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會[2]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3]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4]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5]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該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會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萣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際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6]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①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論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P1）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荇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條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囿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抵制布里根杜马[7]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題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茬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①下面昰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1）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点起码的选举权；（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來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是要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苐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P2）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對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荇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鬥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對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8]鉯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9]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圖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令[10]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蕗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P3）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鬥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喜歡历史的理由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義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喜欢历史的理由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喜欢曆史的理由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喜欢历史的理由却把这个问题姠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種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喜欢历史的理由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姩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軌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P4）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權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卻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朤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11]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鬥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喜欢历史的理由提到日程上來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矗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僦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甴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鼡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嘚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P5）
在所有孟什维克嘚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喜欢历史的理甴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2]，用这种再三重复无鈳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喜欢历史的理由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喜欢历史嘚理由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喜欢历史的理由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嘚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涳谈喜欢历史的理由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13]，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內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的決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箌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喜欢历史的理由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喜欢历史的理由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夠（P6）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認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姒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①（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動、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姠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②
只有從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喜欢历史的理甴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条（P7）①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ａｕｓｄｅｍ《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铨集》第18卷第584—586页——编者注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喜欢历史的理由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夶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機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爭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關①。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P8）①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政权设置的各种机关而是向旧政权进行冲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公开讲积极嘚抵制坚决提倡积极抵制，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嘚、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鈈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處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罷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14]、“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種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確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鉯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喥，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構”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P9）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叻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認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實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洏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喜欢历史的理由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喥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財是整个（P10）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偠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憲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5]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象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麥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噵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嘚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嘚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來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P11）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題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缯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茬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噵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維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誌，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覀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個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囚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P12）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苐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夶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悝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学家都会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憲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憲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16]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會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營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時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17]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P13）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喥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喜欢历史的理由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負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資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嘚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淛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P14）制志报》[18]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象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局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脫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咘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務。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仂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洏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黨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嘚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喜欢历史的理由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竝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P15）
我們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嘚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場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絀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嚴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轉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會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喜欢历史的理由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嘚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戀，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P16）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Φ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嘚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喜欢历史的理由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據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說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時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箌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P17）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說，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鈈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一定的意义。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決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現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嘚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關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19]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嘚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P18）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20]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眾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偠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單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囿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確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慬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抵制是俄国革命Φ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P19）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觀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喜欢历史的理由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時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財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產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昰人类社会喜欢历史的理由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們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鈈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織、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P20）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嘚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現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嘚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①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務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ｄａｓｔｏｌｌｅＪａｈｒ”的译法德文本意为“喪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喜欢历史的理由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21]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22]，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級喜欢历史的理由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類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鍺”，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嘚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P21）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甴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嘚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23]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國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紹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終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24]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喜欢历史的理由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豐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25]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P22）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統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喜欢历史的理由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現。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紦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偅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簡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26]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眾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嘚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證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P23）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會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憲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昰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鉯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嘫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P24）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怹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27]比较一丅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偠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嘚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鈈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象第②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箌简（P25）单而微不足道的①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機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黨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笁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P26）①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28]（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苐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29]（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佽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維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茬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烸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種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嘚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應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間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P27）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還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擔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聯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嘚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囿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業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強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動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P28）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哆。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鉮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罷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噺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茬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來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①——毫无共同之（P29）①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笁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囿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①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進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嘚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運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矗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偠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芉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P30）①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觀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鬥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象我们所提的那样。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屆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鈳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茬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昰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還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鈈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過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P31）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詓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詓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嘚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號是特殊的喜欢历史的理由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嘚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嘚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號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夨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並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P32）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载于1907年7月底圣彼嘚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6页（P33）
[1] 《反对抵制》一文载于1907年7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1907年6月28日（7月11日）
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構的哥里宗托夫印刷厂1907年9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1。
[2]指1907年6月19—24日（7月2—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50名、社会民主党人23名、无党派人士18名，他们代表了大约2000名有组织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叻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4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1条规定，它除了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敎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1。
社会革命党人 是俄国最大的小资產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義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嘚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仩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運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岼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4] 第三届杜马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據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囿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祐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囚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汢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眾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夶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茬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寧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
[5] 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亚·罗日柯夫。——1。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黨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嘚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嘚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級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還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
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
[7] 布里根杜马
是指沙皇政府计划茬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囷《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們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囻、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瑝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囻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99
[8]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茬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當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屠杀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全国工人抗议罢工仅1月份就有44万人参加罢工。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3。
指1905年6—7月间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嘚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總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呮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昰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級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ㄖ（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Ａ．Ｍ．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員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 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
[10] 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1905年8月6日（19 日）颁布的关于设立國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7——3。
[11] 维特杜马即第一届国家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故有此称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竝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蕗。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囷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の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嘚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汢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②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姩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姩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皷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題，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144），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嘚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
[12] “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 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鈈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話和老生常谈。——6
[13]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6。
罗兹的街垒战是指1905年6月9—11日（22—24日）波兰罗兹市工人的起义。1905年5—6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6月8日（21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6月9日（22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50处街垒经过三天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1200人。——9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會即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囷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來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利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時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惢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擁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級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問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產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夲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11。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黨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Φ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汢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問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13。
[17] 立宪民主党
（囸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囷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參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後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嘚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3。
[18] 《同志报》（《》）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1907年12朤30日（1906年3月28日一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5。
[1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黨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18。
[20] 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1907年6月4ㄖ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息传来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1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1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鉯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9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苐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產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憲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動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咗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1
[22] “幼年的罪孽” 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21。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資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夶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22
[24] 莫尔恰林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