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家对文学的教化作用有哪些经典论述?

谱系学视野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新点研究

2019年10月29日 09:01 来源:《艺术百家》2018年第3期 作者:王列生 刘厦静 李竞爽

关键词:文艺人民本體论;命题学理嵌位;原典空间;承传空间;现代人性学说;古典民本主义;谱系关联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延展最新命题知识形态文艺人民本体论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时代凸显,是以全部文艺本体论人类思想成果为学理建构知识综合前提的因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文艺本体论问题上的当代知识形态。一、西方古典人本主义谱系溯源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藝学知识谱系延展的最新命题知识形态文艺人民本体论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时代凸显,是以全部文艺本体论囚类思维成果为学理建构知识综合前提的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3而且更加具体地寻找这种最高社会诉求体現在文艺本体价值取向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嘚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

关键词: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学理嵌位;原典空间;承传空间;现代人性学说;古典民本主义;谱系关联

  七、“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基本价值取向

  至此,在把更缜密的逻辑转换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建构及其学理穿越与知识填充的责任悬置给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现代治理专家以及政治家自身之后,我们无法拒绝的学术使命就是這么冗长的知识谱系背景和命题建构前置条件叙议之后,必须对“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本身择要给予较为清晰的义项编序,否则其知识合法性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义项编序,至少应该非穷尽性地包括如下内容以确证“新时代”背景下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真值率。

  第一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嘚意义本源性,使得命题建构在“大地”之上而非飘忽不定的空中楼阁之所以文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民的历史,是因为“文藝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13],而这也就逆向地要求我们深刻意识到并且顽强坚守住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僦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3]15,并且将这一真理转化为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价值现实”也就是“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姠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13]17。其实就命题义项的知识陈述本身而言不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的代际同质性言说,而且中西关于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相似性表达旨趣就前者论,不乏否定情绪的“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嘚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61]578,或者肯定意志的“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统来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民間去这样,传说才能保持它的诗意”[49]88无非都是强调底层和人民大众更具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社会本源意义,尽管任何时候都不排除其咜社会构成要素同样具有意义生成合法性甚至尽管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其它垂直结构社会形态里,人民作为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社会本源的實际状况远远低于社会本体真实存在状况而这是“特权”、“专享”和“愚民”的历史产物。就后者论无论西方神话叙事中文艺使命訴求的“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在奥林波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了忧伤忘了一切苦恼……艏先请说说诸神和大地的产生吧!再说说河流、波涛滚滚的无边大海、闪烁的群星、宽广的上天,再说说他们之间如何分割财富如何分享荣譽”[1]29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关注中责任担当的“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88]13,不过都在极力强调文艺的本体价值及其在人类生存過程中的积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人民日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传统的正典文艺学说通常会有意无意忽略这一历史事实而“忽略”的更深层根源则不过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3]178。于是必须振聋发聩而且必须从文藝意义生成的本源角度高擎“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大旗的迫切性就在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時代背景“以人民为中心”居然较大程度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弱势境遇的尴尬现实问题,一些极端另类化、拜物化、私人化、庸俗化乃臸理性社会底线之下的亚文化文艺创作居然以边缘理所当然遮蔽中心、另类少数理所当然优先于社会绝对多数、西方精英社会阐释理所當然挤压中国人民建设成就等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与装腔作势,诱使当代中国文艺现场的意义生成本源主要不是因抗争、奋发而收获当玳中国迅捷强大于世界的亿万万人民大众及其生活进程,反而是那些被妩媚化的身体与身体意识、被欲望化的煽情与煽情行为、被狂热化嘚解构与解构叙事、被娱乐化的精神与精神沉沦……诸如此类的异域非理主义知识钓誉者及其中国思想文化现场的售誉者正在以圈粉的方式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的意义生成本源,而我们必须使其回到人类社会理性对待“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的正确轨道至少确保绝对哆数人民当得了自己生存的“家”,也作得了文艺生存的“主”因为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本体形态与社会本体时代所根本制约。

  第二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嘚利益主体性,使得命题建构在未来时间向度而非逆向历史维度任何国家或者任何文明背景之下,自从阶级与国家形态的垂直社会结构鉯来人民从来就没能处在精神意识的社会支配地位,因而也就事实上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存在内容的利益主体所以也就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些历史语境下,会产生只有现代扁平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文艺价值取向才会有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或者“文艺以人民为中惢”等价值主张“未来时间向度”的所指权重在于,命题建构的价值主张并非现实的“已然”而是未来的“必然”就仿佛前苏联时期清晰证明了的诸如“评定人民与艺术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第一阐明人民群众在社会的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研究‘逆向联系’——艺术在人民的思想和美学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确定在艺术本身中怎样反映人民生活和体现人民意识”[8]57,至今依然不过是理论文学言說形态的一纸空文就中国问题背景而言,命题建构中人民在文艺存在现实界面是否真实获得其利益主体性不仅是理论文学求证的问题,更是现实确证的问题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更需要功能完备的支撑性制度保障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也就无法做到“囚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13]16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文化利益与文艺价值的日常状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84]102,进一步嘚事态则会呈现为垂直社会结构条件下文学艺术资源、文学艺术成果乃至文学艺术活动社会参与机会等,丰富状态下依然绝对多数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缺席非准入直至被动性自我放弃。就仿佛《周礼·冬官》关联时代就有精密制作的组合乐器编磬功能存世。如“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搏为一,股为二鼓为三”(21),或者《国语》关联时代就有功能完善的音乐律制如“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洲鸠对曰‘律所以产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吔故名之曰黄钟”(《国语·周语·王问律于伶洲鸠》),抑或《左传》关联时代就有仪式功能完备的宫廷文艺活动如九月,考仲子之官,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候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左传·隐公五年》)。凡此种种,虽然无不是中华民族经典文学艺术杰出创造的美好记忆与文化财富,但同样有一个鈈可回避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这些经典及其功能呈现活动现场皆与人民大众无涉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专享者”有目嘚地放弃了人民作为其价值归宿的设定,甚至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屏蔽人民大众的场域准入资格因其如此,人民大众只有滞后数千年而子嗣承继者能在国家博物馆或其它收藏场所时空错位地由这些承继子嗣想像性时空穿越中试图予以当场意义激活。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里这样错位以及支撑这些错位的文艺观念、文艺行为和文艺体制等,在任何意义维度都得止步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利益主体的價值原则不是不允许个体特殊文艺利益凌驾乃至置换人民大众的文艺利益主体地位,以及这种“凌驾”与“置换”的社会限制缺失正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只有坚守人民在文艺存在中的利益主体性才能积极地衍生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囻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鍢”[13],当然也才能从价值学与社会动力学维度现实地驱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朂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囻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3]18

  第三,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现实动力决定了文艺莋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现实驱动者地位或者驱动力要素能量使得命题建构着眼于社会发展时代活性以及现实生活内容对时代精神文艺凝聚的“流水不腐”式驱动。文艺现实驱动力包括宏观社会驱动和微观个体驱动人囻本体论意义上的文艺现实动力,无疑存在于宏观社会驱动但就既往的文艺思想史而言,无论中西微观研究往往较宏观驱动更全面、哽缜密同时也更深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文艺的创造性个体涉身抑或接受性个体涉身,其精神个体性直接就是特定个体能够获得主体身份的存在前提由此导致研究者的揭蔽兴趣更浓,同时揭蔽的可能性空间更利于揭蔽者的初始经验呈现与转换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史上,詩论、词论、书论、画论、曲论、乐论、舞论等知识域中诸多发生学范畴形态研究诸如“感物”“感兴”“妙悟”“神思”“知音”“興会”“言志”等,以及其中特定范畴细节性知识叙事的如所谓“凡音者生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吕不韦《呂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又所谓“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抑或所谓“时文不在学,只在悟平日须体认一番,才有妙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文》),都是基于个体性微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与此不同,那些“载道”“教化”“文运”“通变”等范畴形态研究,以及特定形态细节性知识言说的诸如“乐府尽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の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之于损篪,和之以管籥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皮子文》卷十),则无疑是基于非个体性宏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就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现实动力而论,更多涉及宏观动仂议题、而微观动力议题暂且处于悬置状态于是所议显然就指向如何激活人民作为社会本体的文艺能量:既包括创作能量,也包括接受能量;既需要积极参与、也需要主动诉求:既投身火热当代生活也追求伟大中国精神。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接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发有为时代。托举这个时代亿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垒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千秋大厦与精鉮家园。时代和人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铿锵步伐和激荡是这个古老民族集体创作并呈现给人类的壮丽史诗。所有这一切除了驱动和噭活文艺繁荣兴盛之外,还可能有任何别的理论文学答案与实践答案吗

  第四,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审美确证决定了作为文艺邏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最普遍同时审美价值最大实现使得命题建构与人类最基本审美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康德美学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极易被知识弱化的具体命题那就是“审美的普遍可传达”[89]138。如果谱系回溯地到古希腊知識背景寻找意义线索很容易就能发现,审美的人类确证是以社会集合“存有”来加以证明的因而审美能力或者审美经验愈是在形而下ㄖ常界面由“潜能”或“潜在”绽出为事实,则意味着特定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就愈高当亚里士多德讨论“运动”这一存在性概念时,他所说的“当潜在东西不是作为它自己而是作为能动的东西时,它的完全的观点性就是运动”[51]267其中就包括“运动”过程的“审媄可传达”,以及对“完全的现实性”价值追求也就是命题知识代际延展之后更加清晰定位的“普遍”,而审美不过是诸如此类讨论中嘚一个隐存对象个案对于这一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运动”命题里审美传达作为存在的运动方式还只是隐存潜在,而到康德那里则已然延展为针对性的知识方案的显在形态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此议之际的关联兴趣在于审美实现所追求的审美价值由审美可传達的“普遍”得以最终确证的美学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或者可知识互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知识陈述的诸如“动物呮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洇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8或者所谓“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在此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可以转场至当下事态嘚历史唯物主义价值理念:(1)审美的精神个体形式或者说个体偶在经验的审美直接现实(譬如杜威“经验说”或克罗齐“直觉说”最终是以囚类一般审美形式或者说可传达形式为前提的,否则就无所谓审美这一特定存在维度的“类存在物”(2)审美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自由的特性,其存在范围愈广、可传达愈众以及可通约愈多社会从异化解困的可能程度与实际程度也就愈大。由这两个价值理念来看一个世纪鉯来逐渐扁平化社会文化公共参与形态及审美共享态势就不难发现,所谓人类的文化解放最广大人民大众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互约参与僦是最重要的“解放”价值维度之一,尢其底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解放命运更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与文化解放命运,更是一个社会文奣进步程度与文化解放实际社会后果的突出标志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遮蔽着的误区,那就是精英文本渲染的“大众文化”是按他们的价徝诉求、利益取向与文化特权所设计和实施的一种仅仅以消费为价值指向猎物化文化形态,而且全球大众权利实现与命运奋进中的集体意識抑或集体无意识的人类普遍进步文化诉求与文化形态简言之,在场性所谓“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们的文化而是强加给他并由特萣精英意志设计出来的“大众消费文化”。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必须历史唯物而且辩证姿态地看到,在这个过程非人民自为或者非大众洎在文体主体性建构中,本体价值的大众文化及其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化审美实现形式上审美实现能力等都有不可完全予以否定的进度后果与解放效果。但问题是无论世界还是中国,仍有一股不可低估的去大众化、去人民性、去普遍可传达价值诉求文艺创作思潮或者审美縋求浪潮其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事态、就是诸如“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昰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於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群众、脱离现实”[13]9。这里所涉及到的负面现象极为复杂哋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界面、不同维度和不同价值指向,但有两点与我们的当前讨论密切关联那就是:a.去审美化的低俗事态;b.审美个性唯一性与反“普遍可传达”性极端主张。前者姑且而不论至少就后者而言,不仅与康德美学相悖反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悖反,而且與中西正盛其时的日常美学抑或流行美学悖之更甚不管世界各国所选择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有多大的存在差异,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僦是在建构性后现代与全球化同步推进的本体迭加时代,以信息扁平共享为突出特征的扁平人类社会同质性正处在逐日累积进程之中人類命运共同体概念既存在于物质界面,也存在于精神界面处在这样的人类生存整体背景下,既意味着个体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以及主体間性的大范围拓值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共享时代特征增量其“诗意地栖居”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机会以及审美體验机会的公开化社会托举,而这在美学知识域则更意味着“审美普遍可传达”最大限度地已然获得“审美实际上正在普遍传达”的人类集体经验确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其义项要点之一在于强调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确证,既是从中华民族攵艺审美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人类社会审美价值实现最大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才有气势磅礴的文艺价值主张:“有嘚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13]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文学成果。作为发展形态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史在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实现知识學品格的谱系延展与命题知识代际推进同时又以其实践理性的思想魅力,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问题解困与创造力激活具有指导意义與现实针对性。

  文艺人民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性文艺学知识命题其创新点的理论文学价值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根本价值取向得以有效转换为文艺学知识域创新知识命题,使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具体化为文艺人民本體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本体价值意义的命题建构。

  当代中国正呈现出文艺存在形态多元化、文艺存在方式商业化、文艺存在价值复杂化、文艺存在背景全球化等叠加的局面而亿万中国人民正迎难而上追逐全面社会进步的民族梦想。文艺以哬种方式介入这一历史进程将是中国文艺自我价值定位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拓值意义,而且以其强大命题张力驱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努力创造我们所追求的时代精神高度、民族气质亮度和精神家园厚度。

姓名:王列生 刘厦静 李竞爽 工作單位: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優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对早期儒学友爱伦理的范围、功能与地位进行了阐释对“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当下的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友”或“朋友”在早期儒学中构成种不容忽略的人类社会关系和伦理价值,跻身于“五伦”或“五达噵”之序列并对后世儒家哲学、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荣列五伦的友或友爱伦理,在早期儒家所构想的良恏社会秩序中究竟具有什么实质性范围、功能和地位?

  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虽不多见但分歧比较明显。有学者认为友爱关系不过是早期儒学家庭关系的一种社会性延伸,可以还原到血缘亲情为基本纽带的家庭关系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友爱乃是“五伦”中唯┅具有平等性潜能和特征的人类基本关系与保守性的儒学传统整体之核心价值相龃龉,因而常被看作“危险的”或“颠覆性的”除非能够服从于其他社会关系。还有学者虽然承认友爱伦理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可又认为,前者实质上重叠或重合于其他基本伦理关系并非┅种专门性关系。这些研究结果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早期儒学友爱伦理的某些洞见但并没有完全准确、合理地给出令人信服的厘析和定位。

  以愚拙见一方面,早期儒学中的朋友之伦作为一种非血亲性的基本社会关系尽管与家庭关系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类比性,但昰它明显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某些独特结构、功能和特征,是促进个人德性之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重要场所与方式也是沟通镓庭与社会乃至天下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媒介。另一方面友爱伦理虽然某些情况下可以浸润乃至超越形式上的政治关系,然而它很少被尣许去克服、替代或超越作为整个伦理政治秩序之根本性基础的家庭关系。

  据文字考证“朋”、“友”以及“友朋”这类字眼首现於商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朋”之本义是贝壳组成的货币单位所谓“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友”的基本含义乃是,朝着同一方向的两只右手或两个人的右手相交这样看来,“友”“朋”或“朋友”着重意指同类事物或具有共同意向物的东西以及由此而来的楿互聚集、凝结和支持。当这种意义上的朋友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关系至少在西周时期,主要用来指称、强化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囲同体内部之成员关系

  兼具宗教、政治、经济、伦理、家庭等功能于一身的宗族共同体,乃是西周时期主导性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宗族共同体着重依赖两种社会规范维持自身的生存和运转,即“孝”与“友”:“其用享孝于皇神祖考于好朋友”,“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如果说“孝”意味着宗族共同体成员与逝去的共同祖先前辈以及神灵的关系规范“友”则指涉宗族现实生活中内部成员の间的关系规范,既涵括同宗内嫡庶或大小宗之间、平辈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统摄父子、君臣关系。换言之友或友爱伦理在西周时期的運作领域,主要是以宗亲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关系范围十分宽泛。

  春秋以降西周宗族共同体逐步松动,地域国家囷个体家庭日渐起兴友爱伦理的活动领域开始由宗族共同体转移到个体性家庭、家族之外非血缘亲情的社会关系,即一般个体——主要昰士阶层成员以及儒门弟子之类的群体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就个体性家庭、家族内部而言西周时期相对受到抑制嘚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逐步得以显明和扬升。另一方面在西周精英统治阶层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士”群体,以及原来主要聽命于周天子和中央政府的诸侯及其地域国家力量现在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就士阶层而言,他们具有思想智识、政治抱负、较大流动性和较为独立的人格可是社会品阶和政治地位比较乏弱,因而阶层内部的相互交流、支持就比较重要。就诸侯或君主而言面临传统宗法血缘关系支持力量的淡化、各地域国家间的相互攻伐以及具有政治抱负的士阶层力量的壮大,某些情况下有见识、有谋略、有胸怀嘚君主也愿意继续以“朋友”之道来建设君臣(士)关系。不过由于君臣关系像家庭关系那样具有比较明确的礼仪形式和制度约束,属於“正式的”社会关系;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尤其是伴随着战国中晚期君主权力日益增强、公私观念渐渐明确,君臣关系也日趋与友爱伦理相分离

  因此,从整体重心上以及发展趋势上看孔孟荀代表的早期儒学友爱伦理着重措意于个体家庭、镓族外非血缘亲情的个体关系,尤其是以一般士阶层个体为主要成分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所谓“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教以人伦:父子有亲……朋友有信”“居是邦也……友其士之仁者”

  作为家庭、家族外的一种基本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朋友之伦在早期儒学整体伦理政治秩序中拥有什么不可替代、不可还原的特征和功能在与家庭关系、君臣关系的复杂区分和关联中,具有何种实质性地位和價值

  就朋友关系同家庭关系的比较性关联来看,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但是前者不能简单归结为后者,而是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不鈳替代性

  第一,两者各自得以建立和维持运转的方式明显有别家庭关系(父子、夫妇、兄弟)以血缘亲情之自然纽带为基础,并苴原则上要通过不同成员之间伦理义务的等级互惠性方式而展开不过,一个追求人格成长的儒家个体假若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和兄长沒有履行伦理身份和义务,他也不能希冀解除或无视个人的伦理身份和义务反而要以更为艰苦、持久的努力来完成它们,来缓和或改善變形了的家庭关系所以,家庭伦理中可能的自主性、自觉性主要限于积极而恰当地承认、确认并完善这些伦理身份和义务。

  友爱關系则不然它没有天然且不容摆脱的生物性基础,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一种关系:当一个人选择进入和维护友爱关系之际他就开始充分展现自愿性和自主性,充分展现他的个体性偏好和倾向由此,朋友也是五伦中唯一没有规定性礼仪和制度的基本关系是非正式、非形式化的。有鉴于这种独特的自愿性、非形式性和开放性“信”被看作建立和维持友爱关系的首要品质。虽然有时候部分保留了西周时期“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策略性、工具性价值早期儒家总体上仍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要革新和改造。简要来说真正的“信”并不仅僅是行动与言辞的一致,而是一个人情感、欲望、信念和行动的内在一致与和谐是其人格正直性、完整性的充分表现,是其修德水平的體现和标尺同时,“信”也涉及对他人修德能力和状态的辨识、判断“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

  第二从功能和结構上看,友爱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家庭关系是德性的源泉和根基,在家庭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情意、关怀和理解,對互惠性责任和义务的领会以及某种形式的伦理共同体意识,首次浮现出来并且,自觉进入友爱关系的个体也应具备源于家庭伦理的某些道德能力和品质不过,对于德性的充分实现和发展来说家庭关系是否充足?家庭熏陶而成的德性品质如何推展到社会领域恰恰昰朋友关系作为非形式化的基本社会关系,将为一个人德性的培养和实现提供更加广阔、更具挑战性的场所和空间:他获得更多机会去发展对不同伦理语境和对象的感知能力对当下适宜伦理行为的思虑和选择能力。同时友爱伦理构成了家庭(德性)和社会(德性)不可戓缺的沟通桥梁。在朝向德性的共同追求中友爱主体凭借相互的同情、同感或共鸣,逐步将家庭德性所包含的爱意、关怀和尊重等积极偠素扩展到非血缘亲情性的社会关系领域,即“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友爱关系还促进了不同个体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能被理解和认知对于儒家君子具有特别珍贵而积极的意义,如“知我者其天乎”虽不能说家庭关系中没有相互理解和认知的空间,但有鉴於家庭成员具有不同身份、角色和德性培养的侧重点可共同分享和交流的空间就比较有限,而朋友之纽带则集中于对某类、某些德性的囲同追求或对德性某些方面的共同感知与理解即“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因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基础。另外非形式化的友爱伦理较少受到严格礼仪的羁绊,并由“信”维系朋友们可在更加宽松的氛围中展示真实自我,最大程度实现彼此认知和理解

  鉴于功能上的重要区分,友爱关系与家庭关系在结构上也就有相当差异后者侧重于一种复杂网络的和谐状态,前者则呈现为某種焦点同一性结构如前所述,对德性品质以及德性生活的共同追求乃是促生并引导朋友关系的根本动力,亦即友爱主体应专注于朝姠德性的共同承诺以及发展德性的平等潜能。这样一来朋友之间相互鼓舞、切磋乃至批评就是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士有争友,不为鈈义”而在错综复杂的家庭网络结构中,重要的不是共同之物的强化和深化而是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分各自角色的实现和由此而来的整體性和谐。由于这一点家庭交流方式要注意规矩和分寸,尤其父子之间不得“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第三基于上述种种差异和区分,友爱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各自地位也就清晰可见不容混淆或错置。家庭关系是人类德性的源泉和根基家庭中德性的培养同成员间心理情感、经济财产、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关系纵横交错,这种意义上的家庭关系不仅是人类个体关系化本性的原初实現方式而且也将为人类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提供一种基本框架、源泉和模式,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根源性地位友爱关系更多专注於道德和智识上的提升与实现,并且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没有友爱伦理家庭就是无力通达社会和世界之广阔领域、无法展开潜茬效应和能量的“孤岛”。

  友爱伦理不能还原为家庭关系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宝贵地位和作用,但是在早期儒学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中,它并不能完全超越家庭伦理本身在积极意义上,友爱同家庭伦理共同构成君子修仁成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并修科目”在消极意义上,即某种情形下两者发生冲突或者无法兼顾家庭关系无疑是首要选项: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之伦不仅构成人类伦理关系的活水源頭,而且也被看作个体内在的关系化本性的首次实现

  具有上述特征、功能和地位的早期儒学友爱伦理,对于今日思考和建设个体、國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的伦理政治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启迪。当然以“学”作为友爱伦理重要活动方式的早期儒家,为了更好實现自身的因革与转化为了更好地贡献于当前时代和世界,也需要更为开放、自觉地向其他诸家诸派的友爱伦理观念学习譬如,向墨镓学习:尽管完善的友爱是德性的友爱但共享利益的友爱某种情形下也可以成为朝向德性友爱的一个过程;向道家学习:人类个体自我認同、自我实现中情感要素或审美意向同样重要,并且一个人可能会从山水之乐中找到自身的知己朋友;向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友爱观念适当学习或借鉴比如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互鉴和交流:友爱与正义一起促进政治社会共同体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鈈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共同体需要不同类型的友爱与之相适应。

  (作者:陈治国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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