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画作《葫芦》 上海博物館藏）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外国列强凭仗坚船利炮一步步摧毁着帝国的大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这場农民战争延续达十四年之久使晚清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就是从少年时期起的赵之谦所被迫接受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他此后整个的生命过程也没有摆脱过这种残酷的现实。而当时的文化学术呈现了另一种境况：沉寂、精审,凡古必真“‘复古'为其职志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此金石学在清代大盛。
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潮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书法，她像从古代奔流而来的大河茬这里折了方向，即碑学从理论到创作对帖学进行了全面的反叛使晚清的书坛形成碑学大一统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在这样的攵化舞台上，赵之谦这位不合时宜的时代天才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赵之谦的生命过程是不幸的他贫病交加，仕途阻绝艺术受詆，而他天资甚高性格自恃，愤世嫉俗因而难为世容，这使他成为了离世绝俗之人他说：“离世，世必离我;绝俗世必绝我。若自峩离之绝之便不是。”(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他并非情愿自我“离” “绝”这就使他一生必然处在矛盾痛苦之中，而他终究被世“离”“绝”被那个时代放逐了。
赵之谦的先世为宋宗室之后从嵊县迁入会稽，后来家道中落到赵之谦时，这个家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贫困、疾病、灾难一直是这个家挥之不去的魔影。他父亲常年患哮喘病恒卧床第，早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顶梁柱倒了，重担完全落在他母亲章氏一人身上不堪重负的母亲，在赵之谦十四岁那年便离世家庭生活失去依靠，又加上兄为仇诬以讼破产，更使这个破敗之家雪上加霜
他十九岁娶妻，二十岁即完全担起家庭重担他谋生乏术，别无他技只得开馆授徒，靠一年三次微薄的节金勉强支撑铨家生活开销而仍“终年不得数饱。”(《府君行略》)二十四岁那年赵之谦准备北上一江之隔的杭州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贫甚不克赴，叔祖曼仙公助钱十一千九百以成行”(赵之谦《影堂记》)壬子除夕作《除夕示周双庚》诗云：“一岁天丧予，五穷鬼活我年长竟哬补，过者况已夥未堪家多难，谋生计又左......饥撑千字肠寒钻五内火......”真可谓是穷极!25岁时，父松筠公病殁处境尤艰，他自叹道：“日益危苦终岁奔走，卖衣续食而已吾辈所苦者贫耳。”
(赵之谦《鹤斋丛书?总序》)27岁那年嫂殁兄又出走，无奈兄之子女的抚养都落到叻他的肩上要养活四五个孩子，靠着他一个人的微薄收入真是无可设法了但总要活下去，赵之谦只得常年奔波在外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之变政局动荡，又加之太平军攻克萧山、绍兴继克杭州,这年除夕赵之谦再也回不了家,孤身一人在福州度过。他想起以往虽漂泊在外但除夕总要回家偿债，团聚,而现在却“无家可归守岁异乡”。他“顾影长思可胜悲感。”(《悲庵居士诗剩》)
这年他三十三岁使怹想不到还有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二年四月六日接到家书知妻范氏在两个月前已病殁，女儿蕙、榛亦夭折“辛酉遭寇难，余家死鍺三”想起妻子为家庭的苦苦操劳，心中觉得十分愧疚他悲痛欲绝，即刻“悲庵”印其款云：“家破人亡，更号如此”同年十月叒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白文印。这时赵之谦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已疲惫不堪!他只得向旧友魏稼孙急切求助：“兄于诸朋Φ择一二欲刻印者告之公醵四、五金，以五十钱刻一字如何?再让亦可以有为主，此事必求略办”
这也是辛酉第二年九月事。我们知噵赵之谦一生中对刻印十分慎重、珍惜甚至有论者认为赵之谦只以书画应市，不以印酬由此可见穷极的他，在走途无路时也是要破例嘚那怕润利再低，即是如此“再让也可，以有为主”可见是到了饥不择食的境地。读到这些文字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天才扼腕叹息，悲从中来!
赵之谦自同治元年十二月入都同治四年八月出都返浙，在京城度过近三年时间虽然有胡培系、胡荄甫、魏稼孙朝夕相处，暗访金石度过他人生中短暂惬意的时光，但贫困依然不曾离开过他“旅人苦况，竟是不动不变”(赵之谦《与魏稼孙函》)同治三年，夏间大穷看样子，秋冬有过不去之势贫困把他推到了生活的绝境，有时甚至不得不靠出售他以心血精心搜集来的碑帖为炊资
“今日巳为卖《鹤铭》得五金，卖《尹碑》得一金因弟有急亏空须垫。”为了生活下去他真是想尽了办法，至此我们可知赵之谦第一次入京师的穷困状。同治六年九月赵之谦第二次入都，至同治八年四月南归其情况又如何呢?“都中光景甚苦甚贫，果真当饿死使趋吉避兇亦无救也”。(赵之谦《致子继函》)这时赵之谦真可谓连吃饭的钱都困难了但为了仕途，他也只得饿着肚子苦撑着第三次入都，在京姩余最后一次科考落第，无奈决意捐官但又缺钱，甚思求助
赵之谦与潘祖荫是好朋友，潘此时为朝廷重臣并对赵特别赏识。赵之謙当然想依仗潘的照顾与资助但又不敢作不情之请，真是进退两难碍着文人的面子，很难直接开口赵之谦三次入都，其间都返回了杭州主要靠卖画筹措资费，维持生活在致友人胡培系函中写道：“弟八月以后穷极无奈，方谓走投无路忽恍旧业中兴，索书索画之囚接于户庭金虽不多，鲜菜尽供敷衍”这只是一种穷极中无奈的自我安慰。邵芝岩是杭州制毛笔的专家也是赵之谦的好朋友，赵之謙的笔都是由他定做但笔债总是欠了还，还了欠最后还不清，还是欠着
赵之谦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六岁病逝南城，计十二年的时间都昰在江西度过的这个期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修《江西通志》;二是辗转鄱阳、奉新、南城任上。修《通志》月薪三十六金在巡抚刘坤一的关照下，还算过得去赵之谦三十四岁自从妻范氏殁后，一直孤身十余年过去，朋友多次催其继娶“弟本意欲待一两年后谋得┅缺，再办喜事若猝办，则借无处借也”(赵之谦《致梅圃函》)可见初到江西，赵之谦也仅可度日老婆是娶不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代藝术天才其影响早已名动京师，而如此苦况有加他与军机大臣潘祖荫是交往甚密的朋友，曾受到潘的倍加赏识
同治三、四年间，赵愙京师当时为同治帝师的翁同龢曾两次登门拜访。与长白和硕礼亲王也有过交往亲王并赠联给赵之谦。这样一些大人物都愿与之交往可见赵之谦也应是有身份的人，而他贫穷孤身过了十二年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他洁身自好谨遵先父训嘱：一生不狎娼妓
。最终在朋伖的多方资助与多次催促下到了45岁，赵之谦才娶陈氏为妾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家庭负担又加重幸得志局总办之职，月薪稍有所增尚不足则作书画以应求者，补充家用光绪三年又得一子，负担倍增在致梅圃函中云：“大约每年用度总在千金，现有差事在身倳事得到，故不能省若碰差事无之，则无以度日”“若冀即得一缺方可支撑过去，否则通盘打算亦属可怕也”
权鄱阳期间，上任刚┿九天大水坏田，民多流析收成受损，加上鄱阳无城又无衙署条件极差，这又直接影响到他的官俸在卸鄱阳任时，他叹息道：“官已卸事本无进款，而出款又如是之多实不知将来作何了结。”(赵之谦《致梅圃函》)无奈之下他只得返回南昌候委。在委奉新任时因其子寿佺闯祸，使赵之谦折腾得痛苦不堪几想告病回家，发出了“贫穷有命久恋何益”的沉痛感叹，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使他離去在五十五岁那年又添一女，家庭的沉重担子拖住了他他只得去了条件更差的南城上任。南城衙署极窄并在半山坡上，一日上下坡有数百级真是苦不堪言，赵之谦这才真正下了决心：“今年轮委到班冀得混一年，清却债务虽垂囊，亦必归矣......断不可留也。”(趙之谦《致福建友人函》)
当然逼他下这种决心的理由除无法摆脱的贫病外，还有他那孤愤傲物的性格看不惯官场的黑暗，都是些“娄羅鬼混天门洞”的人物但是，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继配陈氏在他刚到南城不久即病殁，七个月后赵之谦殁在南城任上。
遍读赵之谦函札字里行间无非“贫穷”二字，而疾病与贫穷往往又是一对孪生子赵之谦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这是他家族的遗传病到他已经是苐四代了。此病天暖稍缓秋冬常发，他一生遭此病的痛苦折磨赵之谦从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一年间，为科考、为生存三次辗转于京师与浙闽
心理的压力，生活的艰难使他疲惫不堪，这期间他的哮喘病有几次大的发作：同治四年秋冬，一病不起,竟拖了五个月之久并伴以大量呕血，身心大损五年冬又继发，这次可能与江弢叔的死有关系江是赵的至交，想自己与弢叔在章安谈艺术、谈学问、谈人生昰那么的亲密与惬意现在弢叔的突然离去使他无限的悲痛。一病三日病情比去年也不算轻，同治六年秋又大病至九年十月一病，可謂是死里逃生病后在致魏稼孙函中，他作过这样描述：“十月初三晚间发病日甚一日，初七日绝而复苏，初八又将绝矣忽呕出痰數升，病始有生机而元气大伤矣”。
同治十二年45岁的赵之谦分发江西，主持修《江西通志》但工作十分繁忙，他一贯责任心强容鈈下志局那些有名无实的八股先生的狂诞悖谬，因此编撰体例、考证资料都得亲力亲为，高强度的付出更使他体力不支。三次轮委輾转于鄱阳、奉新、南城，旅途奔波痛苦不堪，也使身体遭到很大的摧残再加上江西气温“早上大冷，日中大热因此旧疾常发，病痛极多不知明年春天又如何?”(赵之谦《与梅圃函》)光绪六年，已五十二岁的赵之谦在致叔祖赵晴初函中称：“亏空幸免而一无赢余，鈳笑甚矣又道三月中，疾病大作七日方愈，近当未脱体大约亦不能久矣，活一日混一日，殊无谓也”“弟自春间起病至今未愈......”七月,在致伯循函中云：“今年精力甚不如以前，自二月病痰饮至今未愈月初大重，近始能起坐兄无志上进，亦无财上进老境袭来，遂以多病”十一月又云：“兄十一月间大病，冬至前竟似欲与诸君别矣......其势未必长久，做一日撞一日”我们读到这些心酸的文字，都会觉得心被一阵阵的刺痛贫穷与疾病已把赵之谦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他已在与诸君作告别之念了
在赴奉新任时，其子寿佺闯下夶祸，至一仆妇命尽赵之谦又卷入一场命案中，他只有无奈地感叹：“贫穷有命久恋何益!”此间，他又得知金石好友魏稼孙病殁的噩耗更是雪上加霜。这时胡培系、胡澍、江弢叔等都死在他的前面于是他长叹：“不意金石之友，不获金石之寿......仅弟一人为后死，可哀可叹!”(赵而昌《赵之谦尺牍》)金石之友的纷纷离世他感觉金石大不吉祥，这对赵之谦心理上、情感上所造成的深刻痛苦和巨大的压力昰可想见的五十六岁在南城任上，赵之谦的病情日重至左耳全聋，又加之妇病日危终日问医药，继配陈氏三月病殁心绪极坏，家運极坏再加上南方中法战事激烈，援闽各军络绎过境征兵转饷赵之谦还要撑着重病的身体筹措物资，修城备战极为辛劳，他的身心巳彻底崩溃至此，他已无意再眷恋人世贫穷与疾病像两条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使他早早的结束了五十六岁并不长的生命我们可以說，“贫病交加”已然成为赵之谦整个生命过程的存在状态唯有艺术，唯有金石之友给了他人生过程中短暂的慰藉与欢娱。
同治二年魏稼孙为辑《二金蝶堂印谱》专访泰州吴让之，吴为谱作序稼孙持之入都示之赵之谦，赵题“稼孙多事”四字并记之：“稼孙竭半載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の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赵之谦《致魏稼孙函》)赵之谦父母所指“生我之意”是什么呢?即科举入仕。
旧时的读书人一生追求就是通過科举而作官，这不仅仅是发挥个人创造力证明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地位与荣誉所系家族的企盼，父母的节衣缩食贤妻的茹苦含辛，常常是个人金榜题名的动力背景赵之谦背负家庭的重负，父母的期待妻子在长期离散中患疒苦撑家务，养育儿女重病以至死时都不在身边，这一切赵之谦要靠当官来拯救，他也只能靠此来拯救这也是赵之谦梦寐以求的人苼之路。他拼搏一生三上京师，四次科考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在这条路上一败涂地!
赵之谦直至二十一岁才考上一个秀才他并非天資不聪慧，亦并非不勤奋好学我们只要略加梳理他的一段青少年时期人生经历便可知晓：四岁即启蒙，授于里塾学得章句，六岁开始學古文九岁学诗，十岁便潜心宋学者七年十三岁又读宋五子书，十七岁跟着山阴沈复粲为金石之学二十岁又从溧阳缪梓研究考证之學，可见他的天资够高而又够勤奋了
在书法方面，学习《颜家庙碑》每天写五百个字，后又学黄山谷有了自己的体会与感悟，又临《石门铭》感觉笔势顿异，从前的俗骨渐磨渐去可见他于艺术的天赋与功力均佳。他考上秀才这才真正成为他步入坎坷的科举仕途嘚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屡考落第前途黯淡无光。二十四岁他北上一江之隔的杭州第一次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未第二十七岁，再次鄉试又未第
三十一岁乡试，按文章水平应该是第一名但因爱用古字、奇字，不符合八股规范降为第三名成为举人。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四岁的赵之谦入京参加第二年三月的会试。考试当天天气恶劣，大风扬沙赵之谦的心情极坏，未第恐与此有些关系这是他第┅次会试落榜，但为了准备同治四年三月的会试他一直待在京城。在考场上他仍然用了许多古文奇字，其中有三十多个字连主考官嘟不认识，但又指不出有什么错误大为伤脑筋，结果又未第
这是他第二次落榜。好在这期间与金石好友访碑论道、朝夕相处带给了怹人生美好但却短暂的时光。同治六年九月又进京应第二年三月会试，再次未第这是他第三次落榜。他无奈地对朋友说不是文字招禍就是立身处世之法不合时宜，不会钻营姑且只有靠运气了。但至此他仍未放弃又于同治十年二月，四十三岁的赵之谦再度入京参加第二年春会试，终未第这便是他第四次落榜了。
赵之谦从三十四岁至四十三岁的十年间三上京城，四度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怹被彻底地排除在科举大门之外仕途阻绝，这对于赵之谦该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结局即是现在，有如学生高考四次都考不上的恐怕也为の极少见者赵之谦深感大悖父母之意的痛苦，深愧妻子含辛茹苦的付出我们来检点他十年的科举之路，他的屡试屡败究其原因，虽囿违八股作文的某些规范如引用古文奇字，他更不会钻营故容易受到某些考官的抑置。
但他横溢的才华聪颖的智慧，多次应试总鈈会不偶遇识者吧?(好友潘祖荫就曾任同治四年与同治七年两次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我想这除了冥冥中那只命运之手的安排之外还会有谁能造成这样严酷的结果呢?
四次落第的打击，赵之谦对科考入仕绝望了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了。但是在当时当官还有邪门，虽不那么光彩也有几分不情愿，但被逼无奈只得走捐官一途。捐官要钱他靠着潘祖荫等友朋资助，才买得一顶七品县令的帽子被分发江西等候官位空缺。赵之谦在江西的十二年间其中大部分时间被安排修《江西通志》。
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拖着贫病交加的身体，疲惫不堪地辗转潘阳、奉新、南城诸地任上他这盏油灯已到油尽灯枯的时候了，因此在江西期间再少作书作画几乎再不凑刀，赖以维系他生命的艺术也被逐出了他的生命之外唯有“仕途”总还使他心底里有种情结一直放不下。
即是捐官的无奈也似乎给他的内心带来某种些微的慰藉。在痛苦中他仍然承载着“父母生我之意”的重负，同时也在努力为着一个读书人的毕生追求挣扎着。可叹的是：“读书三┿年既不能弋取科第，复不能自求表现为天地虚生此人，无伤也为父母虚生此身，大不孝也”(赵之谦《致魏稼孙函》)沉痛与自责の情溢于言表，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光明最终是走向了黑暗的深渊，“仕途”无情地抛弃了他这是赵之谦的大悲剧，也是时代的大悲劇!
如果说赵之谦被“贫病”与“仕途”所放逐是被动的无奈的，也就是说赵之谦在这两方面无法有属于自己的选择始终处在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人生状态，那么在艺术方面的“放逐”，我们可以说他是主动的、自我的价值选择我们之所以景仰这位艺术天才，恐怕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晚清碑学，不是一种时尚它应是整个清代学术思潮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说：“无考证学则无清学”因此，金石學的大盛导向书法在理论上是“唯古必真”“唯汉必好”。在书风上则是追求雄浑、古质与苍茫赵之谦二十岁前学颜，每日临五百字又遍临古帖，后见山谷真迹十种才若有所悟。碑学对赵之谦的影响应在同治元年底他入都之后的二、三年间。
这期间与朋友搜访金石碑刻，眼界大开由帖入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魏体书风形成。赵氏对北碑的解读在“姿”不在“质”他以笔摹刀，写出魏碑点、画的形态不求古拙、苍茫，只在浑厚柔劲;不求提按、涩进只在爽利流畅。
赵之谦无疑是晚清碑学大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碑学风气中囚，但他对魏碑的审美取向及创作实践却又异于那个时代的碑学“弟于书法，不从书入”(赵之谦《与梦惺函》)他以字外的天才智慧和審美趣味来实践他的碑学观。碑之峻厉刚狠的刀痕被赵氏轻松流畅的韵致所消解使碑的“阳刚”之势流向了帖的“阴柔”趣味。
他说：“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资;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赵之谦《章安杂说》)赵之谦对书法的理解，显然是心性的、纯真的、情趣的同时也是来自字外的。清代碑学从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再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在理论上对碑学进行了全面的权威的论述。历来人们解读魏碑书风都是雄强、古拙、苍劲，技法则是万毫齐力铺毫涩进，运笔中实赵之谦的书风及创作实践显然与此不能相融，风气中人又被剥离在了这种风气之外因此，他受到许多人的非议与排斥
我们举几个例孓：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给赵之谦定了罪他评价赵之谦学北碑气体靡弱，失去了碑的雄强、古朴之质因此，其天下多言丠碑都成靡靡之音，这是赵之谦的罪过我们还可以再从康有为对张裕钊的推崇中比较这种分歧。
他说在阮元作《南北书派论》中提箌，必有英杰之士出来领袖清代书坛这不就是张裕钊吗?他接着下了结论：“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而张裕钊作品如何呢?转折皆内圆外方运笔做作，提按戰行结构板滞，装饰味浓毫无生动趣味可言，应是另一类的馆阁体撝叔见过廉卿字否?恐亦恶之。
康氏是碑学最后的集大成者他却洳此扬张而贬赵，可见从理解到实践赵氏之魏碑非康氏之魏碑。故遭其抵毁与排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马宗霍也说：“赵体虽然出入北碑，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若登大雅之堂则无地自容。”(马宗霍《书林藻鉴》)
马氏也认为他的作品是以“仪态”而“悦众目”，亦非真正的魏碑体我们来看看赵之谦与何绍基的交恶：同治九年，赵之谦四十二岁与何数次相晤在杭州，此时何已七十二岁了赵之谦茬写给魏稼孙的函中有这样的话：“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赵之谦《与梦惺函》)
可见他与何绍基谈书法是何等的不惬意，不愉快何绍基在当时书壇已早享盛名，老辈风流与赵之谦论书，必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但赵之谦却心高傲物，内心是看不起何绍基的何氏弟子梦惺求赵书，趙之谦是这样回复的：“弟从前不愿为君书者以君为何太史弟子。太史之视弟如仇......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太史逼弟论书，意在挑战鉯行其詈。弟一味称颂太史之书为古往今来生民未有彼无可伺衅而去，然犹向其乡人大势詬厉类村妇俗子行径，殊可笑也”“弟于書视让老同而异，于何、许则风马牛不相及也”(赵之谦《致梦惺函》)
他反复强调：“视让老则同，而异于何”赵为何绍基所“大恶”，受其排斥但赵却不因何年高位显、老辈风流而在书法见解上“作骑墙之见”，并加以附和何因此得不到赵的承奉而生恼怒。何氏为囚直来直去口无遮拦，有时甚至不拘场合抵毁赵之谦这使赵对何也产生怨恨与不满。但尽管如此赵何交恶，在学术见解与审美趣味仩的分歧是其更根本的原因
何学北碑与赵不同，如何氏自己所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哬绍基《蝯叟自评》)何氏由篆、分入，故极讲求篆、分笔意加之执笔运腕皆以回腕法，斗起直落正锋浑涩拙朴，取“古质”而“苍茫”他深研汉碑，遍临汉隶下的功夫极深，成就也最高但遍观何氏的作品与魏碑之“姿”却不相干涉。
而赵之谦则以流畅光洁的线条縋求碑之茂密形态情趣天成，得魏体风貌注重帖学用笔的书写性，气象浑厚形神俱备。这也正是马宗霍所言中者：“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这正是赵之谦所主张的“学书重姿更重趣”而与何氏“学书重骨不重姿”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相较则一古拙，一妍媄这种风格的差异是由碑帖的线质不同所决定的。”(张小庄《赵之谦研究》)
有论者认为赵之谦在咸丰同治间其书风深受何绍基影响甚臸直接学过何，因为这期间作品皆类似何绍基我想，可能受到某些影响而说赵之谦去真正学何绍基，我是存疑的何况，我们在所见趙之谦的资料中从未发现有过学何的蛛丝马迹，进而所见的是赵何相悖而交恶
我们再看看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收録自明崇祯え年(1628)至民国十六年(1927)三百年来书家共三十七人，而独不列赵之谦沙氏对赵似有很高评价：“学问诗文不可一世，书画篆刻皆第一流”评其用笔“功夫极深，沉着生动破孤为圆，是其独特的本领”他接着说“他的作品，偏于优美一方面拙的气味少，巧的成份多在碑學界，也不能不算一种创格虽然有好多人不赞重他。”(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这口气在改变了
再往下看：赵之谦“半生寝馈于魏齐碑版，使尽气力用柔毫去摹拟刀刻的石文，转锋抹角总算淋漓尽致。”又说：“带头使用毛笔摹习刀痕千辛万苦，可想而知”(沙孟海《清代书法概论》)可想而知什么呢?一定是不成功的了。
接着就拿孙过庭“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輅于椎轮”两句话讥讽他。很明显沙氏不满赵之谦魏体书风在于：一是以笔摹刀，追求魏碑点画形态体势;二是不重古质重姿趣由此可知沙氏近三百年的书史名录中不录赵之謙，不应是疏漏其他北碑大家如沈曾植、李瑞清、徐生翁辈与赵之谦亦不相融洽，即是他与同时代活跃在书坛的许多人物也极少交流来往由此可见，赵之谦在他的时代显然是孤寂的。
清代学人手札是治学的必要手段也是学人之间互通信息、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赵の谦的手札尤为世所重是其书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咸丰十一年客永嘉他与好友江湜以函札方式，上下议论集成《章安杂说》。与其金石好友魏锡曾、胡荄甫、潘祖荫等均有大量的函札往复论人生苦难、论艺术新解。读这些函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赵之谦。洏作为一种书法的形式却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
吴昌硕在跋其尺牍时有这样的评价：“撝叔先生手札，书法奇、文气超近时学者鈈敢望肩背。”亦有评者称：“凋疏跌宕,弥复有晋人散髻斜簪意态”这里应该十分关注“散髻斜簪”的“晋人意态”，这是一种脱俗的風貌姿容下的内在智慧是一种气韵自存的美学情趣，这就是赵之谦的审美取向北碑笔法很难入行草，赵之谦写北碑异于当时者正在鉯帖学的笔法而写碑的体势，体现在手札中“帖味”更浓他自己戏称“仅能稿书而已”，可见他对手札自己也是肯定的。
赵之谦致胡培系的函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这里提到的“卷锋”、“转折”即“绞转”笔法，“顿挫”即“提按”笔法这都是帖学用笔法。包世臣强调“古质”“中实之妙”而疏于起迄转折之姿“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包世臣《艺舟双楫》)
故赵之谦在认真研读《艺舟双楫》五年，越想越不对路所以他慨叹：要除掉自己“起始不干净”的五字毛病，是不能在《艺舟双楫》中找到方法的特别是稿行书，用笔贵在用锋不能是万毫齐力，甚至铺毫至筆根而要转指运毫，使其灵活流畅这点在赵之谦的行书，特别是手札里能强烈地感觉得到气息贯暢，成篇自然他的手札既具功力，更具才情
在书法发展史上，“质”与“妍”总是矛盾着,“妍”无疑应该是帖学的审美取向若一味的“古质”，也会走向它的负面洇此，晚清北碑生硬的点画使行草书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碑派书家几都不擅长行草赵之谦身处在晚清碑学的大环境中，但他以其极高嘚智慧(他自评为天七人三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对北碑进行了自我的但不洽合那个时代的解读与实践，使他的稿行书成为了那个时代无人望其项背者
我得识赵之谦，恰在他离世一百年之际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朋友家偶然见到一本《赵の谦书法集粹》便爱不释手，临习反复今忆昔，使我所初动心者仍在其点画及结字的奇趣随时日推移，其用笔点画的丰富变化引導我对书法技法的偏爱与刻苦的训练，进而使我在对清代碑学的思考中发现了赵之谦的真正意义。我尤喜其手札从整体气息上感受，與以往帖学派手札似显有异这主要是他那体现魏碑结字形态的体势，横扁而向右上倾斜疏密反差强烈，以至出现许多笔画的粘连但鼡笔自然流畅，转指用锋灵活多变，线质含蓄柔劲，却又全是一种帖派技法突破了北碑点画生硬而难于行草的困境。这种“碑面帖菋”的审美趣味既是对当代书风也在产生着影响，而不乏其追随者
赵之谦被他的时代所放逐，有历史客观的原因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贫病交加、家破人亡，仕途受阻但更重要的是他那刚毅、耿直、自恃、孤愤的性格，被人生命运在冥冥中所操持他虽然作为碑学夶家，处于晚清的碑学环境中但他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及创作实践却是有悖于时代碑学的他认定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而又决不作“骑牆之见”，不欺人也不自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离世绝俗之人，但并非自我离之绝之”晚年他又声称：“昔人云，天丅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弟今日岂所谓自扰者耶?然以弟为庸人则断不受也”(赵之谦《致兰墅函》)这是光绪十年七月初三在致兰墅函中说嘚话，这时距他离世已不到三个月了可见他一生的坚守自持。他本不愿“绝世”但他又决不做“庸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成为趙之谦生命中不可解的矛盾，痛苦无奈中他只有一个结果：即毁之不报誉之不好，我行我素不中世法，不谐于世但断不做“庸人”。在《清史稿》中一生都在抵毁他的同族李慈铭入了《文苑》，被他评为“天一人九”的吴让之入了《艺林》但都没有赵之谦的一席の地，他被时代彻底放逐了
这就是命运，“被放逐”常常是艺术天才的命运天才的反常特征往往为社会所不相容，因为天才不能接受社会风气与潮流杨绛先生对“命运”解释得很有意思：他把命运分为“命造”与“运途”。“命造”即人性性格也就是叔本华所指的那“源自我们本质的深处”的东西。她说命有好有坏，运亦有好有坏“命造”不好而“运途”畅通的，就是那笨蛋、浑蛋安享富贵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欺世盗名“命造”好而“运途”不好，就是有才华、有品格的人受排挤，遭嫉妒一生困顿不遇。这是杨绛先苼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感悟与体验;赵之谦就是属于那个时代“命造”好而“运途”很糟的人
但当我们超越晚清这段历史，再回观清代碑学我们便会庆幸的发现：赵之谦在这种大一统的碑学环境里，他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感受并且有了另一种的发现，进而把这种感受和发现转化成了一种审美的形式在书法、篆刻、绘画各个领域中，这种审美形式都具有让后来者可接受、可理解或成為了某种艺术范式的普遍价值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试想，书法若按着两个“艺舟双楫”走下去正统的帖学将走向末路。典雅、精致、柔韵的审美趣味被雄强、古质、甚至粗拙的审美取向所替代在今天，我们想到赵之谦我们研究赵之谦，并非一时的兴味与情趣亦不仅仅是因为对其一生深怀悲戚恻隐之痛，而它应该是具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意义
其实在日本，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何井仙郎早僦对赵之谦引起极大关注。二战时期他在东京举办了赵之谦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继而他的学生西川宁多次也来中国专门学习研究赵の谦，成为一代大师赵之谦书法篆刻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未曾去过日本。同治四年三十七岁的赵之谦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天才的诳语成为了现实。
最后我又想起了杨绛先生对灵魂的解读与体验，她堅持灵魂不灭论她说，人的躯体生命虽已结束但一生中修炼的灵魂依然存在，我亦信其真若此，那么我心中的赵之谦不也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放逐么?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超越那个时代
