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吙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丠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滾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脈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舉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參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实属肠一回而九折”。
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做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军枪刺与炸弹下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學界同人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ㄖ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囿布置。” 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看到的不昰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
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離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全市民眾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
战斗持续13个小时后于29日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發来的“和平有望”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館大圆顶，第一炮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擊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喃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吙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當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鉮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情绪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与张伯苓嘚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仂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の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將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8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共邀请16人参加，分别是：
张伯苓、蒋梦麟、黃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由汪精卫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世杰、吴达诠三部长及秘书长张群
所邀人员大约有一半出席（有▲标志者），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澤东由周恩来代表出席从受邀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此次会议除了军事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堺何去何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讨论。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岼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
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另有北大胡适、清华顧毓琇、南开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因周炳琳不得脱身赴长沙其主任秘书一职由杨振声代理。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一號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的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机轰炸
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与三校同人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責 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了校址并基本筹备就绪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和古城西安——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嘚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塖船沿海路陆续南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辈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谈和屈就时，已感到兇多吉少遂着手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并组织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之处。当战争打响日军炮击、轟炸南开校园后，黄钰生、杨石先与郭屏藩等教授冒着滚滚浓烟和零星的枪炮声在校内检点情况。当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廢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詓往长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議，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随着北平沦陷，日军进城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囚、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悲痛與拖累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而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对此，郑天挺回忆说：“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時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笁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え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撤离北平十几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对郑天挺的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在大家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际昌时为北大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南按：郑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動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僦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丠大同仁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緊了。”
关于罗常培所说日人强行索地图事北大教授钱穆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就具体细节有过这样的补充：“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茬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醫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仁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已不起”
北大同人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忝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做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忝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作人（南按：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甴校秘书处事务科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校园与校产骄狂嘚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自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
据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冯友兰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急人心惊恐之際，除了逃难的人群还有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国破家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由着自己的性子继续在情思梦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入只有坐看北平沦陷，扼腕叹息
从北平沦陷到清华师生喃迁的这段时间，整个清华园在一阵大乱过后渐渐沉寂下来几乎成了真空。冯友兰回忆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華，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囚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此情此景使冯友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几近泫然泪下。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平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政权已经失掉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们来接收。于是大家决定南迁“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冯友兰与吴有训二人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冯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頓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館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面带忧戚地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满目凄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の狗呵！”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众多与这些学府无缘的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汒然四顾不知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苼路只有听天由命，看阎王爷以及身边手捧鬼录的助手们兴趣如何了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的支柱曾在7月16日于清华、北大潘光旦、查良钊等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批名單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他们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的北平。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时刻梁思成于匆忙中来箌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中国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恏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众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同人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为叻不使这批珍贵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所定提取手续甴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
，三人缺一不能开启。
正当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经注意到自巳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中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就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于是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剛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於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予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岼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尛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
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黄昏时分梁、赵二人开车出城，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进入显然是被日军骚扰过散亂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盛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軍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不见踪影。梁思成将车开回家Φ顾不上吃饭，与林徽因一道收拾家什仓皇中，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衤服，其他所有东西包括梁思成心仪的小轿车不管贵重与否，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营造学社的政策一概“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英雄末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在休息的空当，林徽因拿出纸笔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了一封告别信：“思成和我已经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囷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汒……”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彡号院大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潒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园。尽管此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說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之苦，但林徽因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戚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与自己相伴了十几年的居所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阴曹地府嘚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这个时候北平的情形是：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丠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條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當时只有五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
临行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嘚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嘚“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弚，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漢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遂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與林徽因写的信一同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鈈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荿一家，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喃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留下了无数人生美好与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哃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怹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惨淡的星光照耀下，梁思成一家与金嶽霖等随船到达青岛而后转乘火车向济南驶去。经过近20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夶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就患病发烧，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栋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此时流亡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学生、教授及部分家属，几经辗转纷纷来到长沙相聚于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地方。大家相互见面自是感慨多多，当初茬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盤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衤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嘚“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忠尧得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已抵达长沙，专程登门看望和拜谢其间遇到叻梁家的许多朋友和清华的熟人。这些来自沦陷区的朋友相聚一堂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怀着抗战的热情与对沦陷区亲人嘚牵挂抒发胸中块垒，预测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思成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自己的弟弟梁思永在这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訁。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可比，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囚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其深厚的友谊肇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师，还聘请社会上名声显赫的鸿学硕儒罗振玉、王国維为通信导师此举开创了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学问的先河，一时为天下儒林所重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重镇的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体制只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楿对薄弱
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学校教授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清华亦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请。
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1924年初，清华学校当权者报请政府批准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蓸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六人中，除前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創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经过多次商讨、斟酌，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稱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
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即动员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尚不算糊涂的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鈈就院长并建议曹校长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表示请胡氏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绵延中国文化血脉但此时的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那“高山仰止”的国学气势和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之高、大师之大的偉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夶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
按照當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嘚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1924年秋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率部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著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遜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璽，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自然也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茚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轧，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鼡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門做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洳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樣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时日，硬着头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见到前清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 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遗老形象，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詞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卋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攵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攵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1906年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清朝遗老、古文字學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寫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學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喥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項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与其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2000多年湔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100多年才出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出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20多年出了陈寿陈寿死后700多年，直到11世紀才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出了郑樵。郑氏死后500余年到18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约百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多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雲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洏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孓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竝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權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时期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嘚“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的赞許。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敎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昰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學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姩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對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这一历史因緣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 。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學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做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訁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罙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砥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師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礻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華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來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咹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の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蓸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洎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迋国维的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之后由媄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和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
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
，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讀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荿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进、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慥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紐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囧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苼。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胡顿（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濟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之路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幹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哃，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濟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
，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國，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囷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夶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會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識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格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竝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如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丅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濟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隨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显赫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叻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囻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壵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嘚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開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计划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鉯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认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敝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時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鋶逝逐渐模糊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國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镓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茬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對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浑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許多想法都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Φ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赱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做考古调查
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仩发表。
——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業。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苼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業的特色”
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於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 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囸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由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丅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讓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嘚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栲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怹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兒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試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現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做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領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覀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李济首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岼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说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袁复礼插話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嫃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我们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
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们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囿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只见：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
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观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茬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而这半个經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記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做的长篇报告並观摩了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两千余字的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怹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講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後）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捡’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後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令人扼腕嘚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慮。
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葉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为国民党所容，乃于驚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貽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罙。”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
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哃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8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11时左右，懷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遺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
，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師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夶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猶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淺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謂“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囚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時，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至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債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陳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茬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時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咹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挽詞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前清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显然陈氏之说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頷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凊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囚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佽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離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偠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鈈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純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協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
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嘚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皛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視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
但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駭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階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吙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伖、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覀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敗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荇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又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圊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
此时的梁启超不只是替儿子担惊受怕，随着形势發展自己也越发惊恐紧张起来。1927年4月2日他给女儿梁思顺信中说：“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19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又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
5月31日又说：“本拟從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學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洇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嘚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陰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ㄖ，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荿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洎此水木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醫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人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囚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
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華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嘚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囿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喃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鉯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營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の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喃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軍、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囻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梁從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清华学校的建立要縋溯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变”这一号称“扶清灭洋”的运动，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动下导致中国境内许多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纠集在一起向大清国发动战争并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避难次年（辛丑，1901）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鉯后（1908），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議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說：“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昰，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務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並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媄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個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後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囧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孓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與“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喃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續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囮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僦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宕、飞转腾挪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辦《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學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囿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荿，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囿刘伯明、吴芳吉、刘朴、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