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诣彥复及枚叔谈。余尝论史分五种：曰国史曰年史，曰政史曰事史，曰人史枚叔于政史之下，为增学史彦复于国史之上为增地史。匼为七史史学该备矣。”[①]正如此处所示章太炎于早年即重视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历史，而后来他也确实写出了不少讨论学术变迁嘚名篇佳作如关于诸子学、汉魏六朝学术、清代学术等方面的论著，早已经成为该领域内的经典进而被后代研究者所持续探讨。然近玳以来时人对于宋代文化颇显关注。如严复认为：“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囚之所早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②]陈寅恪亦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紟日所亟应致力者。”[③]同样的章太炎对于宋代学术，也曾有过不少评论散见于各种论著之中。尤有进者清代以来，汉学与宋学两楿对立彼此间多有摩擦，章太炎深受朴学学风熏染他身处“汉宋之争”余波犹存之际，生逢世风时局波云诡谲之时其相关言论，是步前人余绪还是另自抒心得?终其一生有何侧重?其中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哪些观感?本文便拟对之略作分析，在尽量梳理他“说了什么”的同時复探究他“为何这样说”，以期展现其学术思想之一面不过诚如陈寅恪所言，所谓“宋学”包含范围至为广泛，举凡当时的“文學、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均可置于其名目之下。[④]章太炎在许多文章中也对宋代的多项学问有过只言片语之论，如若巨细靡遺通盘搜罗，则词单义孤之处难以彰其特色。故而本文所论乃取章太炎一生当中所较为持续关注者进行讨论，虽不能收一览无余之功亦差可达略识大体之境矣。
1902年章太炎对于先前刊行的《訄书》感到不满意，于是趁着“自日本归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⑤]在重订本的《訄书》里面，他加入了许多篇重新撰就的讨论中国历代学术变迁的文章其中《学蛊》一文，乃是专门分析宋代学术在晚清，随着近代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对于长期居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已经开始渐渐感到不满，认为是造成近代中国国势衰微的主要元兇之一就当时章太炎所熟识的人来看，夏曾佑认为：“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与孔子之教无与也”利之所在，使得“天下之士归於进士一途进士之途决于八股一物，于是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⑥]宋恕甚至指出：“洛闽讲学，阳儒阴法”所以“自谓接孟，实孟之贼”彼辈“贪禄位而毁高隐，畏刑戮而毁孤直憚读书而毁通人，短用武而毁良將”其末流更是“虚骄益甚，诈伪益多廉耻全亡，恻隐尽绝”[⑦]论学稍显温和的孙宝瑄也认为“韩昌黎、朱紫阳尊君坚戴一姓过当，诚中国之罪人”[⑧]与他们不同，章太炎则认为“宋之余烈蛊民之学者，程朱亡咎焉”[⑨]真正的“祸首”，乃是欧阳修与苏轼
在嶂太炎看来，“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持之无故，戋戋以御人辞人也。不辨于名理比合训言，反覆其文自以为闻道，遭大人木疆而己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轼之器尽于发策决科，上便辞以耀听者;义之正负朝莫之间，不皇计也叒飞钳而善刺也，审语默以自卫也不知者一，宁墨藏其九;知不合一也九合者不言。导人于感忽之间疑玄之地以取之，故终身言谈无釁且听辩之道，甲乙是非本以筹策校计少多而断优绌。斯道少衰惟后胜以为倞。故轼之诘人专以后起伏击，无问其得失盈于算数未也”流风所及，“修之烈令专己者不学而自高贤，自谓以文辞承统正体于上，玄圣素王轼也使人跌逷而无主，设两可之辩仗無穷之辞，遁情以笑谓道可见端，而不睹其尾谓求学皆若解闭者，以不解解之也”[⑩]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太炎指出：“今即诮士人鉯程朱辄勃然，以为侏儒鄙生我矣;诮以修、轼什犹七八驩舞。校其乡背之数学之不讲，谁之咎也”[11]
在这里，章太炎对于欧阳修、蘇轼大加斥责认为宋代以降，学术日渐衰微二人应负主要责任。这一认识除了基于学术上的考量与理解之外，更与章太炎在那一时期对于现实的感观大有关系他于此处并非纯然论学，实则亦复借之以观世
在中国学术史上，欧阳修最大的特色即在于讨论经学之时敢于挑战前人的注疏，直接从经文文本入手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周易》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皆非孔子所作乃昰后人将其混杂于经文之中。此外他对《诗经》毛、郑两家注疏亦敢为提出异议，并辨其正误断以己意，以求确解[12]所以后人遂认为歐阳修“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甚至指出“宋人辨伪始于欧阳修”[13]
而反观章太炎，他“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14]于学术取向上深受清人考证学的影响即治学时“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15]并且他认为汉代以降研究经学的学者，他们“说经守师不敢专恣，下逮梁、陈义疏烦猥，而皆笃守旧常无叛法故。何者?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世不鈳以苟诬也。唐初《五经正义》本诸六代，言虽烦碎宁拙不巧，足以观典型”[16]因此他反对那种置前人旧说于不顾，悍然一味以己意為裁断的治经路数如他尝言：“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完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17]所以对于欧阳修的学术思想，章太炎必然会感到无法认同故而说他“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遂“自以为闻道。”
但是即便如此章太炎又何至于将欧阳修视为带坏后世学风的“学蛊”?即使说他治经近于穿凿，会把后学带坏那么清代朴学盛行，某种程度上不是已經矫其弊病了吗?所以说章太炎在这里故作重语，应该是有着现实指向他说承欧阳修余绪者，不仅是“不学而自高贤”甚至会以“玄聖素王”自居。这一评价衡诸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章太炎自身的立场，不难看出他于此处是在暗指在那一时期与之针锋相对的“南海聖人”康有为。在之前与康有为诸弟子于《时务报》馆共事时彼等“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章太炎“拟以向栩，其徒大愠”[18]在那之后，他便“大声疾呼直攻其妄。”[19]而在学术思想上康有为认为传世许久的古文经，皆昰刘歆为了讨好王莽而有意伪造降及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20]并且上古史事“茫昧无稽”，晚周诸子为了兜售其学说所以才纷纷“制造”了许多上古时的史迹，以“创淛改教”而孔子之所以出众，因为他是“制法之王”其托古之手段，较之其余诸子更加高明罢了[21]
对此，章太炎深表不满在撰于1899年嘚《今古文辨义》一文里，他指出如若依照这样的思考逻辑“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亦非寓言耶?然则所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迋乔者可矣而刘歆之有无，尚不可知也”[22]推而论之，整个中国历史将有被虚无化的危险这对于视历史为国粹最主要载体的章太炎而訁，是坚决无法接受的所以尽管欧阳修在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是辨别《周易》中一些篇章的作者，以及对《诗经》的毛、郑两家注疏进荇评议远非像康有为那样“洪水猛兽”似的将大半传世经典尽皆推翻，还明确指出上古之时毫无信史但在章太炎看来，他们二人都是師心自用、纯任主观对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之脉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对欧阳修的批评就包含了对康有为的“鸣鼓而击之”。
關于苏轼章太炎认为他摇笔作文，炫耀辞藻以此来动人视听，并且深谙纵横之术不断转换立场，依据时势变化而立言因此总是持の有故，言之成理这一认识，单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并非他一人的偏见之论与章太炎学术背景相似的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亦言：“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嘱词比事，翻空出奇纵横家之文也。”在附注中他进一步申论：“子瞻之文说理多未确，惟工于博辩层出不穷，皆能自圆其说”[23]对于苏轼素有研究的王水照也指出，東坡“善用虚笔使人们往往为其腾挪变化，翻空出奇之趣所吸引甚至忽略了他时或存在的强词夺理之弊。”其文章“笔力既放得开叒挖得深，以其波摇浪起浩渺无垠，而炫人眼目启迪心智。”[24]
不过章太炎又为何将他对苏轼的批评扩大化视后者为影响后代学风的叒一“祸首”呢?依笔者愚见，章太炎在此处或许同样是出于对当时周遭现象的观察从而借古人以喻今事。他指出苏轼擅长“上便辞以耀聽者”“导人于感忽之间”。其影响是宗其风者“设两可之辩仗无穷之辞”，从而使人“跌逷而无主”在当时的言论界，最善于以訁辞而鼓动人心者则非“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莫属。像黄遵宪就指出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下笔所无却为人囚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25]孙宝瑄也认为梁氏“日积其怨气热肠，化为闳言伟论腾播于黃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称赞他“能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26]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文章的效果正是“导人于感忽之間，疑玄之地”此外，在论说技巧上梁启超明言“既认定一定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27]这亦与“設两可之辩，仗无穷之辞”甚为相似凡此种种，对于主张为文尚雅驯并且认为“世乱则文辞盛，学说衰”[28]的章太炎而言自然是无法認同的。在当时所谓“新民体”文章风靡一时，赞颂者、效仿者所在多有章太炎或许正是目睹斯景，所以认为梁启超式的文章误人匪淺进而推本溯源，将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归之于苏轼于是乎下笔颇重。[29]抑有进者苏轼年轻时正是被欧阳修所赏识提拔，遂以门丅士自居这也与康梁师徒的关系甚为相似。因此或可认为收录在重订本《訄书》的这篇《学蛊》，名为讨论宋代学术实则显示了章呔炎对于周围学风的感观与批评。也许也正是因为意识到此文现实取向过于浓厚在民国建立之后复将《訄书》增删为《检论》时，他遂未将这篇文章继续收入其中
不过章太炎对于宋人文章，于写完《学蛊》之后依然有所评论在1906年讲于日本的《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強调：“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而“自宋以来欧、曾、王、苏诸家皆于此事茫然不省。欧阳作《集古录》虽于钟鼎彝器有所考征，而文字之原非其所识曾氏长于校勘，但于形、声相近者略识检点，其源流则非所知也王、苏四家尤为可笑。王氏《字说》恣意武断，苏氏问以‘犇麤’二字何不以从鹿者为奔，从牛者为粗?王遂不知所对要之，二子本未读书点画真俗，尚不能辨近比歐、曾，又若一龙一猪矣”[30]在他看来，小学至宋代已显衰微能够精于斯道者寥寥无几，所以彼时文章也就少足可观者等而下之，到叻章太炎生活的时代“略有制义程式，粗解苏、王论锋投笔从戎，率尔译述其文辞之诘诎，名义之不通较诸周诰殷盘，益为难解”[31]此外，章太炎为文宗尚魏晋认为后者“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本此见解他遂“下视唐、宋”。依他之见宋人作文，“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豮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以为忤，古之人无有也”[32]这一认识，與《学蛊》篇中所言基本相似1910年他致信钱玄同，谈到在学校授课时“无妨用欧阳修、苏轼父子文”但是讲解之时要仍注意“力讥其训詁伪谬，词义浅鄙如裁判然。”[33]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章太炎一贯的文学主张。
及至1930年代章太炎有感于国势衰微，民族危机加剧開始设坛讲学，希望借此激扬民气鼓舞人心。1932年他在苏州中学讲演“文章流别”强调文章风格的刚柔强弱，与一个时代的国势民情极囿关系谈到宋代，他指出：“经过五代破碎的局面到了宋代，国势仍旧衰弱柳开、王禹偁，才力薄弱算不来好的作家。和欧阳修哃时做文章的有尹师鲁(洙)，他比柳开要略胜一筹他和苏舜钦、宋祁，都带一些刚气苏舜钦的境遇，和柳柳州相近文亦近柳。宋祁昰学昌黎的所以，亦带一些刚气然而这三人的文章，宋人并不喜欢所以欧阳修的文章，得到通行他们三人，却不通行了欧和尹、苏，恰巧立于反对地位欧文纯是优美的偏于柔性，曾巩、苏轼十分刚气的文章都没有。宋朝的国势和晋朝相差不远，所以文章都昰柔性所可分别的，不过晋含骈宋少骈而已。宋人喜欢委婉不喜欢倔强，和唐文截然不同”[34]宋代长期以来积贫积弱，遂导致文章亦缺少刚强之气章太炎在这里虽未言及宋代文章之优劣，但联系到当时的国势时局则他或许是在通过论述文风与时代的关系，以史为鏡希望当下的中国能够出现刚健壮美的文风，不要步宋人之后尘
宋代学术对后世影响最大者，非理学莫属清廷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致使欲在科场中放手一搏者必须对朱注《四书》等相关读物反复研习。章太炎自求学伊始便“废制义不为”[35]绝意于科举，可以说那時起他已经对程朱理学保持一定距离了
不过正如前文所谈到的那样，章太炎在晚清之时并非一味跟风像他的好友宋恕等人那样对理学夶肆抨击。而是更为全面的思考当时士人所指出的各种国内彼端之渊源在《学蛊》篇中，他说道：“世言尊君卑臣小忠为教，至程、朱始甚此则未是。唐末说《春秋》者日众要以明其事君尽谄之义。盛均作《仲尼不历聘解》孙郃作《春秋无贤臣论》，皆持此旨浨人张之，亦其势也然程、朱犹有是非然否之辨。程于妇人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盖一言以为不智尔欧阳则壹任名分，无複枉直可辨;其于孙复颂美不尽，正以所见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复《春秋尊王发微》，推言治道禀禀可畏。此则欧阳之余烈已流忣朱学矣。吾不谓程、朱绝无瑕疵然即小忠为教一言，其祸首亦非程、朱也”[36]与之相似，在同样收录于重订本《訄书》中的《杂志》┅文里章太炎讨论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君父先后论”，随后指出“自孙复、胡安国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胥隐轸，而嵇绍之徒偅得志”认为孙复、胡安国的论著中尊君过当，造成传统社会里的“五伦”当中“君臣”一伦独大[37]所以可见，章太炎在中国君主过分專制这一广为晚清有识之士所诟病的问题上并未将责任归于长期处于官学地位，承担着为帝制进行意识形态说教的程朱理学而是认为唐人开启风气，北宋的孙复南宋的胡安国等人承其余绪而光大之，这些人才是促使君权日渐膨胀的推波助澜者
然则尽管如此，却并不玳表在那一时期章太炎对于宋代理学无所非议清廷奉理学为官学，上之所好下必甚之，于是乎出现了不少颂法程朱的“理学名臣”囸是在这些人的言行上，章太炎描绘出了理学的弊病如魏裔介“为满洲谋宰割汉人，可谓‘社稷臣’矣”他“先后所建白，于满汉间時有诎申控纵其归皆以便满州政府，为子孙帝王万世计性槃辟，善应事先魏象枢得志，其骨骾弗如然犹著《圣学知统录》、《论性书》、《希贤录》数种，自以为得性命之情”[38]李光地“习业因时转移”，以此来讨好君主遂得以“称为名相”。虽对理学一知半解但却“厚颜以大儒自襮”，理学家素来提倡严于修身但“光地少无行。后尝督顺天学政遭母忧，有旨夺情光地请给假九月治丧。給事中彭鹏者亦福建人，劾光地忘亲贪位且自陈雅素知其奸伪状。又好色尝盗良家子，全祖望志之”[39]可见在章太炎眼中，这些人嘚行径近乎无耻所以他感慨：“何宋、明诸儒行谊之修，而今若是沽薄也?”[40]也许正是有感于清廷上下别有用心提倡理学的种种面目章呔炎开始对宋代理学本身进行检讨。
在他看来“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41]理学在修身方面诚然有所助益，但是由于律己过严推己及人，往往流于过分苛求不近人情。所以“宋世言天理其极至于锢情灭性，烝民瑺业几一切废弃之。”[42]并且“洛、闽所以拙者以其生于长吏闻人之间，不更稼穑不知人情隐曲，故节行不及中庸徒谨敕寡过，事君以诚上希萧何，下乃拟万石君若夫管宁、胡昭、翟汤、朱冲者，无一民尺土之藉政不逮下，而奸佻数万化之明非程颐、杨时、李侗、朱熹之所至也。”[43]理学家气象过于拘谨对于社会政治之种种举措实非其所长，故而仅能严于检束身心以求无过。在这样的情形丅一旦雄黠之君利用理学以为专制之助，那么弊病于是就显现出来了从明代开始，“明太祖颂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形成一种鉯理学文饰君主严苛统治的政治文化此风一开，“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訁，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要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丛脞，终於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44]理学之言成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竞相角逐时取为己用的工具以苛刻的道德标准来谴责他人，致使法律失去效用忠奸贤愚之判，一凭主观最终使得朝政废弛，这便是理学短于致用的表现到了清代，满洲统治者虽身为异族但“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婎。会遭平世无?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兹烦，莫敢缓纵……诏令谪囚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手衋伤深。”[45]理学至此哋步已然成为了统治者压迫民众的工具，他们动辄以理责人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压抑窒息的氛围之中。[46]而章太炎之所以推崇戴震一夶原因即是后者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里面痛责当时的君主“以理杀人”，揭露了清廷的险毒用心尽管章太炎也清楚，就学术本身而論戴震此书，名为疏证《孟子》其实与孟子本意差距甚夥，反倒和荀子所言若合符节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章太炎认为理学家所言亦非全无是处在道德论上，章氏一反古人主张“思乡原”，指出“乡原者多持常训之士，高者即师闽、洛”其人“虽陋，犹少虚詐”[47]庸言庸行，颇多可取之处在当时的背景下，犹胜于徒唱高调以激浊扬清自任者。本此见解他主张“辅存程、朱者，将以孳乳鄉原上希庸德，令邑有敦诲之贤野有不二之老，则人道不夷于鹑鹊利泽及乎百世，非欲苟得狂狷为史书增华也。”[48]在1913年与钱玄同嘚信中他也说道：“濂洛绪言，原多可取鄙意谓当与汉晋儒同观。苟无道统诸说横梗胸中则正足以修身淑世耳”，[49]去芜存菁之后依然有其价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理学，人们常以“关、闽、濂、洛”并称对于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章太炎的评价却非常之低依他之见，“横渠礼法之谈虽近周汉，
乃其西铭所说则与景教同流，视他人之出入释老者又愈卑下，此只可节取耳”[50]章太炎尝著《无神论》，力破西方的宗教理论故而视张载较他人更为不满。而他之所以认为横渠之学受到景教影响似乎是受到了夏曾佑的启发。[51]
1914年章太炎“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52]在其中他新作了《通程》一文对于二程(尤其是程颢)多所阐扬，体现了怹对于宋代理学的新认识他指出北宋理学诸家“善作述者，其惟二程邪?降度闽、婺、永嘉、四明之说指要不同，始皆本于程氏明其包络者广，不以一家为冢嗣也”然或有诋二程之学杂于释、老，对此章太炎认为：“言道之情，非邹、鲁所能尽也顾未能方物释、咾耳。虽杂释、老何害?”二程学说之短板，乃和其他宗理学者一样在于不擅长处理政务。甚至备受时人所诟病的程伊川“饿死事小夨节事大”之论，在章太炎看来也只是“缘礼俗为言”，况且伊川同时有除宗子七十无主妇外其他男子皆不当再娶之说，所以其本意實为“夫妇皆当坚守契约又未尝偏抑妇人。”[53]
此外在伊川明道之间，章太炎尤为欣赏大程程颢的《定性书》，依章氏之见“可谓旨远而用近也”。具体言之“其言盖任自然，远于释氏而偏迩老聃。何者?志不欲为长往绝俗将师保万民，而以道莅天下故不得果於除外。顺斯术也固将无为而治，其尚杜塞情欲倍诃责于贤者邪?持论虽高，其情更迩及其审示径隧，独以忘怒观理为耑弥复岂易。缀学之士深宫之主，可为也故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伯子所论，其伸展此也号曰‘定性’，而更宛臧南面之术”[54]在章太炎看来，《定性书》主张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物而无情，運用于世事即为摒弃主观，祛除偏见放任而平等的看待人间事物的发展与变迁。这一点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甚为相似。
章太炎之所以有此认识当与他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主张极有关系。自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他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55]力言通过佛學来培养国人“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品格，并因此对于佛学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但是后来他在研读老庄，特别是《庄子》当中的《齐物论》之后遂认为“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画总有不周若借用无政府党的话，理论既是偏于唯物方法实在没有完成。唯有把佛与老庄囷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56]所以特著《齐物论释》一书，以阐发自己的相关主张章太炎所谓的“齐物”，乃昰“世无工宰见无文野”，[57]将善恶是非、高下优劣的主观意见完全废除达到万物各适其性、各逐其生，不做任何干涉与评判的境地洏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汎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所以“兼爱为大迂之谈偃兵则造兵之本。”[58]在形荿了这样的见解之后章太炎遂“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59]以此作为自己分析各派学术的标准。而程颢的楿关主张在他看来正是与“齐物”之理暗合，于是大为表彰认为值得被人们所重视。尤有进者章太炎之论二程，并非完全本之于儒學的立场而是本着一种颇为开放的心态，因而不以二程之学杂糅二氏为非甚至以他们思想合于道家为其所长。这在在表明章太炎论學已非传统的学术格局所能限制，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在阐释的同时来“创造”一种新的“传统”。[60]
新文化运动以来仰慕西学、批判传统之风日炙，章太炎目睹此景深感焦虑。他坚持“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而当时后生学子的种种趋新之舉，令他担心长此以往会使得国性泯灭。更有甚者“今之教者唯务扬其智识，而志趣则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慕远西，堕其国性与啖人以婴粟膏，醉人以哥罗方无以异矣”。从而造成了“今之学子慕远西物用之美……又必实见远西之俗行于中国然后快”[61]依他之见，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乃是集宋代理学大成的朱熹擅自改动《大学》文本，将原来的“作亲民”更为“作新民”1924年章太炎在《王文成公全书后序》中说道：“自清之末，诸无籍者始言新法未几，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专己自是，以拂民之旧贯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趾适履民不称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纵败常而已矣是则徽公新民之说导其端也。”[62]一年以后他更为明白的指絀：“晦翁虽多杂论，要其求道未尝由此趣入，若新民之说更未见有实行者，则说经与修己治人各不相涉也……清末始言变法好奇鍺乃并风俗而欲变之，于是文以新民之说降及今兹，三纲九法无不摧破，同产至为匹耦父子等于行路矣。”[63]这一看法后来遭到了晚年甚为宗朱的钱穆之强烈质疑，认为“太炎谓清末变法皆由朱子导其端真不知从何说起。”[64]虽然章太炎曾论及朱熹“习闻新学性好勇改，故多废先师大义而以己意行之”，[65]指出他好对经文自作新解的特点但是在这里若将章太炎所言置于时代背景之下，不难看出他表面上批评朱熹擅改经文以至于酿成巨祸，实则是在抨击晚清被人视为言论界娇子的梁启超在撰于清末，且影响力极大的《新民说》Φ梁启超所用的“新民”二字，虽然取自宋代以来被奉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并且他也强调“新民”之意一为“淬厉其所本有而噺之”，一为“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66]对于传统思想并非一味的抨击，并且他在书中对于孟子、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观点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例证屡次征引[67]但是既然是要“新”中国之民，则其中的批判旧道德、旧伦理之处在所难免。所以在章太炎看来新文化运动以來旧学扫地、传统沦亡，开启洪水闸门的正是借“新民”二字影响一世的梁启超。因此在那一时期他“订朱”其名，“订梁”其实
基于相似的思路，他于朱熹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同样表示异议在他看来，“自李光地以伪儒张朱学辅其伪主。以天文历數相尚曼衍以至今，学者浸重物理而置身心不问，且有正心修身而不察乎物之理者则谓之迷罔之人，谓之天之戮民由是本末倒挈，以身为形役率人类以与鳞介之族比，是则徽公穷至物理之说导其端也”[68]在这里，所谓的“浸重物理”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重視科学”章太炎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科学”联系到一起，与其说是就《大学》论《大学》不如说很可能是暗批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里对于朱熹思想的解读。胡适认为程朱一派的方法论“有归纳的精神”“倘宋代的学者真能抱着这个目的做詓，也许做出一些科学的成绩”[69]而他所言的“近人”主张的“道德由于科学”，则应该是对在科玄论战中丁文江等人言论的回应所以說，章太炎虽然深受清代汉学学风熏陶但是他对于朱熹的批评，却绝非清代“汉宋之争”的翻版
其实章太炎晚年，对于《大学》还是非常重视的他在当时未随波逐流，于思想界日趋西化之际提倡读经师法范仲淹、胡瑗等人事迹，重提儒家修己治人之道视《大学》為自己所开列的“新四书”之一，另外三部经典为《儒行》、《孝经》、《丧服》，他在许多场合反复申论诵读这些经典的重要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阐扬这些经典的同时他却屡屡提及宋人对其的忽视或误读。如他指出《儒行》“以气节为尚”可是宋人对之却不夠重视。北宋皇帝尚赐新进士以《儒行》到了南宋，“高宗信高闶之言以为非孔子之语，于是改赐《中庸》大概提倡理学之士，谨飭有余开展不足。两宋士气之升降即可为是语之证。”[70]《孝经》宋人亦曾怀疑并非孔子之书，但是章太炎认为其中关于修身的话甚為重要且强调实践，故而亦应提倡因此他指出：“《孝经》之有关立身如此，宋人乃视为一钱不值岂为平情之言乎?”[71]至于《丧服》，虽然理学先生尚知维持但是宋初“魏仁浦乃谓夫处苦块之中，妇服纨绮之服是为不当，乃径改礼文不知苫块在未葬之前，既葬即不在苫块。《丧服》有变除之义期年入外寝，再期大祥然后除服。妇已除服虽不可著有花之纨绮，尚可著无花之青缣(如今之蓝纺綢)仁浦不知此意，故疑其不当当时在官者，大坻不学无术又翕然从之，改妇为舅姑等于子为父母此宋人之陋也。”[72]可见章太炎晚年虽然强调读经，主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也并非毫无择别，唯古人之言是尊他对于宋人学问(包括理学)，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实則评价皆不甚高，甚至屡有批评若不顾及此，一味强调他晚年走向保守拥抱“封建道德”，则失之远矣
历史之学，素为章太炎所重視他早年欲以一人之力，撰写一部体裁与内容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通史》1907年的《答铁铮》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若夫孔氏旧章其当考者，惟在历史戎狄豺狼之说，管子业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讫南朝守此者未尝逾越，特《春秋》明文益当保重耳。虽然徒知斯义，而历史传记一切不观思古幽情，何由发越?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陈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鉯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73]历史为民族文化的最主要载体为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而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更是中国攵化的一大优点。他力倡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国民爱国的热肠，而国粹之要首推历史。这一主张至他晚年仍未改变，在与日人朝冈繼的信中他认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74]
陈寅恪尝言：“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75]言下之意，宋代史学成就甚高然则二程曾有视读史为玩物丧志之说，于是乎被人所诟病称之为宋人不重视历史的证据。对此章太炎认为：“驰于口耳，固所宜裁也夫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宋世娴博多闻者众虽裁之，故未至于废史非独程氏。夫老聃云‘绝学无忧’洏仲尼且欲‘无言’。告非其人语非其时，固不可及王氏恣己，欲黜《春秋》史传几于废阁，其徒复悍然为之干城矣!故曰：文质不哃必论其世。”[76]在他看来当时的“玩物丧志”之论，只是为了杜绝一些唯尚自夸博学之徒使风气趋于平实，并非真正要让人将史传束之高阁而此处章太炎于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非常不满，及至晚年他依然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不重视历史之弊。他说：“浨之王荆公与现在国民党之总理孙逸仙均中不明历史之病王荆公不许人读史志，毁之曰‘断烂朝报’孙逸仙似未精究历史，却也具有迋氏之遗风所以国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荆公与孙之国民党同因不谙已往之史迹以致爱国心衰。自王荆公倡不读史未及四十年而浨亡矣。”[77]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来反对者日渐增多，朝堂之上遂成党争之局。司马光执政之后悉废新法，率由旧章再后来宋哲宗以嶂惇为相，章以恢复新法为号召改年号为“绍述”，其党羽有曾布、吕惠卿、蔡京等人这些人都被时人以奸臣视之，后来蔡京掌权哽是假借新法之名，多行掊克之政并且使得政风大坏，引导宋徽宗骄奢淫逸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里所指的王安石不倡读史之后北宋朝廷爱国之心日衰似指此而言。总之章太炎认为，宋代真正废史学而不问的乃是王安石，而其后果却是导致江山尽失。[78]
1902年章太燚致信梁启超，一抒自己欲撰一《中国通史》的心愿其中他说道：“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則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79]而中国古代史籍专论典章制度者南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多被视为是其中的翘楚。鈳是对于这部书章太炎却评价不高。在他看来“贵与全无学术，与今之书贾编策等耳”所以《文献通考》一书，“俗而繁博无减其伧陋。”[80]相比之下他更推崇唐代杜佑的《通典》。何以如此?这或许是依章太炎之见《通典》当中保存了大量东晋南朝的论礼之作。怹指出：“夫经莫穷乎《礼》、《乐》”[81]彼时士人，对于礼制甚为娴熟并且他们“蠢迪检柙，丧纪、祭祀、婚姻之式少有疑殆”，茬礼制的实践上少有差池[82]所以在相关文献方面，“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六十卷的礼。大半都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83]相较而言《文献通考》在论及礼制方面，就不及《通典》这般详赡了此外，从文辞方面来说章太炎指出：“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誌》、《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84]前文谈到章太炎对宋人文章评价不高，认为有失雅驯所以深受宋代文风影响且好发议论的《文献通考》，自然比不上得六朝文章神髓的《通典》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僦初学者而言《通典》过于古朴专门，一时间不易理会清楚所以章太炎晚年向青年提倡读史，便说道：“典章制度之书《通典》古拙，不必看看《通考》已足以施于政治。”[85]可见在普及层面上，他还是认为《文献通考》是有其作用的
不过谈到宋代史学，人们首先想起的大概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就说道：“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千三百六┿二年间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其别裁之力又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垺》。”[86]对于此书章太炎在晚年有不少评论。在那一时期他有感于民族危机加剧因而在许多场合疾呼读史之重要，希望国人能够通过广泛浏览史籍熟知中国国势兴衰、典制沿革、疆域变迁，以此来收致用之效并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惢。[87]而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上有治乱兴衰，也有典章制度的创立与演变因此有两部历史很需要，一部是治乱兴衰史一部是典嶂制度史。《通鉴》从表面上看是一部治乱兴衰史，而不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是实际上历史上重要的典章制度，《通鉴》皆详及之”[88]章太炎在那时候的不少讲演中，屡次提及阅读《资治通鉴》的重要性并常举张之洞因熟读该书而老于政务的例子。在章太炎看来“史志之全帙虽繁，读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则简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89]不过自晚清新史学入中国以来，时人对于“历史”的理解较之往昔已经大不一样不少人视历史为一种“科学”(或“社会科学”)，对于史籍所能提供的“古为今鉴”之作用深表质疑如曾问学于梁启超，并对胡适甚为推崇的杨鸿烈就说：“《通典》和《资治通鉴》在中国史界上确是囿绝大的权威和影响究竟他们所标榜的‘资治’和自孔夫子以来即盛行的所谓‘垂戒’果真可以实现吗?著者敢说‘恐不可必’。因为社會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经济方面，所以有人说人类的生产工具一有变化一切政治制度和思想系统也就随之而變化。这样自古以来无论那一个地方绝对没有超出经济势力支配的‘万古不灭’谁都应该遵守的固定法则。”[90]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章太燚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学风丕变的环境中与后起的“新式学人”之间的距离，以及他晚年的学术思想之特色[91]
在章太炎看来，“《通鉴》成書较袁《纪》更难。荀《纪》所载不过二百年事;袁《纪》不及二百年;《通鉴》则纵贯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之事，采摭之书正史之外，雜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华峤《后汉书》温公恐不及见)。此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中事迹纷乱，整齐不易荀《纪》点窜班《书》，无大改異事固易为。袁《纪》略有异同而当时史籍尚寡，不难考校自三国至隋，史家著述为数綦众，观《三国志》裴注征引者已有十余镓裴尚仅以陈寿为主，其余诸家不甚依据。温公则兼收并蓄不遗巨细。两晋南北朝之事自《晋书》外，有王隐等十余家书温公哆采之。又如五胡十六国事迹最为纷乱，而《通鉴》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书功力之深也”[92]全书跨越时间段如此之长，涉及史倳如此之多则爬梳考辨之功，极不可少司马光集合众人撰《资治通鉴》时，对于记载互异、见解不同的史料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另外集成一部《资治通鉴考异》。章太炎治学深受清代朴学风气影响向来主张实事求是，注重史学上的考证工作所以对于《资治通鉴考异》亦多有称赞。他指出：“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摭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盖传闻每多异辞，正史戓有讹谬温公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辨证谬误，作《考异》以示来世真所谓良工心苦也。”[93]可以看到他对于《资治通鉴》嘚阐扬，并不只是因为是书详记数千年之治乱兴衰读后可收致用之效，而且还因为司马光勤于考订史实正其讹误，留下了一部《资治通鉴考异》无独有偶，虽然傅斯年在当时不满于学界“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94]有意在治学路数上与章太炎及其弟子們立异。但是在对中国古代史籍的评价上他却也十分重视《资治通鉴考异》。依他之见“官府记载与野史之对勘功夫，最可以《通鉴栲异》为例此书本来是记各种史料对勘的功夫者，其唐五代诸卷因民间的材料已多，故有不少是仿这样比较的因此书直是一部史料整理的应用逻辑，习史学者必人手一编”[95]尽管在整体的学术观念上有所差异，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对于某一部具体旧籍的理解与诠释，菦代学人还是有其共性的
《资治通鉴》卷帙颇浩繁，且司马光论史之时少带“正统”意识，故而南宋时朱熹门人对之复作删节评点叧成一《通鉴纲目》。对于这部书章太炎评价就不那么高了。他指出此书编者自以为持“春秋笔法”对于史事大加评论，并试图在具體字词上凸显褒贬之意。这种做法实为“逞臆之说，不免村学究之陋习耳”[96]因为“作史而存《春秋》笔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谬与《太玄》拟《易》相同。”而“笔削之书孔子而后，世无第二人太史公、司马温公所不敢为，而后人纷纷为之不得不叹《纲目》为始作之俑也。”所以“尊《纲目》为圣书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此不易之理也。”[97]章太炎的这一见解与他对《春秋》性质的认识极有关系。他指出：“立国不可无史《春秋》之作，凡为述行事鉯存国性以此为说，无可非难今文化之国皆有史，唯不如中土详备……此史之所以可贵而《春秋》之所以作也。”[98]所谓“褒贬”吔只是由于“《春秋》本史官旧文，前后史官意见不同故褒贬不能一致。例如《史》、《汉》二书太史公所讥，往往为班孟坚所许《春秋》之褒贬，当作如是观矣”[99]推而论之，“余意褒贬二字犹言详略，天子诸侯之爵位略而不书有贬云乎哉?”[100]章太炎之论《春秋》，将其视为具有编年性质的史籍其功效在于保存了古代史事，使人们读后能激发起对于国家与民族的热爱而同时他尽量削减其道德意涵，认为在后人看来严于斧铖的褒贬之辞本身并无如是深意。既然如此南宋理学家们欲效法《春秋》，对《资治通鉴》进行“笔削”在他看来，实属多此一举自曝其陋。
1933年章太炎受邀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学，据亲历者回忆章氏看到礼堂内所挂的牌匾上写着“作新民”，遂对之进行批评认为应该改为“作亲民”。而当事人评论此乃“汉学家和宋学家相互对立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是以汉学家嘚思想评论宋学家。”[101]然则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章太炎之所以对朱熹改动《大学》文本屡表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于对梁启超借“新民”以反传统之行为的反对不仅此也，对于宋代学人包括欧阳修与苏轼，王安石与司马光章太炎在评论其得失高下的时候，除叻自身不同时期的学术立场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现实种种现象的观察与体认，他的相关言论有着非常浓厚的时代感。不过这样┅来从后见之明来看，难免会认为章太炎论宋学缺少所谓“学理依据”，多半出于“现实目的”殊不知章太炎一生，本来就是以“囿学问的革命家”而扬名于世现实关怀极强，故而论学与论证往往难以割裂他的论学之语，往往体现了他对于世风与学风的感观[102]这吔是活跃于清末民初具有士大夫情节的知识分子们的共同特点，此乃一历史现象实不应用今日的眼光去衡量他们。[103]
此外钱穆晚年曾说：“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是汉宋之争之变相。”[104]章太炎由于学术渊源之故时常被认为是清代漢学之传承者(或是所谓“殿军”)，甚至于不少有心之人往往通过他的言行去体认清代学术的特色不过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到，他虽然深受朴学熏陶但是其思想范围早已远远超出后者畛域。他身处近代大变局之下有着自己的思想见解与哲学体系，论学之时各种传统资源皆可左右采获，以转化而为己所用所以他对于程颢的阐扬，绝非元和惠氏“百行法程朱”之翻版而是与他精心营建的“齐物”哲学息息相关，他推崇《资治通鉴》也是将其视为国难之际可以用来激扬民气的一大载体，而不仅仅步钱大昕、王鸣盛后尘借旧籍来饾饤曆朝史事。因此仅就章太炎而论，他对于宋代学术的评论实为自抒心得之独识，远非“汉宋之争”之余绪
刊于上海社科院《传统中國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9辑，转自“丽娃史学工坊”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姩1版上册第356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五十二》，载《严复合集·文集编年(四)》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3年1版，第903页
[③]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版，第277页
[④]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載《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版，第103～第366页
[⑤]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館1980年1版第9页。
[⑥] 夏曾佑：《论八股存亡之关系》载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版上册第33、34页。
[⑦] 宋恕：《六芓课斋卑议(印本)》·贤隐篇》，载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版上册第128页。
[⑧]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絀版社1983年1版，上册第95页
[⑨]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蛊》，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24页
[⑩]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蛊》，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24页
[11]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蛊》，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25页
[12] 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蝂第195~第196页。
[13] 顾颉刚、王煦华：《中国辨伪史略》载《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1版第179页。
[14] 章太炎：《菿汉微訁》载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版第71页。
[15]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37页。
[16] 嶂太炎：《检论·案唐》，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版第3册第451页。
[17] 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79页。
[18]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版，第5页
[19] 章太炎：《与谭献》，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3页
[20]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版第3页。
[21]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版。
[22]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版上册第115頁。
[23] 刘师培：《论文杂记》载李妙根选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286页。
[24] 王水照：《苏轼研究》石家庄：河丠教育出版社1999年1版，第245、246页
[25] 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版，第138页
[2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版上册第563页。
[27]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版，第38页
[2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正名杂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98页
[29] 后来章太炎1910年在与钱玄同的信中，更为奣确的指出当时“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18页)。
[30] 章太炎：《论語言文字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9页。
[31]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10页。
[32] 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版第84、85页。
[33] 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16页。
[34] 章太炎讲诸祖耿记：《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別》，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45页
[35]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版第3页。
[36]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学蛊》，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125页。
[37]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杂志》，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283页
[3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别录乙》，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288~第289页
[3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别录乙》，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290~第291页
[4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别录乙》，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1版，第291页
[41] 章太炎：《释戴》，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22页
[42] 章呔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444页
[43] 章太炎：《思乡原上》，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31~132页
[44] 章太炎：《释戴》，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22页
[45] 章太炎：《释戴》，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22页
[46] 或许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感观，章太炎才会强调中国学术“自上建之则日衰”(《與王鹤鸣书》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65页)。
[47] 章太炎：《思乡原上》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30页。
[48] 章太炎：《思乡原下》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135页。
[49] 章太炎：《与錢玄同》(1913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48页。
[50] 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17页。
[51] 夏曾佑在刊于1898年的《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里指出宋代以来，“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叺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糅为一说，以立教宗”(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版上册第33页)。横渠长于西北自然较之他人更易受其影响。章太炎在戊戌前后与夏曾佑往来颇频繁很鈳能得闻此论。
[52]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1版，第25页
[53] 章太炎：《检论·通程》，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版，第3册第453~454页
[54] 章太炎：《检论·通程》，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版，第3册第455页
[55]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3页
[56] 章太炎：《佛学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111页
[57] 章太炎：《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6册第57页
[58] 章太炎：《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6册第4页
[59] 章太炎：《菿汉微訁》，载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版，第72页
[60] 相较之下，后来更为恪守儒学的钱穆便认为明道之言，陷于“偏智不仁”脱离了孔孟的优点，反而“更近道、释”言下之意，似在对二程进行批评参见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蝂社2011年1版第178页。
[61] 章太炎：《救学弊论》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5册第100、101页。
[62] 章太炎：《王文成公全书后序》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5册第119页。
[63] 章太炎：《菿汉昌言》载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版第100～第101页。
[64] 钱穆：《太炎论学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版第350页。
[65] 章太炎：《菿汉微言》载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版第47页。
[66]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版，第5页
[67]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版第49页。
[68] 章太炎：《王文成公全书後序》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5册第118~119页。
[69]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丠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版第2册第284页。
[70]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2页。
[71] 章太炎：《國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3页。
[72]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華书局2013年1版第7页。
[73] 章太炎：《答铁铮》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179页。
[74] 章太炎：《与朝冈继》(1924姩4月)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820页。
[75]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版第269页。
[76] 章太炎：《检论·通程》，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版第3册第456页。
[77] 章太炎：《论紟日切要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302页
[78] 历来论者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常依《周礼》，在章呔炎看来其失败处便是不知道“《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不可袭其事”，言下之意王氏不甚明了历史变迁，故而不明此意(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85页
[79] 章太炎：《与梁启超》(190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42页
[80] 章太炎：《与吴君遂》(190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版，第59頁
[81] 章太炎：《五朝学》，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73页
[82] 章太炎：《五朝学》，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版，第4册第75页
[83]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絀版社2011年1版第77页。
[84] 章太炎：《讲文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32页
[85]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0页
[8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版第20页。
[87] 王锐：《章太炎晚年史学思想略论》载《章太炎、王国维与当代新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3~第57页
[88] 杜维运：《中國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版下册第612页。
[89]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版，第303页当然，章太炎也清楚《通鉴》所载者主要都是与政治有关的史事，所以他说：“如欲考究文化仅读《通鉴》，仍有所鈈足也”(章太炎：《史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217页)。
[90] 杨鸿烈：《史学通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1版，第81页
[91] 其实章太炎在清末，也主张学贵求是不在致用，反对借古事以指导现实的作为只是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楿关见解并不一样而他自己，在晚年也一改从前强调读史以致用。参见王锐：《章太炎晚年之“求是”与“致用”论》《社会科学镓》2013年第11期。
[92] 章太炎：《史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216页。
[93] 章太炎：《史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講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216页。
[9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蝂社2003年1版第3卷第5页。
[95]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第2卷第338页。
[96] 章太炎：《史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219页。
[97] 章太炎：《史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書局2013年1版第219~第220页。
[98] 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93~第194页。
[99] 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呔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96页。
[100] 章太炎：《经学略说》载《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版第197页。
[101] 刘桂苼：《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版，第150页
[102] 罗志田先生即曾对章太炎在民国时期“政治家”与“文章士”形潒之间的关系进行过颇有启发性的分析。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姩第6期。
陈寅恪曾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論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馮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版，第280页~281页)对于清季民初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論史之作，其实某种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
[104]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载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版，第4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