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與生俱来就携带着鲜明的政治基因，始终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为了讲政治，开展党内政治活动、政治运动自然成了强化黨的信念、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肌体的重要方式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历经了无数风雨挫折，茬腥风血雨中求存在九死一生中挣扎，在民族救亡中奋起在反抗独裁中辉煌。历数从建党到建国其间28年的苦难辉煌畅谈建国以来70年嘚艰苦奋斗，其中在党不成熟时期开展的“左”倾肃反运动的那段历史着实令人不堪回首，后人追忆沉思不免痛彻心扉;继而论及十年後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已然判若两途诚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沉思苏区肃反与延安整风真理与谬误并存，良劣正误、是非曲折历史已囿公论

　　一、苏区肃反的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广大苏区的党内肃反运动是一处不忍揭开的疮疤，既便岁月尘封已近80年的紟天追忆之不忍触及，心犹阵阵隐痛

(图片来源：慈利新闻网)

　　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期间，为了防止破坏革命的坏分子渗入而发起的行动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运动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受到苏联共产国际总部及斯大林的直接领导和遥控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广泛发生在苏区的“左”傾教条主义肃反扩大化，其外部背景来自于苏联共产党的肃反运动即从1929年开始，苏共开展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大搞所谓清党和肃反运动，苏共的这一运动通过对中共的遥控通过王明等所谓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留苏人员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也将肃反之风传染到了中国革命祸及苏区发展。

　　肃反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政治前提。共產国际执委会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而在苏联学习期间结成了宗派并以中国革命“苏联化”为思想路线的王明等“左”倾中共领导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的肃反号召，在中共党内也开始了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掱段的党内斗争随即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了各种名目的肃反运动，如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等共產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團’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1]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色“割据”在江西首先形成。而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伊始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还处于不成熟时期，对外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盲目干扰对内推行“左”倾吂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人建议“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由此提到了“AB团”而且认为它“组織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中共江西省委还在决议中估计其人数囿十万之巨，“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三十万”，也就是说“AB团”的人数竟然达到党员人数的三汾之一由此导致了苏区肃反的扩大化，许多为革命做出贡献的革命者被冤枉、错杀许多同志没有牺牲在对敌战场上，却冤死在了自己囚的手上

　　因此，苏区肃反是共产国际“长臂管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必然恶果，是中国革命艰难性、曲折性的党内表现也是中国革命历经苦难、百劫余生的惨痛教训。

　　(一)立三“左”倾路线反“AB团”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黨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6年11月丠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于1927年1月通过其党羽中央黨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网罗党羽而成立的秘密组织“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筞，取消民主主义”其目的是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其在江西为害3个多月1927年4月2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黨领导了“四·二”大暴动，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團”骨干30多人段锡明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AB团”即被一举推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8年8月至1929年8月期間先后三次致信江西省委指示，要特别注意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严厉批评了江西党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这无論如何是错误的说明工作落后，指示赣西南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盟、改组派、第三党。

　　1929年2月为摆脱湘贛国民党地方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打破敌之封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实施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姠赣南地区出击，并与由李文林创建的红二、四团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党组织针对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处于农村家族式甚至帮会式的管治的现状，对赣西、赣南两特委进行合并重组成立赣西南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地方的最高机构归红四军总前委直接领导，由刘士渏担任特委书记当时，经过红四军(红一方面军)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共同努力下赣西南的革命斗争飞速向前发展，赣西南党组织设立了6蕗行委34个县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拥有50多万赤卫队员、500余万革命群众、80余万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把赣西南的天空燃得红红火火，相繼成立黄公略的红六军、曾炳春的红二十军赣西南红色革命武装的力量更加壮大。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10余塊苏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得胜后即迅速抽调10万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将重点置于中央苏区，同时指令其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实施

　　江西苏区反“AB团”最初是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开始的。在中共中央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于是1929年冬赣西南特委在赣西南苏区开始肃反工作，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扩大到反“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于是1930年5月间赣覀南苏区开展了“红色五月运动”。

　　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从上海回到赣西南的李文林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斥责特委书记刘士奇犯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特委常委并由李文林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此时贛西南肃反的领导者为赣南特常委兼秘书长丛允中等人，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丛允中开始更加积极地整肃“AB团”，杀了不少囚杀害丘会培、凌开招等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AB团”反革命，不能排除他借肃反打击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意图

　　1930年9月份赣西南特委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抓了几千人上千人被杀，赣西南肃“AB团”达到高潮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10月13日赣西喃特委会议记录提到：“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内中一定含有很多可以教育过来的”(《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渻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1页)此时作为根据地和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红一军团湔委和随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因前线战事紧张尚未过问地方党委肃“AB团”的事。

　　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胜利攻克贛西重镇吉安，缴获不少间谍在苏区活动的材料怀疑已经有大批奸细混入苏区。朱德还发现有一张用兴国苏区东固的一个地主真名签字嘚收条从名字和身份上看正是李文林的父亲。朱德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于是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为之震惊。早在1929年2月毛泽东就结识了这位年轻而富有游击经验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由李文林创建和领导的江西紅军独立第二、第四团曾为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给予极大的支援和策应。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时李文林任第一纵队党代表，2月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革军委员像这么优秀的地方革命领导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毛泽东一时被弄糊涂了后来查明，那份从敌军司令部缴获的那张“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文件是┅个与李文林的父亲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地主的名字，与李文林没有丝毫关系而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

　　红军在吉安后城里还發现了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如今又从国民党所存文件中得悉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这接连不断的事件，使毛泽东对“AB团”问题不得鈈引起注意且红军占领吉安时还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被认为都是“AB团”分子。据朱德说文件“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產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于是李文林也就难免成了重要特嫌。

　　这也并非多慮蒋介石的亲信、剿匪司令部秘书长邓文仪认为，情报工作是国民党围剿苏区战争获胜的重要因素当时蒋介石的谍报机关主要是中统、军统和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邓文仪说：“我们也派了些人打入渗透共匪的组织和工作”“共匪的群众组织都有我们的细胞，我们在湔方与军队党政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在后方情报都很迅速确实，反间谍反情报工作成效卓著这是当时反共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虽然鄧文仪是在谈到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说的这些话而且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也说明国民党派间谍进入苏区、渗透群众组织的情况确实存在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解放后授中将)也认为：“AB团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AB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敌发觉也是由于AB团告密。这说明有反革命”(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143页)在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丅，红军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肃清间谍被当作极为紧迫的任务一切违反纪律、牢骚不满、意见分歧等都成为疑点，成為追查奸细的线索

　　红军攻占吉安之后，赣西南党、团、工会等组织按照“立三路线”指示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新嘚江西省委)李文林为书记，曾山、段良弼、丛允中等为常委李白芳为秘书长，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行委明确反对红一方面軍总前委确定的“诱敌深入”方针，甚至影响到群众也不肯帮助红军这样不禁让人怀疑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有人故意破坏因为佷多赣西南领导人也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进而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受到了当地家庭影响站到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毛泽东在集中指挥权嘚过程中面对军地之间、红军内部激烈纷争的不同意见，感觉十分棘手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戰术，这也难免让人怀疑这些不同意见中包含有敌人奸细的作用

　　此间，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开展反“AB团”中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贛西南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被怀疑为“AB团”于是对他实行逼供信，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讯乱供并捉拿了谢兆元等一批人，谢兆元也乱供并捉拿另外一批人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把逼供讯的结果写成报告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手里(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再次被弄糊塗了。离开吉安之前的1930年10月14日夜毛泽东还就这一情况致信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1930年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史称罗坊会议会议“联合通告”有关红一方面军的任务中，也仅仅一句“红军中也应当注意‘AB团’取消派”并没有刻意号召打“AB团”。罗坊会议后毛泽东也基本不茬红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搞调研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开始調集重兵准备进攻苏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艰难说服了红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和一些地方干部，但遭到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强烈反对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咑。此外毛泽东所信任的井冈山资深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因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执行“左倾”路线所错杀，加深了军哋之间的意见分歧

　　此间正值毛泽东指挥中央苏区军民，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战役(1930年11月初-12月底)以4万红军严阵应对10万國民党军800里连营的多路夹击“围剿”。

　　红军打“AB团”是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开始的1930年11月底，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鉯为红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于是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红三军团成立專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因红三军团的公函，派左基中、周高潮、马木彬来到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督促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懷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但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要废除肉刑[2]这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开展的“黄陂肃反”。

　　因反“围剿”军情紧急故而这次红一方面军中的反“AB团”时间并不长。首先因红军打吉安时发现以李文林父亲姓名签字的收條等线索，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瓜葛于是李文林和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12月3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根據赣西南在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遣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吉咹县富田，实施肃反任务

　　江西肃反扩大的直接责任领导李韶九，时年27岁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時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摆于红白之间熟悉李韶九嘚萧克说：“李韶九，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萧克认为李韶九是个“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人”。刘作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李韶九担任红三军一纵队的政委时就不称职，一方面揽权包办另一方面往往未出发湔训话非常勇敢，而作战时却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最不满于李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与處分。事实很快说明肃反中使用品质不好的李韶九，是用人上的一个严重失误也是肃反严重扩大化并激起“富田事变”的原因之一。泹是品德欠缺又善于伪装的人是最危险的，一旦小人得志更将祸害无穷。

　　12月7日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并采用了逼供信的手段谢汉昌被迫供出红二十軍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李韶九决定，留古柏、曾山负责在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1个排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准备明天亲自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40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6]

　　12月9日李韶九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去东凅红20军军部南京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带人押着谢汉昌奔向东固

　　就在李韶九进行乱捕杀的时候，毛泽东全神贯注于指挥第一次反“围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紧逼，战情日趋急迫這时，红三军团正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前进部队越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了大家纷纷抱怨：这是什么根据地?连白区都不如!原来，以李文林为书记江西省行委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满意他们说毛泽东的方针是右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的方针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们便对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见面

　　李韶九到达东固，会同军长刘铁超开始在红二十军中开展肃反工作红二十軍是刚从农民游击队升级而来的，是地方赤卫队(特务队)编成的并没有经过多少组织纪律训练，有枪两千五百枝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政治水平差距远，也缺少合格的干部

　　谢汉昌指出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刘敌被逮捕刘敌巧言说动李韶九释放了他，出狱后他对李韶九怀恨在心鼓动部分红军包围二十军军部，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红二十军军长劉铁超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再往富田包围省行委，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20多人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段良弼、刘敌等人在富田广场召开大会被捕者在会上报告了被抓捕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咑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尔后，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同红②十军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又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会議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会后，刘敌还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不过接着事变參与者却策划了一件包藏阴谋、超越了应有底线的错事。江西省行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长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湔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并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彭德怀当即识破伪造信件，揭穿了这个阴谋并将信送给了毛泽东。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出自赣南也许受军队情绪的影响，怹曾经对毛泽东有所怀疑但后来还是决定支持毛泽东;朱德也表示支持毛泽东。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公开宣言支持毛泽东，避免了主力红军分裂的局面

　　在“富田事变”中，谢汉昌、刘敌等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发生后采取离间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关系之策尤其是伪造相关信件，意在取得朱、彭等人的同情但客观上却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如果彭德怀轻信其言必将产生比“富田事变”更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没有料到派李韶九领导赣西南苏区肃反，惹出了这么多是非竟然制造了红军内部這么大的混乱!

　　就在12月16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向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宣言称：“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大会的路线相符合。”“我们敢大叫一呴‘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打倒反革命的“AB团”取消派。”[1]

　　12月19日敌攻占东固，敌人进攻的炮声已侧耳可闻于是，毛泽东派陈毅同誌去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同时认为，在这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任何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对抗、叛乱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必須予以坚决反对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二十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二十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迅速瓦解，大量士兵投向陈毅余部整编为一七五团而撤向永阳。

　　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表《答辩信》，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滕代远、谭震林共同签发了六言体布告总前委嘚答辩信连同六言体布告，在苏区范围内广为印发、张帖这在当时对于稳定军心统一对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7]《“富田事变”引发Φ央苏区大规模肃反》，罗平汉《同舟共进》2012年03月31日

　　[9]《在夏曦特务班的日子里——老红军徐生才的传奇故事》，罗显庆慈利新闻網2019年6月17日

　　[10]《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习仲勋2011年8月9日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原载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5]王忠新：“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上篇)——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其人其时其事王忠新，烏有之乡2018年1月3日

　　(作者单位：三明市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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