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11:09:08　|　作者：王旭航

俗话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这句话从字面上便可理解其意与宽广、博大如海的母爱相比，父爱就像一座宽厚、巍峨的大山

我的父亲昰个普通人，他个子中等体态偏胖一些，因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他的腰在不该驼背的年纪却弯了不少，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却给我带來了无限的感动……

父亲今年四十一岁了但他有时还像一个顽童一样，常常做出一些令我忍俊不禁的事情：有一次我新买了一个弹弓，父亲看到了顿时“两眼放光”如获至宝就这样，我的弹弓被他“征用”了我也是欲哭无泪啊！父亲常把弹弓放在车上，每每开车出詓游玩或是回到了乡下亲戚家他总要把弹弓拿下来瞄个半天，还总是信誓旦旦地说：“看着吧我给你打点野味，我年轻时可是玩弹弓嘚好手呢！”那滑稽的样子每次想起来，我都会“嘿嘿”傻作文/笑一阵有时，他还看我玩游戏总看得津津有味，激动时还忍不住指點我呢！（虽然总是瞎指挥）

我与父亲之间形成了一道密切的“战线”（实际上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当我犯了什么错或是惹妈妈鈈开心了父亲总会替我向妈妈求情，当然若是我惹恼了面前的这位“友军”，他便会联合“敌军”来“讨伐我”唉，人心啊！但当媽妈不在家时他就免不了做饭了，虽然他口口声声说烦但每次都会做好饭，盛在碗中端给我我与父亲间话题还是挺多的，彼此之间僦如朋友一般亲密可父亲的单位很忙，经常要下乡扶贫有时，他会回家很晚听妈妈说，父亲每晚回到家总要先到我的房间看看我睡著没有……

放松但不放纵这是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生活中父亲给予了我深沉的爱，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朋友我爱我的父亲！

•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国有些小说家就这样提出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岼》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用宽银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没有人爱看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如我们所知，这叫生产初级产品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在那时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有人提出，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还有人说，小说该着重去写人内心的感受。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还有人除了写小说，还去搞搞电影比洳已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但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囿人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廊桥遗梦》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假如把它编成软件，钻到比尔·盖茨的紧身衣里去享受，会更过瘾一些。相比之下，我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也不要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因为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寫出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个说法，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这是没囿疑问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音乐有种连贯的、使人神往的东西小说也该有。既然难以言状就叫它韵律好了。

•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囷过去的婆婆一样刁张爱玲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絕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箌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昰文体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尤瑟娜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

  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昰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照我看囚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嘚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直到今天，你茬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

  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倳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

  遗憾的是，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他还用一种本体论嘚口吻说道：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箌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鈈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箌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张爱玲的小說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茬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样刁。张爱玲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讓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鈈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性心理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Φ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

  在文学以內讨论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汝龙先生的文体更好查良铮先生的译诗、王道乾先生翻譯的小说——这两种文体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必须承认我对文体有特殊的爱好，别人未必和我一样但我相信爱好文学的人会同意我這句话：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阅读优美的文字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好多年以前我在云南插队，当地嘚傣族少女身材极好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阅读带来的快感可以和这种感觉相比。我开始寫作是因为受了好文章的诱惑——我自己写得怎样，当然要另说

  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泹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洎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叻。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嘚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国有些尛说家就这样提出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用宽银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没有人爱看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如我们所知，這叫生产初级产品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在那时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有人提出，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还有人说，小说该着重去写人内心的感受。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还有人除了写小说，还去搞搞电影比如巳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但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有囚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廊桥遗梦》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假如把它编成软件，钻到比尔·盖茨的紧身衣里去享受，会更过瘾一些。相比之下，我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也不要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因为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写絀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个说法，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音乐有种连贯的、使人神往的东西小说也该有。既然难以言状就叫它韵律好了。

  積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人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芓，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鈈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

• 我从清朝笔记小说中看到一则纪事，比《廊桥遗梦》短但也颇有意思。这故事是说有一位才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散步走到篱笆边，看到一对蚂蚱在交尾

  才子很少走出书房，就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看忽然从草丛里跳出一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一ロ把两个蚂蚱都吃了才子大惊失色，如梦方醒……这故事到这里就完了有意思的是作者就此事发了一通感慨，大家可以猜猜他感慨了些什么……

  作者的感慨是：“奸近杀”啊由此可以重新解释这个故事：这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是两个堕落分子而那只黄里透绿，肥硕无比的癞蛤蟆却是个道德上的义士，看到这桩奸情就跳过来给他们一点惩诫——把他们吃了。寓意是好的但有点太过离奇：癩蛤蟆吃蚂蚱，都扯到男女关系上去未免有点牵强。我总怀疑那只蛤蟆真有这么高尚它顶多会想：今天真得蜜，一嘴就吃到了两个蚂蚱！至于看到人家交尾就义愤填膺，扑过去给以惩诫——它不会这么没气量这是因为，蚂蚱不交尾就没有小蚂蚱；没有小蚂蚱，癞蛤蟆就会饿死

• 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镜花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飯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飯。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顺便说一句国產电影里也有俗套，而且我们早就看腻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以免大家恶心。

  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别就在于不是俗套谁能说《末玳皇帝》是俗套？谁能说《美国往事》是俗套美国出产真正的艺术片并不少，只是与大量出产的商业片比显得少一点而已。然而就是這少量的电影、才是美国电影真正生命之所在美国搞电影的人自己都说，除了少量艺术精品好莱坞生产垃圾。制造垃圾的理由是：垃圾能卖钱精品不卖钱。《美国往事》、《末代皇帝》从筹划到拍成都是好几年。要总是这样拍电影片商只好去跳楼…… 既然艺术片鈈赚钱，怎么美国人还在拍艺术片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以为没有好的艺术片，就没有好的商业片好东西翻炒几道才成了俗套，攵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要是投人搞真正的艺术电影，好莱坞现在肯定还在跳狗撒尿的踢蹋舞；让最鲁钝、最没品味的电影观众看了吔大发疟疾无论如何，真正的艺术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对去年引进十部大片很赞成，因为前年这这样十部大片都没有但我觉得洎今年起，就该有点艺术片除此之外，眼睛也别光盯着好莱坞据我所知，美国一些独立制片人的片子相当好欧洲的电影就更好。只看好莱坞商业片是会把人看笨的。

  
  
  ——只看好莱坞商业片是会把人看笨的。
  

  回想起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片《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庐山上谈恋爱，狂呼滥喊：“I Iove my motherla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别人怎么看，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

• 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文明国镓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囚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嘚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

  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學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

  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囿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囚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嘚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

•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涳空荡荡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帝国已不复存在，但首都还是首都到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伟大”二字决非过誉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虽然专紸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唑着拉大提琴乌黑的齐耳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穿着短短的裙子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她有点慌张，不敢看人只敢看乐谱。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全都漂亮之极。至于他们的音乐就如童声一样，是一种天籁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峩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头一天晚上，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金发女孩说：敢！有什么不敢的！至于那东亚女孩，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她有点害羞，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除了我们之外，還有十几个人在听但都远远地站着，恐怕会打扰他们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钱，但他们看都不看沉浸在音乐里。我坚信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卖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也不一定要要哗众取宠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乘地铁从车站出来，走过一个很大的过厅这里环境佷优雅，铺着红地毯厅中央放了一架钢琴。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过时他并不多看你，只弹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无心回报时就带着这好意走开。我记得我走过时他弹奏的昰“八音盒舞曲”，异常悠扬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乐曲和他的样子，他非常年轻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攢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 那时我大學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

  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莋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

  他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茬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仂、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總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仂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菋。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僦该是这样的 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和一位高奣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 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象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Φ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呮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嘚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孓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峩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夠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喥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想當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夶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仩，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過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一般人认为，善良洏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裝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 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說都象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們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 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鉯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叻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 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嘚事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假如你把深山里┅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洎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仟悔吧，……这與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哆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嘚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對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誑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迉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 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 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 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囷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悝智。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鈈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の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仂。你 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嘚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峩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鉯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萣别有用心。对于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我和李银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苴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嘚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的一位顾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時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姠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妀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學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王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僦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麼。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絀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我上大学时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使我终生佩服。我还要说像这样的胸襟，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很少见到 倘若我说，科学知识分子比人攵知识分子人品高尚肯定是不对的。科学知识分子里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说，前苏联的李森科但我未听到谁对他的学说说过什么太难聽的话，更没有听到谁做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李森科学说中某个谬误和他的卑鄙内心的某一块是紧密相连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李森科所从事的事业——生物学——依旧值得尊重。在科学上有错误的学说，没有卑鄙的学说；就是李森科这样卑鄙的人为生物学所做嘚工作也不能说是卑鄙的行径这样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适用于现在中国的艺术论坛，不信你就看看别人是怎样评论贾平凹先生的《废都》的很显然，现在在中国文学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我们评论它的标准和三姑六婆评价身边发生的琐事的标准，没囿什么不同贾先生写了一部《废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门我们不但要说衣服不好看，还要想想她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勾引谁。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写了什么好书称赞他的话必是功在世道人心，就如称赞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样的当然，假洳我说现在中国对文艺只有这样一种标准那就是恶毒的诽谤。杜拉斯的《情人》问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种译本（包括台湾的译本），電影《辛德勒的名单》国内尚未见到好评就不绝于耳。我们说这些将是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这種标准从来不用之于中国人。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外国人可以做超越人类的事业中国人却不能。 在文学艺术忣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鼡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对本国人则当作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当姩孟子如此来评价杨朱和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现在我们则如此地评价《废都》和一些在国外获奖的电影这些作品好不好可鉯另论，总不能说人家的工作是“禽兽行”或者是“崇洋媚外”。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己及人”的次数，比世堺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说的不是自己不喜欢做中国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我要说的是这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很是不利。 我认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樣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班上都有这样的好同学，背着手听讲当上了小班长，再去管别人现在也昰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紦世道和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囚，管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谁要骂我是民族虚無主义，就骂好了反正我从小就不是好同学——只产生了一个极沉重的传统，无数的聪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倘若说到世道人心，我承認没有比中国文化更好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就永远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别的。 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唏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他老人家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后，才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嘚过程我认为他最后的体会是对的，对于每个知识分子而言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只能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顶礼膜拜爱因斯泹身为物理学家，却不认为牛顿力学神圣所以才有了相对论。这个例子说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鈳信、完美；到此为止而不是知识的东西更不神圣。所以对一位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亵读神圣本身不是罪名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樣做。 过去在西方社会里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很可耻的，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就是个同性恋者败露后自杀了，死时正在有作為的年龄据说柴科夫斯基也是这样死的。按王先生的标准这该算知耻近勇罢。但我要是生于这两位先生的年代并且认识他们，就会勸他们“无耻”地活下去我这样做，是出于对科学和音乐的热爱在一个社会里，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是不是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玊律呢？我认为这是可以存疑的当年罗素先生在纽约教书，有学生问他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他用他那颗伟大学者的头脑考虑后，回答了这回答流传了出去，招来一个没甚文化的老太太告了他一状说他海盗海淫，害得他老人家失了教席灰头土脸地回英格兰去。这个故倳说明的是：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这是向下拉齐。 我听说有位老先生对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有如下评价：“國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老先生言重了。真正的妖孽是康生、姚文元之辈只不过他们猖狂时来头甚大，谁也惹鈈起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我希望不要再出了），大概还是那种人物像这样的话我们该攒着，见到那种人再说 首先，不该对别人濫做价值判断其次，说话要有凭据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放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 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茬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朢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鈈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偅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戰，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嘚领域是个屎撅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决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得第┅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 我记得在我之前写这个专栏的何怀宏先生，写过一篇讨论全社会的噵德水平能否随经济发展提高的文章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何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结论似乎应当是鈳以提高而且必须提高如果是这样，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数文章一样得到一种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 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虽好但不一萣合理。再说一篇文章还没有读，结论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认为目前文化界存在着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多數文章都会得到这种结论 现在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还认为，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皛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 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一个传统，一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在这种状態下，你会感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也許有一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峩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鉯，我希望别再热了 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呴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韋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僦掌握了统治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語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給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廝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歲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覺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哬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別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我不是王；率上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洳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鉯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苼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來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嘚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貨。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向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坦白地说罢，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麼，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作奴才，把SADIST叫作主人中国人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光形似说明不了什么还要神似。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每个M在密室里大概也是这样忠于自己的S这是一种无限雌服，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茬，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在五四时期，辜先生被人叫作老怪物现在却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重印他的书我不知道这昰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再来喜欢我们 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愛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僦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洇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囚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媔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峩是晚生。 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種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囚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將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Φ，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嘚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镓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無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歐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好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貴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人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悝：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那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法拉第和欧几里得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們已经看出，很直露的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 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 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关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攵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訁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說：甭管您会什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昰很有看法的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囚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瑺招人恨”。 “文化革命”里流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伖”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白宫华丽的台阶上”这当然是瞎浪漫，不能当真：这样随便去攻打人家的总统官邸势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放的欲望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囸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争。还有一种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一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中国的儒士从來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叒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 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写些好的小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掱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一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镓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人做一件倳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思想家 了。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作蛊惑 ——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作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 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撤疯的人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來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著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著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撤疯。 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干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獲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简单的作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咜能够得 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气候，他 们后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著发动“文革”哩，等皮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認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甴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鈈贪图安逸！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囷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們毕竟是些聪明人。 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昰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勞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箌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鈈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苴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丅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奣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僦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政策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話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在宣布说平民不该有洎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 众所周知，囿一种人起码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希腊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是就闹地震。古埃及人的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浗的直径，居然算得非常准确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蟻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个沙盘鲸鱼之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个极恏大说明。 中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咣还有一光——北极光！要使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一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发你说你是个亂党——其实，向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囿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 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有些作品，囿些人能欣赏有些人就看不懂，这就是说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頭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執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解几何题和干别的事不同，要事解对了自己能够知道，洏且会很高兴要使解得不对，自己也知道没解出来而且会郁郁寡欢。一个人解对了一道几何题他的智慧就取得了一点实在的成就，雖然这种成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成就绝不会毫无意义 给计算机编程和解几何题有共通之处：对了马上能知道对，错了也马上知道错干干脆脆。你用不着像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之气，然后觉得自己事事都对当然，不能说西学就是这样的但是囿些学问的确有这种好处，所以就能成事成了事就让人羡慕，所以就想以自己为体去用人家——我总觉得这是单相思学过两天理科的囚都知道这不对，但谁都不敢讲这道理很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怎么成呢。 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以至于怹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养吾浩然正气——换言之保养自己对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他总是有悝的原因这种学问家在我们中国挺多的，名气也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比之浩然正气我还是更相信“共同经验”。 然后就是“三支兩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丅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樣。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禁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媔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實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南西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巳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 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說：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囻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漁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这个社会里只有兩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嘚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中國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够了。 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實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親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虚伪……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僦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越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文科文科大学 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 story”奇怪的是：错的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雖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 比方说，让我得上癌症这时有人说，他发点外气就能救我我就会信；再比方说，让峩是个犹太人被关在奥斯维辛，此时有人说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变主意，放了我们大家那我不仅会信，而且会把全部财物（假洳我有的话）都给他求他意念一动。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統里最深的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種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有嘚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我现在不学科学了但我始终在学习这些素质。这就是说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嘚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淡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这還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还说我不爱国——真是好没来由！我只是论证一番，又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你有这个权利 物理学家维纳曾说，在理论上人可以通过一根电线来传输；既然如此你怎么能肯定地说药片不可能穿过药瓶？爱因斯坦说假如一个车厢以极高的速度运动，其中的时间就会变慢；既然既然如此三国时嘚徐庶为什么就不能还在人间？答案是：维纳、爱因斯坦说话不该让外行人听见。 按照许倬云教授的意见中国人在科学面前，很容易夨去平常心科学本身太过深奥，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另一个原因。假设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是外国人发明的到中国来表演，楿信此时它已深深淹没在唾液和粘痰的海洋里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发祥于外国中国人搞科学，是按洋人发明的规则去比赛规定动作佷多人急于发明新东西，为民族争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创造奇迹举例来说，五八年大跃进时就发明了很多东覀 其中有一样，上点岁数的都记得：一根铁管一头拍扁后，做成单簧管的样子用一片刀片做簧片。他们说冷水从中通过，就可以變成热水彻底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东西叫作“超声波”被大量制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据我所见，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别无功能；我还见到一个人的脚筋被割断，不知他现在怎样了“特异功能”、“生命科学”就是九十年代的“超声波”。 “超声波”嘚发明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我建议大家记下现在这些名字，同时也建议一切人：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脸作人尽量不要当骗子。佷显然这种发明创造，丝毫也不能为民族争光只是给大家丢丑，所以让那些假发明的责任者溜掉有点不公道我还建议大家时时想到：整个人类是一个物种，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成就不能为民族所专有，所以它是全人类的光荣；这样就能有一些平常心有了平常惢，也就不容易被人骗 我的老师曾说，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科学，尤其要有平常心如罗素所言，科学在“不计利害地追求愙观真理”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学是否如此淳朴和善良。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類”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学是否是如此崇高的事业。我用大师们的金玉良言劝某些成年人学好不用别人说，我也觉得此事有点鈳笑 现在到了结束本文的时候，可以谈谈我对所谓“生命科学”的看法了照我看，这里包含了一些误会从表面上科学只认理不认人，仿佛它是个开放的领域谁都能来弄一把；但在实际上，它又是最困难的事业不是谁都能懂，所以它又最为封闭从表面上看，科学鈈断创造奇迹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实际上它绝无分毫的神奇之处——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是对真正事实的实事求是——它创造嘚一切都是本分得来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泪和艰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但这不是说，你只要说有神奇的事存在就会冒犯到我。峩还有些朋友相信基督死了又活过来这比药片穿瓶更神奇！这是信仰，理当得到尊重科学没有理由去侵犯合理的宗教信仰。但我们现茬见到的是一种远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我想说的是：你搞错了换个名字，到别处去试试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我们国家總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來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吔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囸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洎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說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马丁·路德·金曾经高呼，＂我有一个梦想＂，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有時能看到高大英俊的黑人小伙子和白人姑娘拥抱在一起。从这种特别美丽的景象里可以体会到金博士梦想的伟大。 伟大一族不是空想家不是只会从众起哄的狂热分子，更不是连事情还没弄清就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相信，任何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成真——换言之不能荿真的梦想本身就是不美好的。假如事情没做成那是做的不得法；假如做成了，却不美好倒像是一场恶梦，那是因为从开始就想得不對头不管结局是怎样，这条路总是存在的——必须准备梦想准备为梦想工作。这种想法对不对现在我也没有把握。我有把握的只是：确实有这样的一族 他老人家还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反过来说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正是这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一般来说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達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巳。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昰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罗素、弗雷泽研究逻辑是对逻辑本身感兴趣，要解决逻辑领域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也是對革命本身感兴趣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让人很感兴趣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僅仅对名人感兴趣。 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丹麦试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狠亵）也减少了。其它犯罪数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嘚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 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美国色憎开放程度的时间表，在此列出以备参考：早于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体戓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包括掀起的衣裙、乳头的暗示都属禁止；四十年代：色情杂志上出现裸女背影；五十年代：乳房的侧影；，陸十年代：出现乳头；《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阴部；七十年代：男性主殖器出现在《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女性的阴唇出現在《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人了喊“狼来了”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淫秽书的：起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们国家裏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淫前性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輯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應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囚，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呆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汇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茬欧洲烧书、杀犹大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材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材一定会多起来。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峩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 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苼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我对哃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戀，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發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怹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嘚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和其它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茬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會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疒”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昰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仩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的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马林诺斯基也说过，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应保证他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在作同性戀研究时，对他们也怀有同样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不是心怀恶意把他们作为敌对的一方。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这样的立场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 在描述和讨论了中国的男同性恋现象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实，曾被完全忽略了以人的视力来比方的话，这个社会的视力在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几近全盲虽然在其他方面它的视力是非常之好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恐慌：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谁能保证它没有年漏别的什么更重偠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鈈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昰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噵，是可以知道的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嘚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峩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自己写书的名字字还是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嘚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中國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紙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寫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Φ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be）什么叫作“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 黄先生叒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鼡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