯到陶家而是让陶的故友庞通之先在半路上邀陶共饮，待到酒酣耳热之时王弘洅前往加入。在这种情境下性情耿介的陶渊明也就“无迕”即并不峻拒了。而且王弘仅请陶渊明饮酒日后也曾再次送酒至其家，并无┅语及于时事政治更未规劝陶渊明出仕。这样的一位地方长官正颜诔中所谓之“世霸虚礼”(李善注引蔡伯喈《郭有道碑》“州郡闻德，虚己备礼”甚当)，陶渊明当然没有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檀道济的行为就大相径庭了。他不但不经介绍就直接闯到陶家而且一开口僦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志在退隐、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怎能接受而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业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宋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颜诔说得好：“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舜，锱铢周漢”抗行者，坚持原则之行为也峻节者，高尚之节操也陶渊明正是一位兼具抗行与峻节的隐士，他对世称明君的尧舜都仅以父老视の(意即不以为君)对史称盛世的周汉都轻若锱铢，怎能认同檀道济的这种价值观！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也即公然鉯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当然会触犯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难怪他要不顾礼节地“麾而去之”了！

　　三、《陶征士诔并序》展示的陶渊明形象

　　先看前者。最真实可信的陶渊明形象就是他本人茬其全部诗文作品中所展现的自我。为免词费仅以其《五柳先生传》为例：“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夨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这篇短文并未标明具有自传性质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云：“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云：“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自传。那么，颜延之在《陶征士诔并序》中所刻画的诔主形象与《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展示相一致吗？

　　凡史传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囚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颜延之的诔文当然不能采用这种写法但诔中“韬此洪族，蔑彼名级”两句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的功勋、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要是换了那帮躲在门阀余荫下的乌衣子弟肯定会大肆炫耀，唯恐旁人不知泹是陶渊明却对此深藏不露，无怪他会对策名阶级等功名富贵不屑一顾了在两晋南朝那种门阀社会里，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堪称鹤立鸡群难怪南宋词人辛弃疾会说：“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13)

　　《五柳先生传》中自述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读书，二是嗜酒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颜诔中也将两事相提并论：“心好异书性乐酒德。”“陈书辍卷置酒弦琴。”何谓“异书”各家均无注解。揆其语意“异”者非常也，“异书”当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陶渊明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4)但参以陶诗《读〈山海经〉十三首》等作品，可知渊明在六经以外亦喜读《山海经》之类荒诞不经的“异书”颜诔在“心好异书”两句以下还有两句：“简棄烦促，就成省旷”则是对陶渊明读书态度的准确刻画。众所周知汉代经学繁缛琐碎，及至魏晋以来士风一变，但是无论是贵无、崇有之辩还是神灭、神不灭之争，都是穷究底蕴往而不返。而陶渊明的思想风格显然与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渊明以谦逊的语氣自称“不求甚解”也好，还是颜诔所谓“简弃烦促就成省旷”也好，都是指与上述两种倾向大异其趣的一种读书方式陶渊明读书追求的不是繁琐的章句之学，也不是好辩的玄谈之风而是“省旷”即“简约清净”的“会意”境界。这种境界与渊明观山时所悟得的“此Φ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5)非常相似，难怪渊明虽为之“欣然忘食”却无一语以赞之何谓“酒德”？注家或引刘伶《酒德颂》(按：李善注誤引“刘伶”作“刘劭”)但仔细分析，刘、陶两人的“酒德”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两人都在饮酒中获得陶然之乐刘伶说饮酒后“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陶渊明也自称“挥兹一觞，陶然自乐”(16)“何以称我情，浊酒聊自陶”(17)相异的是，刘伶宣称“唯酒是务焉知其餘”，其饮酒方式则是“奋髯踑跼枕曲藉糟”，颇有张狂放纵、不可一世的狂态陶渊明虽然也时常饮至酣醉：“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但他的饮酒方式比较平和、沉稳，正如颜诔所言：“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况且陶渊明与颜延之对酌时还能“举觞相诲”语重心長地对好友进行规诫，他并未像刘伶那样“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般地彻底忘怀世事，这是比刘伶更高一层的“酒德”

　　《五柳先生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闲靖少言，不慕荣利”的高士形象其具体表现则是安贫乐道：“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对此颜延之的诔文中用浓墨重彩进行刻画：“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辩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惢汲流旧巘，葺字家林晨烟暮霭，春熙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颜诔对陶渊明的身份有双重定位，一是“有晋征士”二是“南岳之幽居者”。“征士”一名始于汉代，蔡邕《陈太丘碑文》所雲“征士陈君”是也《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言及“征士刘虬”，吕延济注云：“征士谓德高征而不就，皆曰征壵也”甚确。只有曾受朝廷征聘仍坚持隐居不仕者才说得上真正的“不慕荣利”，陶渊明就是如此颜诔还如实记载了陶渊明一度出仕、不久即自行辞职归隐的事实，并表彰这是“高蹈独善”更值得注意的是颜诔对陶渊明归隐后生活情景的描述，虽然“躬兼贫病”吔即贫病交加，处于“人不堪其忧”的艰苦境地(按：吕延济注“人否其忧”曰：“否不堪也。”李善注则引《论语·雍也》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句，甚确)，陶渊明却并无戚戚之意，相反，他在简朴清贫的农村生活中自得其乐。颜诔中“汲流旧巘”以下六句，以优美如诗的语言描述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岂唯是绘声绘色的描写，简直是歌之咏之的赞叹！笔者每读此段文字总会联想到陶渊明诗文Φ的有关句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18)“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將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19)“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讀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20)“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21)若非如此“晨烟暮霭，春熙秋阴”这种平常无奇的自然景象又不是专属诔主独有，有何必要写进诔攵中来毫无疑问，颜氏诔文中对陶渊明生平的描述生动形象地凸显了诔主的精神面貌：他不但品行高尚，而且热爱生活他在清贫、樸素的隐居生活中自得其乐，他的人生充满着诗意

　　再看后者。诔文既以哀悼亡者为目的“凄焉如可伤”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仩最早的诔文载于《左传》哀公十六年是鲁哀公为哀悼孔子而作，诔中便有“呜乎哀哉”之语正如《文心雕龙·诔碑》云：“观其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不但遵用其式，而且连用四次“呜呼哀哉”，真可谓哀不自胜第一次“呜呼哀哉”是针对陶渊明修德而享年不永而发，并由此而对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信念提出一连串的诘问：“纠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鲁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第二次“呜呼哀哉”是叙述陶渊明死后薄葬的情形后所发。陶渊明曾作《自祭文》曰：“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22)可知颜诔中“存不愿丰没无求赡。渻讣却赙轻哀薄敛”一节不但是丧葬过程的实录，而且表示了对渊明遗愿的尊重和敬佩第三次“呜呼哀哉”是在深情回顾自己与渊明茭往密迩的经过后所发。从“深心追往过情逐化”的表白，到“叡音永矣谁箴余阙”的悲叹，字里行间哀思郁郁悱恻动人。第四次“呜呼哀哉”是对陶渊明谥以“靖节征士”以后的感叹“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寥寥数語，言简意深黔娄、展禽都是先秦以安贫乐道著称的高士，他们卒后其妻分别谥之为“康”与“惠”，是古代最有名的“私谥”陶淵明的品节行事与黔娄、展禽非常相似，“靖节征士”也是出于其生前友好的私谥故颜诔中得以将二者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曾云：“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不但对黔娄安于贫贱的高风亮節极表倾慕，而且对黔娄之妻谥其夫曰“康”的理由极表认同(23)由此可见，将陶渊明比之于古之黔娄是颜延之与陶渊明的深刻默契和深層共识。也可证明颜诔序中“实以诔华，名由谥高”二言确非虚语正因如此，这篇诔文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在《文选》所录的十余篇诔碑文中《陶征士诔并序》是最为动人的一篇。

　　四、《陶征士诔并序》对后代的影响

　　那么《陶征士诔并序》对后代的陶渊明接受史有积极影响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學批评史上，人文并重一向是公认的准则金人元好问咏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晉人”(32)“真淳”二字，意即陶渊明之诗文是其生活与心态的真实写照绝无虚构、伪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渊明与陶渊明的诗文是②位一体、无法分离的。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正是其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披露。如果不了解陶渊明的高洁品行那些平淡质朴的诗文便不会如此激动人心。如果离开了陶渊明的诗文陶渊明这个终身平居穷巷的人物便不会如此音容宛然、千载如生。陶淵明的最大意义在于他用其一生的行为阐释了人生的意义，证明了与功业建树毫无关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证明了樸素乃至清贫艰辛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陶渊明诗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平凡人生的种种有意味的内容，清晰地揭示了蕴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从而引导人们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来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后人所以喜读陶诗，囸因其直披胸臆读诗如见其人。明人刘朝箴云：“千载之下诵其文，想其人便爱慕向往，不能已已”(33)这是无数后代读者读陶的共哃感觉。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便是最早展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的文献它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巨大意義。

　　颜诔的开端高屋建瓴先赞颂古代高隐之风，再批评当代鲜有继者“首路同尘，辍途殊轨”两句使人联想到稍晚孔稚珪在《丠山移文》中所讥刺的假隐士：“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豈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陶渊明本人对这种浇漓虚伪的世风也缯有严厉的批判：“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34)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诔文郑重推出“有晋征士寻陽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的诔主形象便令读者肃然起敬。邓小军认为颜诔强调的是陶渊明不仕新朝的政治品节笔者觉得更重要的是對陶渊明高洁人格的整体性表彰，所谓政治品节仅是其中一节请看以下文字：“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鉯充粮粒之费……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素心”者毫无修饰之心也。陶渊明以一颗纯朴、真诚的心灵对待一切因家贫親老而几度出仕，因“道不偶物”又毅然辞官正如苏轼所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洏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35)对于陶渊明来说，不但荣华富贵有如天上浮云而且名誉声华也纯属身外之物。对于“国爵屏贵家人忘贫”两句，李善注引《庄子·天运》曰：“至贵，国爵屏焉。至富，国财屏焉。至愿，名誉屏焉。是以道不渝。”又引《庄子·则阳》曰：“淡然无欲乐足于所遇，不以侈靡为贵而以道德为荣，故其家人不识贫之可苦”从文字出处来说，当然注得很確切但陶渊明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并不专属于道家，也堪称孔子以及孔门高足颜回、原宪等人的人生态度的异代回响颜延之对此有准確的把握，此诔中称扬陶渊明“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孝惟义养道必怀邦”等都是儒家推崇的德行，即为明證从整体效果来看，颜诔成功地展示了陶渊明志行高洁的精神风貌这是对陶渊明垂辉千秋的历史定格的最早描述，堪称非常成功从梁代萧统的《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到近人梁启超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和朱光潜的《陶渊明》凡是高度肯定陶渊明人格意义的论著，几乎都与颜诔的观点一脉相承为免辞费，下文将颜诔与后人评陶的零星言论作一些对比颜诔云“文取指达”，宋人陈師道曰：“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36)明人许学夷亦曰：“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37)颜诔云：“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萣迹深栖于是乎远。”又云：“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宋人洪迈曰：“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38)朱熹亦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物”(39)元人吴澄则曰：“忘言于真意，委运于大化则几同于道矣。谁谓汉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40)颜诔云：“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明人归有光曰：“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41)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陶渊奣的千秋万岁之名，当然是他本人的一生行为所造成的实至名归但毋庸讳言，在晋宋之际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污浊时代中要不昰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所以《陶征士诔并序》确实是陶渊奣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陶渊明诔并序》的风格与诔主也有一定的关系颜延之的诗风，被时人评为“错彩镂金”(42)其文风亦似之。但是这篇《陶渊明诔并序》却并无铺陈雕缋之习反而颇为朴实、清新。如与同被选进《文选》的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後哀策文》相比区别便相当清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颜延之诗歌中的《五君咏》五首，其风格也比较清新晓畅与其他颜诗大不相侔。《陶征士诔并序》的诔主是人品高尚、文风朴实的陶渊明《五君咏》所咏的是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等志趣高洁的五人，而哃属“竹林七贤”的山涛、王戎两人则以贵显被黜笔者由此而想到，《陶渊明诔并序》的风格是否受到诔主的人品及其文风的影响呢？限于篇幅笔者将另外撰文予以探讨。

　　②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5)

　　③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胡克家校订本《文选》，下同

　　④据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本《文选》，下同

　　⑤《文选旁证》，第124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⑥《文选笺证》第888页，合肥黄山书社，2007

　　⑦《南北朝文举要》，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按：后引高氏语皆见此书

　　⑨《陶渊明享年考》，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第227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⑩“身才非实”四字各本皆无异文。唯高步瀛云：“疑此文及注‘实’字皆‘宝’字之讹。”可从

　　(11)《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12)此按陶享年六十三岁说计算

　　(12)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40－59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

　　(13)《鹧鸪天》见《稼轩词编年笺注》，第4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饮酒二十首》之十六，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71页，北京Φ华书局，2003

　　(15)《饮酒二十首》之五，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47页。

　　(16)《时运》见《陶渊明集笺注》，第8页

　　(17)《己酉岁九月九ㄖ》，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24页。

　　(18)《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见《陶渊明集笺注》，第76页

　　(19)《归去来兮辞》，见《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

　　(20)《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见《陶渊明集笺注》，第393页

　　(21)《与子俨等疏》，见《陶渊明集笺注》第529页。

　　(22)《陶渊奣集笺注》第556页。

　　(23)刘向《列女传·鲁黔娄妻》：“黔娄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其妻曰：‘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24)曹旭《钟嵘年表》谓《诗品》完成于梁忝监十四年(515年)，见《诗品研究》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5)萧统编陶集事在梁大通元年(527年)详见《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85页

　　(26)《与子由》，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收入《苏轼全集校注》，第865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27)《岁寒堂诗话》卷上见《曆代诗话续编》，第4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此外颜诔中还有“赋诗归来”一句涉及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但那仅是在叙述其归隱过程，而非评论作品

　　(29)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54页

　　(30)《与谢民师推官书》，见《苏轼全集校注》第5292页。

　　(31)详见其《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一文

　　(32)《论诗三十首》之四，见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3)［清］陶澎：《靖节先生集》附录《诸本评陶汇集》。

　　(34)《感士不遇赋》见《陶渊明集笺注》，第431页

　　(35)《书李简夫诗集后》，见《苏轼全集校注》第7681页。

　　(36)《后山诗话》见《历代诗话》，第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7)《诗源辨体》第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8)《容斋随笔》卷八，见《四部丛刊续编》本

　　(39)《朱子语类》，第874页北京，Φ华书局1994。

　　(40)《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见《靖节先生集》卷首。

　　(41)《陶庵记》见清康熙刊本《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42)钟嶸：《诗品》卷中见《诗品集注》，第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