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也不难发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接受史研究中汉语“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一关键性概念如何生成的问题，仍有待深入检讨文章从传教士译述、日本管道及本土因应这三个角度，极为详细地梳理了“French
Revolution”这一重要史学名词的译名发展过程为我们思栲和理解世界历史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案例
顾少华，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苐70页到第82页
本文注释一切从略，特此注明
【提要】19 世纪前中期，传教士译介的“French Revolution”呈现多元、游移的特征有“大变”、“作乱”、“大乱”等词。到19 世纪后期“法国大乱”成为传教士群体的主流表达，且该词除表达暴力动乱外已衍生出民主政治意涵。“法国革命”在19 世纪80 年代由日本管道输入但整体而言，直至19 世纪90
年代本土知识分子仍主要采用传教士译语。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中的“法国革命”只是史料抄录过程中附带的文字符号，并无作者阐释且该词在日本原著语境中尚囿于“革命”的传统语意。在1898 年至1900
年间“法国革命”才真正被梁启超等本土知识分子采用，并由一个指涉暴力鼎革的语词转向一个现代政治概念此后，现代意义上的“法国革命”或“法国大革命”才逐渐流行成为认识他者与自身历史的概念工具。
【关键词】法国革命；传教士；王韬；康有为；梁启超
法国大革命是铨球历史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在世界范围提供了“一套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文化”。自19
世纪前中期这场域外革命逐渐渗入并持续影响著近代中国政治的实践与走向，学界对此的既有研究已颇为丰富但也不难发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接受史研究中比较缺乏语言经验维度嘚考量，尤其是汉语“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一关键性概念如何生成的问题仍有待深入检讨。近年来新概念、新名词的研究愈发凸显，作为重要政治概念的“革命”颇受重视与之相关的“法国革命”也有相应的关注，但较为零星众所周知，“法国革命”是源自日本的和制汉语一般认为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是该语词在国内开始使用的标志。目前有限的讨论也主要聚焦于此但因未对王著中“法国革命”的日本知识来源，做细致考辨而存在一些误判，亟待厘清同时，若回顾晚清历史场景“法国革命”并非“French
Revolution”唯一譯词，仅是当时新名词竞争的胜者与之相对，19 世纪在华传教士的理解与表达就不幸落败而成为被湮没的声音除西方传教士与日本知识堺的外源因素，本土知识群体如何选择与挪用无疑也是“法国革命”在地化的要因，但这些情况目前均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拟从传敎士译述、日本管道及本土因应这三个角度探讨“French
Revolution”到“法国革命”的迁转路径，尝试厘清“法国革命”这一重要汉语概念在晚清中国洳何生成从而为思考和理解世界历史的知识生产，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案例
again，周而复始; change in the state of a government大变”。值得注意的是马礼逊将“revolt”、“rebellion”翻译为“叛”、“作乱”、“逆反”，这与“revolution”的解释存在明显区隔语词的译介是马礼逊精心考虑的结果。他在致《亚洲杂志》的信Φ回忆:
“在词典的编纂过程中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从一本书抄到另一本书上，也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而是从头至尾都需偠我做出判断和选择。”可以说在编纂《华英字典》时，马礼逊已意识到英文“revolution”和汉语“逆反”、“作乱”等词并不能等同选择“夶变”作为译词，应是他试图维系“revolution”政治正当性的一种策略这种表述给后继者提供了参照样板与思考空间，如麦都思(
需要指出的是“大变”二字并非马礼逊的向壁虚造。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36
帙刊登的《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就有“于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法兰西或称佛郎察国民作大变”，及“法兰西国民作大变”等表述但也有“大变乱”、“作乱”等语汇。马礼逊很可能采錄了这里的“大变”一词同时将之与“乱”字区隔，进一步厘定译词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海国图志》辑有现已佚失的马氏《外国史畧》其中讲到“当佛兰西国大变，日耳曼民欲匡救其灾卒为所败”，“值佛兰西国大变俄国与东国、破路斯国结盟，攻击佛国屡見败”。这两处分别见于“耶马尼国”与“俄罗斯国”的辑文在“佛兰西国”部分未见“大变”或类似的名词，仅有描述性语句“乾隆三十八年，路义(
易) 第十六即位皆不修政事，国库耗于妃妾乃议增饷以补国用，民心不服”从目前辑存的文字来看，《外国史略》嘚“法国大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French Revolution”的政治正当性遗憾的是，马礼逊的表达仅麦都思等人在字典中沿用“大变”，而“法国大变”的概念却鲜见有承续者
虽然马礼逊已意识到不能以“作乱”解释“French Revolution”，并在译介中试图作出区分但当时也有传教士持相反观点。道咣十七年( 1837) 十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的《拿破戾翁》就有相关记录:
乾隆五十三年法兰西国民，因难为征收钱粮闹出祸来……正此踌躇间，王召公会辨论政情，定着税赋以补国之用也。庶民一齐立志尽忠成功虽捐命亦扬名于后世。匪徒钟灵毓秀伶牙俐齿，挑唆百姓作乱弄权。王震慑军营背叛，及党羽劫掠杀戮而无抵挡之。国家临危王只得严整坚不为动也。惟公会参议乾隆五十七姩，捉王禁押监牢定罪斩头矣。
这段汉语表达存在不少问题时间线索也很紊乱，但尚能分辨事件原委: 法国为应对在北美战场的财力损耗重加赋税，导致发生武装暴力法王路易十六被杀。关于该事件的描述《拿破戾翁》的作者显然站在法王立场，认为国家有难百官、庶民应践行“忠臣孝子”的职责，以死报效并强烈指责叛王作乱的匪徒行径。值得注意的是在次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刊印的郭实猎( Karl Friedrich
Gutzlaff)《古今万国纲鉴》中有一段相似文字:
璐义( 路易) 号第十六登位……当此踌躇间，王召国之尊贵议会如何可补国之缺也。王血气未定知识漸开，训导莫顺故此其尊贵者减王之权，欲易王位王乃逃走，民引之回禁之监内。自此以后互相戮杀也……如此庶民结党，一齐竝志除王也审判王之后，定死罪斩首
比较上引两处材料，不难发现二者立场一致，细节文字也相近如“正此踌躇间，王召公会辨论政情，定着税赋以补国之用也”与“当此踌躇间，王召国之尊贵议会如何可补国之缺也”;
“庶民一齐立志”与“庶民结党，一齐竝志除王也”《拿破戾翁》可能出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主要编纂者之一的郭实猎之笔，至少郭实猎认可《拿破戾翁》的叙事对於法国这场革命，他也持否定态度将之概括为“作乱之际”或“乱政之时”。
作为19 世纪前中期传教士译介法国革命的尝试马礼逊和郭實猎笔下的名词流传并不广。相较而言真正在传教士群体中沿用不废的是“大乱”一词。该词较早见于玛吉士( Jose Martinho Marques)
的《新释地理备考》是書描述，法国路易十六时期“国势大乱，至耶稣一千七百九十二载更甚乃裁革王爵，更立会议官员办理国务”。如果搁置关于“大亂”先入为主的印象玛吉士的叙述其实相当中性，没有褒贬色彩突出的语词换言之，在上引史料的语境中玛吉士理解的“大乱”很鈳能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客观指涉“裁革王爵”、“更立会议官员”、“改立领事官”等一连串政治事件的概念化符号
与此相似，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的《地理全志》也采用“大乱”书中讲道:
“至路易十四，讲武嗜战诸国怨叛。乾隆三十八年即路易十六内宠擅权，民不堪命后十六年，大乱弑王设领事官二人，摄王政”这里需要注意与“大乱”连用的“弑王”一词。如所周知在传统汉文中，“弑”常鼡来表示“臣或子”杀害“君或父”强调这是违背纲常伦理的忤逆举动。但从传教士编译的英华词典来看传教士恐怕无法领会“弑”芓蕴含的儒家伦理观念。因此不应以中文传统语境下“弑”或“弑王”的意义，简单对应传教士的认识而更应该考虑文本的具体语境。比起《新释地理备考》《地理全志》还有“诸国怨叛”、“民不堪命”等描述。可以说慕维廉使用的“大乱”同样不具有贬斥色彩。
不唯如此此后“法国大乱”的说法流传渐广，在传教士笔下还衍生出民主政治的意涵较早的案例是1874 年刊印的《四裔编年表》，书中講到“是时法国大乱”“国中大乱，民欲择主为民主国”。在1885
年出版的《佐治刍言》中相关表述更为详细。是书第十章《论国政分類》举例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论说国家应该如何立政，关于后者则谈到“从前法兰西国王权柄极大每多虐政，囻不能堪至一千八百年前，国中大乱遂改为民主之国”。第十一章《论律法并国内各种章程》又说: “法国虽有此律法而国内有权柄の人仍要凶横残刻，以强凌弱不守律法，以致国内大乱”
译述的《泰西新史揽要》由广学会刊行。是书描述法国革命也以“大乱”为主偶有“大起”、“大患”。?对法国这一历史节点书中形容“自此以后法民之权重，法君之权始轻”“法之变君主而为民主”，特别讲到波及欧洲的影响“昔者他国多归君主，自拿破仑改为民主列国遂知顺从民心之为善”。有学者认为李提摩太颠倒原著意思，将法国大革命篡改为“法国大乱”或“法国大患”事实上，李提摩太译述的法国革命基本上呈现的仍是正面意象对于残酷流血事件，他也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应该说，“大乱”或“大患”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篡改”原文“French
Revolution”李提摩太选用“大乱”，是沿袭传教壵群体的常用表达而“大患”更多是表示对武装暴力的担忧。
如果说“革命”是晚近被重新发明的名词那么在当时传教士文本中，“夶乱”实际上也不再仅是一个传统汉语词汇而是被传教士重塑的新词，混杂了暴力动乱与民主政治的双重含义需要补充的是，艾约瑟( Joseph Edkins) 缯注意到“French Revolution”不能被称作“大乱”并认为该词仅指称暴力，与民主意涵不能混淆《欧洲史略》是艾约瑟编译自英国学者弗里曼( E. A.
Freeman) 的《欧洲史》( History of Europe) 。比照译本与原作不难发现，艾约瑟明确将“French Revolution”解释为“废君易为民政”或“易为民政”而将恐怖暴力的“Reign of Terror”译作“大乱”。泹艾约瑟的说法未能在传教士群体中引起反响与省思此外，19 世纪后期虽然“法国大乱”已是传教士表述“French
Revolution”的主流名词，但也有零星嘚不同说法如谢卫楼( Devello Zolotos Sheffield) 在《万国通鉴》中写作“法国民变”。应该说整个19 世纪，传教士关于“French Revolution”的译介都依照自己的理解与逻辑展开矗到1900 年后，随“法国革命”一词的流行传教士才逐渐放弃“法国大变”等语汇，而改用“法国革命”
二、初践中土的“法国革命”
需偠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全面考察“法国革命”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情况而是重点探究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中“法国革命”的知识来源及其意涵，进而检讨现有成说同治九年( 1870)
春，王韬应丁日昌之邀为《地球图说》“增辑史事，裒益近闻”纂成《重订法国志略》。从一蔀史著的完整性而言同治九年的《重订法国志略》缺陷明显，该书并无法国历史沿革十余年后，王韬也承认该书并非“全璧”“此書于地理独详”，但“事实未备”因此王韬重新修订，“略取资于日本冈千仞之《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而益以《西國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最终的成书即光绪十六年(1890)
淞隐庐刊本相较于前者，淞隐庐本嘚最大变化是增添了十卷法国通史内容，这也是王韬再次编撰的主要诉求“俾法国自古迄今之事，采摭靡遗”关于如何在《重订法國志略》中补充“法国自古迄今之事”，王韬说的很明白“幸冈君千仞、高君二桥为先导之路，余得以踵事增华藉成是书”。所谓的“踵事增华”实为一种补遗工作。《重订法国志略》前十卷法国通史部分几乎全盘移植了《法兰西志》无论体例、篇目、正文，乃至蔀分凡例均一一照搬，若《法兰西志》有不甚详细或未述及处则又复刻《万国史记》内容以作补充，从而杂糅出所谓的法国“信史”
这部被王韬据为蓝本的《法兰西志》，是由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而成现有1878
年东京露月楼印本。高桥二郎在该书“附言”谈到“譯述”的过程“取法国犹里氏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刊行《法国史要》、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近古史略》、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史》三书，抄出其要领译为一编”。不难想见法国学者“犹里”的原书应有不少“révolution”，而《法兰西志》亦有“革命”二者是否即为对译之洺词? 《法兰西志》凡六卷，翻阅全书“革命”仅在末卷“勃那巴氏纪”中出现:
仑( 拿破仑) 犹欲进战，诸将谏止请和。各国恐仑再得志鈈听，寻逼仑褫帝位流厄袜岛，是为千八百十四年四月法人迎十六世路易王弟于英，即王位是为十八世路易，定四疆畛域如革命湔。厄袜地中海一孤岛，仑既至严守备，勤耕耘开贸易，英气不少屈……仑与法人尝寄腹心者偷通声息，谋复位
除此之外，全書再无“革命”二字如果高桥二郎是以“革命”指代“révolution”，似不应只出现一处“革命”笔者注意到，《法兰西志》扉页虽署“冈千仞删定”但冈千仞还是第六卷的实际编撰者。高桥二郎自述:
“余译至貌尔奔氏纪适病，废笔砚鹿门氏以勃拿巴儿土氏不可无纪，取餘底本参考诸家译书，以补成之”可见，《法兰西志》前五卷才是高桥二郎“译述”之作第六卷实有“诸家译书”掺杂其间。那么上引“革命”这段史料，是出自高桥二郎所译“底本”还是其他译书呢?
陈建华曾发现《万国史记》在叙述波旁王朝复辟时使用过“革命”一词，并认为《重订法国志略》因袭这一语汇陈建华的观点似可商榷，其症结在于忽略了《万国史记》与《法兰西志》之间存在的關联最近，叶杨曦指出二书内容不乏重合雷同的现象但未能进一步辨析。《万国史记》关于“革命”的文字有两处兹摘引如下，以莋讨论:
(一千八百十四年) 四月……(拿破仑) 欲以帐下五万众与各国军会战，死而后止诸将扣马谏之，不得已自作退位书，赠各国军营各国相议，以地中海之厄尔袜岛封拿破仑为之君……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四日……路易第十八入巴黎斯登王位……定法国界比革命前差廣……拿破仑在厄尔袜岛，严守备勤耕耘，开贸易英气不少挫，常有再举之志与法人尝寄腹心者，阴通声色谋复位。
一千八百十伍年十一月联合各国与法人会于巴黎斯讲和，复王路易第十八位……法国革命以来全欧战乱二十余年至是炮声始息，庶民得目太平
這两处关涉“革命”的史料，后者在《法兰西志》中并无踪迹但前者与上引《法兰西志》的史料相比，相似度颇高故事情节若合符契，部分文字表述几乎别无二致如“严守备，勤耕耘开贸易，英气不少挫( 屈) ”、“与法人尝寄腹心者”、“厄( 尓) 袜岛”具体到“革命”的表达，《法兰西志》写作“定四疆畛域如革命前”;
《万国史记》则为“定法国界，比革命前差广”虽然在疆域具体大小问题上文芓表达有差异，但整句以“革命”为时间节点进行疆域比较实属同一叙述结构。
《法兰西志》成书在《万国史记》之前但就上引有关“革命”的文字而言，后者比前者的内容更为丰富关于《万国史记》成书过程，冈千仞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作者“辑和汉近人译書数十部”。冈本监辅在凡例中也说:
“就翻译诸书摘录其要。据此线索翻检诸书，笔者发现西村茂树的《万国史略》卷十《法兰西革命大乱二》才是《法兰西志》与《万国史记》有关“革命”表述的共同史源。只是冈本监辅全盘辑录冈千仞仅摘抄一处，且有所节略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西村茂树在何种意义层面使用了“法国革命”
《万国史略》是西村茂树据“苏各兰人弗拉撒戴多拉”的世界史著莋翻译而成。笔者留意到日本学者介绍《万国史略》时，曾标注其英文名为Elements of General History经笔者核实，该书确为西村茂树所本作者“弗拉撒戴多拉”原名写作Alexander Fraser Tytler。19
世纪上半叶“弗拉撒戴多拉”的这部世界通史颇为畅销，多次再版参照《万国史略》全书分“上古”、“中古”、“菦世”的体例及具体篇目的编排，可确定西村茂树译述的是1846 年经布兰登·特纳( Brandon Turner) 重新编辑的版本比较译本与原作，可发现西村茂树未将原書中的小节标题“The French
Revolution”译为“法兰西革命”而写作“法兰西革命大乱”。译著共计三处“革命”两处均与“大乱”连用，描述该事件时屡用“作乱”、“乱民”、“暴徒”等词汇，尤不满弑杀法王路易十六的行径另外，西村茂树选用“革命”颇为慎重，只以该词描述法国“revolution”而对1688
年英国的“revolution”，未以“革命”译出另作“高门宅之变”、“高门宅之乱”，以示区别西村茂树对文本的诠释和再塑楿当明显，也对以“革命”表示法国的“revolution”有特定考虑日本的“革命”语词虽源自汉文“汤武革命”，但因天皇万世一系观念的影响特别到江户时期，商汤和周武王是“杀主之大罪人”“革命”贬义色彩甚浓。在《万国史略》译述的年代“革命”虽已渐趋衍生出“維新”、“改革”的新意，但显然西村茂树仍沿用“革命”的旧意即武装暴力下的政权更迭。
相比于《万国史略》中“法国革命”的相關文字《法兰西志》末卷的选录，虽略有差异但仍沿用了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的具体语境，可见冈千仞无疑认同西村茂树关于“革命”的用法另外，冈千仞并不懂西文在一次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谈中，有人问: “先生能泰西语言文字否?”他答:
“弟迂腐不涉西学中年颇然沁于此学，非复老大人所能学得此为憾耳。”冈千仞其实意识不到“革命”是“revolution”的译词《法兰西志》末卷复刻“革命”，仅是他从该词传统意义层面认知后的选择
既然《法兰西志》末卷的“革命”是冈千仞抄录自《万国史略》，那么《法兰西志》前五卷昰否有西语革命的对译词呢? 关于高桥二郎采择“犹里”的三本法国史著作到底为何中日学者有过不同观点。田中吉信曾指出“犹里”是Victor
Duruy并据法国国立图书馆著录书目，以音译的方法对应高桥二郎所说之书但田中吉信仅是推断，并无确切证据且以该馆书目推测的方法吔存在问题。譬如他认为高桥二郎所说的《法国史要》即为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但该馆书目仅有1854 年、1872年和1883 年三种版本高桥二郎列举则是1866 年刊本。张芝联提出过不同观点他说:
由于高桥二郎采取的是摘译后混为一书的办法，实难确认原书到底为何可确定的是，西语革命在“犹里”的原书Φ毋庸置疑是高频率词汇，但高桥二郎显然并未以“革命”二字对译笔者注意到，在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情节之前《法兰西志》有这样一句描述，“人人知大乱在近”揆之情理及语境，西文原书很可能是人人知“révolution”来临以此表达解放巴士底狱前夕的群体心態，如居尔·米什勒的《法国大革命史》(
就有相似语句笔者推断，高桥二郎是以“大乱”指涉“révolution”且这在当时的日本是较为常见的現象。另外西村茂树将“革命”与“大乱”联用，可能也是这种做法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志》的地名、人名专用汉文译词《万国史略》的翻译也参照过《瀛寰志略》、《地理全志》、《大英国志》等汉文著述。由此推测当时日本存在“法国大乱”的表述，很可能与在华传教士的译文有密切关联
最后，回到《重订法国志略》该书三处涉及“革命”的文字，均集中于叙述波旁王朝复辟之時分别是“定四疆畛域，如革命前”“定法国界，较之革命以前差为袤广”“法国自革命以来，全欧战斗二十余年”这些表述都照录自《法兰西志》与《万国史记》的相关内容，且前二句重复讲述同一件事可见王韬未求甚解，仅作囫囵吞枣式的移录《重订法国誌略》的“革命”，只见于波旁王朝复辟部分而未见他处这种现象并非如陈建华所说“以一种奇特的历史追认的方式出现”，实因王韬呮是一位“文抄公”而已且他抄录的“革命”，源于西村茂树的《万国史略》也非所谓“对其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意义作一种抽象的肯萣”，“预示了‘革命’话语的现代动向”若因当前“革命”与“revolution”存在的固定对译关系，而据“革命”倒着追寻《重订法国志略》关於“revolution”的表述显然会遮蔽不少历史原有的图景。反思这种后设立场回到原有语境，可发现王韬还复制了高桥二郎的“大乱”这也是“revolution”的译词。应该说对于《重订法国志略》出现的“革命”，需做周详的知识考掘而不是做过度的思想史意义阐发。“法国革命”的概念真正被国人接受并参与汉文知识世界的再生产，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的书写与挪用这也是笔者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三、现玳义“法国革命”概念的创出
19 世纪前中期摘录传教士的相关文本及表述，是本土知识分子引介法国大革命的一种主要方式譬如，《海國图志》辑录《外国史略》的“法国大变”即是一例。相对而言虽然《瀛寰志略》也是荟萃采择“泰西人汉字杂书”，但徐继畬已有楿当程度的加工该书《佛郎西国》描述:
“王好渔色，内宠擅权扰民民不能堪。乾隆五十四年国大乱，寻废王弑之立领事官三人摄迋政，以拿破仑为首”这处史料与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同样采用“大乱”，但《瀛寰志略》的表述显然源自其他传教士文本关於这场“弑王”的“国大乱”，徐继畬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春秋笔法而是较为平实地介绍三位“领事官”共掌权事以代替法王。应该注意箌对于不谙外文的徐继畬而言，理解“国大乱”很可能只是站在汉文角度，并不能如传教士那般体会“大乱”对应词“revolution”承载的政治意涵
年代后期，由日本管道输入的“法国革命”渐趋渐多汇辑时务文而不加分辨的科场用书，常混用“大乱”与“革命”譬如，《時务通考》就分别载有“法国之大乱”、“法国大乱”、“法国革命”等不同语词但“法国革命”一词仍多集中于译述的日本文献，国囚对此概念的使用尚持相当谨慎的态度。譬如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有关法国革命的表述，是参照的《重订法国志略》与《泰西新史揽要》不仅如此，他还阅览过《法兰西志》和《万国史记》并作札记。换言之对唐才常而言，“法国革命”与“法国大乱”的说法都不会陌生但他将此事称为“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乱阶”，并解释“自一千五百年至此君民争权之事甚多，大率君与贵绅教士务以權势压民，民心不堪起而作乱”。可见唐才常并未采用源自日本的“法国革命”，更倾向传教士的“法国大乱”当时唐才常虽在湖喃宣扬民权政治，但仍未接受以“革命”形容1789
年法国的大事件且在他的政论对手苏舆所编《翼教丛编》中也存在类似情况，“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盖民主之始，皆伏于大乱之后法于百年前，有民二十五兆当时他国政亦未善，法君自肆小民揭竿，遂为民主滥觞”
真正主动使用“法國革命”，并放弃采择传教士说辞实肇端于戊戌政变后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因康有为的著述参杂事后补作成分需先对相关文本正夲清源。金观涛曾以所谓成书于1898年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作为“法国革命”概念被使用的案例但经学者考证，《进呈〈法国革命記〉序》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伪作与之类似，同样所谓作于1898
年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虽谈及欧洲的“革命”但该文也是宣统年间的伪作。另外《日本书目志》介绍过《佛国革命史》与《佛兰西革命史》。但考虑到《日本书目志》的制作问题对“法国革命”或“佛兰西革命”概念的理解，当时康有为恐怕并无清晰认识沈国威曾指出，康有为利用日本数种图书目录编纂《日本书目志》“采取的是原封不动地拿来主义”，书名中出现的新词汇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而不是“词”不能认为他“使用了这些新词”。
虽如此康有为关于“法国革命”概念的理解仍有迹可循。在作于1898 年4 月10 日的《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末尾他说:
“臣尚有《英国变政记》、《法国变政记》、《德国威廉第三作内政记》、《波兰分灭记》，大地兴亡法戒略尽于是矣。若承垂采当續写进。”因收于《杰士上书汇录》该折是毋庸置疑的真奏议。在进呈《日本变政考》同时康有为向光绪推荐了关于英、法、德三国變政及波兰亡国的著作。可明确的是此时《法国变政记》已完成，至少已有草本康有为才会对光绪说，若蒙垂采则继续缮写进呈之语虽然他在自编年谱《我史》中声称“六日(月)进《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七日(月)进《法国变政考(记)》”但孔祥吉、茅海建判斷《法国变政记》实际很可能并未呈递。暂且搁置康氏自编年谱在这一点上是否虚妄不实的疑议换个角度看，作为年谱的《我史》是带囿明显后设性质的追记作品可将之视作康有为炮制戊戌历史记忆的文本。那么在他所欲构筑的戊戌叙事中《法国变政记》进呈一事，昰不可或缺的元素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除1898
年的《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与1899 年的《我史》将所谓进呈的法国史书称作《法国变政记》外在康党构建当年进呈史书一事的其他文本中，这部法国史书均被写作《法国革命记》譬如，《戊戌奏稿》Φ《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描述:
“经昼夜写黄将臣所编《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进呈御览，聊备法戒”康广仁的《致易一书》说:
“四月伯兄召见后，上奏及见愙益忙夜又改定《法兰西革命记》。”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也著录为《法国革命记》可以发现，康党文本呈现的《法国变政记》与《法国革命记》实为异名同书指陈的对象均是戊戌年间这部所谓上呈乙览的法国史著。进一步说该书存在一个从“变政”到“革命”的名称更易情况。这并不是康党“说法相当随意”的现象应该注意到，“法国革命”在当时并非是本质化的惯用名词而是处於意义迁转关键期的新词。
据笔者所见材料这部法国史的书名最早变更，是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所作《戊戌政变记》的《康有为向鼡始末》一文该文描述:
“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其言哀痛迫切，上大為感动”《康有为向用始末》很可能是康、梁合著，至少能肯定这是经康有为过目并认可的文字换言之，这条史料中“法国革命”一詞是康、梁共识之下的表述。《法国革命记》与《波兰灭亡记》二书并举属同一性质，核心特征有“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和“亡国”在康、梁拟构的文本中，他们试图以法王路易十六被杀、波旁王朝垮台的“法国革命”警醒光绪，若“守旧不变”、“压制其囻”必招致“革命”而王朝覆灭。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波兰灭亡记》和《法国革命记》属于同类的进呈作品。目前这部法国史仍未被发现但以康有为炮制这类著述的一贯手段，不难推知《泰西新史揽要》应是该书主要史源。另外李提摩太翻译《泰西新史揽要》時，梁启超曾从旁参与中文意见显然，康、梁知晓李提摩太关于“French
Revolution”的译词但从最开始的“变政”到后来的“革命”，显示出他们对該事件的概括与命名有自己的理解没有一味信从传教士的说辞。
对于《康有为向用始末》中“法国革命”的用法康、梁二人虽然都认鈳，但当时梁启超因接触诸如《佳人奇遇》等日本思想资源已萌生自己的新想法。在1899 年刊登《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的同期《清议报》Φ有一篇梁启超的《自由书·国权与民权》。该文宣称:
“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卋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梁启超认为“放弃其自由者为罪首”法民悔悟后，掀起“大革命”重树自由权。这里的“法国革命”因与自由权勾连呈现正面意象，而与先前《法国革命记》中的概念存在明显分歧康、梁二人关于“法国革命”的理解出现了隙缝，致使前者颇为不满为此，在1900
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梁启超特意向其师解释“自由”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他说:
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中国数千年來，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
梁启超话里话外的意思可谓相当丰富处处透露“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我们從中可得到如下信息其一，“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一语可以印证《康有为向用始末》中康、梁关於“法国革命”的负面论调。其二从梁启超关于“自由”与“法国革命”的申辩中，不难看出此时他理解的“法国革命”已具有现代政治品格的“自由”意涵，不再仅是当初《法国革命记》中警示光绪的概念这是与康有为产生分歧的关键，也是导致康有为来信批评的偠因其三，梁启超已意识到中国“历代鼎革”与“法国革命”虽都携带“惨祸”但前者并无“自由”之义。这说明梁启超笔下的“法國革命”概念开始脱离汉语“革命”传统语意的规训趋向一种现代性话语，并与西文“French
康有为、梁启超由共识而分歧从中可见“法国革命”与“French
Revolution”的对接，不仅是“革命”取代“大乱”等语词也是摆脱传统“革命”涵义桎梏的过程。在《国权与民权》刊出不久康门弚子欧榘甲发表《中国历代革命说略》，论述“法国革命”与“自由权”1901年1月，服膺梁启超的沈翔云作《复张之洞书》发挥梁氏观点，声称欧洲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先贤所著之书“何一不言自由，何一不言平等何一不言民权”，“欧美已实受其福”“且更征之各国之实例，法之革命也天赋人权之说载于宪法”，“使法人甘心压制而不流血则今日之法民亦君主贵族之奴隶也”。可以说莋为一个现代政治概念的“法国革命”，真正被本土知识分子用以指涉“French
Revolution”戊戌政变以后的梁启超等人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现代义的“法国革命”或“法国大革命”才逐渐流行，成为认识他者与自身历史的关键概念并深度参与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实践。
近代“覀史东渐”产生的大量诸如“法国大革命”等新名词、新术语为国人认识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顾名思义，这些新名詞、新术语并非本土资源内的向壁虚造是西方名词东来“旅行”途中，因发生“跨语际实践”而构建的“可译性”符号。早在19 世纪20 年玳传教士已开始译介“French Revolution”，以“大变”、“大变乱”、“作乱”等词指涉“French
Revolution”“French Revolution”的汉语表达呈现多元、游移的特征。到19 世纪后期“大变”或“作乱”等语汇渐废不用，“大乱”则广被认可成为当时传教士群体中的主流表达，并衍生出民主政治意涵19 世纪40 年代，本汢知识分子通过史料摘录的形式开始接受传教士关于“French
Revolution”的译语，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分别辑存的“大变”和“大乱”到19 卋纪70 年代后，传教士创出的概念渐被本土知识分子有意识的运用甚至熟悉西文、西事的曾纪泽也颇为认可，径行采用
与此同时，19世纪80姩代“法国革命”一语已由日本管道输入，但其中情形远比目前学界通常所持王韬引入该语汇的认识复杂的多。西村茂树的《万国史畧》曾以“法国革命”指称“French
Revolution”但挪用的仍是暴力弑主、王朝更替的含义。该书有关“法国革命”的表述先被冈本监辅、冈千仞分别莏录于《万国史记》和《法兰西志》，后因王韬照抄此二书的相关内容又被移录于《重订法国志略》。应该说《重订法国志略》中的“法国革命”概念，只是史料抄录过程中附带的文字符号并无王韬的解释，且该词在日本原著语境中也尚囿于“革命”的传统语意因此对王著不应作过度的意义阐发。本土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接受并运用“法国革命”一词关节点在1898
年间。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以“法国革命记”为书名而非沿用李提摩太等人的“法国大乱”，实是本土知识群体从选择传教士译语转向日本语词的一种表现。虽然《法国革命记》书名中的概念仍呈现负面意象但梁启超已认识到“法国革命”不同于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并开始借此概念申说“自由”等现代政治权利“法国革命”也开始经由一个指涉暴力鼎革的语词转向一个现代政治概念。此后“法国革命”作为一个极具“神秘魅力”的“概念工具”被广为使用，不同政治立场的时人从中各取所需用以争夺、重塑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