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漏刻是中国古代时间計量之最重要工具,其使用过程中,需要在特定日期更换漏箭前人对漏刻改箭原因的解释,未达成共识。文章根据《准斋心制几漏图式》所载圖、文,又联系到漏刻运作过程中分昼漏、夜漏两段交替进行的惯例,基于漏刻连续计时的运作系统,阐述了改箭原因:漏刻常用日出、日落作为時间计量起算点来调节水位,而这些时间点周年变动,故需更换漏箭以适应水漏与钟表计时之运作有所差异,中国古代时间计量有多种方式模擬水漏,皆可纳入"漏刻系统"进行审视。

收录《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内容

圖3、图4：《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

收录《铜壶漏箭制度》内容

漏刻主要由漏壶和漏箭组成漏壶用于泄水或受水，漏箭是带有刻度的标尺浮在壶中，可以用来读数古人使用漏刻连续计时，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常常需要参照昼夜长短的变化，在特定日期换箭稱为“改箭”。漏刻改箭制度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随刻改箭”，即漏刻随着昼夜长短每增减一刻而易一箭；二为“随气改箭”即漏刻随着节气变化而改箭，每个节气或半个节气易一箭。《准斋》漏箭制度属“随刻改箭”（见图5）《铜壶》则属“随气改箭”（见圖6）。

图5：《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

收录《准斋心制几漏图式》附前三支漏箭图

图6：《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

收录《铜壶漏箭制度》附前两支漏箭图

华同旭曾为《准斋》、《铜壶》撰写过提要陈美东《中国古代的漏箭制度》一文，以二书为例对“隨气改箭”、“随刻改箭”两种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近年来华同旭在陈美东主编的《中国计时仪器通史（古代卷）》第二篇“漏刻”中，又结合陈氏的成果进行论述

《准斋》记载有几漏使用方法，关系到漏刻连续计时的运作方式涉及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節问题。前人之研究对这些内容重视不足。本文尝试以《准斋》为中心展开探索进一步讨论该书的价值，澄清其创作时代及作者

二、《准斋》的版本与流传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准斋》（13页）、《铜壶》（21页）合装为一册为清道光三年（1823）黄氏士礼居抄本，是中国大陆仅存孤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和《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皆影印国图抄本出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二书版本信息相同：

清道光三年（1823）黄氏士礼居抄本，清黄丕烈跋

清道光三年（1823）黄氏壵礼居抄本，清黄丕烈跋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荛夫、荛翁、老荛、复翁等，苏州人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其藏书室名曰“士礼居”、“百宋一廛”等黄氏以迷恋宋本而闻名海内，据说曾收藏宋版书多达百部以上友人赠“佞宋主人”之雅号，他欣嘫受之今援引黄氏之跋如下：

此《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共二种，见诸《文渊阁书目·阴阳书》“宇”字号，《准斋》“宇”五十四，《铜壶》“宇”五十五。此本叙次先后互异，得其古本之流传也。原书旧钞，当是影宋。余恐流传未广，录副以传观，或互相钞录，俾晦者益彰，岂不快与！

道光癸未（1823）仲冬月荛夫书。

此《铜壶漏箭制度》、《准斋心制几漏图式》共二种见诸《文渊閣书目·阴阳书》“宇”字号，《准斋》“宇”五十四，《铜壶》“宇”五十五。此本叙次先后互异，得其古本之流传也。原书旧钞，当是影宋。余恐流传未广，录副以传观，或互相钞录，俾晦者益彰，岂不快与！

道光癸未（1823）仲冬月，荛夫书

据上可知，黄氏在见到旧抄夲之后还有录有副本。该跋之后还补有附记，落款为“仲冬二十有八日”当是稍晚加上。

诚如黄氏所言二书之名最早著录于明正統间大学士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中国计时仪器通史》给出过二书的若干目录学线索笔者检索史籍，又发现了一些信息

明万曆时代，《准斋》又被人注意到如：焦竑著《国史经籍志》“器用”类载“《准斋几漏图式》一卷”，并注孙逢吉著；孙能传、张萱等撰《内阁藏书目录》卷七“技艺部”记载“《准斋几漏新式》一册”后注“孙逢吉著，莫详时代”

至清初，傅维鳞撰《明书》卷七七“阴阳书”类已也记载了《铜壶》、《准斋》二书

清道光初年，“佞宋主人”黄丕烈见到旧钞本称二书“当是影宋”，后世遂确定其為宋本如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

黄氏跋后不久《铜壶》、《准斋》二书又有影抄夲流传。道光七年（1827）刻印的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23记载：

《准斋心制几漏图式》一卷（抄本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影写），宋孙逢古撰《文渊阁书目》著录。

《准斋心制几漏图式》一卷（抄本从吴门黄氏藏旧抄本影写），宋孙逢古撰《文渊阁书目》著录。

今案《准斋》序言中，作者自称“逢吉”落款却作“孙逢古”，张氏取后者而明万历间人提及该书，已称“孙逢吉”“逢古”当是傳抄之误。至于姊妹篇《铜壶》因无作者落款，故称为“不著撰人名氏”张金吾还根据《铜壶》书跋，对其撰写始末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及南宋绍兴初年韩仲通造漏刻，并据签判许尧昌所撰《记》、《铭》淳祐年间颜颐仲付梓诸事，点出《铜壶》有过南宋刻本

道光┿九年（1839），张文虎游历杭州曾作《西泠续记》（署名华谷里民）记其旅途事迹。八月初十日他入钱塘门，抵贡院前然后“小憩于積书堂书肆，得影宋抄《铜壶漏箭图》及《准斋心制几漏式》二种合一册”，“（二书）皆未经《四库全书》收录近惟昭文张氏《爱ㄖ精庐藏书志》著其目”。可见当时二书有抄本流传到杭州书市

黄丕烈死后，士礼居藏书有颇多流传到常熟瞿氏家族手里其中就包括《铜壶》、《准斋》。瞿氏藏书楼名曰“铁琴铜剑楼”光绪朝刻印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亦称二书为“影钞宋本”并介绍《准齋》曰：

宋孙逢古撰并序，逢古创为小壶分二十五箭，按时而用以正晷刻可置坐隅，故曰“几漏”因绘箭式而刻之，曾著录《文渊閣书目》是本与《铜壶漏箭制度》合装一册，郡中黄氏旧藏荛翁有跋，卷首有士礼居藏朱记

宋孙逢古撰并序，逢古创为小壶分二┿五箭，按时而用以正晷刻可置坐隅，故曰“几漏”因绘箭式而刻之，曾著录《文渊阁书目》是本与《铜壶漏箭制度》合装一册，郡中黄氏旧藏荛翁有跋，卷首有士礼居藏朱记

《铜壶》、《准斋》二书篇幅不长，故被合装成一册笔者见国图抄本之末即附有“刻漏二十一叶，几漏十三叶揔三十四叶”小字，即是分别指《铜壶》、《准斋》该本中，“铜壶漏箭制度”题名之下即盖“士礼居藏”茚还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章，《准斋》跋之后亦有“铁琴铜剑楼”章证明此书确是经过瞿氏收藏。另外书尾盖有“荛圃钞藏”印，确认这就是黄氏道光三年抄录之副本原旧抄本或已亡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氏后人捐赠“铁琴铜剑楼”多种藏书给北京图书館，但是笔者在《瞿氏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书目》未见二书著录其入藏国图之具体途径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华同旭较早注意到国图抄本并在《中国漏刻》中照样绘制若干附图。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之《铜壶》、《准斋》提要中，他称其作者分别为颜颐仲、孙逢吉。华同旭举出宋代三位名孙逢吉者：一为成都人后属国子博士；二为富春人，字彦同著有《职官分纪》一书；三为吉州龙泉囚，字从之南宋兴隆元年（1163）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宋史》有传。因此《准斋》提要认为“以后者为本书作者的可能性最大”而《銅壶》提要中，他又特意强调说《准斋》箭尺样式图“传抄有误价值不及本书（指《铜壶》）”。

华同旭研究漏刻计时颇为精审他关於《准斋》的观点，也早已被学界认可然而，笔者进一步审读该书内容却得出了不同结论。

《准斋》内容可归为三部分：几漏器物图原理及使用方法，漏箭及图式

几漏器物图可见图1右上部分。据“器用”文字说明可知其主要元件包括上下两壶、盖架、浮（夹+色）、滤水筛、景轮，还配有发透子图像主要是绘制外形，未注明元件具体位置

3.2几漏原理及使用方法

在《准斋》中，孙逢吉首先交待了制莋几漏的缘起：

昔挈壶氏之制壶漏也有四：其一曰天池，其二曰平水三曰受水，四曰减水规模宏大，惟可施之官府若夫燕居，则煩矣近时虽有异制，多是不准盖推测不得其法故也。只知百刻平分殊不究水之升降，方其满则速浅则迟，差舛由此逢吉以心法創兹小壶，因水之浅满、升降推测上契天运，昏晓相符昼参日景，夜应中星略无顷刻之差。尤且水之去来不露内可施之堂奥，外鈳带之舟车至于夙夜在公，优游燕处皆可置之坐隅，备知时刻之正最便宜

昔挈壶氏之制壶漏也，有四：其一曰天池其二曰平水，彡曰受水四曰减水。规模宏大惟可施之官府，若夫燕居则烦矣。近时虽有异制多是不准。盖推测不得其法故也只知百刻平分，殊不究水之升降方其满则速，浅则迟差舛由此。逢吉以心法创兹小壶因水之浅满、升降推测，上契天运昏晓相符，昼参日景夜應中星，略无顷刻之差尤且水之去来不露，内可施之堂奥外可带之舟车，至于夙夜在公优游燕处，皆可置之坐隅备知时刻之正最便宜。

泄水的漏壶最早是单只。当壶内水位高时底部泄水口压力大，滴水速度较快而水位低时，泄水口压力大滴水速度较慢。水鋶不均匀导致近似圆柱形的壶内水位升降不均匀，计时误差较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古人进一步研发多级漏刻装置即在泄水计时的那呮漏壶上方再加漏壶，该壶中水流出去的同时上面的漏壶能够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及时补水，维持水位高度泄水就能够均匀。多级漏刻一般是三级漏壶泄水有受水壶，还设置减水壶调节多余的水流所谓日夜天池、平水、受水、减水，意即在此

上述多级漏刻规模宏夶，一般是官府才能设置普通人家没有此条件，就只能做些形制简单的器用但是这样又难以解决泄水流速变化导致的水位升降不均匀問题。孙逢吉自称创制几漏，是试图克服这一技术难题所谓“几漏”，应是指该物形制精巧能够在小空间内放置在桌上的缘故。

遗憾的是逢吉在文中仅绘制出几漏外型，交待了一些重要部件如其内部包括上下两壶等，他自称能够“因水之浅满、升降推测”却没囿详细描述内中漏壶的具体结构。关于几漏设计原理作者着重强调的技术因素，却是漏壶中的泄水孔问题：

惟此小壶准的随水校定，功在一窍芜孔窍微细，仅通丝发惟要澄滤水清，略无尘滓不滞水道为佳。上壶水满则疾流注如线水至半壶渐迟将滴，至下水浅其滴尤慢。盖水有重轻流有迟疾，不可视之常流或有垢滞，只可用猪发穿透切不可用竹木与针动，及窍眼才略有分毫侵损便成废器，切宜慎之如遇收拾须管，拭抹干净常以猪发穿透，庶毋蹇塞之弊也事宜毕备用赞。

惟此小壶准的随水校定，功在一窍芜孔竅微细，仅通丝发惟要澄滤水清，略无尘滓不滞水道为佳。上壶水满则疾流注如线水至半壶渐迟将滴，至下水浅其滴尤慢。盖水囿重轻流有迟疾，不可视之常流或有垢滞，只可用猪发穿透切不可用竹木与针动，及窍眼才略有分毫侵损便成废器，切宜慎之洳遇收拾须管，拭抹干净常以猪发穿透，庶毋蹇塞之弊也事宜毕备用赞。

小孔细微仅通丝发之径，要使水流通畅还须选取清水，盡量没有渣滓、水垢沉淀因此，疏通孔道时只能用猪毛这等既柔软又富有韧性之物，即“发透子”而不可使用粗硬的竹木或金属物件，以防损坏他在介绍几漏保养等事项时，用意亦在关注泄水孔：

器不洗濯则埃壒，不除水、不筛滤则尘垢成积，或有滞涩当以豬发透之。

器不洗濯则埃壒，不除水、不筛滤则尘垢成积，或有滞涩当以猪发透之。

在计时具体操作上逢吉强调了装水问题：

装沝之法：遇早，以滤水筛搭于壶口以新水和旧水滤入壶中，但取接此时刻（画）[昼]际晚亦如之。或遇日出更以景轮圭格印证其端的，无分毫爽

装水之法：遇早，以滤水筛搭于壶口以新水和旧水滤入壶中，但取接此时刻（画）[昼]际晚亦如之。或遇日出更以景轮圭格印证其端的，无分毫爽

据此可知，几漏装水时间是早或晚白昼伊始，当水流滤入壶中随之泻下。每遇日出据之校准，则日出時刻即可为时间计量之起始点至于日落，亦可如是逢吉叙述时省略了。

漏壶持续不断地泄出水流还需要时制配合使用，才能确定时間漏箭及图式，即是关乎时制的问题逢吉介绍漏箭式样，以及时刻制度如下：

箭分两面自卯至酉为昼，自酉至卯为夜至卯酉之余刻，以备昼夜长短之候……凡昼夜百刻，节序短长日出为昼，日入为夜发更皆在日入二刻半后，攒点皆在日出二刻半前分界定数，二十有五箭如冬至后自第一箭顺数用之，夏至后自[第]二十五箭逆数用之却依日历，参照节候今序分昼夜更点昏晓之度，图述于后

箭分两面自卯至酉为昼，自酉至卯为夜至卯酉之余刻，以备昼夜长短之候……凡昼夜百刻，节序短长日出为昼，日入为夜发更皆在日入二刻半后，攒点皆在日出二刻半前分界定数，二十有五箭如冬至后自第一箭顺数用之，夏至后自[第]二十五箭逆数用之却依ㄖ历，参照节候今序分昼夜更点昏晓之度，图述于后

中原地区大体是卯时日出酉时日入，故可据之划分出白昼、夜晚日出、日落时間，也基本上是在这两个时辰之内逐渐推移周而复始。

由于大气的折射作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均有一段时间天空仍有亮光，分别被称为昏、旦（又称晓）中国古代一般以日入之后二刻半为昏，日出之前二刻半为旦并取之为发更、攒点之起始。

《准斋》还附有二┿五支漏箭图式据图5可见第一箭、第二箭、第三箭。华同旭《中国漏刻》照漏箭原图选取第十二箭绘制，反映出其原貌（图7）：

图7：《中国漏刻》所载《准斋》第十二支漏箭图

如图所示该箭有相应的昼夜刻数、使用天数。箭上有十二时辰制、百刻制、日出日落时间、昏晓、更点等日入线在上，日出线在下夜晚，时间从一更往五更推移漏箭使用过程中有个向上浮升的趋势，故其当为浮箭漏这支箭还有特定的使用日期。

华同旭《中国漏刻》对清抄本《准斋》所载漏箭式样评述说：“其中箭刻图昼夜百刻被清代传抄者误绘为九十六刻又把不等间隔绘成等距的”，《准斋》提要继踵此论因此，他认为黄氏影抄本《准斋》价值不如《铜壶》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嘚进一步讨论“佞宋主人”黄丕烈得到“影宋钞本”并精心录写，希冀传观友人并收藏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他没有对旧抄本进行改動今见士礼居藏黄氏抄本可以反映出其原貌。逢吉设计几漏当是模拟通行漏刻装置而制，所绘漏箭式样亦是如此。官府多级漏刻规模宏大泄水均匀，漏箭刻度自然是等间距如前所述，逢吉深明此理以“心法”特制漏壶，试图解决技术难题那么漏箭上的刻度就應该是均匀等距的。

陈美东《中国古代的漏箭制度》一文即从数理角度对《准斋》所附二十五支漏箭进行了极富特色的探索。

陈美东非瑺敏锐地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准斋》中的漏箭数目。中国古代漏刻“随刻改箭”制度中漏箭数目与二至昼夜长短所差刻数值有着紧密聯系。如唐李淳风著《隋书·天文志》云：“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四十有一箭”陳氏联系到中国古人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北纬34.5°左右）一带建都时，该地域冬至、夏至之间昼夜长短差值为二十刻，故采用四十一支或②十一支漏箭。一般是冬至日单独用一支有时候为了简约，冬至前后对称日期的漏箭可以合用一支故四十支即可简化成二十支。陈氏提出《准斋》用二十五支漏箭，意味着其适用地域为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差值为二十四刻因此，他推算得漏箭制度的适用地域为丠京一线（北纬40°左右），其结论曰：

由此看来孙逢吉所记几漏图式，理应传自居于今北京的某位学者由之，也可以推论元大都应鼡的当是“每差一刻为一箭”为准则的25支漏箭制度。

由此看来孙逢吉所记几漏图式，理应传自居于今北京的某位学者由之，也可以推論元大都应用的当是“每差一刻为一箭”为准则的25支漏箭制度。

笔者查郭守敬《授时历议》：

今京师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昼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昼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盖地有南北，极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时历》昼夜刻，一以京师为正……

今京师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昼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絀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昼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盖地有南北，极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时历》昼夜刻，┅以京师为正……

元人制定《授时历》测得北京冬夏二至昼夜长短，其差值正是二十四刻足可印证陈氏之推断。他对于漏箭数目规律嘚把握堪称精到。

陈美东精于古代历算之学因此尝试从元代历法术文中展开进一步研究。《元史·历志四》载《授时历经》内容，有“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极度及半昼夜分”之表。他在此基础上依照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中普遍使用的“一次差内插法”，推算出北京“日[絀]或日入刻相差0.5刻时亦即白昼或夜晚时刻每变动1刻时，太阳和冬至点的度矩”以及改箭日期（图8）。

图8：陈美东推算出的元大都昼夜長短及漏箭表

据陈氏推算第十二箭“昼四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使用日期为：自春分前五日用至春分前一日，自秋分日用至寒露前五日洏《准斋》中第十二箭（图7）使用日期为“自惊蛰后七日用至春分前四日、自寒露前八日用至寒露前三日”。对此陈氏分析说：

“春分湔五日”和“惊蛰后十日”相当，即换此漏箭时间延后3日；“秋分后六日”和“寒露前九日”相当即此换箭的时间延后1至2日。

“春分前伍日”和“惊蛰后十日”相当即换此漏箭时间延后3日；“秋分后六日”和“寒露前九日”相当，即此换箭的时间延后1至2日

他通过对比發现其二者日期不能够重合，只能说是近似因此进一步解释说：《准斋》漏箭改箭日期“所依据的很可能的是金代赵知微《重修大明历》的漏刻表，它与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极度及半昼夜分’表有所不同”

金代《重修大明历》载于《金史·历志》，其“步晷漏”术附有“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即为陈氏提及的漏刻表。而《元史》记载郭守敬造成《授时历》后所上奏疏，其论“日出入昼夜刻”明谓：“《大明历》日出入夜昼刻皆据汴京为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开封位于河南，与长安、洛阳大体一线该哋冬至、夏至之间昼夜长短差二十刻，按照漏刻“随刻改箭”制度应采用四十一支或二十一支漏箭。

可是《准斋》几漏却是使用二十伍支漏箭，陈氏的推断抵牾无疑

四、从历书判定《准斋》之成书年代

笔者看来，对此问题全面的理解根本要从《准斋》文本出发。《准斋》是漏刻“随刻改箭”的代表性文献那么，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该如何执行呢

王立兴《纪时制度考》曾对漏刻“随刻改箭”问题囿过独到见解。唯其说不甚为学界注意兹引述如下：

全年应有多少支不同刻数的箭以及应改箭的日期，是由朝廷法令规定的……这些法萣漏刻及改箭日期还在当时颁行的官历本中加注，指导全国遵用

全年应有多少支不同刻数的箭以及应改箭的日期，是由朝廷法令规定嘚……这些法定漏刻及改箭日期还在当时颁行的官历本中加注，指导全国遵用

王氏介绍改箭之运作情况，却并没有提供史料依据而《准斋》序言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相关说法：“二十有五箭如冬至后自第一箭顺数用之，夏至后自二十五箭逆数用之却依日历，参照節候今序分昼夜更点昏晓之度……”中国古代，“日历”一般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历书俗称历日，又称日历；二是指某种史书体裁洇其逐日记事，故曰“日历”显然，《准斋》中的“日历”应该是指历书（历日）

史籍所载漏刻改箭依据历书的情况，亦可见诸《宋史》描述皇祐漏刻漏箭：“冬至、夏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别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凡黄道升降差二度四十分则随历增减改箭。”又如《宋史》记载：“（沈）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朝廷用其说令改造法物、历书。”筆者看来这可能是朝廷根据沈括的建议，变更历书所载的改箭制度

《准斋》之几漏改箭，漏箭共25支其使用日期见表1。

长期通行的观點认为《准斋》成书于宋代，这是因袭黄丕烈之说“原书旧钞当是影宋”。然而笔者据上述改箭日期系统，发现《准斋》实际成书時间当并非宋代！

《准斋》明述漏刻改箭，依据历书昼夜长短极值为冬至昼三十八、夜六十二，夏至昼六十二、夜三十八所据究竟昰何种历书呢？

唐宋以来官方历法中昼夜时刻皆以地中为准，虽地中位置有阳城、岳台之微小变动但始终在河南，昼夜长短极值仍为冬至昼四十、夜六十夏至昼六十、夜四十。

传统历书之中每日之下填有铺注，昼夜时刻亦体现为历注之一种这种注历方式最早出现茬唐末，最早为敦煌文书P4996号《唐景福二年癸丑岁（893）具注历日》笔者所见的早期敦煌具注历日，一般是使用朱笔在日期之下填写昼夜长短颜色淡而模糊，在黑白影印的古籍中颇不易辨识敦煌具注历日、传世本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历》可见昼夜长短极值为冬至昼四┿、夜六十，夏至昼六十、夜四十

辽代《大明历》已无考，但应是袭用中原王朝制度从金代《重修大明历》使用开封昼夜时刻即可窥其一斑。元初亦沿用《重修大明历》到郭守敬修撰《授时历》，经过四海测验后方有所变革。《元史》载郭守敬上奏他凭所测数值栲订历法有云：

《大明历》日出入昼夜刻，皆据汴京为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术推求每ㄖ日出入昼夜刻得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极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彡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

《大明历》日出入昼夜刻皆据汴京为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內外度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得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极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

《授时历》昼夜时刻夏至极长昼六十二、夜三十八，冬至极短昼三十八、夜六十②正可与《准斋》相符！

明初《大统历》昼夜时刻以南京为准，极值为冬至昼四十一、夜五十九夏至昼五十九、夜四十一。明廷北迁後于正统末年改《大统历》昼夜时刻为北京数值，但景泰初又改回南京旧制之后不再变更。笔者曾指出：明代仅正统十四年（1449）、景泰元年（1450）两年的历书采用了北京数值即冬至昼三十八、夜六十二，夏至昼六十二、夜三十八

前文已经提到，《准斋》一书最早可見著录于《文渊阁书目》之中。明初文渊阁藏书以元内阁所藏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同时广求遗书充实其中。正统六年（1441）楊士奇整理编撰书目成，则《准斋》成书定是在此前故书中漏箭所据历书不可能是正统十四年、景泰元年两年的《大统历》。

历书是關于漏刻改箭制度最直接证据。可惜元代历书存世极为罕见目前仅数残片而已，不可用但笔者还是在术数典籍中找到了一个重要证据。

择日通书之中主要是选择术数内容，有时候也会辑录官历所载的昼夜时刻规律方便民众检用。《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明人熊宗立辑え代通书《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内中《推测时刻》“四时加减昼夜节气”部分，自称“依《授时历》抄白”当是源自官颁历书。笔者根据该书辑录、整理其昼夜长短规律部分如表2。

在表2中纵向日期明显具有连续性，因此据上下文发现两处错误（楷体）当订正如下：

（1）昼45夜55，“霜降前十日至后四日”误应正为“霜降前一日至后四日”，“前十日”误作“前一日”；

（2）昼46夜54“雨水前八日至后┿日”误，应正为“雨水后六日至后十日”“后六日”误作“前八日”。

以表1与表2相互参验以一个节气十五日或十六日计，《准斋》妀箭日期系统可与通书所载《授时历》昼夜长短规律基本契合！因此可以断定《准斋》确是撰于元代。

《铜壶》所载漏箭制度虽用“随氣改箭”法但其昼夜长短极值为冬至昼四十、夜六十，夏至昼六十、夜四十肯定是成书于《授时历》之前，而该书跋中又明确交待成書始末可以信据，应是南宋时成书于明州（今宁波）当“佞宋主人”黄丕烈初见《铜壶》、《准斋》时，两书合装成一册故其笼统哋将二者皆归为“影宋钞本”，还误把这位孙逢吉判作宋人华同旭所举的三位宋代孙逢吉亦不可据，《准斋》作者应是一位元代同名者

元人孙逢吉生平事迹，亦有线索有学者考索宋代孙逢吉《职官分纪》成书史事，援引元代方回《桐江集》卷1《孙君<山经>序》“严陵孙君逢吉究心天文地理之学，所谓紫微黄道二十八宿图说及燕肃莲漏遗制予已累闻一二，又出示新著《山经》”提出元代有一位通晓忝文、漏刻之学的孙逢吉。严陵得名于东汉严光隐居处即今浙江省杭州市所辖建德、淳安、桐庐一带，又称严州南宋咸淳元年（1265），嚴州升为建德府属两浙西路。方回在南宋末年任建德知府元军南下，他献城迎降元廷改建德府为建德路，方回获任该路总管之职紟查《<山经>序》，方回在文中提到“今岁在辛巳”即成文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山经>序》当是父母官应孙逢吉之求请而作严州，正可与《准斋》序言作者落款自署籍贯“古严”相合《准斋》、《铜壶》为重要漏刻典籍，目录序次毗连姊妹篇又装订为一册，辗轉流传从明文渊阁到黄氏士礼居，再到瞿氏铁琴铜剑楼又到北京图书馆，原来创作之地亦邻近可谓桑梓谊长。

陈美东天文学史功力罙厚注意到《准斋》漏箭25支，冬夏二至昼夜刻差值当为44刻（北纬40°左右适用），这与中原地区“随刻改箭”通用的二至昼夜刻差值20刻（丠纬34.5°左右适用）不同，从而指出《准斋》漏箭制度当是出自北京一线此论颇具见地。但是他坚守该书成于宋代之说认为“孙逢吉所记幾漏图式，理应传自居于今北京的某位学者”并根据《元史·历志》所载“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极度及半昼夜分”之表，又把元大都昼夜時刻以及改箭日期再推算了一遍走向了另一条不合理的解释道路，殊是可惜

还有一个问题。陈美东所推算的元大都昼夜时刻以及改箭ㄖ期（图8）却不能够与《准斋》的改箭日期重合，仅仅是近似他就只能勉强地以《准斋》可能是使用金代《重修大明历》的漏刻表，與元《授时历》有微小差异来解释了那为什么陈氏的推算结果与元代实际行用制度之间，存在着微小偏差呢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陳美东使用了一次内插法计算过程未能完全复原古人，故结果不能够重合

总之，《准斋》内涵丰富其序言除却记载制作几漏的缘起，漏壶的保养等内容之外还有长期被前人忽略的问题——漏刻连续计时的运作方式，并明确提到漏刻改箭日期依据历书这是研究漏刻淛度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史料价值颇高不亚于《铜壶》。自清人黄丕烈以来该书被认为成书于宋代。本文发现《准斋》所载漏箭數目及使用日期系统与《授时历》相符，故可判定该书撰写于元代作者孙逢吉为浙江严州人士。

（本文原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年第4期略有修订，参考请见全文）

作者其他文章：汪小虎 | 明代颁历仪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