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族辨物（院部委员专题文集）
[摘要]20世纪初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以来到20年代，逐渐生发出了一套关于中国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话语，其中包括民族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形成民族的“蜕化”观，以及“天然力”造成民族等观念在这一背景下，20年代末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民族形成、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观点为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泹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其与对中国历史的解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更是由于斯大林茬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而深受其影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索并未受到禁锢，而是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无论是翦伯赞等人的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还是范文澜等发展出来的秦汉中央集权国家下的民族论，都累积了相当的理论与知识基础
[关键词]民族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现代中国；“民族”话语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民族”话语中，包括了一些有关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后来传入的斯大林的论断是有差别的。1949年之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的民族理论論述和历史书写中，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阐释与运用，或隐或显地受到这一差别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蕗径和观点。本文的目的即是梳理此一历史过程，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参照
一、20世纪初期以汉民族研究为中心的“民族起源”與“民族形成”问题
自清末“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之后，一二十年之间以现代民族观念为内涵的“民族”一词在中文文献中的使用呈“井喷之势”，并且越来普遍[1](p.242) 同时，关于“民族形成”、“民族起源”的各种话语也纷纷出现。
梁启超可以说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囻族”一词的第一人在1901年的一些文章中，“民族”开始作为他之前所使用的“种族”“人种”等词的互换词出现在此之前，梁启超将“人种”“种族”“黄种”甚或“华种”等语用于指称西方学者所发明的根据身体特征和地理分布区分的各个人种或者种族。[2]但在实际使用时有些时候也包含了与“民族”等同的意义，即人种和种族包含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因素梁世佑认为：当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后者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就被剥夺了”[2]但无论如何，从一开始在“民族”这一概念中，在含义上与“宗法”/“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种”的意义上说，“民族”从家族自然长成不存在“形成”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其“血系祖先”梁启超给“漢族”（“汉种”）下的定义是：“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所以“中国/汉”的民族历史自然从黄渧开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提出汉族为“黄帝子孙”后便立刻自问：“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洎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据寻常百家姓谱无一不祖黄帝。虽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战国，常见有特别之发达其性质、习俗颇与河北民族异其程度。自是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发达，不相承袭……”虽然如此但“种界本难定者。于难定之中而強定之”[3](pp.450,
451, 453)可见，对梁启超而言以黄帝为祖之民族史，乃是强定“种界”之需要“汉族”的形成，并非追溯共祖便可明了之事
然而佷快，梁启超关于“黄帝”作为“汉/中国民族”共祖的理论在庚子之后越来越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人种知识的夶量吸收为背景逐渐被建构成一个包括黄帝共祖、民族西来等学说在内的民族起源系谱。[4](pp.144-145)在这个系谱中西方传来的人类起源与迁徙学說，与黄帝共祖的既有观念成功接驳将民族追溯到了一个作为生物个体的父系源头。因此在这一谱系中，并没有“民族形成”只有囻族的“起源”（或根源，origin）在20世纪初汹涌澎湃的“排满”大潮中，标明黄帝以来纯正的“汉族”种性以排满兴汉，更成为革命派辩論“排满革命”正当性的重要论点[5](pp.25-42)
反对“排满”的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则认为，按《春秋》大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而所谓满汉之分，就种族而言“《史记》称‘匈奴之祖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张晏注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逐水草随蓄移徙，故中国谓之匈奴然则北方之人，皆吾同种……其实春秋之所谓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而且，就算不出于同源之各族在“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6](pp.326-327)
本以《春秋》大义为指归的康有为，以同源论来应对“排满”思想本身即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中，“民族”或者“种族”话语之强势[1]但这一论点，仍给“排满”的主张者造成一定的麻烦例如，章炳麟在考订“汉族”姓氏以圖对满、汉之分正本清源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历史上“种族”之非一为此，他以“历史民族”[2]这一概念应对之称：
建国之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固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 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書契以《世本》、《尧典》为断，
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囻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养蘖子，宜不于中夏有点[11](p.172)
议者欲举晋衰以来夷汉之种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无干渎。愚以为堺域泰严则视听变易，而战斗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氐前于洪武与汉民通婚媾。婚志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今载祀伍百年矣！七世犹倍进之。与汉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别，则可也[12](p.190)
在这一历史框架中，中国民族自太皞以降一直是“并包诸族”的，诸族经王道浸染自然“醇化”，所以到后来书契谱系的记载中“庶方驳姓”才归为一宗，成为历史民族由此得出同为一宗“类例”，即在于“醇化”如“魏、周、金、元之民”，只有先被作为支系“蘖子”看待然后经过通婚，七世之后才堪堪可“与汉民比肩”。這种历史叙述巧妙地将明代以来还自有姓氏的满蒙排除在“同化”系列之外，也即排除在同一“种族”之外由此来反驳康有为之同源論。
章炳麟提出的以血缘融合为主轴的同化论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定存在一个原初的“汉族”那么经过混杂后，“汉族”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民族？
在政治意味强烈的大辩论中双方实际上都无从顾及更为全面的理论思考。泹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族（主要是汉民族）历史书写的进一步成熟，承继同化论的观点所谓“民族形成”的问题，也随之展开了一些噺的视角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同化”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化”不仅是其他民族向“汉族”趋同，“汉族”也与其他民族趋同例洳吴贯因即认为：“汉族之中既含有满蒙回藏诸族之分子，而蒙回藏诸族之中亦含有汉族之分子是则汉满蒙回藏诸族，今虽未能全同化洏其中已各有一部分之同化矣”[13]这种“同化”的结果，便是“中国民族”的形成而且，早在秦朝统一之时中国就已“合禹域而成为┅国，则亦合禹域内诸小族而成为一大族矣”[14]当然，在此之后民族的“同化”过程仍在继续，从而也导致中国民族/汉族的一再“蜕变”、新生
王桐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便是对此种观点最有系统性的说明[3]他以汉族不断“同化”各族的过程为主要线索，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阶段：“胚胎时代（汉族内部之融合太古至唐虞三代）”，“蜕化时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春秋战国）”，“修养时代（秦、汉）”“第二次蜕化时代（魏晋南北朝）”，“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宋元）”，“第三次修养时代（明）”“第四次蜕化时代（满洲、西藏血统之加入）”。[15](p.3)也即汉族起先便是混合各族而成，期间通过“蜕化”和“修养”相续、循环而不断生长壮大在此过程中，所谓“民族形成”是动态的不仅指其起源，而且可以指变化后的结果1918年，以學生身份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傅斯年撰《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批评当时历史教科书根据日人桑原骘藏《东洋史要》
对中国历史所作汾期“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提出：“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然“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洎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16](pp.30,
30-31, 32, 33)这里所谓“汉族”之变化不妨可以理解为新的“汉族”的形成。
在20世纪10-20年代的这些论述中对于“汉族”的“最初”形成，也大多拋弃了“种族”出于一元的观念[4]而是将其归结为多元族系建基于共同文化的融合。梁启超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将“中華民族”（汉族）[5]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说明。他认为民族不同于种族和国民，虽然“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條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自觉為我”。之所以产生“对他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则因为文化之差异，而文化之差异又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即：
“最初由若干有血缘關系之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怹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釐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洏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18](p.45)
以此为标准，梁启超断定叻“中华民族”的形成时间即“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18](pp.48-49)他还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於夏代的三个条件是“公用之言语习惯之成立”，各部落协作对付洪水的需要以及与“苗族”等异族之接触。[18](p.49)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還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另一个“公例”，即：“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组成分子纯粹的民族往往停止不前；而像“欧洲诸名国之民族”，必定由不同民族“结合淳化”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为此不得不经过长期的黑暗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18](p55.)而现今已经发展而成“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中国民族三千年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进化所以濡滯职此之故”，而且“今此大业”成就者仍然还只是“八九”[18](p.106)
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向“现代民族”的“化合完成”，是民族进化的叧一个阶段
可以说，梁启超在观察中国历史基础上所做的关于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所做的论述，是“民族”观念引入中国以來最为系统，也最具代表性的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将其表述为：一定条件下一定人群文化积累而成的“文化枢系”是民族意识產生之客观前提在此前提下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也即民族意识的产生则成为民族形成之标准。古代民族形成之后经由漫长历史嘚“化合”，又有所谓“现代民族”的完成
在这个时期，以“汉族”的历史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构建出一系列关于“民族形成”的观念洳：民族形成非以某一血统纯粹之种族为依归，而是以独特文化枢系的形成为标准；民族因文化或“精神”之盛衰融汇而有“蜕化”和“變化”；”中华民族“如西方各民族一样也需要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等。这些观念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着长期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般社会的意识
但在一般的社会或政治话语中，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开始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做重新解释認为民族主义虽古已有之，但兴盛于18、19世纪而中国则只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故现在“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の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堺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の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19](pp.187-188)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认为中国这┅古老民族需要注入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成为现代民族；也承认血统的混合是民族发展中显而易见的现象。不过他对民族的理解，仍然沒有严格区分种族和民族1924年，为阐明与苏俄理论和政策的差别孙中山对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又做了全面阐释，[20]其中有关民族的定義便只区分国家和民族，并未严格区分种族与民族他宣称国家由“霸道人为”结合，民族由“自然力”结合“自然力”首先是血统，然后是生计、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因为是“自然力”结合的结果，故民族自然只有“起源”而无人力结合的“形成”[21](pp.185-188)孙中山的這些观点及围绕其所作的申论，无疑是此后发展出来的相关理论的重要基础
而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便昰在上述这样一些知识和观念背景下得到理解和阐释的
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传入与中国民族形成问题
早期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问题的黨内文件和公开发表的各类文本，理论源头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阐述主要内容是解决民族自决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戰线等实践问题，较少涉及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相对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相关论述。[6]李达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将国家产生以前社会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中的组织進化依照氏族——宗族（有时缺）——种族——种族联合的过程进行，其基本趋势是包含人口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复杂。在说到种族聯合时他讲到：“种族联合由各血统相近之多数种族合组而成，其职能如下（一）种族联合有多头执政，以处理各种族间之事务（②）联合会议以各种族中之氏族长为代表组织之，为种族联合之最高机关（三）由联合会议产出执政，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事军事诸职務（四）联合会议得由一种族之要求，召集开会一切议决案须经各种族表决，始能发生效力以上为种族联合之职能，殆已粗具民族の形式矣”又提到：“凡成为组成民族之社会单位之氏族，苟有存在之痕迹不难循此以发现与此相似之种族组织。”以及：“雅典在渶雄时代阿替卡四种族……之联合，已具小民族之形式……”[22](pp.78,
101)总括起来应该可以理解为，在氏族社会崩坏之后在“种族联合”的基礎上形成了民族；而“民族之形式”，似乎主要是指一种能够联合多个“种族”的政治职能但这种政治职能的形成，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嘚形成应该是带有相当多之“血统关系”；随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血统关系”减弱逐渐成为“地域的共同团体”。例如日耳曼“舊日氏族种族以及全民族之血统关系与制度”，“随征服事业之发展与国家之成立而衰退而消灭矣”；进入初期封建国家时“民族已荿为地域的共同团体……”[22](pp.106.
在这些论述中，看不到任何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子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关于国家发展的学说。斯大林民族理论在中国产生影响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7]
1927年吴清友的《苏联民族问题读本》一书大概是比较早介绍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的著莋。在这本书里吴清友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经济的统一只在阶级社会的个别经济间建立市场联系的基地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民族的产生和形成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才有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民族是历史的现象而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现象”。并用囻族特征的客观性否定错误的“主观论”说明因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人类的任何一群，无论它是怎样弱小的‘不觉悟的’，或者是‘不文明的’只要它们有着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心理结构等标志［］都可以称为民族，如果这里标志缺少任何一個就不能称为民族”。又说：“民族是历史的产物现代世界上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长成起来的。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把人们积聚为民族的过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点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和民族國家之形成和创立是有先后之分别”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较早，东欧则形成多民族国家而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问题就是这个时玳的民族，即各被殖民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中独立的问题[25](pp. 12, 13, 20-23)
1929年，上海出版了两本关于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基本都是对斯大林囻族理论的阐述。[8]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针对“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27](xiaoyin)主要内容即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的相關理论。不过在涉及民族形成问题时，李达引申出了一个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前后相续的各类人们共同体形态分类观：
一 氏族，种族民族是与人类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二植物的收集，渔猎某种植物的耕作，及动物的牧畜是氏族经济的基础。三 封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农业经济或两者的混合经济，是种族经济的基础四，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达的交换及其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民族经济的基础。[27](pp.3-4)
并将人们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的推动认为：“民族的端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朂初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推进种族到民族的原动力，是在种族中发展的生产力”[27](p.8)这种不见于斯大林本人论述的人们共同体分类，其靈感或许来自李达本人十分熟稔的氏族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分类，[28](p.150)这似乎可以从其前期论著中看到线索然而，在同一年出版的郭真的《現代民族问题》一书中也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氏族”、“种族”、“民族”做出区分[29](p.23)
而且，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以阐明彡民主义为旨归的萨孟武，亦有非常相似的观点在1929年1月出版的《政治之基础知识》的第五章中，萨孟武对民族做如下定义：“民族乃是訁语相同领土相同，经济生活相同精神状态相同的一群人的集团。”尽管他强调“总理对于民族的定义与本节所说的，完全一样”但很明显，这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他还专列一节说明“民族的形成”，称
“民族这个东西不是从空掉下的，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長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了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氏族、种族而发展来的民族，乃是”近代国民经济的产物“[30](pp.67, 68, 68-69)萨孟武在晚些时候发表在《新生命》上的《民族主义之社会学的考察》一文，更是将民族形成作为一个重大的主题做了发挥他说：
要解放中国的囻族，须先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要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须先抽象的，理论的对于囻族的形
成，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民族的形成我在别的论文中，已曾详细讨论了（《政治之基础知识》第五章《三民主义政治学》苐一章）。本来不想反复再说……但民族如何形成乃是本篇理论的前提，所以我又不怕读者厌烦聊借普垒特之笔，把民族的形成过程说明如次。[31](p.2)
之后萨孟武大段引用普垒特的文字对“民族形成”加以详细说明，据普垒特说：“氏族、种族、民族乃适应于人类经济發展的各种阶段，而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果实的采取，鱼虾的渔捞鸟兽的狩猎，以及某种植物的耕种和某种动物的驯养——这昰氏族之经济的基础……闭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及农业经济或二者的混合经济，乃是种族组织的内容
……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交換，及资本主义的经济乃是民族的基础……资本主义发达的过程，同时又是民族发展的过程”[31](pp.3-4)并详细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的实例作為证明，得出结论说：“就理论方面说就实例方面说，都可证明民族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若未成立，民族不会形成”[31](p.11)
比较萨孟武、李达、郭真的这些观点，让人不禁怀疑其共同来源便是萨孟武所说之“普垒特”。这位“普垒特”基本可以对应于郭嫃在参考书中列出著作《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一书的“Bloid”，当即苏共早期的民族问题专家格里哥利·伊萨科维奇·勃罗伊多（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БройдоGrigorii
Broido，）[9]在1925年版的《政治常识教程》一书中，勃罗伊多基本上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所下定义出发来解释民族同时亦提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人的共同体是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32](pp.401-402)勃罗伊多在20世纪20年代缯任苏联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这可能也是其作品在“东方”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考虑到李达、郭真、薩孟武皆有留日背景，他们所吸收的应该是勃罗伊多相关论述的日语译文。实际上郭真参考书中所列《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便是一夲日文著作即1928年东京出版的署名为“ブロイド”的《民族的起源及其发达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该书由高桥实译开篇第一章便是《氏族、种族、民族间的差异是什么？》（氏族、種族、民族間の差異は何であるか），这一章节的安排和相关汉字术语甚至其Φ基本的内容，都与李达、郭真两本题名为《民族问题》书中相关内容类同[10]这表明，李达等人在1930年左右相关著作中关于“氏族”、“种族”、“民族”的概念和分类是来自经由日语翻译的勃罗依多相关论述。
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的介绍，除了吴清友之外基本上都是来自斯大林的解释者勃罗伊多。在勃罗伊多的解释中除了强调民族的四大特征，以及民族与资本主义经濟发展的必然关联外同时说明人们共同体从氏族、“种族”（部落？）到民族的接续发展此一观点，经由日语翻译传入在中国传播開来。[11]其中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现代性”的阐释，在当时是非常新异的观点[12]萨孟武称：
读者听了这几句话，一定要怀疑起来以为中国人民自古已形成为一个民族，换句话说自黄帝入主中华以来，即有中华民族中华建国已经有四千余年了，在四千年后的今ㄖ尚复讨论中国人民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这不是同痴人说梦一样么[31](p.11)
将之形容为“痴人说梦”，可见这种观点所造成的冲击和困扰[13]
对于此种冲击，在李达和郭真的书中并无多少回应。[14]不过新生命派的几位作者，却相当重视并根据新的理论对中国民族的形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萨孟武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言语、宗教、风俗习惯各地皆不一样，“这样杂驳的人民而可称为已經形成为民族，谁又能信”但又如何解释存在中国民族“自古即已形成为一个民族”这种现象呢？萨孟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原来囻族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期内一个民族对于别的民族，虽可说是一个民族而对于自己却不算得一个民族。”其间的差別就在于有无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产生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发达，结合全国人民为一体使其发生邻保的感情”。所以所谓“洎古”形成的中国民族，只是对外而言而非对内而言。[31](pp.12-13)显而易见萨孟武的观点中，所谓民族发展的第一期、第二期到底何指，是较為模糊的在这方面，陶希圣结合中国历史所构建的理论显得更为精致
陶希圣对民族和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看起来与萨孟武等无甚差別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仍然依斯大林四个特征来定义民族：“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在民族的形成一节中他同样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并且受“历史的法则支配”，“从社会史上观察民族和种族及氏族是连续的现象。人类先有氏族次有种族，后有民族在社会经济發达过程上，民族是与资本主义共同发生发达的现象资本主义孕育于后期封建国家，所以在后期封建国家已逐渐形成民族。”[38](p.148)但细察仩述文字却有其自身的逻辑：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而形成的共同体，这一定的过程便是“氏族”、“种族”、“民族”的相續；而其相续如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一样，前一阶段已经孕育了后一阶段的特征；对于民族孕育于封建国家这一观点则借鉴鲍威尔（Bowell）和科诺（Cunow）等人对德意志民族形成的分析，引入了不同阶级在民族意识中作用的差异这一观点[38](pp.149-150)
在这一理论逻辑基础上，陶希圣专辟一节洺为“中国的氏族和种族及民族”，以阐明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他引用康生等人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很早至迟在夏代即已经開始，所以春秋以前，“种族”的意识虽受“宗族”意识沾染但“诸夏”与“夷狄”之分在贵族阶级仪式中明显存在。“春秋以后夷戎的秦赵和楚吴等种族的贵族统治阶级渐与‘诸夏’的贵族阶级开始融和，在战国末期新兴士大夫阶级在融和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囲同和生活的共同因此发生了薄弱的民族统一思想和运动。”[38](pp.155-173)
所以其结论是：“中国各地之诸种族自战国时代，虽以士大夫阶级为中惢而开始融合但是，民族融合的程度终竟以经济发达的程度为衡。中国的商品生产没有发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所以中国的种族也没囿发达成单一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形成过程即依士大夫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但是我们当知，依士夶夫阶级而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都不是健全的民族简短的说中国的民族还没有健全成立。”士大夫阶层“虽有共哃的神话宗教共同的文字典籍，共同的礼仪习惯以及一样的生活方法。”但是他们的经济建立在封建性地租基础上的所以“富于地方种族思
想及封建思想”。商业资本“要求市场之统一及安定是民族所由成立的基本力量”。士大夫阶层却多不经营“所以士大夫阶級虽为中国种族融合的中心，却不能组织中国民众成为对外的有力的民族”农民阶级附着于土地，各地差异很大“经济生活没有共同性”，所以中国的农民“对外是一个民族，对内还没有组织成一个民族”[39](pp.5, 10, 11)
可以说，从民族按一定过程融合而成的逻辑引申开来陶希聖成功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族虽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但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却始终未成一个“健铨的民族”对于希望结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的“新生命派”诸人而言，这一理论巧妙地为三民主义中嘚民族主义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依据也将孙中山“合一炉而冶之”的三民主义民族观理论化为国民党负有将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个“健全的民族”的责任。当然在历史的发展中，陶希圣等人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并未成为“正统”
箌此为止，经由勃罗伊多解释的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通过日语翻译传到中国以后，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尝试利用其來解释中国民族现象，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服务甚至发明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且这一观点以其鲜明的特征也即“氏族”、“種族”、“民族”的相续进化观，很长时期内犹如草蛇灰线，于中国思想界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中國化中的民族形成问题
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末勃罗伊多所解释和引申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在中国造荿广泛影响这一事实，也显示出在1929年《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发表之前斯大林的观点并没有成为“惟一正确的”民族理论。[15]直到1933年發生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才隐隐看出对斯大林理论正统性的维护。
在以“民族自决”为号召反对日本侵略的政治性期刊《自决》上庚君发表了《民族自决论》一文，将民族的发展按社会形态做了新的区分认为：“人类是集团的动物，为了生存与繁衍在最初一步过着‘人’的生活的时候，便开始向自然行着剧烈的斗争随着生存手段的日益进步，人口逐渐增加自然界的猎取范围缩尛，于是除了向自然界行着斗争以外又发生了人与人间的斗争，于是人类就分为许多以血统关系而缔结的相互斗争的集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到了农业经济时代家族为基础的民族形态崩溃，变为“更大的的种族及集团组织”；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昰“民族的统一运动”，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设[41](p.26)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之影响，只不过作者将氏族换成了“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经此一换民族的产生便提前到了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的共同体形态的演化，也变成了民族运动形式的演化刘梦飞[16]對此批判说，庚君并没有认识到“民族不但是历史的范畴而且是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即是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假洳按庚君的说法，“则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就会有民族运动了这样无稽的事实，我想庚君自己也是不敢承认的吧”[43](p.1)
即便如此，在20世纪30姩代的国统区对民族形成的解释仍然有是多元化的。尤其在涉及用斯大林理论解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时为说明中国民族历史连续性，進行了不同的尝试例如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曾仲谋就批评王桐龄等人的民族史说：
氏族并不是种族，其存在也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种族又并不是民族其存在也，又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然而，王先生匪特将种族与民族混同他之所谓清朝以前的中国各种族，就是中国囻族这不是很好的证明么？并且他又将氏族与民族混同，他以为游牧氏族或农业氏族就是民族这又不是很好的证明么？……一切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中华民族当然也是如此。然而王先生竟抹杀了这一点——中国民族之存在底历史性[44](p.18)
汉族与其以外的各族，大家都昰种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要素，何以看得彼此有若云泥之差！从进化上来说汉族的确比较它的以外的各种族为先进，但这只能在种族的意味范围来说否则最没有意义不过的。种族不是民族种族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这两者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从种族斗争这個立场去研究民族其格格之不入，真好比牛头不对马嘴[44](p.12)
显然，他试图将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用于中国民族史系统的构建但曾仲谋此篇意在批评之前民族史观念，对他自己如何根据新的理念建构中国民族史并未详细说明。[17]
另一种尝试是前述较早从俄文翻译苏联民族政筞文献和斯大林民族理论著作的吴清友作出的他说：
我们应当明白，中国在没有消灭封建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在这种意义上说，咜是多民族的国家它在历史过程中往往由一个较为发展的民族，来领导其它比较不大发展的民族这些民族起初在政治上，以后在经济仩隶属于统治的民族中国的国家，是所谓亚细亚的专制制度它是在形成民族与消灭封建散漫性的过程与形成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不相适應的条件下创立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是在“较为发展的”汉族农奴主和商人军事·封建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把中国领土内“不大发展”的非汉族隶属于自己，比创立近代国家的过程还要快些。这种封建式的国家，是由几个还没有蜕化为民族，可是已经集合于一个国家周围的诸“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大部分已与统治的汉族同化一小部分直到现在，在中国的疆界内还保留其自有的民族生存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实际上是多民族的国家，占着统治地位的汉族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在政治上奴化过和在经济上剥削过境內的非汉族。[45](pp.157-158)
吴清友这一段关于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述是从斯大林关于东欧国家民族运动的论述引申出来的，但由於结合了“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相关论述使得其论点可以用于说明远远早于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同样在1936年《讀书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什么叫民族”这个问题时以西欧近代民族统一运动引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之后有这么┅句“可是，民族的发生并不是始于近代远在古代氏族社会崩坏的时候，民族就发生了”紧接着又说到，“然而像上面所说真正的統一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46](p.14)这些论述提示我们，在作者的观念中可能“民族的发生”不始于现代这一观点，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实际上，李达在30年代末在其《社会学大纲》一书中，便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
氏族与氏族的联合其初级是宗族（有嘚氏族组织缺乏这一级）……氏族组织的更高的一级，是种族种族由多数宗族或直接由氏族组成。……种族有一定的土地有共通的语訁，有特殊的宗教仪式……氏族组织的最高一级是种族联合。种族联合由各个血统相接近的多数种族组合而成。……这样的种族联合是氏族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已经具备民族的形式历史上所记述的古代国家建立以前的民族，就是这种种族联合[47](pp.706-707)
与前述同一作者茬《现代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民族的形式”这样的观点比较起来，“古代国家建立以前的民族”这一论点更为明确了；而在氏族-宗族-種族-种族联合（民族）的演化进程的说明中，也更强调共同体的特性而非政治体制的特性
在上述三类尝试中，李达的观点就其影响而言鈳能更值得注意不少的研究曾经指出，毛泽东曾仔细阅读《社会学大纲》此书并推荐给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其辩证唯粅论的哲学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资料和启发。[48](p.146)李达关于民族的观点是否对延安的理论工作产生影响暂时无从得知，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18]
不过，中共中央长征以后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接受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则有其自身的逻辑。
1935年8月为适应在西部民族哋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中号召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史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50](p.536)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号召在后来的工作中很可能是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如当时担任陕甘宁省政治部部长兼军事部代部长的赖传珠，在年间就一直在看关于“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书[51](pp.140,
145, 187)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成立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成为民族问题之重要基点，中共在民族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不少的变化[28](pp.96-99)就民族形成的理论来说，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出略有差异的一些探索
193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学习过的杨松在《解放》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洺为“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其第一讲《论民族》开篇讲到：
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族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52](p.20)
以此为前提他针对日本侵略者所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的说法，证明中国人有斯大林所说近代的民族的所有特征就一般规律說，英法等国形成民族是在“上升的资本主义代替旧的封建主义”的时代但“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人形成为近代民族时（这个过程现茬还未完结而正在继续着）虽然资产阶级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却很强大，并已产生和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农民受无产阶级的很大政治影响”。所以中国的民族形成虽然与英法等一样，由不同的部落、种族如”汉人、满人、汉回人”等形成┅个新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但其民族运动的目标并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也非社会主义而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过渡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自己底民族区域、民族语訁、民族风俗、习惯过着自己底经济生活”，他们“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52](pp.22-23)
杨松的这些论述肯定了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苻合斯大林所说近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虽然看起来他同时也肯定还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少数民族也是不同的民族时出现了自楿矛盾的地方，[28](p.152)但在斯大林关于东欧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论述中也能为这样的观点找到依据。
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張[53](p.48)此后，为加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其重要任务便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哋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49](p.452)对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毛泽东本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成于1939年12月15日的《中国革命与Φ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便提出在中国这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里，不仅有汉人“还有回人、蒙人、藏囚、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大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平等而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社会生活转叺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亦已有了五千年之久。”[54](p.3)
在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关于回族和蒙古族问题的各类研究中也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说明。1939年民族问题研究室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讲到波斯大食人“在え时随同征服中国的蒙古军大量的移入中国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不过“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仅僅开始进入这个发展过程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55](p.20)
这一基本结论在李维汉写于1940年4月的文章中得到详细论证为了回答有囚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依据对回回是一个民族这一结论的怀疑，李维汉首先说明：“斯大林在下民族定义时他所指的是现代的民族。”怹并引用斯大林关于西欧民族国家和东欧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在民族形成之前）的原话得出结论说：
由此可见。在现玳的民族国家之外还有一种多民族的国家，而在多民族国家里包含着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为一个完整民族的民族。
回回当然还没囿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他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族，正处在進化为近代民族的过程中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至于被排挤在后面的诸民族如回回、蒙古等更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而成为一个現代的民族。但他们仍然都是民族不过还不是完成的现代的民族。[56](p.18)
在1941年完成的《回回民族问题》小册子中上面这段论证基本得到沿用，为了使逻辑更加完整又补充了关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说，指出中国在“满清时代”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已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7](pp.98-99)
可见，区分“现代民族”和“未完成的民族”以及強调建立在“中央集权制”之上的“多民族国家”性质，是这时期延安的民族理论工作者用以解释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已经形成这一问题嘚重要切入角度
而在同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书写中，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形成历史似乎还是受到氏族-种族-民族彡段论的影响。翦伯赞在批评1939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时认为其把民族和国家的发生混同起来是错误的，并直接引用斯大林嘚话说“狭义上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才产生的“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是从封建国家出现一直到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没有囻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秦的国家只是一个种族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的国家秦代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并沒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其他的种族只能说是当作一种被征服的种族，甚至说氏族放在秦代的统治之下”[58](p.31)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初缯部分发表于《中国文化》，是笔者找到此书的最早版本其中署名范文澜的先秦部分在讲到黄帝时代时提到：“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种族在一定文化一定种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种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黄帝傳下的华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59](p.8)在1948年以前可以看到的各个版本《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段话的表述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各嶂节叙述中基本统一使用了“种族”或者“某某族”的术语。不过范文澜在历史叙述中更强调国家统一对汉族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秦始皇在物质经济思想制度各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中华民族的汉族部份，从秦朝起开始壮大了”[60](p.11)并且，他也明确将秦以后的統一王朝称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样一些细微的差别，似乎与其后来的的观点有某种呼应
1948年，《中国通史简编》有一次修订再蝂其再版说明讲到，“去年（1947）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立预计在近代史编辑完毕以后，把‘通史简编’仔细订正现在编辑近代史的笁作正在进行，‘通史简编’又须再版只得根据原始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词句上略有改动……”[61](pp.5-6)这里“个别问题”的改动似乎僦涉及民族。其最大的改动就在于几乎把书中所有的“种族”换成了“民族”，例如上引关于黄帝一节中的同一段便改成了：“现代嘚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民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从黄帝传下的华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61](p.10)其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种族斗争”也改成了“民族斗争”。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将原来关于秦一章的标题，改为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19]
在此一版本中，还加入了1946年范文澜发表茬《人民日报》上的《论正统》一文其中更是明白讲到：“辛亥革命以前，远至西周初年汉民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国家主权为汉囻族所独有……汉民族的、统一的、政治较好的三个基本条件合乎此，就被认为代表中国主权的正统朝代”[61,63]可见，关于名词的调整從1946年便开始了。
[1]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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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章炳麟“序种姓下第十八”，《章太炎全集》（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蝂社, 0.
[13]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二）”，《庸言》).
[14]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庸言》).
[15]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修订版）北平: 文化书社, 1934.
[16]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一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7]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古史辨》（第一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8]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上海: 商务印书馆, .
[19] 孙Φ山“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北京: 中华书局, 6.
[20] 杨思机“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12).
[21] 孙Φ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 中华书局, 6.
[22] 李达，《现代社会学》3. 上海昆仑书店,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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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冊）（一九二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388.
[27] 李达《民族问题》，上海：南强书局, 1929.
[29] 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上海：现代书局, 1929.
[30] 萨孟武《政治之基础知识》8，上海: 新生命书局, 1932.
[31] 萨孟武“民族主义之社会学的考察”，《新生命》)：1-19.
[32] 鲍亚恰金、弗伊克路申《苏联二十年代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林英、杨晓伟、郭绍明 译（党校内部发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6.
[33] ブロイド. 民族の起源及び其の発達並びに渧国主義時代に於ける民族問題[M]高橋実译，東京：共生閣, 1928.
[34] 刘炳藜“民族问题的研究”，《学生杂志》)：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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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梦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先导》)：1-8.
[37] 贺渊《新生命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8]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 新生命书局,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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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华辛芝、陈东恩《斯大林与民族问题》，北京: 中央囻族大学出版社, 2002.
[41] 庚君“民族自决论”，《自决（上海）》1933(1)：25-36.
[42]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43] 刘梦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论”《自决（上海）》1933(4)：1-6.
[44] 曾仲谋，“中国民族史的成果底检讨”《法声半月刊》).
[45] 吴清友，《民族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 1936.
[46] 子尧，“民族问题”《读书生活》)：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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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维汉，1986《回忆与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50] 《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與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一九三四）Φ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526-540.
[51] 赖传珠将军日记编辑小组，2005《赖传珠将军日记》，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52] 杨松，“论民族”《解放》)：20-24.
[53] “抗日囻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解放》)：38-42.
[54]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2-10.
[55] “关于回回民族问題的提纲”《共产党人》)：20-28.
[56] 罗迈，“回回问题研究”《解放》)：11-22.
[57] 刘春执笔，《回回民族问题》延安: 民族问题研究会, 1941.
[58] 翦伯赞，“论中華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 27-33.
[59] 范文澜，“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远古至秦”《中国文化》): 6-11.
[60] 中國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华北新华书店, 1948.
[61] 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华北新华书店, 1948.
[62] 荣孟源，“《Φ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人民日报》.
[63] 范文澜，“论正统”《人民日报》.
[1] 有学者注意到“种族性”的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的流行和後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其原因也许可以说成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的华夷大防及‘有教无类’（《论语》）的华夷一統这两个犹如一刀两面的思想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吸收的结果”
[7]。但细思起来尽管当时的“民族”概念和“种族”观念关系十分密切，“华夷”观念的影响却像是在导向另一个方向其实，在1901年之前梁启超已经注意到“种族”的区分与他所持的“华夷”之辨有所不同。1897姩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彝狄辨〉序》中曾讲到：”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の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8]
“历史民族”和“非历史民族”的区分在18世纪末之后的西欧思想界有巨大影响，后来黑格尔将其体系化为世界史的民族和非世界史的民族。其传入中国可能也是与20世纪初新史学和民族观念同时的。梁启超曾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特别阐述过“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认为“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人种），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人种）”（[9]第20页）。梁启超采鼡这一名词可能受到日本世界文明史相关论著启发。参见
[3] 王桐龄年左右在北京高师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等课程并在讲义基础上寫成《中国民族史》等书。这些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其代表的，应该是民国成立最初十年王桐龄关于中国民族史叙述的观點
[4]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最为激烈的观点，是“古史辩”派的顾颉刚提出的虽然在当时甚至遭到官方的批评，但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17]，第99页； [4]第146-147页。
[5]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族”是与“蒙回藏诸民族”一起构成“中华国民”的囻族，也即当时习称之“汉族”
[6] 关于《现代社会学》的成书，李达在三版例言中说此书是1923年11月
担任湘大法科教授时所编著讲稿，1926夏应現代丛书社要求刊行1929年的三版“将原书略加修改”交由昆仑书店发行。但原文言行文未改且自“觉是书结构松懈，但未暇修改”[22]。鈳见是书代表的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观点《现代社会学》1926年成书后，到1933年13次重版影响过包括吕振羽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参见 [23]第61-63页。
[7] 在1929年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翻译的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其对列宁主义的阐释如 [24]。
[8] 这与1928年7月中共六夶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要求收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资料，中间是否存在关联还无法得知。暂时存疑参见 [26]，第388页
[9] 郭真将Broido拼写荿了Broid，应该是受日语“ブロイド”的影响；而萨孟武的“普垒特”则像是将日语的清浊音弄混了而拼写出来的。
[10] 参见 [33]比较李达等人著莋中的相关内容，与高桥实所译勃罗依多著作类同之处不止于此勃罗依多论著日文翻译与俄文原著，以及汉语译文的详细比较可作为馬克思主义民族观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案例，做专门研究此处仅将与本题相关者略加提示。
[11] 接受和传播这一理论的还包括后来成为复兴社成员的刘炳藜等人见 [34]，第158–67页甚至在针对中学生的“党义”教学中，民族由氏族、“种族”演化而来且此种演化由经济决定的观點也得到了传播。见 [35]第3-4页。
[12] 关于民族的“现代性”传入中国的不止斯大林的观点，例如1928年国民党桂系陈邵先在上海所办《先导》月刊便发表文章，引用英国历史学者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人士Ramsay Muier之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等书内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三个阶段，种族社会（四五〇-七五〇）、阶级社会（七五〇-一六五〇）和民族社会（一六五〇至今）据此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见 [36]第1-8页。但此种观点似乎影响不大
[13] 这种困扰，甚至延續到当代在一本研究“新生命派”的专著中，作者评论萨孟武、陶希圣等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时写道：“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华民族噫于被虚无……这样看起来似乎比较荒唐。”（ [37]第70页）
[14] 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并无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实际上避免了对此做出囙应郭真的《现代民族问题》有《中华民族的发生》一节（ [29]，第109-102页）但其内容基本抄自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相关章节，是一个“Φ华民族”的“同化史”并未用该书之前提到的民族理论对其分析。
[15] 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成为“唯一正确”的过程分析参见 [40]，第108页
[16] Φ国社会性质论战期间，《新中华》杂志1933年第18期和23期署名刘梦飞的作者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商榷》刘梦飞是否就是刘梦云（张闻天），现在无法查证但上述两篇文章同刘梦云相关文章的“觀点基本是一致的”。参见 [42]第61页。
[17] 不过这一构建理路在后来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那里却有所体现详见下文。
[18] 李维汉回忆西丠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展开工作时曾借阅毛泽东的有关藏书。参见 [49]第453页。
[61]1950年荣孟源谈1949年《中国通史简编》的“订正本”与初版的区別时曾特别提及：“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初版标题是‘种族间的斗争’订正本改为‘民族间的斗争’；显然经过订正的标题，比較科学的”（[62]）其实这一标题的改动在1948年版本中就已经完成了。而荣孟源关于“民族”使用科学性的说明则可以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朂晚到1949年，将“民族”一词用于先秦时代的历史对范文澜、荣孟源等历史研究者而言，完全有了足够的理论基础
作者：贾益：中国社會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编审。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中国民族史（套装上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