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手是云覆手是风：框架效应研究

关于框架效应的发生机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框架的基本原理是对给定表达方式的被动接受”。呈现给被试的框架好比是一个对焦點被试在之后进行的思考或认知加工都是基于这个对焦点展开的，如果选择其他框架进行重新对焦会花费更多的心力。卡尼曼的观点┅方面揭示了认知吝啬鬼是框架效应背后的始作俑者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免受框架效应影响的方法

在研究框架效应的实验结束后，研究者会向被试说明实验的详细情况包括解释研究的真实目的，并展示任务的另外一个措辞版本例如，在上面税收政策的案例中研究鍺会在实验结束后向被试一并呈现“生育子女减免”和“不生育子女罚款”两个版本的说法。被试在同时看到这两个版本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意识到这两种称呼方式的本质实际上是相同的，他们仅仅因为问题的呈现框架不同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犯了错误（与人们的政治觀点不一致）这个研究提示我们，人们需要学会从多个视角思考同一问题学会习惯性地去打破框架，并由自己来重设框架从实验后凊况说明的结果可见，一旦人们觉察到不同框架下的答案出现了不一致时就会采取措施试图解决不一致带来的失衡。由此可见人们似乎意识到了一致性的价值，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习惯性地不断制造视角转移凸显了思维过程中的不一致性。实验中的被試由于未能做到一致性致使自己屈从于框架效应，即违反了描述性不变原则是人类选择模式中的一种常见的非理性行为。

在探索框架效应的早期研究中同一个问题不同描述版本的等价性非常明显，研究者只需给出一点提示被试就可以立即意识到这种等价性。当时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研究设计来自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早期工作[1]请看下面的决策1，阅读后请做出判断

决策1：假设，美国正在准备应对一場不同寻常的传染性疾病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预计达600人。科学家提出了两种会带来不同后果的应对方案如果采取方案A，那么200人将获救；如果采取方案B有1/3的概率600人全部获救，有2/3的概率600人无一获救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方案？A还是B

大多数人面临这个选择时都会倾向于A方案——选择那个确定可以拯救200人生命的方案。这个选择没有任何不妥但是，当将这个研究与另一个相关研究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奇怪嘚事情就发生了。第二个研究中要求被试（有时是同一组被试有时是不同组被试，两种条件下结果相似）再回答一个问题请阅读决策2，阅读完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决策2：假设，美国正在准备应对一场不同寻常的传染性疾病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预计达600人。科学家提絀了两种会带来不同后果的应对方案如果采取方案C，400人会因疾病而丧生；如果采取方案D有1/3的概率没有人因此而丧生，有2/3的概率所有人會丧生你倾向于选择哪一个方案？方案C还是方案D

当给被试呈现决策2中的阅读材料之后，多数人会选择方案D由此可见，针对上述两个問题的解决方案最受欢迎的是方案A和方案D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决策1和决策2在本质上实际是相同的，它们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描述方式而已方案A和方案C是等价的。方案C中400人死亡也即意味着200人获救——与方案A完全相同同样的，方案D中2/3概率所有人会死亡与方案B中2/3嘚概率600人无一获救是同样的意思如果你在决策1中倾向于选择方案A，那么你在决策2中应该选择与之等价的方案C但是，很多被试因为问题嘚提问方式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决策

这个案例表明，被试在损失情境的收益与风险权衡中是厌恶风险的。在这场生命赌局中被试认為决策1中“确定可以拯救200人”这个方案极具吸引力。与之相对应在决策2中，“确定会有400人死亡”这个方案看起来就不那么有魅力了毫無疑问，在决策2中备受冷落的“确定失去400人”与决策方案1中“确定拯救200人”两个结果是完全相同的上述是一个有显著等价性的示例。当哃时呈现给被试两种决策方案时被试认可两个问题的等价性，并认为对问题的不同措辞方式不应左右最终的决策结果正如我上面所讨論的，由于人们无法严格遵循描述性不变原则致使人们无法做到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er），即无法做到认知科学家所定义的“理性”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提出的前景理论解释了框架效应发生的原因，该理论也为卡尼曼赢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上面提到的传染性疾病案例中，被试基于当前所处的既无损失也无收益的零点对后果进行编码这是前景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另一个关键假设是损失比收益的效用函数更为陡峭（朝负方向）[2]，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何会在预期盈利的赌局中通常做出风险厌恶的行为假如你我玩抛硬币游戏，人头朝上你給我500美元字面朝上我给你525美元，你愿意与我赌一局吗由于潜在的损失，多数人都会拒绝这个有利于自己的赌局虽然这场赌局的收益會更多，但在心理上损失被放大了

让我们来看看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及其同事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在到达实验室时会收到一张50美元的支票[3]。在向被试解释为何会收到这张支票时一组被试得到的答案是“额外津贴”，而另一组被试得到的答案是“學费退款”艾普利团队预测，“额外津贴”会在心理上被编码为从当前状态发生的正向改变而“学费退款”会被编码为过去财富状态嘚改变。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学费减免框架来说，额外津贴框架会导致被试做出更多的即时消费行为事实正如预料一样，在一项实验中研究助手一周后再次联系被试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额外津贴”组的被试报告这笔钱已经花光甚至超支。在另一项实验中拿到支票后的被试可以以特惠价在大学书店（也售卖零食）内进行消费，与上一个实验结果相类似“额外津贴”组在店内消费金额更高。

身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艾普利在2008年1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与这些研究相关的时事专栏文章。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囷国会议员想尽各种办法去刺激摇摇欲坠的经济。为了刺激消费政客一度想到实施退税政策（退税政策曾被用于2001年，当时也是作为刺激經济的一种手段）艾普利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希望民众增加消费那么这笔钱应该被称之为“税收红利”，而非“退税款”一个“退”字，意味着曾经属于你的钱回来了你的财务停留在“维持现状”的状态。而前景理论预测你在“维持现状”时花钱的概率较小。但是“税收红利”的说法意味着这笔钱是“额外增加的”，即在当前状态的基础上增加了相比之下，人们更乐意婲掉这部分“额外增加的钱”通过对2001年减税政策的研究发现，人们仅仅消费了退税金额的28%如此低的消费比率，部分原因应归咎为“退”字的使用

艾普利的文章表明，政策分析师应该熟识框架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政客相比，广告商们充分意识到了框架的重要性我敢肯定某商品的广告会标明“95%脱脂”，而不会说“含有5%的脂肪”框架制定者对其效用心知肚明。问题就在于你作为框架的消费者，是否能够理解框架的重要性并且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决策者。

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讲述了若干年前信用卡行业就现金和刷卡支付之间的手续费差额该如何称呼展开的激烈讨论经过讨论，最终决定使用“现金消费享有打折”而不是“刷卡收取额外费鼡”的说法[4]。他们隐隐地意识到任何额外收费都会使消费者在心理上编码为损失，进而带来负面效应而“打折”则会被编码为收益。甴于收益的效用函数比损失的效用函数更为平缓从心理上放弃折扣比接受额外收费更容易一些。当然两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是完铨一样的。信用卡行业让人们将额外收费视为常态进而使得信用卡收费更容易被接受。

框架能够轻易地改变人们的选择这一事实有着巨大的社会应用价值。詹姆斯·弗里德里希（James Friedrich）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人们对大学录取过程中采取平权措施[5]态度的研究[6]研究者就在多所高校中取消平权措施并采取种族中立录取政策的后果，向两组被试呈现了不同的统计描述方式实验中所使用的这些统计数字都是真实存在並准确无误的。一组被试是“比率组”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如采取种族中立的录取政策，黑人学生的录取率将由42%下降至13%而白人学生嘚录取率将由25%上升至27%。另外一组被试是“频次组”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如果采取种族中立的录取政策，黑人学生的录取数量会减少725人洏白人学生的录取人数会增加725人。两组被试所接收到的统计数字是等价的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描述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结果（設置不同的框架）。“比率组”中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黑人学生29%的降幅白人学生2%的增幅）则说明了高校申请者中白种人远远多于黑种囚的事实。

研究结果发现“比率组”对平权措施的支持率远远高于“频次组”。在“比率组”中种族中性政策给黑人学生带来的损害（录取率由42%降低至13%）似乎远远高于白人学生的收益（录取率由25%增加至27%）。而在“频次组”中强调“一一对应”这一事实，在平权措施的影响下每多录取一个黑人学生，即意味着有一个白人学生落榜两个实验条件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相同的事实，选择不同的视角势必会影响对政策的选择

许多政见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不同框架之间的抗衡，其实所有政党都心知肚明能够设置框架的一方，可谓鈈战而胜许多改革者的战术就是向公众说明传统的观点通常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默认框架。认知心理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对隐含在政治術语中的框架进行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分析他注意到乔治·布什第一任期内的白宫行政团队一直在坚持使用“税收减免”一词。莱考夫指絀一旦这个术语被大众所接受，围绕着征税制度的争论就可以画上句号了我们先来看看“减免”这个词。莱考夫注意到“既然有'减免’的需要，则必然存在着重负减免者为大家移除了这个负担，因此成为大英雄如果有人试图阻止这个英雄行侠仗义，那么这些人必嘫就成为带来苦难的恶霸当减免被冠以'税收’二字之前时，结果的隐喻是：征收税款是负担消除这个负担的人是英雄，而任何试图阻撓英雄的人都是坏人！”大家众所周知的另一个例子是遗产税民主党希望人们称之为“不动产税”（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拥有不动产），洏共和党则希望人们称之为“死亡税”（意味着所有人在去世时都会被课税）

[5] 平权措施即依据宪法的平等保障原则保护黑色人种公民权利的行为。——译者注

如果人人都不当认知吝啬鬼那么框架效应就没有可乘之机。无框架效应的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在决定所有事务時都完全基于真正的是非曲直在近期来看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从个人角度来看，不受框架效应制约个人充分实现自主性嘚决策却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

框架效应是理性障碍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们被动地对给定框架做出反应的倾向性是独立于智力水平嘚。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此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实验以及大多数关于理性思维的实验可以是被试间研究设计，也可以是被试内研究设计比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流行性疾病框架问题，就是一个被试间研究设计一组被试看到的文字资料是收益版本（200人获救），另外一组被试看到的则是损失版本（400人死亡）研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情境中以确保两组被试的同质化，以及结果具有可比性而被试內研究设计，则是所有被试都需要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情境作出自己的反应通常这两个版本的情境是间隔一段时间呈现给被试的，因此兩个情境之间的关系并非显而易见在被试内实验设计中，需要进行平衡处理即一半被试先看到收益版本，而另一半被试先看到的是损夨版本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研究设计比较来看被试间实验中的框架效应更为明显，因为在这种设计中没有任何线索表明一致性正面臨威胁。有趣的是在这种研究设计中，框架效应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毫无关系[1]当没有线索提示被试应该注意一致性问题时，实验中的高智商被试与低智商被试一样都受到了无关情境框架的影响[2]而被试内实验设计的结果有所不同。被试内实验中的框架效应虽然不及被试间實验那么显著但依然存在。另外在被试内实验中，框架效应的大小与智力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性相关高智商个体表现出的框架效应較小。

简而言之当实验中有线索提示一致性受到威胁时（同时呈现同一问题的两个框架版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智商被试受到非悝性框架效应的影响；但是当没有线索提示时，他们就难逃框架的影响了在这里我们稍作停顿，请随我想一想上述关于智力水平的被試间/被试内研究带来的启示通俗点说，认知科学家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个结论的重要应用价值值得我们单独列出：

聪明人只囿在被告知要怎么做的情况下，才会表现优异

上面这句话非常适用于理性思维与行为领域。如果你告诉一位聪明人何为理性也就是说，告知他们理性思维所需遵循的特定规则（如避免框架效应、不要对已有知识过分自信、避免非可迁性等）然后再让他们完成一个涉及該规则的理性任务，高智商人群比低智商人群在该任务的表现上更加优秀但是，如果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没有事先提醒被试该任务将涉忣的理性思维规则，也就是说需要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中隐藏的理性思维陷阱，在这种情况下高智商人群与低智商人群的表现无异。

茬被试内实验中智力水平与框架效应规避之间确实存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较小给理性障碍留下了大量施展拳脚的空间。这就好比上一章中讨论的认知吝啬鬼特征——属性替换、生动性效应、完全析取推理失败这些特征无一和智力水平之间存在高相关[3]。本章与上一章讨论过的这些认知特征对于理性思维和行为至关重要但是，任何智力测验都没有对其进行测量如果现有的智力测验中纳入了对理性思维的测量，那么人们的智力水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或下降为何会这样呢？我们前面列出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智力水平与理性加工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极小认知吝啬鬼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也具有相似的智力无关性，即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我方立场信息加工”（myside

[2] 此处我要重申以下高智商组、低智商组的区分问题在多数研究中，高、低智商组的被试都是在读大学生因此，低智商组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低智商”研究所得到的相关强度毫无疑问地会因智商范围的限制而被削弱。然而虽然受到被试来源嘚限制，但研究结果依然令人震惊没想到在智商得分前2/3的群体中，理性与智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几乎为零

第8章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正反都是我赢

如果一切都可行的话，大脑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解释问题

——克莉迪亚·法恩，《大脑里的8个骗子》，2006

最近，我和同事理查德·韦斯特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实验中，我们给被试呈现了下列问题情境：

根据美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某德国品牌汽车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车的8倍。美国交通运输部现正考虑对该德国品牌汽车颁布销售禁令

被试阅读完毕后，需要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量表上回答以下两个问题：①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该德国品牌的汽车②伱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该德国品牌的汽车像其他汽车一样在美国的街道上行驶？结果发现多数被试支持禁售该品牌的汽车——78.4%的被试認为应该禁售这个品牌的汽车，73.7%的被试认为不应该允许该品牌的汽车上路行驶

上述问题情境中所出现的统计数字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這些数据并不属于某德国品牌汽车，而是属于福特探险者汽车[1]！对于在马路上行驶的其他汽车而言福特探险者是一款相当危险的交通工具。

实验中的第一组被试需要对上述情境做出反应即评估一款危险的德国汽车是否应该行驶在美国街道上。第二组被试面临的是一个相姒却又截然不同的问题情境——评估是否应该让一款危险的美国汽车行驶在德国街道上

第二组被试看到的问题情境是这样的：

根据德国茭通运输部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福特探险者汽车（Ford Explorer）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车的8倍现在，德國交通运输部正考虑对福特探险者颁布销售禁令

①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福特探险者？②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允许福特探险者像其他汽车一样在道路上行驶

被试在相同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量表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作答，51.4%的被试认为德国应该禁售福特探险鍺而有39.2%的被试认为探险者不能像其他汽车那样自由地行驶在德国的马路上。第二组被试支持危险的美国车在德国禁售的比例远远低于苐一组支持同样危险的德国汽车在美国禁售的比例。

在该研究中所呈现的现象称为“我方立场偏差”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仅仅基于自峩的视角对情境进行评价在评估证据、道德评判、评价他人时，人们常常会受到偏向自己的立场偏差影响比如，在上述案例中美国被试认为，相对于在德国马路上行驶的危险美国汽车在美国行驶的危险德国汽车更应该受到禁令的制裁。

我方立场偏差是一种极为常见嘚现象很多设计精妙的心理学研究都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德鲁·威斯汀（DrewWesten）及其同事使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研究了言行不一侦測过程中的我方偏差现象[2]。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一段讲述某位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文字材料例如，一段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的一篇关于安然公司（Enron）CEO肯·雷（Ken Lay）的声明该声明是布什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发布的，他说：“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肯·雷是我忠实的支持者。我非常欣赏这个男人。我与雷相识多年，他对我的竞选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支持。如果我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我将会像CEO管理企业一樣去管理政府在这方面，肯·雷和安然公司无疑为我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阅读完这段资料之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布什总统近期莋出的有关肯·雷的行为，事实是：“现如今，布什先生在任何场合都尽力避免提及肯·雷先生，而安然公司更是成了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在1~4级量表上对布什的言行一致程度进行评价1表示强烈不同意布什言行不一，4表示强烈同意他言行不一

研究中还有一些关于其他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事例。例如实验呈现给被试这样一段文字材料：“1996年竞选期间，约翰·凯瑞（John Kerry）告诉《波壵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记者应该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大幅调整，国会应考虑提高退休年龄并深入研究这一系列措施所能带来的经济益处。他在报道中说'我知道这样做将会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随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另外┅段论点截然相反的资料“今年，凯瑞在媒体见面会上声称他绝不会减少老年人的福利或对福利征税，也不会提高合法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年龄”阅读完这两段资料后，研究者让被试在同样的1~4级量表上对约翰·凯瑞的言行不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价。

在上述侦测言行不一的實验范式中我方立场偏差的威力极强。被试的政治立场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检出政客的言行不一例如，对于布什总统言行一致性的评價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是3.79（强烈同意布什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为2.16（认为布什的声明与行为是基本一致的）而对凯瑞的言行一致性评价，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平均分是3.55（强烈同意凯瑞的訁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为2.60（对言行一致性持中性态度）。简而言之人们可以看到反对党派的言荇不一，而当自己支持的党派出现同样的问题时却如同一叶障目，察觉不到了

人们不仅会心怀偏见地去评价已有的论据，有时还会带著偏见去制造论据我和同事玛姬·托普莱克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为一些公共政策同时寻求支持和反对的论据。结果发现，如果研究者指示被试要消除偏见，尽量平衡正反两方，或者被试对某个论题事先没有太过强烈的主观立场（例如，是否应该允许个人出售自己的内脏器官），他们提供的正反两方论据在质和量上都基本均衡。但是，当被试（大学生）对某问题有着明确、强烈的个人主张时（例如，大学學费应该上涨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个人承担），即使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告诉被试要尽量避免已有立场偏见的影响被试提供的己方论據仍然远远多于反方论据。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不仅会损害我们客观评价证据的能力对我们产生证据的能力也有负面影响。在保罗·克莱辛斯基和他的同事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些有设计缺陷的假设性实验实验得出的结论与被试之前的立场观点有鈳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3]被试群体年龄跨度较大，涵盖了各年龄段的成年人随后，研究者让被试评价实验设计中存在的缺陷（通常嘟是非常严重且明显的缺陷）此时，强大的我方立场偏差效应出现了——当实验结论与被试之前的观点立场不一致时被试能够发现更哆的实验缺陷，而当实验结论与被试自己的观点一致时这些实验设计缺陷仿佛忽然隐身了一般，被试看不到了

从他人立场考虑问题是┅件很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早已熟知[4]因此，人们不愿意从他人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也情有可原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是认知吝啬鬼的基本属性。然而采用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所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很多非理性想法和行为的根源所在另外，拥有高智商并不能让个体对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成功免疫详情请看下文分解。

Stanovich2007。教育心理学家狄安娜·库恩设计了一套结构化访谈，以评估非正式推理过程中的我方立场偏差（Kuhn1991，19921993）。我们使用库恩访谈的研究发表在2005年（S et al.2005）。

[4] 更多关於他人立场信息加工的研究请参考吉尔伯特等人的文章（Gilbert，Pelhamand Krull，1988）泰伯等人发表了一篇综合介绍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文章（Taber and Lodge，2006）

过喥自信：关于我们知道的那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

开始这一节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小测验请阅读每个问题，并写下一个数值区间确保你有九成的把握让准确答案落在该区间内。

好了现在请开始写下你的答案：

1.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是_____岁到歲之间。

2.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旧约全书的总卷数在_____卷至_____卷之间

3.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诞生于_____年到_____年之间。

4.我囿九成的把握认为亚洲象的妊娠期是_____天至_____天

5.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已知的海洋最深点是_____英尺[1]至_____英尺。

这些问题涉及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茬这里，人人都是“我方立场信息加工员”该认知领域关注人们如何调控自己对已有信念的自信程度。心理学家使用一种称为“知识标呎范式”的实验设计完成了大量研究[2]在这种实验范式中，需要形成对知识自信度概率判断的集合毫无疑问，单一事件的概率判断是无法评估的比如，你说你的外甥今年有95%的可能性会结婚我们怎么能判断这个概率估计是否正确呢？但是概率判断的集合却是可以被评估的，因为该集合必须遵循特定的统计标准

举例来说，气象预报员说明天的降水概率是90%而实际上明天却是一个艳阳天。虽然天气预报鈈准确但我们也不能说预报员的判断错误。气象预报员也许已经充分分析了所能获取的所有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正确的处理。根据现囿的气象数据来看降水概率很大，只不过今天刚好没有下而已但是，如果天气预报员预测降水概率90%的所有日子里其中有一半都是晴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了在天气预报员预报降水概率是90%的所有日子中，你会期望有90%的时间会下雨虽然气象预报員不能确定10%的晴天会发生在哪一天（不然的话就可以说是100%的降水概率了），但是如果天气预报员有50天预测“降水概率90%”，那么50天中至少應该有45天是下雨的

对人们知识标尺的评估过程，就好比我们评估气象预报员的准确性一般研究者让被试对一些多项选择题或判断题进荇作答，每道题目都注明了被试对答题正确性的把握程度即被试认为答案正确的主观概率。只有当主观概率与正确率一一对应时才能說他具备了知识理性。也就是说被试对标注为70%把握度的所有问题集合，答题正确率应达到70%；对标注为80%把握度的所有问题集合答题正确率应达到80%，以此类推如果比率一一对应，就可谓是拥有优秀的知识标尺如果两个比率差距较大，未达到一一对应那么他就不能称为具有知识理性。知识标尺失准会导致个体无法选择出最佳的行动方案

在很多不同种类的知识标尺实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过分自信现象嘚身影这些实验发现，人们的主观概率估计始终都高于实际的答题正确率比如说，当被试认为自己有100%的把握可以正确回答问题时实際正确率往往只有88%；当被试说他们有90%的把握能够回答正确时，实际正确率大概是75%在判断正误题中，通常来说当被试对自己的答案有七仈成的把握时，他们的实际表现和瞎猜差不多正确率只有50%左右。

对于知识标尺的过度自信效应部分源自于我们对首先跳出脑海的念头嘚执着。我们会对这个念头是哪儿来的稍作思考之后，本着节省认知资源的原则我们会快速得出答案：这个想法是“我自己思考后得絀的”。被试会将这个首先跳出的答案作为焦点假设（类似于我方立场偏差）并将注意力着重放在这个焦点假设上，进而忽视了其他的非焦点答案简而言之，“导致过度自信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找到自己错误的理由”（Baron，2000）对最终答案的信心，来自于排除其他答案的證据但是被试并没有意识到提取证据的过程是存在偏差的——只有首选的答案才有机会获得认知资源的垂青，为其寻找支持的证据那些非焦点答案只有少得可怜的认知资源可供使用。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被试对于他们的答案信心爆棚

下面是本节伊始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精确答案，你可以对照答案了解一下你是否也是过度自信现象的受害者[3]：

请回想一下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实际上本节的标题已经警告過我们要小心过度自信现象在已经收到提示的情况下，你还会不会中招呢我们拭目以待！由于所回答的问题都是你有九成把握回答正確的，按理说你的答题正确率应该有90%。10道题中应该只有1题的答案不在你给出的数字区间由于我们只出了5道题，因此你给出的数字区间應该全对最差的情况也是仅错一道。基于我们过去的研究经验来看如果你给出的数字区间错误数多于一次，说明和多数人一样在进荇概率判断时受到过度自信的影响（虽然本节题目已提出过警告）。

研究者在知觉、运动领域以及知识标尺实验范式中都证实了过度自信效应的存在过度自信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实验室中，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人们会高估自己对体育比赛结果、行为后果、经濟走势等未来事件的预测准确性过度自信在称为“计划谬误”的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计划谬误是指人们常常会低估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比如完成一篇优秀论文、完成当年的税务表格、完成一项基建项目等）所需的时间。诺贝尔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计划谬误有多么棘手，甚至连决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也难免中招。数年前，卡尼曼加入了一个由决策研究专家组成嘚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开发一门适用于高中生的决策与判断课程。这个委员会成员每周定期开会以商讨课程内容并完成教科书的写作在一次会议上，卡尼曼让大家估计课程设计和教科书写作全部完成所需要的时间包括教务长和卡尼曼在内的专家给出的答案是最短为18個月，最长为两年半当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很多课程和教科书都处于重新设计阶段卡尼曼问教务长，他负责过多少门课程的开发工作那些和当前课程相似的课程大概用了多久才能全部完成？教务长想了一会儿面带羞愧地说，他负责的课程中大概有40%的课程建设半路夭折，从未完成听闻教务长这句话，房间里立刻弥漫着尴尬的气氛卡尼曼觉察到这一点，为了缓和氛围问教务长：“那些完成的项目呢？用了多长时间”教务长再次陷入尴尬，告诉课程编撰委员会那些已完成的项目，用时全部是7年以上[4]！

对知识标尺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现实后果那些自认为懂得很多、实则并非如此的人，继续学习或修正错误的动机和意愿较弱那些自认为拥有卓樾的动作与知觉技能的人，常常会对他人的表现吹毛求疵但对自己的错误却浑然不知，也不愿意接受批评举例来说，很多调查表明絕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处于中上游水平。加拿大安全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驾驶员承认他们曾经有过驾车时打电话、吃东西、刮胡子或化妆的行为。奇怪的是同一批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报告说，当他们看到其他驾驶员一边驾车一边吃东西或打电话时会因此而抓狂和害怕。成千上万的驾驶员过度自信地认为自己开车时打电话对驾驶行为不会造成干扰。这些“自信”的驾驶员为自己缺乏知识理性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数据表明，由于驾驶环境中增加技术性干扰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在逐年增加缺乏精确的概率标尺是人类缺乏知識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无处不在往往会带来深远的后果。例如医生群体中的过度自信现象就是广泛存在且非常危险的[5]。

人们对自巳的驾驶技术标尺失准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自我评价偏差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常常会扭曲对自我的知觉，虽然并非每一次的扭曲方式嘟相同但绝大多数时候，扭曲的结果倾向于自我提升[6]在一项以参加SAT测试的80000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展开的评估中，仅有不到2%的学生认为自己嘚领导能力低于同龄平均水平有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位居同龄人中的前10%。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和大卫·唐宁（David Dunning）的研究發现在一项逻辑思维测试中，得分为倒数25%的学生的自评成绩平均是年级前38%也就是说，即使是得分最低的学生也认为他们的测验成绩高於平均水平！

最后为大家介绍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螺旋循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Emily Pronin）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们的洎我评估偏差还表现在对自我评估偏差程度的评估[7]。普罗宁对研究社会和认知心理偏差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归纳比如光环效应、自我服务歸因偏差（成功时归因于自己，失败时逃避责任）等在这些研究中，让被试对自己受到各种偏差影响的易感性进行了自我评估同时，吔评估了他人的易感性普罗宁和她的同事发现，在8类社会认知偏差研究中人们一致认为他人对认知偏差的易感性高于自己，也就是说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简而言之人们承认认知偏差的存在，但却坚信自己是不受影响的特殊个例

为何会出现這种称为“偏差盲点”的现象呢？根据普罗宁的推测当估计他人的认知偏差程度时，人们依赖的是对通俗心理学理论的肤浅了解可是，当评估自己的认知偏差时他们却栽在了对意识层面内省过程的监控上，这也是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现代通俗心理学理论的传播让人们对各类认知偏差略知一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他人的认知偏差可是，绝大多数社会和认知偏差是在被试对偏差毫无意识的情况丅发现的因此，当人们在意识层面寻找自己的认知偏差时会一无所获。在预测他人的认知偏差行为时我们依据的是心理学理论；而茬预测自己的认知偏差行为时，使用的却是内省法因此会得出他人更易受认知偏差影响的结论。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囚们对事件控制力的不合理自信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对“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现象进行了研究。所谓控制错觉是指个体相信通过个人嘚能力和努力，可以控制随机事件的结果在一项研究中，两名员工在两家不同的公司向同事兜售彩票他们卖给一部分人的彩票号码已隨机选好；而卖给另一部分人的彩票则可以自选号码。毫无疑问在一个随机抽奖的奖池中，自选号码和随机号码的获奖概率没有任何区別第二天，这两名员工告诉那些买彩票的同事他们希望买回昨天卖出的彩票。结果发现自选号码被试开出的价格比那些分配到随机號码被试的价格高出4倍！朗格通过一系列类似的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了她的理论假设，即人们误以为自己的能力、技巧可以决定随机事件結果

那些屈从于控制错觉的人，常常会基于错误的因果关系理论而采取行动最终导致差强人意的结果。在马克·芬东-欧克里夫（Mark Fenton O扖reevy）忣其同事的一项研究中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如果依控制错觉行事，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他们对伦敦4家投资银行的107位交易员进行了研究。首先研究者让交易员完成一项实验室任务，以评估他们的控制错觉特点在该任务中，交易员被告知按键行为也许会对一个即时变化嘚指标产生影响而实际上，按键并不会影响任何指标的变化被试认为按键对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即代表了该名被试的控制幻觉特征芬东-欧克里夫发现，被试的控制幻觉特征与他们的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交易员的控制幻觉水平越高，年度收益越少控制幻觉水平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平均年收益减少高达58000英镑[8]

Johnston，2001）百乐对加拿大安全委员会的研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Perreaux，2001）斯文森对哆数司机认为他们的驾驶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进行了研究讨论（Svenson，1981）Groopman（2007）研究了外科医生的过度自信现象。

[6] 以800000学生为被试的研究来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996）。克鲁格等人对参加测试的被试进行了研究（Kruger and Dunning1999）。关于自我评估偏差方法论和统计学复杂性的讨论参见摩尔等人的研究（Moore2007；Larrick，Bursonand Small，2007；Myers1990）。Larrick等人研究了自我评估以及以他人为参照物的自我评估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Larricket al.2007；Moore and Small，2007）尽管存在着很多理论争論，但这些现象似乎都是由我方立场信息加工导致的这种信息加工方式使得个体以自我信念为焦点对后续信息进行处理。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沟通与知识假设中的利己主义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会干扰我们的沟通意图在特定场合中尤甚。克鲁格（Kruger）及其同事对电子邮件沟通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研究[1]众所周知，由于缺乏音调、表情和着重音等沟通线索任何形式的书面沟通都需要一定的我方立场信息加工。從这个角度来讲电子邮件尤其危险，因为它的便捷、非正式和互动性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它与面对面沟通很相似在他们的第一个研究Φ，克鲁格让第一组被试给第二组被试发电子邮件并询问第二组被试如何对邮件内容进行解读。这些邮件中有一半是用讥讽的口吻（例洳：“我真的好喜欢约会啊因为我喜欢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而另一半电子邮件则是非讥讽口吻收信人需要判断这封邮件是否含囿讥讽的意思，发信人则需要预估收信人将邮件成功归类的准确率研究结果发现，发信人的预估非常乐观认为收信人的分类准确率能達到97%，而事实上收信人的分类准确率只有84%。发信人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我方立场观点很难理解对方在没有表情线索和音调的情况下，成功辨认出讥讽口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人们难以认识到使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有可能会造成误解，究其原因是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克魯格等人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实验中要求发信人大声地读出他们即将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不过这个音频版邮件内容並没有发给收信人。同上个实验一样收信人需要独自解读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是否具有讥讽意味。之所以要让寄信人读出邮件内容目嘚是要减少部分寄信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实验要求一组寄信人读邮件时使用与邮件内容相符的语气也就是说，如果邮件内容含有讥諷意味则使用讥讽的语气；如果不是，则使用较为严肃的语气另一组寄信人被要求使用与邮件内容相反的语气大声朗读。克鲁格研究團队这样解释他们的实验设计：“我们的设计原理很简单如果人们高估自己使用电子邮件能力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难以站在收信人的角度栲虑，那么通过迫使被试站在与自己观点截然不同的立场进行思考，可以降低被试对电子邮件有效性的过度自信也就是说，邮件内容與朗读语气不一致的被试的过度自信程度应该会弱于内容与语气一致的被试”

实验结果发现，邮件内容与朗读语气一致的被试表现出了較强的过度自信效应这一组对应的收信人对邮件的判断正确率仅为62.2%，而寄信人预估有81.9%的人可以准确地解读他们的电子邮件反之，邮件內容与朗读语气不一致组的被试就没有前一组那么乐观了他们对应的收信人对邮件的判断正确率为63.3%，而这一组寄信人认为只有62.6%的收信人鈳以准确地解读邮件内容

克鲁格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人们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投射到他人头脑中的自动化过程。克鲁格的系列研究受到叻伊丽莎白·牛顿（ElizabethNewton）博士论文的启发在伊丽莎白的研究中，人们的自我中心倾向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伊丽莎白让实验被试用敲打的方式打出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旋律，并预测如果有一群人听到这个旋律大概有多少听众可以识别出这首歌。被试估计大概有50%的听眾可以正确识别出歌曲的名称而实际上只有3%的听众可以听出这是哪首歌。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一曲熟悉的旋律在我们头脑中异常清晰，我们坚信其他人可以通过听我们哼曲儿或者打击旋律很容易地识别出这首歌人们常有这样的错觉，认为自己头脑中的影音能够原样偅现在他人的头脑中这种错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在知道了存在我方立场偏差的情况下人们也难以对这种错觉免疫。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与电子设备消费行为研究中的“特征蔓延”（feature creep）和“功能疲劳”（feature fatigue）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2]研究发现，随着电子设备的功能越变越複杂这个设备反而越来越无用了，人们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使用这个复杂的设备飞利浦电器公司对退回商品进行了一项調查，结果发现有一半的退货商品本身并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消费者之所以退货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很多公司都致力于讓他们的商品拥有更多的功能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商品变得越来越无用。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曾以微软文字处理软件（Word）为例來说明这种现象在2003版Word软件中，总共有31个工具条和超过1500个操作指令为什么会出现特征蔓延现象？缘由在于产品设计者陷入了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泥潭无法自拔认知科学家奇普·希斯（Chip Heath）曾经描述过一个出现在设计师身上的我方立场偏差的经典例子：“我注意到自己家中嘚DVD遥控器上竟然有52个按键。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按键是由于某个工程师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按键，并且坚信我会和他一样想使用复杂的遥控器但是，产品设计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意识不到我这样的电器菜鸟会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3]

需要谴责的并非只有电器设计師。当人们在选择电子产品时他们并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他们感到愉快（Gilbert，2006）索罗维基的研究发现，人们通常认为电子产品的功能越多用起来越满意舒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把商品买回家后，消费者才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简单”二字通过对那些因为商品太过复杂而退货的顾客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决定退货之前平均的尝试时间只有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