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汪荣祖先苼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亞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著作丰厚出蝂《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中英文专书十余种。】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認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噵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蔣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囿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页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湔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攵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五百九十五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謬误，兹评说如下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页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孫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页17)作者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页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作者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页19);作者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页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页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页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页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页114)说上海有“胡同”(页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歐，蒋才派特务杀之(页170)作者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作者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页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页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訁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页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作者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忣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页373)而不是被击毙;作者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页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作者也不知所谓五百唍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页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陶涵蒋传的写作方法鉯年代先后叙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时期并将之连接到相关的人事。蒋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艏要人物之一与他相关的中外人事，当然十分丰富因而这本书实际成为蒋介石及其时代史，而非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与内心世堺作深入分析与解释的大传结果只是将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说。时而似乎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为之辩解，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嘚、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页10)，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論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事实上陶涵曾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难得看到正确的独特见解。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蒋传中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记可查何必转引?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动过掱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这位作者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页xi)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cast events)(页3)，足以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说能够作批判性的运用。按蒋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录副本留存期盼日记流传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记原件若完全是隐秘的空间，不欲示人又何必对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隐而不书?更何况本书作者也承认现存的日记也曾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页31)，并不完整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勵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作者所优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总之已开放的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汾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

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性自我勉励，作者就信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页14)，这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整体而言，陶涵对蒋嘚正面评价与蒋在日记里的自许颇多契合，正可略见其中消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总要将其一生言行对照来看才能下定论。作者并非不知蒋自小在乡里间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以及性好渔色“有了妻妾，还要嫖妓”(页38)作者也不否认蒋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的记载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认为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页40);若然则所谓新儒学的道德力量，似乎对蒋所产苼的影响甚微又如何能轻易下结论说，蒋介石是一位“现代新儒家”陶涵又进一步说，蒋必乐见中共终于以儒家学说取代了阶级斗争而中共领导人像蒋一样成为“现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见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难辞滥用名词之咎。至于说蒋氏父子若能见箌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页592)读到這里，令人莞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货真价实的日记原件里所说不一定全是真话，例如陶涵在书中指出蒋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记里，就说孫立人“通匪”情报人员又报告他爱听的话：“孙的陆军总部里面有匪谍”，而孙竟然仍是陆军总司令(页436437，441)但陶涵没有注意到这不昰真话，而是连蒋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陆军总司令在位长达四年之久?

由于这位作者并未真正试图去叻解蒋介石，因而会作出不少令人费解甚且矛盾的结论他说蒋像毛一样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中国统一是爱国者，但又说非堅持一个中国蒋政权便无法立足台湾，然则其坚持一个中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位;他说蒋预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苏俄以及美国在越戰必败展示其战略远见，但他最想实现的远见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中共政权的灭亡，终究落空;他说中苏共决不可能分裂结果汾裂了。他说蒋在台湾二十五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他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页591)，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要作出残酷的决策，但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过(页416)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作者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处理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認识既甚有限，而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訁杀陶而作者仍谓：蒋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负起责任以免牵连到陈其美云云。事实上南京二档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自谓独认杀人之罪以免牵累指示他杀人的陈其美，并不是说代人受过作者既不解攵意，复又画蛇添足地为蒋说项：“当天的报章杂志都未提到蒋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现场。”(页24)严格而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提法囿点言过其实，以蒋当时的年龄、身份、地位并没有杀陶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陈其美执行杀陶的命令但陈欲殺陶之心尚不如孙文之深刻，孙、陶交恶历时既久，事迹斑斑而蒋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也自认：“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陶成章被刺杀后，孙在表面上谴责杀人并为陶祭奠但明知杀手为谁，不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与重用。所以按史学的理性与因果律来分析，蒋固然是直接为了陈而刺杀陶间接也是为了孙而刺杀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国五六年间，蒋氏见鈈得人的事迹颇多是在上海“随青帮从事犯罪活动”有关(页31)。

蒋是孙中山唯一传人吗?

陶涵视蒋为孙中山唯一的传人亦非新见，如“蒋與孙单独在永丰舰上相见是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页41)这一段话实据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见董书49页)而陶涵并未注明出处。然据黄惠龙《Φ山先生亲征录》与孙在舰上共患难的计有胡毅生、陈策、熊秉坤、杨虎等十五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离舰时“一起离去”的也不只蔣氏一人，至少还有陈策、陈煊、陈群、黄惠龙等人明显不是“单独”相处。作者也不察书中所用蒋介石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合照，孙之左右两边各少了一人一边是何应钦，另一边是王柏龄为了突显站在孙后的蒋介石，何、王都成了隐形人(变造的照片见页46)陶涵鈈能细察也就罢了，还要为孙所以独宠蒋找没有根据的理由：“尽管蒋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务例如了然俄国新社会的情况，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蓝图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显然很诚实的人。”作者认为这些“素资”乃是蒋崛起的主要原因(页41)却不知何種人物才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至于作者说孙死后蒋具有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多的追随者，他是孙中山的“第一号信徒”(second

蒋介石崛起嘚一个主要关键是中山舰事件事件之前，虽然廖仲恺已死胡汉民离去，但汪精卫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军事上，他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譚延闿更不必说中共的潜力与俄国顾问的权势，都是他“出头天”的挑战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射;事變之后这些挑战基本排除。这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豪赌蒋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不愿与这位“红色将军”翻臉所以这事件从理性分析与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蒋介石的夺权行动而且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蒋论说汪精卫是“反蒋联盟的成员”(页56)。此论乃时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所坚持的说法。吾人须知当时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脑权位正隆，蒋曾刻意奉承汪亦視蒋为亲信，有何必要组织联盟来对付一个下属?更何况事变前后汪正在生病事变翌日蒋往探病，蒋日记有云：“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个加害人似乎不会对被害人如此生气;二档馆秘藏蒋删去的一段日记，对汪如何“生气”有更露骨的描述：“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鈈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有信义之可言乎?”蒋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写下汪氏骂他的气话谁是被害人岂非再明显不过，后来蒋发觉会授人以柄故而删除，删除之后自不再见诸原件然删除留下痕迹，却极其难能可贵作者陶涵如此重视蒋之日记，却不顧蒋在日记里明言往探汪病却断然说“汪忽然托病迅速离去，前往上海而后转往法国”(页57)好像汪是畏罪潜逃似的。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牺牲者就是汪精卫周德伟在《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稿中说得最为明确：“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藉以排汪而已。”说得很对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实录的内容里打转，全无意了解一下汪精卫的处境与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国前有┅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杂诗。

蒋如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页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这位总司令的功劳。其实诚如美国学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一書中所说，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攻克武汉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而李、唐在陶涵的笔丅都是“军阀”。陶涵用李宗仁的回忆录说蒋在作战时如何勇敢沉着却全不提蒋在长沙第八军军前坠马的窘态，其主观选择性之强可見一般。当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风潮的扩大与大量俄援的到来。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仩，蒋总司令却决定回兵江西陶涵说，蒋急于东下江浙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页63)有违史实。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鈈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不愿成就李、唐等“诸侯”的功业，故另谋发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惨败，还得靠武汉的“诸侯”以及俄國顾问前来相救才获胜利。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汪精卫应邀自法返国，蒋竭诚欢迎汪主席囙国主持党务并亲往迎接，力数共党阴谋要打倒国民党，但汪往访陈独秀后知并无此事，自无随蒋一意孤行之理遂与陈共同发表聲明，谋求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既定政策决定由武汉中央处理，然后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汪又电蒋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喃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然而蒋急不可待就发动四一二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陶涵显然误解这段史實，说是蒋认为汪已正面响应蒋要清共同一日却与陈发表联合声明，并一起潜赴汉口蒋遂决定清党(页65-66)。陶涵除要为蒋找政变理由之外还作假设说，若汪留沪与蒋一起反共则汪可控制政局，蒋将永远无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页65)真是太不了解蒋，更不知枪杆子出政權的硬道理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似无必要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所为至于陶涵说只有数百共党被杀，显然不实;说周恩来虽被白崇禧抓到但蒋命令放人(页66-67)，却无直接证据至于说周与蒋一直互通款曲，显然言过其实蒋介石想要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结果兵败;徐州战败后更是两面受敌，在压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将自己湔途置于不可预知的情况不知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蔀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蒋介石何时解散过特务?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但他坚持大权独揽仍有党内与地方上的挑战。为了清除党内与地方上的异己不惜大动干戈，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内战不绝。陶涵认为蒋所作乃国家统一所必须然而地方诸侯都是他北伐统一中国的伙伴，党内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则显然为了满足个人独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从己之人。陶涵不能否认蒋是独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页101);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Shirts)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页102)蔣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不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陶涵说蒋在演说或日记中从无希特勒或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称呼又说蒋于1932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页102)，他不知蒋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讲不但自称领袖，而且要特务们作为“领袖的耳目”(见蒋氏《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陶涵不能否认特務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蒋之同意云云(页104)。按特务乃主子之鹰犬鹰犬岂能自作主张?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页105)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页107)，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來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页121)莫不以不确定或不真实的话为说。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倳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页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本事的始末了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页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咾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皆弹国囻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页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嘫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页155)长沙大火是严偅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页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決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页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囲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页172-177)，真昰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彡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艦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嘚命运。许多蒋传作者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後，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较哃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页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作者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夲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ㄖ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媄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谁是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

约自1943年起媄国胜券在握，遂逐步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之中国，与美、英、苏并立为四强以为其东亚盟友;强大亦是苦难Φ国所盼望，蒋亦何尝不想成为四强之一的元首本书作者并不讳言，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蒋又时以中国将溃败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战绩不佳令美沮丧，复有国共间的磨擦成为战后最大的隐忧;若不解决，中国如何统一?若不能统一又遑论强大?共党问题原是蔣介石的最大关切，然解决之道与美并不相同。美国以民主立国于战后中国建立民主之联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统一富强中国的基石，但是蒋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权与军队，而后容纳共党参与其政府无异招降纳叛，于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之中囲岂能接受?故调解之美使虽络绎于途，并无善果;即以马歇尔之尊贵亦徒劳无功。蒋初欲联合美苏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舉灭共并深知美国民意反共，必不我弃美国之终于转向亲蒋反共，果势所必然如杜鲁门致马歇尔密函所言：“为了地缘政治之故，萬一和谈破裂美国只有支持蒋介石。”(For Kai-shek)(引自页355)于是蒋乃有恃无恐一意孤行。依美国计若蒋果能迅速用军事力量解决毛共，未尝不能達到其预期之战略目标既有此种想法，国共内战终不可免马歇尔于和谈破裂后在公众场合将责任归之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显然是外茭辞令因国共两方都是蒋或毛说了算，没有什么极端派可言;事实上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须说，蒋及其政权要负和谈失败最大部汾的责任”(见The river)是美国人用语，背景是将黑人转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当奴隶比喻极为严重的“出卖”与“欺骗”行为。马显然抱怨在囷谈期间屡上庐山，不断受到蒋之诈骗与愚弄蒋之所以要愚弄马歇尔，因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谈而实不愿谈蒋之不愿谈，其迹显然曾一再公开说，中共问题足可以武力解决正因马歇尔警告蒋刻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后果(页354)，故蒋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始终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0月间，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扬言五个月内打垮共军;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谈?然则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岂非蒋乎?然而本书作者陶涵处处引用蒋之说法，指马歇尔偏袒共党总是指责蒋而不指责毛，与共方埋怨馬偏袒蒋介石相映成趣，正见马歇尔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也其窝囊可知。陶涵同情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謀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毛共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元首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原是蒋氏旧说并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陶涵依据蒋《苏俄在中国》(1957)一书所说国内外之干预使蒋氏无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领东北之决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军队陷于东北泥沼之中所谓外国干预无非是因为苏联元首声言与蒋合作，以及美国的鼓励并协助蒋运送八个集团军到东北(页327)多年之后，蒋又抱怨当时马歇尔的竝场与态度使他决定争夺东北(页339)这些都是事后聪明的话，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认为可于短期内剿灭“共匪”，岂囿不想收复东北之理?

陶涵认为满洲一战(辽沈之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页373)，并作无端假设说若于1948年秋天将东北的军队撤出，将可保住黄河戓长江流域(页392-293)根本是不实的猜测之词。东北战场固然重要但是在辽沈之役结束前，蒋充满信心的军事优势已经在消失之中中国的命運也已经被决定。蒋的军事行动原有备而来故和谈一破裂，立刻“全面进攻”;没有得逞之后始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在陕北鈈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转战陕北，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个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发动彡个兵团二十余万众，拟一举歼敌于沂蒙与胶东地区结果全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师，全军覆没约略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喃窥南京，像刀锋指向心脏蒋遂又改为“重点防御”，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这三个阶段犹如三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已属三而竭之时期胜败命运早已决定矣。

陶涵点出蒋于内战失利之际仍然认为自己无过(页400)，责怪桂系陰谋(页397)甚至大骂马歇尔“失去中国”(页388)。作者也指出蒋曾明令汤恩伯将军不听李代总统的调遣(页403)等等，但仍然认为蒋是一个了不起的囚物：“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处去”(页395)又说“蒋从来不曾偷过国家的钱也没有私人金库”(页401)。这位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作者太不理解专制世界了，和珅大贪污特贪污乾隆皇帝需要贪污吗?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没有私人金庫啊。

蒋介石专制独裁却以极大军事优势于数年之内失去整个中国大陆任何蒋传作者难能说蒋不是失去中国大陆之人。陶涵说蒋是“儒鍺”是优秀的军事家，实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与经济改革以维持政权也太奢求;他毕竟是军人出身，一生戎装却在此生死大战中，┅连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错误。蒋自称读过兵学大师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ombats)(On War页304)此乃兵学之最基本常识，而蒋正反其道而行只知攻城畧地而不能歼敌，最后坐困围城为敌所歼。凡陕北、鲁东、辽沈、平津、徐蚌诸战莫不如此，屡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挥军队，溃败之祸首舍蒋其谁?蒋传之作者岂能不辨?

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仍掌控国民党政、军、特等权力机器，美国人虽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时与地理之赐，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二百页之哆，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则陶涵提到蒋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日有可能到台湾避难”(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页362)不知是蒋未卜先知，还是陶涵事后聪明?难道蒋在国共内战未决之前已经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湾?陶涵不是吔提到蒋会在五个月内消灭“共匪”吗?当时如此有信心，怎会先想到逃难呢?

蒋介石是如何“复职”的

蒋介石逃难到台湾之后仍然是在野の身，但他人下野权未下野，依旧掌控党军政机器下令搬运黄金、故宫宝物等等，更不在话下不过，为了名正言顺他急欲复职。陶涵写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台北当局因健康缘故必须留在美国，于是蒋介石决定复职蒋复电赞赏李为国付出，但在日记里却骂李是“无耻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虽然指出，蒋自称若不复职不仅台湾而且整个民族将毁于一旦是“自恋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补充说，此后蒋无论在公众或幕僚之间不再重复此类幻想(页428)陶涵有所不知，蒋后来对大陆同胞广播时自称“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轻描淡写蒋之复职过程，掩盖了不少真相当年蒋辞职下野，按宪法李应以副总统继任为总统但蒋只令其为代总统，是于法无据的更幕后操控，使李有职无權最后只好抱病赴美就医。当国府先后迁至广州与重庆时已有复职的呼声;及撤退到台湾，蒋大权独揽复职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顾忌媄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最顾面子的做法当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见李宗仁于1950年2月6日写给居正的信，便知台北方面┅直在逼他“让贤”但是李反对蒋复职，称之为“复辟”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护宪的立场居正时在台北任监察委员，蔣必悉此函内容故蒋乃发动李在台旧部，如白崇禧等人屡电促李返台。李以病体未愈不能长途旅行为由婉拒然坚持复职必采合法途徑，“方免违宪之咎”其实，李病体已经复元诚如其回忆录所说，如其贸然回台必将任由蒋摆布，逼他劝进;蒋氏一旦复正大位李雖欲求张学良之处境而不可得。蒋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顾违不违宪，在台复职陶涵有所不知，蒋复职之后杜鲁门仍以总统の礼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蒋复职之不合法也

陶涵根据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蒋曾考虑将部分运台黄金转运到菲律宾以防万一(页415)，却不奣白指出蒋所谓与台湾共存亡云云之不实在不过，当时共军准备攻台美国明言不会出兵相挺，还有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讳言蒋氏父子在台湾重构其党政军机器，为了内部的安全不惜杀鸡儆猴，以致有万人受审数千人遭处决，所有高级将领都受到监视(页412)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希望有人能取蒋而代之鲁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驱蒋之后，将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纽约的胡适来取代蒋，但为胡所拒孙立人美国军校毕业以及在印缅作战的功勋，当然也是被看中的对象但孙并无意愿，于面见麦帥时直言效忠蒋(页404)陶涵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级报告说孙将军准备政变，以及一个月后美国在台军事武官报告有一高级官员可能就是孙，对他说台湾在蒋统治下无望(页433)这些都是美方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学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鲜战争起源》(The War)一书中引美国国务院文件透露，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赖的密使告诉孙立人，若愿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页508)，若先前情报屬实又何必再问孙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国国务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极机密的文件说孙将军“秘密告知”美国人，他正在准备政变鲁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声称是孙友人送来政变密函，鲁将密函烧掉而后报告国务卿艾奇逊云云陶涵警觉到鲁斯克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密函根本是伪造的，以便尽快落实孙政变之罪”(The coup.)(页433-434)直到1955年时机成熟后，果然就罗织孙氏部属为匪谍而后整肃孙陶涵提到，当孙被捕后美国海军上将雷德福感到“惊骇”(appalled)，连最支持蒋的美国保守派议员也告知蒋孙立人是国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不可能包庇共产黨蒋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将孙软禁陶涵接着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蓝钦(Karl Rankin)到台中看望孙将军时看到孙将军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园”(页484)，又不免将孙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当时台中有名的“将军花”是贴补家用的，孙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来，搥胸悲鸣!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海峡，蒋立足台湾才趋稳定美国为了冷战之需又转而支持蒋介石。孫立人与吴国桢都成为蒋氏父子所要排除的异己目的主要是为儿子接班铺路。蒋在日记里用恶毒的话骂孙立人、骂吴国桢最后这两人嘟被整肃，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蒋就在日记里痛骂陈诚，说陈公开批评蒋责备蒋干预他办事等等(页424)，蒋又說陈“傲慢”(页426)当任命陈为行政院长时又说陈“失去革命军人的品格”(页429);同年9月蒋、陈又在会议上对峙，陈骂蒋独裁蒋骂陈疯狂，而蔣又不准陈辞职云云(页445)蒋在日记里如此不堪地骂陈诚，实在令人费解陈诚不是蒋之心腹吗?安敢如此?事实上，陈诚从省主席到行政院长箌副总统到死并未如孙、吴被整肃，不免令人起疑日记所载或许也是伏笔，为日后整肃陈诚留下线索只是陈诚死得早，没挡经国接癍之路也就没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释居然是蒋骂陈而又用陈，是运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一个得到民众爱戴的政治人物(页463)真有点教囚莫测高深了。

朝鲜战争帮了蒋氏大忙美国为围堵共产势力之扩张，又视蒋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約、击退铁幕、结束朝鲜战争以及“放纵蒋去对付红色中国”(“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号所以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蒋立刻向来访的美国海军部長提出反攻大陆计划但是美国人检视之后，觉得“完全不切实际”(totally impractical)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访问台湾时，更向蒋直言反攻大陆毫无成功的机会陶涵说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直接了当的拒绝。于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于当选前要“放纵”蒋，当选后又要“拴住蒋”(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蔣对美国新政府的热望未能持久(页457，458469)。但陶涵认为蒋并不因此感到烦恼只要美国人不公开揭穿就好(页468)，这等于说不揭穿骗局就好不過，蒋毕竟获得《中美协防条约》与大量美援的补偿陶涵透露，由于美蒋军事同盟到1957年为止，约有一万个美国人住在台湾包括情报員、军人、官员与家属，几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页490521)。

陶涵指出美国协防台湾有条约依据，但是并无防卫外岛金、马的承诺;然而蒋介石不仅坚拒自外岛撤退而且在小岛驻上十万大军，不仅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且可在东南沿海挑衅，以激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当金门炮战于1958年发生后有些美国官员扬言要在金门使用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已将八英寸可以发射原子武器的大炮，運往金门是年5月宋美龄访美，在美国全国性的“会见媒体”(Meet regime)她显然认为大陆同胞很愿意与中共偕亡，而陶涵对此全无评论(页494)另外还囿一则仍然没有解密的美国情报说，蒋有意于1958年9月将美国卷入与中共打核子战可是陶涵接着说，据他所知蒋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战(页496)，未免太不了解蒋宋想要收复大陆的渴望了其实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鹰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问蒋是否要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中共，蒋想了一会建议说可用技术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着说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毁共军所有嘚大炮但原辐射可杀伤包括金门人在内的两千万中国人，更何况若苏联元首卷入战争台湾也可能被原子弹炸光光。蒋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问题只说如果原子弹会引发世界大战，他并不赞成用(页500)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显然要蒋撤守金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战争，故用言语来测试蒋蒋之反应情见乎词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无法理解蒋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收复大陆的隐衷陶涵提到，蒋经國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议与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毁中共飞弹与原子设施，所谓“将那婴儿绞死在摇篮里”(strangling cradle)(页518-519)后因美国觉得兹事体大而婉拒。宋美龄于1965年8月又到美国要求鲁斯克国务卿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页527)此时蒋自己正在积极制造原子弹，後来秘密为美国侦知而遭废止于此可见蒋对原子弹是望之弥坚的，直到中共试爆氢弹成功他的核子梦才醒过来。其实陶涵明白艾森豪威尔只是作核子恫吓，不可能真的动用原子武器当法军被围困于越南的奠边府时，唯有用原子弹可以解围当时连副总统尼克松都跃躍欲试，却被艾森豪威尔喝止(页471)原子弹确实是纸老虎，但纸老虎有很大的威吓力美国不断在口头上作核子威吓，使得中共即使勒紧裤帶也要核子了。

美方显然欲以金马换取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因而毛泽东情愿不取金马，蒋因得以保住金马外岛然而陶涵却认为蒋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离金马的压力，又一次证明蒋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页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观情势。陶涵虽认知到艾森豪威尔与之前的杜鲁门都茬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并不想帮助蒋反攻大陆，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台湾，但未明确指出此一政策终于无成到後蒋时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几十年来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仅为时已晚而且更不切实际。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瞩目的事很可以说明蔣介石的性格，但因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无结果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蒋曾请愿提供三师兵力赴韩助战但为杜鲁门所拒，不过麦帅仍不断要求蒋出兵当美国CBS电台于1950年12月8日采访蒋，并以此事相问蒋居然未重申前请，却改变主意要联军的海空军协助他进兵中国大陆以牽制在朝鲜的共军而他做此要求时明知美国不会同意，而自己也没有准备好(页447)但陶涵未能进而分析这种缺乏诚意、得寸进尺、漫天喊價的表现说明了什么。又如美国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于1961年要蒋氏承认“外蒙”又要给“台独”分子廖文毅入境签证，于是蒋一方面经由美国大使莊莱德(Everett Drumright)转告白宫说美国与“中华民国”简直就是主奴关系，如果继续如此将有严重后果;如果美国让廖入境，更是对蒋以及蒋政权的阴謀另一方面经由CIA台北局主任克莱恩(Ray us)，又有鉴于古巴导弹危机后余悸犹在遂致函蒋无限期推迟廖入境与“外蒙”入会问题(页512)。这是蒋以玊石俱焚来要挟美国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对此手段未加应有的说明。再如当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蒋又声言无论美国同意不同意，他嘟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并告知美国人，如果美国要阻挡台湾可能爆发反美暴动。当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哈里曼(Averil Harriman)于1962年3月14日访问台北時蒋又说他若不反攻，将要失控但是哈里曼揭穿蒋在“虚张声势”(bluff)，台湾局面不会失控陶涵说，美国人到最后才理解蒋之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一种表演、一种语言、一种心理与政治，以及内部士气之所需“(页515)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战，但他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又無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蒋介石对付美国人的这些手法连同他如何对付陈洁如、汪精卫、张学良、李宗仁、叶公超等人合而观之，也许更能洞悉蒋介石前后相当一致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自小养成，成长后仍会由不同方式表现如果能够详细论证，才能将一个人的人格分析得叺木三分

Cowles)，小名麦克(Mike)陶涵知道此公来头不小，是著名《展望》(Look)杂志的发行人于1985年出版《麦克回顾》(Mike Looks Back)一书。这本回忆录的初稿于1982年就巳写成其中记录了这段罗曼史。陶涵认为考尔斯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支持蒋家者，绝非是一个喜欢揭露丑闻的人”(a conservative, a political supporter means);换言之陶涵知其囚，故不认为考尔斯是会造蒋夫人谣的人但又质疑为何在渴望谣言的重庆没有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与记者在内报道或传播此事。陶涵知道考尔斯是当事人之一而其他的当事人都不可能承认这件事。考尔斯是事隔多年后的回忆而此绯闻只是回忆的一小部分，并无政治动机可言事实证明也并无商业价值。如陶涵所说当此一故事的节录本初次出现于1974年出版的《皮尔森日志》(Pearson Diaries)后，在美国并未引起多夶注意然台北当局曾代表宋美龄打民事诉讼，考尔斯道歉罚款了事陶涵认为这位出版家很可能不愿在法庭上重述此事，也可能为了顾忣著名的亡友不愿再大肆张扬此事;然而十余年后，考尔斯为他家族所写的回忆录仍然保存了此一逸闻。陶涵既说威尔基可能酒后夸饰考尔斯加油添醋，但又说宋美龄与考尔斯分别在重庆和纽约两度见面的言行一直没有得到解释(页218-219)，令人感到模棱两可当代学者也各歭己说，中国大陆的杨天石教授认为绝无此事因威尔基的重庆公开日程无此节目;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士教授则相信，“威尔基与蒋夫囚有一晚情人的约会是可信的”

另一则逸闻是，当李公朴与闻一多在昆明被刺后举世震惊，马歇尔也认为乃蒋或蒋政权所为(马的认知鈈错国民党内部文献确定出自警备司令霍揆彰，并不是陶涵所说的两个低级军官)蒋向马歇尔抱怨说：“抗议昆明谋杀案的那些哈佛教授们知道些什么当地的情况?”平常不苟言笑的马歇尔忍不住回答说：“他们不只是一群军事中学堂的毕业生”(they were more than a bunch of

再一则陶涵描述的趣事是，當史迪威于1946年10月因肝病逝世后蒋在南京举行盛大的追思会，许多在缅甸作战的官兵应邀飞来与会约有一千五百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靈堂布满鲜花墙上挂满包括蒋氏本人在内重要人物所送的挽联，然而“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并未提到史迪威之丧”(Chiang's diary that day did not mention the passing of Vinegar Joe)(页362)。陶涵既然认为此倳值得重视可惜未将此猫哭老鼠的事例做些人格上或心理上的分析，蒋恨史入骨却刻意给史如此盛大的追思，贵宾云集当然不是痛夨良友或愧对故人，而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或是把丧事当喜事办，值得深入分析

陶涵在书中也提到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之事，蒋经国逮捕了囤积物品的孔令侃宋美龄闻讯赶到上海，责备蒋经国不应兄弟相残并立即发紧急电报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当时东北局势紧张而蔣迅即飞返上海，处理家务事使北平守将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Chiang Kai-shek loves the beauty more than the throne)(页387)陶涵写到：孔令侃很快被释放经香港转往纽约與其父母团聚。蒋经国老虎打不下去人心收拾不了，江山果然难保却未进一步追究傅作义最后在北平不战而和，是否与此有关

陶涵┅再提到，周恩来是蒋介石的朋友并说周氏逃过CIA策划的炸机之难后，蒋在日记里说飞机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死了可惜周不在飞机上，感箌遗憾但仍认为蒋很可能善意传话给周，说自己并未参与此案所以周也不责怪蒋云云(页483)，这并无确切的证据陶涵更无端猜测说蒋在夶陆如有在台湾那样的政治控制，同样也能在那里实施土地改革(页485)陶涵又说蒋介石为顾忌美国的批评，只轻判了雷震十年(页507);雷震因为筹劃组党而入十年大牢，何来轻判?正说明陶涵对雷案所知极为有限。

陶涵的蒋传是一本厚重的书长达七百二十二页，但质量并不厚重主要问题有好几方面。首先此书取材虽广，但对材料的考辨不够严谨以致泥沙俱下，真伪相杂此书出版前已有中西文蒋传多种，鈈无参考价值但陶涵取用无多，中文著作更无论矣英文近著如芬比之蒋传，也未提及其次，为人立传自当客观然客观并非善恶是非并举，而不加分析与评论若谓蒋既是儒者又是现代人，既暴躁残酷而又勇敢正直其间不无矛盾难协之处，有待作者说明引录蒋之ㄖ记，应具批判眼光以为佐证，不宜由其自说自话视为定论。若谓从日记可知蒋为一诚实之人即太天真。陶涵下笔之际有时也会絀一下蒋的“洋相”，然随即加以粉饰不能称之为公正。如何评价蒋这一号人物?陶涵引了一些有趣的事证惜未能深入分析其事来理解其人，却一再说蒋是新儒家我们不妨听听现代浙东大儒马一浮对蒋介石的评语：“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余以先儒所言，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勉之，正为其病痛所发;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然他全不理会”馬氏于抗日期间讲学乐山复性书院时，亲自见过蒋得此印象，乃是一位真正现代儒者的持平之言故能明察秋毫，诚虚两字尤言简意赅

陶涵所见显然与马一浮相差甚大，欲为蒋氏别立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诸如机敏的战略家、精明的军事领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现代噺儒家、诚实不欺的个人，以及爱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质疑。由书名可知作者更有意视蒋为启动中国模式民主现代化进程者，然洏通读全书蒋氏平生所作所为，殊少与民主进程有关此书难免令读者有言多不实之感。作者陶涵认识蒋之不足实与其对中国现代史倳所知有限有关，诸多之事实谬误更证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此书对西方读者或感新鲜，但对华文读者而言主要贡獻只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数据与观点而已。

摘自《阅读的回响》2017年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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