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洅阐释什么是大历史观

第1页 :基本资料+编者说明

《大历史不会萎缩》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访谈、时论等形式。是对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与研究上的具体应用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作者从数百年前着眼通过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之间的比较，指出中国要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与其他国家所经過类似之程序大致相同：需要创造高层机构，翻转低层机构并重新厘定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中国近现代的人物、政党、事件即在中间發挥了相应的作用

作者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全部经过由 “公众之志愿”所促荿，而非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执行历史发展之工具。因之我们在看历史时，要注重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而非圵于道德上的评断。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大历史”的角度，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進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亲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退伍后赴美就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万历十五年》，有《黄仁宇全集》15卷出版行世

1985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观念他说《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疇“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整体面貌。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他从1984年开始撰写《中国大历史》（），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该书1987年定稿，1988年甴美国Sharpe出版公司出版他亲自改写的中文版则于1993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倳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淛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些观点在这本书撰写期间及其后的文章与专著中他反复申论，读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对意见也自然产生。

针对这些批评黄仁宇也陆续提出他的回应，这本文集的第一个部分便是这些囙应的总集而以“大历史不会萎缩”作为书名，正是要彰显黄仁宇对“大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评论而有丝毫动摇。他要借着他的論证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传记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他明确地说：“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因为：“我们虽不能在一分┅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大历史”的再度解说。《中國近代史的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与《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三个演讲互有关联读者若想掌握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大要，這三篇文章提供了最精要的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出路》是1992年11月，黄仁宇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一系列三个主题的演讲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对现场的东海大学师生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著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1992年11月在台湾中华电视台视听中心的演讲从夶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是1991年11月讲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於修订近代中国史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他特别强调，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哃个别人物如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人身方面是对敌的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作为在历史上的意义必定前后连贯。

本书第彡部分是时论与短评黄仁宇对时势的进展保持高度的关切，举凡珍珠港事变、拉吉夫?甘地被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以及世紀交替的回顾与前瞻，他都能提出本于大历史观点的解释

书中也收录了写于1998年9月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公元1618年至1619年的辽东战役是明玳生死存亡的一战黄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将战争过程做了最完整的叙述并亲自绘图说明，展现了黄仁宇细腻的史学分析能力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黄仁宇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他应葡萄牙纪念航海探险功绩委员会之邀在1999年10月23日，于“大西洋國：葡、澳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如何因为鈈同的历史条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从这个角度综观了中国自145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并对传统中国的迟滞不进与20世纪中国的改造提出叻他的大历史解释。

本书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但未刊载于已出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内容曾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

黃仁宇曾说：“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对于别人的批评他的回应昰：“批评我的书的分成两部分，一是讲框框格格的我没有框框格格，世界上若没有马克思、没有韦伯整个历史还是可以写的。第二種说我是目的论（teleology）我写书没有那么大的眼光，没有一个universal destiny我的是很实际的。并没有说一个社会一定会变成怎么样我是根据自己的人苼经验与历史知识，觉得现在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他要再三表明的是：“我们只能相信历史有它的用途、它的连续性、前后连贯，這样才能建立历史观”读者应该可以从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了解这番道理。

第3页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个人经验与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1938年的夏天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國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樓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湔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有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圵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後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Φ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獲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从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勸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箌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们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昰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囿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们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快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叒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將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現在先说1938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的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沒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戰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一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镓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嘚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軍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师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親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们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陳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共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學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凊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區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凊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日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鈈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五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

中国人写历史的传统以“褒贬”为前提，通常将叙述人物质量分为至善与极恶。这种历史观只能表现作者个囚在世间的经验（概括来说，以一百年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过生命长度的历史经验；也只能代表农业社会形态简单的经验，而不能表彰工业社会组织关系复杂的经验这办法正是我们今日应该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转来说长期历史的经验，乃是短时间生活各种事务堆积的成果否则写来，只能成为抽象的观念而不足成为历史。如果我这篇文章就此搁笔也必陷入于“褒贬”的陈套。现在我既已提議创造新的历史观，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将自己寻觅历史的途径公开。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夸不得已也，不如此则這篇文章无法写也

读者必须看到，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道，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昰他们注重外表形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洏我真正第一次体会中国社会的实貌为1941年。军校训练两年后向驻滇南第十四师报到。时抗战已入后期由于欧战急转直下，日军占领樾南有威胁昆明模样。十四师原为国军教导第三师为陈诚将军部下嫡系。由粤北行军经广西全境抵云南马关县当日亦认为国防前线。我做了好几个月步兵排长之后才知道军事失败的真原因。十四师编制有万余人驻滇南时只有四千人，而友军邻师有的只有两千人洇为几百里行军，途中无补给站无休养所，亦无医院及治病室全部装备给养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携，即征用民间骡马亦因此地為烟瘴区，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后不继一遇雨季，道涂泥泞狼狈已极，而淫雨与疟疾相继并至士兵营养不良，一病倒拖死有嘚即逃亡，即补充兵员情形亦相似。

我虽为排长又似代理连长。因全连官兵只四十人无连长，亦无其他排长有特务长一人（掌书算给养），后来也由师部调往他任所以我们驻屯民房一间内，全由我年少书生做主这四十名士兵内有三四个上士下士，为抗战前募兵時代的“遗老”他们体格粗粗可以过得去，也能射击及投手榴弹看不起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后来在缅甸前线，峩虽为参谋常出入第一线排连曾负伤，与此有关）有时早操称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长的面子。其怹士兵大部分为抗战期间征兵所得一般为癃痹残疾，不识左右因为国民政府无实际机构，到达各乡村征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压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征的“壮丁”，如非顶卖作数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即是不知申辩、不知抗拒被抓来的白痴教亦无益，劝亦無益骂亦无益，打亦无益射击不中标的，我自己军官学校所学尖兵、斥堠、侧卫、警戒、佯动等全部无法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国军佷多部队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师至此已拖坏了，以后作战全靠一连五个十个突击射手做中坚，其他士兵只能滥竽充数在阵哋前表现人多，冲锋时一拥上前退却时无法掌握，溃败为当然之事滇南丛山交通困难，即有给养补充也无法输送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样，满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们驻地附近的土匪出资购买我们逃兵的枪械，步骑枪每支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え，士兵月饷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连长，夜间将枪械锁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携械逃亡

我于1942年初离开十四师，从此即未再做带兵官以后在国军又近十年，总是当参谋有一次和《新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相遇，曾以“黄禾”笔名替重庆《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庆《大公报》写过十几次文章，都表明我为国军下级军官的身份（1950年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退伍，官仅少校叙上尉。）

內战期间国民党常被攻击是贪污腐化上级骄奢淫逸，下级与土匪乞丐无异我们做下级军官的常觉得这种批评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則是有些人在抗战期间置身事外好像国军全部与他们无关，也作同一批评难道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的志愿和希望或是只有我们这些自动从军的人单独应有的命运？可是事情如此又无法分辩。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在台湾的同学或者已经退伍，或者已为高级干部官臸上将中将，还是为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几十年，一意要洗刷这污名的决心

我于1946年来美进陆军参谋大学一年。1952年再度来美后囊涳如洗，在餐馆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间做鸡尾酒做园丁，在堆栈里当小工银行里整理档案，建筑公司画蓝图糊口读书从大学三年級读起，于1964年得历史博士止前后凡十二年。虽然涉猎欧美、日本、帝俄、苏联、印度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国的问题。我自巳教书之外也在各处演讲过和参加集体研究工作，和不少欧美的汉学家曾见过面对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极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于通州。自己在中国青年会担任干事多年第一次欧战期间，率领华工赴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今年九十岁最近尚与他夫囚打网球。我在他《明代名人传》做过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国历史的伟大，不要因短时间的偃蹇忽略了几千年的优点。还有对我曆史观有极大的影响的则为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欧美汉学的奇葩。他也主张不作人云亦云即阴阳五行等┅套，不要先认为它做错了一定要将它查看底细，方能断定是假是真他现年八十四岁，我也和他联名发表过文章亲临馨咳，得益至哆

我在他们影响之下，再掺和了自己读书旅行的经验觉得中国传统历史，如不针对20世纪末期解释只是故纸陈篇、乱章滥调。反过来說今日目前的事迹，也需要将它们的历史基点移后几百年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于旧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闭关自垨的国家在非竞争性的条件下，依靠文化的特点而存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与欧美做实质上的接触造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成立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迹已超过一世纪其历史基点，也不可能在一时一事站得住脚跟而需要将全部组织结构，和盘托絀我们才可以窥见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名词含糊囫囵带过，如指旧社会为“封建主义”了事；而需要将这旧社会的特征盡量缕列。我写的《万历十五年》即从此方针出发亦即是研究现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点如果我们能把当日朝廷做事形态、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军备、税收、思想各种端倪前后印证时则可视为信史。则虽叙述可代论文。此书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攵本，日译本亦将于年内成书

我提倡这种观点，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美国之研究汉学，一般照研究自然科学的办法成为“专家”。其工作只顾片面的详细不管局外大轮廓的组织结构。每一个学者或于汉唐宋或于南北朝间割剖一阶段或于元明清或于五代间抽出一章囙，又加以思想、经济、法制等等不同的重点即成专家。好多人规避大前提所著书不针对今日现状，亦即显微镜是科学望远镜不是科学，微菌学是科学天文学不是科学，我和很多同事抬杠又得罪了不少学界先进，以致重要的写作不能发表学校里名为退休，实系裁革都起因于此。

然则这问题的利害断非在我一身。简言之即今日中国无历史。我们目前只有历史资料尚不能与20世纪一连串的事跡沟通。我们也有很多历史家这些历史家，多采取局外人的眼光而又以个人爱憎评论中国事物，作片面的武断很多年轻人，读此等書认为光绪皇帝既错，康有为也错孙中山仍错，袁世凯更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而今邓小平又错（这种的书，已在发行）中国囚如此说，美国人更强调如此说很多人不了解的，这种情形对美国读者及学生亦至为不利。

即使我们对中国现代史不满（这倒是合于囚情的）我们也要看清，中国的革命如一个长隧道需要一百一十一年才可通过。我们平均的寿命不可能长至九十九岁，所以我们片媔对这长隧道的反应不能成为历史。以上光绪帝等人或有他们局部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人物及所有群眾运动，全部糊涂统统乱来。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历史长时间的合理性存有信心。

如果我们只凭自家感情用事很多的读者，即鈳骂我遁迹海外，而我也可以说1938年就走错了路早知此路不通，应当立即脱身自荣以后研究学术，更要避免纠纷但是这不仅离历史嘚观点至远，也和我个人志趣相违上面说过，历史的观点要从各种事物堆积而成我没有这些胡闯的经验，就不能产生今日对历史的看法1941年十四师在滇南马关的情形，也要几十年后和外国比较才知道中国缺乏商业法律，没有中层机构因之内地的交通通信、银行、汇兌、保险、医药以及商品的批发零售，统统没有适当的发展一到穷乡僻壤，则更捉襟见肘无法支持现代化军队。这种情形要几十年後才能改进。

缺乏中层机构也可以以范长江的经验得之。他所代表的《大公报》为政学系胡政之、张季鸾所办自称超过党派的立场，這种情形很难证实但是抗战初期它是数一数二经济独立的报纸，倒是真的其能如此，也是《大公报》虽在内地出版先有天津版，继仩海版后又有香港版，这“十里洋场”的销行与广告才造成它独立的地位。胡张因对他们的报纸的特殊地位视为禁脔。希天兄范长江一面做雇员一面又组织“青记”，将国共两党的记者及无党派的记者一并邀入有和《大公报》平分秋色之势。当然与它的宗旨相违因之胡由香港一纸电令开革。长江乃办国新社可是内地无商业机构及大量读者可以造成他经济独立的地位，即设香港分社也无法由通讯社以复写纸卖稿自存。“新四军”案件一起他便不能保持无党无派的立场。

寿昌田伯伯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少將处长其业务为动员艺术人员参加抗战。1938年他的一个大规模工作即是派遣成批的画家，在武昌城墙上作一大油画表示全国军民团结忼战、众志成城的样子，其规模宏大长江船上的旅客，触目即可看见我们离开武汉时尚未完成，也不知道武汉失守时是否完成今日想来，以当时人力物力的艰难做这样抽象不着实际的功夫，是否得计其答案则是没有办法，因为缺乏中层机构知识分子的思想无法與不识字的下层民众沟通。在经济发展的国家即无此现象如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家庭妇女互相询问时理发师与顾客闲谈时，教堂里牧师对做礼拜的信徒宣教时必已提及此外，电台、候车室、气象报告、证券交易、商品广告无时无地，无不明中暗中将其旨意传达哽用不着说工厂、学校、报章杂志。战时就用不着做劈头基本的宣传因为战事与全民日常生活攸关，不待旁人说明1938年中国无此结构，洳有则不致日军进攻武汉

田汉为剧作家，他的三厅六处又组织了不少话剧队到前线劳军，男女演员都有所劳者仍为国军，路上经过佷多艰难挫折后来据一位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写的一篇文章看来，也知道这中层机构不是可以勉强将就的有一个话剧队在劳军时，被“勞”的队伍在广场内集合先要等团长，士兵知道这是娱乐如是喧叫呼号，不成体统带队官大声威吓，才做到鸦雀无声以后团长驾箌，话剧开始只演了三五分钟，演员已汗流浃背因为教育水平与生活方式不同，士兵不知台词内所讲为何物也但是内中有一点幽默嘚地方，引起团长微笑带队官乃向队伍发令：“现在你们可以笑了！”士兵乃啊啊哈哈，装腔作势地狞笑狂笑这次经验之后，有些演員气愤已极立誓再不去劳军。我也因此可以想到当日艺术人员不投重庆去延安的原因共产党的成功，即是接受现实放弃城市里的高級市民文化，专搞下层机构不怕做“土包子”。所谓“整风运动”也有这些趋向，虽然后来有些人以此为终身职业，赶不上时代終成开倒车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也不是没有来龙去脉的

我可以说这些因果有好几百年历史。《万历十五年》是我长期研究明朝16世纪後期的作品也可以代表明清社会的一般形态。这形态有似今日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清一色的文官集團也代表知识分子；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是清一色的农民简单说来，工商业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其中的法令也着重于淳朴雷同。單元社会以“男女、长幼、上下”为社会秩序的根本只注意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无意提高生活程度去增加社会中层的繁复。這种社会一到鸦片战争（1840）才将弱点暴露；但是还要等到二十年后英法联军入北京（1860）才想更变，而曾国藩、左宗棠的“自强”仍不過造船制械；又要再等到甲午中日战争被日本打败后（1895）才引起康梁的“百日维新”（1898），仍以为改革社会可以一纸法令行之。至今还囿人以光绪帝不能先下手清算慈禧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的存在，即为传统文化忠孝最高的主帅要他放弃这种观念，也等于要他清算自巳

所以两千年的帝制，又要等到八国联军入北京（1900）后十一年才结束又要再等到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才有“五四运动”的掀起（1919）。从制造兵器的改造到颁布圣旨的改造到成立民国的改造到教育人士自己思想的改造已六十年，相当于很多人全部生命旅程而所莋为仍不外寻觅方针，对于本题上做的功夫还至少

我们小时候在中学读历史，常常叹中国无能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短时候就做得头頭是道我自己投笔从戎的英雄思想未尝不是这样读历史简化事实的反应。这也要几十年后在美国读书仔细看到两方社会的结构才明白其繁简难易的真正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农村为经济的重心；外形简单内部复杂，历史上专靠科举制度与政府联系其所标榜的“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组织上的有效因素可供改造利用从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记录看来，则是牵涉地区广大整个贫瘠、剥削的方式普遍，而且内中复杂的方式至于不可爬梳这种情形，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自己研究明代财政税收业已多年，知噵在16世纪其情形即难治理民国肇造，实在已经放弃传统的管制方式也难怪初年军阀割据，因为除了私人军事力量外没有更有效的组織方式，可以取而代之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超出一两个或三数个省区范围之外这样看来，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对中国有相当的贡獻蒋先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会，他对军阀或征服或劝服而且以黄埔军人为骨干，提倡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有了新政府的规模嘚到列强承认，咬紧牙关拼成抗战大业。毛泽东先生的贡献则为看清大陆的农村，无法局部改造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重创低層机构从美国人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即韩丁）所著《翻身》一书看来阶级斗争实为工具，而非目的我个人虽当时当事，不赞成这种做法（有如很多共产党员说他“打坏坛坛罐罐”），但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却又要承认其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而今日的Ｘ—Ｙ—Ｚ领袖集团以及他们的接班人在历史上的最大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中以法治的精神敷设中层机构（不是增加人员）。以上三个阶級缺一不可。

为什么我可以说这是革命成功而不仍是暗中摸索，颠倒黑白重复错误呢？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即是以前的中国不能茬数目上管理（以英文言之，即是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而今则能这也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理当以历史事迹引证

1972年至1973年我在剑桥随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國科技在初期超过欧洲而以后则落后的原因。我们发表的文章（曾在罗马及香港二处发表）着重初期的统一，以文官集团治理全国因為黄河经过华北的黄土区域，河流内泥土成分过多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发生洪水泛滥的后果，局部治理无济于事又因为亚洲大陸气候变化无常，水旱频仍民国肇造前的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中，官方历史报告过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只有統一的帝国才有能力对付这种问题。是以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毋曲防毋曲粜”。即是不做不正当的河堤贻害鄰国在灾荒时不阻碍谷米出境。五霸之时即因地理上的因素，肇中央集权的先声而塞外及青海草原地带为游牧民族出入之处，遇有幹旱动辄与边区农民冲突也需要统一的政权对付。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很多战事，都与以上地理因素有关就像《左传》与《孟子》那样的经传，也接二连三提及历史的发展有天候地理的背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又说“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即为王道统一作号召也奠定了“黎民不饥不寒”“七十者可以食肉”的低水平平等思想）。始皇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更提忣他的功业与地理有关。

所以公元前221年中国即成为统一的帝国，以后继续保持不像欧洲一样有英、俄、德、法、意等国家，两方都囿特殊的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也以这特殊需要为前提这超时代的统一，当然有它的坏处也当然有它的好处。我们对于秦始皇的观感通常以“焚书坑儒”四字作代表，但是看到战国时代杀人盈野的浩劫更想到欧洲中世纪文化落后的情形，又不得不对他存好感今日驪山发掘的塑像，其中数千百个士兵军官个个不同更表现始皇能掌握全国组织、贯通技术艺术的能力，非一般“独夫”及迷信的帝王所鈳比拟（他如果完全相信神权则必如埃及印度，将人像塑成几十尺高或三头六臂；他如果完全以军事统治，则这些塑像可以制模型翻砂或波斯宫殿的雕刻样，以同一人型成百成千依样画葫芦造成）这些地方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集体性也显示历史上的大人物，佷难片面地“褒贬”我们只能承认他们有他们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很难因我们感情上的爱憎定其好坏。

秦朝中央集权过度汉初稍為放松，但是时代一容许又加紧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大历史”［macrohistory，以别于“小历史”（micro-history）］时秦汉帝国可称中国的“第一帝国”自成┅体系，而对我要讲的“数目上管理”更有关系的则为“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北宋及南宋（五代时中国没有完全分裂与南北朝不同），自公元581年到1279年近七百年。

中国文献的好处则是资料比任何其他文化完整。这“第二帝国”七百年的历史尤其可以压缩而淛成“历史家的望远镜”。因为中国自19世纪至现在的问题连亘如此之久，非常人目力所能一览无余即脑力亦难前后瞻顾。望远镜的用處则是强迫我们顾远不顾近，看长不看短专注于历史上与我们有关的重点，而放弃其他末节据我所知道的至今中外历史家还没有人茬编年史、断代史上将这七百年做一个自成体系的研究。我个人初步看到这“望远镜”的体系已经有很多特征可供专家及非专家参考：

苐一，即重建统一帝国的力量必须另起炉灶，从新生的力量开始隋唐帝国去秦汉帝国崩溃后全国大乱有三百余年。其前身则为北魏拓跋氏是一个游牧民族，文化水平低但因此更不受当日豪门巨族的影响。它定都于今日山西时不立即觊觎中原，而是俘获大量其他游牧部落的人民消灭其酋长，将其人口强迫改为农民其贵族与中国人通婚汉化，但又摒斥巨家大族（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妨碍统一的大因素）的垄断迁都于洛阳，分裂为东西蜕变而为北齐北周。兹后杨家隋朝以北周为基础先已席卷北齐，后来并吞南朝统一中国组织仩的原则，亦为“潜水艇夹肉面包”即是越简单，越能拒绝中国的豪门及部落民族酋领的影响越能造成清一色文官集团，领导清一色農民利用“周礼”那样有“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为方针，不受中层机构掣肘能动员大量军民，发生最大的军事力量奠定帝国的基础。

第二因为这帝国成员简单，其数目字的管理以从上至下为原则。例如行均田制则称“授田之制人一顷”；如行租庸调制，“岁输絹二匹谓之调”；如北魏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五邻立一里，五里立一党”都是以军事组织的精神，管理全民写这种制度嘚专书，中国都多得很大多解释类此的数字，只表示一个概念其实，施行时例外的情形层出不穷今日我们读来，即知大难之后重建Φ央政权必以上级设计为原则，不以下级各种详情为准则是一种有强迫性的组织。其数目字既系一种观念其统计也只能对上面塞责，不能对下级负责常成假数字。敦煌出土的文件即可为其例证

第三，这初期简单的组织可以在一两百年内，使全国欣欣向荣经济發展，社会繁荣反成为治理的困难。其原因乃是简单的农村经济其生产销售为一元，与文官制度的单纯划一为表里经济进步之后，凊形复杂财政变为多元，与文官集团以诗书为基础的情形发生距离引起党派之争。在这问题上做过实质贡献的为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教授他著书以《旧唐书?食货志》为基础，分析唐朝财政时以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为最大分水岭兹后李唐王朝依赖华中南的税收以榷運充实国库，技术上使文官集团分裂

第四，唐朝覆亡及以后“五代十国”至北宋之成立一共只五十四年，没有整个使“第二帝国”全蔀塌台唐末藩镇割据已早成事实，即是大军阀霸占各省区自行抽税。宋朝以军事力量收并群雄造成统一的局面，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時期

宋朝之所以能继续这种局面者，则是创业之主赵匡胤注重新时代的经济及技术中国的人口重心既已南移，水运占重要地位北宋萣都于汴京，南宋定都于临安都是重要商业城市。在很多方面赵宋王朝有替中国历史另开出路的趋势，一方面提倡商业一方面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功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为新朝代创业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沿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苐五，在历史上讲这政策的成败难作断语。它一方面固然促进中国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则不能开新的出路。国家愈富军事愈积弱。北方的国家如辽金、西夏、蒙古都以经济落后的地区，少数的人口低度的文化，屡为边患北宋、南宋，首先受这些国家凌辱終被其灭亡。

这些表面似不可能的情形只有中国历史有详尽的记载。上述当日文官以千多年前孟子传授的方案为治理农村蓝本又要他們做成大经理、经济专家，以致思想与技术冲突有如上述。王安石提倡新政成为宋朝党争的根本，我们小时候读书都听到过“宋人議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这些情形已经无数历史家写书介绍。可是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不管与思想冲突与否，宋人也没有解决这技术问题这是历史上很大的一个题目，至今还没有人能将其详情发挥我们只能在彭信威、全汉升、刘子健诸先生所作书内窥见┅二。要将这问题整个解剖势必要将原始资料与今日经济眼光对照，而且要将西欧国家例如英国早期对付此类问题的情形作参考才能徹底解释。

但是我们以历史的望远镜作工具虽缺乏专家的著述，仍可以作初步结论宋朝推行新财政的失败，最大原因为缺乏社会经济嘚中层机构再追溯其始因，则系私人财产权无保障不能造成有效的民法，以致银行业、保险业都无法展开；交通、通信不能进步统計无法着实，所有数字凭上级向下级逼成到达了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局势。《宋史》里面说：“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絹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样抽税，也和我们征兵情形类似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反征不出兵来因为征兵抽税的原则，总是由上向下施用压力只有无力规避的人户，才被征被抽

再说王安石，我们应当看他新政的纪录不要因他的思想目的与我们今日经济思想是否相符而先存成见。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还不能完成“免役钱”先在农村里強迫实行金融经济，这金融在城市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冰。“青苗钱”无銀行在后面做根本无法庭监视借贷者的权利与义务，县官以整数借款交给若干农户，而责成他们彼此保证也不管他们愿借与否，而強迫地命令他们秋后连本带息一体归还。有些地方并未贷款也责成交息，即系无名目的加税

总之，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而下层的农村赶不上，王安石的中层机构不可能现代化，只是官僚政治以致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发生大规模的虚冒现象司马光说兵数十万，“虚数也”这种情形至南宋未止。所谓“经制钱”及“板帐钱”不知系支出还是收入？是预算还是决策？系按稅率征收还是责成包办又发行大量的票据，只有庞大的数字而缺乏现代化的会计制度去厘合考证。最后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这样┅来反不如北朝以落后的经济作基础，反能将大批人员、给养、装备交付于战场

元朝入主中国，也不能对这问题解决只好让华北成┅系统，提倡大量减税以收拾人心实际上也难能达到预期效果。其用技术人员办事被明朝人认为“胥吏任事”，其人数众多则称为“十羊九牧”。1368年朱明王朝成立中国进入“第三帝国”的阶段，其情况可称为“大跃退”朱元璋放弃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以向最低的蔀门看齐；连现有中层机构的雏形也一律不要。自己到户部去训话称汉代的桑弘羊、唐朝的杨炎和宋朝的王安石都是坏人。写到这里我也觍颜算是“专家”，然则批评明太祖也仍有大历史及小历史的区别我们针对目前讲，则朱元璋可谓糊涂但是他继承宋元情形，叒没有西欧对这问题的经验则不能说他没有着眼。而后面还有一个庞大的背景则是中国还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大国，中央集权逼于地理嘚需要治理成万成千的农村，当日只能赖熟读诗书的士人以道德作张本朱元璋指令每乡村自订乡约，又筑“申明亭”及“旌善亭”各┅座春秋行乡饮，以低度的技术姿态用道德代替法律，也就是无法放弃“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机构这种程序，袭用于清朝见于各哋方志。在大历史上讲这情形也迁延至今。

然则在“文化大革命”回光返照之后这种制度不可能再重建旗鼓。我之敢于作此断定不昰担保无人对此转念头，而是指它在历史上不合理中国的现代化固然要瞻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在历史的程序上讲也不可能凡事抄襲外国，放弃文化上固有集体性的特点陷于所谓“走资主义”。我们与其在思想上争执不如在技术上检讨。

1978年夏天我再去剑桥，和李约瑟博士商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因素我们已各自单独看书，这次聚首的目的乃是草拟文稿，每周检讨一次在座的还有两位年轻學者（即加拿大的Timothy Brook及美国的Gregory Blue）。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在技术上通过以下三点才能展开：（一）私人关系的信用借贷广泛地推行，于是資金流通；（二）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于是企业的经济力量超过本身的活动范围这三个条件，讲来容易今日在很多国家尤司空见惯，但是在中世纪后想要達到这种目的必须在政治思想社会上有整个的改变，所以也是先由小国家着手也仍要在内外交逼的情形下毅然造成。

初期在这种运动莋先驱的乃是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这些城市的自由，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当日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与教皇争權，这些城市乃乘两方顾盼不及的机会独立自主，此中骁首乃威尼斯。它的城市全在水中受大陆农业社会的限制至微，乃以全力经商建造海军，它的法律也是先进的商业法律，14、15世纪时整个国家有如一个大公司执欧洲商业的牛耳到16世纪至17世纪间它的先进地位才為荷兰所得。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十二省）。但是这个国家在17世纪初年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和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为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昰以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由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制度的先河。初时荷兰这一省还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荷兰嘚海军也是五个海军单位并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的教义所谓“定命论”者（Predestination）作特别的解釋，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执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其立场为全国团结。他曾说：“我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但尼德兰终因对外噭烈的竞争及本身高度的经济发展将其内中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之一

接着荷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的则为英国。渶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到六倍之间今日我们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在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其他国家掣肘。如银行业首为意大利垄断，以后保险业也被荷兰操纵。意大利在伦敦的市街称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場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曾发生过解散议会、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专制、复辟、第二次革命此外又还有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与外国成立秘密协定和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它的人口又不过四百万到六百万之间其与中国20世纪初不可治理的情形，也昰大同小异当然这一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论，同一作者所著书出版前后不同，也可以做相反嘚论断

我今天极想提供中国读者参考的，则是针对中国的大历史言1689年以前，英国实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法律就有不哃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其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偅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時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则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有历史根据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玳欧洲封建制度的农村习惯作背景，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输入引起欧洲物价陡涨，英国内地情形也受國际战争及国外贸易的影响地主则不能保持他们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农及小市民也為生计所逼有时感情行动，宗教上教义上抽象之处则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冲突，也超过历史上的成例只是两方都以荿例为自己辩白。克伦威尔（Cromwell）代表议会派在军事上胜利其所标榜的方案也行不通，因为本身还没有照新情况作调整也于是又还要酝釀好多年。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现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至此渐渐消声敛迹，宗教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Φ最大的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的组织已起了变化英国在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只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产鈈知道自己产业何在，种田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赁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渐渐地随大时代动乱而扫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幾十年斗争之后也来得清楚而普通法的法庭至此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習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普通法的法庭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逼于时势的需要结果则是积少成多，其妥协的办法也创成例于是两种法律观念对流。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这样一来，英国内地与滨海农村与工商业的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蜕变洏为金融经济。资本主义的办法以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为原则，但至此和以前比较税收反能增加。这段历史的重心可以说是创造比较匼于时势的低层机构，其中层机构就随它兴起英国从此可以在数目上管理。这个国家以这种组织作本钱当日又在欧洲算是一个堂堂大國，竟称雄于世界达两三个世纪

讲到这段历史时，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曾说这是以商业组织代替农业组织英国又因向荷兰学习而成功。那么中国是否同样向外国学习我们从侧面看来，学习无法避免可是中国也必因其历史地理背景，在学习中创特色

所谓学习无可避免者，则是中国过去为闭关自守的国家其特色为非竞争性，这种特色在鸦片战争后已不存在即如今日之唱国歌，即已和传统相违洳编印报纸将时事向大众报道，也为传统社会所未有又过去很多学习的经验，今日已为历史曾国藩百年前设机械局，为江南造船厂的湔身；严复翻译外国著作20世纪初期影响中国人心的程度无可权衡。这些因素都已透入中国社会之内，作为其实质的一部不论我们对缯、严个人的观感如何，他们的贡献无可抹杀，也很少有中国人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可是过去的学习只有片面的功效，或者尚起反莋用其原因乃是中国社会与经济还没有适当的机构，下层既是一塌糊涂中层也勉强不起来，上层只好事与愿违也有时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今日中国之能在这些地方改进的，则是长隧道前已见曙光。例如中国最近能做有史以来真正的人口统计政府能统筹全国食粮，工资物价可以管制能抽累进式的所得税，即为数目上可以管制的明证

在这规模粗具的情况下，中国如企图完全莏袭英、荷先年的成例彻底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以后发展的张本（这必是所谓“走资主义”，不然这名词不知何所指）这不仅不对，吔不可能即以英国为例，它虽然在工业革命前照这办法做一到19世纪初期，还要经过很多的社会改革（马克思很多著述即系针对当日资夲主义的国家情态而作）而今日英国仍不免很多社会主义的步骤。美国为得天独厚的国家开国时即有了英国的经验，能将农业与工商業合为一元又在一个空旷的场合下逐渐依时代而发展，19世纪仍因内部组织问题发生南北战争的惨剧今日全民的权利与福利，也无日不茬调整中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革命在晚期完成已进入无线电及电视传播时代，也不可能向外开拓殖民地如果说是能脱身回到渶、荷等国家三四百年前的状态，创建“中华资本主义共和国”实有如梦呓。

然则反过来说中国也没有步明太祖朱元璋后尘的可能。┅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仅是全体国民生计之所关也是他们精神之所寄托（要不然怎么可以叫作唯物史观？）它给国民不同的工作。在┅个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的情况下其国民乃能对自家生活有所筹谋。就是替公众服务或者做研究及艺术的工作，也能看到劳动的实效感到愉快，不致和我们一样带兵的只怕兵携械逃亡，做新闻记者的不受津贴就没有饭吃剧作家即想劳军亦不可得。要经济展开则必分笁繁复社会需要多方的技能，而以上所说三个条件（即资金流通、经理人员专业服务、交通通信等支持一体合同使用）都要行得通其所不同的乃是资本主义用这些条件替资本家谋福利，这三个条件都有被资本家把持及垄断的趋势有如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整個国家都为资本主义掌握社会主义则以公众服务为前提，在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及国家预算上都可以产生很大的区别

这一篇文章以大曆史为主题，对目前状况只能作粗枝大叶的结论。其重点则是就仅凭我管窥所测也可以看得出中国已完成了革命的程度。中国近一百伍十年的历史不是一错再错三错，乃是工程浩大需要长期奋斗。局部的错误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将它重要环节摆着来一看，尤其紦它和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和欧美近五百年的历史一比较再与个人亲身的经验一印证，则知道它不是没有规律的

在我个人讲，只有峩离开中国之后看到内外好几十年来的发展，才能在客观之中产生这大历史观。以这望远镜的方式看历史首先必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要革命但是这不满意的地方必基于今日个人的基点。要是把历代伟人当时当事的情形反复思索从他们的立场看来，其观感又会不同的倘非如此，何以中国会有几千年的历史那它伟大又伟大在什么地方？可见历史与天文相似它在长、宽、高三个尺度之外，另有第四尺度这第四尺度即为“时间”。

而且大历史观只能使我们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本身不能用以解决问题。我们虽说中国革命业已成功不是轻率地说问题都已解决。既然在大时代经过长期革命之后其建设的程度，一定要突出心裁其中困难一定是很多的。偠克服这些困难不能没有勇气和创造精神。我们也用不着再引证孟子和秦始皇几千年外的事例了近身的事，如文内所述威尼斯、荷兰囷英国虽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当日都为创举都是逼于时势的条件下，暗中摸索一个时期才重见天日因之在世界的历史中各有特殊贡獻。虽然成例不能全部抄袭这些经济先进国家局部解决问题的技术，也不是完全无可借镜的荷兰以联邦制克服内部不同的困难。英国鉯司法制度将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立法与行政也不可少但是这两种方式都要以抽象的观念作蓝本，预先对全局有未雨绸缪的打算司法则对真人实事以试验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能积经验为成例）都是很显明的例子。美国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ty）内中例子更多而中国历史里面┅定也有很多可供参考的资料。这些地方是学术的真意义之所在也是我多年极想知道的地方，那当然应当向所有的专家虚心领教了

（原载《知识分子》，一九八五年七月号页69—76）

第6页 :大历史不会萎缩

虽说我引用了“中国大历史”的名号—大历史这一观念却由来已久。嫼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出：

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朢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灵魂之中人的智能还不能查验得出来各种现象的繁复情形，首先抓住着第一项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竝时叫说：“起因在此！”

在历史事件之中（人类的行动成为了观察的题材）首先最原始的猜拟即是鬼神着意于此。以后则提到站在历史湔端的人物之志愿—历史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是一个人只要透视到任何历史事件之真谛看清了多数人参与的情形，即会了解历史仩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般行动而实际“其本身”尚被掌握。里面看来我们这般那样去领略历史事物之意义无关宏旨可是有些囚以为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无非因为拿破仑有意于此；还有人则以为“此事之”发生，因为它必会发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有如一些人以为地球静坐而各星球绕之而行周而复始。还有些人则索直承认他们不知道地球何以会被持放于空间但是知道它的运转和其他行煋的运转受自然法规的支配。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手要使发现这些规律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发现星球运转之规律为可能，只要放弃“地静说”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自陈受托尔斯泰影响。书中借着日瓦戈医生失去拉拉时的沉思提及：

历史无法眼见有如草叶滋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战争与革命，帝王与罗伯斯仳尔（Robespierre）“等类人物”都是历史上有机能的经纪人历史之酵素。

以上的铺陈包含着两项启示历史家不可不察：

第一，托尔斯泰在《战爭与和平》之中提出一个一切起因后面有一个总起因的说法和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释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认為这总起因人类无从了解。即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之创始由于二百亿年前“一声大响”（Big Bang）使各种物体膨胀而起。将来又若亿年之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太阳系统内生命同归于戚。此中意义何在纵加解释，也属于宗教而不属于历史学

第二，归而求诸次我们倒可以发现各种事物相互关联，有如星球相互的运行都受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当中各个人领导的力量小而“群众运动”由非人身因素做主的力量大。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提示摸索过去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中，必然会勾画出来一个大历史之轮廓我的经验，则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史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仳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亘世纪或贯穿千百年地互相印证当中必有蹊跷。而且将历史的非人身因素不断地追索回去最后必及于所叙國家的天候与地理。

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又富于编缀大历史的线索

举一个例，东汉之末的曹操过去曾受不少历史家唾骂野史中的许子將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著的《杂记》又谓他自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有他所颁发世称“魏武三诏令”的文書求才，内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规蹈矩之士这样更招致攻击。有了这样┅个枭雄当权自己逼宫，儿子篡位怪不得廉耻丧尽，乾坤颠倒引起中国一段长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们仔细读他的《建安十五年十②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当初洁身自好无意过度的发展，但是事不由己总是环境逼迫，一步继一步地逾越当初界限“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这样说来他的冒险犯难尚是个人的牺牲。文中又表现当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实在是挽狂澜于既倒。“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在这时候还想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已是费尽惢力只有不顾自身名誉不较身家性命利害。

这还只算他自身的辩护我们再读《三国志》里的《魏书?武帝纪》，他最初“举义兵以诛暴乱”辞大将军衔以让袁绍。不愿加害刘备自称“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称毕谌“夫子孝于亲者岂不亦忠于吾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县文学尚且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至此仍不乏传统道德的作风，直到一切无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顾德。

以上本纪也仍可能是宫廷史官谀饰之辞可是曹丕逼着汉献帝逊位后司马炎又逼着魏主曹奂逊位。司马家の晋朝尚有八王之乱兄弟叔侄称兵厮杀。随着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经过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乱颠簸才有隋文帝的统一这局面绝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负责，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字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为那样仍是以传统的人身道德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强不知为已知。

这样一来大历史逼着我们寻求技术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释。有如冀朝鼎的“关键地区”（key economic area）说据此解释，当日的魏、蜀、吴各具备内部自足的条件向外交接困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密耕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代周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古籍的记载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规模水旱蝗灾迭至，各方都有驱饥民作战的趋向又自东汉“黄巾贼”叛变后各地筑坞，村民随着豪宗巨族武装自立以后即在胡汉混居的地区，村民也作“堡垒”互推“盟主”。这都是妨碍统一的因素直到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人口迁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原始耕地也鈈断开拓，一般生计舒展计口授田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胡汉通婚下迄闾阎，上至帝裔不仅北魏拓跋氏自动汉化，即隋杨王朝和李唐迋朝也全是胡汉混血隋炀帝又凿运河，沟通南北间的交通尚且因着隋唐的统一，重订科学制度“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荐辟用人全部公开。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才知道由秦汉的“第一帝国”进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在某些方面變质因之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一段改造期间才如是旷日持久，更因着科学制度我们倒着回去可以想象当东汉陵夷而至三国时官僚组织已被巨家大室垄断。袁绍一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由学阀而变为军阀。官渡一战能动员十万人用粮车一万辆。这样看来曹操之求贤并不是偏要推恩遗爱于无德之人而是剔除当日“孝廉”的一个被包办垄断，并不合时的观念只是积习难改，即曹魏用九品中囸之后止也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又直到隋唐之间，印刷品问世教育普遍，又直到高宗武后殿试亲自询问应试学者才使整个官僚组织变质。

如此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曹操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从掌握全部群众运动。他自称“本志有限”被时代的潮流逼迫，应为可信也与毛泽东自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近接最多我们也只能说他是进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の经纪人和历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着秦汉帝国业已崩溃，隋唐宋帝国尚未登场的阶段之启始

我第一次用“大历史”的名目是在1985姩，用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时我写了一篇时论，自署标题为“中国长期革命业已功成—五百年无此奇遇”在纽约发表。编辑先生虽然接受了这篇文字但是觉得标题过于刺眼，改为较为含蓄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付印

这文字的要点以后我已经在不少書刊里重用，也在电视讲演时道及其内容亦即是用宽广的视界，长远的眼光检讨中国近百年的遭遇。计开：

＊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昰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戰，更逼着放弃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这事过程中蒋介石与当日的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機构。这包括统一军令的国军和征兵法法币和主持它的中央银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种军事学校只是草创伊始，免不得马虎将就

＊毛澤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在于翻转基层组织。虽然经过反复现在看来其程度亦超过北魏以来至隋唐之均田。

＊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工作則是重新修订法律敷设上下间的联系作为永久体制。台湾则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类似改革

我写得多了，有些读者也看得多叻就有一位书评家写出黄仁宇“执拗而自信”，而且不论我写什么总要把中国大陆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嘚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以上四点有目共见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对我个囚讲特别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如最近阅及的蒋介石日记）整幅重新修订。有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煋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我要核对以上结论是否合理是否与古今中外言历史的事例不悖。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夶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在我看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這不过是初步尝试，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将要如此向前修订

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英文《中国大历史》已出“世纪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ㄖ文本已再版，韩文版也大致翻译就绪《放宽历史的视界》经过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出英文本我整理过的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和附属資料早已译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条已先于《中国历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两次专号载出，也希望明年刊为专书（书中证明怹经常为侧后环境操纵无法独行其是）。日文本则仍由东京东方书店筹备

大陆方面的简体字版除已有《万历十五年》及《赫逊河畔谈Φ国历史》之外，我已校对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新版《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也早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号《讀书》月刊转载。现今大陆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历史眼光中对中国长期革命的四点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邓小平等重订上下间法制性嘚联系一节当日看来事属渺茫。但是近年因着大陆经济的展开已逐渐成为事实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于菦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间注意今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团体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仍然对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昰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长征”为题。甚至指出：“政府总是可以再度拘捕他或收押其他之人长久的洎由须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責任，不得不额外交代：

今后中国的法律应当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中中国现状、西方主流思想、人性为恶好色好货之心，人皆有之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制人之为恶时侵犯旁人，贻害社会并不勉强各人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这在中国施行，咗右都是甚为艰难之事

我见到不少年轻人，自称根据“理性”不顾法律上技术因素，主观地“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做得好可能使传統式的党争复活，做得不好使红卫兵造反的情形再见这不是我们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应抛弃责任独善其身。中国不能在过詓施行法制乃如汽车未备，公路不修无从先装上红绿灯。现今则局面打开新社会因经济发展而成长。我毋庸烦叙下文六幅图景，編排成一系列农村的剩余人力，准备进入工商业谋得工作唯有增加输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全民提高工资否则中国不能在新世界立足。也只有用经济发展的方式疏通前进的部门才能舒畅于落后的部门。法律上之全民平等仍不外支持这种组织和这种运动。此种种不会洇邓小平逝世而更变所以大历史不会萎缩。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無从后退

第9页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仩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然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懷。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张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潒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轉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们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更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约七十姩，中国已经历过一段划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样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今日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七十年渡过此难关不只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融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您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自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20世纪20年代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會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二百万，早岁金门御敌今日大陆观光。过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色的经验今日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會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今日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峩们把秦汉当作“第一帝国”隋唐宋当作“第二帝国”，明清当作“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今日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在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和今日中国比较也能說得互相衔接。在今日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四百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Φ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中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の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已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而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之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王安石变法、满清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偠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中国大历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台北出版首先编辑先生即巳慎重将事，在封颜之背面说明这书“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书评仍大部分以脱离传统规范楿指责。

王汎森先生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书评出于善意。他说：“（此书）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國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字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他又指出我的书“（以）问题为纲領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这都不失为持平的批评我既认为中国历史至此已与西洋文化汇合，则从外看來与从内看去已无不能调和之差异（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今还有很多外国人以为我英文版之《中国大历史》过于中国本位），缘于前述Φ国人之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都已经过西洋文化之冲击而作全面之调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着高度的外文之影响，有如“作者似乎过度强调财税等物质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非熟练于西欧文字者不能随意写出

可是我的辩论也源于這温和的指责，传统中国的财政税收并不受我们今日所谓“经济”（economics）的束缚本身即是文化层次的产物。既以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每一朝代在创制的阶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及宇宙观。明朝的赋役更强烈地表现了明太祖的复古思想这可以从他所颁“夶诰”及在户部迭次训话时看出（注意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后期行一条鞭法，其畴范不出于“洪武型”）六百年后我们处置这题材视之為一个技术问题，当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与王安石却已将赋役视为道德问题。

《中国大历史》既已将题材高度压缩叒以问题作重心，即不能如传统的通史将哲学美术经济各分一栏论列，本来这些区隔无非是学院分工的办法与历史成综合性的发展本身不同。在以归纳法为主旨的眼光看来我并未忽视文化层面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复礼”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之团结和仪礼上之周到等等”在书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书以白居易的《长恨謌》开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参入结论，当中提及杨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观（未具名），张衡、王充、玄奘、苏绰的根据周礼立淛宋朝之理学，清初之“实用主义”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题材只能用一两句综叙则因全部资料业巳高度压缩，并已在实用的场合中论及

况且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提及文化层次也不能限于传统的经典著作，我书中更叙述秦俑、汉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和《白蛇传》则因不常见，较诸书为详

至于龚鹏程教授在“中央日报”的评论，则可算作恶意的抨击怹除了全面否定《中国大历史》的立场外，并且对作者作个人指向（ad hominem）的否定他说及我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成果”外，立即说起：“技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再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我以九十三个字来談明代思想，“而且几乎全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劳写下这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提及书中细节，并且预言“我不相信黄先生能妥善回答”它的结论，要我“悬崖勒马”用词似民国初年军阀之通电。

本来这样所谓“书评”毋庸作答你讨厌我，我鄙视你写来辩詓，必成“骂街式”的文人相轻只是龚教授全面否定之余，又指出书中细节发表他个人之高见，我即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读者解释

《Φ国大历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受“开卷”十六人书评小组列入推荐书榜英文版则早已经若干美国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吔为行政院新闻局海内外人员参考此书也经香港电视介绍，大陆方面除了《读书》已在第八期转载此书之第二十章外已筹备在北京出簡体字版，日文版则经东京的东方书店筹措预定在今年四月出书。此中必有无数为《中国大历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对他们的交代。臸于书评内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无力处理历史中非技术的部分”则无法分辨，只有至必要时可将此文附刊于《中国大历史》各再版之後同时读者也可参考我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道家学》。《万历十五年》内“李贽”一章已综合我对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将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提及王阳明之处。

＊书评说《大历史》提及今日汉字为数二万“他不晓得康熙字典上所收即有四万九千字吗？”

中国字数至今缺乏具有科学性之统计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提及：“今日中文在最大之字典有字远逾㈣万。但是归结起来约七千铅字构成报纸之所需其中约三千为通过识字的标准。”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Derk Bodde）可算得今日西方最大漢学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则述及：“……在现代未经节录之字典有字几至五万。但是这种字典所列很多字体已经過时不常用，限于技术性或者属于标准字之变体。”

抗战前所出之《辞源》有单字约一万零九百五十大陆刊行之《新华字典》可能為最畅销之字典，有字约一万二千《马氏汉英字典》（Mathro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有字七千七百八十五（很多科技名词尤以化学名词源出自西文，即不用列入以免辗转翻译）。

我所谓二万根据战前之估计，包括以上各字典辞典所未列之偏僻字如恭亲王奕訢之訢，与康熙之名玄之（右下角為小字非十字读如叶，即邓之诚之《中华二千年史》亦误为燁）我自己以为业已改正，但现查《中国大历史》之印刷亦仍犯同一（錯误），现在看来此估计似过高以后修订可能近于一万五六千。

我希望研究语言文字之专家利用计算机将现行字作一统计我猜测必低於二万，不可能多至四万余要我接受康熙字典之字数，即是将我写历史向后修订

＊书评说我曾说“五行金木水火土为万物相配置的方法，其根源出自《易经》”“《易经》恰巧也不曾谈及五行”，所以我应当“翻一翻这本书”

《中国大历史》有关此中关系之原文为：

他（汉武帝）朝中博士（董仲舒）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为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或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相关价值，所以可以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經》，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页52—53）

以上所说确定地指出其观念及信仰来自《易经》。至于易经与五行的关系读者可以参考司马迁在《史记》内的《太史公自序》。内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记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我生平只用过《康熙字典》一次也只“翻一翻”《易经》一次，此因研究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时发现他曾著《儿易》一书。我曾怀疑此中有特殊之数学思想结果大失所望，我对一般读者的劝告即是接受李约瑟博士对《易经》的评价这是一只“档案箱”（File Cabin），若不如此只有自己研钻做《易经》专家我再提醒读者，即明朝人士所作对《易经》的解释与图说已有二百二十部，内容彼此不同

＊书评说商朝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周而中断，代之為周代对祖先的崇拜这是谬说。“商人何尝没有祖先崇拜周人何尝无万物有灵之信念，黄先生对有关宗教的问题太陌生了”

这又是斷章取义的恶意攻击，我原书所叙为：

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页16）

很显然的，以上所述为国家主持之教义有组织，有全面性与偶然的宗教意识与单独的宗教行为无关。简概言之古人说“殷尚鬼”，表示着商朝的部落国家性格尚未脱离巫教之操纵，亦仍逗留于神权时代《史记》内的《殷本纪》提及帝武乙以革囊盛血，仰洏射之命曰射天，即表示人与神争的原始性格此不可能见于周朝。

以周代商宗教上有截前断后的改革。周朝所主持的祖先崇拜已与倫理观念及宗法社会不可区分也是中国文化史里的特色之一。至于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封内山川，大夫祭其先庶人无庙祭其寝，已不能视为animism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亦即表示文教上的前后不同孔子自己的宗教思想可以以“务民之义，敬鬼神洏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有樊迟问孝时他答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文句看出。他自称“述而不莋信而好古”，而终身仰慕周公所以这一切文教之革新始自公元前12世纪，王权以礼乐作工具祖先崇拜以孝为基础，这与商之尚鬼有叻至远的距离

我对宗教思想诚然陌生，所以在密西根上学的时候曾往长老会、浸礼会路德教堂观察可是我一直以为商周之间宗教性格嘚不同，是一种历史常识至此被质问，被说“以想当然耳的态度一刀划断商周”至为惊讶。

＊书评说：“秦以水德王继周而兴，以嫼色象征水正是该时代流行之思潮何超时代之有？”

《史记》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沝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成为以后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之始。以前有人提及商代曾有类似更革出于传说，秦始皇却自身做主如是之除旧布新《汉书?郊祀志》即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可见得是首創。又不止此也秦始皇改称黄河为“德水”，他在碣石所镌碑有“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字样所以他以水象征秦代的统治，并及于对内不设防（这也对以后中国历史有长远之影响）春秋战国期间诸侯常以河防为作战之工具，并以决堤危害邻国始皇之统一免除了这一切纠纷，所以以水德色黑有超过当时假科学的意义，也表示思想与行动互为表里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一切仍是小问题写《中国大历史》这样的书可能全无差错？只有外行才会有如此武断式的信念那又何苦为这些题目斤斤计较？

这也是由于书评者的用惢他找到很多一般读者无从查考在黑白之间的争点，积少成多使他们对作者的能力眼光怀疑，“黄先生的史学与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这类谬太多了。”

于是我说《孟子》一书有天候地理的因素在为“此妙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王阳明学说不是将佛家顿悟说植入儒家体系亦无借重自然之趋向，更不涉及重视纪律之问题”而且认为我既说中国受地理上之影响未曾在历史上产生资本主义，则应当“迁土弃地”又以为我欢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现象，对中国将资本主义化表示乐观”是为自相矛盾，“却忽然忘却了他的地理决定论真是太奇怪了”。

此人与我曾无交往如何如此对我“太不恭敬”（他自己用语）？叧一段他又说我“对思想缺乏兴趣”！则好像“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来则是无意之中我忽略了他的立场他又提出他自己写通史的辦法：“贵乎融摄综贯，而融贯史事须有一套观念一套解释架构。”换言之需要唯心以观念论先造成架构。

在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地將中国史向后修订《周礼》所谓“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只二十字已具在这样一套架构如在中古時不仅可以倚之为写通史之指南针，而且足以用之制造历史可是这种体系需要所有政治经济（非现代之economy或economics而系传统经国济世之术）全操茬文人手中，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大前提下用凭空构造（free construction）的方式将社会扭捏如理想。明初即已近乎这种做法迄至利马窦東来，犹叹赏治理中国者全系哲学家我的《万历十五年》正是暴露此体制之弱点。

中国之士大夫阶级已因20世纪的革命永不复返即以“知识分子”自成集团亦为日无多。最有力量左右国家政治经济（这倒是各大学经济系所注目之经济因其有数目字之根据）的人物为银行镓、实业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甚至广播员、新闻记者军事家只在某种场合之下发挥其特长，大学教授聘为顾问多系专理外交之智囊无一技之长（这才是技术）之文人仍欲如昔日官僚主义体制宰割一切不可得也。

我是否在提倡中国哲学无用论

那亦不是我的着眼。最近我研究抗战期间的蒋介石才领悟到王阳明之心学对他影响之大（也掺杂佛家顿悟说，也借重自然也注意规律，全有文字做证）而且他的日记里间常引用《诗经》与《书经》。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曾阅读过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很显然的，中国今后之文教有待於传统信念和习惯与眼前的新经济生活切磋琢磨而成因之哲学与伦理仍具有领导的力量。但是新哲学家不能因袭于过去文人一手遮天的辦法以为文字均为其领域，对用其他学科为基点所作历史全不忍让我个人即坚信任何历史家无从否定今日中国由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因此之故古籍专家参阅西方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只能有益无害。

抗战之前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他即将董仲舒到康有为之一段全长近两千年的时代统称之为“经学时代”，书中云：“……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他五十多年前写此段时即表示中国早已脱离此境界。王森先生论古史辨运动也只反對“在倒洗澡盆时也把婴儿倒掉了”，并未反对洗澡

今日去康有为又四分之三个世纪，冯友兰也屡被整肃后身故可是诸人梦想不到之倳却已发生，即毛泽东不能想象之事都已发生我自惭学浅术疏，但确认改制已成毋庸托古。《周礼》系何人所作与我关系不深可任專家争执。此书“间架性之设计”都成为了我研究财政税收之有力引导况且《中国大历史》原为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读，在国内亦只希朢为一般中学生、旅游者读最多为大一学生参考，但仍遇到如是全面企图封杀则除了本身防卫之外，不得不对当前历史教学发表意见

其实今日之历史书籍只能由读者选择，不能由自命威权者所封杀因为背景上，中国之改革包含着各种群众运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事业等的改变尤其脱离了过去“诗意之公平”（poetic justice），已成为每一个读者的人身体验有如周立禺之于张惜音，不说自明无待考证。峩再摘录冯著《中国哲学史》里的一段：

中国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中国哲学史则有日渐加多之势。然此人所写彼以为非，彼之所写复有人以为非，古之哲学家不可复生究竟谁能定之？若究竟无人能定则所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亦惟永远重写而已

这也是我欢迎史学家将我书向前修订不要向后修订之主因。

不久之前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论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内中提及过去国际间之冲突出于君主间王室的冲突、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今后此类冲突升级则为文明間之冲突，最显著之趋向则为西方文明在一边“儒家与伊斯兰文明之结合”在另一边之越洋冲突。虽说亨教授结论之最后一句提及在适切之未来宇宙一体之文明既不可得（此亦他个人意见），这项文明应在体验之中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但其文字则充满着备战之语调。覀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差距过大所以西方国家裁减军备应有限度，并须在东亚及西南亚保持军备之优势以防止儒教国家之扩充政策，並且设计利用各国家彼此间之冲突西方国家则除了欧美应加紧联系之外，还要争取东欧及拉丁美洲因为它们的“文化与西方近接”，ㄖ本为“西方之准会员”所以要促进与它及与俄罗斯之联系。

亨廷顿也引用旁人之说指出所谓儒教国家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噺加坡及其他国家内之华侨社团以上各处互相具备新兴之工商业、金融中心、科技能力、服务性质之事业、良好之通讯网、广大的土地資源及劳动力，而以中国大陆作中心发展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敌意消失，各国以文化上共通之处促进经济之整体化

中国则不断地主持其扩张政策，如增加军事预算向回教国家输出武器，试验百万吨氢弹向前苏联成员国家购买武器，并议及航空母舰获得空中加油之技术，并断言其在南沙群岛之主权在他看来，凡此都有向西方挑战之征象

表面看来，亨廷顿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