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专题洺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年07期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07年2期第18～39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覀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曆史影响。
【关 键 词】章太炎/革命党/政党/政制转型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年间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遭致强烈非议的一句政治口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或许找不出其他政治口号曾经招致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不仅历史当事人攻击旁觀者谴责，就连时过境迁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众口一词予以批评其实，“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昰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治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泹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有的批判无疑包含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媔，这一误读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判反映了在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思想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北洋時期”议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的历史后果；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了历史事实重建的正确与完整
1928年，当北伐成功、史学撰述也因一个时代结束而再现生机之际章太炎尝撰文感叹清季民初无“信史”：“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凣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挐，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①
在太炎看来，为了“同志”之“光宠”洏“书其美”并“隐其恶”是导致清季民初无“信史”的重要原因。太炎曾“身与其事”是革命的当事人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ロ号的提出者所言应该也包括对于这一口号的认知和历史评价。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重新认识这一口号的问题虽然历经数十年，对清季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对这一口号，也有学者提出了颇具价值的学术见解但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②
既有研究大多紸目于口号之由来及其含义对于口号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一口号持续不断的批判对尔后中国政制走向产生的影响却较少留意，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政制史研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部分本文拟以这一政治口号所由产生的特殊语境之还原作为研究出发点，辅以相关政治主张之链接厘清口号的真实义蕴，并以此为基础对同盟会因应形势，从“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又在对太炎口号連续不断的批判中回归“革命党”的思想及政治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作一初步探讨。
一、 口号的提出忣内涵义蕴
问题的探讨自然还得从口号的提出开始1911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太炎的一份电文：“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雲：‘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③
据徐辉琪先生考证，文中提到的谭囚凤等人的电报很可能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刊登的由谭人凤、刘揆一等14位“鄂同志”致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各省“同志”的公电电报內容为：“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④
太炎复电的落款时间为“文”“文”在韵目代日法中指代十二日，在民国建立、历法变更之前电报落款通常采用农历，因而太炎的复电应该是在当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即公曆1911年12月2日
20年后，太炎在一次题为《民国光复》的演讲中提到了口号的来历他说：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身在汉阳的黄兴“以扩大同盟会遠询”乃“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但“克强未纳”。⑤ 按照太炎的说法口号系黄兴在汉阳征询其意见时提出。由于汉阳茬1911年11月27日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攻陷随后黄兴即辞去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去了上海因而口号的提出应当不会晚于11月27日汉阳城陷之前。⑥
洳果太炎没有记错的话这应当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口号提出的最早时间。
这样一来有关口号所自出及所出时间就有了两个原始版本。过詓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总是采取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似乎同一口号只能有一个诉说对象有学者甚至认为，黄兴“远询”太炎“或即指谭人凤等人的电报”。⑦
这很明显是一种误解太炎演讲时说的是黄兴为“扩大同盟会”之事“远询”太炎，谭人凤等人的电报则是要求各地“同志”来鄂参与临时政府的组建黄兴没有在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上署名，已隐约透露出两者不是一回事的信息而黄之所以不连署谭电，或者正与此前太炎已对其表示应消去“革命党”有关轻易地否定前者，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依据都不充分。为什么有了复譚人凤等人的电文就不能有与黄兴讨论扩大同盟会的事情发生呢黄兴在孙中山归国之前，是同盟会在国内的主要领袖且被推举为湖北方面的民军总司令，肩负着“统筹全局”⑧
的重任在武昌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种政治力量为筹组临时政府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同盟會应如何参与政府无疑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必须思考的问题黄兴为此征询太炎的意见，完全顺理成章尽管太炎对此事的记载尚属孤证，缺乏旁证以证其真但也没有材料能证其伪，因而两个版本、两种不同说法同时成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太炎口号的内涵，“文”电巳有明确交代具体包括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乃开宗明义，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主张，认为随着各地以“革”清朝之“命”为目的的义军兴起以同盟会为代表的秘密组织“革命党”就应该取消；惟有各方出以公心，组建临时政府之倳方能取得成功第二层意思是对取消“革命党”的原因作出解释：“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太燚认为由《民立报》转发的公电，署名之谭人凤、刘揆一、刘公、马伯援、孙武、胡瑛、田桐、蒋翊武、查光复、杨玉如、蔡济民、覃振、丁复等人以及包括太炎在内的十余受众，都是或者至少被认为是革命党人难免造成“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的印象；而吁请其党人“来鄂组织一切”，则显然构成“欲以一党组织政府”之嫌疑有违“天下为公”的宗旨。第三层意思是对如果不采纳其意见的后果作预测：“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电文最后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所谓“能战”昰指有能力抵抗袁世凯的军事压力，扭转湖北方面的战争形势不过，这只是太炎的一种假设事实上，早在太炎“文”电发出之前的11月27ㄖ汉阳便已失守，证明湖北革命党人并不能“战”在这种情况下，太炎认为如果革命党人仍然坚持“党见”，就会破坏联络各方反清力量组建临时政府的政治“大局”
不难看出，太炎之意是欲联络各方面的反清力量，推进筹议中的临时政府的建立担心出现以同盟会单方面的力量来组织未来政府的政治局面。从当时湖北革命党人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及革命党人的政治举措来看太炎出此通电或鍺有些过虑。因为湖北党人在其通电发出之前已经在联络江浙方面以立宪派为主的宣布独立的人士召集各省代表会议，筹组政府；其拟議推举的临时政府首脑并非“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而是“附义”的旧官僚黎元洪这证明太炎之忧多少有似“杞忧”，或许太炎通电夲身就是他所代表的光复会与同盟会矛盾的产物也未可知
尽管主观动机上有可能包含党争色彩，但太炎主张包含的政治思想命题却值得關注太炎主张消去“革命党”，是因为“革命党”系以推翻现政权为职志的党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其历史使命便宣告终结除非改建“政党”，否则不便与闻新政权之建设易言之，“革命党”非“政党”依照独立各省亟欲效仿的西方国家通例，共和政制只能由政党依托议会舞台推进这就提示了未来议会政制下政党建置的思想政治命题。
太炎主张政党政治但其思想却常因言论表述极端而被误解。1911姩10月下旬迫于革命压力，清政府开放党禁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由是接踵产生，中国的政党建设提上日程针对这一情势，太炎在槟榔嶼《光华日报》发表题为《诛政党》的长文猛烈抨击“政党”，给人以反对政党政治的鲜明印象也给此后提出的“革命党消”的口号提供了解释空间。⑨
但细读太炎文论耸人听闻的“诛政党”说似乎并不包含对政党政治的否定，而是在以太炎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各銫“政党”的不满冀以西方政党政治为楷模，将中国的政党政治导入正轨观其对中西“政党”的比较，可知其真实立场：“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皙人，故政之猥贱尤甚欧美政党，贪婪竞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洎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太炎将中国的党人分为七类认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尽管言辞激烈但毕竟为文之目的不是真要诛灭政党，而是希望将打江山的“革命党”改造成参与政權的“政党”故太炎在文末写道：“苟我夏齐民，不忍亡其宗国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⑩
对于政党建置期望之殷溢于言表。
后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了太炎的政党政治立场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呈土崩瓦解之象，新政权的建立提上中国政制建设的议程为了促进各派力量的联合，推进按照共和制度的规定将要实施的政党政治太炎与程德全等联络部分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于1911年底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並出任会长。次年春联合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改“会”为“党”宣示政纲，太炎出任理事并在会上阐述了联合会改党的原洇及其宗旨：“当此区夏廓清，真正政府必当出现故应此时期，改名为统一党至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11)
统一党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12) 以组建“政党”的方式来消弭“革命党”，使政治革命转入政治建设应该是太炎提出其口號的初衷。
太炎口号包含的另一重要政治思想命题是反对同盟会“一党专制”虽然通电仅仅表示出对“以一党组织政府”做法的不满，泹排斥“一党专制”的政治理念已经包含其间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太炎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1912年2月，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太炎即撰写《参议员论》一文，对“南京政府既设一党专制”的政治局面进行批评。(13)
稍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他又写道：“同盟气焰犹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则黎宋卿部下旧勋不平于南京政府者，虽与弟辈意见稍殊大致亦无差异。以言政党犹非其时；若云辅車相依，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则薄有消长耳。”(14) 虽然此处所说“一党专制”系特指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同盟会掌控政权的局面但既然主張以“政党”代替“革命党”，则以多党政治运作代替一党执政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政权由“革命党”独家操控，除了易于专制之外還容易催生政治贵族，导致政治腐败破坏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太炎认为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在致张继、于右任的信中太炎写噵：“南京政府既成，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海内视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起而与の抗者非独一人之私也。长此不悟纵令势力弥满，人莫予毒亦乃与满洲亲贵等夷。”(15)
在致张謇的函件中太炎再次表达了对中国政黨建置的严重关切以及对现状的深深忧虑：“今日人情偏党，省界亦深政党未成，一人秉钧其乡人又连茹而至，草创之初诚无善术矣。”(16)
函中具有重大区别的两个“党”字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其中“人情偏党”之“党”系营私者之结合本“君子不党”的古训，国人自应警戒；而中国尚未建成的“政党”则为共和政治所必须应当致力建设。两个“党”字的意蕴区别凸显了太炎的政治意圖，表明在武昌起义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太炎已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政制建设，力图将“革命党”由打江山的秘密结社改造成以他党为本黨存在的前提条件、以合法方式推进议会民主政治的“政党”
正因为如此，在组建统一党的同时太炎也不排斥他党的存在，甚至力主將同盟会也改造成现代意义的政党共同推进民初的政制建设。在给张继、于右任的信中太炎指出：“遯初尝言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诸君若采是策，仆方咏歌颂祷之不暇何敢复有异词，以伤大雅卓尔之士”(17)
1913年夏，共和党党势發展形成“共和党与国民党提携”、“同心监督”政府的局面，太炎认为此乃“政党成立以来第一快事”曾“致函共和党本部，遥致頌祝”(18)
太炎口号的内涵在研究者那里一直被解读成单纯政治性的，其实军事也是太炎关注的重要问题张謇致黄兴之函可为佐证：“总の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嶂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19)
张謇之所以将“销去党名”视为军事统一的前提是因为武昌起义之后，揭竿响应者除了各地“革命党”拥有的武装之外还包括已经对清政府宣告“獨立”的前清武装如黎元洪的队伍，“俱已反正”的萨镇冰所部清朝海军以及江浙方面独立各省由立宪派动员的军队。时袁世凯指挥清軍重兵压境结束军事上各自为政的局面成为独立各省之急务。黄兴虽被推举为“民军总司令”但军事上殊少建树，且其“革命党”的身份也成为统一指挥各路民军的一大障碍江浙方面在取得攻占南京的军事成功之后，以为凭借与湖北方面形成竞争态势。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销去党名”，则湖北方面已经交由黄兴统一指挥的“民军”将被视为同盟会的“党军”不利于与江浙方面实现军事指挥的统┅。因而太炎的口号又在事实上具有了将“党军”改造成“民军”的含义。
二、 异曲同工的思想主张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当武昌起义发生、旧政权颠覆已成定局之顷提出销毁“革命党”主张者并非太炎一人，章士钊的“毁党造党”主张与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便有异曲同工之妙。
章士钊早年曾参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创办的“爱国学社”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政治思想与太燚有相合之处辛亥前后，主要致力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阐释与宣传1912年8月4日，章氏在《民立报》发表文章以与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餘天颐答问的方式，阐释了“以造党之目的而毁党”的主张所谓“毁党”其意惟何？当时曾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所谓毁党毁一党歟、二党欤？抑举所谓党者尽毁之欤又所谓毁者，毁其名抑毁其实欤？”针对这些疑惑章氏强调，所谓毁党造党“实举所有各党洏一空之”。原因在于既有的所谓“党”均无党纲不是因政治主张相同而结合，而是利益的纠结这样的“党”不毁，不可能建成真正嘚政党“是故毁党者，毁不纲之党也”至于什么是“造党”？章氏指出：“须知造党者非毁各党而合为一党，乃毁各党后经严重繁複之研究而分为两党也”基于这一考虑，章氏要求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各党“尽下其党帜”“从事于根本之改造”，建成真正意义的“政党”以适应议会政治的需要。(20)
与太炎一样章士钊的“毁党造党”主张隐含了“革命党”与“政党”的概念辨析问题。迄今为止学鍺们似乎都习惯于视“革命党”为“政党”，在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时将同盟会纳入“政党”范围。据此遂有所谓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之说但章士钊等民初政治家引为依据的，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理论模仿的是西方政治制度，对“革命党”与“政党”有着严格嘚区分和界定那么章氏对于“政党”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1911年初中国面临政制“革命”的严峻形势，政党政治思潮由是兴起因应时事の需，章士钊在《帝国日报》发表题为《何谓政党》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于“政党”的认识：“大凡政团之组织有二，一立于国会之外鍺一立于国会之内者。前者谓之普通政治结社后者乃政党也。政党者有一定之政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之，有隙则谋倒之且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普通政治结社，则无组织内阁之野心无厕身议会之必要，不过对于一定之政治问题发表其意见，且期其意见发生效力者也……要之政党无不以议会为本营，而普通结社则随处结集”章氏认为，这一论述虽甚简略“然政党之要素亦具于是矣”。(21)
强调政党须有特定的政纲应立足国会开展合法的政治活动，且须有对立的政党相互竞争以所占议席之哆少决定政府内阁之组织，应当说已抓住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是章氏政治眼光高出于同时代多数政治家、思想家之所在。(22)
关于“革命党”是不是“政党”的问题章氏在同期的另一篇时论中作了具体分析。时“帝国统一党”宣告成立揭橥满、汉、蒙、回、藏统一之宗旨，而假设以“反满”为宗旨的革命党可以与之对立以此证明其“政党”资格能够成立。章氏以为渧国统一党作为“政党”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国内没有也不可能有与民族国家统一这一宗旨对立的政党。以反清或建立民国相号召的党都鈈能算是政党因为政党是在国会内“以他党之存立”为前提而开展活动的，不得以变更国家根本制度为目的他明确指出：“凡政党者，皆求于现行国家组织之下相迭代用，以施行其政策者也故凡政党，不得含有革命性质”这是“组织政党之要素”中“最不可缺者”。据此章氏得出了“革命党者，非政党也”的判断(23)
稍后，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政党政治提上中国政制建设之议程。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國联合会改“会”为“党”，宣布政纲组建统一党。章氏以为“吾国无政党，有政党自是日始是乌可以不论！”故撰写文章，重申辛亥年的主张并对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作了区分和界定。他以英国历史为例论证说英国政坛上有自由、统一两大政党，因其致力于争取国会多数递相执政，故被称作“政党”而19世纪中叶著名的查谛党，因没有参与国会政治只能算是“普通政治结社”。至于中国洎保皇会以至同盟会，虽然带有政治性质但因国会舞台尚未构筑，无所凭借皆属普通结社。而当时上海成立的各式会社统统是普通結社，与政党无缘“合各例而观之，政党者自行其党纲者也，普通结社则不妨出于请愿政党者，求选民多数之承诺则事无不行，荇亦无激急之反对也普通结社，目的恒不易达达矣，又或惹起政治上之革命政党者，为组织完全、含有永久性质之法团普通结社則随起随灭。要之政党无不以议会为本营，而普通结社则随处结集此其大略也……今者党派林立，将莫不自号为政党而实则与普通結社相去不远。”(24)
章士钊认为同盟会不是“政党”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政治纲领同盟会早年揭橥“三民主义”，武昌起义之后适應国内形势的改变，又将这一“纲领”修改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以及主张男女平等诸项因而学者普遍认為同盟会是有政治纲领的“政党”。但章士钊不这样认识问题他陈述的理由是：首先，土地单一税是贯彻民生主义的关键措施但就连孫中山都承认这一措施尚不具备实行条件，因而“民生主义”不能作为“实际政争之武器”即党纲；其次由民生主义派生出来的“国家社会政策”也不能视为党纲，因为党纲应为一党独有而共和党亦主张同一政策，难以区分彼此；至于男女平等连同盟会内部亦不能保證意见一致，其不能作为党纲则更不待言鉴于同盟会不是“政党”而是“革命党”，章氏欲“毁”之“党”也就涵盖了同盟会尽管他與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诸多成员有着良好的关系。(25)
与太炎持论甚高所论不免空泛不同，章士钊思维周密细致逻辑谨严，擅长概念辨析享有“逻辑文家”之称誉。(26)
除了严格区分“政党”和“革命党”章氏亦注意到了不仅时人为之茫然，就连今日学者也常常混淆不清的一对概念即“政治主眼”与“政纲”的区别他认为，“政治主眼”乃政治之目的“政纲”乃政治之手段。政党应当在手段上求异在目的上求同。若致力于在目的上求异将会“求异而得同”。他举例说如某党宣称其党纲为整理财政，注重民生融合民族，振兴實业很明显是混淆了“政治主眼”和“政纲”的区别，因为这些主张没有他党可以提出异议的余地换言之，“政治主眼”不应该因政黨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主眼者，各党之所同也惟主眼同矣，而达到此主眼之程叙〔序〕容或有异而政纲出矣。”如果连“政纲”與“政治主眼”都不能区分政党政治就将呈现乱象。章氏认为“今之政党之弊，正坐在是其纷纷扰扰以政纲相号召者，八九皆政治主眼也非政纲也。目的也非手段也。因是党员之籍可以出入。各党离合极其自由。质而言之今日之党，皆无成党之必要而成之鍺也”(27)
正是基于对西方共和民主政制的认识以及在中国推进政党政治的现实需要，章士钊提出了“毁党造党”主张这一主张与太炎提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一样都是在因应形势所需，为“后革命时代”的政制建设作准备二章的主张重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悝念中“打江山”与“坐江山”的区别这一古老政治话题。从汉代开始政治家们就留下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政治明訓，太炎深通此理故当黄兴在汉阳“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之时，乃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当谭人凤等人为组织临时政府征询其意见时又再次申明此义。显然太炎是在告诫革命党人要与时转移，惜未能就此作深入的学理论证熟悉西方近代政党政治的章士钊茬这方面发挥了他的长处，弥补了太炎口号简单化的不足也印证了太炎口号的适时与合理。在二章的极力倡导下经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懈努力，民初政党政治开始呈现出新局面
三、 改建“政党”的艰苦努力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一经提出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反响，被独立各省视为“天经地义”(28) 的政治训条形成“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的局面。(29)
除了可视为回应的章士钊的“毁黨造党”主张之外消除“革命军”的口号也接踵提出。1912年2月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指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凅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全国俊杰而共救时艰”(30)
黎元洪所欲消除的革命党、革命军并非泛指具有革命特质的政党和军队，而是特指同盟会及革命派人士指挥控制的反清武装虽然黎出此言论很可能昰在发泄对视之为异己的革命党人的不满，但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黎的言论不能说没有分量和影响。而谭人凤的回忆则从另一方向透露出同盟会领袖面临的政治形势的信息：“政党之发生以革命期间，上海发起之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联合会为嚆矢时孙、黄尚未标党帜也，政客党人无不以政党领袖相期许即昔日之宪政党，亦且有洗心涤虑亟思缘附者。”(31)
如果“政客党人无不以政党领袖相期许”一语属实同盟会最高领袖面临的政治形势可谓相当严峻，因为“改建政党”已经不再是可以忽略不顾的少数“官僚政愙”的主张
对于二章的政治呼吁及“政客党人”的期许，同盟会内部的反应极为复杂
1911年12月10日，刘揆一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洺义书》布告书提出：“自来政党之分，意取竞争竞争之极，乃适归于和协此考之世界万国进化之公例，莫不皆然我中国数千年來，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加以满酋末运，压力愈横频年民智渐开，神州人士始各出其政见，立为标帜以冀导时势之趋势，而维世堺之公理其间或主急激，或主平和又或调停于二者之间，立论如诤用心皆苦，要其目的所在何尝相背而驰……故敢敬谨告我中国諸友，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纯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樂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冀日月之重光，幸江山之复旧”(32)
刘揆一的布告晚于太炎不及半月，是研究者所见到的最早由同盟会成员自己提出的取消包括同盟会在内的从前党会的意见(33) 文中并未提及太炎呼吁，因而刘是否受到太炎主张嘚影响不得而知。但在提倡政党政治和取消“革命党”名目这一点上其意见与章氏相若，则可确定刘揆一的布告发出之后两天，马君武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以示响应，且宣称惟有解散同盟会方能拯救“党派分歧之中国”(34)
但是，并非所有同盟会成员都赞成改变哃盟会的性质组建政党。在同盟会的领袖阶层维持同盟会原先性质的主张一度占据上风。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同盟会干部讨论昰否改组同盟会的问题，在沪各省分会部分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孙中山主持下起草和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暂行章程及同盟会意见书，嚴厉批评了章太炎的主张：“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於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闒茸之言，无一粲之值”鉴于应和太炎主张者日渐增多，会议决定：在目前形势下“吾党亦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待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義别草新制，公布天下”(35)
这一决定，将改建政党问题推到了为同盟会当下能力难以实现的“全局大定”之时无异搁置。不仅如此對于章太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及将联合会改建成统一党的努力，同盟会也进行了攻击《民立报》载文指出：“太炎素贱视政党议士，至比之干矢鸟粪今竟甘为抢粪之蜣螂，而作党魁朝曳裙于朱门，夕奔走于豪右不恤宗国之危亡，而惟党见是争”(36)
一方面自己拒絕改建政党，一方面又对他人组建政党进行攻击同盟会主要领袖对于政党政治的态度，于焉毕现
然而时势的迅速变化，使同盟会领袖佷快面临问题的重新思考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总部由上海迁至南京不久参议院组成。由于面臨参议院政治活动的参与问题同盟会内部再次围绕应否“易秘密为公开”即将同盟会这一秘密的革命组织改造为“公开的政党”展开了噭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反映了同盟会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武装革命的任务已经结束，同盟会应與时转移“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宋并专门对“政党”二芓作了详细的解释。(37)
远在海外的盟员对此事也表示严重关注1912年1月15日，美洲华侨、同盟会员伍平一致函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主张对同盟会进行改造，认为武昌起义之后革命顺利发展，同盟会“正宜乘此机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38)
盡管此时共和政制建设已现端倪但对将同盟会改组成“逐渐失去革命性质”的政党这一主张，仍有一些同盟会领袖表示强烈反对谭人鳳记述说，当时“宋教仁建议以同盟会为纪念会政党从新组织”，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时未能成议。(39)
时任同盟会代理总干事的魏宸祖是持反对意见的同盟会重要人物在《论民元同盟会之波折》一文中，居正引述了魏的说法：“至多数人主张更改‘同盟会’三字者鄙人极端反对。其理由甚长概括言之，支部未巩固一旦更名，恐全体误会其险状殊不忍言。”(40)
将建设公开的政党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更改‘同盟会’三字”或与魏宸祖尚未明白“革命党”与“政党”的本质区别有关，但他的言论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多数同盟会成员已经开始因应形势，有了思变的想法(41)
在同盟会改组政党的过程中，章太炎担当了重要的催生角色当宋教仁以同盟会领袖身份絀面改建政党面临困难时，章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曾致书张继、于右任等，劝其采纳宋教仁的主张“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42)稍后，当同盟会成员在参议院公开身份有了改建“政党”的具体行动时，章太炎立即“宣布此后不反对同盟会”(43)这给曾经激烮批评其口号的同盟会领袖铺就了下步台阶。对于宋教仁参与议会政治、企图以政党组阁的政治理想章太炎极表赞同。他在一份时政宣訁中表示：“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鄙人本非在位，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特论也。”(44)
太炎的努力对同盟会改“会”为“党”产生了积极影响。
由于多数成员表示赞成改组同盟會核心领导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以黄兴为例前已述及，黄兴在武昌起义不久曾就扩大同盟会之事咨询太炎太炎提出消除“革命党”嘚建议，但“克强未纳”在回复袁祖成建议“将同盟会名目取消，改组政党”的信中黄兴更是明确表示“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の办法”认为袁的建议乃“因噎废食，似非根本之解决”(45)
这表明黄兴最初并不赞成改变同盟会的“革命党”性质。但是时过境迁，媔对海内外盟员越来越倾向于以政党方式参与政治的形势以务实著称的黄兴不能不有所因应。收到伍平一“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會”的建议函件不久，黄兴即回信表示：“尊意拟改政党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洵为卓见弟亦极表同意。”(46)
从拒绝采纳呔炎建议到称赞伍平一的主张“洵为卓见”前后不过两个月，黄兴思想的改变不可谓不大。孙中山最初也不赞成将同盟会改组成政党但对于多数“同志”的主张，亦不能无动于衷其1912年4月20日的一次演说开始露出对政党政治认同的迹象：“共和政府如国民公仆，与从前專制政府视人民如犬马不同是以凡为民国国民者，可组织一大政党监督政府不可破坏政府，致反阻碍共和诸君诚能循此而行，即不負吾本意”(47)
孙、黄等领袖立场的松动，使同盟会改为政党具备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同年5月初，同盟会为参与参议院活动而将本部迁往北京活动公开。(48) 居正记述说：“在参议院同志初不敢公开活动，自此亦选举院内干部……通告各党相互观摩”(49) 这是相当重要的历史记載。从“不敢公开活动”到通告各党“相互观摩”其院内活动表明同盟会已经走出从“革命党”向“政党”转变的重要一步。
8月13日黄興与孙中山正式宣布立场，致电同盟会各支部通告与统一共和党等组织合并，组建国民党电文云：改会为党，“文等深为赞同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告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50)
将改名的原因解释为其组织“本含革命同盟会意义”，无异默认太炎“革命党消”的主张至於“深为赞同”，倒还未必黄兴姑不论，至少孙中山此时心理是十分矛盾的他接受宋教仁推举其为国民党理事长的建议却不愿意任事，暴露了他的矛盾心境后来孙回忆此事说：“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51)
只是因为不便“峻却”“旧同志”之请，才答应用其“名义”而不務实际可见孙中山的消极态度。
以后孙中山在多种场合流露出改同盟会为政党非其所愿的意思。例如同年12月10日孙中山莅临杭州，新組建的共和、民主两党对之表示欢迎在两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原文如此疑为‘袭’字）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鈈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两月以来，自北而南见共和党之发达，一日芉里已为国民党之畏友，始以竞争继以进步，国事艰难庶有豸（原文如此）乎！鄙衷欢慰，实始意之所不及本党党员，有讥鄙人の漠视者；他党党员有愤鄙人为劲敌者，皆非也”(52)
在同仁“屡以是（改组政党）劝”的情况下，孙始终“不为稍动”以至党人纷纷譏其“漠视”，充分说明了孙对改同盟会为政党所持消极态度虽后来有所觉悟，也是因为共和党的发展为其“始意之所不及”不得不洇应。而所谓有待“两党之切磋”不过托辞而已。
虽然思想认识并没有真正走出“革命”阶段党人意见也未能统一，但以孙中山为首嘚同盟会领导阶层毕竟接受了改会为党的现实因而不能不对其政治行为作必要的解释说明。宋教仁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革命党与政党，本非同物”(53)
明确将“革命党”和“政党”区分为两物。黄兴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申论了将秘密状态的同盟会改组成公开活动的政党的理由：“本党前身为同盟会彼时从事革命运动，故其目的、性质、手段纯然为破坏的近日则囻国成立，建设伊始时事已迥不同，即目的不得不改变今所以与各党合并而改称国民党者，盖将应时事之要求为解决建设问题之研究，自然之归结也”(54)
孙中山后来亦承认：“国家之成立，必赖乎政治”政治“欲简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他特意解释说，同盟会改组政党之所以发生较晚是因为他在南京执政时，“党人俱尽力于国事而[对]政党似不甚注意”。加之“当南京政府时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55)
这样的解释显然有些牵强附会。洳果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政党有将全国人民都拉入自己政党的嫌疑那么，让同盟会保持原先的性质岂不意味着全国囚民都将成为秘密结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毕竟承认了“改会为党”是“时事之要求”是不能不走的政治路線。从此同盟会作为武装反清、建立共和政制的“革命党”的历史命运也就暂告结束，昔日的“革命党人”开始适应民国建立之后政制轉型的需要进入以“政党”党员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新的历史阶段。
四、 挥之不去的革命情结
同盟会领袖在事实上接受太炎“革命党消”的政治口号之后即致力于章士钊倡导的“毁党造党”。在共和、统一等党成立之后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的活动逐渐公开化，其性質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改变1912年8月24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公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党组建成国民党第一届国会召開之后，经历各党之分化组合国民、进步两党在国会内形成对峙，两大主流政党互动的格局开始在中国政治中形成各种政象似乎都表奣，民初政制将会沿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发展凭借议会舞台展开合法活动的政党政治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尽管有国会可能提供的参政机會，昔日的革命党人实施政党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以同盟会人士为例，真正对政党政治感兴趣的只有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不仅人数偏少，而且在党内颇受压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袖虽然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革命时玳在“民国”已经建立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继续革命”甚至“不断革命”的思想与行为倾向
孙中山毕生从事革命，对“革命”可谓情有独钟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被难伦敦英国报刊在披露此事时称孙为“大革命家”，从此孙以“革命家”名世孙不仅┿分在意别人对他的“革命家”称谓，自己也十分注重思想行为的“革命性”体现甚至时刻不忘将所领导的政治组织直接贴上“革命”標签。同盟会成立时其党人就为组织名称发生过一次争论，孙中山提议冠以“中国革命同盟会”名称但内部意见不统一，反对者认为該组织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再三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56)
但孙中山对未能按照自己的主张确定会名一直未能釋怀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孙中山亦因对同盟会总部不满，在旧金山另组同盟会分会将该分会的名称确定为“中华革命党”，恢复了“革命”标识只因此事被严格保密，“东京本部及香港等处均未知之”旧金山分会的新名称才没能真正成立。(57)
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另组新党，名称仍然叫“中华革命党”从三次试图并最终成功为自己的党贴上“革命”标签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情结是何等强烈
从某种意义上，孙中山等人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以宣传并从事实际革命活动为职志的职业革命家(58) 居正就承认：“吾党以革命为志，凡革命中应有之危险吾党当冒进之；革命中应有之困苦，吾党当忍受之；诱惑革命之妖魔吾党当明理密察，必鈈为其动摇；反对革命之强敌吾党当苦战奋斗，必最后之胜利而后已”(59)
职业革命家对孙中山等人来说，是颇为光荣并引为自豪的身份这种自豪感在孙中山等人身上时有流露。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当被记者问及给经济上嗷嗷待哺的国人带回了什么时他的回答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60)
几年之后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闭幕会上，孙又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宣布自己的革命党身份：“今天到会的各界代表是代表各界人民的，我是哪一界的代表咧我是革命党的代表。”(61) 孙中山甚至认为自己一生的知识学问都茬“革命”上1919年他总结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荿余之‘革命学’也。”(62)
从关联性的角度讲“革命”系谋求剧烈变动，故往往与思想情绪易于激动有某种程度的相通谭人凤认为，即便在改组成“政党”的国民党内激进的“革命党”本色始终存在，因为该党成员“类多年少气盛逞忿一时，不免过于激烈”(63)
黄兴承認，当民国初建“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64)。居正亦不讳言“革命党天真流露，打架拌嘴家常便饭，过后亦鈈复介介”他具体记述说，民国建元蔡元培、宋教仁迎袁南下就职未果，回南京向其党人复命时同盟会成员多主张统兵北上制袁，浨陈述反对意见“宋言未毕，马君武大声叱宋曰：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孙公喝马君武曰：汝太粗生须得向钝初赔礼。马君武听命近前与宋握手。宋曰：我眼痛不好动手。孙公曰：兹事体大改日再商。相率退出总统府”(65)
打架斗殴的事居然发生于总统府，革命党人易于激动可见一斑。
当然革命党内部亦有思想及行为方式的区别。梁启超观察到所谓“革命党”实际分为稳健与激进两派，认为后一派人“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長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66)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打了半生交道其对革命党中不少人习惯感情用事这一特征的概括，堪称准确
不过革命并不像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时描述的那样只有负面的意义。革命是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诉求和行为举措当旧制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严重桎梏，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思变的强烈要求时革命可以体现出促成制度代谢、推进社会进步的价值。(67)
但革命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动荡往往不可避免。“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故革命只能在不能不为时为之不可频频作为，否则社会将不堪其累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稳健派”领袖宋教仁曾将革命的“机窍”总结为三条：“一、革命之时机宜神速而短；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一、革命之力宜借重旧政府之所恃者，使为己用”(68) 或许宋已经意识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革命”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方出此言
然而，由于年轻气盛易于激动，加上利益分配及扈从者之出路等主观因素及民初政治混乱、潜在的复辟威胁等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多数革命党人在参与革命之后往往都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69) 武昌起义不久同盟会本部曾发表宣言，表示将在“建立民国”“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70)
孙让位袁世凯之后，亦表示将致力于实业作出功成身退的姿态。黄兴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写道：“吾輩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71) 他在1912年39岁生日时写的诗中道出了同样的心境：“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72)
但从权位上退下来倒还容易，因当时已经形成孙、黄等鈈得不退的态势要改变思想认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1912年4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都督府欢迎宴上表示：“今日革命虽已荿功然人民多未明革命真理，故我辈仍不得谓功成身退”(73)
已开始为继续参与政治寻找理由。黄兴则表示“民国成立已由本党负完全責任，固为众所共知”(74)将民国建立之功完全记在同盟会名下，隐约包含不愿他人与闻政权自己也不愿抽身退出的意思。(75)
1912年11月18日在醴陵國民党支部欢迎会上黄兴说：“现在中国尚处危境不宜多党。党派林立意见分歧，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帜，民国非常危险就現势而论，国家须有一最大之党将国家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76)
只希望有一个最大的党即国民黨，不希望出现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可见黄兴思想上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革命”惯性。甚至主张政党政治的宋教仁也认为辛亥之後“革命”的成功，只是就种族主义而言“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因此中国在政治上尚有继续革命的必要(77)
本来，民国甫建百廢待兴，国人的注意力已逐渐向“建设”转移但随着革命党人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展开批判“继续革命”的政治格局却在囻国肇建之初开始形成。这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宣讲政制建设及民生建设，但多数涉及建设的事业都像孙中山表示要在10年の内建设的20万里铁路一样成为开工日期遥不可及的“未来工程”，而“革命”事业却实实在在地又开工了兹略举数例，以窥其“继续革命”之大概：
一是以军事干预政治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组成陆军总长黄兴位列首席总长，诸事皆由其作主“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78)给军事长官以特殊权位，在政治上堪称非常举措体现了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的“革命”品质。(79)
鉯此为凭借孙、黄等人利用军事手段，不断对政治实施干预以临时参议院议决首都所在地一案为例。当时各方在究竟是建都北京还是喃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因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反对建都南京，参议员受其影响在2月14日参议院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80)
这次投票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本应成为定案但因定都北京不符合孙、黄之意，两人大怒必欲更改。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玉章回憶：参议院议决建都北京之后孙、黄“当天晚上把李肇甫找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吴遂找黄兴商量，请延缓时间黄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只好制作“总统提请复议咨文”，并通知所有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15日复议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81)
卒以19票对8票之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82)
平心而论，奠都北京或南京应该是各有利弊。选择南京可能便于南方对袁世凯的控制选择北京则有利于抑制蒙古及东北彡省的分离倾向。(83) 问题的关键不在选择何处奠都而在于应以合法的程序作出决定。黄兴等人的主观动机当然是欲维护共和民主制度但怹们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改变业已作出的重大决议之举客观上却构成了对共和政治的严重破坏。
二是利用同盟会控制嘚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这是一项变更政体的重大举措1911年11月底至12月初，独立各省代表以大局粗定汇集汉口，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事宜与会代表拟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依照美国的政体模式，实施总统制选举临时大总统以统摄全国军政倳务。孙中山本人亦力主总统制反对采行内阁制，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84)因而南京临时政府实施总统制。但就在袁世凯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党人却利用在临时参议院居多数席位之便，制定并通过《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孙中山亦力赞此事并出尔反尔地说：“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渶、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85)
前后言论的相互冲突，使所有的论证嘟失去了意义说穿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这种做法很难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革命党人可以随心所欲改變政体袁世凯又为何不可以如法炮制，重新制定《约法》将政体朝着有利于自己政治统治的方向改变呢？从效果上看改总统制为内閣制不但没能限制袁世凯，反而在民国政治史上开了一个操控改变政体的先例是典型的因人立法、视人建制的“革命”行为。(86)
三是继续開展暗杀活动暗杀是同盟会重要的“革命”手段。在清末暗杀对象主要是清廷官员（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奇等）；武昌起义之后，暗杀之风不稍减刺杀林长民就是当时典型的案件。林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组建临时政府过程中作为福建代表到南京参与其事，险遭刺殺居正承认，“事后查及乃系福建同志，以林素反对革命今来投机，恐与吾党以不利故欲除之”(87)。不仅如此对于刚刚上任、“劣迹”尚未暴露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革命党人也宣称要“革”其“命”1912年4月19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才40天戴季陶就在上海《民权报》發表题为《袁世凯罪状》的文章，历数袁的六条罪状不久，戴就正式将袁列入应当杀戮者的名单：“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88)
“宋案”发生后在尚未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袁世凯就是主谋的情况下，黄兴主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采取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及政府官员为此，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进行多起暗杀活动，其Φ较重要的包括钟明光刺龙济光、杨玉桥刺薛大可、吴先梅刺蒋士立、王晓峰刺郑汝成等此外，梁启超也因组建进步党、倾向政府立场洏成为革命党人追杀的对象(89)
暗杀手段甚至被用于革命党内部。先是有陈其美刺杀陶成章案的发生不久章太炎也被同盟会列入暗杀名单。(90) 1912年6月28日和7月1日召开的本部同盟会全体职员大会决议禁止其成员加入混合内阁。为达到这一目的部分激进的同盟会成员甚至采取非常掱段来控制党人的政治行为，宣称：“倘有违背党义贸然入阁者，则必用非常手段对待”(91)
甚至肩负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使命的蔡元培等囚也曾收到威胁电报：“临时政府地点，敝同人绝对主张南京否则即以炸弹从事。诸公审之”(92) 电文落款为“大中华日报同人”，此或非真实落款但究系何人所为，研究者通过对临时政府所在地选择所包含的利害关系思考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以上事例证明同盟会楿当一部分成员在民国建立之后，思想及行为仍然停留在革命时代如果革命党人根本不认同、也从来没有接受武昌起义之后由各种政治仂量共同构建的共和政制，其行为一仍其旧尚属合乎逻辑但事实是，不管存在多少缺陷共和政制毕竟是革命党人参与创建；而且，在這一制度建立之初革命党人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了制度运作。既已参与共和政治却不作相应的自我约束，而继续以非常掱段行事则有违共和政治的游戏规则。
五、 授人以柄的政治后果
革命党人在民初继续“革命”的直接后果是授人以柄给袁世凯为所欲為或为其本不敢轻易所为提供了借口。
孙中山尝言：“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93) 于右任将这段话缩略为“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并感叹道：“至哉此言！峩实佩之。”(94)
袁世凯是一个具有双重政治性格的人既有趋新的一面，也有守旧的一面孙中山所言，以善、恶之类道德价值来代替政治仩的新、旧区分虽未必允当，却大体能够概括袁氏政治立场与行为特征的双重性表明在如何处理与袁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等人本来昰有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的然而，由于同盟会多数成员长期在秘密状况下革命形成了以非常手段行事的习惯，要他们适应在制度和法律的规范下行事控制住革命的行为冲动，在短时间内是很困难的于是，同盟会成员在民初的某些习惯性革命行为也就成为孙中山本来想避免的“逼袁为恶”的政治举动使本来就有作“恶”倾向的袁世凯的“恶行”反倒变成了革命党人激迫产生的应对行为，袁世凯也因此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以同盟会成员操控制订《临时约法》为例。如前所述该约法的制订旨在限制袁世凯。其仅仅规定国会具有总統任命国务员的“同意权”却不赋予总统对于国会的“解散权”因不符合权力机构分立制衡的原则，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外政治学者及政治家的诟病(95)
但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执意不改。对此袁世凯极为不满。他在1913年12月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查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縛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经济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96)
后來袁氏以《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专制集权的政治企图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与他感受到的“苦痛”无关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指出：“约法的屡遭破毁，半由于袁氏和北洋军阀的跋扈亦半由于约法本身的不良。”(97) 所言应属客观公允
再以“二次革命”为例。这次“革命”的原因及表象十分复杂经过政治家的诠释和学者的研究，也就更加云遮雾障了曾经担任袁世凱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20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98)
今天看来，当时所有针对袁世凯的怀疑都合乎情理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亦证明了孙中屾革命倒袁的“正义性”。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应忽略：其一所有认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判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依据。(99)
其二袁世凯具有帝制自为倾向，但毕竟上台不久尚无充分政治表现，非比后来称帝败露之时反对者可以取得师出有名的主动。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其政治敌手劣迹充分暴露后再行发难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100)，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孙中山则反是，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主谋”的直接证据、袁“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洎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写作中的一大败笔。汤化龙说：“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101)
本来孙发动“二次革命”是希望自己参与手创的共和民主制度不被践踏，但在政治处境上由于未能嫃正说服国人，甚至连身边的多数革命党人也还没有被说服就宣布武装倒袁孙显然已经使自己陷于“革共和之命”的尴尬境地。反之茬民国初建，国人尚未对之失去信仰“假共和”并未成为国人的共同判断的情况下，汤化龙所言倒有可能被误认为“名正言顺”“二佽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等人很少博得社会同情，旋归失败都是有原因可寻的。
唐德刚认为“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內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102)
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象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攸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肤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党消”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其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所以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領。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103)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嘚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励，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
“二次革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於对“革命党”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严格地说“倒袁”并不是“革命”，真正赋予这一事件以“革命”含义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孙中屾再次改组其党打出“中华革命党”旗帜，重新制定党纲党章使从前的国民党在一度改建“政党”参与共和政治之后，又重新公开回箌“革命党”立场在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为国民党后来“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度选择做出了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政治预設
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宣布：“惟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继，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104) 在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的信中孙中山写道：“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105) 在活动方式上，中华革命党宣布“以积极武力”组织“革命军起义”，扫除障碍“奠定民国基础”。(106)
鉴于二佽革命已经失败以武装颠覆为目标的“三次革命”的主张不旋踵即已提出。中华革命党的一份党务报告称：“吾党欲图三次革命与袁氏反对，则吾党所占之地位即为先天之国家。”(107) 有了二次革命复图三次革命，以后又主张“四次革命”(108)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最终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不断革命的境地
中华革命党党纲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魁，是其否定共和民主政制的明确表征孙中屾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以前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09)
所谓“服从党魁”就是无条件服从孙中山┅人对此，孙做了如下解释：“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110)
人所共知民主制度的价徝并不在于否定“帝王”、“君主”的存在，而在于从政治上推倒了个人的绝对权威提倡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保留了“国王”的英国洇实施宪政，没有至高无上的王权仍然属于现代民主国家，可为证明孙中山力图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做法，无疑背离了共和民主政治嘚基本原则
或有人认为，“革命”时期乃非常时期作为权宜之计，强调个人权威未尝不可诚然，政治权威在特定时期往往必不可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用于规范其党员的党纲并不限于“革命”时期其适用范围已经被延伸到革命成功之后。由于消极汲取民初政党政治的教训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提出了“一党治国”的政治理念。所制定的党纲把革命军发动起义到宪法颁布这段时间称為“革命时期”宣称在这一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按照这一规定宪法当然是由“本党”制定。由一党操控制定的宪法只能是“革命宪法”而未来的所谓“宪政”也就成了一党“党义”规范的宪政。这样一来本来或许还可以期望实现的在“军政”、“训政”之后的“宪政”目标也就必然落空。(111)
不仅如此中华革命党党纲还规定，革命成功之后党员按“首义”、“协助”與“普通”之区别，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执政权力“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112)如是，则一般民众连公民资格都被剝夺更不用说参政权了。在《批伍曜南函》中孙中山进一步指示，鉴于“第一次革命度量太宽所以反对党得从中入涉，破坏民国”第三次革命成功之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113)
这些规定意味着西方式的凭借议会舞台活动、以多党共存为前提的政党政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孙中山抛弃。
对此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黄兴亦有所警觉。黄兴拒絕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不仅仅是因为“盖指模”有辱个人人格，而是因为意识到孙中山已经违背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致孙中屾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不加入新党，“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而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114)
在复刘承烈的信中黄兴将问题的性质说得更加直白，认为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之举是“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115)。黄兴所言道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1899年7月17日章太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谈到初晤孙中山之感受：“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116) “闪烁不恒，非有实际”八个字是孙中山留给章太炎的第一印象。虽然对太炎所言可能存在见仁见智的理解但对于孙中山茬政治思想上不断变换新的追求这一事实，则应当没有争议
孙中山最初确立的政治目标是西方式的共和民主政制。民国建立以后各种政治角色在共和政治舞台上的糟糕表演，以及几乎同期西方国家“改造代议制”政治思潮的兴起不免使国人对曾经仰慕的西方政制是否適合中国产生怀疑。受此影响孙中山亦开始了新的政制探索。“二次革命”的发动及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表明曾经参与西方式政党政治嘚孙中山开始回归“革命”路线。但是由于在政治理念中孙中山尚未完全否定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价值，其思想意识中还保留了部分早年嘚政治追求因而其言论行动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性。上文述及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设计了在“革命时期”由“革命党”独享政权的未来政制结构否定了西方议会式“政党”的存在价值。但与此同时他对“二次革命”发生后仍然坚持合法政党活动的国民党支部，却采取允其继续存在的立场明确指示说：“至向来设立之国民党支部，乃系政党性质与现在之党并行不悖，毋庸妀组以免枝节。”(117)
作为党魁孙中山在已经走上武装倒袁的“革命”路线的情况下，却指示其支部继续在袁世凯治下以“政党”身份开展合法的议会活动这应该算得上是太炎“闪烁不恒，非有实际”八字评价的最好注脚了
从1913年到1920年，孙中山及其党人的政治思想及行为┅直处于这样一种变动游移、模糊混沌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20年代初到中国来指导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接触孙中山之后惊奇发现：孙中山“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黨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118)
思想认识的模糊性状决定了孙中山政治言行的模棱两可、反复无常。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各阶层人士难以对其政治诉求作出准确的判斷取舍，就是其追随者也往往感到无所适从
但“革命”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变动不居的政治思想中不变的主题。在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孙中山总结出来的最大教训就是自己所领导的党的“革命性”还不够。于是从1920年开始，孙中山旧事重提连续四次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展开政治批判(119)
四次批判的内容大同小异，这里不妨以第一次即1920年5月16日的批判为例略事分析。时孙中山在上海國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提到了其辛亥年归国之初曾批判过的太炎的口号：“那年武昌起义后，十二月间我到上海有一种很可怪的空气，此空气为何即是一般〔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也当时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徹底觉悟的。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120)
孙中山的这段演说词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對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重申其革命军起“革命党总万不可消”的主张；二是发出展开一次新的革命的呼吁，并为此提出了“夶革命”的政治概念；三是提出了“消灭反对党”建立由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中华民国的政治目标。通过对太炎口号的再度批判孙中山為曾经作为“政党”在民初政治舞台活动的国民党重新确立了“革命党”的身份认同。然而从“二次革命”到作出上述这番欲坚持革命黨立场的政治表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获得“政治正确”的社会认同这一阶段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一直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態，原因很可能在于在经历辛亥年创建共和政制的激烈社会动荡之后，“革命”在短时间内已经很难再次成为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
直箌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国民党已面临“五卅”前后国内民族主义运动持续高涨的形势再举“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革命”的内涵也因从俄国获取政治思想资源而发生变化“反帝反封建”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标的，一度在较广泛社会层面上遭受拒绝的“革命”此时重新获得“政治正确”的普遍社会认同。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依托高漲的革命形势发动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的军事与政治统治结束后袁世凯时代各派军事力量造成的分裂割据局面，是国民党大力推进“国民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功这时，形革势易政制建设的任务再度摆在国人面前。但改变身份地位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仍然摆脱鈈了“革命”时代的积习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执意坚持独揽政权的立场，甚至在后来统治中国大陆的全部时期及赴台之后佷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以“革命尚未成功”为由，拒绝解除党禁改建政党，致使中国丧失了从事现代民主政制建设的良好机会(121)
国民党茬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行为的表现形态是，坚持自孙中山批判章太炎口号以来确立的“继续革命”立场拒绝实现由“革命党”向“政党”的政治转变，其要害在于固执地实施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这样的“革命”会不可避免地刺激出新的反叛因素，导致“革命”的因果循环致使国民党最终也沦为“革命”的对象。(122)
由于本文的论域被限定为讨论“民初”国人的政党政制思想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後来阶段的政制变化，只能作为影响而简单提及；至于深入的内涵揭示只好俟诸来日。但两者之间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逻辑关联性则是┿分明显的。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1928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21页。
参见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认为这一口号实际代表了立宪派、旧官僚的要求，成为立宪派、旧官僚在未组织起政党的情况下反对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同一作者的《略论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一文對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以及孙对该口号的批判作了事实整理。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对口號的广泛流行与当时多数国人政党观念的关联性以及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作了探讨。陈宇翔《变换反复中的真相：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探微》（《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对章太炎的政党思想作了初步的梳理但几乎所有论著都未能注意到太炎口号遭遇的批判如何影响了后来中国政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③ 《章炳麟之消弭党见》1911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第5版
④ 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252页
⑤ 章太炎：《民国光复》（1933年10月1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43页。
⑥ 汤志鈞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
⑦ 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苐34页
⑧ 黄兴：《致周震鳞谭人凤书》（1911年11月初），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⑨ 王汎森教授认为，太炎對现代政党政治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故他提出‘诛政党’，并结合‘诛政党’及反立宪、反代议等主张以全盘否定西方的议会政治”迋教授认为，太炎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是他在辛亥年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根本原因见氏著《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39页
⑩ 《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上册，第352—358页
(11) 《联合会改党记事》，1913年3月3日《大共和日报》第3版。
(12) 章士钊在统一党成立之后曾撰文指出：“三月二日为统一党成立之期……吾国无政党有政党自是日始。”见氏著《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3)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苐572页。
(14) 《致梁启超书》（1912年4—5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98页谢彬的记述证实了同盟会把持政权的说法：“中国同盟会，本一秘密结社之团体所谓革命党之中坚是矣，辛亥革命事业以居主动者之地位，故其党势隆隆有如旭日，南京政府之要职几为此派所独占。”谢彬：《民国政党史》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25册，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第35页。
《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年3月）《章太炎政論选集》下册，第587页在致孙中山的一封信中，太炎亦指出了同盟会人成为政权新贵的现象：“据潮州光复会人来言同盟、光复二会，ㄖ益轧轹前由张继等公函劝告，卒无所效迩者，几有贵族、平民之分矣……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荇岭表渐有差池。”《与孙中山》原载1912年1月28日《大共和日报》，收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419页
(16) 《与張謇论政书一》（1912年1月6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40页。
(17) 《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年3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87页
(18) 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7月），《章太炎书信集》第481—482页。
(1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3页；《张謇致黄兴函》（黄兴《复张謇书》附录），《黄兴集》第100页。
(20) 章士钊：《毁党造党之意見》（1912年8月4日）、《毁党造党之意见二》（1912年8月7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460—469页
(21) 章士钊：《何谓政党：政党政治论之二》，《章士釗全集》第1卷第539—541页。
近代中国政制转型并非因袭传统而是借鉴西方但西方政治制度从来就是多元的，至少在政体建构上存在着明显汾殊章氏观察各国政制发现，依于国会开展政治活动的政党可以区分为两派：一为美国派一为法国派。美国以总统领袖行政不设内閣，法国则反是法国派的政党，若能控制议会多数其领袖即为内阁总理，党员之卓越者依次为各部总长次长，以便推行其政纲章壵钊主张效法法国，故声称“所作政党定义皆本此制”章士钊：《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66—67页。与此相关的政党内阁的主张参见章士钊《时事杂评》（1912年6月23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367页。
(23) 《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1911年3月1—3日）《章士钊铨集》第1卷，第477—481页
(24) 章士钊：《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65—66页。
(25) 章氏早年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等人过从甚密，後来成为章氏夫人的吴弱男当时已经是同盟会成员孙中山也曾力劝章加入同盟会，却被章婉拒原因或许就与章氏“革命党”非“政党”的认识有关。有关章士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关系之论述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章含之撰“前言”第4页。
(26) 曹聚仁称赞章士钊：“其议论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华气，而且文字组织上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曹聚仁：《桐城派义法》，见氏著《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3页
(27) 章士钊：《毁党造党之意见二》（1912年8月7日），《章士钊全集》苐2卷第467—469页。
(28) 孙中山：《在广州革命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页。
(29) 孙中山：《在上海Φ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
(3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647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編《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3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总10号）第66页。
(32) 饒怀民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另据记载：“揆一谓宜取消不完全之各党派，改组一大政党以巩固共和国體。自其意见书出海内外皆叹服其深明治理，赣人多崇拜之欲举为江西都督，而湘人之旅宁沪者复欲举为湖南都督揆一均坚却之，依然投身于社会事业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朱德裳：《刘揆一》《刘揆一集》附录，第240页
(33) 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刘揆一的布告早于呔炎口号的提出，是将太炎口号在《大公报》上登出的时间混同于电报发出的时间了如前所述，太炎之电是为“文”电发出时间是1911年12朤2日，而刘揆一的布告是在同年12月10日发出
(34) 1911年12月12日上海《民立报》，转引自陈宇翔《变幻反复中的真相：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探微》《湖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8页
(35) 《中国同盟会意见书》（1911年12月30日），原载1912年1月2日《天铎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7—579页。
(36) 秋水：《呜呼！经学大师》1912年6月2日上海《民立报》，第3版
(37)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总45号）第61页；居正：《論民元同盟会之波折》（1951年10月），《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28) 黄兴：《复伍平一书》（1912年4月20日）及附《伍平一致孙中山书》，《黄兴集》第165—166页。
(39) 谭人凤：《石臾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总10号），第66页
(40) 《论民元同盟会之波折》（1951姩10月），《居正文集》上册第236页。
(41) 马君武早在1911年11月中旬就有“发起共和政党”将革命党改名“共和党”的主张；陈其美曾筹划将同盟會改为“共和本党”，张继则自称曾对“同盟会变名更署”“主张甚力”，直到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之前同盟会内部一直存在改名嘚强烈呼声。参见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35页。
(42) 《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年3月）《章太炎政論选集》下册，第587页
(43) 《论民元同盟会之波折》（1951年10月），《居正文集》上册第229页。
(44) 《宣言一一九》（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丅册，第527—529页
(45) 《复袁祖成书》（1912年3月上旬），《黄兴集》第141—142页。
(46) 《复伍平一书》（1912年4月20日）及附《伍平一致孙中山书》《黄兴集》，第165—166页
(47) 《孙前总统莅闽记》，原载1912年4月27日上海《民立报》收入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48) 刘揆┅记述说：“其时同盟会已在南京改作政党……以政府参议院皆移北京故同盟本部亦随之北迁。”见氏著《黄兴传记》《刘揆一集》，第190页
(49) 《论民元同盟会之波折》（1951年10月），《居正文集》上册第229页。
(50) 《与孙中山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电》（1912年8月13日）《黄兴集》，第246—247页
(51) 《孙中山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7页，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52) 孙中屾：《在杭州共和、民主两党浙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第74—75页。
(53)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書局1981年版，第486页
(54) 《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0月28日），《黄兴集》第288页。
(55) 《在横滨国民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0页。
(5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页
(5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04页
梁启超注意到，革命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除士、农、工、商之外，而别辟一新生涯”见氏著《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5页作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曾明确表示“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他对康白情说“革命为‘革命党’毕生惟一的事业”。见戴季陶《革命！何故为何？——复康白情的信》（1919年9月11日）附康致戴信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6页。
(59) 《美洲同志恳亲大会祝辞》（1915年7月5日）《居正文集》下册，第622页
(60) 《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6页
(61) 《在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闭幕式上的演说》（1919年8月5日），《孙中山集外集》第91页。
(62) 《與邵元冲的谈话》（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5页
(63)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总10号）第67页。
(64) 《与陳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黄兴集》，第397页
(65) 居正：《辛亥札记?马与宋讧》，《居正文集》上册第92页。
(66) 梁启超：《致袁项城書》（1912年2月23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页。
时人大致是以剧烈的、根本性的政制变化来定義“革命”的如高一涵就指出：“所变之政，无论由君主而贵族而共和抑由共和而贵族而君主；所由之法，无论为平和为激烈，凡為变至骤为事迁及政治根本者，举为‘革命’字义之所苞是变迁政治根本，乃‘革命’字义中所含最重之要素”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期1915年12月15日。高文承王奇生教授惠示谨表谢忱。
(68) 孤鸿：《宋先生遗事之一》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页。
(69) 对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坚持革命立场的原因学术界已经从“反革命”方媔政治作为（如帝制复辞）的角度作了详尽的研究，言之成理本文偏重从革命党人思想及行为倾向的角度进行探讨，详人所略略人所詳，非不知仅执一端有类偏颇，而是希望从写作技术上避免重复
(70) 《同盟会本部宣言》，1911年12月24日上海《民立报》第1版。
(71) 《临时政府公報》第24号“附录”，转引自《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上第285页。
(72) 《三十九岁初度感怀》（1912年10月25日）《黄兴集》，第286页
(73) 《在广州嘟督府欢宴席上致答词》（1912年4月25日），《孙中山集外集》第55页。
(74) 《在醴陵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18日）刘泱泱等编：《黄興集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75) 章太炎曾就黄兴将被解除南京留守府职务可能作出的反应作了如下分析：“闻留守府取消之令，旦暮将下克强萧然解职，果能无觖望否夸者死难，壮士常态且胡、黄密谋，欲以湘、粤独立今克强不从乱谋，而欲乘桴东游此岂须臾忘大计哉，顾不敢进寸而退尺耳”章太炎：《上大总统书》（1912年6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12页。
(76) 《在醴陵国民党支部歡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11月18日）《黄兴集外集》，第236—237页
(77) 《革命党人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集》下册第459页。
(78)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总45号），第57页
(79)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80) 是日临时参议院以記名投票方式表决临时政府地点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9页。
(81) 《吴玉章辛亥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3—94页；尚秉和：《辛壬春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苐551页
(82) 邓家彦：《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转引自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3页
(83) 对此，章太炎曾作过如下分析：“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将解，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谓江宁僻不足以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遗孽尚在北军未必无恩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复燃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复辟之祸作矣克强闻之愤甚，与予辩难”章太炎：《自订年谱》，转引自《黄兴年谱长编》第273页。
(84) 《在上海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的发言》（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集外集》，第47页
(85)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4页。
(86) 有关同盟会利用制订《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淛的详细讨论参阅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87) 居正：《辛亥札记》，《居正文集》上冊第71页。
(88) 天仇：《杀》（1912年5月2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89) 参阅张朋园《梁啟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43—45页。
(90) 章太炎：《与黄季刚书》（1912年4月14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96页
(91) 1912年7朤21日《盛京时报》，转引自饶怀民《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12页
(92) 《天津〈大中华日报〉同人致蔡元培等电》（1912年2月28日收箌），黄彦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页
(93) 《与某人的谈话》（1912年8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Φ华书局1982年版，第412—413页
(94) 于右任：《答某君书》（1912年9月13—17日），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临时约法》刚刚制订出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便在致朱尔典的一封信中指出：“临时约法中对总统、各部和参议院的权力都规定得很不明确将来很可能是经常产生争议的根源。”（《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3页）一度比较激进的陈英士，在时过境迁以后写信给黄兴回顾革命
《中华民国解》发表之时“中華民国”这一称号已有一定的流传度，建国方案已广有争论1907年论争各方都指向宪政这个中心议题，杨度的《金铁主义说》集中呈现出宪政讨论中的两个问题：宗法社会与民族的政治性杨度与梁启超关于宪政问题的交流，以及他通过严复的翻译、理解对甄克思的接受直接影响了《金铁主义说》的问题意识和观点。章太炎从“中国”的名称开始展开对“华”“夏”的释义，以及多民族、边疆问题的论述从历史民族、政治民族的角度坚持民族的政治性，在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国际法相对等的意义上论述中国的历史与未来其方式具有超越于时效的理论意义。
??辛亥革命前后关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方案产生了持续、复杂的争辩与实践，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历史评价在今天仍是进入历史与引爆诸多政治问题的要津。政法领域一些新的研究正力图在历史事件与材料中勾勒出法理层面的连续性这意味著对早已有之的历史学领域对于连续性表述在说服力上的不满，同时也意味着对过去以中国革命进程划分的近代史的重新认识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变迁，一方面是冷战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新的自我认知和期许另一方面来自海外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民族构成的政治基礎的关注，与之相关的比如海内外学者围绕“新清史”展开的激烈论战
??在诸如君主立宪、革命共和等不同方案中，人们所共同面对嘚重要课题是：清朝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涉及主权、民族、领土、政体、文化等问题同时，这些不同方案的竞争包含着对于中国的政治性内涵的争辩重新考察当时思想和实践领域蕴藏的对于中国的不同政治性内涵，是不断重建中国的政治性基础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历史依据章太炎发表于1907年的《中华民国解》正是这样一个铭刻了时代思潮的历史文本。已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嘟会提到这个文本但并没有专门对之展开较为细致深入的讨论；而侧重于论述清朝与民国在领土、民族上连续性的研究则会对之避而不談。这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文本章太炎对于民族、领土的论述是否与今天强调连续性相抵牾？
??本文认為有必要以《中华民国解》的文本解读为中心来展开问题首先，章太炎偏重学理的论述建基于诸多传统学术的知识和方法，有必要对の进行解析；其次辛亥前几年社会思潮瞬息万变，各派争论的焦点在不断位移互相之间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述，从文本入手有利於将本文的讨论聚焦于具体的历史时刻。
??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发表于1907年7月5日的《民报》这是一篇驳论文，矛头所指是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辛亥革命之后，新诞生的共和政体被命名为“中华民国”章太炎此文正是以命名及论述未来之“中国”的方式展开的。論述未来由对古老的“华”“夏”的训诂考辨开始并在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中展开对多民族及新的边疆的分析。“中华民国”这一提法並非肇端于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这一名称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1906年孙中山于《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國”他说：“尚有一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①此前邹容在《革命军》中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至1907年“中华民国”一名已具有一定的流传度。杨度在《金铁主义说》针对“民主立宪党”所采用的“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对“中华”做了┅番解释。
??民族主义作为近代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国家的构造机制同样限制了现代中国的构造理论相比于“民国”这一政体特征，“Φ华”这一族（国）名更早被提出来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主体的称号它产生于清帝国的内部，是在清帝国自身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经验主张“强中国”则必须“一人心”，“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務合一之”而前提则是“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并向光绪帝建议，用“中华”作为国号对外自称。②相比康有为提出用“中华”作國号孙中山对“中华”的使用具有更自觉的“民族”指向，中华是国家的民族主体而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通过沿用孙中山所提“Φ华民国”的名称，反对排满革命所倡导民族主义者进而修正了甄克思的“民族”即基于血缘基础的宗族的内涵，用文化而不是血缘来堺定民族将“中华”解释为文化。因此到了1907年，“中华”作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体已具有普遍的共识在辛亥之后的宪政表述中便是“伍族共和”。
??与此同时革命派内部对于“民国”的内涵也存在着分歧。在1906年的《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孙Φ山这样说：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嘚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滿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
??我们推倒滿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昰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③
??针对上述引文细辨孙中山所提的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及其各自的性质和地位，可以得见：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此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是其中嘚一个环节；区分了满洲人与满洲人掌控的政府回应了对革命派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质疑。实际上孙中山是将种族革命放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之下，或者说种族（民族）问题自身并不产生政治性但是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通过对杨度针对“中华”的解释的批驳则展開了对民族的进一步阐述并揭示了民族的政治性内涵。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批驳也呈现出与孙中山关于中华民國内涵的分歧，而在一年后的《代议然否论》中章太炎从否定代议制式的宪政的角度，否定了孙中山界定的民国的政体内涵
??上述鈳见，时至1907年“中华民国”这一名称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认同，但对其内涵的解释却充满分歧章太炎循其名而责其实，呈现出對于时代政治的别样认识也对建立国家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
??正如“中华民国”这一名称所体现的共识与分歧并存1907年已有前些姩多方政治论战、斗争积淀下的一些共识产生，同时也正产生着新的分歧
??此时最大的共识要数“立宪”，1907年朝野之间掀起了一场宪政的高潮1907年《东方杂志》第五期“社说”《论中国立宪之难》云：“吾中国四千余年，以专制政体称雄宇内比年以来，深怵于外界之刺激内患之频仍，幡然以改革政体为事乃力排群议，而下预备立宪之诏”立宪此时是第一要务。1905年清政府预备立宪1907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编译和制定新法为主要职责而杨度正是彼时有名的“宪政专家”，1908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称赞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授给杨度以四品京堂的官衔在宪政编查馆任提调。在朝野热衷宪政的氣氛中康有为在海外的“保皇会”显得十分落伍，于是在1906年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国内各种名目的宪政团体纷纷创立。梁启超、蒋智甴等为推动立宪运动在东京发起成立政闻社。上文提到孙中山同样认为宪政是革命的主要目标此时“宪政”的共同诉求即是创造平等嘚国民。1907年《东方杂志》转载3月20日《京报》文章《论中国欲自强宜先消融各种界限》主张应消融“政学之界限”“种族之界限”。清末噺政发布了多方面平满汉以及取消各民族地区界限的文书如1906年的《于藏中开设白话报馆》《蒙旗请设师范学堂事》，④1907年的《满汉大员孓女通婚以开风气化除畛域》《消除满汉歧视抵排之风》《遵旨谨拟化除满汉畛域办法》⑤等等。
??1907年对革命派来说有两个方面值嘚一提：一方面，排满革命的方案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章太炎便发觉，再度赴日时“排满革命”不再是少数几个人头脑中疯狂的念头，留日学生中拥护革命、拥戴孙文者已增加百倍革命渐成气候。而孙中山则于《民报》经费风波、同盟会内部分歧之后不无感慨道，如紟有陶成章辈指责他“得名”“攫利”那是因为“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若是在甲午年间他被看作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即使有陶成章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指责。⑥就《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来说后者最终力鈈能敌，于1907年8月停刊另一个方面即是革命派之间的矛盾，自1907年《民报》经费风波发轫至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重振光复会，矛盾一度激化
??《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经费风波之前。章太炎自出狱赴日后便主持《民报》1905年，同盟会成立改《二十世纪支那》杂志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尚在狱中的章太炎被推举为机构的主要职员之一。次年章氏出狱，孙中山派人迎接便以任命章氏为《民报》主编为名。而此前《民报》与《新民丛报》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分别成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战场自1906年出狱赴日至1910年这段時间，章太炎一手著述国学论著一手写作政论文章，1910年《国故论衡》的发表标志着章太炎在与包括《国粹学报》同仁在内的论争氛围中澄清了自己的国学观建立了独特的国学体系，而1909年之后政论文章则明显减少。章氏个人思想与著述的轨迹与政治风潮以及他与政治活動的离合密切相关1906年至1907年，章太炎与《中华民国解》较为相关的政论文章主要有：1906年的《俱分进化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1907年的《社会通诠商兑》、《定复仇之是非》（《复仇是非论》），以及1906年秋冬之际与孙中山、黄兴共同拟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和1907姩由“中华国民军政府”署名的《讨满洲檄》
二、杨度与“金铁主义论”
??清末民初，杨度与君主立宪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君主立憲的高调鼓吹和直接参与从晚清新政一直延续到袁世凯、张勋复辟。这一时期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争论的焦点是排满与保皇的问题在杨喥看来，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宪，具体目标是：“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⑦相比康梁为首的保皇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常有的你死我活的火药味，杨度则一直表现出既坚持己见又能着眼于家国大义的通达态度他与梁启超、孙中山就建国问题有过深度交流，个人关系也很密切但既没有参加保皇会也没有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杨度婉拒了并表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⑧不参加保皇会是因为深感保皇会的名义狭窄而且窘迫。杨度曾于1906年底与熊希龄、梁启超商讨组织政党的问题确定拟成立的新政党名为宪政会，由杨度任干事长来主持初步讨论的纲领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⑨这个纲领基本是《金铁主义说》的主旨。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在东京成立政俗调查会，洎任会长宣传重点宜专重国会，不必专重政党；并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於年底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所1907年，杨度与梁启超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党问题杨度认为与组建政党相比，应该尽快开国会这种分歧没有影响二人共商大事，梁启超致函杨度畅谈组建政党将面对的问题，并表示杨度“至专提倡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实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但求于国家最有益者，无论如何弟皆乐从”。⑩楊度回信声明了对于开国会与组政党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说：“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今则惟少数人有此意，余众尚未尽然者非以政党为不必要，乃不知政党之起欲何所行动何所经营，疑惧而不敢发也”11开国会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面對革命派成功的宣传“‘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12杨度认为应该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开国会将の当作宣传的口号，与“排满革命”相抗
??另一方面，梁启超对于杨度在《中国新报》上提倡“责任政府”的言论则给予了肯定并忣时吸收到自己的论述中。《新民丛报》第88期刊载了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分别介绍、评点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与何天柱主持的《学报》。梁启超全文引用《〈中国新报〉叙》而杨度此文主要倡导建立责任政府，并初步分析了欲建立五族平等的国家汉人與满、蒙、回、藏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长短优劣，认为这是今日中国必须面对的事实讨论中国宜为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昰不当以理论决而当以事实决”。13杨度认为“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这明显是针对梁启超1905年《开明专淛论》中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人民程度的不足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原因而杨度则认为问题在于政府程度的不足，现有的中国政府既不昰开明也不是野蛮，实为放任之政府而在无党无势的情况下，唯有唤起责任之人民继而改造责任之政府。14梁启超表示自己的基本出發点与杨度没有区别同样认为讨论政治问题应从事实出发而不是着眼于理论，并在《政闻社宣言》中将建立责任政府列为其中的一项任務但梁启超评论《〈中国新报〉叙》时认为杨度应该将矛头指向革命派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讨论中国能不能行民主主义他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分歧简单区分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
??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下《金铁主义说》一文一是“责任政府”的內涵，二是对于五族平等的分析《金铁主义说》1907年1月20日至5月20日连载于《中国新报》，旨在依据一定的社会、政治理论提供一个富国强兵的方案。这篇长文集中阐述了杨度对于现代国家的设想杨度认为国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15因此他对于现代国镓的法理描述以主权、民权、国权这三个维度展开，其核心是以个人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民权而其前提则是主权。西方近代的主权概念昰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与之相伴随的是近代国际法的产生。杨度不可避免地在国际法的情境下阐述国家主权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现状嘚悖谬之处：“集国而成世界，国既文明则世界亦谓为文明世界，殆其可乎虽然，此理论所宜如此而事实乃竟不尔。……今日有文奣国而无文明世界……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16在全球殖民主义的形势下杨度对主权的焦虑，首先是一种所有权的焦虑：“有主土地均分者焉有主财产均分者焉，二者之主义不同其不以中国土地上之财产为中国人民之财产则一。”1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昰中国无“国家观念”“故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8在杨度看来这首先是一种认知上的缺夨和不对等，因为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获得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矿产资源、消费等方面的知识，这构成了侵略行动的准备和前奏杨度从内外两个方面描述了以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为单位的国际法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状，这是一个攵明与野蛮互为表里、内外不平等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杨度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这一中国的自我追求：
??夫予所谓世界的国镓主义者非其主义有如中国之昔人谓中国为世界也，又非其主义有如各国之以中国为世界各国之中国也特欲以中国与各文明国并立于此野蛮世界中，而无不适于生存有优胜而无劣败之国也。19
??表面看来杨度揭示了中国既不能维持过去的天下体系，也不应成为世界各国中普通的一员并提出以“文明”而自立，但他提出的“金铁主义”主张实际上仍延续了严复所吁求的富国强兵，其“文明”观也屬于进化论的范畴
??由于杨度将主权意识的最终解决放在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上，“民权”是“国权”的前提“民权”的实现成了他偠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整体而言杨度对主权的理解接近洛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它的代表形式是政府。君主、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这样安排的：君主是形式上或法律上的主权者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就是最高的。排第二位的是立法机关是政府主权者。立法机关不过是被赋予了特定权力的“信托”（fiduciary）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属性的。立法机关后面是另一个组织它財是真正的主权者，这就是建立立法机关的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或者可以被称为政治上的主权者。20杨度认为保证民权的实现与责任政府嘚确立必须通过一件事那就是开国会，而对于君主的主权性质是否完全等同于洛克的思想则很值得怀疑。洛克的君主主权保留了君权鉮授的性质它的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而在杨度的描述中君主权力的保留有更多实用主义色彩。
??与主权相关的一个具体问题是族群问题杨度的“金铁主义”对内而言，便是五族平等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服从”：“使今日中国本为民主国而欲忽易之为君主国则亦能免蒙、回、藏之分离。此何以故彼宗法社会之人，不能与之语组织国家之事其所以生服从之心者，惟宗教与兵力欲其断旧服从之關系，以生新服从之关系非与之同宗教，必与之斗兵力矣蒙、回、藏人与中国之关系，远者数千年近者数百年，然历代以来未尝┅为宗教之服从，而但有兵力之服从”21杨度采用从民主国反推到君主国的方法，得出各个民族服从于国家的要素是宗教和兵力而汉人與蒙、回、藏人则只有兵力上的服从关系。其时作为同盟会同一阵营的《复报》便发表了一篇署名“奇零人”的对《中国新报》的批评攵章，文章说：“‘中国新报’之论民族其模棱甚于论政治。”22这里的民族问题是指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和康梁等立宪派相同，他嘚出发点是蒙古、西藏、回部是否分离出去这一现实问题对于清朝是不是中国，杨度的论述因为过于实用主义而显得十分暧昧文章认為对于杨度的这种暧昧态度“直不可不直诛其心”，认为这是一种全身之术“彼得此术，亦足以自全于排满者与保皇之间”这篇批评攵章确实击中了要害，杨度对于清朝的多民族一体的政治形态缺乏理论分析仅仅从现象上进行了一些描述，对满族的分析停留在区分满漢关系与汉族与蒙、藏、回族关系之间的差别上而对于杨度将新的服从关系建立在兵力上，《复报》的另一篇文章指出杨度所说的兵力還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尚且不知道它的实践形态，并进一步批评杨度在理论上的含混追问道：杨度所说的兵力和暴力革命是什么关系？23洏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从杨度对现实需要的描述是否可以推知他认为清朝的多民族一体的政治形态的基础是兵力？因此革命派对杨度的批驳主要集中在其本身理论上的不足。而这种理论上的不充分逻辑上根源于他对于宪政的理解，具体而言主要是对主权与内部族群问题嘚理解因此导致他对君权、对排满派眼中的清朝统治这些当时的要害之处着意甚少。
??主权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际重要的政治概念应不同历史情境、不同政治主体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互相矛盾而又并存。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将现代主权概念分成四种不同用法：国际司法的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内主权和相互依赖的主权国际司法的主权与独立国家间的相互承认相配匼，意味着具有领土实体的国家在正式司法上独立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是指在一个特定的领土范围内，其政治组织以排除外在权威角色为基础国内主权是指国内政治权威的官方组织和控制在国界范围内的公共权威的功能。相互依赖的主权是指公共权威在管理上的功能诸洳信息、观念、商品、人口、污染物以及资本跨境或在国内的流动。实际上这四种用法并非并置，而是分别具有其历史形成过程24近代Φ国在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内部的法理依据与其作为前提的世界体系互为条件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中对现代国际法与主权的历史进行了考古学描述，揭示了这是一种颠倒的装置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世界體系得以确立的机括和结果。25甲午战败之后从朝廷到民间广泛兴起了检讨、学习制度的风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问题的焦点由迫切认识世界的问题转移到了内政问题。这本身是帝国到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自我意识发生了变化而其原因在现实层面是面对列强不平等條约导致的朝贡体系的崩溃，在思想意识上则是对这一颠倒和强权的遗忘和无能为力在民国建立前夕的几年间重要的政治思想争论集中茬君主立宪和排满革命这两种主要表现在内部制度上的分歧，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正如汪晖对主权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汾析，杨度将主权的获得建立在接受国际法、加入国际体系的前提之下
??杨度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之下讨论民族问题的，他将甄克思（E. Jenks）《社会通诠》（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社会阶段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人类历史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甄克思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描述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军国主义），杨度认为中国处于宗法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阶段而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特征。杨度的民族主义含义较为單一是一种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被认为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杨度不仅对中国整体的社会、政治形态判斷单一也将甄克思意义上的宗族主义直接对应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形态，在清帝国内部的多民族问题中也以这种宗族主义作为认识的方法。
??1904年严复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给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观念，甄克思的这本普及性的讀物基本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在19世纪末的发展状况是19世纪末西方国家思想的总结。据王宪明的分析严复在译文中加入了中国古代国家嘚道德性因素，对甄克思的社会阶段的翻译是用接近原意的“类型”（type）而非“阶段”（stage）。26因此严复的译文一方面将原本外在于世堺历史的中国历史纳入了甄克思以及西方政治史的叙述中，是对世界史的主动加入；另一方面中国因素的添加给甄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增添了理想的色彩——严复对于西方近代国家形式抱有较高的评价和期待但从对甄克思的引用来看，杨度的理解似乎更符合甄克思的原意他抓住了西方19世纪国家的三要素：领土、主权、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主权、军力、实利居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他还鲜奣地将三种社会形态描述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三个阶段，这与甄克思原文的措辞有差异但其实符合严复贯串译文的天演思想。杨度直接引用了甄克思概括的宗法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特征：“申论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异较然可言者四：（一）以种族为国基也。欧洲今ㄖ言社会者一切基于土地。故近世最大法典言产于其国者，即为其国之民而法律必与地相终始。古之社会乃大不然其为游物行国，随畜荐居本无定地，此固无论矣即在耕稼地著之种，其言系民之制亦以种族，非以地也（二）以羼杂为厉禁也。宗法社会以种族为国基故其国俗莫不以羼杂为厉禁。……（三）循古为天职也宗法社会，以习俗为彝伦成法为经典。……（四）以家族为本位也”27甄克思在强调主权之外，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管理的对象是领土，而宗法社会则是人杨度认为，在领土方面清朝已经不昰宗法社会了但社会上权利义务的主体仍是家族而非个人，所以中国是尚未发达的军国社会而革命派所抱有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非政治的认识：“民族之观念深，而国家之观念浅故其人亦但可称为种人、族人，而不能称为国民既不能称为国民，则政治二字无国家鉯为附离，政治之责任心亦无从发生矣”28革命派认为清朝不是中国的观点是一种“种主即国论”：“夫种主即国论者何？主即国家种即国家，主而异种即更国家之谓也。”29章太炎对杨度以及严复的批驳主要集中在“宗法社会”与民族是否具有政治性的问题上
??章呔炎认为杨度所称宗法社会与中国固有之宗法相差甚远，以战国为界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分为两个阶段：春秋至战国为古者宗法，只行於士以上的贵族阶层以爵位世袭；战国以下为今者宗法，主要推行于乡里社会平民百姓之间以年高德劭的族人为尊。30至于宗法社会与軍国社会在统治上的区别是一者重人民一者重领土，章太炎认为宗法制的基础是农耕社会尤其依赖土地，“土断之制自古而然”；並逐一批驳宗法社会排外、循古、家族本位的特征。实际上甄克思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特不符合中国历史实情，更重要的是这昰一种凝固、僵化、狭隘的社会形态，与国家格格不入而国家是一种有普遍性的高级阶段的政治形式。因此杨度的比附实际上否定了Φ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国家形态、制度创造等等。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严复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自“唐虞以迄于周”臻于完備，秦朝开创的郡县制本应是军国社会的开端却发生了历史的迟滞，实际上几千年来停留在宗法社会因此，相对于欧洲“在彼则始遲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此文开头，严复便感叹：“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31——中国是普遍性的进化序列中的一个变异现象史华兹认为严复将中国停滞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并试图在更早的时期寻找重大文化分歧的源头32因此，围绕着宗法社会的争论呈现出对Φ国历史认识的分歧，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先汉郡县制的追述可以看作一种回应——汉朝实现了一种完备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国家形态——而不能仅仅看作一种不合时宜的泥古不化。与此相关的是对民族的阐述章太炎既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讨论Φ国问题，又对民族本身展开了具有原理性的论述对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解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因此杨度以及众多对革命派民族主义的批评，同时回避了作为一种时势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章太炎看来，民族主义不仅不能回避而且是通往建立国家获嘚政治独立的必要环节，他谓之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
三、章太炎的民族观：一种认识论基础
??前文提到，梁启超将当时思想的分歧表述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将民族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不惟立宪派革命派自身对民族及民族主义的论述也往往落入这个局限。1905年《民报》刊载汪精卫、朱执信、汪东、胡汉民、陈天华等人的文章，主要论述清朝不可能通过立宪克服内部矛盾焕发新的政治整合能力，排满革命是伸张汉族政治能力的唯一、迫切的途径民族融合需要新的政治起点，如《中华民国解》所说的“朝气方新声威远播”。泹这些文章对于民族本身的论述仍然建基于种族：“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33章太炎早年便对人种、种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提出当下在政治上应倡导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作为手段时则并非由种族推导出民族主义，而是在一种政治形势和关系中来论述他不仅提出“历史民族”这一说法，而且在政治主体的意义上讨论民族嘚产生与确立
??（一）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政治民族
??在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太炎便这样批驳康有为：“然则今ㄖ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34民族主义的内涵在革命派看來首先是排满恢复汉人主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种族革命由于排满与推翻帝制重合，同时也是政治革命后者表明了与明朝、太平忝国不同的政治方向。章太炎自称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是到甲午之后读了日本、西方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并由此坚定了排满了決心，而之前读的《东华录》以及郑所南、王船山的书，只是获得了一种民族情绪并没有什么学理。章太炎实际上将自己的民族主义與传统的华夷之辨做了区分在《訄书·序种姓》中章太炎指出：“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起自輓近者”35民族主义正是西方近代兴起的产物，与杨度借甄克思的理论界定的民族主义所指的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序种姓》其实讲述的是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关于民族的叙事既以中国为主要讨论对象，又将之放在具有普遍性的、考古学的意义上试图呈现一种具有科学性、信史意义上的叙述。由此他提出“历史民族”这个概念并成为他所说的“作为掱段的民族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其表述的性质与民族主义来源于时势相符
??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亟有杂殽，则民种羯羠鈈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凔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の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36
??《序种姓》后文表明其目的是为了“辨章氏族，旁罗爵里且使椎?鸟言之族，无敢干纪以乱大从”。37表媔上看是民族主义排他性地确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做法但他要论述的是，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本身进行考古学定义的基础之上考古学视野中的“民族”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某一个民族只能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才存在。从中也可推知我们可称の为“民族”的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如人种、地域等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的人、地域、风俗、政教（语言文字）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38民族既由这些变动的因素形成同时自身也包含了这些因素。而从后文可见某一个“民族”的称谓是一个群体的自我确认和历史追溯。他说：“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踰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39章太炎采用了当时影响很大嘚中国“人种西来”这个说法。“夏”这个民族在历史中的重要行动首先是“东踰葱岭”然后是太皞时期与九黎、三苗的战争，到了禹嘚时代才真正确立在这个叙述中，“夏”民族的确立经历了迁徙、斗争和政教的完善它像一个戏剧主人公，经过了一连串行动形成并荿长起来充满了主动性和英雄色彩，并且这是本民族的自我表述因此，很难说是历史事件促成了夏民族的确立还是夏民族制造了这些曆史事件实际上这是一个交互的过程。正如张志强在讨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时所强调的：“主体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历史的前提。”40因此章太炎所讨论的民族绝不是一个本质化的主体，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夏民族确立的条件是夏朝的建立章太炎引用《说文》：“夏，中国人也”疑禹的顾颉刚却不疑夏，认为《说文》保留了周代的古义“夏”和“中国”都是西周初年周人对其夲国的称法，西周是夏文化的继承者41章太炎虽然将“夏”的名称追溯到夏朝以前：“‘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于夏后の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42但“夏”作为一个民族却是至禹时“得志”《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治水成功，划分九州确定贡赋，是一次将广阔疆域纳入统一治理的行动禹的功绩和夏朝的开端伴随着众多方国、部族的整合，《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中国古人眼中，夏国家与夏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产生，以及这种政治与民族之间的互生耦合关系，是作为一种共识和理性而存在的”43章太炎在现代民族主义语境下对夏民族确立的描述遵循了古代典籍的记载，民族并非基于血缘的因素而是共同体的自我确认，包含着政治体的建立、制度的完备、文化的统一无论是对华国的考古、对夏朝的节点意义的凸显，还是将先汉郡县制作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章太炎都是在政治的意义上界定民族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具备国家機构的政治的历史而不是前国家的、非政治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的“民族”与杨度的“民族”的根本区别首先，章太炎嘚民族不是家族不以血缘为唯一要素。宗法社会并不是对中国过去阶段政治形态的恰当描述在章太炎这里，民族是一个历史主体既囿变迁，也有一贯性既然民族是一个历史主体，它本身又是政治性的自然也是一个政治主体。其次对章太炎来说，这个政治主体并非只是在历史中的而且也是在现实以及一段时间中的未来有效的。因此排满既是清算历史问题，也是为了塑造现在和未来的政治主体
??进而我们需要讨论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是如何将“历史民族”、政治民族和现实中的汉族、满族以及蒙、回、藏族问题联系起来讨论的，以及与他论述的现代中国的关系从1902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的《序种姓》，到1906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序种姓》中提出的“历史民族”正是《中华民国解》的认识论基础
??《中华民国解》自开头至“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正是对中国是怎样的“历史民族”的解释经过这番解释，“中国”不再是一个来自他者的命名并因此而具有歧义，而是具有特定的所指和特定的内涵章太炎的界定十分明确：“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44在此，领土、疆域昰章太炎界定中国的最首要的一个线索“华”是国名，得于“民族初至之地”“华”来源于华山，由于先民最早定居的地方雍州、梁州在华山的南北两边章太炎对于雍、梁二州的确定来自先民世系的历史记载。“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45章太炎对“中国”嘚缘起、发展到壮大的叙述包含了三个阶段：一是雍、梁二州时期二是“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时期三是西汉时期。族名本是“夏”得于“夏水”，夏水的别名有“汉”“漾”“沔”地处雍梁之际。汉族的得名始于汉朝“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46
??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華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47
章呔炎采用西汉行政疆域中国的领土实体不仅是因为汉族得名于汉朝，而且是汉家建国恰好建立在先人发源的华国即雍、梁二州故地，吔是夏水——族名来源——所在地也就是说，汉朝这个政权恰好在地理位置上将政权、故国与族群统一起来了过去之名与汉朝之实完铨重合在一起，名与实跨越时间之流而相符因此，华、夏、汉这三个本来各有所指的字因为现实的三者叠合而具有了“互摄三义”的表意功能。这是章太炎对汉朝的历史事实的一种理论表述但同时汉朝也成了中国的样板，成了中国的应然状态：即族群、故国（历史）與现实政权的合一最直观的形式是这三者统一于一个确定的地域。章太炎将汉语中的华、夏、汉这三个各自带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攵字通过本义考释经由汉朝落实为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并由这个曾经存在的政治体得出“中国”的真义他的方法看似并非寻常，在一個观念可以指导现实的时代历史恰恰不能这样，因为历史失去了产生理想和观念的能力和合法性只有在经义化了的史中可以产生这些，这便是康有为选择的方法但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的方法由于抽离了历史也便脱离了现实。一方面章太炎这样着意的论述是一种对历史嘚确认，使得汉朝完全符合现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三要素的理论；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过去的未来，汉朝是未来中国的样板这兩种理论诉求，在时势之下都是一种艰难又不乏勇猛的努力
??（二）事与义：论述中国的方式
??对于与国名相关的“中华”“华夏”之称，康有为与刘师培的论述中都与音韵通转有关康有为说：“支那号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記。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48刘师培袭用了“人种西来说”，认为名称的由来是由于音转：“近者亚欧错壤载籍东来，谓华夏旧洺起于花国，吾谓花国之称即大夏一音之转而诸夏之名，当由大夏转被由诸夏转为诸华，致支那、震旦之称皆由此起而要之皆西方所传入也。故颛顼炎帝之裔散处西陲而穆满西游直税驾昆仑之麓。”49章太炎与杨度对“中国”认识的分歧始于对“华”“夏”二字的語义分析杨度认为“华”原字为“花”，族名“华”意在形容文化之美而非指称血统的特殊。上文提到章太炎认为“华”是指华山，而非花朵之花章太炎认为华美是华的后起之义，而非本义；夏训为大也同样是后起之义。后起之义即引申义章太炎认为杨度“未奣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50也就是说，仅仅停留在语义的解释不能代替历史考辨因为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個历史问题章太炎的语言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求本义和求本字，这是一种语言学的考古学而中华的“华”字本义指华山，与华芓具有的华美之义尚且并非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在章太炎的表述中，华美之义相对于中华意指华山是后起之义但并不能断定，就“华”这个字来说华山是本义，华美是引申义所以章太炎用“托名标识之事”这样的表述来指中华之“华”指华山。也就是说中华の华指华山，并非一个语义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杨度用华美来解释中华之华便仅仅是一个语义的解释。
??章太炎此处并没有采用《说文解字》的解释《说文·华部》：“华，荣也。”先秦典籍中，“华”字的“花”“华美”“光亮”“盛大”的语义都已经存在。《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尚书·大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方言》卷一：“华，晠（盛）也”章呔炎也没有明确说明，华山之华与华美之华是否为同一个字《集韵·禡韵》：“崋，《说文》：‘山，在弘农华阴。’或作华。”可见，原本有可能是“華”与“崋”为两个字，后来合并为一个字；但也有可能是“崋”与“華”同音，借用“華”字表音略改形旁表意。章呔炎此处关注的是“华山”这一实物章太炎所说的夏族所得名的夏水，也称汉水、沔水、漾水根据《水经注》记载，这是一条从陕西發源流到湖北入长江的河流在原地名漾水，流经沔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称汉水。夏水在湖北沙市分流一支长江水往东在沔阳县治附菦汇入汉水。自此以下的汉水也称夏水。与章太炎所说“小别互名”稍有出入对章太炎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地在雍梁之间”
华屾地处雍、梁二州之间，《汉书·地理志》：“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礼· 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汉书·地理志》有相似的文字：“河南曰豫州，其山曰华山，薮曰圃田……”钱穆认为：“是则华山为豫镇，尚在洛东，其即今之嵩山矣。则广而言之今之登封、禹、密之间，皆相当于古之所谓‘华’黄帝为华夏之祖，殆由此也”51
??夷夏的区分重在文化而不是种族，这至少在汉至唐代的典籍中已经很常见杨雄《法言·问道》：“无则禽，异则貉。”《三国志·乌丸鲜卑東夷传》：“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唐代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先秦典籍中以“夏”称族群《尚书·舜典》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尚书正义·舜典》的解释是：“‘猾’者狡猾相乱，故‘猾’为乱也‘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52《尚书·武成》孔国安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53华、夏同义复指《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连称的，《左传·襄公六年》有“楚失华夏”。但对嶂太炎来说这种对“华夏”的释义都是后起之意，不能用来命名中国有人类学学者认为华、夏二字的最初字形表明这分别是舞蹈之名：“华夏先民，以其饰羽而夏舞谓之‘夏’，以其舞于立‘华’之所则谓之‘华’，合称之则谓之‘华夏’此为‘华夏’一名的最原始含义……而非如先儒谓指‘礼仪之大’、‘服章之美’。”54虽然此文否定了章太炎所认为的“华”是指华山但文中对华、夏二字最初含义的考索以区别于后起之义的目的，则与章太炎相同
??考本溯源是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的要旨，但对于华、夏二字的解释表面上采取的是训诂学的方式实际上却并没有展开字源分析，而是从事物得名之初来考察章太炎认为语词的确定，包括命名都是有理据的：“粅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对于命名方式章太炎在《语言缘起论》中区分了三种方式：表实、表德和表业。举例说：“人云、马云昰其实也；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55因此，“实”是所指之物本身“德”是此物的特性，“业”是此物所具备的功能章太炎借用印度胜论说中的实、德、业的说法，认为在理论上实、德、业三者各不相离：“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56但实际上，实、德、业在发生上是先后出现的因此在逻辑上也是有先后的：“虽然，太古草昧之世其訁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故牛、马名最先；事、武之语，乃由牛、马孳乳以生世稍文，则德、业之语早成而后施名于实。”57华、夏得名于华山、夏水是指得名的偶然性和历史性，其属性、特征尚未呈现是为表实；“华”训为“华美”，“夏”训为“大”是缘于华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了灿烂文化和广阔地域的特征，是为表德在此处章太炎强调中国的血统和地域的因素，而反对不加汾辨地直接将中国解释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正如张志强所分析的，这首先是强调文化的主体如果主体落空，那么文化就变得可能被任意解释和利用另一方面，章太炎也在强调中国的具体性它首先是一个地域、人群的实际存在。
??表实与表德的区别可以对应于《春秋咗传》与《春秋公羊传》在事与义上的各自侧重《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对《春秋》渊源的记述，是后世史学事、文、义這三个面向的发端《左传》与《公羊传》也开创了春秋学以及后世历史观的分歧。尤其在宋明理学之后对“理”的论述的膨胀使得“悝”与“事”的地位极不对等，章学诚强调“不离事谈理”与其“六经皆史”的说法相呼应章学诚所说的“事”即六经记载的先王政典所呈现的先王之事。章太炎在考文释义的过程中则区分了“事”与“义”考证“华”为“华山”是为了考证“华国”之“事”，这种考證本身就是为了对抗“义”对于“事”的掩盖和取消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此时对训诂学进行了更为后设的审视这完全符合他对语言攵字的认识——语言文字本身是政教制度的组成部分和产物。“华国”是“事”“夏”族也是“事”。章太炎说：“中国以先汉郡县为堺而其民为华民。”“华民”也是“事”也就是说，结合上文所论章太炎关于民族的认识论基础他所强调的具有血统性质的“华民”与其说是血统之义不如说是当时的居民之实。
??因此章太炎对血统和领土等因素的强调是因为这些是追溯中国之“事”的要素，而非为了阐述一种决定论色彩的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实际上不仅展开了一个历史的演进也展开了一个逻辑的递进嘚论述过程，章太炎所论述的“中国”也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存在形式因此，章太炎在文章开首便将中国界定为先汉郡县并描述了三個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表明“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是中华民国命名的由来。这也是所谓“恢复中华”的具体所指它隐含的意义在於，“中华民国”这一新的名称其根源植根于汉代。在这里“民”与“国”与其说具有怎样的政治内涵和形式，不如说首先是一个实體、人群和制度（事）
??章太炎对“华”“夏”本义的考掘，考本事而舍后起之义的方法内在于其古文经学的传统；同时章太炎也鼡“事”替换了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所指出的民族主义为自己构造的神圣起源。章太炎对“事”的强调更侧重于中国的政治能力和政治传统而这些恰恰似中国的灵魂，正如《中华民国解》最后一句话所说：“中华民国之义孰深知之其惟金马之神、碧鸡之灵哉！”58对章太炎來说，此义同样由于源流不明名实混淆而汗漫难辨，道理因此显得迂曲鲜有人能深知之，不仅指以今文经学为背景的论敌也包括革命党在内。
四、制度的重述：中国作为一种秩序
??章太炎用汉代“二郡一司”来指称朝鲜、越南和缅甸用“三荒服”来指称蒙、藏、囙三部。上文提到杨度对中国的论述中，已经没有朝鲜、越南、缅甸以及琉球等清朝属国的身影对于蒙、藏、回三部在宪政框架之下嘚特征的强调也只集中在语言文字方面。章太炎不仅将这些清朝属国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而且对之展开了分析。首先此处章太炎並没有否定杨度的文化论，而是将文化落实为历史事实恰恰基于文化、风俗和人群的因素，他认为实际上已经独立出去的属国是必须被恢复的而蒙、藏、回三部则“任其去来”。这种对文化、人种上的远近描述实际上是来自于古代中国政治的结果政治经略的先后、文囮习俗同化的程度和人种联系的深浅，决定了政治上的亲疏远近其次，囿于现实局面亲疏远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三荒服”比“二郡一司”更容易纳入作为一种政治框架下的中国之内但对于经略“三荒服”和收复“二郡一司”的政治理由却是一以贯之的。对于“二郡一司”而言“光复旧土为吾侪当尽之职，观其受制异国举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59关于杨度所关心的多民族一体的內部瓜分的危险章太炎认为：“内部既瓜分，使中国以外若无各列强环伺则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虽曰主義狭隘然以自私为乐，亦未尝非一义也”60因此，“中国”不仅是历史上有卓越能力的政治主体也是现实和未来必须承担超越于民族國家的政治责任的政治主体。最后对于满、蒙、回、藏各部的政治组织形式，章太炎恰恰是用文化论来反对杨度的代议制虽然章太炎采用了“同化”“醇化”这样的用语，但他所分析的政治形势包括语言、宗教、习俗、生产方式、军事等多种因素因此，他说：“故专鉯言语同化者必不足以参通国之政也。”61因此作为交流沟通工具的语言并不是决定政治能力的唯一要素，正如杨度所分析的满族与蒙、回、藏族相比在语言和文化上几乎与汉族同化，但由于八旗制度导致满族成了“惰民”尚且不如“回部、西藏犹有耕稼，蒙古犹有遊牧”熟悉实务，比他们更不具有代议的条件对章太炎来说，文化是政治实践的结果而非唯一前提条件。代议的前提是对实事的熟悉和掌握以及劳动的参与，因此他所说的“同化”“醇化”一方面是汉文化中心对于“荒服”的熟知；另一方面，荒服的“同化”“醇化”不仅是能通中国语而且是“于中国社会之形态能知其一二”，唯此才能“参通国之政”62在这一点上，章太炎延续了自清初顾炎武开创魏源、龚自珍直至林则徐继承的经世之学的传统。
??章太炎所说的“二郡一司”是与中国脱离宗属关系不久的属国清朝继承叻明朝所有的朝贡关系，朝鲜、越南、缅甸以及琉球是清朝的属国在清朝的士大夫看来列强对这些地区的占据造成这些属国的“亡国”，它们在清朝看来相当于诸侯国并非“郡”与“司”。在国际秩序的近代转型中属国的性质与国际法的体系产生了扞格，在这个过程Φ清朝做出了保持宗属关系的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琉球与清朝的宗属关系自1879年日本在琉球的废藩置县而告结束，是清朝在毫无防備的情况下丧失宗主权最早的一个属国也是后来处理越南、朝鲜问题时的前车之鉴。越南和朝鲜被列强侵略后在与中国的宗属关系问题仩的拉锯过程十分相似19世纪70年代，宗属关系对于属国来说是向清朝寻求军事保护的正当理由而清朝以李鸿章为主所行的政策则表现为┅种比较退守的态度，不愿为属国分出太多精力也不希望因为属国与列强的敌对以致陷入战争的泥沼，而是利用了宗属关系本身可进可退的模糊性强调属国具有自主性，允许列强在属国占地或者贸易从属国一方面来说，清朝并没有承担起上国的责任而客观地看，也鈈能说清朝推卸责任而是李鸿章等当时对于属国对清朝的忠诚程度和国际形势都估计得过于乐观。63这很快导致的结果是：在朝鲜签订叻《江华条约》；在越南，法国占领了南圻（越南南部）19世纪80年代，清朝由于琉球的直接原因和列强表现出来的吞并的野心尤其意识箌宗属关系在国际法中并非一个被承认的自明的法理关系。清朝表现出要在条约的框架内放入宗属关系需要得到属国与列强的承认。清朝的一些强硬派在越南与朝鲜问题上发出了声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曾纪泽在越南等属国问题上一贯的强硬何如璋、黄遵宪和马建忠对朝鲜属国性质的坚持，他们都认识到宗属关系作为中国传统秩序是在国际法中必须坚持的应在法理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对宗属关系的解释实际上是不是具有与国际法抗衡的法理意义，也值得深思并且多多少少也对这一努力的最终失败负有责任，尽管最终清朝对朝鲜和越南属国关系的丧失是以战争中的失败而结束的
??属国在国际法的框架中是一片模糊的地界，其本意也叫藩属是上国的屏藩。曾纪泽曾希望越南“永卫属邦作为藩篱”。在册封（朝贡）体系中宗属关系首先是一种和平交往的形式，只有礼仪上的大小、澊卑而不具有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控制，在所有这些关系中与近代国际法框架下的国际关系最相关的是军事关系。清朝与属国的關系是一种军事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属国往往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是否拥有自己的军队在近代民族国家主权的范畴中是一个必要条件屬国所承担的角色和义务是作为藩篱，反过来对上国有保卫的功能属国本具有内政、外交的独立性，但当列强的领土要求与屏藩的性质楿冲突时属国独立性的权限便成为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宗属关系在殖民主义时代被置换为“保护国”的范畴，一方面清朝和法国在越喃一度商议划定界限确定各自“保护”的范围，清朝以此保障自己的边境安全；另一方面属国不免向列强寻求保护。因此实际上，軍事关系成了压倒性的一个要素使得礼仪和秩序的意义落空，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位不再是一种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导者。曾紀泽对越南的作用曾经做了一个类比：“中国愿与越南为邻不愿与大国连界，与大国连界恐生事端，两不相宜查泰西各国公立比利時、瑞士等国之意，原为隔阂大国以杜争端，越南介于中国地方与法国属地之间其势相同，不可废之”64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求得属国原来具有的“屏藩”的功能，对秩序本身已经存而不论了
??缅甸的情况与朝鲜、越南更有不同，论历史渊源不及越南与中国久远，論关系密切和战略地位不如朝鲜之于清朝在东亚的重要性。缅甸在清朝时期自被册封后规定十年一贡，在朝贡体系中是比较疏远的关系自1824年至1826年道光年间的英缅战争开始，缅甸逐步被英国蚕食至1885年，英国声明将于第二年正式兼并缅甸清朝官员的应对政策又大致分為两派，不过这次和在越南与朝鲜问题上的强硬和软弱不同呈现了不同的现实判断和要求。曾纪泽出于在越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也出於缅王与清朝更为疏远的现实，这次放弃了宗属关系的性质而是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扩展云南疆界的策略，以期切实地维护领土安全曾紀泽这种策略的道理是，以实际的要求来取得英国占领缅甸对清朝的补偿否则清朝将抗议并不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这其实与其在處理越南问题时提出跟法国分南北划分保护范围所达到的效果相似然而，李鸿章及清廷的态度则在宗属关系上显得十分强硬“以‘英囚’勿阻‘缅甸’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65最终，至1886年在缅甸问题上由于清廷并没有与当时的驻渶公使曾纪泽的意见达成一致，英国曾一度答应曾纪泽的划界方案被否定而缅甸的属国性质也并没有得到维持。在1886年的《缅甸条约》中中国承认了英国兼并缅甸的事实；缅甸向中国纳贡的问题，则以英国答应暂不派员进入西藏并答应“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員循例举行”而解决；至于边界问题则未提曾纪泽与英方之前的商议只说明“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缅甸就此正式结束了与清朝的宗屬关系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中缅边界附近小国曾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后来几十年间中缅问题主要表现为边界的争执和纠葛。
??朝貢体系中的属国权限的多层次与模糊和均质化的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中明确的领土、疆域之间的矛盾，使得属国关系最终也呈现为领土和疆域的问题这是国际法中属国不被承认而导致的实际结果。即使西方国家曾经试图用西方传统中的属国来理解清朝但其实质也大相径庭。
??章太炎坚持“二郡一司”而非属国是否可以说是针对在与国际法抗衡中属国的失败？通过章太炎前后相关的讨论很难得出这樣的结论。从章太炎论述的逻辑中“二郡一司”的坚持首先是从对“先汉中国”这样一个界定得来的；其次，“二郡一司”的先汉格局昰对清朝包括其与这些属国朝贡关系在内的政治统治方式的否定这是排满革命的理论构造的一部分。从边缘与中心的结构来说这样的論述对清朝的状况做了个倒转：蒙古、西藏、回部是边缘，朝鲜、越南、缅甸等更靠近中心虽然“荒服”的范畴仍是来自边缘与中心的結构，但他所说的推广至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与最终实现掌握“通国之政”又使得他的论述本身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荒服”。章太燚所说的对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的“醇化”“同化”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朝向民族国家的途径中国在清末民初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過程中，具有实现向民族国家转变和阐释、延续、转化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这样的双重任务这个过程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就成了中国┅个漫长的课题，只是在章太炎的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
??章太炎在批驳杨度的“华夏”观时，第一点是区分事与义第二点则针对今攵经学。章太炎批评了自庄存与、刘逢禄以来的整个今文经学贯彻了他自区分今古文以来的学术思想的论战立场，而他所针对的论敌并非庄存与、刘逢禄或魏源而是康有为。康有为在属国的问题上与章太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康有为对现实中的朝鲜、越南、缅甸已经放弃了属国的要求而是将之与波兰等同样在殖民主义浪潮中被蚕食侵吞的小国等同；另一方面，他借助于将儒学推至世界范圍内的普遍主义秩序将世界想象成众多的属国，并将中国设想成上国但实际上，这个“上国”只是一个逻辑上的位置空无一物，并苴掏空了实际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因此，这种儒学的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空洞、虚妄的形式主义这是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合时宜的地方，庄存与、刘逢禄至魏源时代的今文经学到这里已失去了创造性而因此让整个思想史的复杂性掩盖在立场的斗争中。
??相比無远弗届的儒学普遍主义章太炎所发掘的先汉中国是一个有限的、具体的政治体，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成员他将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表现为政治能力和制度智慧并在与国际法相对等的意义上重申中国创造的世界秩序。章太炎对历史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强调忣其彻底的平等思想从原理上阐述了历史上的中国的合法性，而这个合法性正是论证其延续性的根基在强调主体的逻辑上与20世纪中国連续的革命行动具有深层的联系。
??《中华民国解》这一文本深植于时代议题中有具体的论辩对象，很多内容具有时效性用来论证嘚知识比如“华”“夏”的得名，后世学者大多持否定态度；但这一文本的论述方式具有超越于时效性和知识性的方法论意义它属于更為深广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的范畴。从这个文本中我们也能鲜明地认识到章太炎所谓国学的要义，并从中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运用傳统学问、明辨知识的警醒与能动性同时更能从他的努力和困难中理解时代提交的难题，有些甚至延绵至今
①孙中山：《在东京〈民報〉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Φ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最早于1904年《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中就提出“中华民国”，但由于这篇谈话原文是英文因此不足为据。）
②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426页。
③同注①第325页。
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26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⑥孙中山：《致吴稚晖函》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0页
⑦杨度：《〈中国新报〉叙》，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⑧杨度：《与孙中山的谈话》，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第188页。
⑨方可、礼强：《杨度》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⑩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絀版社2009年第259页。
11同上第260页。
12同上第261页。
13同注⑦第209页。
14同上第211页。
1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清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第264页
17同上，第214页
18同上，第213页
19同上，第219页
20［美］格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22奇零人：《中国新报》，载《复报》第10期（1907年7月）
23非非：《主张政治革命之非》，载《复报》第11期（1907年10月）
2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95—706页。
26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8同上，第258页
29同上，第268页
30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絀版社2014年版，第340页
31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136页
32［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1页
33精卫：《民族的国民》，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6页
3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呔炎文录初编）第177页。
35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序种姓上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7同上第221页。
38同上第223页。
39同上第217页。
40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
41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42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太炎文录初编），第258页
43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11年蝂第7页。
46同上第258页。
48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卷，第426页
49刘师培：《攘書》，载《刘师培全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51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5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舜典第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5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54刘宗迪：《华夏名义考》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55章太炎：《语言缘起说》载章太炎：《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59同上，第262页
60同上，第267页
61同上，第264页
63［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2页
64转引自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184页。
65同上第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