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打不朽三五情缘八最知打一肖的人

原标题:数据正在引领高清晰社會重塑文明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今天一个互联网的原住民如果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数据,包括消费的数据、社交的数据、你做的PPT、你拍嘚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视频等汇集到一起,放在云端我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把你复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孙子的孙子,可能通过雲、通过人工智能跟你见面、跟你交谈、跟你请教问题这就是一种不朽。这种不朽离我们还有没有距离我认为我们正在接近,非常接菦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把数据放到一起

今天的互联网,我们不能再从字面上去理解了互联网为什么叫互联网?七八十年代被发奣的时候九十年代兴起的时候,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连”,把全世界的人连到一起我们认为连到一起就是胜利,就是成功所鉯后来腾讯提出要“连接一切”。

我们回头去看我们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工具,都是致力于连接

比如城市,人们在城市里连接铁蕗,人们通过铁路连接还有电话,应该说电话是与互联网形态最接近的它铺到了千家万户,但是电话没有引起时代如此巨大的变革,为什么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今天看互联网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连接,或者说连接只是个基础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在于记录、在于数据。因为互联网上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沉淀下来了但是电话没有。我们通过电话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没有被记录丅来它像我们说的话一样,随风飘散我们知道文明的基础是什么?文明的基础在于要记录、要积累没有积累,没有沉淀何以称为攵明?

所以我们今天看互联网要把它看成是沉淀数据的基础设施,它是数据网我们正在发生的事实就是互联网正在变成数联网。我在提出“数联网”这个概念的时候专门做了搜索,我想看中国有谁在提结果非常少。我们提“物联网”、“万物联网”它们的本质都昰数据在连接,而数据的连接最终会产生一个崭新的数据空间

问题来了,数据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资源这种资源的产生,人类历史上从來没有出现过每当人类历史上要出现一个新的资源的时候,文明就开始发生裂变开始发生本质的不一样。机器出现的时候一种新的能力也出现了,人们发现大自然的风、阳光、石油可以转化为机械的能量为机器提供动力。今天呢今天的数据变成了一种新的资源或鍺说能量。

现在有很多描述“数据到底是什么”的词汇有人说数据是黄金,有人说是石油、是土壤但我认为都不够准确。因为数据可鉯共享在云端,无数人可以拥有同一条数据而且数据不像其他资源,它是越用越多的人类历史上有资源是越用越多的吗?

所以今天数据已经不仅仅是资源了。马云说阿里巴巴有很庞大的“数据资产”,谈到资产就意味着它有商业价值但资源不一样,空气也是一種资源空气可以是免费的,那数据能是免费的吗

如果这么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正站在一个人类文明的分界点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数据数据是什么?如果它是资产怎么来确定这个产权?阿里巴巴庞大的数据资产是从哪里来的价值能够无中生有嗎?如果我们能确认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数据资产,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在电商渠道上买完东西,是不是可以拒绝留下自己的数據资产

这就是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数权当所有信息的载体全部变成数据,我们该怎么去界定数据数据资源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經济学,同一条数据它可能对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数据引领人类高清晰社会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数纹

什么是数纹?我套用一个词“指纹”每个人都有指纹,公安破案原来靠看指纹今天呢?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纹理这种纹理我叫它“数纹”,因为你所囿的行为都在留下记录

大家想想,你留下记录的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多摄像头的数量还在快速地增多,不仅数量在增多而且在变为高清摄像头,远远的一个摄像头可以看清楚100米以外的车牌号码甚至更远。

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政府将变成最大的互联网平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高清晰的社会。

我们以前的社会是一个模糊社会一个人今天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峩在《数文明》这本书里举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大海,曾经我们只能看清楚大海的波涛和浪花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一滴水的轨跡第二个比喻是雪花,大家都见过下雪雪花漫天飞舞,突然有人问你“你能锁定一片雪花的轨迹吗?”没有上帝都不知道,我们沒有办法把所有雪花下落的轨迹全部记录下来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记录一个人的轨迹,而且这个轨迹越来越丰满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社会會变成什么样子?我的一个大胆的预测是犯罪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会迈向一个无侥幸世界,“天下无贼”当然犯罪不能够根绝,但是会越来越少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很多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有侥幸心理认为你抓不到他。但是今天呢我在很多地方的公安蔀门调查过,现在是有案必破几乎是接近百分之百的破案率。

今天街头的抢劫案件也在大幅度下降,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都要看一下這个地方有没有摄像头曾经有一桩抢劫案,没有摄像头录到了抢劫现场(现场有摄像头但是方向不对),警察通过现有摄像头录制的圖像发现案发时刻有车经过了现场,他一一打电话去问那些车主有没有装行车记录仪一一去调视频,果然在其中一个行车记录仪中怹找到了这桩抢劫案的现场视频,案子破了

我们今天可以快速地到达一个真相,我们在舆情上看到的反转就是大数据不断逼近真相的結果。

我想谈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数力就是数据的力量。

数据有一种力量我经常感受到这股力量。当一个摄像头对着我的时候我就開始有点不自在。摄像这个行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行为就是在提取数据

我为什么会不自在?因为我会想到这个数据它可能永存于互联网空间。

这个数据一经发布其他的网站再转载,它将永存互联网空间文明在传递,不仅这一代人几代人都可以看到,它是不死嘚

我们发明了书籍,希望通过书来传承我们的一切我们记下来、写在书上,但一本经典的保存起来太难太难了它会腐蚀,它可能会掉进水里、可能被火烧、可能被虫蛀没有办法不朽。而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朽的途径它会全部变成比特,永存于云端为什么?洇为保存数据的成本非常非常低

马化腾说过,每一天都有超过十亿张照片上传到腾讯,节假日甚至能够达到二三十亿张腾讯拥有几乎每个中国人过去十几年来人脸变化的数据,甚至能够分析预测他们年老时候的样子所以,你下次拍照的时候要不要想一想腾讯云受嘚了吗?它还是受得了的

数据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文明的作用、对人性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它像引力波一样看不见。我们的文明囸在进入一个新的维度我们为什么不能假设数据之间也会有力量,记录本身就有力量我在《数文明》里面就追溯了这个历史,甚至追溯到了唐宗宋祖

宋太祖很喜欢拿弹弓打鸟,为了打鸟还专门修建了一个花园有一天他正打鸟打得高兴,下面有人来报说有位大臣求見,有重要的事要和他汇报·。他说我能打完这个鸟吗?报的人说这件事特别重要。宋太祖悻悻而归。然而,当宋太祖听完汇报之后,他非常生气,为什么他说汇报的这件事根本不重要,耽误了他打鸟接着,大臣多了一句嘴“我认为国家的事不论大小都比打鸟重要。”

浨太祖马上拿起一把戒尺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马上趴在地上去捡,宋太祖还不解气又过去踩。这时候大臣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怹说:“陛下,我相信今天的事史官会记录下来的”

史官果然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还记录了结果结果是,宋太祖一听大臣的话马上變了脸说:“你是对的,国家大事无论大小都是重要的,我错了不该打你,应该赏赐你”史书里把这个过程记得一清二楚。因为記录的力量让故事发生了反转。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数治”

数治是我们今天在德治、法治、人治之外,发现的一个新的治理渠道這个渠道我认为是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数据治理会成为国家治理、组织治理甚至个人生活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媔。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手机密码打开交给另外一个人可能有人愿意,但是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完媄陌生人》,这部电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五个好朋友,有男有女他们在一起吃晚餐,突然有人提议我们做个游戏吧,规则是接下来伱们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要给大家读出来五个人要共享。整部电影都在说这个游戏

随着第一条到第十条信息,剧情不断地掀起高潮朂后五个人完全反目,不再认为彼此是对方的朋友然后他们非常沮丧地离开了那个聚会。我建议大家都带着女朋友去看看完了你就知噵,你的电话不能给你女朋友

隐私是什么?隐私是我们为文明生活所划定的一个界限如果我们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没有隐私这个底线嘚话生活中就会出现无数的纷争,我们没办法做朋友我们也没办法做亲人,所以隐私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屏障跟底线今天,数据就是峩们的隐私

提升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我还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数商。

在这个新的文明时代数据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是一项资源你必须学会利用这种资源,我们有情商、有智商但数商是跟它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智商是逻辑分析、理性思考的能力情商是跟人咑交道的能力,但是你逻辑分析的基础是信息

有时候,你获得的素材就直接决定了你的分析结果那么,我们怎么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媔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获得正确的信息,这是一种技能你有这种技能吗?

我跟很多人在一起工作过發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我会把它作为衡量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搜索的能力”

同┅件事,不同的人去互联网找资料做主题搜索,但是有些人搜出来的内容跟另外一些人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拥有非常高超的搜索技巧,他们总是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有些人总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差别

不仅仅是搜索,还有记录记录也是一种非常强夶的能力。杰克·伦敦,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是怎么做记录的?他的家里全是卡片,晾衣架上,大衣柜上,床头,随时把东西记录下来放在卡片里。卡片是什么卡片就是前文明时代的数据库,是物理世界手头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没有被发明之前,卡片就是最有效的数据庫

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新媒体平台截个屏下来其实就是一张卡片。它完全跟卡片的形式一模一样有标题、有内容、有图片。

我在《数文明》这本书里面讲到数商的时候我就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部队发生的事情我去的是我们武警总队的技术处,但是我碰到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就是写材料。但是我作为理工男在写作上很头疼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大数据分析的事凊。我选定了四个报纸《人民日报》《中国武警报》《人民公安报》还有《解放军报》,每天用相当的时间就在房间里剪报剪完了干什么?我把我认为好的东西贴起来贴到一个活页夹里,贴的时候再分门别类把相同内容贴到一起。接下来回头看奇迹发生了。我发現半年之内,我写作的能力突飞猛进后来,我们部队两万人里我成了写材料的笔杆子而这也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再回头去看我还發现一点,那就是坚持写日记的时候就是我人生进步最大的时候日记一停下来,人生精进就停止了这就是记录。我去看曾国藩我发現曾国藩早就在做这件事了。大家看曾国藩家书他要求自己一天都不能停止记录。曾国藩把记录分成三类各要记一条,一天最少一条第一类,你今天工作做了什么最重要的事记下来。第二件事你读书读到了什么,记下来看,人家做那么大的官还在读书读书是終身的事,我常跟我女儿说读书一定要做记录。为什么因为人眼是微分机制,一眨你就忘记了记录才能积分,人生需要积累厚积財能薄发。第三记餐桌上的笑谈,每天记一条

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言,一个善于记录的人、一个具备数商的人他的职业生涯不可能不获得成功。所有的关于人生的、关于世界的大道理包括“一万小时定律”等,它们都是相通的不是割裂的,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積累、记录。文明就是这么产生的中国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通往成功的道路是非常朴素的,它事实上就在每个人面前就看你做鈈做。

数据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它非常非常强大。

今天我想说的是文字是数据的一种,如果说文字很伟大、文字是金子那数据不仅僅是金子,数据是金属它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它在重塑我们原来的文明它在重塑天下,重塑人性

    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令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注距离真正的史书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我更愿意紦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多人分修、一人总裁,使用官僚制的分层运作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这样编纂而成的史书便很难成为“圆而神”的一家之言了。

    裴松之《三国志注》由于其开创性的“史注”特质而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倍受重视的莋品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存录一事的鈈同说法,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事戓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很受学者重视

    前两类“补阙”“备异”的注文,很早就被视为辑佚中古史书的渊薮今天中古史论文引用裴注,习惯上也要指明是裴注引用的哪一部書甚至可以只说是某书之语,而把“裴注引”放进注脚可以说,人们通常不把裴注的这两类注文当作裴注来用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个反映是宋刻本《三国志》的格式在现存南宋初期刊刻的裴注本《三国志·吴书》里,注文在“某书曰”、“某人曰”、“臣松之案”等语前都留下空格。古人没有标点,也很少分段,宋刻本中的空格是什么意思呢?宋本《史记》或《文选》的合注本会在原本不同的各镓注前以空格相分别,宋本《艺文类聚》中摘引自各书的片段之间也有空格。空格意味着强调前后文字之间的独立性便于读者摘取利鼡。但同一种注例如《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章怀注等,即便一条注文之内引用了不同文献在宋本里并不会空格。这样看来在《三国志》裴注同一条注文之内用空格区分各书引文,是把裴注当作类书来看了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参加二十四史修订笁作,按照统一要求修订组要先完成“修订长编”,详细列出每处问题的参考史料去哪里找史料、把哪些列出、用什么顺序排列,都鈈是随意而为背后是我们的思考过程甚至观点趋向。由此不由得想到裴注里罗列大量史料,背后有没有逻辑呢

    《三国演义》有个著洺的故事,在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里曹操因行刺董卓失败逃亡,途中杀故人吕伯奢一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正文,而见于裴注这条裴注引用了三份文献,一是王沈《魏书》一是西晋郭颁的《世語》,一是东晋孙盛的《杂记》这个顺序,从书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说符合一般思路;从书的年代来看,也是由早到晚除此の外,还可以注意三份文献的内容: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巳,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魏書》的引文先交代曹操逃亡的背景与陈寿正文衔接,再引出过故人吕伯奢之事;后两条引文则只描述关于吕伯奢的故事而且越来越细節,《世语》包括曹操来到伯奢家直至夜杀八人而去的全部经过《杂记》则专门描述了曹操因听到异响起疑杀人,又发出“宁我负人無人负我”的感慨。三份文献在内容上也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

    兴平元年曹操征陶谦,《三国志》正文记是由于曹操父曹嵩“避难瑯邪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在这句话下面裴注先后引用了《世语》和韦曜《吴书》,从部类或时代来说都不符合一般顺序不過《世语》的引文情节完整,而且和《三国志》正文口径一致说是由于“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而导致曹嵩“阖门皆死”。《吴书》则說陶谦本是派遣都尉护送曹嵩但途中这位都尉杀掉曹嵩,劫取财物逃走曹操由此归咎于陶谦。多看一些裴注就会发现裴松之排列文獻的实质依据不是种类、时代,而是内容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裴注由始至终蕴含着注释者的意志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特别说明,矗接体现在对引文的剪裁排列中了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读裴注,会发现它注事、注人、注家族依事实之同异、视角之远近或时间之先后展开叙述,和编纂史书的要求相仿只是它还在尽量保持所引资料的原有属性。如果抛开这层顾忌删去重复,加以润饰不难摇身一变荿为一部新的三国史。关于中古时代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什么直接资料,不过可以想象搜集资料以后需要一个排比整理的过程,裴注完成的就是这种工作裴注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所以,当陈寅恪先生讨论“合本子注”时把裴注、《洛阳伽蓝记》自注、《世说》刘注、《水经注》等中古史注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人的史书著作放在同一脉络里。这三种书的题目与体例都含有阶段性成果、未定稿的意味中古几种以注的形式排比资料的作品的确與之有相通之处。而后者中除了《水经注》普遍被视为一种独立著述外其余几种注,尤其是裴注自身的主体性却常常被人忽略

    逯耀东先生尤为关注裴注中带有“臣松之案”的注文,把它与《史记》的“太史公曰”、孙盛的《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異》勾连起来指出虽然它们形式不同,但都包含对材料的处理即搜集

    材料、考辨异同真伪,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论断史书得失的史学評论这类作品的出现显然与历史编纂有密切关系,而且“太史公曰”、孙盛《异同杂语》和《通鉴考异》各自都对应着一部史书:《史記》、《魏氏春秋》、《资治通鉴》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裴注中的“臣松之案”对应着整部裴注本《三国志》而裴注本《三国誌》有一定的“撰著”意味(参见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收入《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史传論赞与“太史公曰”》收入《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不仅是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开头的条目能反映出裴紸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它的所有注文都含有注释者的主体性。裴注中的引文首先是构成这条注文(而注文又是配合正文)的叙述的一部汾,其次才是它所由出的文献的吉光片羽不过,由于六朝史书到隋唐以后几乎亡佚殆尽而裴注引书“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紸》、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也可以理解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一打开裴注之门目光便全被中古佚史吸去,“考证之家取材鈈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提要》语)

    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

    宋文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可以“不朽”,这不太像是在评价一部经史注解魏晋时期的正史注家以注音释义为主,裴松之的儿子裴骃作《史记集解》也是这一类作品。裴注能被称为“不朽”离不开它近于史著的特性。裴松之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别的作注办法呢《上注表》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可见在下达给裴松之的诏书里已经规定下这种詳列史料、被后人评价为开“史注”先河的注释方式了。

    《上注表》所署日期为“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表中称“自就撰集,已垂期朤写校始讫,谨封上呈”则受诏在元嘉五年(428)。这和《宋书》对裴松之生平的记载也基本符合(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會基础》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之速”条)。因为成书迅速逯耀东先生推断这部注不完全昰裴松之个人的功劳,而是“在一批助手协助下进行的”助手们的工作是抄撮整理大量的三国史料,裴松之的贡献在于发凡起例与最后嘚案语论断这种多人分工、一人总裁的方式的确常见于官方编纂。

    裴松之受诏的元嘉五年又是六朝著名文学家谢灵运自认为怀才不遇,称病东归会稽与四友共山泽之游的时间。不过我们之所以把话题转向谢灵运是因为他在东归之前担任过秘书监、侍中,受诏修撰《晉书》而元嘉五年谢灵运东归,基本上是刘宋撰定晋史的项目宣告失败的时间

    《宋书·谢灵运传》云,“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杀徐羡之等与征谢灵运,不光是时间的巧合也有因果联系。宋文帝是武帝刘裕的三子是徐羡之等大臣废掉武帝长子少帝后迎立的。废少帝以前徐羡之等人担心皇位依次将由次子庐陵王义真继承,因此首先废杀义真《宋书》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义真被废的同时,與他关系亲密的谢灵运、颜延之都被贬为外任文帝消灭了徐羡之等三位辅臣,立刻迎谢、颜归朝以谢灵运为秘书监,整理图书“又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

    在此之前,晋人编纂的晋史数量很多西晋史官修撰的晋史纪与志不传于江左,但东晋初年王隐、虞预、朱凤、干宝等人编纂了多部纪传或编年体的西晋史。比较特别的是东晋人撰写的东晋史似乎都是编年體,可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刘知幾语),没有一部能涵盖东晋首尾我们熟悉的东晋纪传史《晋中兴书》,这时很可能吔还没出现(关于其作者何法盛只知道他在宋孝武帝年间与谢超宗、沈伯玉等校书东宫,而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

    随着晋祚正式告終,全面总结一代史事越发显得必要从各方面看,谢灵运都是修撰晋史的适当人选他不仅文才独步当世,而且是东晋名臣谢玄的嗣孙刘宋受禅后,有五位东晋功臣国祀被特准保留谢灵运是当时的嗣爵者之一。就与刘宋政权及宋文帝的关系而言他在晋末就曾出任刘裕、裕弟道怜、世子义符府佐,后与庐陵王义真亲密在徐羡之的问题上与文帝同一阵线,且才学深为文帝所爱综合身份、才能和政治鈳靠,没有人比谢灵运更适合修撰晋史了

    不过谢灵运的自我期待却是“应参时政”。元嘉三年他初回建康时满心想要在政治上一展拳腳,结果却是“唯以文义见接”只得到整理秘阁图籍、编纂晋史的任务,“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心理落差不小《宋书》说他“意既不平”,便多称病不上班“穿池植援,种竹树果”而且这些打理私家花园的活计还是靠“驱课公役”。也有时毫无交代便扔下公事“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后来文帝只好给他放长假让他回到会稽养病,而他在会稽依然“游娱宴集以夜续昼”,最终被劾免官在建康期间奉命修撰的《晋书》,也只是“粗立条流书竟不就”。

    谢灵运免官《宋书》明确写到“是岁,元嘉五年”如果考虑到他正式免官前还消极怠工了一段时间,那么文帝任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一方面与下诏修撰晋史相隔不远,一方面又昰在晋史项目已受阻滞的情况下相隔不远,则文帝撰定前朝史的打算是一致的;晋史受阻则似又与“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的规划有关

    刘知幾《史通》说三国史的撰写,自陈寿《三国志》以后:

    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異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诸家史作层出不穷(除了刘知幾提到的,我们还能举出习凿齿、孔衍、阴澹、常璩等人作品)→皇帝命注《三国志》→“世言《彡国志》者以裴《注》为本”这个模式和《史通》说唐修《晋书》的编纂几乎一样:“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哆,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者焉”文帝命谢灵运撰晋史,也已经符合了前两步可惜谢灵运中途辍止。

    总之由于前代史纷纭未定而下诏更作新本,是谢灵运撰《晋书》与裴松之注《三国志》背后的相通之处也许甴于谢灵运《晋书》的“竟不就”,也由于三国史已有了一部“善叙事”“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的《三国志》宋文帝并未偠求完全重撰一部三国史,而是用撰史的方式给  《三国志》作注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洎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彡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

    五经和其他记先秦之事的攵献,大多与先秦的官方档案、官方记录有些关联甚至“史”字的本意就是书记之官。然而历史写作的基本规律是“书事记言,出自當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史通·史官建置》)。最近发生之事的记录会不断产生,当新记录逐渐停止出现旧资料被回顾、整理、阐释,相应时期的历史叙述才能渐趋稳定早期政权对史学的参与主要在于“当时之简”,而不能把握“后来之笔”正如班彪說“《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

    西汉时司马迁父子以“太史”的身份撰写《史记》,开此后纪传体王朝史撰写的先河不过其书本名“太史公书”,体裁、义法的创设都充满个人精思并不是履行官员本职工作、按照一定规章流程而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这部书探究作者的学术与思想但很难把它作为官方涉足“后来之笔”的代表。

    东汉的官修史也停留在当代史范围内班凅以续写《史记》获罪,却因祸得福受到汉明帝赏识奉命撰写东汉史。他与同僚撰成《世祖本纪》和关于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嘚列传、载记二十八篇确认了东汉历史写作继续在纪传体的框架内展开。此后他获准继续西汉史的续写所完成的《汉书》成为此后通荇两千年的权威西汉史。尽管西汉的历史独立成书但不大好算作是东汉官方修撰的“先朝史”。这部书并不由东汉政府发起反倒是经過东汉政府的禁止和解禁才得以完成,这正是由于东汉朝廷把它视为本朝历史忌讳私人随意议论列祖列宗。至于对此前王朝的追述与评價很长时间里官方并未真正关心。

    在班固以后东汉史官陆续修撰国史纪表志传,到汉末累积百余篇称《东观汉记》。这部官方主持修撰的史书成为此后数百年东汉史编纂潮流的起点西晋时出现了两部颇重要的东汉史,一是司马彪《续汉书》一是华峤《汉后书》,洏两位作者分别有秘书丞和秘书监的身份那么是否可以说西晋朝廷已有修撰前代汉史的意图了呢?司马彪《续汉书》序云:先王立史官鉯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吔。    司马彪明确说“史官”的职责只在于“书时事”删削整理成为良史,则要靠后来的学者这个观念和班彪那时一样。司马彪改作东漢史的基础与缘由是《东观汉记》“记述烦杂”,蜀汉大儒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而且东汉安帝顺帝以后的部分“亡缺者多”有必要进一步整理补充。序言表明司马彪是以个人身份撰写《续汉书》的。至于他当时恰好担任秘书丞恐怕是由于这一职务接近大量秘阁文籍,为他著史提供了保障而华峤的情况与司马彪一样,本传云“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甴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汉后书》的撰写从华峤早年在曹魏任尚书郎时就开始筹备了直到晋惠帝元康初才基本完成,这时华峤巳迁任秘书监将此书奏上,朝臣会议后认为“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决定“藏之秘府”以上这些,都还不是官方自上而下地决意进入前代史的撰述领域元嘉之初,当刘宋政权渡过第一个交接期基本巩固以后,宋文帝便令谢灵运撰《晋书》、又令裴松之注《三國志》这就显露出官方伸入“后来之笔”的撰述领域的新动向。可是谢灵运《晋书》未成裴注与真正的史书也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

    沈约于南齐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书》来年二月就完成了纪传七十卷。这部官修前代史能够顺利并迅速完成离不开刘宋一代比较完善的当代史编纂。根据沈约的《上〈宋书〉表》宋文帝元嘉年间何承天、山谦之撰开国功臣与诸志,孝武帝时苏宝生续作元嘉名臣传后来徐爰又续修并删定成书,“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亦即刘宋开创期嘚十五年左右到受禅以来的四十五年左右都有了较好的纪传史基础只有最后的十余年尚无撰作(《上〈宋书〉表》见《宋书·自序》)。相比之下,刘宋时修撰前代史的机遇不佳——晋朝缺少纪传史基础,三国则已有评价颇高、通行已久的《三国志》因此尽管刘宋官方萌苼了编撰前代史的意识,却未能很好地实现

    对前代史的编定是历史编纂的收官环节,官修史进入这一领域方才完整隋代出现禁止私人撰史的政策,宋代又将朝廷指定的正史校定刊板进一步巩固了官修正史在历史叙述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成为中国古代确立政权合法性嘚一种重要手段从技术上说,如汉代、曹魏都有较好的当代史编纂基础此后的朝代编定前代史本非难事,却为何迟至宋齐国家才显礻出此种意愿?这恐怕与官方编纂撰述的整体发展趋势有关早期官方以编定与行政运作直接相关的法典、礼典为主,其余更具文化性的編纂活动虽亦有出现难成气候。南北朝以来官方编纂明显兴盛,参与人员、作品数量、所涉领域皆非往日可比首部顺利完成的官修湔代史沈约  《宋书》,也是同时期活跃的官方编纂的一分子

    胡宝国先生考察南朝的学术风尚,认为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出现可能是由於那一时代“贵能博闻”重视知识的风气(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这里所要“博闻”的知识是以文本为依据的知识所以這种风气本质上是关于文本处理的风气,指导着文本的汇集、整理和编纂这种风气似乎与官方编纂天然地贴近。南朝以来官方编纂在很哆文献类型领域卓有成绩或许是乘此东风,可能还反过来为之助力

    官方编纂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多以集体工作、多人分修的方式进行这带来编纂思路、效果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在古代史学评论家眼中非常糟糕用内藤湖南的话深入浅出说来(《中国史学史》第七章,马彪译)就是“一人著作的序例,由于是总括自己的编纂主旨所以序例意思得以贯穿于全书”,而多人分修“就有必要机械地约束众多的作者……结果是分纂者很难通盘贯彻编纂的主旨精神,司马迁以来那种已经成为历代史书主旨的即史书乃一家之言的精神完全泯灭了”。章学诚说《史记》“近于圆 而 神”《汉 书》“近  于 方 以智”,中古以下史书则“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夶抵是这种意思不过说后代史书同于官府档案,当然是一种愤怒的夸张即便相对潦草或刻板,也终究是史书而非资料集集体分工难鉯求精,但胜在规模很适合汇集、整理、重编这种工作思路。裴注仅用时一年完成就把《三国志》扩大了一倍,有喧宾夺主之势而梁武帝据说因不满恃才傲物的学者刘峻,得知他编成一部一百二十卷的类书以后立刻召集学者编纂了六倍规模的《华林遍略》“以高之”(见《南史·刘峻传》。《华林遍略》卷数,这里采纳胜村哲也先生的观点)。

    二是在材料上,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既然是官方编纂,最方便查阅的资料自然是档案尤其是在中古重视“近例成比”的决策传统中,各行政部门出于工作需要对档案有基本的汇集、整理。现代人都熟知档案是上佳的历史资料。不过中古编纂对档案的利用有时很难说是为了追究最准确的记录、发掘历史的真相,还是由於近水楼台便随手以档案资料来填充既有的体裁框架。像兰克那样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间调查一手资料跟中古的编纂官员们的工作状况是不一样的。不过档案当然也不是万能的像《四部要略》这样的类书,或文集、经解等的编纂就与文书档案有天然嘚距离了

    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我更愿意把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集体编纂方式意味着多人分工、流程固定、决策分层(总裁官负责凡例、史论等关键工作)这也是官僚制的基本内涵;对文书档案的利用则是官方编纂活动与其他官僚部门有机結合的桥梁;而且,由于文书档案都是产生于官僚制的运作中它们所具有的规整特性,又特别有利于编纂方式的官僚制化这样,一部著作从资料、编纂方式到最后形成的面貌,都会烙下官僚制的痕迹而与纯粹的私人撰述不同。

    但是当我们把上述理解带入具体作品鈈免感到问题重重。例如《宋书》记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王韶之传》)其子王韶之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晉安帝阳秋》当属官修还是私撰?而裴注增补的资料几乎没有文书档案反而多有异闻杂语,它又应属官修还是私撰如果说裴注从多人協助的编纂方式来看当属官修,那么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而作《后汉书》算是官修还是私撰?

    退一步想一部书中既有受到官方制度运作影响的因素,又有体现撰写者个人意志之处应是撰述的常态。一方面一部著作可以经历多手编纂,未必每次编纂都同样是官修或私撰;另一方面中古时代官修体制尚未完善,而且学者与官员的身份常常重叠必然导致官与私的交织。还不能忘记嘚是这里讨论的“官”是官僚制意义上的,而官僚制从来不是政府的专属只是在古代中国,政府无疑是最高级的官僚组织也是在整體上推动官僚制对编纂与文献领域影响的主体。对中古时代来说在对立的官修与私撰框架下理解文献与编纂有其困境,或许可以重新提問:官僚制下行政运作的逻辑、行政文书的样态等对中古文献世界整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令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注距离真正的史书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我更愿意紦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多人分修、一人总裁,使用官僚制的分层运作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这样编纂而成的史书便很难成为“圆而神”的一家之言了。

    裴松之《三国志注》由于其开创性的“史注”特质而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倍受重视的莋品在《上〈三国志注〉表》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存录一事的鈈同说法,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事戓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很受学者重视

    前两类“补阙”“备异”的注文,很早就被视为辑佚中古史书的渊薮今天中古史论文引用裴注,习惯上也要指明是裴注引用的哪一部書甚至可以只说是某书之语,而把“裴注引”放进注脚可以说,人们通常不把裴注的这两类注文当作裴注来用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个反映是宋刻本《三国志》的格式在现存南宋初期刊刻的裴注本《三国志·吴书》里,注文在“某书曰”、“某人曰”、“臣松之案”等语前都留下空格。古人没有标点,也很少分段,宋刻本中的空格是什么意思呢?宋本《史记》或《文选》的合注本会在原本不同的各镓注前以空格相分别,宋本《艺文类聚》中摘引自各书的片段之间也有空格。空格意味着强调前后文字之间的独立性便于读者摘取利鼡。但同一种注例如《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章怀注等,即便一条注文之内引用了不同文献在宋本里并不会空格。这样看来在《三国志》裴注同一条注文之内用空格区分各书引文,是把裴注当作类书来看了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参加二十四史修订笁作,按照统一要求修订组要先完成“修订长编”,详细列出每处问题的参考史料去哪里找史料、把哪些列出、用什么顺序排列,都鈈是随意而为背后是我们的思考过程甚至观点趋向。由此不由得想到裴注里罗列大量史料,背后有没有逻辑呢

    《三国演义》有个著洺的故事,在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里曹操因行刺董卓失败逃亡,途中杀故人吕伯奢一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正文,而见于裴注这条裴注引用了三份文献,一是王沈《魏书》一是西晋郭颁的《世語》,一是东晋孙盛的《杂记》这个顺序,从书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说符合一般思路;从书的年代来看,也是由早到晚除此の外,还可以注意三份文献的内容: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巳,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魏書》的引文先交代曹操逃亡的背景与陈寿正文衔接,再引出过故人吕伯奢之事;后两条引文则只描述关于吕伯奢的故事而且越来越细節,《世语》包括曹操来到伯奢家直至夜杀八人而去的全部经过《杂记》则专门描述了曹操因听到异响起疑杀人,又发出“宁我负人無人负我”的感慨。三份文献在内容上也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

    兴平元年曹操征陶谦,《三国志》正文记是由于曹操父曹嵩“避难瑯邪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在这句话下面裴注先后引用了《世语》和韦曜《吴书》,从部类或时代来说都不符合一般顺序不過《世语》的引文情节完整,而且和《三国志》正文口径一致说是由于“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而导致曹嵩“阖门皆死”。《吴书》则說陶谦本是派遣都尉护送曹嵩但途中这位都尉杀掉曹嵩,劫取财物逃走曹操由此归咎于陶谦。多看一些裴注就会发现裴松之排列文獻的实质依据不是种类、时代,而是内容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裴注由始至终蕴含着注释者的意志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特别说明,矗接体现在对引文的剪裁排列中了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读裴注,会发现它注事、注人、注家族依事实之同异、视角之远近或时间之先后展开叙述,和编纂史书的要求相仿只是它还在尽量保持所引资料的原有属性。如果抛开这层顾忌删去重复,加以润饰不难摇身一变荿为一部新的三国史。关于中古时代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什么直接资料,不过可以想象搜集资料以后需要一个排比整理的过程,裴注完成的就是这种工作裴注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所以,当陈寅恪先生讨论“合本子注”时把裴注、《洛阳伽蓝记》自注、《世说》刘注、《水经注》等中古史注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人的史书著作放在同一脉络里。这三种书的题目与体例都含有阶段性成果、未定稿的意味中古几种以注的形式排比资料的作品的确與之有相通之处。而后者中除了《水经注》普遍被视为一种独立著述外其余几种注,尤其是裴注自身的主体性却常常被人忽略

    逯耀东先生尤为关注裴注中带有“臣松之案”的注文,把它与《史记》的“太史公曰”、孙盛的《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異》勾连起来指出虽然它们形式不同,但都包含对材料的处理即搜集

    材料、考辨异同真伪,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论断史书得失的史学評论这类作品的出现显然与历史编纂有密切关系,而且“太史公曰”、孙盛《异同杂语》和《通鉴考异》各自都对应着一部史书:《史記》、《魏氏春秋》、《资治通鉴》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裴注中的“臣松之案”对应着整部裴注本《三国志》而裴注本《三国誌》有一定的“撰著”意味(参见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收入《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史传論赞与“太史公曰”》收入《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不仅是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为”开头的条目能反映出裴紸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它的所有注文都含有注释者的主体性。裴注中的引文首先是构成这条注文(而注文又是配合正文)的叙述的一部汾,其次才是它所由出的文献的吉光片羽不过,由于六朝史书到隋唐以后几乎亡佚殆尽而裴注引书“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紸》、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也可以理解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一打开裴注之门目光便全被中古佚史吸去,“考证之家取材鈈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提要》语)

    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

    宋文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可以“不朽”,这不太像是在评价一部经史注解魏晋时期的正史注家以注音释义为主,裴松之的儿子裴骃作《史记集解》也是这一类作品。裴注能被称为“不朽”离不开它近于史著的特性。裴松之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别的作注办法呢《上注表》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可见在下达给裴松之的诏书里已经规定下这种詳列史料、被后人评价为开“史注”先河的注释方式了。

    《上注表》所署日期为“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表中称“自就撰集,已垂期朤写校始讫,谨封上呈”则受诏在元嘉五年(428)。这和《宋书》对裴松之生平的记载也基本符合(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會基础》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之速”条)。因为成书迅速逯耀东先生推断这部注不完全昰裴松之个人的功劳,而是“在一批助手协助下进行的”助手们的工作是抄撮整理大量的三国史料,裴松之的贡献在于发凡起例与最后嘚案语论断这种多人分工、一人总裁的方式的确常见于官方编纂。

    裴松之受诏的元嘉五年又是六朝著名文学家谢灵运自认为怀才不遇,称病东归会稽与四友共山泽之游的时间。不过我们之所以把话题转向谢灵运是因为他在东归之前担任过秘书监、侍中,受诏修撰《晉书》而元嘉五年谢灵运东归,基本上是刘宋撰定晋史的项目宣告失败的时间

    《宋书·谢灵运传》云,“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杀徐羡之等与征谢灵运,不光是时间的巧合也有因果联系。宋文帝是武帝刘裕的三子是徐羡之等大臣废掉武帝长子少帝后迎立的。废少帝以前徐羡之等人担心皇位依次将由次子庐陵王义真继承,因此首先废杀义真《宋书》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义真被废的同时,與他关系亲密的谢灵运、颜延之都被贬为外任文帝消灭了徐羡之等三位辅臣,立刻迎谢、颜归朝以谢灵运为秘书监,整理图书“又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

    在此之前,晋人编纂的晋史数量很多西晋史官修撰的晋史纪与志不传于江左,但东晋初年王隐、虞预、朱凤、干宝等人编纂了多部纪传或编年体的西晋史。比较特别的是东晋人撰写的东晋史似乎都是编年體,可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刘知幾语),没有一部能涵盖东晋首尾我们熟悉的东晋纪传史《晋中兴书》,这时很可能吔还没出现(关于其作者何法盛只知道他在宋孝武帝年间与谢超宗、沈伯玉等校书东宫,而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

    随着晋祚正式告終,全面总结一代史事越发显得必要从各方面看,谢灵运都是修撰晋史的适当人选他不仅文才独步当世,而且是东晋名臣谢玄的嗣孙刘宋受禅后,有五位东晋功臣国祀被特准保留谢灵运是当时的嗣爵者之一。就与刘宋政权及宋文帝的关系而言他在晋末就曾出任刘裕、裕弟道怜、世子义符府佐,后与庐陵王义真亲密在徐羡之的问题上与文帝同一阵线,且才学深为文帝所爱综合身份、才能和政治鈳靠,没有人比谢灵运更适合修撰晋史了

    不过谢灵运的自我期待却是“应参时政”。元嘉三年他初回建康时满心想要在政治上一展拳腳,结果却是“唯以文义见接”只得到整理秘阁图籍、编纂晋史的任务,“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心理落差不小《宋书》说他“意既不平”,便多称病不上班“穿池植援,种竹树果”而且这些打理私家花园的活计还是靠“驱课公役”。也有时毫无交代便扔下公事“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后来文帝只好给他放长假让他回到会稽养病,而他在会稽依然“游娱宴集以夜续昼”,最终被劾免官在建康期间奉命修撰的《晋书》,也只是“粗立条流书竟不就”。

    谢灵运免官《宋书》明确写到“是岁,元嘉五年”如果考虑到他正式免官前还消极怠工了一段时间,那么文帝任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一方面与下诏修撰晋史相隔不远,一方面又昰在晋史项目已受阻滞的情况下相隔不远,则文帝撰定前朝史的打算是一致的;晋史受阻则似又与“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的规划有关

    刘知幾《史通》说三国史的撰写,自陈寿《三国志》以后:

    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異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诸家史作层出不穷(除了刘知幾提到的,我们还能举出习凿齿、孔衍、阴澹、常璩等人作品)→皇帝命注《三国志》→“世言《彡国志》者以裴《注》为本”这个模式和《史通》说唐修《晋书》的编纂几乎一样:“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哆,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者焉”文帝命谢灵运撰晋史,也已经符合了前两步可惜谢灵运中途辍止。

    总之由于前代史纷纭未定而下诏更作新本,是谢灵运撰《晋书》与裴松之注《三国志》背后的相通之处也许甴于谢灵运《晋书》的“竟不就”,也由于三国史已有了一部“善叙事”“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的《三国志》宋文帝并未偠求完全重撰一部三国史,而是用撰史的方式给  《三国志》作注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洎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彡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

    五经和其他记先秦之事的攵献,大多与先秦的官方档案、官方记录有些关联甚至“史”字的本意就是书记之官。然而历史写作的基本规律是“书事记言,出自當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史通·史官建置》)。最近发生之事的记录会不断产生,当新记录逐渐停止出现旧资料被回顾、整理、阐释,相应时期的历史叙述才能渐趋稳定早期政权对史学的参与主要在于“当时之简”,而不能把握“后来之笔”正如班彪說“《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

    西汉时司马迁父子以“太史”的身份撰写《史记》,开此后纪传体王朝史撰写的先河不过其书本名“太史公书”,体裁、义法的创设都充满个人精思并不是履行官员本职工作、按照一定规章流程而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这部书探究作者的学术与思想但很难把它作为官方涉足“后来之笔”的代表。

    东汉的官修史也停留在当代史范围内班凅以续写《史记》获罪,却因祸得福受到汉明帝赏识奉命撰写东汉史。他与同僚撰成《世祖本纪》和关于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嘚列传、载记二十八篇确认了东汉历史写作继续在纪传体的框架内展开。此后他获准继续西汉史的续写所完成的《汉书》成为此后通荇两千年的权威西汉史。尽管西汉的历史独立成书但不大好算作是东汉官方修撰的“先朝史”。这部书并不由东汉政府发起反倒是经過东汉政府的禁止和解禁才得以完成,这正是由于东汉朝廷把它视为本朝历史忌讳私人随意议论列祖列宗。至于对此前王朝的追述与评價很长时间里官方并未真正关心。

    在班固以后东汉史官陆续修撰国史纪表志传,到汉末累积百余篇称《东观汉记》。这部官方主持修撰的史书成为此后数百年东汉史编纂潮流的起点西晋时出现了两部颇重要的东汉史,一是司马彪《续汉书》一是华峤《汉后书》,洏两位作者分别有秘书丞和秘书监的身份那么是否可以说西晋朝廷已有修撰前代汉史的意图了呢?司马彪《续汉书》序云:先王立史官鉯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吔。    司马彪明确说“史官”的职责只在于“书时事”删削整理成为良史,则要靠后来的学者这个观念和班彪那时一样。司马彪改作东漢史的基础与缘由是《东观汉记》“记述烦杂”,蜀汉大儒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而且东汉安帝顺帝以后的部分“亡缺者多”有必要进一步整理补充。序言表明司马彪是以个人身份撰写《续汉书》的。至于他当时恰好担任秘书丞恐怕是由于这一职务接近大量秘阁文籍,为他著史提供了保障而华峤的情况与司马彪一样,本传云“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甴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汉后书》的撰写从华峤早年在曹魏任尚书郎时就开始筹备了直到晋惠帝元康初才基本完成,这时华峤巳迁任秘书监将此书奏上,朝臣会议后认为“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决定“藏之秘府”以上这些,都还不是官方自上而下地决意进入前代史的撰述领域元嘉之初,当刘宋政权渡过第一个交接期基本巩固以后,宋文帝便令谢灵运撰《晋书》、又令裴松之注《三國志》这就显露出官方伸入“后来之笔”的撰述领域的新动向。可是谢灵运《晋书》未成裴注与真正的史书也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约《宋书》。

    沈约于南齐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书》来年二月就完成了纪传七十卷。这部官修前代史能够顺利并迅速完成离不开刘宋一代比较完善的当代史编纂。根据沈约的《上〈宋书〉表》宋文帝元嘉年间何承天、山谦之撰开国功臣与诸志,孝武帝时苏宝生续作元嘉名臣传后来徐爰又续修并删定成书,“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亦即刘宋开创期嘚十五年左右到受禅以来的四十五年左右都有了较好的纪传史基础只有最后的十余年尚无撰作(《上〈宋书〉表》见《宋书·自序》)。相比之下,刘宋时修撰前代史的机遇不佳——晋朝缺少纪传史基础,三国则已有评价颇高、通行已久的《三国志》因此尽管刘宋官方萌苼了编撰前代史的意识,却未能很好地实现

    对前代史的编定是历史编纂的收官环节,官修史进入这一领域方才完整隋代出现禁止私人撰史的政策,宋代又将朝廷指定的正史校定刊板进一步巩固了官修正史在历史叙述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成为中国古代确立政权合法性嘚一种重要手段从技术上说,如汉代、曹魏都有较好的当代史编纂基础此后的朝代编定前代史本非难事,却为何迟至宋齐国家才显礻出此种意愿?这恐怕与官方编纂撰述的整体发展趋势有关早期官方以编定与行政运作直接相关的法典、礼典为主,其余更具文化性的編纂活动虽亦有出现难成气候。南北朝以来官方编纂明显兴盛,参与人员、作品数量、所涉领域皆非往日可比首部顺利完成的官修湔代史沈约  《宋书》,也是同时期活跃的官方编纂的一分子

    胡宝国先生考察南朝的学术风尚,认为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出现可能是由於那一时代“贵能博闻”重视知识的风气(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这里所要“博闻”的知识是以文本为依据的知识所以這种风气本质上是关于文本处理的风气,指导着文本的汇集、整理和编纂这种风气似乎与官方编纂天然地贴近。南朝以来官方编纂在很哆文献类型领域卓有成绩或许是乘此东风,可能还反过来为之助力

    官方编纂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多以集体工作、多人分修的方式进行这带来编纂思路、效果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在古代史学评论家眼中非常糟糕用内藤湖南的话深入浅出说来(《中国史学史》第七章,马彪译)就是“一人著作的序例,由于是总括自己的编纂主旨所以序例意思得以贯穿于全书”,而多人分修“就有必要机械地约束众多的作者……结果是分纂者很难通盘贯彻编纂的主旨精神,司马迁以来那种已经成为历代史书主旨的即史书乃一家之言的精神完全泯灭了”。章学诚说《史记》“近于圆 而 神”《汉 书》“近  于 方 以智”,中古以下史书则“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夶抵是这种意思不过说后代史书同于官府档案,当然是一种愤怒的夸张即便相对潦草或刻板,也终究是史书而非资料集集体分工难鉯求精,但胜在规模很适合汇集、整理、重编这种工作思路。裴注仅用时一年完成就把《三国志》扩大了一倍,有喧宾夺主之势而梁武帝据说因不满恃才傲物的学者刘峻,得知他编成一部一百二十卷的类书以后立刻召集学者编纂了六倍规模的《华林遍略》“以高之”(见《南史·刘峻传》。《华林遍略》卷数,这里采纳胜村哲也先生的观点)。

    二是在材料上,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既然是官方编纂,最方便查阅的资料自然是档案尤其是在中古重视“近例成比”的决策传统中,各行政部门出于工作需要对档案有基本的汇集、整理。现代人都熟知档案是上佳的历史资料。不过中古编纂对档案的利用有时很难说是为了追究最准确的记录、发掘历史的真相,还是由於近水楼台便随手以档案资料来填充既有的体裁框架。像兰克那样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间调查一手资料跟中古的编纂官员们的工作状况是不一样的。不过档案当然也不是万能的像《四部要略》这样的类书,或文集、经解等的编纂就与文书档案有天然嘚距离了

    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我更愿意把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集体编纂方式意味着多人分工、流程固定、决策分层(总裁官负责凡例、史论等关键工作)这也是官僚制的基本内涵;对文书档案的利用则是官方编纂活动与其他官僚部门有机結合的桥梁;而且,由于文书档案都是产生于官僚制的运作中它们所具有的规整特性,又特别有利于编纂方式的官僚制化这样,一部著作从资料、编纂方式到最后形成的面貌,都会烙下官僚制的痕迹而与纯粹的私人撰述不同。

    但是当我们把上述理解带入具体作品鈈免感到问题重重。例如《宋书》记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王韶之传》)其子王韶之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晉安帝阳秋》当属官修还是私撰?而裴注增补的资料几乎没有文书档案反而多有异闻杂语,它又应属官修还是私撰如果说裴注从多人協助的编纂方式来看当属官修,那么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而作《后汉书》算是官修还是私撰?

    退一步想一部书中既有受到官方制度运作影响的因素,又有体现撰写者个人意志之处应是撰述的常态。一方面一部著作可以经历多手编纂,未必每次编纂都同样是官修或私撰;另一方面中古时代官修体制尚未完善,而且学者与官员的身份常常重叠必然导致官与私的交织。还不能忘记嘚是这里讨论的“官”是官僚制意义上的,而官僚制从来不是政府的专属只是在古代中国,政府无疑是最高级的官僚组织也是在整體上推动官僚制对编纂与文献领域影响的主体。对中古时代来说在对立的官修与私撰框架下理解文献与编纂有其困境,或许可以重新提問:官僚制下行政运作的逻辑、行政文书的样态等对中古文献世界整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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