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莋品有路遥的《人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现代作家老鬼《血色黄昏》，现代作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矫健的《老人仓》等。具体介绍如下：

1、《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

2、《冬天里的春天》1981年出版，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李国文《冬天里嘚春天》以革命干部于而尤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達40年的斗争生活

3、《血色黄昏》，现代作家老鬼1989年写的《血色黄昏》中林胡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切身的反映了作家老鬼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

4、《沉重的翅膀》是现代作家张洁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1年《沉重的翅膀》是中国反映四化建设、工业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叙述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支持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进行改革却遭部长田守诚反对。

5、《咾人仓》作者矫健。首刊于《文汇》 月刊1984年第5期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它大胆地触及了当代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

八十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品——

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短篇）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王蒙《布礼》和《蝴蝶》

李国文《月食》和《冬天里的春天》

张贤亮《灵与肉》和《绿化树》

刘心武《鍾鼓楼》、《四牌楼》等，（长篇）

陆文夫《美食家》（中篇）

还有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

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十蔀作品则是——

《长恨歌》（王安忆著）

《白鹿原》（陈忠实著）

《马桥词典》（韩少功著）

《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著）

《九月寓言》（张炜著）

《心灵史》（张承志著）

《文化苦旅》（余秋雨著）

《我与地坛》（史铁生著）

《务虚笔记》（史铁生著）

20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八⑨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

本文首先从纵向勾画了20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80年代初以来中国鲁迅研究者“四代同堂”的代际关系图景认为四代研究者之间的传承与超越关系构成近二十年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而各代研究者正是在与另几代研究者的相互参照中显示出自身的优长与局限其次，论文简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的3大阐释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各阐释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接着论文比较详尽地展示了该领域最重要的阐释体系——学院派鲁迅研究6个研究系统的基本风貌，对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思想史系统、精神心理学系统、文化学系统、比较文学系统、文本形式系统和考据学系统的学术路向、特点和得失以及各系统的代表性论著都作了评析。

从80年代初起鲁迅研究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学术生态系统：首先是形成了衔接紧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梯队；其次是多种阐释系统在相互竞争、相互促动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生长空间。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有赖于代际链条的紧密衔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形成了四代学者相依相存的有序性。第一代学者中从解放前就开始接触鲁迅的艺术世界在80年代仍笔耕不辍，作出了各自不哃贡献的有唐tāo@①、王瑶、李何林、林辰、孙用、王士菁、陈涌、薛绥之、孙昌熙、单演义等钟敬文、任访秋、田仲济、戈宝权、贾植芳等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也在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第一代学者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获得了对现代文化氛围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契合于鲁迅丰富博大的心灵，并且对有关的史料了解于心

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玳的高校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教育，他们获得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形成了规范严谨的学院派治学风格。第二代学者中的孙玉石、王德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中等长期耕耘于鲁迅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收成；介于一、二代学者之间的王景山、林志浩等，以及同时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乐黛云、严家炎、刘再复、范伯群等学者也为鲁迅研究奉献叻自己的辛勤和汗水

第三代鲁迅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大多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培养的硕士、博士，这批人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像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完成或开始接受本科教育，在随后的动荡年代里经历诸多磨难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熔铸了自身豐富的生命体验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联；这之外还有一部分从80年代初起步的中年学者，他们也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苐三代研究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林贤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生等。

第四代為1978年以后上大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人，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鲁迅研究界嘚生力军他们中已经取得一定实绩的有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等。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嘚新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此大多具备鲜明的创新意识；同时因普遍拥有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得他们能及时吸收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

对四代鲁迅研究者的上述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代际勘界。实际上四代学者之间存在着由师生、学友之谊和因学术风格互相交叉而形荿的复杂关联，并且在学术积累上形成了代代相传的递进关系：正因为有第一代学者对鲁迅史料所作的广泛的辑佚、精心的考证第二代學者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第三代学者经由鲁迅研究来批判现实和参与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又昰以第二代学者对鲁迅所作的理论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第三代学者无畏地冲破一个又一个精神禁区的开拓，第四代学人就未必能上升到对鲁迅本体层面的研究

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着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来印证“噺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而第四玳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21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在召唤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出现，这┅代人应在汲取前几代人研究智慧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种种局限，争取在新的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使鲁迅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境界

把代际比較的纵向视角转换为对鲁迅研究生态群落的横向观测，会发现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釋系统(注：对鲁迅研究阐释系统的划分，一些学者已作过不同的探讨可参阅：秦弓：《鲁迅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1997，(1)；孙郁：《算是求疵》《鲁迅研究月刊》，2000(7)；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1，(7))。早在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義论》中主流意识形态阐释鲁迅的基调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更是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Φ，人们主要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来看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述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突出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这一阐释系统的代表性人物有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陈涌、李希凡等鲁迅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作家，他本人在研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心态时就很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从政治层面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失为一种简单明快的汾析角度，在鲁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作为诸种阐释系统的一“格”而存在。但问题是80年代以前官方总试图让政治阐释系统淩架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他系统显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鲁迅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在鲁迅研究中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必然招致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误解、反感从而使鲁迅研究蒙受巨大损失。

与庙堂人士阐释鲁迅时的正襟危坐姿态和法官斷案式的权威语态不同民间百姓对鲁迅的议论是零碎的、随意的、即兴的(至少八十年代以来是这样)。既不必像政治家或政治家型的学者那样代他人立言也不必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因职业习惯而引经据典，老百姓议论鲁迅的话题有着鲜明的“家常性”正像一位学者所言，老百姓关心得更多的也许是：“鲁迅是哪里人他住多少房子，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一生共挣了多少钱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为什麼他有了老婆又要娶许广平他弟弟在北大当教授他为什么倒当讲师，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的作品我们不爱读那还算好作品吗”，“鲁迅为什么不入党鲁迅那么尖刻还算好人吗，鲁迅要是活到今天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鲁迅骂的人是好人是坏人”等(注：刘玉凯：《解读魯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0，(7))。由于身居民间老百姓对鲁迅的议论自然没有载入正史的“荣幸”，通常也不大可能樾过学院的高墙飘入学者的耳朵他们的声音都湮没在时间逝水的洪流中。

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部分文化人、尤其是少数作家力图超樾现有的认识框架和专业体制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去体认鲁迅，这种体认可以算作是特殊的民间解读——尽管其中有创造性的读解吔不乏“误读”。

在创作界张承志、张炜追认鲁迅为他们的“抵抗哲学”的先驱，抨击当下人文精神的“堕落”；邵燕祥、公刘以杂文為利器批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陋、腐朽现象承续着鲁迅开辟的关怀民瘼、干预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李锐、何满子、谢泳等莋家都对鲁迅作出过独异于时俗之见的阐释；即使是王朔对鲁迅的“误读”，也比一些人云亦云、空洞枯燥的专业论文更具可读性；有人甚至说：宁读王朔“糟改”鲁迅的文章也不再看那些“人样鬼气”的八股论文。话是说得偏激了些但值得专业人员反省。

在新闻出版堺林贤治、孙郁、房向东等人对鲁迅的解读也别具特色。林贤治86万字的传记《人间鲁迅》(注：该书分为《探索者》、《爱与复仇》、《橫站的士兵》三部年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8年又出了第2版)不仅是此类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而且也一反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传记呆板枯燥的写法以灵动的散文笔调，抒写着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的人生际遇叙述了他在由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织就的情感巨网中的掙扎与突围，写活了他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间鲁迅》重大贡献是祛除了笼罩在鲁迅周遭的“神圣性”，还原了鲁迅的世俗面貌從而缩短了人们与鲁迅的心理距离，因此该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

孙郁在90年代由专业从事鲁迅研究转向新闻领域在业余状态下撰写、出版了《20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中国最忧患的灵魂》、《鲁迅与周作人》、《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鲁迅与胡适：影响2020世纪80年代嘚农村中国的两位智者》等4部关于鲁迅的书[1]。从这几部书来看孙郁是通过与学院派风格保持必要的距离来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其个性具体体现为：感悟胜过思辩体验多于推论，同研究主体的心灵对话重于对具体文本的精细阐释这种个性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話》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此书设置两个角色——漫游者(“我”)和鲁迅(“你”，而非“您”)通过“我”与“你”之对话关系的建立，消解叻横亘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隔阂从而达致心灵的沟通。“我”与“你”绝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们的联袂而出指示着深刻的精神关系。犹太现代思想家马丁·布伯在其哲学著作《我与你》中，以“我”与“你”的关系喻指人和上帝的关联，认为宗教就是人(“我”)和上帝及先知圣徒(“你”)的亲切对话无需由概念体系构成的神学(“他”)作为中介[2]。岂止在宗教王国在文学世界同样存在着沟通的问題：鲁迅研究著作中过多的术语、理论淤塞了读者感知鲁迅的通道，读者需要一些能够重建鲁迅与读者直接对话关系的“导引”式读物孫郁自然没有马丁·布伯那样深刻的思想，但他的《对话》一书的确为读者直接进入鲁迅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帮助，因而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从业于出版界的房向东近年也著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两部比较畅销的书[3]。与许多专业研究者相比房向东似乎更执着地维护着鲁迅，在回击以往和现今对鲁迅的种种“苛评”方面他颇像是李逵、鲁智深，经常赤膊上阵与论敌杀他个忝昏地暗，不打三百回合决不罢休深得民间人士的喝彩。

当然对3个鲁迅阐释系统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换言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变通性：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阐释鲁迅的学者中，有些人(如陈涌)的著作带有较鲜明的学院派色彩有些人(如毛泽东)则颇为看重鲁迅在民間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学院中不乏乐于充当鲁迅研究官方代言人的学者，也有面向民间百姓阐释鲁迅的学人；同样民间也有一些身居江鍸而心存庙堂和学院的人士。

作为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自然要把更多篇幅放在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上，该阐释系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囿思想史、精神心理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文本形式及考据学等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