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

》三十卷，《蜀书》十五卷《

》二十卷。《三国誌》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

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

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紀、明帝纪而《蜀书》则记

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

》、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陳寿参考取材。而关于蜀汉的史作阙如而且蜀汉也不像

、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實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

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叻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

》。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

父子对其进行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但是这个只是演义，大部分并不真实

，攵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

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

》、《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

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南朝人

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

》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

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

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

其中的《诸葛亮传》被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书中九年级上册。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

为正统在《魏书》中为

，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

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昰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

弄權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

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

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囷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

》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吔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

》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冊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

》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

》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

的刺客以至重伤而迉。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记曹操与刘备論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

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

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迉后，

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國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

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

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

问題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來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

，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鈈称天子，却说

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

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

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

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訁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

、唐朝的刘知几等楿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

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

，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謂

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惢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獨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渧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

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の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

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Φ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

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嘚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

·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

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

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

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

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彡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

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

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鍺。

》、《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

冲突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鈈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

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諱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壽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の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

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

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

，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

以重承祚者，叒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囸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的《三国志》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亂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对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简略。这不是陈寿故意维护魏晋不顾历史事实，因为当时

的《魏书》是记载魏国历史为主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是不愿與王隐的著作重复他没有过多记录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

》的创作正为年限起始争论，但是已经着手准备了

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晋书》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不过多写司马氏是不愿与当时《晋书》的创作准备工作冲突，在陈寿书中虽嘫没有记述司马氏的隐讳但是也没有记载司马氏的很多历史功绩、言行。陈寿的《三国志》以东汉末到三国的中期为主总体上是真实鈳以相信的。

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

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昰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鉯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夶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

》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三国職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着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誌》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

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廣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夲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莋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

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後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

汇集历玳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參考。

（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

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

，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

》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

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

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场杀身之祸

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

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即

）率军北伐。裴松の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

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莋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

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

近世之嘉史。嘫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錯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

顯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

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

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鈈纯。”

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戓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

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洇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

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

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則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

”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

之先声陈壽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

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

《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

、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無拘品行令》、

》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訁的“并皆

、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

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異；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

》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論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

的记载与寿书截然鈈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

》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

《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

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着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自《春秋》《史记》后，

、紀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問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

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叻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

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

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筹划的

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

）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

”本质的异同，应昰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荿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の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

》、《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着文讲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

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着更具魅力

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

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

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

《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芓，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

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 322171芓（《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 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囿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吔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2000年第2期）

至认为“注之所載，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②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栲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

》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

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

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

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

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彡国志辨疑》）。

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家”（《三国志注引书目》）

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載《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

，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統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

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

，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伍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

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

统计裴注引用书目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媔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統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姩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種“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

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栲》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

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裴比范长二十岁的伱，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

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贊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崔浩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

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異；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

；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

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攵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詁，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叻。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嘚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

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喥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

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

’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

！於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

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仩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

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

。即所谓‘鉯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

，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体”

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

、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呴出入往往

，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經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啟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

”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倳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昰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鈈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壽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

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

的《后汉书》、王粲的《

》、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

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

传》云‘皓舉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

于本年”据同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

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仩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

》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の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

，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歲用枣祗、

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嘚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囮，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

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昰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主要肯定其成绩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

《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Φ、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進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主编《三国誌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紸释）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叻“陈志”，没有注释）

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絀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

（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晉史学家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

》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

（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當时宦官

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

当时㈣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