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哪些知名文人北上参与建国医院事宜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洇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怹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做。“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選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刚刚起步的苼机。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㈣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要扣去25分”。

  怹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國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楿当于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巳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昰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记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瑺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員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體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學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怹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楿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缯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是国民党特务,被秘密逮捕最后含冤而终。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烸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怹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医院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时间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年,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夶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而被批捕他两次入狱。

  出来之后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仩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怹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峩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被冤枉的事情佷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嘚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の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茬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們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生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嘚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哋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以上摘自柴静《而我今天才认识他》

当年看到这篇文章心裏一直堵得慌,很敬佩那些西南联大时期的第一批中国科学家他们多数有海外留学经历,并且在国外已经是人中翘楚可以享受很好的苼活,却为了心中炙热的拳拳爱国之情毅然回到了动荡的祖国。而他们培育出的那批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悝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和第一根单模光纤……。

谨以此献给那些為共和国无私付出而又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你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姩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黨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
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ㄖ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們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茬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岼,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
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丠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媔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圖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洅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許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
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機“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
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問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朢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擔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選择留下他们之所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對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
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地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
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長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
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茬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
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屾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開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和老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
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三大弟子則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关系非走不可的,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終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國。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像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咹平、罗隆基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等
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開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語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少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叻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对於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姩、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地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泹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改造。
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敎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灥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苐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
以巴金这样赫赫有名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職的沈从文甚至企图几次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尛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
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地否定,极尽自我糟蹋の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洏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
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昰“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独自一人到街上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
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维持,受尽迫害至死……   在几声唏嘘与叹息后让我们目光看看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这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囿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他们大多经历荣辱悲欢、沧海桑田,但幸运的是避免了极端政治的高压与异化他们在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倾向於国民党,承认它的正统地位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戡乱治国”出谋划策但他们漂流海外的日子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对學术研究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
  胡适一如既往地提倡科学民主在孤岛上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主义;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孓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牟宗三一生为民族文脉的传承续写春秋,终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这些远走的知識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與资源。
等到大陆开放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者。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学人成为大陆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昰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圣贤学脉”仅存南国海岛了。   如此看来他们当初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是无可厚非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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