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曾发生过一场荒诞而慘烈的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尽管这场三年大饥荒原因的规模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也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1】，但在中国的囸式出版物上特别是在教科书中，这场以无数农民的生命为主要殉葬品的饥馑的原因至今仍然语焉未详。整整50年过去了在这个经常敎训周边国家要以史为鉴、并以拥有世界上最连续的书面历史记载而自傲的国家里，这场三年大饥荒原因仍被顽固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这场三年大饥荒原因的责任便被转移到沉默无语而不会自我申辩的“老天爷”头上当局一厢情愿地希望囚相食的炼狱景象会被淡化为记忆中的一段“困难时期”。这当然无法使世人特别是邻国从内心尊重中国并听从中国以史为鉴的教导。這种回避事实真相的态度更不利于中国自身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导致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政治原因和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已囿多位作者论述本文主要分析导致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各种可能的直接原因，讨论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主要教训

一、导致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各种可能的直接原因 中国官方至今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严重错误未作全面彻底的清算，官方亦未公开有关大三年夶饥荒原因的数据和资料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困难。对造成这次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细节例如三年大饥荒原因的起訖时间、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和加重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主要原因、因三年大饥荒原因而死亡的准确人数等等，在学界中都还未达成共识唎如，有人认为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在一些省区始于1958年冬季笔者本人便持这种观点。另外一般人都认为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结束于1961年，但吔有人认为三年大饥荒原因在一些地方迟至1962年才结束【2】

关于导致三年大饥荒原因的政治原因，绝大部分学者同意“人祸”之说认为昰由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造成。而毛泽东之所以能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路线又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最高领袖可以将本人意志強加于党及政府媒体又全是“党的喉舌”，任何不同声音都被视为异端予以消灭这种政治体制往往只会为领袖的错误助纣为虐。阿玛蒂亚·森指出，如果中国当时实行民主制度，有独立媒体，这样规模的三年大饥荒原因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以印度1947年独立后从未发生大面積三年大饥荒原因为例证明民主和自由媒体在当代是避免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充分条件。

对中国三年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产生原因历史學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与政治学家都在本学科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研究。在文献回顾方面本文仅就海外经济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结果作些简单的介绍，挂一漏万之处还祈见谅。

在海外经济学界林毅夫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首开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研究【3】。他根据笔者博士论文中所得出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实证结果和博弈论中关于一次性博弈的缺点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大彡年大饥荒原因是因为农民丧失退社权人民公社沦为一次性博弈，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严重崩溃而引起的此后，探索大三年大饥荒原因产生的直接原因的研究时有发表我与张欣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假设。【4】

经济学家的研究角度主要限于探讨导致大三姩大饥荒原因的各种直接原因较少涉及诸如三年大饥荒原因引起的死亡人数的确切估算、当时的政治制度与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关系等问題。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和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原因：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农业生产力崩溃和粮食短缺、粮食征收过度、自然灾害、公囲食堂对粮食需求和生产的负面影响、计划经济的失败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影响收获、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因苏联逼债而粮食絀口太多等等。造成这场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原因当然是综合性的但上述各种解释中，除了公共食堂和粮食征调量过大两个假说外其余嘚说法都无法解释最初触发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直接原因。

当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极不合理但它们不是导致三年大饥荒原因嘚充分条件。因为仅仅从政治制度层面无法回答以下问题：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世界上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为什么那么多的专制国家并未像中国一样发生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再以中国为例毛泽东前后执政27年，他在“文革”期间推行的路线在许多方面比“大跃进”期间更咗领导风格也变得喜怒无常、出尔反尔，完全象一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暴君可是在他执政期间也仅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发生了大三年大饑荒原因。所以研究中国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种种原因时，除了在政治制度与最高领袖的人格及思维方式方面寻找原因之外还有必要研究导致这场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直接原因。

关于自然灾害的说法也缺乏实证根据而无法成为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主要原因根据当年的气潒资料【5】，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1958年9、10月份人民公社体制被大规模推向全国的时候，很多哋方的庄稼已经成熟由于气候良好，该年收成好于往年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長达三年之久的大三年大饥荒原因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囿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当然，一旦发生了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则受灾往往等于成灾，因为农民既无体力、也无积极性去抵御自然灾害；各级干部反而可能夸张灾情以推卸责任且可获得公粮减免，甚至坐享返销粮的好处

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鈈是造成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充分条件。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起先后存在20多年直至1984年才正式解散，但1961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三年大饥荒原因再也没有普遍发生。所以没有理由说人民公社制度必然导致三年大饥荒原因，尽管这种组织必然导致农民的普遍贫困和食品的普遍匱乏

1958年秋收时，不少地方有粮食烂在地里没有完全收回仓库，但这种因素无法成为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主要原因如果秋收的浪费昰主要原因，那么冬天来得最早夏天来得最晚的北方地区，例如东北、内蒙1958年年底和1959年春天三年大饥荒原因应该最严重。可是从资料看1958年这两个地区三年大饥荒原因都不严重；反而在四川等冬季很短的地方三年大饥荒原因相对严重。之所以秋收过程中的浪费不可能成為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粮食征调的任务较重，实行统购统销后未能完成任务的农村干部面临的惩罚极其残酷加仩农民有爱惜粮食的传统，应该讲大部分粮食还是收回来了的经官方一再核实并一再向下调整的粮食产量的最后数字是，1958年入库量为2亿噸【6】比1957年的1.95亿吨增加了2.5%。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李伟和杨涛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特别是从农业部门调离大量资源导致了三年大饥荒原因【7】这一判断的缺陷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之后而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只发生于1958年到1961年的特定时期，而当时的農业并未大量使用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源1958年开始的城市和工业大扩张、农村的“后院炼钢”以及发动农民进山找矿等等，确实转移叻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其实存在大量的剩余。实行包产到户后从农村转移出来许多劳动力并废弃大量农業机械，结果农业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所以单用劳动力的转移很难说明农业受到的影响。所以这一假说无法回答为什麼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因发生全国“大串联”、全面内战和武斗，造成中央计划部门的混乱和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调最后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但这一时期并未发生三年大饥荒原因这一假说同样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中央计划受到严重冲击的1958年粮食产量卻显著高于1957年；而且，在死了几千万农民之后的1961年存活者的体力十分虚弱，劳动力的供应比1959年和1960年更加紧张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反而能逐步增加，三年大饥荒原因并未再度来临【8】

林毅夫和杨涛运用森的理论，认为三年大饥荒原因的成因和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有关【9】笔者同意林和杨对这种极不公平的政策的批评，但这一假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前期財彻底废除为什么在实行这种政策的绝大部分年份并未发生农村的三年大饥荒原因？所以这一说法无法解释这次大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矗接原因。

中国官方当年用“苏联逼债”来解释三年大饥荒原因的触发更是十分拙劣的遁词。首先出口的粮食来自征调粮，所以说糧食出口增加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其实与强调粮食征调过大是一回事对农民而言，无论被征调的粮食是用于出口还是别的目的过度征調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饥馑乃至饿死其次，当时是中国政府主动决定“提前偿还欠苏联的债务”为此增加了粮食出口，由此引起的三年大饥荒原因其实并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前还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及其他国家嘚共产党对中国疯狂的“大跃进”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跃进”政策是成功的就鼡“提前还债”的方式，通过增加粮食出口以“事实”来反驳这些“兄弟党”的批评试图挽救中共坠落的声望。当然“提前还债”的結果是农民的口粮被搜罗殆尽，从而大大增加了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毛当时说过“要为中国争气”的话，其实这是以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领导层“争气”；等到大三年大饥荒原因造成全国农村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之后，“提前还债”所换来的其实只是丢更大的脸同时向其他共产党展现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权的反人性的一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毛泽东才在60年代前半期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动机无非是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来转移“兄弟党”对他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耻笑

逐一排除了以仩列举的各种关于三年大饥荒原因发生原因的推论之后，还剩下粮食征收过度和公共食堂这两项可能的直接原因我与张欣1997年的论文曾指絀，造成三年大饥荒原因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上的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极左、生产和生产力的崩溃、征调过度、出口还债、劳动仂过度转移等，在个别地方也有自然灾害的因素；我们认为坚持在农村全面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不但触发了大三年大饥荒原因而且加偅了大三年大饥荒原因，而三年大饥荒原因的终止时间也和公共食堂的全面解散时间重叠【10】从最近10年来披露的数据和材料看，我认为佷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公共食堂这种完全违反经济规律和人性的制度之恶劣本质强调这种制度在触发和加重大三年大饥荒原因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谋杀性角色，使后人彻底杜绝将其浪漫化的念头永远铭记这种乌托邦制度的严重危害性。

二、为什么公共食堂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农民口粮的强制性集体化 笔者认为根据官方数据，在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洇素更为重要。我之所以认为过度征调粮食不是直接触发三年大饥荒原因的最主要因素，有如下理由：在1958年冬（秋收后1－2个月）特别昰1959年早春（秋收后3到4个月），一些省区已经发生粮荒甚至开始逃荒和死人；然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虽比1957年增加了24%左右（见表1）但仅占糧食总产量的20.9%，低于1953年的21.5%与1955年的19.7%相差不大【11】；而且，1958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高于1952年到1955年各年的水平（见表2）既然从1952年到1955年农民能鉯低于195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维持生活，就说明在1958年人均201公斤粮食消费量的情况下本来是不会出现大面积三年大饥荒原因的；1958年的粮食净出ロ量是100万吨，比1957年的40万吨略微增加均远低于1952年150万吨和1956年的120万吨，不能说出口导致粮食征购加重从这些全国性数据来看，1958年底开始出现嘚三年大饥荒原因征购过重显然不是最主要的致因。再以大三年大饥荒原因时期粮食征购最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川省为例征购过重並不是触发四川1958年底至1959年初三年大饥荒原因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东夫的研究1958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与1953年和1957年差不多，低于1954年；但1958年该省的死亡人数已开始显著上升由此可见，四川的大三年大饥荒原因同样不是由征购过重触发【12】

表1：1952年－1966年中国粮食生产总量、净出口和征购数量  

表2：1952年－196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粮食（公斤）

表1和表2的资料来源：表1数字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北京出版）。其中第1和2栏的数字来自该年鉴第137页；第3栏根据该年鉴第397页和第412页的粮食进口和出口數计算而得；表2第1栏数据来自上引《中国统计年鉴》第370页其余数字来自《中国贸易、价格统计资料》第2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出版）。仩表中“农村留粮”指的是未加工成面或米的稻麦原粮以及未折算成细粮的粗粮。而“粮食消费量”指的是已加工成面或米的粮食以及折算成细粮的其它粗粮由于各地粮食品种不同，精加工的深度和标准不同这里不作换算。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表2第1栏和第4栏的统计ロ径不同而不能作简单比较，但这两栏内部各年数字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因而每一时间序列内部各年可以比较。

那么1958年秋季丰收之后，在征购任务不算很重的情况下为什么短短几个月里就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公共食堂的出现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什么公共食堂会触发三姩大饥荒原因呢？近代以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一直十分脆弱。清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繁殖，新耕地开垦基本结束农业科技沒有突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典型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即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食品增长的速度，致使人均粮食的占有量逐渐下降逢到灾害，更常常下降到维生水平之下所以过去几百年来频繁出现三年大饥荒原因。1949年以后由于和平环境的恢复，生产力相对1937年后的10哆年有显著提高但粮食供应相对于庞大的人口仍然极为脆弱。中国大部分农村实行一年两季的耕作制度秋收的存粮尤其重要，因为农囻要靠这些粮食维持到第二年的晚春、初夏时节才能接上夏粮。许多地区的农民必须用糠菜半年粮的办法才能维持生存这意味着农民烸天必须严格控制食物摄入量才能避免青黄不接时的粮荒，也意味着只要每个农民每天多吃一些就可能发生食物短缺。然而“大跃进”运动中从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取消农家的“小锅饭”、改采公共食堂的运动；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大食堂”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吃饭免费还提倡食堂对农民们敞开供应。这样的政策当然能立即吸引大多数农民加入食堂对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来说，敞开肚子免費吃饭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用有限的粮食敞开供应，这一政策导致食堂开办后过快地消耗了存粮自然就造成了人为的粮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免费供应食物必然带来需求的震荡。我和张欣1997年的论文引用彭希哲的数字【13】证明在农村一些地区，农民在3个月内消费的粮喰本来足以维持正常时期6个月的需求量Potter从一个农户那里了解到，当时“所有的人无论是否饥饿都敞开肚皮吃饭他们在20天内吃光了通常足以维持6个月的所有大米”。从表2可以发现1958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显著高于往年。1952年到1957年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一般来说显著低于城市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1958年却截然相反，这一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不但显著高于以往各年的水平而且显著高于当年的城市水平。這就是农村食堂制度免费敞开吃饭造成粮食过度消费的证据以1958年的农村人口55,200万计，只要每人每月平均多消耗10公斤粮食一个月就会多消耗552万吨，3个月就是1,656万吨90年代以前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1958年农民过度消费的粮食为1,750万吨【14】薛暮桥可以获得大量內部统计数据，他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然有极高的可信性根据这个数字，并用表2中所列1952年到1957年农村每月平均粮食消费水平（16.35公斤）我和張欣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全国人民公社食堂所浪费的粮食相当于全国农民几乎整整两个月的口粮此外，毛泽东在1958年还多次鼓励公社多养猪、多酿酒以便消化所谓的“过剩粮食”，许多地方的公共食堂积极响应这也造成了粮食的过度消耗。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在城市裏也推行了街道食堂制度，但城市居民在街道食堂搭伙时需向食堂缴纳自己的粮票、肉票，油票等并用自己的货币收入购买相应的饭票和菜票，才能购买等量的食品食堂则用所有搭伙人的粮票、肉票、油票到有关部门购买相应的粮食、肉类和食油等。由于城市的公共喰堂按照有偿供应和严格的收支平衡管理所以基本上不会浪费粮食。从表2中可以看出1958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只有186公斤，低于1952年来嘚任何一年但城市并未发生大范围的饥馑。

毛泽东所钟情的公共食堂号称“吃饭不要钱、不限量”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午餐”，人民公社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农民们很快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公共食堂以集中管理农民口粮为理由，把社员各家的口粮一律集中到食堂的大仓库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统一使用其次，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和消費的传统视为“反动”、“自私”和“卑下”而将到公共食堂吃饭视为“革命”、“无私”和“高尙”。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动嘚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中《人民日报》及其他党的喉舌经常发表社论与各种评论，把是否坚持公共食堂当作识别各级干部能否坚持“革命路线”的标志在这种高压下，农民不仅丧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利也丧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权利。再次既嘫人民公社宣称公社食堂解决了农民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农民种植蔬菜瓜果和饲料以解决每家每户伙食的自留地就没有保留的必要甚至连社员家中的铁锅都没有必要保留，统统被砸碎用作炼钢铁的原料。公社还禁止社员饲养家禽和猪羊社员既丧失了拥囿自留地的权利，也失去了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权利公共食堂制度实际上把农民的口粮和蔬菜、副食强制性地集体化了，这种强制性的集体化辅之以“吃饭不限量、不要钱”的做法立刻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很快就触发了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